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作家的人格与文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格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以作家的人格和文格为特殊视角，阐述了人格和文格的内含及辩证关系，探讨了现代作家人格及文格的发展和分裂的原因。本文认为，作家首先应有高尚的人格，才能有真正的文格，人格有失，文格也将殆尽。这就是现代作家启示录。
关键词 人格 文格 艺术人类学 社会文化学 现代文学史
如果从抗日战争的背景去审视一下那段时期的文学，人们便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抗战关头大多数作家会毅然奋起，舍身忘死，宣传抗日，成为千古留名的志士？又为什么有的人曾经红极一时而最终成为文化汉奸、民族的罪人？这是一个复杂又引人深思的现象，我觉得应该从作家的人格与文格上去探讨，寻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现代作家的人格及文格显现
人格是一个普通而复杂的概念，对它的解释各有不同，从伦理学的角度看，人格是指“个人在一定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统一；是个人做人的尊严、价值和品格的总和。”〔1〕这就是说， 人格是建立在社会生活基础之上，是人处世为人、赖以生存的精神准则。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看，人格“是个人自然心理和文化心理的总和，是现实的人在社会上安身立命之本。”〔2〕这说明人格的形成有多种因素，有生理基础，外部世界，文化观念的原因，最终才形成人的本质精神。这形成后的本质精神又转化为人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如果把这两种观点进行综合，那么，人格应该是在长期的文化教育（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社会影响之后形成的一种文化心理积淀，它对人的行为规范，人生态度起着强烈的制约作用，具有社会意义。这是一种社会文化学的解释，它反映在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等方面，任何作家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没有人格的作家不能算是好作家，没有思想的作品也不能称为好作品，人格具有较高的价值取向。歌德说得好：“在艺术和诗里，人格确实就是一切。”〔3〕
文格是什么呢？我认为它是作家文学风格的简称，即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个性，是作家文学品位形成的先决条件。文格的形成同作家的生活经历、立场观点、文化层次、人格品质有关，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法国作家布封说：“风格即人。”〔4〕这就强调了作家应该具有自己的特点，不同的风格也就是不同的艺术个性。别林斯基说：“可是文体，——这是才能的本身，思想本身。文体是思想的浮雕性，可感性；在文体里表现着整个的人；文体和个性，性格一样，永远是独创的。”〔5〕别林斯基所说的文体就是作家的文学风格， 他认为风格是人的个性，应该具有独创性，没有风格的作家也不能算好作家。但是，他又认为风格的形成必须有思想性，必须是作家思想的折射，否则风格也是不全面的。由此看来，文格和人格有着紧密的联系，处在辩证运动之中。对于作家而言，首先应具有高尚、廉洁的人格，这样才能有一种明朗上进的创作精神，也才能写出振奋人心，感动读者的作品。第二，只有人格也不行，必须加强文化修养，提高审美能力和艺术表达技巧，才能创造新颖活泼，富有个性的文学风格。第三，文格和人格是从属关系的。人格决定文格，文格又折射、反映人格，作家应有宽阔的视野、坦荡、忠诚的胸襟和强烈的民族自尊精神，才称得上有真正的人格，同时，也才能具有真正意义的文格，得到人们的尊重。因而，作家应该把人格与文格相统一，做到“文如其人”，而不是“口是心非，表里不一”。
