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杰[1]2003年在《潘岳的思想与文风之形成》文中研究表明一、潘岳的思想及其成因。儒家思想是潘岳的主导思想，玄学则是他失意苦闷时的精神安慰。其思想发展可分为叁个阶段：早期：“学优则仕”与田园之思，大致时间在出任河阳令前。国家统一稳定的政治背景，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自身的才颖早誉与士族出身，促使潘岳形成了“学而优则仕”思想；但他仕宦失志，又受到老庄“无为”思想及士人隐逸风尚的影响，因此又萌发“田园之思”。中期：“在幽弥显”与优游之志，时间约在出任河阳令至任着作郎前。更加稳定的政治局势的鼓舞，“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思想的支配，使潘岳即使处身卑微也能够以“在幽弥显”的精神勉励自己；但宦海艰险，夙愿常违，他用世之心渐淡，归隐之念渐浓，最终蓄积为“终优游以养拙”的思想。后期：与世浮沉与“庄缶之慰”，时间是元康七年后的叁四年。元康末年，朝局板荡，社会传统伦理道德观失落，士风轻浮躁竞，潘岳逐渐形成“与世浮沉”的思想；但爱妻娇子相继亡故，感情屡遭重创，他只好强以“庄周击缶”式的旷达故做安慰，苟且度日。二、潘岳的文风及其成因。（一）潘岳的文风。关于潘岳文风，文学史上主要有两种看法：繁缛；清绮。主“繁缛”者着眼于潘岳与同时代文人的共同特点；主“清绮”者着眼于潘岳的个人特色；因此，潘岳文风应以“清绮”为是。潘岳文风还有“哀和”特征。潘岳之“清绮哀和”有特定内涵：“清绮”主要指情致充实明朗、词采绮而不腴；“哀和”指情调哀怨温和、语言和畅自然。（二）文风之成因：第一、儒、玄思想的影响。儒家现实人生观与“温柔敦厚”诗教的影响；玄学重情思想与隽永自然审美观的影响。第二、性情才学的影响。潘岳多愁善感，才颖敏<WP=4>给，有较高的文学修养。第叁、时代审美风尚的影响。影响潘岳文风的时代审美风尚有叁：任情自适；哀美；清丽隽秀。第四、文学发展与文学理论的影响。建安与晋初的文士发现并很好地发挥了文学的抒情与华美功用，提出了“诗赋欲丽”等相关理论，深刻影响了潘岳的文学创作与文风形成。叁、潘岳文风的审美价值。（一）情感审美价值。潘岳继建安文学之后充分发挥了文学的抒情功能，创作了“哀美”文学经典。（二）艺术审美价值。潘岳文风的艺术价值主要有两方面：第一，“绮丽”标志着文学审美功能的充分发挥、文学形式技巧的相当成熟。第二，“清绮哀和”引导了谢混、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清丽”文风。与文学理论的影响。
高胜利[2]2012年在《潘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潘岳(247——300),字安仁,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人,西晋太康时期的着名文学家。他的诗文言浅情深,真挚动人,在中古文坛占有重要的位置。本文试图通过对潘岳人生经历与仕宦沉浮的细致爬梳来探究其思想、心态的变化过程。潘岳是西晋太康时期文士的典型代表,通过研究他的生存状态从而可以窥探当时士人的内心世界和社会风尚。论文由导言、正文和附录叁部分构成。导言部分,对该选题的来源以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学术史回顾、研究的范围和方法进行了具体阐述。正文共分十章。第一章对荥阳潘氏潘岳一族的家族世系、家世背景以及主要家庭成员进行了细致考证。荥阳潘氏自东汉末年便定居在河南中牟县,潘岳祖父官至安平太守,潘岳父亲官至琅邪内史,是故潘岳出身于中下层士族阶层。潘岳的出身及其家族的社会地位,使得他必须像其他士人一样依附于豪门贵戚,以求得在仕途上的发展和文学上的凭籍。此外,本章还对潘岳在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以及晋武帝、晋惠帝时期的仕宦状况进行了论述与分析,并结合潘岳的相关作品,对其生平仕历中史书无载的事迹加以补证。潘岳在青少年时期因为才华横溢和容貌出众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声誉,顺利踏上仕途之路。但此后由于才名冠世,为众所疾,加之因为卷入当时的党派斗争中,遂长年栖迟下僚,抑郁不得志,直到咸宁五年才被外任为河阳令、怀县令等。在西晋国运昌盛之时,士人可以一展雄心壮志,实现抱负之际,潘岳却仕途不顺,遂加快了追逐功名利禄的脚步,这在他的诗文中多次呈现出来。惠帝时期,潘岳先后依附权贵杨骏、贾谧等人,仕途顺利,官至黄门侍郎的清要职位,但却乾没不己,贪恋荣华富贵,最终卷入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失去了性命。第二章是关于潘岳的品行人格及其思想风貌对文学创作影响的具体论述。潘岳性格中既有轻浮躁竞的一面又有懦弱胆怯的一面,潘岳性格的这两个方面使得他既追名逐利,趋炎附势,又不敢公然与当权者抗拒,于是陷入统治者争斗的泥潭中而无法自拔。