论哲学的抽象和具体——评俞吾金先生的《意识形态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抽象论文,哲学论文,金先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发表了俞吾金教授《从抽象认识论到意识形态批判》（简称《意识形态批判》）一文。笔者对此文提出一些不同意见，请俞先生赐教。
一
俞先生在《意识形态批判》一文首先指责现行认识论的抽象化，认为现行认识论关于认识的前提、主体、对象、过程和检验认识的实践的理解都是抽象化的，因而它忽视了实践本身所包含的认识，即忽视了认识的前结构及其对于认识过程的“先入主见”；同时也就忽视了认识对象作为实践产物、作为人的生存世界的构成要素所具有的具体性、社会性和它们对人的生活的影响；并且只注重单个实践对单个认识命题的检验，忽视了单个实践的偶然性及这种检验的相对性。总之，现行认识论由于它的抽象，使其丢掉了意识形态在认识中的先行作用、媒介作用和影响制约作用，更忘记了认识论研究的中心任务乃是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反思，以此实现对意识形态问题框架的突破，获得新识见以指导人们对实在的改造。
其实，关于哲学的抽象要做具体分析，既不能一概而论地予以否定，也不能不加分析地予以肯定。人从具体现象的认识上升到抽象本质的认识，是人区别于动物能进行思维的结果，是认识发展的标志。若没有这种思维的抽象或抽象思维，认识便只是停留于人的感性或感性的具体现象认识阶段，认识就没有质的发展和飞跃。纵观人类思想史，可以说人类每一具体认识的发展历程都经历从具体的感性认识上升到抽象的理性认识并且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循环往复、不断发展之过程。而思维的抽象是否科学，是否客观全面，是否能够指导人们科学无误地进行社会实践，这则要看抽象思维所依据的感知材料是否客观全面，感知的手段和方法是否恰当，思维的逻辑和方法是否科学，运用思维抽象、理性认识于实践的具体途径和方法是否有实际可能。这里，随着实践、认识的不断反复、不断丰富和深化，有一个从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不断循环往复的认识发展过程，认识依次经历由感性反映到抽象思维、由一般抽象思维到较为高级复杂的理论逻辑思维、再到真理性理论概括这样几个递进上升的认识发展阶段，认识的科学性也随之有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同时，由于事物联系、发展、本质表现的过程性、阶段性和多样性，无论具体现象认识和抽象认识显然都要在反复实践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实现其不断的发展。这其中，感性认识的失误和抽象认识的失误同样都有可能随时发生。感性认识的失误在于感知觉和表象过程的错觉、遗漏、疏忽或歪曲；抽象认识的失误在于它所依据的感性认识材料不客观全面、或者思维的逻辑不符合事物本身的客观逻辑，违背了思维规律。所以，不仅认识的总过程，即使认识的各阶段也都存在实践和认识的反复。由此可见，认识的失误并不在于其是否抽象化，而是在于认识的出发点——人的感性是否客观全面，在于思维的逻辑和方法。这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认识的感性基础，如果认识的感性基础有误，不管我们怎样进行思维抽象，其认识结果也必然是有误甚至完全错误的。现行认识论错就错在它对认识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既无具体感性的理解（意识形态本身即是抽象的具体，很难为我们的感官所直接把握和察觉），也无抽象认识的把握，而使意识形态在它那里成为弃而不论的东西，从而其研究也就难免有偏颇片面之嫌。
俞先生的《意识形态批判》尽管拒斥抽象认识论，但该文“一般（先入之见）——个别——一般（先入之见与个别融合后形成的见解）”的认识公式却足以证明这更是一种抽象认识论，而且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他作为“先入之见”的意识形态只是抽象的一般，并且在他看来是离开感性而在具体感性认识之前的一种抽象。按《意识形态批判》中的说法，经过实践而得到的认识只是“认识Ⅱ”，意识形态是不经过实践且又包含在实践中对实践和认识起规范制约作用的“认识Ⅰ”，因而它也就只能是离开实践感性基础的抽象，一种先验的意识存在物。虽然俞先生称“认识前结构”和“先入之见”是“意识形态通过教化”，即“认识主体的社会化”而植入认识主体的，而认识主体的教化，他与社会的认同又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媒介实现的”，但俞先生似乎并不把主体的教化、社会化和意识形态的媒介视为人的实践和实践之产物。这样，我们就无法通过人的感性活动来理解把握他的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只可想象而不可感知、无影无踪、先验地存在着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又是怎样通过教化、社会化、怎样起媒介作用，使人成为“在意识形态中之存在者”或“意识形态动力”的，则更是无从可知，神秘莫测。显然，按俞先生唯心主义先验论的理解，这里的一切都被神秘化，他的意识形态则简直成了无所不能而神化的上帝。因此俞先生结论性地指出：“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发现，无论是认识对象、认识主体还是整个认识过程，都飘浮在意识形态中。……认识者不过是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或翻译者罢了。”（《意识形态批判》）由此可见，俞先生所理解的意识形态同黑格尔先验论的绝对观念是何等的相似。
