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文明及文明交融对中国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意义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没有外来文明，就没有中国文化今天的博大精深，就没有中华文明的生机与活力，甚至没有今天每一个中国人作为个体的存在。
没有外来文明，就没有中国文化今天的博大精深，就没有中华文明的生机与活力，甚至没有今天每一个中国人作为个体的存在。中国很快就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了，在苦斗十多年的目标即将实现时，人们反倒有一些惶惑了。外国跨国公司和商品的大举涌入，是否会冲垮中国的民族工业，是否会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能否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站得住脚，这是人们经常能够听到的话题。
历史是最好的一面镜子。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们有必要从中外古代文明交流史中汲取经验。谈到这一点，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古代中国的辉煌，想到四大发明对西方世界的革命性作用，想到中国很长一段闭关锁国的历史，因而往往会把这种交流理解为出多于进甚至只出不进的单向交流。而事实上，外来文明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海外物种的引进，对中国人生活和生存环境起了重大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从西汉到明代，中国历朝人口最多不超过5000万至6000万，这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技术和耕地条件下，中国农民种植的传统作物（稻、稷、菽、麦）最多只能养活这么多人口。但自明末引进来自美洲的高产作物——玉米、马铃薯，中国粮食总产量随即倍增，人口膨胀成为可能。东西方学者都认为，美洲作物的引进直接导致了中国“粮食生产革命”和“人口爆炸”。大清朝开国近百年间，中国人口翻了一翻还多，乾隆朝50年间，再翻一翻，至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口已经达到4亿。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相当多的中国人能够来到这个世界，相当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些今天很不起眼的引进作物。
中国有文字历史的绝大多数时期，人们以丝麻为主要衣料来源，丝绸娇贵、麻布粗糙，都不是理想的衣料。中国新疆地区于汉朝开始引进原产于印度的棉花，后从陆海两路逐步推广到中原和江南。元代黄道婆改革纺棉技术，使棉织品成为大众衣料。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收税征棉并规定农田植棉比例，从此棉花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作物，纺纱织布成为中国农家最重要的家庭副业。棉花及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不仅提高了中国人的御寒能力和衣着质量，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财政结构和家庭分工，并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清代以前，中国人常吃的一些食品、果品，常用的一些调味品、动植物和嗜好物，不少源于海外。烟草、花生、辣椒、西红柿、向日葵、菠萝来自美洲，芝麻、西瓜来自非洲，绝大多数香料来自欧洲、阿拉伯和印度，黄瓜、大蒜、胡萝卜、苜蓿、无花果、胡桃、橄榄来自中亚，梧桐、茉莉花、樱花也都非中国土产。东西方家畜杂交，如中亚马种和西洋猪种的引进，对确保和提高中国家畜的品质起了很大的作用。各类新物种在中国的安家，改善了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丰富了饮食文化，也创造了新的社会需求和相应的商品生产力，对中国经济和政治生活影响不小。
海外宗教和文学艺术的传入，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
一般认为，佛教于两汉时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进一步发展，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宗教。佛教与儒家思想融汇贯通，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渗透到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和每个人的思想深处。历代统治者利用佛教维护封建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而造反者也不时以宗教为掩护和旗帜。唐代以后，佛教徒和寺院势力活跃于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政治舞台，是中国古代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佛教所主张的“因果报应”、“众生平等”、“轮回转世”等思想，以及戒杀生、尚素食等习俗，对今天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仍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伴随佛教而来的文艺和技艺，如音乐、诗词、绘画和建筑等，在今天的中国随处可觅。
7世纪，伊斯兰教创立不久即传入中国，逐步成为中国一些重要少数民族的全民性宗教，对中国政治影响很大。由于穆斯林较强的流动性和交融性，伊斯兰教在历史上发挥了中西文化交流媒介的作用。伊斯兰历法、医药、建筑和音乐，使中国人民受益匪浅。此外，古代基督教、犹太教、天主教都曾在中国生根发芽。