潘岳的为人与为文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对立的一面,当不牵涉到自身政治利害关系的时候,他的文学创作是真实地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当伴随着其道德人格的逐渐堕落,他的文学创作活动则表现出明显的势利化倾向,这些出于政治目的的作品与其人品是不一致的,说明了潘岳人品与文品的复杂性。潘岳既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又受玄学思想浸润,造就了其复杂而矛盾的思想性格,处在显性层面的是积极入世思想,处在隐性层面的是隐逸思想。这两种思想通过其作品表现出来,他的部分作品带有明显的目的性、指向性,是为了获得统治者的认可,以求得升迁的机会。因为仕途的坎坷,所以作品中展示的既有得意时的豪情又有失意时的牢骚,从现存的潘岳的文学作品来看,往往触发其创作动机的虽然与一己情志的偶然冲动有关,但更多的是对以往某一时期生活状态和生活经历的总结与安排以及对未来的展望,即其创作的出发点重在展示与现实生活、个体情感的关系,具有较强的写实性,但由于过于注重现实生活,缺乏开阔的视野和理论的高度以及形而上的思辨能力,使得潘岳的文学创作缺乏丰富的内涵,显得器局狭小第叁章从士族门第的视角探究潘岳等人加入鲁公“二十四友”的心态以及考察该文人集团成员的家世背景、地域分布与其入选之关系。“二十四友”为西晋时期重要士大夫生活之现象,他们依附贾谧是当时特定社会环境下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外戚争权和八王之乱的动荡政局下,正常的入仕格局被打破,他们要想保存性命并求得仕途上的发展,必须寻求权势的庇护；文人集团依附政治,是中国传统文士依附权势的普遍心态,具有历史的共同规律；“二十四友”成员中大部分是来自司州、豫州及周边地区,儒家的积极入仕思想、玄学思潮影响下的任情及纵欲思想深刻地影响到士人人格精神的生成和人生价值取向。“二十四友”依附贾谧具有人生态度上的共同点,就是追求政治上的腾达,除此之外,他们中的大部分成员具备相当的文学才能,在日常的交游中也留下了很多文学作品,可以说他们的文学活动成就了太康文学的繁荣局面。潘岳、陆机二人在依附权贵寻求仕途发展的过程中,虽然都有强烈的克振家声的宗族意识,但由于出身背景及家风影响的不同而附势心态亦不尽相同。第四章分别探讨西晋时期任情、隐逸、清谈之士风对潘岳文学创作的不同影响。门阀士族占主导地位的西晋时期,九品官人制阻碍了中下层士人的正常入仕之路,这些士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纷纷依附于豪族、权门,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卷入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时刻面临杀身之祸,生存困境使他们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的可贵,任情之风由是兴起。与此同时,该时期盛行的名教即自然的玄学思潮,在理论上消除了名教与自然的矛盾,肯定了现存秩序和人的欲求的合理性,因而为中朝士人在积极追求事功的同时而又宅心事外、不婴事务提供了理论支持。生长在玄风环境中的人,出现了对隐逸思想的认同感,而庄园经济的发达为士人的园林之隐提供了条件；加之政局动荡,在仕宦沉浮及生命忧虑的痛苦中,使得他们的隐逸思想时常涌现,于是创作了大量企慕隐逸、歌咏隐士的作品。西晋中朝,清谈之风甚盛,此时的言玄清谈不只是为了谈玄析理,同时又是一种带有社交性质的、精巧的智力活动,有时还兼有展示口才的目的。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华与风采,谈者往往采用丽辞骈句作为语言表达方式,这种对丽辞对偶艺术的自觉追求自然影响到文人们的文学创作,潘岳作为该时期的代表作家,亦不例外。潘岳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浓郁的深情、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及对丽辞对偶技巧的追求,正是西晋士风中的任情之风、隐逸之风及清谈之风通过对创作主体的影响进而影响其文学创作的结果。第五章阐述了潘岳的诗歌成就。本章围绕以下几个主要问题进行了论述：讨论了潘岳的悼亡诗歌的艺术成就及其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潘岳的悼亡诗确立了悼亡诗歌的体制,实现了悼亡诗歌的“名篇定制”,遂奠定了悼亡诗歌的历史地位,并确立了一种新的诗歌类型,从此以后,悼亡诗作为诗歌创作的题材类别之一,进入了中国诗歌的创作领域。潘岳诗风之形成是综合学习王粲、曹植、张华等人创作的结果,潘岳诗风中体现出的关注民生疾苦的倾向和情感上的凄怆情调是继承了楚辞的传统精神；此外,潘岳的五言诗从语言、结构等方面还汲取汉乐府民歌的营养；除了对潘岳诗歌进行了风格特征的概括外,还对其诗歌中作者存疑的篇章进行了详细考辨。第六章论述了潘岳的辞赋成就。