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世纪盛期到巴洛克时期意大利城墙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洛克论文,意大利论文,城墙论文,时期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5)04—0028—16 不论全球各地的城市存在何种差异，其显著的共性之一是城墙。正是城墙界定了城市的边界和基本物质架构。城墙是用石头写成的城市编年史，它记录了城市的兴衰。本文旨在通过对意大利城墙的长时段考察，揭示意大利城市的历史发展。① 一 “城墙确定城市”：中世纪盛期意大利城市的城墙(1000-1348) 在欧洲中世纪早期，城市的规模都很小，城市既无甚必要，也无财力修建耗费巨大的城墙。那些起源于古罗马时代的城市，城区面积一直局限在旧有的城墙内。由于修建城墙耗费甚大，对许多城市来说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因而通常的做法是维修老城墙，而不是修建新城墙。②到中世纪盛期，随着远程贸易的发展和商业革命，城市开始复兴和扩展。1000年至1350年间，欧洲城市进入第二次大规模修建城墙的高潮。③意大利的海滨地区和中北部地区是当时欧洲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在此期间，意大利新修的城墙圈定的城区面积皆远远超过了罗马时代的老城。一些城市更数次修建城墙，不断扩大城区面积，佛罗伦萨就是一例。 佛罗伦萨城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古罗马时代。罗马人建造的兵营防御墙，成为佛罗伦萨城最早的城墙。佛罗伦萨城的居民在古罗马城墙内生活了约千年之久，经历了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早期的动荡(哥特人时期、伦巴底时期和卡罗林王朝时期)，直到公元10世纪，佛罗伦萨的老城墙仍基本未变。④到中世纪盛期，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不断膨胀，修建新城墙势在必行。10世纪，佛罗伦萨人首先将罗马时代的城墙延伸到阿尔诺河；由于人口迅猛增长，1172年至1175年，人们又在阿尔诺河右岸修建了新城墙；1250年，新城墙延伸至左岸。此时，新城墙内的城区面积已达10世纪的两倍。 1284年，即诗人但丁的时代，佛罗伦萨城开始修建第三道城墙。按照建筑师阿诺尔佛·迪·卡姆比奥(Arnolfo di Cambio)的规划，该城墙需50年(1284年到1333年)完成，其圈定的佛罗伦萨城区面积扩展至最初的6倍，充分显示了当时人们的乐观精神。由于新城墙圈定的城区面积很大，在之后的岁月中，城内一直有大片闲置地，直到19世纪才住满。
图1 15世纪晚期的佛罗伦萨平面图 托斯卡纳地区的其他城市经历了类似发展。起源于罗马时代的皮斯托亚城的城墙也在11世纪大大拓展，并在1305年修建了新城墙以容纳不断增长的人口。最终，该城新城墙内的城区面积达到罗马时代的12倍。⑤同样起源于罗马时代的卢卡城是托斯卡纳地区的另一个重要城市。12世纪末，卢卡城开始扩展罗马时代的城墙，后于1400年左右又修建新城墙，扩大城区。 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意大利城市都有城墙，但威尼斯是个例外。15世纪中期，教皇庇护二世(Pius II)途经威尼斯时，注意到了威尼斯城和其他城市的差别：“威尼斯没有城墙，它完全被水包围。”⑥1493年，威尼斯著名的日记作家马林·萨努多(Marin Sanudo)亦写道：“威尼斯城的周长约7英里；它没有环城城墙，没有在夜间闭锁的城门，没有像其他城市那样出于担心敌人而哨兵保持警戒；目前它非常安全，无人能攻击或威胁它。”⑦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威尼斯的环礁湖实际上起了城墙的作用。但威尼斯控制下的陆地城市都有城墙，如威内托地区的小城蒙塔尼亚纳(Montagnana)。其城墙修建于14世纪，是意大利保存至今最完好的中世纪城墙。
图2 蒙塔尼亚纳的中世纪城墙
图3 《好政府的寓言》里作为城乡分界线的城墙 蒙塔尼亚纳的城墙体现了中世纪城墙的典型特征：城墙较单薄，每隔一段有一个高耸的瞭望塔；在城市的不同方向筑有高大坚固的城门。⑧在中世纪盛期，城墙是城市的重要象征，城墙的长度、高度和厚度皆成为市民自豪感的源泉和体现。⑨城墙既为城市居民提供安全保障，也是城市世界的物质象征，正所谓城墙“确定城市”(le mura fanno una città)。⑩在中世纪，作为一条人为划定的界线，城墙将都市和乡村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14世纪锡耶那画家安布罗焦·罗伦泽蒂(Ambrogio Lorenzetti)在锡耶那市政府大楼“和平室”所绘壁画《好政府的预言》就反映了这一点。该画描绘了理想的城市世界和乡村世界生活，而分隔这两个世界的就是城墙。 15世纪佛罗伦萨建筑家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在其《建筑十论》中强调了城墙的重要意义：“城墙是神圣的，因为它团结和保护市民。”(11)现代美国城市史家芒福德(Lewis Mumford)亦指出城墙的军事防卫功能及其在确立城市集体归属感方面的重要性：“……在中世纪的城市，决定性的因素是限制性的城墙和城中心的开阔地，这里通常是最主要的教堂的所在地，市政厅、行会会馆、市场、酒肆最终也将簇集于此。城墙及其外面的壕堑既界定了城市，也是城市的象征：城墙将城市变成一座孤岛。撤退、围出一块安全地带、在手无寸铁的血肉之躯和剑之间插入坚实的盔甲、或在怀疑和生活的严酷现实之间提供一种信条——所有这些活动均以同样的方式被构想和实行。……尽管城墙主要是为了军事防御，且主干道的规划主要为了便于到主门集结，但切莫忘记城墙的心理含义。一个人要么在城内，要么在城外；要么属于城市，要么不属于城市。日落时分，当城门上锁，吊桥拉起，城市就与世隔绝了。如同在一条船上，城墙也有助于在居民中制造一种团结一致的情感：当城市遭到围困或发生饥荒，沉船的伦理意识——同舟共济——很容易发展起来。”(12) 军事防御是城墙的重要功能之一，阿尔贝蒂指出：“当我们思考城墙为市民们的安全和自由提供抵御装备精良和人数更多的敌人，我们既不同意那些想让城市无法防御的人，也不同意那些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城墙结构上的人。”(13)到文艺复兴时期，战争与城墙的发展前所未有地密切关联在一起。 二 大炮的挑战与城墙的危机：文艺复兴时期的“火药革命”与城墙的变革 中世纪的城墙体系基本能满足冷兵器时代的防御需要，但到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军事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尤其是火器的发展，中世纪的城墙开始不堪使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军事技术的进步主要体现为火药的发明和使用，军事史学家常用“火药革命”来描述这一军事技术革新。(14)而“火药革命”最重要的表现便是火枪与大炮的发明和应用。 (一)大炮的发明和改良 由于文献记载的匮乏，很难判定大炮在欧洲出现的确切时间，但1326年佛罗伦萨的一份文献表明，大炮在这一年业已存在。