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方式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深化改革论文,领导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领导权变理论认为，领导方式的有效性是与领导情境紧密相连的，领导者领导方式的选择和运用必须适合领导情境的需要。每一种领导方式都不是万能的，不同的情境需要不同的领导方式。领导方式的选择既要适合转型期的领导情境，又要适合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需要。下面就适合转型期领导情境与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的若干领导方式进行探讨。 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 假如中国的社会转型期从1840年开始计算，到2050年基本完成，这段时期长达200多年，数代人终其一生都处于这个漫长的转型时期。转型意味着制度和文化的急剧变革、时间上的断裂性与空间上的社会异质性并存。一方面，同一代人少年时期、中年时期和老年时期所处的制度和文化氛围可能截然有异，甚至存在断裂性变革，例如1949年前后和1978年前后就存在较强的断裂性。另一方面，不同年龄段的人所接受的制度和文化教育可能存在根本性差异，其生活和社会阅历也存在根本性差异，这增加了社会的异质性。异质性和断裂性并存，中西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相互融合、相互转化与内在的断裂、冲突并存，是每一个领导者或有志于成为领导者的人难以回避的。这种转型期的特性使价值整合、利益整合和领导者的有效凝聚、激励和引导更难以实现，也因此变得尤其重要。 对一个处于社会转型期的领导者而言，在一定意义上，必须学会运用传统手段与现代理念，在传统和现代的平衡中实现有效领导。对一个领导者而言，不具备传统的东西难以立足现实政治，他很快就会被淘汰，而不是不断成长，并最终掌握推动变革所必需的权力；不具备现代的东西难以引领和开拓未来，领导者必须适应现实政治，但不能被现实政治同化，必须保持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意识，对现实政治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基本走向有明确的大局观。用一句话总结：适应是前提，适应不是被同化，而是为了更好地立足和改造。应当说，这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大多数人或者因为不适应而被淘汰，或者在适应的同时就被同化了。 二、弘道、建制和用术的有机统一 领导者实现其职能的基本方式可以从道、制、术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中，道是共同价值理念或“大义”；制是制度，领导者与追随者一样受道和制的规范和制约；在术的运用中，领导者虽然占据主动地位，但也受位阶更高、更为刚性的道与制的约束和规范。 以弘道来建立和维护合法性。每个时代都有其最迫切的价值需求，抓住时代最迫切的需要，选择并弘扬合适的道统，就能够占据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制高点。以曾国藩为例，19世纪50年代，太平军兴起之后，虽然势力迅速扩大，一时势如破竹，但是太平天国信奉的拜上帝教因违背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而遭到了当时儒生的普遍质疑和反对，其大规模的文化专制和文化破坏，更是引起儒生的愤恨。曾国藩率先高举卫道旗帜，号召广大士人为维护道统、名教而战。在他的登高一呼之下，他身边的理学经世派群体自然呼应汇聚，湘军由此奠定了以书生为基础的领导班底。湘军为夷夏大防而战，为拯救名教之变而战，为自己固有的文化信仰而战，师出有名，底气十足，所以能够同仇敌忾，勇往直前，历经磨难而不退缩，这是他们最终战胜太平军的主要因素之一。 以弘道来最大限度地吸引、凝聚、激励人才。大多数才俊，既有个人功名利禄的利益计算，也有匡扶社稷、自我实现的抱负，高举社会主义、社会进步的旗帜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吸引、凝聚和激励人才。尤其是民族、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多少热血男儿、青年才俊愿意舍身为国，简单的功名利禄怎能使之“摧眉折腰”、自甘受人驱使呢？只有高举道义的大旗，才能对其有吸引力。再以湘军为例，湘军领导层均出身于耕读之家，自幼饱读诗书，深受湖湘学风的熏染，尊奉程朱理学、主张学以致用。他们刚好又生逢衰世，面对时病弊政和社会危机，不禁产生忧患意识，有强烈的经世愿望。