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进行：纪行赋是传统的述行之赋,潘岳以前,纪行赋结构比较简单,还办是处在纪行赋发展的初期阶段,而潘岳的《西征赋》以其完美的结构和形式,在鸿篇巨制中将一时间、历史、地理等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使得文章整体气势恢宏,错落有致,富于变化,标志纪行赋的创作已经进入成熟的阶段,此赋一出,开启后世作家无数法门。潘岳的抒情小赋学习了曹植、王粲等人的辞赋创作,继承了汉末建安抒情小赋抒情性强烈,篇幅短小,文辞华丽等特点,又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写景叙事,语言简洁；情景交融,意境深远；结构流畅,层次分明；文风清新流丽。潘岳还开创了《藉田赋》等新的辞赋题材。此外,对潘岳辞赋中作者存疑的篇章进行了考辨,并总结与归纳了潘岳辞赋的总体风格特征。第七章论述了潘岳的哀诔文成就。本章首先探讨了潘岳哀诔文的主题类型、风格特征,然后对潘岳哀诔文的创作时间进行了考证,最后论述了潘岳诔文的创作观及其对前代文学的继承与发展。潘岳作为西晋时期的着名作家,其出身于具有儒学背景的文学家族,受传统文化之熏染,故对诔文述德之传统功能是非常重视的；此外,受到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且其哀诔文创作也是学习曹植等人的,是故,其对诔文之述哀功能也是接受的,并付诸实施。潘岳的哀诔文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具体表现为：其哀辞着力刻画哀悼对象的美丽容貌,以煽动悲痛之情感；在语言形式上,用艳丽的辞藻来叙写凄恻的哀情；以景写情,营造伤感氛围。其诔文将叙事与议论融为一体,实现夹叙夹议式抒情,诔文还以史传笔法作序,使得序言具有独立存在的文学价值,开创了后世哀诔文大序之典范。第八章是关于潘岳的容貌与才情的分析及其在后世作品中的接受情况。西晋社会唯美风尚的盛行,使得人们对容貌姣美之人给予高度赞誉,加之人物品评也重视人物的潇洒风神,从而使得这些士人在获得社会声誉的同时,也对他们的仕途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潘岳因其姿容甚美和才华横溢,不仅赢得了当时社会的广泛认同,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才比子建,貌似潘安”,已成为大众共识,后世诗文、戏曲中多有潘岳美丽容貌的描写,可见人们对潘岳其人审美接受的普遍性,“潘安”俨然己成为美男子的代名词,也被认为是美男的象征。自从钟嵘《诗品》作出“陆才如海,潘才如江”的评价之后,“潘江”亦成为才华横溢的代名词。潘岳的才学也被广泛认同,其才子形象亦被普遍接受。潘岳少年时期游玩洛阳道的风流韵事为南朝人津津乐道,后来被萧纲等人写入乐府中,其他文人亦纷纷仿作,遂开创了拟横吹曲辞《洛阳道》的写作题材,被当时及后世文人广泛采用并略加扩充,使得《洛阳道》最终成为描写京都贵族出游盛况题材的横吹曲辞名称。第九章是关于潘岳作品在当时及后世接受情况的具体论述。潘岳作品在后世的审美接受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诗文的模拟,尤其是潘岳的《悼亡诗》,后世作家创作的悼亡类诗歌多受其影响。对其作品的引用,主要表现在引用词语或成句、袭用意象、引用篇名等方面。此外,潘岳的诗文被编入《文选》,这也是其作品接受的表现形式之一。历代评论家对潘岳诗文及创作的评价和对其创作风格及地位的评价也是接受方面的内容之一。六朝、隋唐时期对潘岳的评价相当高,评论家无论是对潘岳之为人还是对其文学创作而言,都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而宋至明清时期对潘岳的评价开始出现逆转,批评之声始终不断,主要集中在人品与诗艺的不一致上,从对潘岳人品的否定进而否定其文学作品,总体来说是贬多于毁。对潘岳作品及创作风格评价的差异,是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变化和读者的“期待视野”发生了改变的结果。余论部分主要探讨叁个问题。一是从门阀士族制度下的士人求仕之路这个视角来探究潘岳作为西晋社会中下层士人的代表性,从而窥视当时中下层文人的生存状况并对潘岳躁竞不已的附势心态给予合理性的解释。二是从西晋文士及其作品中普遍缺乏崇高精神风貌这一现象来阐述士风与文学创作的关联性,对士风如何影响文学创作进行了具体分析。叁是通过讨论太康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进而论述了潘岳的文学史地位及影响。