到14世纪中期，大炮已成为战场上的常见武器，著名文人和学者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指出：“许多年前，这些在发射金属弹丸时伴随着巨大呼啸声和冒着火光的器械(大炮)尚属罕见之物，人们以无比惊讶和羡慕的心情看待这种东西，但如今它和其他武器一样，已成司空见惯之物……人在学习这些邪恶的技艺方面是何其敏捷和聪明。”(15)14世纪末，火器推广到全欧。15世纪中期，大炮在攻城略地中开始显现出威力，并对中世纪城墙提出挑战。(16) 15世纪，意大利由于独特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在武器制造方面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由于诸城邦国间战争不断，各个城邦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武器的改良，尤其是大炮。为提高大炮的杀伤力，人们不断增加大炮的尺寸和重量。结果大炮越造越重，最后不得不以牛车载运，机动性很低。故此，意式大炮在野战中鲜能发挥功效，杀伤力也不尽如人意，只在攻城时能发挥一定效能。到15世纪末，北方各国，尤其是法国的火器制造技术取得长足进步，法国大炮的优越性在其入侵意大利时充分体现出来。由于法国军队使用的大炮较轻、机动，很快赢得了战场主动权，法王查理八世的军队一路势如破竹。佛罗伦萨政治思想家和外交家弗朗切斯科·圭恰尔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对此有深刻感受，他在《意大利史》中指出了法国的新式大炮带来的挑战：“在1494年之前，战争常为持久战，战斗中很少流血，围城的方法是缓慢的和不确定的。虽然大炮业已投入实战，但由于大炮未能妥善使用，故而造成的伤害很小。正因为如此，一个拥有国家(城市)的统治者事实上是不可能失去国家(城市)的。但法国人在入侵意大利时，在战争中引入快速部署大炮之法，故而到1521年，一个城邦一旦失去外围的开阔地(这便为围城创造条件)，也就意味着国家(城市)即将不保。普罗斯佩罗大人在守卫米兰城时，首先展示了如何击退敌人的进攻，许多国家的统治者纷纷以他为榜样，在1494年之前，由于种种原因，他们都可以高枕无忧，无须为城防而费心。这是因为，当时人们只有守卫术而无进攻术。”(17)他进而指出：“法国人发明了许多更便于机动、用青铜铸造的武器，人们称之为‘加农炮’(cannon)，它们发射的不再是石制弹丸，而是铁弹，新的弹丸比以前攻城炮的弹丸更大、更重。此外，法国人的大炮并不像意大利人的大炮安置在由牛牵引的四轮车上，而是置于马拉的四轮车上，非常灵便，因此，法国人的大炮与军队并行前进，一直运到城墙边上，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布置妥当，两次射击之间间隔很短，不但射击频率高且异常猛烈，所以以前在意大利需要许多天才能攻克一座城市，如今只需数个小时即可完成。法国人把这种魔鬼的和非人道的武器以及其他一些大炮和类似的小武器用于围城战和野战，所有这些武器不论尺寸大小，都具有相同的敏捷性。”(18)总之，法国新式大炮的出现使“攻守之势”发生了革命性逆转。(19) 随后，大炮不断改良，功能也日趋多元化，比如出现了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的长炮管大炮。不同功能的大炮还开始配合使用，如先用重炮(cannon)撕裂城墙，再用臼炮(mortars)向城内投射。臼炮起初发射实心弹，后来使用“开花弹”，即发射后可以爆炸的弹丸。
图4 丢勒在1518年创作的一幅版画着重描绘了一门大炮，凸显大炮在战场上的重要性 到16世纪，随着冶金技术和铸炮工艺的发展，大炮的杀伤力不断提高。大炮的巨大威力和效能给时人留下深刻印象，1575年，法国人勒·胡瓦(Le Roy)指出：“大炮的发明使过去的一切武器归于终结，这个武器无论在运动、破坏力和速度方面都超过以往所有武器——它的发明不是造福人类，而是为了人类的毁灭。它是一切美德的敌人，因为它不加区别地攻击任何人，无坚不摧。”(20) (二)攻守易势：城墙防御体系的改进 大炮的发展对城墙带来了巨大挑战，并极大地改变了陆战和海战的形态。(21)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早期，攻城武器主要是抛石器和冲车，它们虽能对城墙造成一定破坏，但无法摧毁城墙。(22)但威力巨大的新式大炮的出现给传统的中世纪城墙和城市防御提出了严重挑战。佛罗伦萨政治思想家和军事理论家尼科罗·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指出：“以火炮的威力，没有城墙能够抵挡，无论它有多厚，大炮都能在数日之内将其摧毁。”(23)一份源于16世纪的视觉资料也表明，大炮能轻而易举地撕裂城墙(图6)。 1459年，到访过佛罗伦萨的教皇庇护二世以赞美的口吻提及佛罗伦萨的城墙：“佛罗伦萨的仰慕者不仅关注它的杰出市民，而且注意到该城的规模(在整个意大利，只有罗马超过了它)、环绕该城的高耸和无比厚实的城墙。”(24)然而，在1527年，威尼斯大使马可·佛斯卡里(Marco Foscari)却对佛罗伦萨城墙防御能力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估，他指出：“佛罗伦萨的城墙是按照旧方式建造的，非常高，缺少任何类型的护城壕、外护墙或内部的工事；城墙约有4佛罗伦萨尺(braccia)高，相当于6威尼斯尺(约2.4米)。墙体的内外表层都砌有采自(佛罗伦萨)附近山脉的岩石(ex lapidibus quadratis)，这种岩石有点类似钙华(tufa)。墙体里面填充了砾石和石灰浆……若用棱锥，只需两天就能在城墙上凿开一个小洞……因此，一些经验丰富的人认为，若用大炮，只需数日就可以将这些城墙摧毁。”(25)二人对佛罗伦萨城墙截然不同的评估形象地反映了军事技术的革新造成人们对城墙功能认知的变化。
图5 文艺复兴时期的臼炮
图6 攻打帕多瓦城 如前所述，新式大炮已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战争(1494-1555)中充分展示了其威力。1527年，西班牙人与日耳曼人组成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攻陷并洗劫了基督教圣城罗马。这一悲惨事件给意大利人造成强烈震撼。如何有效抵御外敌成为一个迫切问题。马基雅维利在《兵法》一书中强调改造现存城墙，并强化城墙内的防御工事。(26)16世纪建筑理论家和工程师皮埃特罗·卡塔内奥(Pietro Cataneo)在其《建筑四论》(I Quattro Primi Libri di Architettura，Venice，1554)中亦指出：“建筑最美丽的方面无疑是有关城市的部分，但是，由于城市如今受到古人不曾有过的大炮的威胁，我将阐明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修建城市，以便能保卫它们免受先前闻所未闻的威胁。”(27)在16世纪，讨论城市防御的著作日渐增多，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应对大炮的挑战，强化城市的防御。(28)这些理论著作的涌现则表明，意大利的城市防御日趋理论化和专业化。 面对大炮的挑战，城市统治者的反应首先是改造旧城墙，或新修城墙以强化防卫，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措施：1.将中世纪垂直、单薄的城墙改造成斜坡状并加厚。前面提到，中世纪的城墙大多是垂直的，且注重高度而非厚度。(29)这种高而单薄的城墙很容易被新式大炮击穿或撕裂。通过降低城墙的高度并将其修成斜坡状和加厚，大大提高了城墙对火炮弹丸的抗击能力。2.在城墙四周修建护城河或护城壕，以阻止大炮靠近主城墙，减轻大炮对主城墙的压力。(30)3.