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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我们手中的钱越来越多了，我们周围的富人越来越多了。财富——这个计划经济时代陌生无比的词开始浮出水面，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媒体和公众的口中。世界著名的财富杂志《福布斯》也开始为他们传统的财富排行榜推出中国版本，连续几年进行的中国国内富豪座次的排定将中国人对财富的关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由此，一个崭新的话题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
我们需要怎样的财富观?
关于财富观，我国的古代圣贤们曾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儒家创始人孔子就肯定追求财富是人的天性：“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同时他强调获取财富的正义性：“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应该说，孔子的这些言论对建立正确的财富观具有积极的意义，只是在后世被人发扬光大的恰恰是他的另一句警辟的话语：“不患寡而患不均”，以及迁延不断的安贫乐道、平均主义大锅饭和君臣礼法规范。几千年来，我们在财富观上一点也不中庸，要么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劫富济贫，越穷越光荣，要么是骄奢淫逸，为富不仁，走的都是极端。历史的一页已然翻过，面对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在回溯和思考的基础进行制度创新和文明创新，构建符合当代社会现实和发展要求的现代财富观。
藏富：传统与现实的困境
“藏富如防贼”。在我国，藏富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自古以来，有钱人总是想尽办法，把钱藏着掖着，说什么也不能暴露。财富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隐私，如同自己私秘处有个胎记一样，决不能示人的。这一点，单从历年《福布斯》财富排行榜发布后，上榜富豪们的反应就可以看出一二来。他们的反应几乎是一致的，那就是愤怒。
富人为什么会愤怒?在我国目前还没有完备的个人资产统计制度和税务稽查制度的情况下，富人榜的公布无异于新闻媒体对丑行的曝光，将带给他们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比如税务部门将拿着这份“指南”上门核收税款，地方政府将会据此要求他们投资公益事业，甚至会有一些素不相识的人上门来游说和乞讨，这都将使他们的经济利益受损，还有可能使他们苦心孤诣营造起来的公众形象蒙尘，甚至使他们的人身安全受到伤害。不久前全国工商联副主席、2002年度《福布斯》中国首富排行榜第27位的民营企业家李海仓的遇害，就被证明与其拥有的财富有关。此外，由于历史原因，很多富人的发家史都镀上了一层鲜明的中国特色。他们的致富中或多或少都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秘密”，有经济学家称在财富积累时期他们犯下了“原罪”。联想董事局主席柳传志曾坦言，联想曾经赖过账、走过私，“如果不做，当时的情况就没法活”；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承认自己曾经“骗过人”，卖过没有用的软件；新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也承认，新希望饲料产品供不应求的时候，某省区负责销售的总经理就用了一些高水分的玉米，赚了500万昧心钱……这些如今已经走上规范的成功企业尚且如此，富人的发家史中到底还有多少不能见光的故事?因此，在富人们“严防死守”地藏富的背后，是财富中隐含着见不得光亮的灰色财富。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因为有这些难言之隐，因为财富的透明度不够，中国富人的藏富举动的存在也就是“合理”的了。
藏富并不是一种正常的财富观。把财富隐藏起来，实际上是在逃避社会责任。更多的财富意味着更多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纳税、解决就业，富人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中国社会的走向所产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富人需要为社会作出更多的贡献。财富的合理流动和使用，会对社会发展产生良性的影响，将会为收入差距的缩小，并在最终实现社会成员间的共同富裕创造条件。而藏富、守富只会使财富的流动趋于停滞，使贫富分化更为悬殊，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共同富裕变得遥不可及。
文明社会的现代文化视财富为文明的成果，其间的人无不都在追求财富人生。拥有合法所得的财富是成功的标志，更能得到社会的尊敬。在网上，有一位网友这样说道：“我很想在自己的国家看到那些充满智慧并引领我们创造更多财富、造福一方的富豪们人