叶枫宇[3]2004年在《西晋作家的人格与文风》文中研究说明西晋文学在六朝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西晋文学研究却是六朝文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尤其是，魏晋时期以士人个体意识觉醒为时代特征，并被称为“文学自觉的时代”，但目前我们对这一时期士人人格多元化状态及其文风的个性化倾向之间的关系，仍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晋着名作家的主要人格因素(包括伦理学人格与心理学人格)的考察，剖析其文风形成的原因，从而在作家文风差异性方面，把握西晋文学的特征。全文共分叁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从大时代背景方面探讨西晋文士人格个性化倾向的生成原因。第二部分为第二章至第八章，抓住西晋着名作家人格特征的主要方面，论述了与其文风形成之间的关系。第叁部分为余论，分别从地域文化、家族传统、道教等叁方面对西晋士人人格的生成作补充论述。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借鉴了一些历史学、心理学、哲学、宗教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也结合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方法，在不偏废道德人格的前提下，更关注心理学人格(包括思想信仰、气质个性、学识才能等)对西晋作家文风的影响。
曾毅[4]2010年在《西晋诗歌批评史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是对西晋诗歌的批评历史所进行的专题研究。西晋诗歌的批评,起乎西晋,止于清代,可以说,这段批评历史悠久,批评材料丰富;并且,这些批评材料中所蕴含的批评内容亦丰富,笔者总结为五个方面,即对西晋诗歌总体特征的批评、对西晋诗人的批评、对西晋诗歌的批评、对西晋诗人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批评、对前人批评的批评。本文由绪论和五章正文组成。绪论交代了与本文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如本文选题缘由、研究内容及研究意义、本文题目解析、本文研究的步骤和方法、本文研究现状及趋势等。正文由五章组成,前四章是对西晋诗歌批评史的分析,最后一章是对这段批评史的总论。本文把这段批评历史分为两晋时期、南朝时期、唐宋元时期、明清时期这几个阶段,每个阶段中的批评为一章内容。在每章中,首先举例那段时期的批评材料,然后分析其中的批评内容。对其中重要的批评内容,如有重要影响的,如有重要转折意义的等,则将进行深入分析。最后还将对每章的内容进行小结。第一章分析两晋时期的批评。两晋处于西晋诗歌批评的开创和奠基时期,其批评材料与批评内容均不多。第二章分析南朝时期的批评。在西晋诗歌的批评历史上,南朝是最重要的时期,故本文称之以“高潮”时期。此时期的批评有如下两个特征,一是其批评材料和批评内容较多。二是批评深入、深刻。本文以为,西晋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典范是在这个时期的批评中奠定的。并且,此时期的批评对后世的西晋诗歌批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叁章分析唐宋元时期的批评。与南朝时期的批评相比,此时期的批评材料较多,但批评内容较少。故笔者以“沉寂”概括这叁代的批评特点。另外,在这段时期的批评中,对西晋诗歌的否定声音已经涌起,对潘岳、陆机等诗人的人品批评的新样式已经确立,故笔者又用“转折”一词概括另一个批评特点。第四章分析明清两代的批评。具体来说,明代的批评多集中于两点,一是七子派从格调优先原则对西晋诗歌的形式风格作了大量的批评,在这种批评氛围中,西晋诗歌得到了较多的否定,后来胡应麟、许学夷有所调整。二是公安、竟陵派及陆时雍从性情优先角度的批评(因多种原因,这部分内容本文省略)。清代对作家和作品批评较多,特别是在古诗选本中,且多是带有总结综合性的批评。故本文以“深化和总结”概括明清两代的批评特征。第五章是总论部分,是对西晋诗歌批评历史的整体性的总结。在这章里,回答了为何西晋诗歌在后世引起众多批评的原因,它有何特征,它有哪些批评形态和批评方法及其它相关问题。本文是第一次对历史上的西晋诗歌批评进行专题研究。本文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西晋诗歌研究方法,即把西晋诗歌的研究由过去的共时的、静态的作家、作品研究,转入历时的、动态的批评历史研究。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角度,这将拓宽西晋诗歌的研究领域,将有助于对西晋诗歌作更为深入的研究。笔者希望在本文研究基础上完成西晋诗歌研究史研究和西晋诗歌接受史研究。
