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与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攻方向及应注意的问题_农民论文

农业与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攻方向及应注意的问题_农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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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认识逐步统一,不断深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任务仍然很艰巨,结构调整的重点仍然是增加农民的收入。

一、主攻方向

我们必须把不断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开拓农产品新的市场(包括出口)和扩大农民的非农就业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

1.关于开拓农产品新的市场(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是题中应有之义)。城乡农产品市场极大丰富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我国的基本国情是60%以上的农民生产,30%以上的城市居民消费。当前,在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恩格尔系数下降,农产品直接消费减少,是开拓农产品新的市场遇到的最大困难。统计资料表明,从1998年到2002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从44.5%下降到37.7%;2001年城镇居民消费中与农民关系最密切的4种主要食品(粮食、油脂、肉类、蔬菜)的开支,比1996年人均减少了131.2元。当然,城镇化的发展无疑是解决问题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措施,我们下面还会涉及。这里先讨论农产品本身的市场开拓问题。

首先是农产品质量。质量又分品质和安全卫生两个方面。

(1)从产品品质的角度讲,在数量极大丰富的同时,生产结构的调整还滞后于日益发展的优质化、多样化和专用化的市场需求。近几年,我国农业区域布局的调整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地区结构雷同的问题仍很突出,特别是优质专用农产品生产还比较分散,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格局还未形成,地区比较优势未能充分发挥。一些传统农产品产区,由于规模小,产业链短,营销服务跟不上,竞争优势还不明显。例如:由于专用玉米较少,食用玉米、饲用玉米和工业玉米混用的问题就比较突出;由于高油大豆较少,且品种混杂,大量进口转基因高油大豆冲击国内市场的问题就备受关注。在我国的一些优势农产品中,品质问题也相当突出。水果生产中,价格高、销路好的优质果占40%,其中高档果只占5%,而劣质果高达15%。总体上看,我国农产品大路货多、名优特新产品少,通用产品多、专用产品少,低档和劣质品多、高档和优质品少的“三多三少”的现象相当普遍,在优化区域布局、改善产品品质、提高产品质量上还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

(2)从安全卫生的角度讲,在装满“菜篮子”的同时,净化“菜篮子”的问题又变得相当突出。2001年,据农业部对北京、天津、上海、深圳四个试点城市的定点抽查,平均蔬菜农药残留超标率和“瘦肉精”检出率都曾高达42%。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试点城市的情况有了很大好转(今年1月检测,农药残留超标率为17.1%,瘦肉精检出率为1.5%),但总体情况仍然不能令人满意。据今年1月份对全国所有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检测,农药残留超标率仍高达22%,其中,贵阳、乌鲁木齐、长沙、银川、武汉、西宁、拉萨、成都、南宁都在30%以上,广州市“瘦肉精”检出率仍高达27.45%。由于在出口农产品中农药、兽药残留的检出,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都相继对中国农产品采用技术壁垒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民的消费信心,也影响了农产品的出口和竞争力。

第二是农产品加工。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是开拓农产品市场、提高农业整体素质、促进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还有巨大潜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产值比较,前者为3∶1,而我国只有0.9∶1;深加工用粮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前者达70%以上,而我国仅为8%。目前玉米深加工美国为20%、日本为30%,我国仅为9%左右。水果采收后清洗、打蜡、分级、包装等商品化处理发达国家接近100%,我国仅为1%。我国农业产业化虽然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国家也给予必要的支持,但2001年,我国食品豆业总产值仅相当于雀巢集团全球销售额的两倍略多一点。

2.关于扩大农民非农就业。目前来看,农民的非农就业是近几年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就业的构成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总体上讲,在乡镇企业的就业在逐年减少,而进城打工在逐年增加;就地消化的比重越来越小,而跨省就业的比重越来越大。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年均吸纳就业630万人,1990—1996年年均吸纳424万人,1997、1998两年就业人数减少971万,1999—2001年后分别增加167万、116万和266万,2001年乡镇企业就业总人数达到13085万。在乡镇企业就业增长放慢的同时,农村外出打工人员从1996年的7223万增加到2001年的8961万人,增长1738万,年均300多万人,2002年又增加470万人。在2001年的流动人口中,跨省占43.9%,省内跨县占27.1%,乡外县内占29%,分别比1996年增长11.2,减少2和8个百分点。然而,无论是乡镇企业就业还是进城打工,都有一个发展环境问题。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十分突出的任务。

围绕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我们的工作重点可以进一步明确为“积极引导优势农产品的区域化和专业化,努力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产业化,高度重视和合理引导农民非农产业就业”四个方面。

二、需要特别关注的几个问题

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出了总要求,中央[2003]3号文件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出了19条具体措施,对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指明了方向。这里笔者只想重点讨论以下几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1.关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是战略性结构调整更深层次的问题。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领域的各个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就当前而言,应该进一步明确重点。我认为,当前讲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应放在调整农村就业结构和投入结构两个方面。