人格与文格的关系在现代作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抗战以后的中国文坛来看，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加深了民族的苦难，这是一场国破家亡的民族危机。在血与火，生与死之间，中国现代作家将面临一次严峻的考验，必须作出严肃的选择。于是，在中国的文坛上出现了两类作家，一类是以郁达夫、郭沫若、戴望舒等人为代表的具有民族气节的作家。另一类是以周作人、张资平等人为代表的出卖人格与国格的汉奸文人。这些作家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表现出不同的人格特征。芦沟桥的炮火，掀起了全民族抗日救亡的高潮，也促使作家走出个人的小天地，投身到全民抗战之中去。郁达夫、田汉、戴望舒、陆蠡等作家勇敢地站了出来写下了许多宣传抗日，激励将士的文章和文学作品。甚至为抗战洒下了鲜血，献出了生命，表现了崇高的人格，成为民族的英雄，鲁迅所期望的“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物。他们真正做到了人格和文格的统一。郁达夫曾经是一位追求民主自由，歌颂个性解放的“五四”作家。他早年留学日本，体会到弱国子民的悲哀。在留日时期写下了三篇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小说——《银灰色的死》、《沉沦》和《南迁》。回国以后，又写了几十篇浪漫主义色彩浓烈的自叙传小说，表现了鲜明的反封建思想和很高的文学造诣，成为著名的短篇小说家，给当时的青年人以强烈的振撼。说明他的人格是健全的，文格也是突出的，他所想的与他所写的是一致的。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后，郁达夫的人格和文格有了明显的变化，抗战爆发以后，郁达夫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写下了许多宣传抗日救亡的文章，声讨军国主义的罪行，唤醒民众起来抗日。在《必胜的信念》一文中，郁达夫喊出了鼓舞民心与士气的箴言：“悲观者是容易被日人所威胁与利诱的，但愿我们中华民族的全民，没有一个悲观主义者出现！”郁达夫还亲自参加战地采访，慰问台儿庄抗日将士，这是他人格高尚的体现。1938年日本右翼文人佐藤春夫别有用心地写了电影小说《亚细亚之子》；公然嘲笑中国的作家，攻击中国的抗日战争。郁达夫十分愤怒，他以民族大义为生，割断了自己与佐藤春夫多年的旧情，写出了《日本的娼妇与文士》一文，反击日本御用文人的进攻。随后，在抗战的艰苦时期，郁达夫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宣传抗战，主编了《星洲日报》等刊物，为国内的抗日战争筹集了不少经费。最后，郁达夫在日本人投降后的两周被日本宪兵杀害于荒野。郁达夫以自己的生命向祖国、向人民呈上了一份凝重的答卷。体现了作家最伟大的人格。正如胡愈之先生所说：“达夫死了！他的一生是一篇富丽悲壮的诗史，他不能用他自己的笔来写这篇伟大诗史，是中国文艺界一笔大大的损失！”〔5〕郁达夫的确死得悲壮， 他做到了人格与文格的统一。与郁达夫的爱国壮举相类似的还有陆蠡。陆蠡是一位散文作家，他写了《海星》、《竹刀》和《囚绿记》等散文集。其作品以清新畅达的文笔表现了作者对祖国、对故友的热爱与怀念，以及对侵略者的愤怒之情。在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他不愿离开自己生活战斗的土地，毅然留下来处理“孤岛”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事务，创办《少年读物》，发表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1941年陆蠡被日本宪兵逮捕。在狱中，他坚贞不屈，受尽折磨，最后被日寇秘密杀害。陆蠡也以生命谱写了伟大人格的光辉篇章。又比如象征派诗人戴望舒，他早年追求现代诗歌技巧，写出了不少具有象征意义的诗歌，并享有“雨巷诗人”的美称。在国家、民族面临危难之时，他放弃了纯艺术的追求，走出“象牙之塔”，参与了抗日活动，写出了一系列宣传民族抗战，鼓舞士气的诗篇。随后，戴望舒还在香港从事抗日活动，香港沦陷后，被日军逮捕入狱。在狱中，戴望舒受尽日军的严刑拷打，身心受到摧残。但他的民族气节毫不改变，在土牢中，他还写下了感人至深的爱国诗篇《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诗，表达了自己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和对侵略者的切齿痛恨。戴望舒以他的实际行动表现了现代爱国作家的崇高品格。