曾国藩“既入词垣，遂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胡林翼少有“经世志”，以民生为念，博览群书，对山川要塞、兵政纪要探讨尤力。左宗棠“少负奇气，有大志，欲因时建非常之功”，他“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精通时务”。这些人之所以汇聚起来，并不单是因为曾国藩的人格魅力、知人用人之术有多么高明，关键是因道而合。再以袁世凯和宋教仁的关系为例，袁世凯精明干练、政治手腕老辣，也极其善于笼络人，但其始终缺乏道义的合法性，不会用道义来吸引人、凝聚人、激励人。以袁世凯与宋教仁的关系而论，袁世凯对宋教仁的笼络也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但是宋教仁始终不为所动，原因很简单，“道不同不相为谋”。 以弘道来凝聚共识、化解矛盾。人聚而成群，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分歧和矛盾，共同的道统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化解矛盾，为恩怨是非提供一个较为客观的评判标准。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多少当年在内战中打得死去活来的部队凝聚在民族独立的旗帜下，共同浴血奋战，这是民族大义的力量使然，不是任何领导者的驭人之术所能够做到的。以曾国藩与左宗棠的关系为例，曾左一生恩怨交织，几次失和，甚至断交，但是在大局面前，两人始终相互支持，更多的是出于共同事业的自觉，而不是个人恩怨纠缠。 以建制来对追随者实现具有规模化、可持续性、可推广性、普适性的激励、约束、保护。传统的人治体制中，领导者是体制运行的神经中枢，体制运行的状态和效率取决于领导者的才干、责任心、精力和勤奋与否。人治体制有利于领导者集中权力，但对集体性事业而言，效率甚低。以一个或几个领导者的才干和精力来激励、监督、督促体积庞大的组织官僚体系，如果没有一整套制度来支撑，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饥饿的盛世》里张宏杰提到：“皇帝的勤奋进取，经过官僚系统的层层传导，最后抵达到社会可能只剩下百分之十。然而皇帝的松懈精神，却会被官僚系统层层放大，抵达到基层，会扩大到十倍百倍。”以乾隆为例，乾隆可以算是历代皇帝里面非常杰出的，在其统治前中期，因其敏锐果断、精明干练、勤于政事，社会稳定，政治清明，官僚体制的效率非常高，腐败也不是那么严重，达到了传统专制体制的巅峰；而在其统治晚期，因其年老体衰以及心理、性格的变化，对官僚体系的约束越来越松弛，官僚体系的效率迅速下降，腐败全面开花，社会危机日益严重。与人治体制相比较，法治体制在对追随者的激励、约束、保护上不是寄希望于一两个“超人式”的领导者，而是严密的制度网络来实现，能够实现规模化、可持续性、可推广性和普适性，不会“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以建制来规范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关系。传统人治体制最重要的弊端之一是帝王在制度之上，不受制度的规范。现代法治体制中，领导者与追随者权力有大小、阶位有高低、职责有不同，但都受制度的约束，领导者在制度面前没有任何特权。 以建制来实现对领导者自身的激励、约束和保护。对领导者的制度化激励、约束、保护要比对追随者的激励、约束更重要。其一，领导者也是普通人，同样追求理性收益，也容易受权力的腐蚀；其二，领导者位高权重，积极与消极、勤奋与懈怠、廉洁与腐化，一正一反的示范效应和影响力，普通追随者无法与之相比。 建制的核心就是对领导者、追随者之间责权利的界定及其相互关系的规范。责权利相称是指责权利三者之间的数量、比例上相当，构成相称。责权利相称的制度，要求以责为中心、以责定权、以责定利。具体说来，责权利三位一体，即责任、权力、利益均统一于责任承担者一体，责任者既是责任的承担者也是权力的拥有者和利益的享受者；责权利互相挂钩，使成员能够有责有权有利，克服有责无权或有责无利的责权利脱节状况；责权利明晰化，使成员知道具体的责任内容、权力范围和利益大小。责权利的制度性失衡必然导致职责履行的真空、权力监督的漏洞和利益分配的失衡，进而导致严重后果。 现代领导强调弘道、建制，但并不否定术的作用和功能。不过和传统帝王的权术有两点不同：第一，术的运用受道与制的约束和规范，领导者不能凌驾于制度和道统之上，强调手段的道德性、合法性，而传统权术则无此限制；第二，帝王权术的运用是为其家族利益考虑，为了更好地驾驭群臣，帝王与群臣是主子与奴才的关系，而现代领导权术的运用则是为集体性事业考虑，不是一己之私，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在制度面前、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用术属于领导艺术的范畴，具有非模式化、直觉性、随机性、创造性、情感性、模糊性、实践性等特征，很大程度上依赖领导者个人的经验积累、悟性总结和创造性运用，其个体依赖性非常高。