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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独”攻势严峻
1988年，美国最大的“台独”组织——“台湾独立联盟”正式迁回台湾、变身进入“民主进步党”。1991年，民进党将台独纲领正式纳入党纲。但是民族分离主义的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与斗争，则早在70年代中晚期就开始了。
几十年来，“台独”运动假借台湾文学论、族群和台湾史论以及“命运共同体”、民族定义和历史教科书等各种问题发表言论，千方百计宣扬在与中国大陆长期隔离的现实下，台湾已经发展出一个在民族认同、文学特质、自我意识上都与中国完全不同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的观点；宣称远在达成政治独立之前，台湾的文学、文化就早已独立。
台独派资力雄厚，拥有好几家日报、新闻杂志以及一家覆盖全岛的电视台。他们打着“乡土教育”之名，减少中国历史、地理甚至语文的课程而加强所谓的母语（实为汉语闽南系与客家系方言以及少数民族语）教学。政府也以各种“基金”和预算，支持各种所谓的“乡土文史调研工作”和“社区重建”，其实，大多是用来强化区别于大陆的地域和地区意识。1988年，李登辉登台后，更是明目张胆地不惜制定国家政策，推行纵容和包庇“台独”的各种措施。1998年，教育当局又强行修改了国民中学历史及社会科教科书，宣传台湾的“国家”史观和“公民”意识。2000年，民进党政权上台后，“台独”系的文化人、文学家、教授和新闻言论人纷纷走上台面，占据了学术和文化机关的要津。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台独”攻势益形严峻。
“文学台独”的发展
如果把在大众传播、教育阵地、文化历史论说和社区组织等领域中的“台独”运动称为“文化台独”，那么长期在台湾文学论坛中横行的“台独论说”，就是“文学台独”了。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文化台独”最早出现，就打着“台湾文学”论的旗号，两者形影相随。早在1977年，“文学台独”论的“宗师”叶石涛发表了“台湾立场”和“台湾意识”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台湾在日据下“现代化”历程中产生了“台湾意识”的主张（当然，这种提法源于“左”派台独“理论家”史明1962年出版的《台湾四百年史》）。
1981年，评论家詹宏志发表文章《两种文学心灵：评两篇联合报小说得奖作品》指出，若将台湾放在全中国的视野考察，台湾文学如果没有深厚的作品，就只能沦为聊备一格的“相对于中国中心的‘边疆文学’”。詹宏志的文章立刻遭到“台独”派蜂涌而来的批判。今日成为“文学台独”重要理论家的彭瑞金、高天生和李乔等人，纷纷著文强调台湾文学自有“独特的历史性格”，抨击詹宏志以中国为中心去观察台湾文学。这是台湾文学思潮中第一次强调台湾文学的“本土性”、“自主性”和“去中国性”的论说。
1982年，叶石涛在杂志《文学界》中表示，台湾作家要反映“台湾这块土地”的“真实形象”，“不要执著于过去的亡灵，以忘恩负义的心态来轻视”……台湾的“土地与人民”，并指责“那些站在空洞神话架构上来叱令的文学”是“毒素”、是“公害”。叶石涛是要台湾作家有“台湾意识”和“台湾立场”，放弃“空洞”、“神话”般的中华民族主义“亡灵”……而秉持中华民族立场的文学作品是“毒素”、是“公害”。
1983年，陈芳明在“台独”化后的《台湾文艺》上发表文章，对叶石涛在文章中肯定台湾文学的“本土性”和“自主性”表示热烈赞赏，并预言“台湾民族文学”的“孕育”和“诞生”。同年，叶石涛发表《再论台湾文学的提升与净化》，林梵发表《从迷惘到自主》，这两篇文章都强调台湾文学的“自主性”，强调台湾久已与大陆分隔殊途，认为台湾文学自日据以来一贯自己发展，从而产生了独自的“本土性”与“自主性”。
1985年，叶石涛为自己的书《台湾文学史纲》写序，再次强调自日据以来台湾文学在与中国大陆完全隔绝的条件下，吸收了欧美和日本文学的“精华”，形成“鲜明的自主性格”，发展出“强烈的自主意识”。叶石涛还呼吁，台湾文学家写作应以“台湾为中心”，要“站在台湾的立场”……