通过对郁达夫、陆蠡、戴望舒的爱国壮举的分析，可以看出，他们真正达到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人格境界，是文坛上的武丈夫，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同以上作家相比，在抗日战争的风口浪尖之上，也出现了一群苟且偷生，丧失人格的汉奸文人，他们的卑劣表演给人们留下了反思的材料。这些人物主要有周作人、张资平、陶晶孙、穆时英、钱稻孙、刘呐鸥、胡兰成、陶亢德等。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在文坛上显露一时，有过一点辉煌，写下了一些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曾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鼓动者，他在反封建上表现积极，提出了一些进步的文学主张，如“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观点，他还同茅盾等人组织了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他还是较早从事新文学研究的人，写下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专著。另外，他还翻译介绍了许多外来文学作品。在文学创作上，周作人也表现出一定的成就。他最先以写诗出名，他的《小河》、《两个扫雪的人》等诗都体现了明显的五四时代精神。随后，周作人又写下了很多清新优美，含蓄意深的小品文，《乌篷船》、《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等散文可算为新文学的名篇，体现出周作人早期不满现实的思想和别具个性的文格。但是，抗战爆发以后，周作人却一反常态，走向了与人民为敌的一端，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最典型、影响最坏的文化汉奸。他在日本人占领北平之后，不愿南下做有利于抗日的事，自命老成，躲进“苦雨斋”，最后在日伪控制下的北大任要职，还参加由日伪操办的旨在宣传“大东亚文化”、削弱中华民族斗志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他还当上伪华北作家协会主席等职，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走狗。周作人的堕落，既表现出他人格的丑陋，也有损于他的文格。他不是一个人格与文格相统一的人，没有闻一多、朱自清等人的气节，而是一个自私胆怯的功利主义者。从那以后，周作人自己把自己截为两半，一半是五四时代的功臣，一个说“土匪”话的人；一半是抗战以后的罪人，一个虚伪自私的“绅士。”因而，对于周作人的认识，应该看到他早先积极的一面和抗战中反动的一面，其中，对他所犯下的有辱民族尊严的罪行绝不能饶恕。郑振铎先生在《惜周作人》一文中说：“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附逆。”〔7〕这话还说得温和了许多，周作人附逆的最大问题是有辱国格，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来大作宣传，动摇中国人民的抗敌决心。在日伪汉奸文人中，张资平也是奴颜卑膝的人，一个人格与文格不相吻合的落水文人。五四时期，作为留日学生，张资平感受到弱国子民的悲哀，对中国的封建社会也有不满，曾写了一些反映留学生苦闷生活、具有一定反封建意义的小说，如长篇《冲积期化石》、短篇《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等作品，表现出张资平早期思想中的一些进步性。但从那以后，张资平的文风大改，人格也颓丧，为了经济收入，他便组织“写作作坊”大写“三角”、“四角”恋爱，描写低级、庸俗、扭曲的爱，文风大败，受到世人的嘲笑。鲁迅曾经对张资平的小说创作作了形象的批评：“现在我将《张资平全集》和‘小说学’的精华，提炼在下面，遥献这些崇拜家，算是‘望梅止渴’云。那就是——△。”〔8〕鲁迅的批评一针见血， 张资平得到了“恋爱作家”的美称。这时，张资平本该悬崖勒马，改邪归正，但他却不以为然，在日本人占领华北后公开投敌，出席日伪组办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成为日伪统治下的“首都文化人”，在汉奸报《中华日报》、《新申报》上写文章，厚颜无耻地称赞“日本民族有全体牺牲的精神”，“如日星照耀大地，万世留辉”，“令人敬佩”。