在这方面，郑伯埙等学者归纳的家长式领导的“立威”“施恩”“树德”之术具有普遍性，很值得借鉴。 4.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术的运用首先要为弘道和建制服务 在全面深化改革所处的社会转型时期，道统未立，制度也没有形成稳定有效的体系，因而弘道与建制的需求非常旺盛。术的运用可以适用于任何时期，但在社会转型时期，术的运用要首先为弘道和建制服务。 以高超的领导艺术推动价值共识和道统的形成。作为一门学科体系的领导学是由西方社会引入的，由于西方社会基本价值观、基本制度问题已经解决，社会治理模式高度成熟，所以领导学普遍更为重视领导工具和领导技巧，较为忽略价值观和制度建设。而中国目前则与西方社会全然不同，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新道统未立，价值共识有待形成，这些都对领导者的弘道提出了要求。弘道离不开灌输，但弘道不是简单的灌输。美国是一个言论非常自由的国家，也是非常注重“美国信念”灌输和教育的国家，而且其灌输和教育效果显著，不能不令人深思。弘道既需要发挥政府的力量、领导者的力量，更需要借助和发挥民间的力量、学界的力量及社会内生自发的力量，这些力量是新道统形成和巩固不竭的力量之源。弘道需要推动深入的历史和文化反思，中国作为专制—官僚—游民传统积淀深厚的国家，唯有通过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反思，才能够理清过去，辨明现在，认清未来，给新道统的形成奠定历史之基、文化之根。弘道不仅需要领导者言行的引导和示范，更需要领导者在学术自由与言论、出版自由之间加以适当区别，真正坚持学术自由，把握好推动言论、出版自由的节奏，既要循序渐进地扎实推进，又要消化和转化言论、出版自由的开放所必然引起的反弹效应；没有真正的学术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深入的历史反思和文化反思就难以实现，不以高超的领导艺术控制好学术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放开的节奏，其瞬间释放所导致的爆炸性效应会导致秩序的灾难。在弘道职责中最重要的是，转型期的领导者应当搞清楚自己的历史定位、社会定位，通过扫清障碍、创造条件，引导和主要依靠社会自身的理性反思和建设性力量来完成道统重建的历史任务。 以高超的领导艺术推动制度的变革。社会转型时期，制度的变革必然会面临巨大的治理惯性，涉及一些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或传统风俗习惯的抵制，高超的领导艺术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阻力，推动制度的变革和巩固。文化的批判和清算应该尽可能深刻，政治的批判和清算却应适可而止，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和减少改革阻力。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政治实用主义的问题。以1898年百日维新为例，主持变法的光绪、康有为等人，一腔热血有余，政治谋略不足，急于求成，将政治问题混淆为道德问题，在改革派势力羽翼未丰之前，过早、过多地激起了顽固派、保守派的反抗、抵触和力量汇集，不仅没有争取到许多同情改革者的政治支持，反而把他们推向了保守派阵营。例如慈禧太后，她本来对于改革是默许的，至少不积极反对，袁世凯本来也是变革图强的支持者，但在改革派的激进措施危及他们政治生存的时候，他们只能选择站在保守派一边。由于政治操作的不足，连绵而至的制度变革诏书形同废纸，改革最终夭折，中国错过了一次难得的良机，从此走上另一条道路。 三、复合型领导情境分析 社会转型时期领导情境的复杂性、多样性、异质性非常强，单一视角的领导情境分析往往难以帮助领导者较为准确地把握整体领导情境，多视角的复合分析既有助于相互补充，也有助于相互印证。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结构分析。历史分析有助于帮助领导者清醒认识所处的历史定位、社会发展阶段、组织发展阶段、历史积累和传承、未来的趋势和潮流等基本问题。结构分析有助于领导者清晰把握自己的社会定位、自己的作用空间、约束、资源和机会。历史-结构分析又可以细化为需求分析、资源分析、矛盾分析、阶级阶层分析等具体内容。 四、政治势力的平衡与选择性支持 社会转型时期，围绕改革与否和如何改革，政治势力的分化往往很明显。体制内政治势力可以依据其对改革的态度划分为改革派和保守派，体制外政治势力可以依据其对执政者的态度划分为温和派和激进派。