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国经济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外交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国际关系现象，早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通过纳贡、献礼等形式相互往来，实际上便已经开始了早期经济外交的萌芽与实践。在近代历史上，西方国家为谋求工业原料、扩大市场份额而要求中国开放通商口岸、降低关税，或强迫中国贷款，本质上也可被视为经济外交。从延续千年的东亚朝贡行为到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再到现代社会的各种政府间国际经济会议和谈判，时代发展凸显经济问题在外交议事日程中的重要性，实施与开展经济外交已日益普遍。随着在改革开放后日益深度参与国际经济体系，中国也逐渐成为国际经济外交舞台的“弄潮儿”。 但是，经济外交作为一个日益重要的国际现象，其学术性研究却明显跟不上实践的步伐。在美国学界，经济外交作为一个术语很少进入正式的学术研究殿堂，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学者强调外交的政治属性，不愿意在外交这一术语前面加上其他形容词，从而淡化这一政治属性。他们认为所谓经济外交更多是维护国家安全与政治利益的另一种手段，①它在运作规律上与传统外交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将其单列出来进行专门研究。经济外交的跨学科性质，确实也容易导致它在研究中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 本文认为，在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际，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实力领先于军事、政治、文化等其他实力的宏观背景下，中国在实践中已频繁使用经济手段来实现国家安全、政治稳定、社会发展等重要战略目标，加强对经济外交的专门研究则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经济外交的定义与分类 经济外交这一概念最早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因为当时的日本作为战后的非正常国家，只能以经济活动为手段和载体来开展对外交往。但日本学者的研究视角只局限于日本自身，认为经济外交是战后日本特有的一种外交行为，甚至直接把经济外交等同于对外援助，其在经济外交研究的议程设定和理论建构上并无太大的建树。② 随后，一些欧美学者也陆续开始了对经济外交具体问题的研究。③但由于局限于对具体问题或案例的探讨，这些研究并没有构建起一个关于经济外交的基本研究框架，从而西方学者在经济外交领域并没有形成一个知识共同体，相互之间的交流也比较少。 近年来，经济外交的研究在中国日益兴盛。④虽然经济外交的概念在中国使用越来越频繁，但却比较混乱。学术研究始于明确的概念设定以及研究对象的界定。概念使用的混乱直接阻碍了经济外交研究的知识共同体在中国的形成。⑤金熙德在探讨日本经济外交的基础时认为，“所谓经济外交，就是以实现各种经济利益为目的，借助经济手段来进行的外交活动。”⑥赵可金也认为，经济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处理国家之间在经济领域出现的摩擦与纷争的活动”。⑦上述两种定义强调经济外交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合作、实现经济利益。而王德仁则看到了经济外交的政治和战略意图，认为经济外交既是为了发展与他国的经济联系，也是为了“利用经济手段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张健更进一步阐明了当经济与外交分别充当目标或手段时，经济外交所表现出的含义与形式。⑧张晓通则对经济外交进行了比较抽象的定义，认为经济外交为“一国政府在对外交往中主观能动地通过战略、策略与制度设计等方式实现财富与权力之间相互转化的行为、艺术以及转化过程”。⑨一般而言，对某一概念定义不清就意味着它指代的事物并不明确，也就必然导致学术讨论缺乏边界，难以对其展开精确的研究，相互之间也缺乏对话的空间，从而导致关于经济外交的讨论和研究难以进行知识积累。 相比而言，周永生对经济外交的定义比较全面，概括起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为追求本国经济利益而执行的对外交往行为；二是借助经济手段，为实现并维护自身战略目标而执行的对外交往行为。⑩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所谓经济外交，就是一国中央政府及其所属具体职能部门围绕经济事务，针对他国政府、国际组织或者跨国公司，而对外开展的官方交往活动。经济外交的本质是政府通过外交行为对国际经济关系所实施的一种干预行为，其既可能是正向促进的，也可能是负向阻碍的。经济外交具有双重目的，一是通过政府有形之手推动双边或多边国际经济合作，二是通过与经济相关的外交活动来实现国家安全、政治稳定等非经济目的。因此，与传统外交相比，经济外交的特征在于它围绕对外经济关系而展开，实现方式是促进或阻滞国际经济关系。而与一般性经济往来相比，经济外交的特征在于其实施主体一定是中央政府及其相关机构，普通企业或其他经济单位所开展的对外交往活动不是经济外交。