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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一个轮回。20年前在综合经营道路上蹒跚学步的中国银行业，因为外部环境和自身条件的不成熟，半道而止。
20年后，综合经营已成为国际金融界的发展潮流，中国银行等境内银行也悄然搭建起了囊括投行、基金、资产管理、保险等多种业务领域，横跨海内外的国际化综合经营平台。
10月25日，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回顾20年来中国银行业在综合经营上的得失，认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随着政府经济调控能力和监管水平逐步提高，中国银行业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水平大力提升，应该加快综合经营的步伐。
综合经营的“轮回”
《21世纪》：请您回顾一下1980年代至今中国银行业在综合经营方面走过的道路，以及当时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影响。
肖钢：上世纪80年代后期，很多商业银行都在尝试综合经营，那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信托。几家商业银行都成立了内部的信托部，后来独立出去成立了信托公司。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历了一场经济过热，1993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3％，GDP增长达到了14.2％。信贷投放过多，货币发行过多，物价涨得很厉害，黑市的外汇炒得很高，特别是银行的拆借比较混乱。当时信托资金的来源主要靠从银行拆借，然后去投资房地产、股票。用现在的话来说，那时的资产价格已经出现了泡沫。随后开始整顿金融秩序。
但是，整顿之后几年，从1996年起出现了通货紧缩，又到了一个低潮。为了刺激经济发展，从1998年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大量发行国债，增加赤字，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财政政策一直实行到2003年左右，开始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21世纪》：您认为我国银行业实施综合经营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
肖钢：综合经营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认为中国金融业到了加快综合经营的时候了，应该加快综合经营的步伐。
首先是整个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很大，金融市场得到了长足发展。过去银行业的竞争并不激烈，国有商业银行是专业银行，比如中国银行当时是外汇外贸的专业银行。
随着市场的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结构的变化，银行的专业领域自然而然冲破了。就拿外贸和外汇来说，过去外贸是国有外贸公司为主体，现在民营企业也可以做外贸了。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如此，不光是国有投资，民营企业很多都有固定投资。金融市场也更成熟了，过去资金融通靠单一的银行贷款，现在债务市场、资本市场都发展起来了。
专业银行的体制冲破后，银行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了。随着金融脱媒现象加剧，对传统商业银行的业务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加上国内金融市场不断对外开放，银行业市场的竞争可以说是非常激烈了。要生存、发展，靠过去传统的贷款业务远远不够了，银行必须突破原有的经营范围，向其他的领域拓展。从中国和全世界来看，都是这么一个趋势和潮流。
《21世纪》：对比10年前的宏观环境，现在同样是面临资产泡沫和经济过热的压力，10年前实施了严格的“脱钩”，选择了分业经营。现在而言，您凭什么认为我们已经具备综合经营的条件？一旦实施综合经营，如何应对类似十年前的金融风险？
肖钢：虽然现在资产价格上涨也很快，但现在的情况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政府的经济调控能力明显增强了，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运用越来越娴熟。而且，随着市场经济机制逐步建立，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可以有效防止经济大起大落，经济周期明显拉长了，经济波幅也越来越小。目前是我国经济周期最长的一次，还会延续下去，在未来的20年，仍然是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还会呈现比较快速的发展。
第二，中国经济融入到全球经济的进程加快了，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有利于各国共同来抵御经济周期的风险，也可以在全球一体化中分散、缓释风险。
第三，金融监管得到了加强和改善。上世纪80年代末期还谈不上监管，那个时候人民银行侧重于货币政策，同时履行监管职能，监管只能说是刚刚起步。随着十多年的发展，监管的水平、方法、能力确实在加强和改进。
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商业银行的内控机制、风险管理机制和信息披露机制跟十年前相比有天壤之别，有一系列的内部和外部约束。比如，过去国有商业银行哪有请外部审计师的？现在都是外聘国际上最有名的审计师，他们天天有人在我们这里办公，每个月的数据、报表都要经过他们审核。我们每个季度要向公众披露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等情况。按照上市规则，涉及银行的重大事项都要及时公告。