〔9〕张资平从此成为一个没有人格和文格的民族罪人。除周作人、张资平外，在民族危难之际，还有一个彻头彻尾的洋奴陶晶孙也表现得很充分。他早年留学日本，在日本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受到日本近代文学的影响，写了几篇多少有一点反封建意义的小说，如《木犀》、《音乐会小曲》等。他回国以后思想发生变化，极度消沉。在日寇入侵中国之后，他气节有亏，创作枯竭，成为日本人的走狗。日本人召开“大东亚文学大会”，他由衷赞成，只恨自己的地位不配，无力参加。他已经严重丧失了人格，有损于国格，最终，他的文格也消失殆尽，成为不屑一顾的文痞。象陶晶孙这样的作家还有郑孝胥、钱稻荪、穆时英、刘呐鸥等人，他们都是一群民族的败类。事实说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也有一个时期的文人。作家如果不保持个人的贞洁，以民族大义为重，那么他们将人格堕落，文格消失，成为历史的罪人。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中有一段屈原教导弟子宋玉做人的台词很有启示意义：“在这战乱年代，一个人的气节很要紧。太平时代的人容易做，在和平里生了来，在和平里死了去，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曲折。但在大波大澜的时代，要做成一个‘人’实在是不容易的事……”〔10〕郭沫若所写的这段话是提醒抗战时的一些投降派，希望他们做有利于抗战的事，不要做民族的败类，这话对于周作人等人也是强有力的嘲讽。不论你是大作家小作家，不论你学问有多高，文采有多好，只要丧失人格，也就没有文格，终将被历史所遗忘，人民所唾弃。
二、现代作家人格发展与分裂的原因
当我们探讨了作家的人格与文格的关系、分析了抗战背景下的两种人格体现之后，接下来需要研究的问题就是现代作家人格发展与分裂的原因。
众所周知，中国的抗战是全民族爱国精神的最高体现，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抗击外来入侵的斗争。对现代作家而言，抗日战争是一面镜子，在它的面前，是英雄、是狗熊；是战士，是懦夫纷纷显现。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我们只需从影响作家人格发展的两个方面去分析，便可得到启示。
（一）不同的文化观念造成不同的人格品位
作家只要生活在社会生态环境之下，受到现实环境的影响和历史文化的教育，就必定要形成一种文化观念，并以此来认识社会，左右自己的人生。文化观念是作家对本民族和他民族文化的接受、认同、整合之后形成的一种价值取向，他对作家的人生态度，创作倾向起着历史和现实的指导作用。只要是文化人，就有自己的文化观念，观念的不同，人格的表现也就不同。从郁达夫、郭沫若等爱国作家来看，他们自幼受到本国母体文化的强烈熏陶，博学多才，古文功底扎实。对于本世纪以来的中国现状极为关注，由衷希望祖国兴旺，人民富强，形成了本位文化观，出于爱国的心愿，他们年轻时曾远涉重洋，到日本和欧美留学，学习西方科技文化，探索救国兴邦之路。郁达夫留学日本，接受了西方的哲学思想和文学风格。他特别喜欢法国启蒙主义大师卢梭的思想，称卢梭是“人类解放者”，他还把卢梭的《忏悔录》列为古今中外一部“写得很好很特异的自传。”〔11〕在他的自叙传作品，如《沉沦》、《迟桂花》等小说中，都反映出郁达夫接受卢梭“返朴归真”的思想。另一方面，郁达夫还学习借鉴了日本近代“私小说”的创作方法，写出了一系列自传式的小说。他的这些努力，其用意还是为了反帝反封建，唤起国民，振兴中华。这样，郁达夫把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和对本国文化的理解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现代爱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观。这是一种符合时代的进步的文化观。在这种文化观的影响下，郁达夫反对封建势力，表现出民主的精神。1927年3， 月郁达夫看到蒋介石阴谋分裂国共合作，成立反动政府时，他十分愤怒，为中国的命运感到担忧。他在日记中写道：“可恨的右派，使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不得不中途停止了。