俞先生的《意识形态批判》之所以对“个别——一般——个别”这一实践认识论公式深恶痛绝，而对康德、海德格尔等人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肯定地予以赞同，原因即在于该文提出的抽象认识论——“意识形态批判”实质上就是唯心主义先验论。并且，该文作者作为认识主体本质和认识出发点的抽象意识形态（或认识前结构），同萨特作为人的存在和认识出发点的“纯主观”（或“纯粹意识形式”），几乎也是毫无二致的，它们分别得到各自论者神秘主义、唯心主义先验论的理解和说明，所不同的只是：在萨特看来，“纯主观”或“纯粹意识形式”是人与生俱来而又为人所固有的，于是使“纯主观”得到主观唯心主义的解释；而在俞先生看来意识形态则是冥冥中由意识形态的教化或个人的社会化植入认识主体的主体性或主观性，于是对意识形态、人的主体性和主观性以及人的社会化都作了脱离实践的客观唯心主义的说明。
我们认为，抽象思维和理论抽象倘若不是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就绝对不能离开人的感性活动和感性认识，意识形态的主观性和“先入之见”的作用以及它对认识主体的影响规范作用、教化作用，只是实践中所形成的认识又通过实践的物化，与人的需要相联系而发生的物化精神对认识主体的反作用或指导规范作用。俞先生所说的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信念系统”、“认识前结构”和“先入之见”不外是伴随实践而产生并在实践中影响人们所形成的人的主观性。人类主体正是人类客体与这种主观性的内在统一，或者说是作为客体的人同作为主观的人的双重统一。意识形态从其认识论的广义上说，也就是物化形态的人类精神或实践事物对人而言的思想认识意义。它虽然由于意识的不断物化、过滤和积淀藏身于厚重的物质外壳之中，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影响人，不易为人们所觉察，但也不是神秘莫测不可认识的。马克思的实践认识论，尤其是他的主体主观能动性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就真正揭开了意识形态的神秘外衣，商品拜物教理论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分析。但马克思的理论是以人的实践和感性分析，尤其是以生产劳动的分析为基础的。要科学地进行抽象思维，就绝对不能不以实践和感性的具体认识为前提，否则就必然导致唯心主义的神秘主义。因为只有实践才能形成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和认知关系，只有具体的物质现象和具有物质外壳或物质载体的精神及关系事物才是真实存在并能为我们所感知，而抽象思维即是人在对事物感性认识基础上经过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思维方法的运用，对事物某一共性、某一特质或某一关系所作的逻辑性思维和把握，所以它就不能不以实践为基础，以感性认识的具体或个别为前提，同时而又超越这种具体和个别。而俞先生的意识形态抽象恰恰是丢掉了实践和感性的基础，丢掉了抽象的具体和个别。但离开人的交往和实践，离开认识的感性反映对象，人的“语言信念系统”和意识形态的产生、演变和作用，显然都是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
二
抽象思维是人的认识过程所不可缺少的，不仅理性认识是抽象思维的认识活动和结果，是思维的各种抽象，就是人的感性认识以及介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间的非理性心理现象，其中也包括着抽象思维的萌芽和影响，如表象、情感、意志、动机、潜意识和感知觉的选择等等。严格说来，抽象思维只是人脑对感知觉对象加工制作予以反映和反思的一种思维活动，而抽象亦即这种反映和反思的结果，只是抽象的层次和程度有所不同罢了。理论思维是高级的抽象思维，人对事物所做的理论抽象即是理论性思维的结果，它只能概括事物的一般，而不能将事物的各个个别或具体属性和特征囊括无遗。但高级的思维活动只能来源于较低级的思维活动并以后者为基础，而它们最终又必需以实践和人在实践中的感知为基础，所以，前者本身也包括着后者。