为城墙修建新式要塞，时人称为“意大利式要塞”(trace italieene)，即箭堡(bastione)。在三种改进城墙防卫的措施中以箭堡的发明最为重要和意义深远。(31) 据英国军事史家约翰·黑尔(John Hale)考证，箭堡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32)它脱胎于中世纪的塔楼，早期多为圆柱形或五角形。随着时间的推移，箭堡的形制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在1494年到1530年的“意大利战争”期间，由于新式大炮的威胁，箭堡逐渐演化为尖角形或箭头形。(33)因此，这种要塞通常又被称为“角堡”(angle-bastion)或“棱堡”。(34)1501年教皇国修筑的内图诺(Nettuno)要塞是第一座严格意义上的箭堡。(35)随后，箭堡被越来越多的城市采用，成为意大利最主要的军事建筑形式。一些城市将箭堡修筑在城墙外围，每个箭堡就是一座小型要塞，既可以充当城市的屏障，也可以作为安置武器的平台。由此，一个箭堡就是一个火力点，每两个箭堡还可成犄角之势，交叉射击，以达退敌护城之效。 箭堡的出现不仅提高了城市的防御能力，而且深刻影响了城市的形态。一些城市在城墙薄弱环节或要害位置修建大型的、通常为五角星形的箭堡综合体，以应对火炮的威胁。佛罗伦萨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530年，美第奇家族的阿莱桑德罗·德·美第奇(Alessandro de' Medici)成为佛罗伦萨的新主人。1534年，他任命建筑师小安托尼奥·达·桑·加罗(Antonio da San Gallo the Younger)在佛罗伦萨西面的法恩扎门附近修筑了一个巨大要塞，时人称之为“施洗者圣约翰要塞”。该要塞处于佛罗伦萨地势低洼地带，故名“低堡”(Fortezza da Basso)。(36)这座要塞的外观和构造与此前的中世纪城堡都有很大差异。中世纪的意大利城堡多为矩形，四角的角楼或为方柱形或为圆柱形。“低堡”则呈五角星形，每个角就是一个箭头形的箭堡，而每两个箭堡以掎角之势形成交叉火力，从而大大地增强了防御能力。“低堡”是文艺复兴时期第一座完善的新式要塞，它既能有力防御外部来犯之敌，又在面向城区的中间位置建了一个瞭望台和炮塔，严密监视佛罗伦萨城人的一举一动，威慑着城市居民。(37)
图7-1 1593年地图中的“低堡”
图7-2 当今卫星拍摄的“低堡” 当时佛罗伦萨人认为，该城堡的出现意味着佛罗伦萨人自由的丧失。(38)1590-1595，佛罗伦萨统治者费尔朗多·德·美第奇大公委派建筑师贝尔纳尔多·鲍恩塔棱蒂(Bernardo Buontalenti)在佛罗伦萨南山的制高点修建了一座“高堡”(Fortezza da Alto)，又名“瞭望台要塞”(Forte di Belvedere)。该要塞平时驻扎军队，安置大炮，成为保护佛罗伦萨城的又一座重要堡垒。16世纪中后期，美第奇家族又在其辖下的锡耶纳、伏尔泰拉等城市修建了多个采用新式箭堡的军事要塞，作为其统治据点。(39)
图8 卢卡城墙卫星图 另一方面，有些城市则将城墙箭堡化，即在城墙外围修建多个箭堡，守望相助。无险可守的平原城市多采用这种方式，比如1508年伦巴第地区的帕尔马城就在原来的中世纪城墙外围增修了14座箭堡。(40)1534年，土耳其舰队在台伯河入海口处的港口城市奥斯提亚(Ostia)附近登陆，威胁罗马。教皇保罗三世(Paul Ⅲ)委派建筑师小安托尼奥·达·桑加罗对修建于古罗马时期的奥雷良城墙进行加固。小安托尼奥原计划增修18座箭堡，但因耗费巨大，最终只完成了对南边城墙的加固。另外，他还在一些山头修建了要塞，并在朝向意大利半岛西海岸的阿尔代亚提纳门(Porta Ardeatina，1535-1540)修建了一个箭堡，该堡完整地保存至今。(41) 佛罗伦萨的“低堡”和罗马城(特别是梵蒂冈所在地区)的新防御体系为其他城市树立了榜样。1504年，卢卡城成立了专门的“城市与国家防卫办公室”，陆续增修了一些小型的防御工事。(42)1544-1645年，卢卡城修建了第三道，即最后一道城墙。1561年，卢卡政府委派卢卡·帕乔托(Luca Paciotto)负责修建新城市的防卫体系。帕乔托在原有城墙的基础上增加了11个箭堡，每两个箭堡彼此呼应，极大增强了卢卡城的防御能力。幸运的是，卢卡的城墙一直保存至今，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新式城墙的典范。(43) 1546-1560年，统治米兰城的西班牙总督费兰特·贡扎加(Ferrante Gonzaga)下令修建米兰新城墙，即著名的“西班牙城墙”(Mura Spagnole)。“西班牙城墙”由军事工程师吉安·马里亚·奥尔加迪(Gian Maria Olgiati)设计，呈心形，总长11公里，距中世纪城墙外围700至800米的位置环绕全城。(44)该城墙也采用了箭堡体系，法国人拉夫赫里(Antoine Lafréry)在1573年描绘的米兰城景就清晰地展示了加固后的米兰城墙体系。 罗马和佛罗伦萨修建了五角星形要塞但并未将城墙箭堡化，卢卡和米兰则是修建新式箭堡化城墙而未修建五角星形要塞。按照16世纪军事理论家的城防思想，最理想的城防体系应是将两者相结合，当时能做到这一点的城市屈指可数，其中就有皮亚琴察和帕尔马。从1524年起，小安托尼奥·达·桑加罗开始负责加固皮亚琴察的城墙；1547年，该城再度扩建城墙并建造了一座大型五角形城堡。(45)帕尔马从1507年到1591年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加强城防，最终实现了城墙的箭堡化。1591年至1598年，阿莱桑德罗·法尔内塞公爵动用3000多人在帕尔马修建了一座大型五角形城堡。(46)费拉拉也为城墙增添了新式箭堡，不过这些箭堡的形制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包括了最初的半圆柱形塔堡和后来的箭头形堡垒，成为认识16世纪意大利城防体系演变的重要参照物。(47)费拉拉的五角星形城堡迟至17世纪才完成。
图9 1573年的米兰城及其城墙
图10 1600年的皮亚琴察的城防体系
图11 帕尔马的新式城防体系 当然，并非所有意大利城市都采纳了新的箭堡体系，比如波洛尼亚。波洛尼亚未采纳星形要塞和棱堡化城墙体系的原因，除了政局动荡，也由于负责城防的军事工程师深受马基雅维利的影响，认为最强大的防务体系不在要塞，而在于公民的忠诚。1574年，一名到访波洛尼亚的法国学者提到，波洛尼亚的城墙“古老但不坚固”，17世纪的英国旅行家伊夫林(John Evelyn)亦提到波洛尼亚“单薄的城墙”。(48)波洛尼亚的中世纪城墙一直延存到20世纪初。 值得一提的是，16世纪的军事工程师在加固城墙时并未只考虑实用，也注重审美效果。受文艺复兴时期崇尚古典文化的风气的熏染，新修的城门或多或少采用了古典元素。比如，1513年帕多瓦修建新城墙时就放弃中世纪样式，采用了更坚固、宏大的古典风格的城门：如朱利奥·格拉德尼格(Giulio Gradenigo)修建的圣十字门(Santa Croce，1517)以及1528年焦瓦尼·法尔科内托(Giovanni Falconeto)设计并建造的圣焦瓦尼门(Porta San Giovanni，1527)和萨沃纳罗拉门(Porta Savonarola，1530)。(49)维罗纳建筑师米凯莱·桑米凯利(Michele Sanmicheli)为其家乡城市修建的“新门”(Porta Nuova，1533-1540)、“圣泽诺门”(Porta San Zeno，1542)和“帕利奥门”(Porta Palio，1555年前后)也有古典化或风格主义的外立面。(50)