对于改革的顺利进行而言，最好的一种力量结构是执政的体制内势力中改革派掌握主导权，体制外政治势力中温和派占据主导地位，体制内外形成良性循环，以改革赢得支持，以支持推动改革。最糟糕的组合是体制内改革派失势，保守派占据主导地位，拒绝妥协，反对改革，倾向于采取强硬措施对付体制外势力；体制外温和派失势，激进派势力成为主流，拒绝与执政者妥协，倾向于采取激进措施来实现目标。任仲夷曾经说过，改革的最佳途径是“内外结合、上下互动、有序改良、和平转制”，错过改革良机，会使体制外力量超过体制内力量，民间力量超过政府力量，下层力量超过上层力量，激进力量超过理性力量，那将成为改革的梦魇。 有志于推动改革的领导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所面临的政治形势，既保持各派政治势力的平衡，又根据阶段性目标和任务的需要，选择性地支持或抑制某一派政治势力，为制度建设、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扫清障碍和积聚力量。领导者有时需要同时面对体制外激进势力和体制内保守势力的挤压，如何最大限度地扩大和巩固改革派、温和派阵营，凝聚改革共识，分化、瓦解和抑制保守派、激进派力量，对领导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艺术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五、致力于矛盾的政治转化 改革者总是会面临一定的政治社会矛盾，其中有很多矛盾是可以予以建设性转化的。“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是一种思维误区，“堵”是一种非常消极的方式，其负面效应非常大。诸多研究表明，在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是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博弈机制的缺失。建立有效的利益博弈机制，能够抑制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协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建设性地将矛盾转化为改革的动力，并将矛盾的解决导入制度化轨道。孙立平等在《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一文中认为，一种有效的利益博弈机制应当包含如下内容：信息获取机制、利益凝聚机制、诉求表达机制、施加压力机制、利益协商机制、调解与仲裁机制。这六个方面的机制在利益博弈机制中相互配合，层层递进，缺一不可。就现实而言，特别应当强调其中的利益凝聚机制和施加压力机制。建立利益凝聚机制，关键在于形成利益诉求凝聚和表达的组织形式。有效的社会组织不仅可以减少矛盾的出现，而且有助于促进矛盾的解决。 六、以组合式手段实现目标 社会转型时期全面深化改革所面临的领导情境复杂性、多样性、异质性都非常高，单一的手段往往不能满足需要，强制、交易和感召多手段的有重点、有针对性的有机组合才有可能应对复杂的领导情境，实现预定目标。 在20%—30%的情况下，领导者通过提供清晰而富于激励性的愿景、富于远见的战略规划、自身言行的榜样性示范，能够吸引和凝聚一部分追随者心甘情愿地追随，即使付出和收益不成正比，也能够接受。他们感受到了领导者的感召力，从追随中感受到了领导者魅力、生存的意义、奋斗的乐趣。 在40%—60%的情况下，交易是最有效、最普遍、最常见的领导手段。理性经济人的假设适用于大多数场合、大多数人，趋利避害是交易有效性的生理与心理基础。交易的核心是理性引导的利益交换，交易必然伴随着利益妥协和利益合作。在中国，私人政治场域的交易非常发达，由此伴生的利益妥协、利益合作也很普遍；但公共政治场域中，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交易及其伴随的利益妥协和利益合作却非常匮乏，不同政治势力经常陷入黑白分明、输赢对决、势不两立、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状态。领导者要运用交易手段适当约束和规范私人政治场域中交易的过度发达，促进公共政治场域中交易、妥协、合作的进行。 在20%—30%的情况下，强制是必要的，也是最有效的领导手段。这主要适用于两种情况。第一，依靠感召和交易无法有效决策。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存在难以克服的分歧，依赖感召和交易达成一致遥遥无期，在时间、情境压力下，强制成为必要的选择。第二，依靠感召和交易无法有效执行决策。决策通过以后，决策的执行者存在强大的利益和观念惰性，在执行环节寻求和利用机会，拖延、变更、替换、截留、缺损执行，依靠感召和交易的正常方式难以有效组织实施，依靠领导权威、组织权威的强制性、压力驱动式执行成为必然选择。 