客观事物有其发展的过程性、阶段性和复杂性，人的认识活动及其成果同样也有其发展的过程性、阶段性和复杂性。一种理论的形成，往往需要实践和认识的无数次反复，需要感性认识和抽象思维的无数次反复。理论形成之后，它的丰富、完善和发展同样也需要上述诸方面的无数次反复。于是，就有了“实践——认识——实践”、“个别——一般——个别”的循环往复、不断发展的认识运动。实践认识论的认识论公式不过是客观历史的认识运动理论化、公式化的表述和概括。俞先生把这一公式变换成“一般——个别——一般”的公式，实际上是只看到具体认识循环往复、无限运动过程的一个片断。他把这一片断从认识总过程的整个链条上截割下来，所看到的当然首先是在实践和实践产生的具体认识之前就先有一个抽象的“先入之见”或“认识Ⅰ”，然后才有新的具体认识——“认识Ⅱ”，最后，“认识Ⅰ和“认识Ⅱ”又融合而形成新的抽象或一般性见解。若一旦把俞先生的认识公式复归连接到认识运动总过程的链条中进行实践认识的历史地考察，我们立即就会发现：原来俞先生的“认识Ⅰ”或“先入之见”依然不过是源于实践，源于感性具体认识，而由人的实践和思维所物化在人脑中的东西而已。能够影响制约“认识Ⅰ”或“先入之见”的人所遇到的既定的思想文化、语言信念系统和其他意识形态，也不过是认识及其思想在实践中产生、积累、过滤、完善发展和物化所形成的历史的产物。所以，一旦把唯心主义所夸大和神秘化了的人的主体性和主观性还原为现实实践和认识的历史的运动所存在和表现的真实的主体性和主观性，它们对于物质世界和实践的依赖性、派生性也就明明白白、昭然若揭了，唯心主义的主体性和主观性的神秘外衣也就不复存在了。
人类社会是伴随实践而产生的，作为意识形态的东西也是伴随实践在感性认识基础上而产生且只有人类社会才有的。自然界的动物虽然在其本能活动中也会产生感性反映和情感等心理活动，但它们从来不会抽象思维，因而它们对其活动和感性世界没有自觉的意识，只是被动地反映和适应。自然人在其本能活动中一旦能够进行抽象思维，就会与自己的需要相联系自觉地意识到自身活动和感性世界对自己的意义所在，从而主动地、能动地根据人的需要来认识和改造世界，使其本能活动转变为人的实践，感性活动转变为人的感性认识活动并以此而构成认识的起点和基础，又在抽象思维的条件下使其不断发展，使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就人类起源来说，所有这一系列质的转变完全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和进化而在一瞬间同时发生的。其中，作为人类祖先的自然人的本能的群体互动活动不过是人类交往互动的实践活动的前身，它所产生的感性反映活动也不过是人的感性认识活动的前身，群体互动基础上最后上升为抽象思维的思维活动则是实现这一系列质的飞跃的关键。这里，说人是能思维、有意识的社会动物，人及其意识是实践的产物，而实践又是人的有意识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能动的感性活动，这几种表面上似乎相互矛盾的说法实际上在历史的现实中并不矛盾。但即便在这里，具体和个别仍然是抽象或一般的基础和对象，感性反映仍然是抽象思维的前提和条件，而自然界和整个物质世界则是它们更为根本的本原和前提。在人类以后的认识活动及其历史中，抽象思维及其抽象则更是要依赖于实践、依赖于感性认识及它所反映的具体。而这里所说的认识的抽象和具体，也总是因认识范围和层次的不同，在不同的认识条件下相互联结、相互变易、内容有别。它们在认识过程有着相互联结、相互演绎、相互转换过渡的运动，是相对而言、对立统一的。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学说，是以最抽象的理论思维来把握世界最普遍、最一般的问题，把握人和世界、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因而哲学作为人类最抽象的认识形式，抽象思维和思维的抽象是它基本的认识手段和工具，理论抽象是它基本的属性和形式，世界观理论则是它的基本内容和本质。但哲学的抽象也是认识的抽象，它不能离开认识的具体，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的实践和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感性认识及这些认识所反映的具体事物。质言之，抽象只能是对具体的抽象，只能是对感性的具体或具体事物的抽象。高级的认识形式包含着低级的认识形式并以低级的认识形式为基础，抽象的抽象是对具体抽象的再抽象。再抽象的理论也要以具体为基础并包含具体，反过来还要为具体的实践和认识服务。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强调的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理论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也就是抽象和具体相互关系的理论。
由此看来，人的交往互动的感性实践活动是形成认识主客体关系，联结主客体的中介和基础，也是人成其为人的基础，感性和感性认识的对象则是一切科学抽象的基础。所以马克思说：人的实践和“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自然界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在人的感性和实践基础上，“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并同关于人的科学交叉融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129页）联系上下文来理解马克思的这些话，俞先生本应以此得出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和实践认识论的结论，但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却使他在这篇文章中对马克思的这些话作了歪曲和错误的理解。