人争上财富榜，因为这说明我们的法制更健全，竞争更公平。”的确，如一位专家所 说
，规范、成熟市场经济下富豪们的财富干净且“成色”足，经得住考验，自然不用担 心
曝光。也正如中国一本政经杂志最新刊登的一篇《走出“隐身”岁月》的文章指出的 那
样：“只有当裸露在阳光下的财富及其拥有者感觉是安全的，在心灵上是坦然的，我 们
这个民族才算真正进入创富民族的行列”。所幸金融实名制已在国内开始实施，个人 收
入资料和个人信用资料都将不断完备，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转轨的航船逐渐驶入法制化 、
规范化、完善化的轨道，富人挣的钱将更“干净”，拥有财富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东 掖
西藏。到那时，藏富将完成一个词语的历史使命，心安理得地退隐到辞典的册页里。
炫富：中外对比的差距
与藏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部分富人大张旗鼓、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身家的对财富的大肆夸耀。从改革开发之初频频见诸报端的豪奢无比的黄金宴、天价的衣着类消费品和砸汽车、扔钞票等等的斗富比阔，到不久前媒体曝光的36万元一桌的豪宴，一直以来，用超乎常规的消费现象来炫耀财富的行为层出不穷。稍微观察一下今日中国的消费社会，可以看到无数千奇百怪的炫富式的消费现象。房子越贵就越有人买，从舶来的流行式样的别墅，到豪华公寓，再到分布在各风景名胜区的度假村，价钱越高问津者越众，就像电影《大款》台词中所说：不求最好，但求最贵!吃的方面就更邪乎了，全国各地的菜系互相攀比、争奇斗艳、花样翻新之快、噱头变化之速，绝对是世界之最。鲍鱼海参、鱼翅燕窝已是家常便饭，各种野生稀有动物也成了盘中餐，甚至不久前有人异想天开地推出了“人乳宴”。如此光怪陆离的景象正应了那句老话：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此外，各种高档豪华的消费品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也超出了常人的想像。法国人头马酒在中国的销售量要超过其在世界其他地方销售量的总和，这种几千元一瓶的酒，在酒席上一开就是几瓶……
此外，一部分富人依仗自己手中有钱，开始滋养出一种霸气和戾气，甚至开始觊觎公共自然和社会资源。据报道，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的房地产商争先恐后地打天下名山的主意。有报道说，北京香山将建所谓“第二富人区”。当然，还有华山、庐山、泰山及白云山等风景名胜之地，这些名山之上大兴土木，大有将这儿变成“富人的后花园”之势。
为一根皮带可以慷慨解囊斥资上万元买下，为一顿饭、一次出游可以挥金如土，这样豪奢的对财富的处置方式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很多人的腰包鼓起来了，但脑袋却没有相应地鼓起来。说明中国的富人们还没有能够形成现代的、理性的、健康的充满人文和社会关怀的财富观。在经济学领域，消费是一门高深的学问。19世纪末，美国制度经济学的祖师爷索尔斯坦·维布仑在目睹了同时代“先富起来的”富人们诸如沿着曼哈顿公元大道和河边街大肆构筑豪华宅邸，疯狂追逐时髦消费品，消闲、享乐、游手好闲、鄙视劳动等等言行后，写出了《有闲阶级论》一书，将这种现象命名为“炫耀消费”。这是炫富一词在经济学上的源头。维布仑把有钱人疯狂追逐豪华消费的动机和欲望等同于原始野蛮人抢夺女人。他认为有闲阶级无休止地追求消闲、享乐，已经摧毁了健康社会赖以生存的道德基础，劳动不再是人们赞颂的美德，而成为唾弃的对象，有闲阶级天生对“艰苦而粗俗的体力劳动有着本能的反感。”维布仑的结论是：炫耀消费加重社会两极分化，激化社会矛盾，有闲阶级是整个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极尽奢华一掷千金的炫耀消费的场面我们已经见得太多了，不幸的是，我们却没有看到多少富人为教育、科技、艺术与文化掏几分钱。有人说是体制和制度上的原因制约了人们进行长期投资、资助科学创造。不可否认，体制和制度是重要制约因素，但中国人传统的道德理念和世俗生活方式，缺乏强烈的宗教情感，只追求现实享乐而不修来世，无疑是奢华享受的重要根源。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富人处置财富的行为中找到印证。在美国，富有的资本家热衷于为公益事业捐款已经成了一种蔚然的风气，从世纪初的卡内基、洛克菲勒到世纪中的福特到世纪末的特纳和比尔·盖茨都遵循“发了财就捐赠”这一传统，而且都着眼于促进文化教育事业。
钢铁巨头摩根在打理企业之余的最大理想是要把欧洲和世界最好的艺术品买到美国，让美国成为一个不仅物质上富裕，而且精神上也充实的国家。他一趟又一趟地前往欧洲和埃及，用自己的资金一手创办了世界著名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最后死在寻找意大利艺术品的旅途中。
卡耐基发表的题为“财富的福音”的文章如今已成为公益事业的经典，他表达了这样一种信仰；社会的贫富不均是上帝定的，那些处于社会上层的人是凭才能和努力达到的，但是一旦拥有了财富和荣誉，就有责任为帮助不幸的“兄弟”和改善社会而做出贡献，这也是上帝的旨意。卡耐基还有一句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所以捐赠不能等到死后，而且认为如何敛财和如何散财同样需要智慧和才能。