1987年以后，“文学台独”论有了新的发展。随着解严后“台独”较为宽松的环境的形成，“文学台独”运动与“政治台独”势力逐渐纠结起来。1987年，“中国文学的大同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德国举行，引发了台湾有关“台湾作家定位”的论争。李敏勇、向阳、羊子乔、刘天风和林宗源等在抗议国际场合中台湾作家（文学）被“定位”为中国作家（文学）之余，提出台湾作家定位应与台湾前途定位拼同思考，主张台湾文学只反映“台湾经济生活共同体”，台湾文学中的中国是一种“虚构”与“虚伪”。有人甚至疾呼，台湾文学早就先台湾政治取得了“独立”，台湾文学应与政治及社会的“台湾人解放运动”相结合。
1988年，“文学台独”论又进一步提出“台湾新民族文学”的主张。林央敏和宋泽莱分别写文章提出“台湾（新）民族文学”，以和中国文学“划清界限”，建立台湾优良的“新民族文化”并最终为台湾“独立建国”服务的谬论。
到了90年代，叶石涛和陈芳明等人迭次发表文章，其思想内容不外乎一再强调台湾文学的“独立自主性”，强调台湾文学不隶属于中国文学。自1999年起，陈芳明开始发表野心勃勃的书稿《台湾新文学史》，企图全面依照“台独”史观和“文学台独”论全面炮制合乎“台独”标准的“台湾新文学史”。
文学领域中的统独斗争
如前所述，“文学台独”论的发展，其实是“文化台独”论、“台湾自主”论、“台湾主体”论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台独”阵营有自己广阔的言论阵地（如《前进》《深耕》《台湾时代》《八十年代》等党外刊物，《台湾新闻》《民众日报》《台湾时报》《自由时报》等报纸副刊以及《文学界》《台湾文艺》和《文学台湾》等文学杂志）；相形之下，批判“文学台独”的阵营却只有《夏潮论坛》和后来的《文季》（不久停刊），以及当前的《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双方势力悬殊，但是台湾文学问题上的统独斗争却一直不曾间断。
1977年，陈映真发表文章《台湾乡土文学的盲点》，对叶石涛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1979年，旅日台独派学者张良泽于日本发表文章《苦闷的台湾文学，蕴含“三脚仔”心声的系谱》，认为日据台湾塑造出了既非日本人又非中国人的“三脚仔台湾人，而台湾文学就是这些“三脚仔”的“心声”。1981年，陈映真撰写《思想的荒芜——读〈苦闷的台湾文学〉敬质于张良泽先生》，对此文予以严正的批驳。1984年，陈芳明发表《现阶段台湾本土化问题》后，吴德山（杜继平）发表《走出“台湾意识”的阴影：宋东阳（陈芳明）台湾意识文学论的批判》对陈文予以驳斥。针对张良泽分别在1979和1983年发表的《战前在台湾的日本文学：以西川满为例》和《西川满书志》两文，陈映真又在1984年发表了《西川满与台湾文学》，批评张良泽认为西川满“有台湾意识”和“挚爱台湾”的谬论。对日据下台湾的“皇民文学”，统独两派也有截然不同的评价。1998年，张良泽发表文章《正视台湾文学史上的难题——关于“台湾皇民文学”作品拾遗》，力言在日据战时下的台湾，写“皇民文学”既普遍又不得已，后人不宜妄加评论，而应予以谅解。两个月后，陈映真写下《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评》，对此说加以批驳。不久，彭歌又写《醒悟吧！——回应陈映真〈精神的荒废〉》。三个月后，陈映真再写《近亲憎恶与皇民主义——答覆彭歌先生》，予以驳斥。
《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1998年的冬季号和1999年的秋季号还组织了“台湾皇民文学合理论批判”和“不许新的台湾总督府‘文奉会’复辟”两个专辑，刊出了曾健民《台湾“皇民文学”的总清算》、刘孝春《试论“皇民文学”》及陈映真前述《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评》三篇文章；专辑对同情台独的日本学者垂水千惠、中岛利郎的谬论也同时加以了批驳。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97年，乡土文学论争20周年之际，统独两派各自组织了研讨会。陈映真和曾健民分别发表文章《向内战与冷战意识形态挑战——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争在台湾文学思潮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及《民众的和民族的：乡土文学论战的精神与70年代思想精神的再确认》，前者从战后冷战与内战意识形态的颠覆来认识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争，批评“台独”派亟欲篡夺乡土文学论战的果实。曾健民的另一篇文章《反乡土派的嫡传》则直接批判了陈芳明的文章《历史的歧见与回归的歧路》。