由于他对实践和认识作了非历史的抽象理解，对抽象物质观的抽象作了非现实实践、非现实认识过程的理解，把这种抽象同具体实践和感性具体割裂对立起来，从而也就抹煞了抽象和具体对立统一的辩证统一关系，这就自然使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和人的感性为基础的科学的抽象物质观混同于脱离实践、脱离感性具体的非科学的抽象物质观，混同于自然科学仅局限于某一具体物质形态而对物质所作的形而上学的抽象理解，（马克思在此批判的正是后一种抽象物质观，而不是所有的抽象物质观），甚至他所理解的抽象完全就是脱离实践、脱离感性具体的。所以，他就把马克思在这里从哲学世界观角度对伪科学的哲学意义的抽象物质观所做的批评歪曲成对各种抽象物质观的批评。所以，这就导致他对一切抽象物质观、一切物质本体论不加分析地采取全盘否定、大拒绝的态度，导致他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抽象认识论。
尽管俞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声称自己是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认识论者，主张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去认识世界，岂不知他恰恰违背了实践认识论。因为在他看来，人的实践本身包括着不经过实践先验地存在的“认识前结构”或“先入之见”，它们作为“认识Ⅰ”是既定的先在的独立于实践之外，又渗透于人及其实践的，因而它们并不必以实践为基础。因此，他在《意识形态批判》中说：“我们至多只能说；实践是达到新的认识的基础，即实践是‘认识Ⅱ’的基础，却不能笼统地说：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问：作为“认识Ⅰ”的旧的认识既然可以不以实践为基础，而实践所达到的新的认识（“认识Ⅱ”）迟早也要转化为影响制约新的实践、新的认识的既定的旧认识（认识一经产生就势必转化为人的主观认识条件——影响制约人的实践和认识，即成为“认识Ⅰ”），“认识Ⅱ”的实践基础岂不是同样也要因此而丢掉吗？但这样一来，俞先生的实践认识论岂不是徒有虚名吗？
三
俞先生在《意识形态批判》中有一个十分明确但又十分武断的论点：谁要是笼统地说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坚持抽象物质观的物质本体论，谁就是坚持了洛克的“白板说”，谁就是“把认识论研究嫁接在旧唯物主义的主干上”，没有和旧唯物主义划清界限。下面，我们就对他的这一论点试作进一步分析。
首先，如前所述，我们说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这绝不是凭空捏造，而是根据我们对现实的实践和认识所作的具体的历史的考察和研究。在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实践和认识的运动中，无论哪一种认识，都只能在实践中产生，并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获得不断的丰富、完善和发展，同时它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正确与否的检验并实现自己的目的和归宿。俞先生硬说如果坚持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这一笼统的说法，实际上也就是把‘认识Ⅰ’从实践中剥离出去了，而实践一旦减去了‘认识Ⅰ’，也就等于把实践主体——人减去了，这样以来，实践也就成了‘抽象物质’的代名词，因而‘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物质是认识的基础’。这充分表明，只要认识论的研究仍然以抽象的物质观为前提，即使我们成千次地谈论实践，这里的实践仍然是一个空壳。”（《意识形态批判》）俞先生这番话恰恰证明：他根本不理解我们讲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正是从实践和认识的历史的现实的运动出发来看问题的。从现实历史的实践和认识来看，你那“认识Ⅰ”和实践主体——人不过是过去历史实践的产物和物化，是在历史实践基础上所产生的认识经过历史实践的不断积累、过滤、丰富、完善、发展和物化，历史地遗留给你的主观性和主体性的体现，它（他）们在这里并没有离开实践的基础（虽然实践本身包含着认识），同时也没有从你的实践中剥离出去而使实践和主体成为抽象物质的空壳（尽管主体及其实践都要以物质为基础，认识同样也是如此）。同样，认识的对象在现实历史的实践和认识中也没有同实践活动分离，而是作为实践、认识的对象和产物，作为感性活动、抽象思维的对象和产物，并在思维的抽象中实现着抽象和具体的辩证统一。而检验认识的实践恰恰不是俞文所说的某一具体的单个实践，而是整个人类实践的抽象，或者说是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总过程之总和。确切地说，实践只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根本途径和根本方法，而不可能是由具体实践直接判明什么是真理，更不能是由某一实践可以一次性地解决认识的真理性问题。但在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历史的各具体实践中，一切伪科学都是能够被证伪并将最终被证伪的。所有这些都说明：“实践——认识——实践”、“个别——一般——个别”循环往复、不断发展这一现行实践认识论认识公式，虽然过于简化和概括，但它作为理论的科学抽象毕竟还是基本上反映了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和实质，只要我们不对它作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它同洛克的“白板”认识论毕竟是有根本区别的。因为现行实践认识论从来就没有说过人和实践是无意识的，但人的意识源于实践同实践包含意识的作用在历史的现实中并非互相矛盾、不能并存。