以后我要奋斗，要为国家而奋斗。”〔12〕可见郁达夫的爱国心是很真诚的，这是一种深埋于内心的文化观念所起的作用。抗战爆发以后，他更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思想，为民族的抗战作出了突出贡献，最后光荣地献出了生命，成为受人称颂的爱国志士。郭沫若也曾是留日学生，他在日本接受了西方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影响，但是他还是保持着一种爱国的文化观，并未因留洋而媚外，他的文化之根仍然深藏在祖国的土壤之中。这种文化观念在他的诗集、文论、小说、历史剧中都有突出的表现。当他得知国内抗战爆发以后，便以民族命运为重，抛下了在日本的妻儿潜回中国，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又比如创造社的元老，南国剧社的创始人田汉，他也是留日学生，但思想并未被奴化。1922年他回到国内以后，看到中国的观状，十分痛心，借鉴西方唯美主义的表现方法写出了一些批判现实的剧作，如《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等，这一切都表现出田汉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当全民族抗战兴起以后，田汉更是兴奋万分，他全身心地投入抗日宣传中去，写下了许多宣传抗日救亡的剧本如《乱钟》、《回春之曲》、《芦沟桥》等剧作，成为当时创作宣传抗日救亡话剧剧本最多、写得较好的剧作家。
以上作家的事例说明，他们虽然接受过外来文化的影响，大多是留日学生，但他们的中国心未变，留学的目的是探寻救国之路，不是盲目地崇拜外来文化，他们是把外来文化和中国的传统爱国精神结合，铸就一种符合于时代，有利于国家的文化精神。因而，无论社会风云怎样变化，生存空间如何险峻，他们都保持一种坚定的民族气节，经得住时代的考验，具有崇高的人格。同郁达夫等爱国作家相比，周作人等汉奸文人的文化观念却大成问题，他们走着一条相反的道路，他们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第一、在个人经历上，汉奸文人大多是留日学生，并表现出典型的亲日态度。周作人算得上是个“日本通”。他1906年随鲁迅到日本留学，接受现代文明的教育。从那以后，周作人就同日本文化产生了无法割断的关系，他简直把日本作为他的第二故乡。1909年，周作人娶上了东洋恶婆羽太信子，受到这日本女人的影响和唆使，在1923年同鲁迅反目成仇，发生了“弟兄失和”的悲剧。另一方面，周作人还写了很多介绍日本文化、民族风情的文章，表现了他对日本文化的特殊感情，也流露了明显的亲日思想。他明明就是投降派、亲日派、但他却不敢承认，反而说什么：“中国并不曾有真的亲日派，因为中国人还没有人理解日本国民的真的光荣”。〔13〕这是为自己乔装打扮，掩盖罪恶。再一方面，周作人一生中还多次访问日本。在日本，他忙于拜谒当年的故交和著名人物，寻找文化上的知音和精神上的导师。他在得到日本近代作家岛崎藤村的接见后兴奋不已，称岛崎藤村“仿佛是一位老哲人”。以上事实说明，周作人的文化世界中，日本文化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对异域文化的过份亲近、不加分析地接受必将对作家的人格产生影响。除周作人外， 陶晶孙也是个受日本文化影响很深的人物。 他原是江苏无锡人，10岁时随父亲到日本上小学后入九州帝国大学，毕业后到仙台入研究院学医，是创造社作家中留日时间最长的一个。这样的经历，使他对日本文化产生特别的感情，媚俗丧志，东洋味十足。这些特征在他的早期小说中都有表现，所以，陶晶孙也曾不打自招地说：“我久在外国，欧德罗典文都弄过，可是不很通中国古典，所以我写的东西，‘文理不通’，没有‘文艺味’，有人说新颖，有人说东洋风。”〔14〕的确，陶晶孙所写的小说大多是以日本的乐会舞场，海滨温泉为背景，小姐太太、孤独的游子为人物的，小说格调不高，缺少感人的力度。陶晶孙有这样的经历，这样的媚态，因而在日本打进中国之后，他便自然暴露出汉奸的本质来。同周作人、陶晶孙等人有着相似的经历的人物还有张资平、杨正宇、钱稻孙、刘呐欧等。他们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武力威协之下都拜倒在“菊花”与“刀”之下，成为军国主义者的顺民和帮凶。