图12 米凯莱设计的维罗纳新门 16世纪艺术史家瓦萨里(Giorgio Vasari)盛赞“新门”与“帕利奥门”堪与古罗马建筑媲美。(51)1561至1564年，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奉教皇庇护四世之命修建的罗马庇护门(Porta Pia)亦采用了古典元素。据史家考证，庇护门在修建的过程中对米氏的设计做了三次大的变动，最终变成今天见到的模样。总的来看，庇护门大大缩减了城门的防御功能，而注重装饰性。值得注意的是，庇护门底层的大门设计受到当时城市别墅门设计的影响，这样，庇护门就与城门内的庇护街实现了审美效果的一致性。(52) 与上述防御与美结合的城门相比，“庇护门”更像一个纯装饰性立面。这座纯粹装饰性和审美化的城门成为巴洛克风格城门的先驱。(53)从整体上看，16世纪的城门设计大都力求功能与美学效果的统一，从而与中世纪的纯粹要塞式城门形成鲜明对照。 总之，大型五角星形要塞、箭堡化城墙和古典化城门，共同构成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墙的显著特征。五角星形要塞和箭堡化城墙是为应对新式大炮的挑战而出现的伟大发明，它们不仅增强了城市的防御能力，更对近代早期意大利和整个欧洲城市的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新学术文化(人文主义)和艺术文化(绘画、雕塑和建筑)一样，作为一种军事文化产品的箭堡以及新的军事防御思想亦传播到意大利以外，形成了欧洲近代早期独特的军事城市规划思想和实践(military urbanism)。(54) 从16世纪40年代起，意大利的箭堡体系开始向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传播，(55)到16世纪末，甚至远在东欧的波兰也修建了一座采用新式箭堡的要塞城——扎莫希奇(
)。(56)箭堡化的城墙及星形要塞成为这一时期欧洲城市最醒目的景观特征。尽管箭堡体系不能彻底消除大炮的威胁，但它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城市的防御能力，延长了城墙的生命。1590年，英国人罗杰·威廉斯(Sir Roger Williams)敏锐地指出：“亚历山大、恺撒、西皮奥和汉尼拔……就不会那样轻而易举地征服这些国家，倘若它们修建防御设施如同(当今的)日耳曼地区、法国和低地国家的话。”(57)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意大利的新式要塞和箭堡化城墙需要巨大资金和人力，因此只有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城市和军事功能突出的城市能够修建，且一旦建成，它们又往往成为城市以后发展的“紧箍咒”，对城区面积的扩展构成严重障碍。 随着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意大利式要塞”亦传至中国。和耶稣会士关系密切的一些中国人开始学习和引进这种新式军事建筑。率先意识到意式要塞优势的正是与利玛窦交好的徐光启(1562-1633)，随后又有孙元化(1583-1632)，绛州韩云、韩霖兄弟，雄县的马维城(1594-1659)等积极地尝试建造棱堡要塞。(58)韩霖撰写的《守圉全书》尤其值得关注，该书以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军事理论家卡斯特里奥托(Jacopo Castriotto)的《论城市设防》(Della Fortificatione delle Città)为底本，探讨西洋防御要塞。他言简意赅地总结了大炮与新式要塞之间的关系：“大砲既精，兵法至今一变。敌台之制，尤设险所最急也。”(59)17世纪，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了“圣保罗要塞”(Fortalenza do Monte，1617-1625)。(60)此外，随着荷兰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扩张，新式箭堡化要塞体系亦传播到中国台湾和日本。(61)
图13 米开朗基罗设计的庇护门(1561年) 三 防御与展示：巴洛克时期意大利城墙—城门—广场综合体的发展 巴洛克时期的意大利城市延续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规划思想和实践，箭堡化城墙(cinta bastionata)和五角星形城堡被越来越多城市采用。不过，与文艺复兴时期相比，巴洛克时期的意大利城墙体系还是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随着意大利各个君主国的确立，除传统的防御功能外，城墙体系也日益成为君主确立和展示政治权力的重要途径。其中，城门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并与城门广场构成一个整体，城墙—城门—广场综合体逐渐发展起来，防御与权力展示日益密切交织。 费拉拉和都灵的城市防御体系建设跨越了文艺复兴和巴洛克两个时期。1597年，费拉拉成为教皇国属地，教皇克莱芒八世下令在此修建一座大型五角形城堡，并由阿莱奥蒂(G.B.Aleotti)负责设计，这项工程于1618年完工。 此后，军事建筑师彭佩奥·塔尔格内(Pompeo Targone)又对其进行了加固。1628年，军事建筑师皮埃特罗·弗罗里亚尼(Pietro Floriani)把这个五角星要塞改造成了一座十角星要塞。(62)从建筑形制上看，这座十角星新式城堡与此前统治费拉拉的埃斯特家族修建的埃斯特城堡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为正方形，是典型的中世纪风格。
图14 1704年的费拉拉
图15 1674年的都灵 1564年，萨沃伊家族的埃马努埃莱·菲利贝尔托(Emanuelle Filiberto)公爵将宫廷从法国南部的香博里迁至都灵，这一决定对都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时，都灵不过是一个只有约2万居民的小城，菲利贝尔托决心把都灵打造成一个光辉的首都。他首先关注的是都城的安全。他委派军事建筑师弗朗切斯科·帕乔托(Francesco Paciotto)在都灵西南角修建了一座大型五角形城堡，从而将都灵变成一个坚固的军事据点。(63)该城堡也是继佛罗伦萨“低堡”之后意大利第二座大型新式城堡，菲利贝尔托对这座城堡钟爱有加，视其为“最珍贵的珠宝”。(64)17世纪，菲利贝尔托的继承者继续扩建城区，先后向南、东、西三个方向扩张，向东一直延伸至波河河岸，同时，箭堡化的城墙逐渐取代中世纪的城墙。帕尔马、皮亚琴察、费拉拉、都灵的大型五角形城堡与箭堡化城墙相结合的新式防御体系，皆令人想到16世纪军事建筑师卡塔内奥构想的理想化军事城镇。 巴洛克时期最壮观的箭堡式城墙修建于港口城市热那亚。该城坐落在山脚下，地形逼仄，并不利于修建规整的新式城墙，但热那亚统治者还是排除万难，于1616-1632年在法罗角和卡里尼亚诺角之间的山脊上修建了新城墙，总长约12公里。(65)受地形限制，该城墙在山脊上蜿蜒曲折，虽缺乏几何规整性，但却达到了格外壮观的视觉效果。 除继续沿用并发展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墙防御体系外，巴洛克时期的意大利城墙体系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这突出表现为城门重要性的凸显，以及配套的城门广场的发展。巴洛克时期，君主们的入城仪式和凯旋式成为重要的国家典礼和向民众炫示权力和尊贵的重要手段。建筑师对这种文化风尚心领神会，皆十分注重营造“入城印象”。他们将一些主要的城门精心设计成华丽的巴洛克风格，同时建设与城门配套的广场。前文提到的米开朗基罗修建的罗马“庇护门”就是巴洛克城门的鼻祖。罗马也是巴洛克城门广场的发源地。建筑师在“庇护门”的内侧设计了一个小型的城门广场，广场的中轴线一端连接城门，另一端连接庇护大街(即今天的“9月20日大街”)。在庇护大街入口处的前方并列矗立着两座骑马像。 而罗马的人民门(Porta del popolo)或弗拉米尼亚门(Porta Faminia)及其人民广场(Piazza del popolo)，更堪称巴洛克城门广场的典范。人民门位于古罗马时期弗拉米尼亚大道(via Flaminia)的起点，是罗马城的北大门，所有从北方来的人都从这个门进入罗马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人民门由建筑师维尼奥拉(Jacopo da Vignola)在1589年设计建造，这个城门的设计明显借鉴了古罗马时期奥雷良城墙的城门形制，两边各有一个高耸的塔楼，夹在中间的是一座巴洛克风格的城门。