洛克菲勒的一生最充分体现了一个顶级富豪如何为国家和人民做出巨大贡献。荣·切尔诺在《工商巨子——洛克菲勒传》中写道：洛克菲勒一生爱好艰苦劳动，从来不涉足无聊的享乐和奢侈。洛克非勒具有异常强烈、极其虔诚的宗教信仰，他相信自己无与伦比的赚钱才能是上帝赋予的，“与他人无关”。更重要的是，他相信上帝让他赚钱的目的是要“让我把钱花到应当花的地方。”那就是拯救人类。而拯救人类只有两个途径，一是从身体上给人以健康，二是从精神和知识上让人摆脱愚昧。洛克菲勒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他一手创办了芝加哥大学和洛克菲勒大学，还资助了其它许多大学和无数研究项目。洛克菲勒对人类医学发展的巨大贡献世人皆知(其中包括中国著名的协和医科大学和协和医院)。
当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作为知识英雄的杰出代表，更是丝毫没有豪奢之气，他大力支持慈善事业，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富豪形象，先后为癌症和艾滋病基因会捐款达数亿美元，他还和妻子一起宣布，他们死后，除了给每个子女各留1000万美元外，余下的所有财产都将捐助给社会，这个比例要占到他们财富总量的99.9%。
富豪们的慷慨捐助，大多集中在科学、文化、教育等领域，他们一方面帮助美国扩大了文化影响，提升了科技和文化的竞争力，进而提高了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另一方面也为造福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因为知识的创新和教育、文化成果的取得最终将跨越国界，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程。因此，一国富豪的慷慨之举于该国的国家和民众，乃至于整个人类都是善莫大焉，功莫大焉。探究资本家这一自发
捐赠财产、回馈给社会举动的原因，并不能简单地以“沽名钓誉”、争取免税来解释，
尽管不排除这种因素，但更深层次的还在于基督教文明的价值观和社会习气中重教育的
应该说，国外富人的善举为我们树起了一面镜子，在市场经济加速发展，富人越来越多的当今时代，如何树立积极健康、有益于社会发展的现代财富观，勇敢承担社会道义，热心公益事业，做一个既富裕又不乏同情心、诚实守信又富有社会责任感，在公众中具有良好道德形象的现代富豪?那些沉迷在酒池肉林、豪宅盛宴的豪奢享受中的中国富人们，是否也该作一些积极的思考呢?
仇富：追问公平与理性思考
民营企业家李海仓的意外遇害使“仇富”话题成为公众关注的一个焦点。
在中国，仇视、鄙夷富人的文化传统悠久、深刻，“为富不仁”和“均贫富”的观念根深蒂固。为富不仁的故事比比皆是，而“杀富济贫”却往往被视为英雄。时至今日，借改革开放的东风，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富人就积累下了超乎人们想像的财富，1999年中国大陆首富企业家排行榜第50名的身价是5000万人民币，2000年第50名升到了4亿，而2001年连第100名也拥有5亿资产。这些对刚从贫穷之中走出来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无疑是难以接受与认可的。天文数字的财富，给老百姓带来的震撼是巨大的，对比自己刚刚达到温饱的财富拥有和生活水准，巨大的落差足以摧毁原有的价值体系。与此同时，一部分富人的炫富行为也激化了公众对贫富分化悬殊现象的不满，恶化了原本就不佳的富裕阶层的公众形象。使社会舆论对富人的社会评价更趋负面，从而导致“仇富”心理的爆发，甚至引发富人遭绑架勒索、杀害伤残等等恶性事件的发生。
其实，仔细分析公众的仇富心理，可以发现，大多数公众“仇恨”的并不是贫富的分层现象，更多的是对富人致富的途径和方式的质疑。因在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中，对“您认为在如今社会上的富人中，有多少通过正当手段致富?”的问题，仅有5.3%的人回答“有很多”。“富人的钱，干净吗?”成了公众普遍的疑问。而一个个“问题”富豪的暴露，又似乎印证了公众心中的疑问。为历史原因，中国富人财富的形成过程和构成的特点，都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发表过一个中国富人的“金钱模式”，比较策略地使用了“腐败”这个模糊的概念。与此同时，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有一篇文章，专门谈论这个问题，他归纳说，中国的民间巨富，有很多是来自于中国的“裙带资本主义”，是权力资本化的结果。这些也就是目前常说的中国富豪的“原罪”问题。
在市场化的游戏规则下，富人是不是按规则出牌的胜者自然地成了民众关注的焦点：如果是，那么他们值得我们尊敬和推崇，因为他们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现时代的致富传奇，在这个传奇中很多人能看到自己的明天，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应该愤怒，因为他破坏了规则，挣了不正当的钱。在竞逐财富的长跑中，他们是个作弊者，他们破坏了公平竞赛的原则，是不光彩的冲线者。可以说，正是这部分不光彩的赢者让民众滋生了仇富的情绪。