感召、交易、强制的手段组合，取决于领导情境的变化。情境与手段有效匹配，才能达到理想效果；情境与手段的误配，会导致难以想象的问题。如何判断形势，如何选择手段，如何组合，那就是领导艺术的范畴了。 七、费边(渐进)战略与闪电战术的有效组合 亨廷顿认为，对一个志在对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方面实行一系列重大变革的改革者来说，理论上有两种战略可供选择。一种是尽早地把所有的目标公之于众，然后尽量争取逐个实现，以图尽可能有所收获；另一种是所谓藏而不露的战略，隐匿自己的目标，把改革分开来实现一事一办。前者是一种全面的、斩草除根式的、闪电式的战略，后者则是一种渐进的、枝节的战略。在大多数备受现代化所带来的压力和纷争的国家中，改革的最有效方式是将费边战略与闪电战术配合起来使用。为了达到目的，改革者首先应该把诸多问题分割开来，然后一旦时机成熟，就尽快地逐一解决，乘反对派措手不及之际，把问题从政治议事日程上抹去，免得节外生枝。能否把费边主义和闪电战术恰当地结合起来，是对改革者政治技巧的一种严峻考验。 渐进战略的核心有二：第一，给制度基础性支持要素的发育以空间和时间，为制度突破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第二，把要解决的问题分割开来，分别处理，以降低政治阻力。以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为例，凯末尔先是把民族国家独立问题和国体、政体等政治问题分开，然后又把政治问题和宗教文化问题分开，最后再把宗教文化改革和经济改革分开，每一个阶段都集中于一个特定问题，最大限度地运用政治资源去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最大限度地赢得政治支持、最大限度地消解政治反对者的力量，从而分阶段、按步骤、有序渐进地实现了民族、政治、社会、经济的改革。正如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所提示的：“把一类问题从别的问题中分离出来的费边战略，总是趋向于把改革者在任何一个特定时期所要对付的反对力量，减少到最低限度。出于相同考虑，改革者在对付某一个别或某一类问题时也可采用闪电战术。” 八、高度重视新领导者群体的培育 转型期全面深化改革的事业是一项革故鼎新、行走于量变积累和质变突破之间的事业，是对领导者的理念、能力、领导艺术都要求非常高的事业。没有一批具备现代理念、能力和技艺的新领导者群体的涌现和推动，中国的改革攻坚难以获得质的突破，发展能否持续也在未定之中。 新领导者能够群体性涌现更多地取决于有意识地培育。培育不是教育，培育包含潜在领导者成长环境的改善，竞争机制的优化，选拔机制的科学化、公平化，培训体制的科学化、实效化等内容，其中，竞争、选拔机制要比培训体制更具引导力。 改革领导者教育培训体制也是一项重要内容。现有的领导者教育培训体系仍然存在很多不足。在内容上侧重知识灌输与技艺培训，较为忽略背景和国情的深化教育；知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大多数领导学教材以重复西方领导学的基本原理为主要内容；教学所引用的案例也以西方社会的案例居多。在教学方式上侧重知识传递，较为忽略理念、思维培养；侧重教授，轻视案例训练；即使是案例教学，完整的案例教学也经常被阉割为课堂讲授中举的例子。在教育渠道上潜在领导者的课下自修，多以关系学、权谋鉴戒为主，少有自觉学习现代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知识以及系统进修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等内容的；社会上、高校内的领导培训，或者侧重技巧，或者侧重知识，但基本未脱西方领导学的窠臼，与中国领导实践差距甚大，尤其是社会上的一些培训，以赚钱为导向，以国学为噱头，迎合受众心理，有导向的扭曲；作为政府官员培训主阵地的党校培训，人员、经费、时间、设施、教学资源都无与伦比，但是投资收益率尚存在非常大的改进余地。转型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事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领导者的群体性涌现，而打破传统领导教育培训模式的束缚，另辟新的成长点，创新性地建立新的领导者教育培训模式，在理念、视野、知识、能力、技艺上有效地培养和塑造潜在领导者，成为新领导者群体性涌现的关键。标签：激励模式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领导体制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追随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