1999年8月，陈芳明开始在《联合文学》连载他企图雄霸台湾文学史论的书稿《台湾新文学史》，并刊出其绪论性的首章《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宣称要根据自日据期迄于今日的台湾“社会性质”来“建构”台湾新文学史，并将台湾的历史划分为日据“殖民地社会”(1895-1945)、“再殖民社会”(1945-1988)以及“后殖民社会”（1988迄于今日）三个阶段。2000年7月，陈映真在同一杂志发表《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依据科学的社会生产方式论及其有关理论，彻底批驳了陈芳明杜撰的台湾“社会性质论”。此后，双方又交锋三个回合，2000年12月，陈映真发表了《陈芳明历史三阶段论及台湾新文学史论可以休矣！》，目前这一争论仍在发展中。
由此可以看到，早自1977年叶石涛和陈映真关于“台湾乡土文学”的争论开始，一直到2000至2001年陈芳明与陈映真关于台湾新文学史分期问题的争论止，在关于台湾新文学史论领域中诸问题的统独争论与斗争，一直都没有间断，而且交锋日益激烈。这表明“台独”运动十分重视台湾文学领域中的思想、意识形态斗争，他们有自己的理论队伍、言论阵地，有权力的掖护，更有进行思想政治斗争的长久之计，对此绝不可小觑。
“文学台独”论
“台独派”关于台湾新文学论中具体问题的论说，概括起来，有这样几个方面：
1.台湾新文学的发轫是多元的，否认台湾新文学之发生与中国“五四”新文学之间的血脉关系，亟言在与中国社会隔绝条件下，台湾新文学的发展也吸收了欧西与日本文学的影响，而形成有别于中国新文学的、自主的台湾新文学。
2.因此，台湾新文学在属性上，绝不是中国新文学的一部分。台湾新文学是在与中国新文学隔绝近一个世纪的条件下，独自发展出有台湾主体性和自主性的文学。
3.3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即台湾话文）的论争，说明台湾文学“自主性”和“主体性”意识的苏醒，是第一次台湾文学范畴中“并吞派”、“汉族沙文主义”一派（即主张将白话文推广为大众语，从事宣传和文艺创作的语言的一派）和台湾“本土派”、“自主派”之间的斗争，否认白话文派与台湾话文派之争其实是当时台湾左翼文学阵营内部关于不同语文策略的争论。
4.主张关于日据下“皇民文学”作家及作品的评价，不能用“汉沙文主义”的标准来予以评价，要有从“台湾立场”出发的独自的评价。主张皇民文学是台湾人对日据带来的“现代化”的反应，主张皇民文学和当时在台日籍殖民作家有“台湾意识”，且“热爱台湾”。
5.认为1947年到1949年间一场有关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论争，也是外省人“并吞派”、“汉沙文主义”（主张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和“本土派”（主张台湾文学有其独特性）之间的斗争，企图独占和歪曲史料，抹杀这次争论的认同、团结、进步的深刻意义。
6.认为70年代乡土文学论争，是台湾文学“主体意识”和“自主意识”的发端，否认和抹杀论战中反帝文学、（中华）民族文学、大众文学等思想内容，企图伪造历史，窃取70年代乡土文学论争的果实。
7.在当前有关台湾新文学史分期的争论中，主张台湾现当代史中“社会性质”分期是所谓“殖民地社会”、“再殖民社会”和“后殖民社会”，罔顾台湾社会历史划分的科学性理论系统。
这些“理论”的学术与科学品质固然极为粗疏、不堪一击，但是长年以来，却也自成“体系”，由“台独”派教师在讲坛上不断宣传，并据此培养硕、博士研究生，逐年增加“文学台独”倾向的论文，增加“文学台独理论”队伍中的新兵，不能不说情况是颇为严重的。
开展批判的问题与机会