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民众的仇富心理很大程度上是对公平致富环境和制度体系的呼唤、对维护大众自身利益的需求，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社会正义的体现。应该看到，富人的存在或者贫富差距的拉大，并不必然产生仇富情绪。重要的是，社会是否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让那些穷人通过后天的合法努力也成为富人。如果大多数中国人不相信社会给他们提供了公平的机会，而认为“关系”提供机会，腐败创造成功的话，仇富情绪才会有发芽生长的市场。在那样的社会里，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就很容易引发一场社会危机，劫富济贫会被赋予正义的色彩而为社会广泛接受。因此，至少在目前，在制度环境规范和完善之前，我们没有理由对仇富心理简单地下个结论，不仅如此，我们还应当看到它的积极意义：促进社会公正，推动社会文明。只有将富豪们置于公平的规则和同一起跑线之下，才能消除杀富济贫思想，根除仇富心态，整个社会才会对先富之人有一个宽松的环境，这个社会的总体财富才会向前良性地发展，国家才会真正走上良性的轨道。
崇富：呼唤“财富品质”
仇富的反面是“崇富”，崇富既包括崇敬财富，也包括崇敬富人。
让我们先来看看《北京青年报》和北京勺海市场研究公司舆论研究部联合进行的一项关于科技英雄比尔·盖茨的专项调查活动。这项调查的结果显示，比尔·盖茨完全符合人们对社会精英的期望，逾九成公众认为对机会的把握是盖茨致富的主要原因，八成公众从他身上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知识创造财富的巨大力量，在对他的主要感情上，52.7%的人表示“钦佩”，51.2%的人“崇拜”，甚至有11.3%的人对他怀有嫉妒的心情。
面对首届首富的比尔·盖茨，为什么人们如此“吝啬”自己的仇恨心理，相反对他充满了崇敬和敬佩?他们的崇富心理从何而来?盖茨虽然是世界首富，资产上百亿，可谓富可敌国，但他自身具备的“财富品质”满足了公众对社会精英的期待：他靠自身努力致富，不是依靠投机取巧或钻法律政策的空子，完全凭借自己的天才智慧走向成功，是这个时代最杰出的“知识英雄”；他不隐藏财富，《福布斯》财富排行榜每年都发布他的个人最新资产状况，透明且阳光；他不炫富，不骄奢淫佚，不盛气凌人，相反亲和得像个大男孩，他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富有同情心，他乐善好施，资助社会公益事业出手大方。可以说，公众“崇富”崇的是盖茨内在的财富品质，而不是单一的天文数字的巨额财富。
何谓财富品质?财富品质就是财富的真正价值，它既与财富本身有关，也与财富创造者的个人品质有关。《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的中国代表胡润说过：“事实上排行榜中各位富豪的排名并不是最应该关注的，透过这个排行榜，了解到各位富豪身上所具备的财富品质对每一个普通人才具有更大的启迪。”因为，个人财富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这个人所处的行业，宏观环境等多重因素，这些条件每个人都会有很大的差异。但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富豪身上却都存在着极为可贵的财富品质。应对失败的能力，对机遇的把握，敢为人先，百折不挠的精神等就是财富品质的体现。此外，财富品质还包括他们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包括纳税、促进就业等。可以说，一个具有优良的财富品质的富豪，都应该是社会的财富形象大使，是一个奋斗和成功的楷模，是一个富有责任感，勇敢承担社会道义的精英。
数不胜数的中国富豪为什么不能“深孚”起中国公众的众望，而让大家不远万里去崇拜一个美国佬?财富品质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众的情感取向。中国富人缺的不是钱，缺的是“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品质，多的是为富不仁、“为富不税”，逃避社会责任，所以富人自己会藏富、炫富，公众会仇富，整个社会的财富景观也因此显得缭乱不堪。
富人的增多并不是坏事，社会物质财富总量不断增加是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基础，在全社会创造出一种对财富的恰当的尊敬和推崇观念，应该是社会发展的软环境的题中之意。“崇富”氛围的营造，不仅需要富人们的身体力行，同时，也需要公众的积极配合。在经济形态完成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后，社会价值观念也应该相应地在文化意义上完成转型，就大众层面来说，也需要公众建立起与时代发展同步的，积极健康的现代财富观。这样，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下，每个人都能和富人们一起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竞逐财富，没有人会仇富；随着市场体制的健全、社会环境的改善，富人们也就没有必要藏富了；炫富的行为也将受到公众舆论的谴责和抵制，为财富的增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整体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