这种特征就决定了经济外交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活动，属于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范畴。 经济外交虽由来已久，但其真正大规模兴起并成为一种惯常的国际现象，却是最近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产物。经济全球化使得经济管理不再是一国的内部事务，而需要频繁的政府间国际合作和协调来应对共同的外部挑战。经济外交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国际谈判、国际会议和跨国访问，其涵盖的内容很多，为了细化研究，需要对其进行分类。 1.按经济内容划分 根据外交活动所体现的经济内容，经济外交可分为贸易外交、投资外交、财经外交、货币外交四大类。 第一类，贸易外交。贸易是国际经济关系中最基本的内容，围绕贸易事务而展开的外交是经济外交中最普遍的形式之一。贸易外交主要是为了降低贸易壁垒、扩大贸易关系，或通过贸易制裁实现政治目的。两年一度的WTO部长级会议就是规模最大的全球多边贸易外交，而目前迅速兴起的各种区域或者双边自由贸易区谈判，也是贸易外交最为常见的形式。 第二类，投资外交。投资外交主要围绕跨国直接投资和跨国生产问题展开。对于一个特定的国家而言，由于跨国投资分为本国企业对外投资和外国企业对本国投资两方面，因此，投资外交的主要内容也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清除对方国家的投资壁垒，消除投资保护主义，同时要求对方政府保护本国投资安全；二是为保护国内产业而对外来投资实施有效管理。近年来，美国围绕对外投资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积极外交活动，与50多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以保护美国的海外投资，这就是一项重要的投资外交。 第三类，财经外交。财经外交主要围绕资本的跨国流动展开。它也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府之间的国际借贷行为，如欧债危机期间中国和欧洲国家之间围绕救援问题所展开的外交活动；二是主权国家政府与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外交关系，如中国围绕IMF份额权改革以及IMF总裁人选所展开的各种外交行为。 第四类，货币外交。货币外交主要围绕货币关系展开，它同样也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分别是汇率的跨国协商与国际货币的使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旨在建立战后国际货币秩序，当时就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全球多边货币外交。(11)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日之间围绕日元汇率问题展开一系列外交活动并最终达成《广场协议》，这更是国际货币外交的经典案例。(12)而对于国际货币使用这一问题来说，1974年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的以美元作为石油出口计价货币的协议以及当下中国央行对外签署的大量货币互换协议，都是非常重要的货币外交。(13) 由于货币和资本流动问题通常紧密相连，资本的跨国流动一定会引起货币关系的变化，反之亦然，因此财经外交和货币外交也经常交织在一起，两者又合称金融外交。(14) 2.按经济领域划分 若从外交活动所发生的不同经济领域来看，经济外交又可分为技术外交、能源外交、矿产外交、粮食外交、环境外交、卫生外交、渔业外交、水源外交等等，其中，目前最主要、也是最政治化的就是能源外交和环境外交，因为前者涉及国家能源供给的安全，而后者关涉国家经济发展方式。 第一类，能源外交。能源问题涉及生产、投资、贸易、金融和货币等多方面问题。能源的跨国投资生产属于投资外交，能源的贸易和运输则属于贸易外交，而能源贸易所涉及的货币结算和资金信贷则分别属于货币外交和财经外交。能源问题的重要性和能源外交的复杂性使之成为一国经济外交中的重点内容。一方面，能源外交的开展加速了国家间的能源合作。例如，当今在中俄关系中，能源外交已经成为两国战略关系的最重要内容之一。(15)中俄两国在2008年便构建了副总理级的能源谈判机制，每半年举行一次，2013年该机制更名为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16)2014年5月，在上海亚信峰会期间，中国和俄罗斯签订了一份为期30年、估值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协议，这一谈判历经十年之久，是中俄能源外交的重大成果。另一方面，能源外交也被用于威慑、制裁的外交用途。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就是阿拉伯国家对西方国家的一次能源制裁外交，而中国也曾经通过能源制裁惩罚过悍然进行核试验的朝鲜。 第二类，环境外交。环境外交的核心问题是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减排问题，因此，它又被称为气候外交。