杜元午[5]2014年在《潘岳赋研究》文中指出西晋文坛“人才实盛”，“太康中，叁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其中尤以潘岳、陆机二人为最。本文以潘岳的赋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其赋的深入研究，探讨潘岳赋的文学特色、其人其赋的关系以及潘岳赋在赋体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的承前启后作用。本文共分为叁个部分：第一章“潘岳及其辞赋创作”。本章是潘岳赋研究的基础。潘岳的仕宦经历和家庭生活都十分坎坷，其仕宦经历分为四个阶段：初入官场、外任县令、两度闲居、终致杀祸。在生活上，他的亲友又相继离世。虽然潘岳的经历十分不幸，但在文学上，尤其是赋的创作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潘岳的赋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当其人生遭遇重大打击或出现转折时，他的思想情况、心理状态和感情状况都在赋中有所反映。本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潘岳的辞赋创作以及创作中反映出的真实的潘岳进行深入探讨，同时对潘岳的赋作进行梳理统计，并对部分存在争议的作品进行辨析。第二章“潘岳赋题材内容的继承与创新”。潘岳赋的内容十分丰富，大致可以分为叁类：叙事纪行赋、抒情言志赋和咏物赋。潘岳的纪行赋是纪行赋的高峰；抒情赋在写作体式上具有开创之功；咏物赋则涉及门类众多。通过对这叁类赋作的详细解读，剖析潘岳赋在题材内容上的特点，得出其赋作在内容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第叁章“潘岳赋文学艺术的成熟与独特”。本章是对潘岳赋作艺术手法的研究。主要分析了潘岳赋中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文学技巧和艺术风格。文学技巧有：重墨渲染，融情于景；五色相宣，精致细腻；工于骈偶，典丽雅致。与此对应而表现出的文学风格则有：一是凄艳哀绝，情洞悲苦，二是繁文缛彩，清浅绮丽，叁是整饬端雅，流荡多姿。通过以上叁章的论述，在深入解读潘岳赋的过程中，对潘岳其人进行全面的分析，揭示潘岳其人其赋的紧密关系。而潘岳赋在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上具有的承前启后的作用，不仅是其赋在西晋赋史上独具特色的原因，也是以潘岳为代表的西晋赋在赋史上取得一定地位的重要原因。
孙宝[6]2008年在《魏晋文学与儒学关系研究》文中认为儒学在魏晋时期仍为官方统治性学说,尽管其影响力有所削弱,但对当下政治、学术、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文学自概莫能外。魏晋文学与儒学的关系,历来多为学界所忽视,本文即试图较为全面、系统的解决这一论题。本文绪论旨在揭示与本选题相关的研究现状,归纳出魏晋文学与儒学发生关联的条件及表现:从魏晋儒学的政治兴衰与文学思想环境的形成关系来看,叁国两晋虽上承东汉中期以来儒学衰颓的风气,但在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以及私人授学等方面,儒学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这也影响到魏晋文人儒家人格、思想价值观以及融涵着儒学审美观的文风等方面;从魏晋儒学文艺思想与文人创作的关系来看,儒学文艺观是魏晋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魏晋文论的理论继承和建构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从魏晋文学创作对儒学文艺观的接纳和革新来看,儒学文艺观在典实、辞采、意象、意境、审美风貌等各个方面,对魏晋诗歌、辞赋、散文等创作均有深刻影响。正文上编为“魏晋儒学文艺思想与文人创作”,主要从魏晋儒学的两重属性——即它是一种统治性的政治意识形态,又是一种学术研究的理论形态——着眼,探究它们分别对魏晋文坛产生的积极和消极的作用,既而通过阐发魏晋作家的儒学文艺观和创作的关系,较为具体、直观而详明的论证儒学对魏晋文坛的影响;下编为“魏晋文学创作对儒学文艺观的接纳与革新”,侧重揭示魏晋文学对儒学反拨和推动的方面,突出魏晋情物交感论对儒家诗教观、情性说的继承和发展,并从这一时期诗歌、辞赋、应用文体的创作角度入手,力图展示魏晋文学对儒学文艺观继承与变创的全貌。本文认为,魏晋儒学对文学推动的一面表现在:首先,魏晋文学创作充分继承“诗可以群”的观念,文人集群化活动现象屡见不鲜,大量的优秀篇什也纷纷涌现;其次,秉持仁、德、孝、义、忠等儒家道德观的魏晋文士在在多有,他们在作品中宣扬了悲悯民生、追求一统及批判时政的精神立场。魏晋文士的儒学价值观念和人格品质,又赋予了此间诗文刚健雄劲、苍凉悲慨、耿直正大的风格气象;再次,魏晋儒学与玄学交融互渗,也对文士多元人生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并在他们的作品中多有体现;最后,儒家文质彬彬、允执厥中的审美观,促生了魏晋文人追求“雅”、“丽”结合的批评意识,并在现实创作层面,出现了偏重于复古与绮丽的两种走向,对南北朝乃至隋唐文坛产生深远影响。当然,魏晋儒学对文学发展也有制约的一面,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魏晋文士受儒家“立德”、“立功”、“立言”叁不朽观念的制约,视诗赋创作为小道,并习惯以“巧言致惑”的眼光贬低文学修辞技巧的运用与创新;另一方面,片面强调儒家经典对文学的垂范意义,在创作过程中以复原儒家经典古貌为宗旨,从而产生拙涩板滞的流弊。