现行实践认识论同直观的旧唯物主义也是有根本区别、不能等同的。旧唯物主义根本不理解具体的历史的实践，尤其是不理解革命的能动的实践，因而不理解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看不到主观意识通过实践对人的物质世界和人的感性活动的巨大反作用和重大意义。因而旧唯物主义只知道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世界，不知道还要在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活动以及这种活动所形成的主观方面来理解世界，而实际上人的任何认识都只是人对世界的主观能动的反映（注意：这里不能象现代唯心主义者那样，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从实践、从主观方面理解世界歪曲成一切从主观出发）。因而旧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必然陷于形而上学，而在历史观和认识的基础方面又必然陷于唯心主义，不可能真正彻底地坚持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现行认识论虽然由于缺少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而在实践和认识的历史性思考方面表现有明显的欠缺，但俞先生在《意识形态批判》中因此而把以实践为基础的现行认识论简单地等同于旧唯物主义，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误。因为研究意识形态问题，正确地说明它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对旧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性改造，恰是真正坚持实践认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和要求。
当然，强调认识的实践基础，强调人和社会历史的实践基础，也并不意味着坚持实践本体论，而是更好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唯物辩证地、唯物历史地和实践唯物地看问题，最终都是要求按世界的本来面貌和本质规律来认识和改造世界，而只有时时处处做到实事求是，才能始终坚持主观符合客观，符合历史实际，才能彻底地坚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地看问题，历史地看问题，同时也就是通过实践并在实践中来认识和解决问题，它们说的其实就是一回事。因为只有实践才是人和世界分化与统一的基础；只有实践才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物质和精神、思维和存在、感性具体和抽象思维、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理论和实践、抽象和具体、个别和一般、以及个人和社会等诸对范畴分化和统一的基础，所以只有在连续不断的实践中我们才有可能在经常出现失误的情况下发现并纠正错误，正确地认识和改造世界；只有在实践中且只有通过实践，我们才确切地认识体会到世界的物质本质以及物质对于人和人的实践与精神的本原性和基础性，并同时领会到这种物质只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在人的实践中又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为人的能动的实践所改造的客观实在。尽管这里所说的物质概念同其他理论概念一样只是理论性认识的主观抽象范畴，但这是来自感性客观、源于具体实践的主观抽象，其外延是世界各物质现象，其内容是世界万物所共同具有的客观内在的一般本质属性。这正所谓“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这样理解的抽象物质观，同唯心主义、二元论、不可知论和形而上学都是有原则区别的。假如只是因为列宁的物质定义是一个抽象概念而就必须予以完全否定，那么，世界是又有哪一概念不是思维的抽象？又有哪种理论值得保留和继承呢？这岂不是连俞先生的“意识形态批判”也同样必须否定吗？
责任编辑注：俞吾金一文见本专题1995年第11期136～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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