图16 1635年后的热那亚
图17 庇护门的入城广场(1570年)
图18 人民门或弗拉米尼亚门的版画(1696年)
图19 人民门及其入城广场 人民门内修建了一座梯形的人民广场，广场上著名的三叉街(trident)，即三条辐射的笔直街道直通城市的腹心地带。从北方来的朝圣者和旅客在这里汇集，然后通过三叉街疏散到罗马城的各处。 在三叉街的街口，有两个一模一样的教堂，即蒙特圣马利亚教堂和奇迹圣马利亚教堂(1662-1667)，这两座教堂充当了某种凯旋门式的入口。(66) “人民门”及其广场和辐射性的三叉街道成为巴洛克时期罗马城市设计的范例，为其他城市的规划师们提供了灵感。都灵的第三个新区，即波河新区的城门及其广场就借鉴了罗马。1674年，建筑师阿美代奥·迪·卡斯泰拉蒙泰(Amedeo di Castellamonte)为该新区设计了一个U字形的入口广场，广场中轴线的背后是直通城市中心的波河大街(Via di Po)，广场及其后方的大街看上去颇似一个细长的酒杯。 另一位建筑师则为其设计了一个半圆形的城门广场；瓜里尼(Guarino Guarini)也曾为此广场设计了华丽的巴洛克风格的波河门。遗憾的是，该门在拿破仑时期被拆除了。
图20 人民广场的两座孪生子教堂
图21 波河广场和波河大街 在随后很长时间内，U字形入口广场在都灵获得普遍发展。巴洛克晚期建筑师菲利波·朱瓦拉(Filippo Juvarra)很欣赏这种设计理念，将其广泛运用于都灵许多重要街道的入口广场，如市政厅门广场(Piazza di Porta Palazzo)、苏萨门广场(Piazza di Porta Susa)、圣卡罗广场(Piazza San Carlo)等。这种入城广场(或街口广场)的设计理念为意大利南方许多城市采用，如巴勒莫(Palermo)的维利埃塔广场(Piazza Vigliena)。(67)
图22 波河门背后的入城广场
图23 巴洛克风格的波河门
图24 巴勒莫的维利埃塔广场 显而易见，巴洛克时期的城门及其入城广场具有强烈的展示意图，即刻意要给外来者留下深刻的“入城印象”。(68) 除城门和入城广场，营造“入城印象”的另一重要因素是连接入城广场和城市中心的主干道。14和15世纪，一些城市已刻意将主干道塑造为向访客展示其财富、繁荣和实力的门面，如锡耶纳城贯通南北的罗马大街(Strada Romana)。(69)17世纪的都灵则把这一做法发挥到淋漓尽致，1682年出版的《萨沃伊王国大观》(Theatrum sabaudiae)指出：“从这个门(新门)直至王宫(Palazzo Reale)，可以看到处于同一条直线上和具有同样高度的联排宫殿，这使得那些从这一个方向进入都灵城的人仰慕和惊叹不已。”(70)西西里的首府巴勒莫则修建了两条十字交叉的笔直干道，干道两端连接东西南北四座主城门。这种设计不仅增强了人们的“城市印象”，还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十字交叉的形状象征基督教的十字架，暗示了该城的天主教象征和西班牙的最高统治权。(71) 总之，在巴洛克时期，意大利城市营造“入城印象”的手段日益完善，逐渐实现了城门—入城广场—主街道三个基本要素的统一。在这一时期绘制的意大利城市图像中，城墙、城门、城门广场及主干道皆被刻意加以表现，成为城市最突出的景观特征。 值得一提的是，巴洛克时期意大利的城门广场和辐射性街道对意大利之外的欧洲城市如凡尔赛、伦敦、圣彼得堡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图25 1686年的巴勒莫地图 从1000年到1750年，意大利城市的城墙经历了一系列重要发展。城墙并不仅仅是形构城市的物质边界，更是意大利整个城市文化的重要一部分，其发展沿革莫不与城市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变迁息息相关。城墙的历史变迁，具体而微地呈现了意大利城市社会文化的发展。中世纪盛期，受经济繁荣和人口增长的推动，意大利城市出现大规模修建新城墙的浪潮；文艺复兴时期，受“火药革命”的刺激，城墙的防御功能成为重中之重。意大利的军事工程师发明了箭堡并把其用于加固城墙和修建大型的五角形城堡，从而产生了文艺复兴晚期和巴洛克时期的新式城防体系。之后，到巴洛克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城墙防御体系继续发展的同时，城墙还日益承载了表达统治者的权力以及向外来访客展示城市的强大、繁荣和富裕的象征功能。其中城门重要性得到凸显。装饰性的巴洛克城门及其匹配的城门广场和城市主干道构成为一个整体。防御与展示的结合，形成了巴洛克时期意大利城墙体系最显著的特点。 1750年之后，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城墙的军事防御功能日趋弱化和过时，而非军事功能日益凸显。18世纪中后期，一些城市的城墙被改造成了城市居民休闲散步和观光的“林荫大道”(boulevard)。(72)不过，被改造的城墙往往并非中世纪时期单薄的城墙，而是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修建的新式城墙。因为后者很宽，甚至能通行马车，比较容易改造成休闲和观光的好去处。在19世纪之前，此类改造尚不普遍，但预示了一种未来的新趋势。总之，从中世纪盛期到19世纪早期的漫长岁月里，城墙是城市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前工业化时代意大利城市景观的最核心的要素之一。(73) 感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岳秀坤老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朱明老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孙洁同学为本文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①就本课题而言，国内学者的研究并不多，据笔者所知，许二斌在《变动社会中的军事革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5—62页)简要地讨论了16世纪新型防御工事的改进。此外，威廉·麦尼尔在《竞逐富强：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和社会》(倪大昕、杨润殷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70—90页)的“火药革命与大西洋欧洲的崛起”一节扼要论述了大炮出现对陆战和海战的影响。葛维成、杨国庆、叶扬合写了一篇介绍性文章《意大利卢卡城墙的历史与保护》(《中国文化遗产》2006年第1期)；此外，Sylvie Ragueneau和刘健合写的《巴黎：城墙内外的城市发展》(《国外城市规划》第18卷第3期)与本文的主题有间接的关联。 ②Bryan Ward-Perkins,From Classical Antiquity to the Middl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p.179—195. ③James Tracy,"To Wall or not to Wall:Evidence from Medieval Germany," in James Tracy,ed.,City Walls:The Urban Enceinte in Global Perspectiv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74. ④Margaret King,The Renaissance in Europe,London:Laurence King Publishing,2003,p.45. ⑤Margaret King,The Renaissance in Europe,pp.45—46. ⑥Pius II,Memoires of a Renaissance Pope,trans.by Florence Gragg,New York:G.P.Putnam,1959,p.136. ⑦转引自David Chambers and Brian Pullan,eds.,Venice:A Documentary History,1450-1630,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1,p.4. ⑧中世纪意大利城门的命名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沿袭古罗马传统以地理方位命名，如佛罗伦萨和锡耶纳通向罗马的城门皆命名为“罗马门”(Porta Romana)；另一种是以圣徒的名字命名，以此纪念圣徒并期望得其庇佑。 ⑨Daniel Waley and Trevor Dean,Italian City-Republics,London:Longman,2010,pp.112—114. ⑩Elisabetta Molteni,"Le cinte murarie urbane," in Il Rinascimento Italiano e L' Europa,Vol.6,a cura di,Donatella Calabi e Elena Svalduz,Vicenza:Angelo Colla Editore,2010,p.41. (11)Leon Battista Alberti,On the Art of Building in Ten Books,trans.by Joseph Rykwert et al.,Cambridge Mass.:The MIT Press,1988,p.190. (12)Lewis Mumford,The Culture of Cities,London:Routledge,1997,pp.53—54.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60—61页。 (13)Leon Battista Alberti,On the Art of Building in Ten Books,p.102. (14)Geoffrey Parker,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Warfa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101—114. (15)转引自Carlo Cippolla,Guns,Sails and Empires,New York:Random House,1965,pp.21—22. (16)Eugene Rice Jr.and Anthony Grafton,The Foundations of Early Modern Europe:1460-1559,New York:W.W.Norton,1994,p.11. (17)Francesco Guicciardini:Selected Writings,trans.by Cecil Grayson and Margaret Grays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20. (18)Francesco Guicciardini,The History of Italy,trans.by Sidney Alexand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p.50—51. (19)在同一时期的西班牙，大炮在15世纪末西班牙人驱逐穆斯林的战争中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公元8世纪，阿拉伯人在征服西班牙南部后便定居下来，把这一区域变为穆斯林的势力范围，几个世纪以来，西班牙的基督徒不甘心穆斯林(西班牙人称为“摩尔人”)盘踞本国的领土，一心想把他们逐出西班牙，但总是力不从心。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军事技术的进步终于使西班牙人看到希望。1479年，阿拉贡王国的费迪南与卡斯提尔王国的继承人伊莎贝尔联姻，从而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西班牙王国，这就为解决南部的摩尔人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随后，西班牙人展开著名的“收复失地运动”。与往昔和阿拉伯后裔交战的一个巨大不同是，西班牙人首次拥有一个无比强大的武器——大炮。1492年，西班牙人开始逼近穆斯林在西班牙南部的最后一个据点——格拉纳达。格拉纳达地势险峻，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而且它的防御工事异常坚固，格拉纳达城内的穆斯林居民皆认为该城固若金汤。但西班牙人借助威力惊人的大炮，逐一攻占它的外围据点，一个西班牙人见证了大炮的巨大威力：“炮火异常猛烈，并且持续不断，那些正在做礼拜的摩尔人很难听见对方的说话声，他们也无法入睡，也不知道哪一个地方需要支援，因为大炮在一个地方撕裂城墙，在另外一个地方，冲车捣毁了房屋，他们即使想修复大炮造成的破坏，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小武器的持续射击杀死了守城的人……该城的居民原以为凭借该城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可以高枕无忧，突然之间，他们的自信消失了，每个人都惊恐万状，如同惊弓之鸟。”(Lisa Jardine,Worldly Goods,A New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London:Macmillan,1996,pp.83—86)西班牙军队最终一举攻占格拉纳达，把穆斯林逐出西班牙。 (20)James Ross and Mary McLaughlin,eds.,The Portable Renaissance Reader,New York:Penguin,1968,p.101. (21)威廉·麦尼尔：《竞逐富强：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和社会》，第88页。 (22)Horst De La Croix,Military Considerations in City Planning,New York:George Braziller,1982,p.39. (23)"for the force of artillery is such that no wall can stand it,not even the thickest,for more than a few days." in N.Machiavelli,The Discourses,(Book II,Chapter 17),Harmondsworth:Penguin,1974,p.322；另参见马基雅维利：《论李维》，冯克利译，上海世纪出版社集团2005年版，第253—254页。 (24)Pius II,Memoires of a Renaissance Pope,p.109. (25)Gene Brucker,Florence:The Golden Age,1138-1737,Berkeley: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98,p.174. (26)马基雅维利：《兵法》，袁坚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92—197、208—209页。 (27)转引自Martha Pollak,Cities at War in Early Modern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9。 (28)在1554年至1600年间，共有32部论防御的著作问世，其中用意大利语写成的有26部、法语4部、西班牙语2部、德语1部、荷兰语1部(参见Claudia Conforti,La città del tardo Rinascimento,Roma:Laterza,2005,pp.53—54)。例如，吉罗拉莫·马吉(Girolamo Magi)与加科莫·卡斯特里奥托(Giacomo Castriotto)合著的《论城市的防御》(Della fortificazione della città,Venice,1564)、加拉索·阿尔吉西(Galasso Alghisi)的《防御工事三论》(Della fortificazione libri tre,Venice,1570)和弗朗切斯科·德·马尔基(Francesco de Marchi)的《论军事建筑》(Dell' Architettura militare,Brescia,1599)等。 (29)John Martin,ed.,The Renaissance World,London:Routledge,p.122. (30)Bert Hall,Weapons and Warfare in Renaissance Europe,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pp.162—164. (31)箭堡是由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和“军事工程师”共同发明并完善的一种新型防御工事。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和今天的职业艺术家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并不完全限于现代人理解的“艺术”，而是通常身兼数职，从事一切可能施展其才华并能获利的工作，他们既可能是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也可能是机械师和军事工程师。这一时期的一些艺术家，如莱奥纳多·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等都有过设计和修筑防御工事的经历。 (32)John Hale,Renaissance War Studies,London:The Hambledon Press,1983,1997,pp.11—29. (33)John Hale,Renaissance War Studies，p.14. (34)人们用各种比喻描绘bastione形状，“三角形”(或尖角形)、“箭头形”或“矛形”等，因此，可以把它译为“角堡”、“箭堡”或“矛堡”。 (35)许二斌在《变动社会中的军事革命》(第58—59页)简要地讨论了16世纪新型防御工事的改进，与本文此处对增强城墙防卫能力的概括有相似之处，但他的侧重点是防御工事的改进，而本文的侧重点是城墙形态的变化。 (36)这是相对于16世纪末在佛罗伦萨南山上修建的“高堡”而言的。 (37)迟至1720年，一位英国游客观察道：“城堡里的大炮瞄准佛罗伦萨城，时刻准备镇压任何民众的骚乱。”转引自Wolfgand Braunfels,Urban Design in Western Europ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p.68. (38)John Hale,"The End of Florentine Liberty:the Fortezza da Basso," in Nicolai Rubinstein,ed.,Florentine Studies:Politics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Florence,London:Faber & Faber,1968,pp.501—532,esp.p.503. (39)Giovanni Cipriani,"La città medicea:Politica e Interventi Territoriali nella Toscana de Cinquecento," in Le Ideologie della Città Europea,Dall' Umanesimo al Romanticismo,a cura di Vittorio Conti,Firenze:Leo S.Olschki,1993,pp.137—147. (40)Donatella Calabi,La città del primo Rinascimento,Roma:Laterza,2005,p.26. (41)Colin Rowe and Leon Satkowski,Italian Architecture of the 16th Centu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pp.275—276. (42)Roberta Martinelli and Giovanni Parmini,Le Mura Rinascimentali,Lucca:Maria Pacini Fazzi,1991,pp.21—22. (43)葛维成、杨国庆、叶扬：《意大利卢卡城墙的历史与保护》，《中国文化遗产》2006年第1期。 (44)Stefano D'amico,Spanish Milan:A City within the Empire,1535-1706,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2,pp.10—11. (45)Bruno Adorni,"Le Fortificazioni di Parma e Piacenza," in Cesare De Seta and Jacques Le Goff,eds.,La città e le mura,Bari:Laterza,1989,pp.135—149; Martha Pollak,Cities at War in Early Modern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29—31. (46)Bruno Adorni,"Le Fortificazioni di Parma e Piacenza," in Cesare De Seta and Jacques Le Goff,eds.,La città e le mura,pp.128—134.