由于环境问题涉及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它与经济问题高度相关，而且由于环境问题已成为各国利益博弈的新兴领域，因此环境外交也成为经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2009年中国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纽约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和时任总理温家宝参加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为标志，中国成为国际环境外交的最重要参与者，这一方面源于全球环境治理的紧迫性，另一方面也源于中国开始以“负责任”态度看待国际环境问题。在中国，环境外交的执行者是主管经济规划和产业发展事务的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这就使得环境外交一开始就被纳入经济外交体系之下。 3.按外交性质划分 若根据外交关系的性质与手段，经济外交还可以分为援助型外交、合作型外交和制裁型外交。 第一，援助型经济外交主要是指官方发展援助，具体而言，它是指一国直接或者通过国际组织对另一国实施经济援助，包括直接的物资赠予、单边的贸易开放、优惠的资金帮助等等。政府开展援助型经济外交的目的不仅在于获取经济利益，还涉及政治、军事、道义等方面的因素。冷战初期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就是美国援助型经济外交的一个大手笔，不仅实现了扶欧抗苏的政治目的，同时也实现了以美元替代英镑成为欧洲主要国际货币的经济目的。在中国，对外援助也“日渐成为中国经济资源与权力转化为影响力与软权力的政策手段和治国方略”。(17) 第二，合作型经济外交则是指通过政府间的经济合作行为，包括降低经济交往壁垒、共同应对危机、跨国监管、制定共同的经济规则、协调经济政策等，来实现利益交换或创造共同利益。在合作型经济外交中，互利共赢是基石，平等协商是条件，规则机制是保障。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当下，各国通过合作型经济外交挖掘共同发展机遇，不仅收获经济利益，更能外溢到政治、安全等领域，并获得“1＋1＞2”的效果。 第三，制裁型经济外交是指一国直接或者通过国际组织切断与另一国的某种经济关系，通过破坏对方的经济稳定和经济秩序，来实施惩罚或者对对方的敌对行为进行报复。(18)中国在历史上多次遭遇大国的国际经济制裁，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也会通过经济制裁来传递威慑性外交信号，迫使对方改变外交政策，如2010年中国对参与对台军售的美国公司发出经济制裁警告。但总体而言，在实施制裁型经济外交时，中国表现得相对谨慎，以贸易制裁为主，金融制裁的作用尚未完全开发。(19) 4.按外交层次划分 除了上述几种划分方法，经济外交还可以根据层次进行划分，具体可分为全球经济外交、区域经济外交和双边经济外交。 第一类，全球经济外交。这种经济外交通常以全球层次的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为平台展开。当前最主要的就是G20峰会，它是各国开展综合性经济外交的核心平台，被认为是“经济联合国”。(20)WTO则是全球贸易外交最主要的平台，两年一度的贸易部长会议是该组织的最高规格外交活动，而各种不定期小型部长会议也为各国提供了多元的经济外交空间。近年来，wT0也涉足投资外交的内容。而在金融外交方面，由成员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参加的IMF和世行的半年度年会则是最主要平台。在这些全球经济外交会议上，各国不仅致力于解决共同关心的全球经济问题，还进行权力博弈，争夺世界经济规则与制度的制定权、话语权。 第二类，区域经济外交。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东亚系列峰会和金砖合作机制，是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外交的核心制度平台。亚太经合组织是中国最早参与的区域经济外交平台。上海合作组织初期专注于反恐等政治议题，但近年来愈发突出区域经济合作内容，一年一度的总理会晤机制主要讨论区域经济合作问题。东亚系列峰会特别是“10＋1”、“10＋3”、“10＋6”会议，主要涉及构建自贸区等贸易外交问题，也涵盖地区货币互换等金融外交内容。诞生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的金砖合作机制，则主要探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问题。(21) 第三类，双边经济外交。当全球和区域经济外交难以解决问题时，双边经济外交便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近年来，中国进一步深化与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外交。例如，每年一度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中美商贸联委会是中美两大巨头在经济领域开展的高层次高规格对话与协商。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则是双方推动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桥梁。此外，中国领导人每次的双边访问都会签署大量经济合作协议，这也都是双边层次的经济外交。 二、中国经济外交的制度结构 内容如此丰富庞杂的经济外交活动需要强大的执行主体，经济外交的执行主体是中央政府及其所属具体执行部门。