调整农村就业结构。“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收入问题。短缺时期,增加产量就会增加收入,而在新时期,增加收入主要是靠增加就业。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这就必须解决富余农民的非农就业问题。富余农民的非农就业问题是城市化发展的核心问题。有关方面的研究报告表明,在发达国家工业化演进中,农业产值和劳动力就业向工业的转换基本是同步的,即随农业和工业产值份额的此消彼长,农业人口也相应地向工业转移,如英国。但是发展中国家,产值结构转换普遍先于就业结构转换。一般地说,开始工业化起点时,产值比重要高于就业比重约25个百分点,如果真正同步需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500美元以后。目前我国农业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相差30.65个百分点(如扣除2002年包括在农业就业人口中的9430万的流动人口,大约可减少13个百分点),农村富余劳动力约1.5—1.6亿人。根据趋势分析,2001—2010年,全国农村新增劳动力约6350万,年均增长600—800万,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任务十分艰巨。在这个问题上,非常需要城乡统筹,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统一的劳动力管理制度。现在,城市的就业压力很大,待业、下岗再就业与进城农民工的职业选择领域越来越接近。但不能因此排斥农民进城打工。城市化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消除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存在的制度障碍。就当前而言,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指导思想上应该努力实现“三个转变”,即:把考虑问题的着眼点从局限于农村内部转到着眼于城乡全局;把转移主渠道从局限于农村工业化转到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相结合;把转移方式从局限于就地就近转到就地就近与跨区域流动相结合。在工作措施上,一要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和多种经营,拓宽农村的就业领域;二要重视发展乡镇企业和中小企业,以现有的县城和少数中心建制镇为重点,加快小城镇发展步伐;三要消除限制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种种体制性障碍,解决工种限制、拖欠工资、劳动环境、工伤医疗保障等问题;四要加强对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信息服务和就业培训;五是要建立城乡协调的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机制。

调整投入结构。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依靠农业为工业提供原始积累的阶段已经过去。而靠农业自身的积累来解决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长方式也应当作出重大调整。否则,无法改变目前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局面。从宏观上调整国家对农业、农村的支持政策至关重要。一要解决农村公共品的政府投入问题。今年中央进一步明确要全面实施农村税费改革,调整农业投资结构,加大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这种做法应该成为一项长期的、明确的政策坚持下去。在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投资结构应该进一步向农村倾斜,还要逐步减少以至完全取消不应当由农民负担的各种税费。二要调整投入方向。按照WTO规则和我们的入世承诺,不论“黄箱”还是“绿箱”政策,我国都还有很大的空间。加大财政国内支持的重点应该确保结构调整重点工作的需求,同时进一步推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把用于粮食流通环节的补贴逐步转到生产环节、技术推广环节,增加对农民的直接补贴。补贴要按照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增加农民收入、保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政策取向,对粮食主产区农民给予重点保护。在粮补改革上可实行由中央确定大的原则,分省决策,允许各省大胆探索的办法。

2.关于培育农村新的市场主体。

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大力发展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业专业协会等新的市场主体,是农村经济结构性调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农村的体制创新。造就新的市场主体,一靠市场,二靠政策。而政策方面,就是要为其健康发展提供更宽松的环境,进一步鼓励农民和企业创新农业经营机制,发展多种形式的产业化和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走农业产业化的道路,二是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产品行业协会,二者相辅相成,相互补充(也包括对传统的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必要的产权改造)。这些年,国家对农业产业化出台了一些扶持政策,虽然很不够,但已有了一个好的开始。与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相比,发展合作经济组织和行业协会问题明显滞后。急需健全法律法规,给予其明确的法律地位,完善相关的扶持政策。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农村市场主体的发育,对于精简农村基层政府机构也将发挥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3.关于完善农村信贷体制。

在农村,政策金融、商业金融与合作金融“三位一体”的金融体制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近些年我国农业贷款占总贷款余额的比重约占5%,乡镇企业贷款约占6%,加上收购农产品的贷款,合计约占17%左右。同时,农村资金严重外流,县域金融萎缩。据估计,改革开放以来,通过金融渠道(包括邮政储蓄)从农村外流的资金总额约有8000亿元。贷款难是当前农村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的又一个突出矛盾。与传统生产相比,结构调整对信贷资金有更大的需求。当前要着重解决农民、农村企业组织特别是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和专业协会“贷款难”问题。既要调整贷款方向、贷款对象,同时要对设在县域的金融机构发放“三农”贷款提出要求。对邮政储蓄政策也要作出适当调整,尽快解决农村资金外流严重问题。

4.关于进一步健全农业立法。

经过几年的努力,今年3月1日《农业法》修正案、《农村土地承包法》、《草原法》同时实施,是依法治农的一件大事。这将对依法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保持党在农村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在新形势下保护农民利益,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统筹城乡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农业立法还有非常艰巨的任务。比较突出的,一是修订《农业技术推广法》,二是制定《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三是起草《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法》。

5.关于农民培训。

农民培训是新阶段一个全新的课题。其实,农民的文化程度普遍低于城市就业群体,更需要新的技能培训。目前,我国农民平均教育年限不足7年,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占40.31%,初中文化程度占48.0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1.62%。系统接受农业职业教育的农村劳动力不到5%。20世纪90年代以来,接受过各种培训的农民总数只有2000多万人,其中获得绿色证书的450万,农业广播学校在校和毕业生总共700余万。在每年9000万左右的外出打工人员当中,经过专业培训者大约12%。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和有关调查显示,农民的收入水平与其科技文化素质呈明显的正相关。我国农村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不高,不仅直接影响着农民的经济收入,也严重制约着农业劳动效率的提高,影响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大力开展农民科技和职业培训,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一大批觉悟高、懂科技、善经营的新型农民,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对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和国际竞争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有效途径。要紧紧围绕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动员和利用各种农村教育资源,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新型农民科技和就业培训,不断提高广大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促进农产品竞争力增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保障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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