第二，在哲学思想、文学观念上，汉奸文人同日本文化有着难舍难分的联系。周作人虽然是个思想驳杂，阴谋老练的文化人，他的思想中有传统的道家思想，但在他的一生中，日本的哲学思想和文化习俗占有特殊的地位。周作人在留日时期，曾经广泛地接受了西方、日本的文化思想。他对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尤为注重，他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西伯利亚纪行》一文，对无政府主义思想产生了兴趣，他还发表了文章《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成为克鲁泡特金的理论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之一。”〔15〕由于对欧洲无政府主义产生了兴趣，周作人后来又关注着日本的无政府主义的发展。1919 年7月，他去日本期间还特意参观了九州向日的“新村”。“新村”是1918年由日本作家、思想家武者小路实笃建立的“乌托邦”世界，他把“新村”作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地，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周作人访问“新村”以后，对“新村”模式大为推崇，认为“新村”既发展了共同的精神，又发展了自身的精神，是一种可行的理想，他还写了一些介绍“新村”的文章，如《访日本新村记》、《新村的精神》等。他说：“新村的理想，简单的说一句话，是人的生活。”〔16〕周作人还打算在北京推行“新村”主义，可见周作人对日本的哲学思想是崇拜的。由于周作人对日本抱有一种特殊的好感，又对于日本的“新村”思想产生了偏爱，使得他在精神上完全成为日本文化的信徒。抗战爆发以后，他不相信中国能打败日本，态度冷漠。当时北平的名人、作家都纷纷南下，脱离魔窟，他却安心地坐下不走。他于1934年12月写了一篇题为《弃文就武》的文章，反映了周作人在中日关系紧张、战争即将爆发前的矛盾心理。从心里来说，他对战争的前途没有信心，认为“据我妄想，假如两国相争，到那一国的海军歼灭了，敌舰可以来靠岸的时候，似乎该是讲和了罢？”他又说：“中国甲午以来，至于甲戌这40年间便一直只保有讲和状态的海军”，“现今要开战争，如是可能，那是近于奇迹？”〔17〕可见，周作人对中国的国力是缺乏信心的，他没有看到民族爱国精神的作用，只看到敌人的强大，成了日本人的俘虏。他的“故乡”在日本，而不是中国，洋奴的真面目也就彻底呈现了。除周作人外，陶晶孙也表现得很充分，他由于长期生活在日本，便对日本文化有着好感，认为日本文化优越，日本文学充实。留日期间，陶晶孙就对日本的“新浪漫主义”文学产生兴趣，他学习“新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不注意小说的社会作用，只是在艺术技巧上作些尝试、创新，所写的作品格调不高，思想贫乏，缺少一种五四的时代精神。随后，陶晶孙文思枯竭，写不出好作品，成为创造社中的“二流”作家。日本打进中国后，他只能在汉奸报上写点东西，成为趋炎附势的汉奸文人。
以上论述说明，文化观念是左右人格形成的重要因素，持什么样的文化观念，就有什么样的人格。在民族危机加剧之时，一个人的文化观念尤为重要，如果缺乏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厚感情，那么也就缺少为民族而战的精神，最终就会走向敌人的一面。周作人等人的表现正说明了这一道理。
（二）个性气质的不同也会造成人格品位的不同
个性气质是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和一定的文化教育影响下形成的一种比较固定的性格特征。作家来自社会生活，受到文化的教育，便形成各自的个性气质。这种个性气质如果用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它含有两方面的内容，即表层意象和深层意象。表层意象也是作家的“个人无意识”，是作家在生活中的个性心理显现。作家爱喝酒、唱戏、交友、演讲、争论，甚至于连风花雪夜之事都是自己的事，不带有集体的意识。如郁达夫在爱情上的几多风流，郭沫若思想发展中的几经动摇，戴望舒的“苦闷”、“彷徨”，闻一多的“绝望”等，都是作家性格发展之中的事，并不能影响作家的整个人格。然而，从深层意象来看，就能体现出一个真正的人格特征，深层意象是作家个人无意识的纵深发展，不带有个别含义，是普遍存在的，即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自然形成的潜意识，是一种“先天存在”的深层意识，〔18〕荣格把它称为“集体无意识”，他说：“我把这更深的一层定名为‘集体无意识’。