这座城堡幸运地保存至今，并被改造成了一座公园。 (47)Horst De La Croix,Military Considerations in City Planning,New York:George Braziller,1982,p.46. (48)Richard Tuttle,"Against Fortifications:The Defense of Renaissance Bologna,"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Vol.41,no.3(1982),pp.189—201,esp.p.189,201. (49)Camillo Semenzato,Padua:Portrait of an Ancient City,Udine:Programma & Signum Editrice,1996,p.105. (50)Colin Rowe and Leon Satkowski,Italian Architecture of the 16th Century,pp.278—281. (51)Giorgio Vasari,Lives of the Most Eminent Painters,Sculptors and Architects,Vol.3,trans.by A.B.Hinds,London:Everyman Library,1927,pp.274—275. (52)Elisabeth Mac Dougall,"Michelangelo and the Porta Pia,"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Vol.19,no.3(1960),pp.97—101,106—108. (53)Claudia Conforti,La città del tardo Rinascimento,Roma:Laterza,2005,pp.11—12. (54)Martha Pollak,Cities at War in Early Modern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61—224. (55)例如在德语地区，情况就是如此。参见Yair Mintzker,The Defortification of the German City,1689-1866,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17。 (56)Claudia Conforti,La città del tardo Rinascimento,pp.55—56. (57)Geoffrey Parker,The Military Revolution: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1500-180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6. (58)郑诚：《守圉增壮——明末西洋筑城术之引进》，《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0卷第2期(2011年)。 (59)郑诚：《守圉增壮——明末西洋筑城术之引进》，《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0卷第2期(2011年)。 (60)郑诚：《守圉增壮——明末西洋筑城术之引进》，《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0卷第2期(2011年)。 (61)“棱堡的建筑形式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海外扩张也传到了东方，中国台湾的热兰遮城(今台南安平镇)、日本的平户(Hirado)、长崎(Nagasaki)都出现过荷兰人建造的欧洲式棱堡。”参见李孝聪：《中国城市的历史空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98页。 (62)Martha Pollak,Cities at War in Early Modern Europe,pp.41—46. (63)Geoffrey Symcox,"Turin ca 1560-1750:Ideal City of the Baroque," in Le Corti e la Città Ideale,a cura di G.Morisco e A.Calanchi,Fasaano:Schena Editore,2004,p.226. (64)Martha Pollak,Turin,1564-1680,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p.17. (65)Ennio Poleggi,Genoa:Portrait of a City,Genoa:Sagep Editrice,1985,pp.107—108. (66)Paul Zucker,Town and Square:From the Agora to the Village Green,Cambridge Mass.:The MIT Press,1970,pp.148—149. (67)Lorenzo Spagnoli,Storia dell' urbanistica moderna,Vol.1 dal Rinascimento all' età delle Rivoluzioni,1400-1815,Bologna:Zanichelli,2008,p.240. (68)Giorgio Simoncini,La Città nell' Età dell' Illuminisimo,Firenze:Leo S.Olschki,1996,pp.45—56. (69)Fabrizio Nevola,"Ornato della Città:Siena's Strada Romana as Focus of Fifteenth-Century Urban Renewal," Art Bulletin,Vol.82(2000),pp.26—50. (70)转引自John B.Scott,"Fashioning a Capital:The Politics of Urban Space in Early Modern Turin," Marcello Fantoni et al eds.,The Politics of Space:European Courts ca.1500-1750,Roma:Bulzoni,2009,p.149。 (71)Daniela del Pesco and Andrew Hopkins,La Città dell Seicento,Roma:Laterza,2014,p.16. (72)林荫大道起源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在巴黎修建的休闲式公园道路。参见科斯托夫：《城市的组合》，邓东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Sylvie Ragueneau和刘健：《巴黎：城墙内外的城市发展》，《国外城市规划》第18卷第3期(2003年)。 (73)Cesare De Seta and Jacques Le Goff,eds.,La città e le mura,Bari:Laterza,1989,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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