今天中国各地主要的人文景观，无以计数的大小寺院、教堂和建筑，都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古希腊文化曾使汉代艺术丰富多采，近年来我国发掘的西汉及魏晋多处墓葬和文物，常带有浓郁的希腊、巴比伦、中亚或印度犍陀罗风格。外域音乐和琵琶、箜篌、唢呐和羌笛等乐器，自西汉传入中原，成为中国雅俗共赏的民族乐器。西洋油画对中国明清绘画影响颇大。隋唐时期乐舞、杂技和魔术十分兴盛，其中相当多源于西亚、中亚和南亚，还有的来自朝鲜和缅甸。唐宋时盛行的马球运动，亦来自于古代波斯。虽然有一些自海外传入的文化习俗已经失传或逐步没落了，但都曾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海外科技和医药，促进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自身的进步
在古代社会，历法直接关系到农耕和“国运”，对社会政治生活影响极大，为历代统治者高度关心。中国历法自成体系，但也吸收了大量海外经验、技术。佛教的东传，带动印度天文历算学的引进，对唐宋历法影响不小。元朝时阿拉伯历法和数学东渐，郭守敬《授时历》的制定，借用了大量阿拉伯先进的天文仪器，也吸收了阿拉伯数学和历法不少精华，使这一历法达到当时世界的巅峰。印度、阿拉伯和西欧天文学家、数学家都曾在中国中央政府的历算机构担任要职。
糖是重要的生活用品，中国种植甘蔗历史悠久，但长期不会制作蔗糖。唐朝自印度引进熬糖法，并有自己的创新，反过来又影响印度和西亚。中国古代工匠也会制造玻璃，但品质不佳，北魏时引进了罗马和埃及的制玻璃法，到明初取得了埃及烧制钠钾玻璃的新工艺，始能生产能适应骤冷骤热的玻璃，明清时玻璃开始进入寻常人家。一般认为，烧酒法也源于阿拉伯，自元朝传入中国。在古代直至今天都很流行的一些食品，如粉丝、麦片和煎饼，都来自阿拉伯。
医学交流是中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隋时大量印度医学著作被佛教徒带入中国。唐初名医孙思邈的传世名作《千金方》中，收有印度方剂多种，中国外科术也受到印度的影响。中国与阿拉伯在汉唐时就有医学交流。中国自产香药不多，所需主要从阿拉伯进口，尤以乳香为多。元朝曾在太医院专设研究和管理阿拉伯医药的机构，完成了《回回药方》等译著。唐以后，药材成为南洋和西洋国家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五代人对此专著《海药本草》一书。大量海外药物、方剂、诊疗法和理论的传入，丰富了中国医典和医学实践，使中国人能够更好的驱病延寿。
海外贸易对中国古代经济影响不小
古代中国生产力相对发达，产品多且广有销路，是商品输出国，而海外商品除香料、药材外，能受中国人欢迎的大宗商品不多。因此，在19世纪以前，中国外贸一直处于顺差的有利地位，外商在中国采购时不得不以硬通货支付，大量海外金银因而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据日本学者统计，明末的1569年至1636年间，从欧洲、美洲和日本流入中国市场的白银总数在3.5亿西班牙元以上。白银的大量流入和广泛流通，弥补了中国硬通货的不足，促进了国内商品贸易，刺激了生产和消费，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财赋收入。
在中国某些朝代，海外贸易的意义远胜于互通有无。隋唐时，中国对外贸易空前繁荣，丝绸、漆器和陶瓷外销量很大，有力地刺激了国内工商业、运输业和服务业。唐朝专门规定以丝绸纳税的制度，与当时繁盛的海外贸易不无关系。宋朝是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鼎盛时期，政府专门划定通商口岸，并设立了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机构，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海关制度，也可谓是今天对外开放口岸的鼻祖。南宋时，年市舶收入（也即关税）曾达到政府总收入的5%至10%左右。海外贸易带动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直接带动了一批外向型城市的兴起，如汉唐时丝绸之路上的敦煌、酒泉，唐宋时的广州、泉州、福州等。元代泉州曾是东西方物资集散中心，被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称为世界上最宏伟的港口。据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载，当时与泉州有贸易关系的地区和国家有98个之多，不愧为世界贸易之都。
文明交融与国运盛衰息息相关
中国封建社会最强大富庶的几个王朝，如汉、唐、元都对中外文明交融采取了豁达、自信的态度，广采博收、兼容并蓄。唐太宗时，朝中五品以上胡人官员达100多人，不少日本、朝鲜留学生都曾做过唐朝的高官，甚至位及二品。元朝时，大量来自中、西亚的色目人在朝中和地方为官，担任过平章政事（相当于宰相）的不少于32人。唐元两朝，大量外国学者和技师为各级政府服务，产生了一批颇有影响的文学家、诗人、历算家、画家等。
唐朝时，大量外国人因经商等缘故而来华常住，长安一度约有10万外国人，占全城总人口的1/10左右，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元朝时数以10万计的中亚和西亚人移居中国，出现了不少完全由外国人居住和管理的村镇和城市，并逐步形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新的一员——回族。元朝的广州等地，侨居不少阿拉伯人，元政府对其风俗习惯和财产权予以充分的尊重和保护。汉唐元三朝对外来宗教采取拿来主义态度，或主动取经求法，或鼓励各种宗教或教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三朝都高度重视和扶持海外贸易，使之得到空前的发展。元朝还曾采取“官本船”制度，即政府投资造船，投标交由民间经营以促进海外贸易。
作为汉族为主体的政权，唐朝的对外开放程度，在中国古代史上无与伦比。唐太宗提出“爱如一人”的著名口号，对外来文明恢宏大度、泰然自若。从物质文明到文化习俗，全都拿来，毫不介怀，更无从感到威胁。唐朝统治者和老百姓对外来文明采取了自然扬弃的态度，以创新和学习为荣。正因为如此，唐王朝形成了雄强奋昂、健康自由的社会风貌，社会开明、国富兵强、近悦远来，威名远播。多种文明的激荡和开放自信的心胸，是大唐极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今天回顾外来文明及文明交融对古代中国和中国文明的贡献，旨在明确一个道理：外来文明从来没有淹灭中华文明，相反却给中国带来活力和财富；中国过去的辉煌，在某种程度上源于交流和开放；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仍然是开放与交流。对待外来文明，我们需要有更加兼容和宏阔的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