总之,魏晋文学改变了两汉以来文学作为儒学附庸的地位,又具有深厚的儒学积淀,弄清这一阶段儒学与文学的互动方式,不仅可从思想史的角度透视这一命题的历史渊源,又对纠正学界片面强调玄学对魏晋文学影响的倾向有重要意义。南北朝、隋及初唐时期,统治者提倡儒学,使文学环境一定程度上呈现儒学化的特征,通过对魏晋文学与儒学关系的研究,可为探讨魏晋之后儒学与文风建构的历史性课题提供必要的线索和启示。目前先秦、两汉及宋、元、明、清乃至近代,各时段的儒学与文学关系都有了较为深入系统的探讨,相关论着也层出不穷,这也昭示着关于魏晋文学与儒学的探讨既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加强这一时段的研究,无疑可以使学界对于中国文学与儒学关系的探研更趋完善。
渠晓云[7]2004年在《魏晋散文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以魏晋散文为研究对象，试图用王锺陵先生提出的“新逻辑学思路”为研究方法，对魏晋散文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中的地位给予合理的阐释。 全文分为引言、正文、结语叁个部分。引言简述本课题的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意义。正文包括五章，前两章是总论，后叁章是分论。第一章首先论述中国古代散文概念的缘起及古代“文”之涵义的演变；之后大致梳理了五四以来学者们对中国古代散文范畴认识的变迁；最后此章对本课题所采用的中国古代散文的范畴作了阐释。第二章先阐述了言与文的矛盾是散文文体所具有的一对基始性矛盾，正是这一内在矛盾推动了散文的发展，从而使得中国古代散文出现了骈体与散体两种表达方式；之后本章对中国古代散文内在矛盾的历时性演变进行了考察。第叁章是魏代散文研究。论者认为魏代是散文发展的重要转折期，散文的内在矛盾促使散文创作发生着激烈的转变。魏代散文对上接受了汉代华丽大赋的影响，向下开启了六朝对散文语言的审美追求。魏代散文在文风上逐渐趋向于修饰，从叁曹到七子再到嵇阮，骈俪的发展有迹可寻。第四章是西晋散文研究。西晋的散文继续沿着华丽的风格发展，张华、陆机、陆云、潘岳的散文基本是华丽一路。西晋散文日益繁密既是散文文体发展的要求，也与西晋士人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第五章是东晋散文研究。论者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单线的，其中必定充满了多歧与迂回，散文的发展也是如此。散文向骈体的发展还未充分地展开，到了东晋，由于特殊时代的影响，散文又展开了它自身的另外一面：清新自然的散体风格，从而与魏代和西晋的散文相比呈现了截然不同的特征。王羲之的笔札、慧远的山水游记、陶渊明文，共同构成了东晋散文清新自然的风貌。本文分论部分在说到具体的作家时将散文形式的发展演变与文人的心态、以及所处的环境结合起来论述，避免孤立的作品分析。结语进一步强调散文是一种存在，它向我们不断地展开自身。言文矛盾所形成的散文的两个内在规定性，使得它向两个方面展开自己：言的一面是散体，文的一面是骈体。以陶文为代表的自然的东晋文风在魏晋六朝华丽文风的主旋律中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是华丽文海中的一朵清新的浪花。从刘宋开始，散文又承接着西晋的缛丽文风继续充分地展开自己骈俪的一面。
陈志刚[8]2017年在《两晋文艺精神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两晋文艺精神”作为主要问题,在梳理、描述两晋文艺的基本状况后,总结、论述西晋、东晋文艺体现的最突出的精神,并且分析两晋文艺精神形成的原因、两晋文艺精神显现的普遍的美学风格及两晋文艺精神在我国文艺史上的意义。首先,西晋文艺主要体现为世俗精神,东晋文艺主要体现为超越精神。前者从文艺堕入卑俗、回归凡俗两个层面得以集中体现,后者从超越形式、超越尘俗、超越功利叁个方面得以集中体现。其次,西晋政权的非正义性、前治后乱的政局和分封制是西晋文艺世俗精神形成的主要政治原因,西晋儒学、玄学的世俗化是西晋文艺世俗精神形成的主要哲学原因。东晋门阀政治是东晋文艺超越精神形成的主要政治原因,东晋儒学原始精神的回归、玄学政治观和人生观、佛学开启的山水审美意识是东晋文艺超越精神形成的主要哲学原因。再次,西晋文艺世俗精神主要显现为西晋式的华美风格,华美文风将文艺的形式审美置于首位改变了政教伦理传统下的文艺风格。东晋文艺超越精神主要显现为“清”、“淡”、“雅”叁种异常突出的美学风格,它们由两晋之前现实政治、日常生活中一般的趣味变为以超越精神为内在依据的文艺美学风格,这在我国古代文艺史上意义非凡。最后,西晋文艺世俗精神从人品与文品、思想的多元、文艺的华美之风叁个方面彰显其在我国古代文艺史上的意义。东晋文艺超越精神从诗歌与哲理、自然山水审美意识的觉醒、无功利的文艺观和“清”、“淡”、“雅”美的肇端四个方面彰显其在我国古代文艺史上的重要意义。通过对陶渊明对两晋文艺精神的平衡、从西晋“金谷园”的世俗到东晋“兰亭”的超越、两晋音乐赋的新变叁个个案的细致考察,两晋文艺的世俗、超越精神得到深入论证,陶渊明在我国文艺史上的超越意义、从西晋文艺的世俗到东晋文艺的超越、嵇康阮籍等正始文士对两晋士人的影响等问题也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