经过数十年的制度演进和政府机构改革，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经济外交决策与执行体系。(22)从核心到边缘，它大致可以分为五个层次。 中国经济外交的第一层次是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他们位于中国经济外交制度体系的塔尖。最近二十年来，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不成文规则就是执政党总书记兼任国家元首，全面负责外交事务，自然也包括经济外交，而政府首脑在分工中更加偏重经济事务。因此，在中国外交决策体系中，国家主席相对更加偏重政治与安全事务，而国务院总理则更加偏重经济事务。中国国务院总理参与了多个多边首脑会晤机制，这些机制也以讨论经济问题为主，比如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就主要讨论成员国间的经济合作，从而与元首会晤机制形成一定的分工。2013年，中欧爆发光伏产品贸易争端，并成为全球贸易史上涉案金额最大的贸易摩擦。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亲自指挥这场重大经济外交活动，总理的参与“大大加速了中欧光伏贸易争端的和解”，是中国新一届政府经济外交的重要成果。(23) 经济外交的第二个层次是作为政府首脑副手的部分副总理和国务委员，根据分工，他们也会参与经济外交。当前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分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部委，是能源外交和环境外交的主要参与者，他不仅担任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的中方主席，而且直接领导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副总理汪洋分管商务部，是贸易外交和投资外交的主要执行者，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商贸联委会等多项双边经济对话机制的中方主席。副总理马凯则主管金融事务，在金融外交上发挥重要作用，出席并主持中法、中英等国的高级别经济财金对话等。此外，分管传统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也在中国经济外交中扮演一定角色。这一层次的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分工明确，但彼此间又并非完全独立，而是相互联系、协调经济外交政策。 第三层次是国务院下辖的主要涉外经济的部委，它们是中国经济外交最主要、最直接的执行者。 1.商务部 对外贸易是对外经济关系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因此，分管国内外贸易的商务部成为中国经济外交的最重要部门。不仅如此，中国商务部还分管跨国投资和对外援助事务，这进一步增加了商务部的经济外交职责。(24)商务部在经济外交中有着极为坚实的制度基础，主要体现在其下设有多个与经济外交事务有着直接联系的司级机构，其中就包括规模仅次于外交部的地区和国别司。2014年4月，为配合“一路一带”建设，商务部还新设欧亚司，以强化中国与原苏联地区及中亚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强化商务部开展经济外交工作的针对性。(25) 商务部在经济外交中的主要职责就是代表中国与他国政府在经贸领域进行谈判。为了加强这一职责，2010年商务部专门设立国际贸易谈判代表这一新的永久性职位，包括正部长级代表1名(兼任商务部副部长)、副部长级副代表2名(兼任商务部副部长或部长助理)。(26)此外，商务部还通过牵头组织各种多边和双边对话机制参与经济外交。不仅如此，商务部还负责派遣驻外的商务参赞。上述这些举措都强化了商务部作为中国经济外交核心执行者的地位(见表1)。
2.财政部 长期以来，财政部主要负责管理国库收支，因为中国过去对外经济事务主要还是以贸易为主，所以其并非经济外交的核心角色。但是，随着近年来中国对外经济关系重点逐渐由贸易转向金融，财政部在经济外交中愈发重要。(27)在众多国际舞台上，中国财政部长的身影开始频繁出现，财政部逐渐成为一个显赫的经济外交机构。具体而言，中国财政部承担的经济外交职责包括： 首先，参加各种全球或区域层面的财经对话。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能够产生强大的外溢效应，因此，西方发达国家一直非常注重财政部长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以期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这直接导致财政部长在对外决策系统中地位上升。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国财政部长也越来越多地受邀参加各种全球性或区域层面的财经对话机制，如G20框架下的财长对话、东盟—中日韩框架下的财长对话等等。 其次，担任中国参与全球或区域层面国际金融组织的代表。中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参与各种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金融组织，比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等。这些组织往往涉及成员国出资并行使代表权问题，中国财政部便代表中国政府担任出资人并行使代表权。