选择‘集体’一词是因为这部分无意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它与个性心理相反，具备了所有地方和所有个人皆有的大体相似的内容和行为方式。”〔19〕这里荣格的意思是强调“集体无意识”是所有人都有的，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如果我们用这种“集体无意识”理论来分析抗战时期作家的人格升沉，那也会得到一些有意义的收获。从历时性的角度看，中华民族有4000多年的历史，在这历史长河中，出现了无数次政治斗争、外族入侵和反入侵记录，自然灾害也层出不穷。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中国文人（含作家）主要形成了两种“集体无意识”，也就是人的普遍精神特征。一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壮士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伟大民族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古代的屈原、陶潜、李白、杜甫、范仲淹等人都体现出这种高贵的民族精神。到了抗战时期，这种强烈的爱国“集体无意识”又再次产生，士兵勇往直前，反抗外敌；文人投笔从“戎”，唤醒民众，以死抗争。1938年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就是现代作家在抗战背景下的爱国精神的集中体现。那时候作家们不计前嫌，团结一心，为抗战出力，表现出伟大的民族精神。
当然，在悠悠历史之中，也有一种苟且偷生，自私狭隘，卖国求荣的“集体无意识”存在，但那只是少数民族败类的丑恶表演，是历史进程中的一股逆流，注定要失败。抗战时期周作人、张资平等汉奸文人的恶劣表现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体现。从周作人来看，他是个油滑、自私、狭隘的人物，早年靠着鲁迅的关照得以在日本安心读书。新文学运动开始以后，他同其他人一道组织了文学研究会，但从来不做冲锋在前的勇士，往往是躲在幕后摇鹅毛扇。“3.18”惨案发生以后，他对军阀虽有不满，但绝不敢公开表露，只是在《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等文章中若隐若现地体现出来。说明他的个性气质是自私、怯懦的，他并不想“引火烧身”，他的所做也只是“隐士”的回答。1928年以后，周作人成为一个反共的右翼文人，他依附权贵，攻击鲁迅和“左联”。就是鲁迅逝世，他也无动于衷，不去凭吊。周作人这样的为人，这样气质，在日寇入侵之后，在“东洋大刀”的威逼下，当然要变节，成为汉奸文人。周作人是这样，张资平、钱稻孙也一样，他们都潜藏着汉奸情结，只要环境一变，危及个人利益，他们就会走向人民的反面，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
通过对人格和文格显现的分析，通过对人格形成原因的探讨，我们认为人格和文格是辩证发展的，人格是至关重要的，真正的作家应该具有高尚的人格，才能保持自己的文格。
注释：
〔1〕《伦理学名词解释》。
〔2〕〔3〕宋耀良：《艺术家生命向力》。
〔4〕布封：《论风格》，《译文》1957年9月号第151页。
〔5〕别林斯基：《1843年的俄国文学》。
〔6〕〔7〕《文人笔下的文人》，岳麓书社。
〔8〕鲁迅：《张资平氏的“小说学”》，见《鲁迅全集》第四集。
〔9〕张资平《谈“革命”》，上海知行出版社1945年5月号《文帖》月刊。
〔10〕郭沫若历史剧《屈原》。
〔11〕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第571。
〔12〕郁达夫：《日记九种·病闲日记》。
〔13〕周作人：《风雨谈·日本管窥》。
〔14〕陶晶孙：《牛骨集·关于识字》。
〔15〕钱理群：《周作人传》。
〔16〕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新村的理想与实际》。
〔17〕周作人：《苦茶随笔·弃文就武》。
〔18〕〔19〕荣格：《心理学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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