吕辛福[9]2017年在《魏晋文人理想人格新变研究》文中指出对魏晋文人理想人格的研究,本文以接受理论视角下的人格接受史研究为主要思路,以魏晋时期主要文人对高士人物的文学接受为中心,通过对主要文人作品中高士人格形象、高士人格内涵的分析,在深入剖析个案的基础上,指出魏晋文人在理想人格发展中所作出的贡献,并在人格发展的纵向梳理过程中分析其中蕴涵的新变特征。本文除绪论、余论外,共分为六章。绪论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梳理学界有关魏晋理想人格的研究情况,重点围绕已有的研究思路展开分析。学界主要从文学和哲学两个层面研究魏晋理想人格,文学层面的理想人格研究,主要结合作家作品、历史背景,采取了精神史、心态史、人格心理学、民族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思路;哲学层面的理想人格研究,主要是对魏晋文人理想人格宗儒还是宗道的方面进行分析。二是提出了本论文的主要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以魏晋文人对高士人物的文学接受为中心,依据时间顺序,纵向以高士人格形象的变化、高士人格内涵的变化作为主要线索,结合横向上对主要文人社会交往关系、思想文化背景的分析,选取典型个案,勾勒魏晋文人理想人格的演进轨迹,分析其中的新变特征,加深对作家主体和作品精神的理解。第一章主要论述建安时期曹丕对高士人物的接受与贡献。在对待文人关系上,从曹操的"得而用之"到曹丕的"得而友之",虽是一字之差,反映出的却是曹丕对文人人格的尊重。在理想人格方面,曹丕彰显历史上的高士人物品行,代表高士人格的"箕山之志"与"栾布之节"因曹丕的推崇而广为人知,曹丕在准确概括提炼高士人格内涵方面做出了独特贡献。第二章主要论述曹植在高士人物商山四皓接受中的作用。在历史上四皓人格形象的确立阶段,曹植《商山四皓赞》对于四皓接受主题的改变和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后世的接受基础。后世对四皓的接受最终落脚在"商山四皓",而不是"南山四皓"、"楚山四皓"、"高车山四皓",这与曹植的作用是分不开的。第叁章是本论文重点之一,分析正始时期的文人理想人格。结合对阮籍作品中高士人物形象的分析,评述阮籍在魏晋理想人格构建过程中的作用。阮籍作品中塑造了新的人格形象,承载了新的人格理想。首先从阮瑀生平经历、对高士人物的看法、人格精神的传承等方面剖析阮瑀对阮籍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全面分析了阮籍笔下新高士人格形象"大人先生"的人格主张及意义。第四章也是本论文重点,主要分析嵇康在魏晋文人理想人格发展中的作用。不同于阮籍,嵇康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创作《高士传》,为历史上的高士人物巢父、许由等赋予了一种新的人格内涵,体现了嵇康"欲友其人于千古"的写作目的。文中着重分析了 "友情"和"知音"内涵如何通过嵇康的叙述呈现出来,同时结合横向上对嵇康与友人交往关系的分析,深化对嵇康人格内涵的理解。另外通过比较嵇康《高士传》与皇甫谧《高士传》创作目的的差异,指出嵇康为高士作传的目的在于"立心"而非"存史"。第五章是对西晋文人人格特征的综合分析。不同于正始时期文人的个性张扬,西晋文人人格体现出更多的群体性特征,本章所勾勒的西晋文人人格具有世俗、重情、自适的典型特征,论述中凸显了向秀哲学主张对西晋文人人格带来的影响,并比较分析了西晋文人对主要高士人物接受态度的变化,最后对左思人格进行了单独分析,左思诗文中的独立批判精神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第六章主要论述东晋文人理想人格的新变特征。主要从思想领域、文艺领域以及文人社会关系交往的角度选取典型案例进行分析,选取的代表文人是孙绰、王羲之和陶渊明。孙绰身上体现出东晋时期佛教影响下的士人人格内涵的变化;针对王羲之,结合对其帖书内容中有关高士人物的分析,指出王羲之为人方面不曾被人重视的高远志趣,他的书法艺术风格,是其人格精神在艺术领域中的自然体现;对于陶渊明,他对理想人格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从劳动关系中发现了以往文人不曾注意到的人际关系的新内涵,他对高士人物的选择性接受,也体现出他独特的欣赏标准和价值主张。余论部分主要回顾整理了学界有关接受史研究的发展演变情况,这是本论文写作思路的宏观理论背景。主要涉及接受理论传入中国后,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哪些代表性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以及存在哪些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在未来如何做出改进研究等。