根据目前台湾文学论领域中统独斗争的形势来看，统派在开展对“文学台独”论的批判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同时也拥有不少机会。
问题：1.资源、力量悬殊。独派占有高教领域，陈水扁政权上台后，条件更加优越；统派势单力薄，理论队伍、言论阵地与独派相较，数量上悬殊较大。
2.现政权在高教院校中积极扩张、广设台湾文学系所。考虑到当前台湾文学教员绝大多数倾向“台独”的情况，这种形势不能不令人担忧。
3.由于独派拥有雄厚的文化和教育资源，有能力推动国际性台湾文学研究活动的开展，从而扩大“文学台独论”在“国际”学界中的误导和影响。
机会：1.“文学台独”论的学术知识品质一般而论颇为粗陋，容易彻底论破。
2.可以团结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界共同进行研究，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共同对“文学台独”论开展科学、系统的廓清与批判。
3.大力发掘、整理有关台湾新文学史的新资料，以有助于揭发“文学台独”各种歪曲和谬论的真实面目。
最近我们整理、出版了有关1947年至1949年间关于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论争的原始资料，对同时期台湾文化思潮的史料也做了初步整理，希望能尽快将这些资料全部公开，使“文学台独”论接受事实的检验。
以清醒的认识面对新的斗争
“台独”运动重视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处心积虑，有长久之计。最近，在政权的推动下，他们又加快在各大学设置台湾文学系所的速度，强化中国文学与台湾文学的分离意识，把中国文学挤压为“外国文学”，把台湾文学系所视为宣扬“文学台独”论的基地。目前，真理大学已设立台湾文学系，成功大学设立了台湾文学研究所，正进一步筹设台湾文学系。中兴大学据说也设立了台湾文学研究所，而清华大学正在积极筹设台湾文学研究所……面对“文学台独”的攻势，我们以为，在两岸台湾文学研究工作上，应该学习杨逵精神和范泉精神。杨逵在1947年至1949年间关于建设台湾文学争论中具有卓越的表现：
1.熟练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
2.坚持台湾文学中的中国属性；
3.坚持台湾新文学的特殊性与中国新文学一般性的辩证统一；
4.坚持省内省外作家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团结；
5.重视文学运动的实践——文学组织与文学领域中的统一战线的展开；
6.对政治具有敏锐而清醒的认识与判断力，坚决反对为“台湾独立”“台湾托管”、为美国和日本外来势力服务的“奴才文学”。
范泉是从来没有来过台湾的大陆著名编辑、文艺评论家和散文家，但他早在1940年开始就为重建台湾新文学的论争敲定了主旋律，即：
1.“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分的一环”；
2.作为一个大陆的文学评论家，对台湾、台湾人民和台湾文学始终抱着真挚、深情的关注，并据此深入研究台湾文学。
3.在主张将台湾新文学重建为中国新文学的一个组织部分的同时，坚持台湾新文学发展的主体是台湾本土作家，强调只有台湾本土作家才足以建设有“台湾气派”、“代表台湾本身”、有“台湾作风与个性”的台湾新文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台湾新文学的特殊性与中国新文学的一般性的矛盾统一起来；
4.在思想感情和具体实践上，与台湾作家、知识分子维持真诚、深刻的感情联系，建立坚强的相互信赖和团结。
杨逵和范泉都是1947年到1949年间，两岸省内外文学家、评论家共同讨论重建台湾新文学时最有领导性、最突出也最杰出的典范，他们的品格与工作、思想作风，对我们今后开展批判“文学台独”、重建台湾新文学的斗争，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典范意义。
宣传和批判“文学台独”的斗争的新回合，正在蓄势待发。海峡两岸捍卫台湾新文学的中国属性的作家与学者，对此必须具有清醒的认识，准备好面向新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