过去银行管理比较粗放，内控机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现在不一样，比如中行建立了一套业绩考核机制、问责机制，无论批贷款、做业务还是投资，都是要授权的。什么样资质的人，做多大金额的投资，授权都分解到人，你造成的损失或产生的盈利，跟考核和收入也是挂钩的。现在风险控制、内部控制程序比较复杂，有利于保障综合经营顺利发展。
《21世纪》：就综合经营本身而言，今天的综合经营，与10年前或20年前相比有什么不同？
肖钢：过去有一个误解，就是一谈综合经营就是什么都可以做。十多年前的综合经营，是商业银行内部直接搞综合经营，比如设立信托部、证券部等，从业人员混在一起。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没有建立防火墙。现在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业务都由不同的法人实体经营，在集团内部建立了防火墙，对关联交易严格按照上市的要求办理，要受到公众的监督。
我认为，分业监管和商业银行的综合经营并不矛盾。现在中国银行就是综合经营，下面有投行、保险、基金等多个平台，但是内部实际上是分业的。比如，中银国际主要是做投行业务，它不能经营商业银行的业务，如果从事商业银行的人员去中银国际，就必须和商业银行完全脱钩，因为它是独立法人的公司，不是内设的一个部门，它的行为要接受境内外监管机构的监管。
《21世纪》：中国银行业走过了综合经营－分业经营－综合经营的反复历程，您怎样看待这样一条发展路径？您认为我们是否走了弯路？
肖钢：不能这么说，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末期搞综合经营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是客观事实。导致后来通货膨胀很高，当时股市、房市产生了泡沫，通胀较高。后来泡沫破灭，又面临通货紧缩。针对当时的情况，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整顿金融秩序是十分必要的，再不整顿就很难维持下去了。
当时金融领域出现的问题有着深层次的原因，可以说是多方面问题的一个集中表现，如果把那时金融秩序比较“乱”的状况称之为金融危机的话，实际上我们的危机早于亚洲金融危机。应该说1993年那次整顿是很及时的，收到了明显成效，对于我们平安地渡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那时已经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分业机制，一些遗留问题也在逐步处理，同时又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所以应对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
中国银行的“综合经营”
《21世纪》：20多年来，中国银行在探索综合经营方面走过了怎样的轨迹？
肖钢：中国银行是国内较早进行综合经营的银行。1996年中行就在伦敦注册了一家投资银行，后来迁到香港。1998年，我们在香港成立了中银国际，这是第一家中资的投资银行，前身是始建于1979年的中国建设财务(香港)有限公司，以后在纽约、伦敦、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设了分支机构，在北京、上海、广州和重庆等城市也建立了销售网络。
中银国际作为香港第一家中资投行，业绩很出色，IPO业务占整个香港市场的12.2％，资产管理的总资产达到了287亿港元，大约占香港整个资产管理市场份额的8％。
中银国际和内地五家大型企业合资组建了中银国际证券公司，又投资了中国第一支产业基金－－渤海产业投资基金，负责管理200亿人民币资金的运用。中银国际证券承销了很多企业债券，2007年1－8月份利润7.69亿元，预计全年利润增长超过100％。
通过设立这些机构，中国银行在海外拥有了证券、保险、基金、租赁等业务经营牌照，在国内可以从事证券、保险、基金业务，是国内银行同业唯一既有证券又有保险牌照的商业银行。
《21世纪》：由于国内法律和监管环境的缘故，中国银行业仍然保持着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模式，中国银行的综合经营似乎是以回归的形式来完成的。
肖钢：中行的投行、保险业务都是先在香港发展，后来延伸到内地。因为当时内地政策还不允许，后来才随着形势的发展进来了。
《21世纪》：中信、光大等银行也在尝试综合经营，站在这个平台上展望未来，中行与这些银行相比特色是什么？中行的定位是什么？
肖钢：我们的策略还是以商业银行的业务为核心，依托现有的商业银行来发展。随着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商业银行业务本身就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要抓住经济发展的机遇，依托现有的商业银行的核心业务为基础，大力拓展为投资者服务的业务。
为什么这样定位呢？还是从我们的实际情况来定的，中国银行从事商业银行的经营网络、人才、技术力量都比较强，充分利用好这些网络和人才，来拓宽综合经营的路子，是切实可行的。
银行自主评估作出业务决策
《21世纪》：过去银行体系产生的不良资产很大程度上源于银行承担着政策性任务。现在，您怎样保证银行的市场化？比如您是本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是否需要承担党或政府派给您的政策性任务？
肖钢：我肯定地告诉你，不会有这样的事。商业银行经过市场化改革，实现了自主经营，业务决策要由银行自己评估作出，自担风险。从2003年改革以来，没有一笔业务是政府下指令或者干预完成的，这一点与过去相比已有根本改变。
银行已建立比较规范的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按照公司章程履行各自的职责与权限，根治了一个人说了算的问题。在业务审批机制方面，已经健全审贷分离，前、中、后台相互制约、有效制衡的机制，行政干预很难行得通了。
《21世纪》：上世纪90年代末，国家当时强硬地要求脱钩，一些银行就被迫与下面的非银行类机构分家了。毕竟中国银行的大股东还是中央汇金公司，如果有一天政府要求中国银行跟中银国际脱钩，混业经营是否会面临类似的风险？
肖钢：如果援引过去的语言叫脱钩的话，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脱钩了，不过现在是一种新的脱钩模式。我们现在的保险、投行都是独立法人，自主经营、自担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