牛香兰[10]2014年在《汉魏六朝四言诗与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汉魏六朝四言诗、赋继承了《诗叁百》为代表的四言体,有的甚至在内容及构思立意上也学习了《诗经》的做法。抒发感情是《诗经》最大特点,也是诗歌的主要格调,四言赋虽句式上是《诗经》的延续,但主要的格调已变为对事物形态的描写,感情的抒发不再是主流。汉魏六朝四言诗、赋在不同的表现手法和不同的体制上,相互交融影响,密不可分。本论文以朝代为统领线索探讨汉魏六朝四言诗、赋演变的历程及创作风貌,根据严可均所编辑的《全上古叁代秦汉叁国六朝文》和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辑录内容对两汉、魏晋、南北朝四言赋诗进行数量统计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分类,发现抒情咏怀、赠答应诏、山水、玄言在两汉、建安、正始、西晋、东晋、南北朝各个时期,分别具有独特的时代色彩。从宏观上把握汉、魏、晋、南北朝四言体诗赋的变化,同时研究内容也涉及到作家、作品、文论材料等相关领域的范围。全文除绪论以外,共分六章,具体内容简要概括如下：第一章主要对两汉四言诗赋源流进行研究。与《诗经》四言诗相比,两汉四言诗既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前者的传统,又自具新变风神。汉代四言诗在艺术形式和风格上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主要反映在词汇、章法、创作方法、表现手法等方面。可见两汉诗教说基本上继承了《诗经》关怀国家命运和正视社会现实的传统。对于典型的诗赋转换形式进行分析,得出四言赋与四言诗这两类四言体之间形式和风格特点联系。第二章对两汉四言赋进行研究。汉代的诗学作为文学创作理论的宗源,自然,诗学的标准渗透在赋学中并成为赋家自觉遵循的创作准则,尤其是西汉赋家更是以古诗的标准来创作赋并引诗入赋,四言辞赋在此种环境下的发展历程是值得研究的。将西汉、东汉各个时期的四言辞赋进行统计、分析,并对各个时期四言辞赋的创作时代背景及政治环境进行阐释。第叁章魏晋四言诗研究。根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统计得出数据,可以说四言诗在《诗经》之后,又迎来了新的繁荣时代。魏晋四言诗内容分为抒情、赠答、应酬、玄言、励志四类,体现诗歌在魏晋时期的不同发展风貌。第四章魏晋四言辞赋研究。魏晋四言辞赋从篇制结构、遣词造句都有受四言颂体诗和赠答应酬诗的影响,儒家说教和佛理玄谈相互杂糅,诗、赋、赞、铭、颂的文体区别逐渐隐形化,哲学与文学达到零界点,从而再一次延长了四言体的寿命。此时期四言辞赋包在颂、箴、铭中各有体现,其中以赋命名的四言赋已不能作为仅有的研究对象。一些合辙押韵的四言碑文也逐渐增多且赋义浓厚,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第五章南北朝四言诗研究。南朝四言诗在以皇室为核心的庞大文学集团支持下,再一次活跃了四言体的创作,南朝家族四言诗兴盛为四言诗复兴再创新高。北朝庄重儒雅和温文柔弱,这既矛盾又统一的南北朝社会政治因素,更是符合四言诗的创作。第六章南北朝四言辞赋研究。公元四百二十年刘裕代晋建宋,之后在长江流域以南继宋又先后出现齐、梁、陈,共同组成了南朝,凡一百六十七年。虽然南朝赋风倾向于贵族化、唯美化,但毕竟宋齐两代赋家去魏晋未远,文人仍然继承了魏晋体物写志的创作传统,在赋作中对现实基本事实求是。北朝文学从十六国文学为发端,至隋初文学为止,历经二百七十叁年北方的正统儒家思想始终成为统治者有限采取的治国理论战略,而在文学体裁方面四言体就以它绝对庄重气势成为统治者彰显王者气象的首选,也成为四言体在此时期占有重要文学地位的原因。
参考文献：
[1]. 潘岳的思想与文风之形成[D]. 刘德杰. 河南大学. 2003
[2]. 潘岳研究[D]. 高胜利. 扬州大学. 2012
[3]. 西晋作家的人格与文风[D]. 叶枫宇. 福建师范大学. 2004
[4]. 西晋诗歌批评史研究[D]. 曾毅. 四川师范大学. 2010
[5]. 潘岳赋研究[D]. 杜元午. 河南大学. 2014
[6]. 魏晋文学与儒学关系研究[D]. 孙宝. 浙江大学. 2008
[7]. 魏晋散文研究[D]. 渠晓云. 苏州大学. 2004
[8]. 两晋文艺精神研究[D]. 陈志刚. 云南大学. 2017
[9]. 魏晋文人理想人格新变研究[D]. 吕辛福. 山东大学. 2017
[10]. 汉魏六朝四言诗与赋研究[D]. 牛香兰. 陕西师范大学. 2014
标签：中国文学论文; 潘岳论文; 魏晋风流论文; 文风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人物分析论文; 文艺论文; 魏晋论文; 魏晋时代论文; 散文论文; 魏晋南北朝论文; 诗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