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财政部长负责参加这些机构的年度会议，并参与相关机构改革的各种谈判和磋商。 最后，参与一些双边特设的财经交流机制。近年来，为了加强双边财政与经济的对话与交流，中国财政部还和其他不少国家的相应部门发起了一系列双边财金对话机制，包括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经济部分)、中欧财金对话机制等等，中国财政部为此承担了大量双边经济外交职责(见表2)。 相比于商务部，财政部并没有那么强大的分管对外事务的专职人员和机构，但是，近年来，在财政部主要官员的分工体系中，逐渐明确由一位副部长专门分管国际事务，目前负责国际事务的是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此外，中国财政部专门下设国际司和对外财经交流办公室，前者主要偏重国际政策制定，后者则负责组织对外交往，是中国财经外交的最主要执行者。随着金融外交在整体经济外交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财政部在中国经济外交体系中的地位也日益上升。
3.中国人民银行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民银行也并非中国经济外交的显著角色，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金融体系的封闭性，中国很少介入国际货币和金融事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央行制度在中国建立得很晚，央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财政部的附属机构，甚至与财政部合署办公。在不成熟的中央银行体制下，中国人民银行当时负责的主要涉外事务就是处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但随着中国逐步建立具有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意义的央行制度，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外交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28) 2003年，美国开始施压人民币升值，从而拉开了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的序幕。中国人民银行展开了一系列对美汇率外交，通过沟通、说服以及内部改革来缓解国际压力，这标志着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国经济外交决策体系中地位上升。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央行在经济外交决策中的地位。这两场危机直接提升了金融和货币问题在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中的重要地位，而中国的央行行长周小川因为手握巨大的金融资源，从而成为国际金融货币外交舞台上的明星人物。 在机构设置上，为了应对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日益扩大的货币外交事务，中国人民银行将原来的国际金融组织司更名为国际司，专门承办央行与国际金融组织、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金融组织或银行的官方联系与业务往来，同时也指导中国人民银行驻外机构的业务工作。此外，人民银行还成立了货币政策二司，专门负责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事务(见表3)。
4.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 发改委在中国经济决策体系中地位重要且极为特殊，有“小国务院”之称。(29)在经济外交中，发改委既统筹协调商务部、财政部所涉及的贸易外交、金融外交和投资外交，又在气候谈判和能源问题上发挥着自己的独特作用。 发改委专门设有应对气候变化司，针对气候变化进行分析应对，牵头组织并承担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国际谈判磋商等工作。(30)最近，中美、中欧有关气候变化的谈判有所进展，特别是中美针对碳减排进行的谈判进入新阶段，这种“务实”谈判是由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率领的中国气候谈判代表团推动实现的。(31)此外，发改委还是国家能源局的主管单位，后者在能源外交中牵头与外国能源主管部门及国际能源组织进行谈判、合作与交流，并为此专门设立了国际司具体负责有关涉外能源工作(见表4)。
5.外交部 除了上述主要机构和部门外，作为传统上主管外交的最核心部门，外交部也以其自身的部门视角介入经济外交。2012年，外交部专门成立了国际经济司，以加强对重大国际经济问题的研究和介入。另外，为更好地开展经济外交工作，外交部还成立了“国际经济金融咨询委员会”。(32) 此外，中国农业部、科技部、工信部、卫生部等其他部门也在各个具体或专业领域承担一定的经济外交职责。而作为跨越党政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中国经济工作的重要议事协调机构，它在中国经济外交中也扮演着重要的协调角色，其办公室主任刘鹤是国家领导人外出访问的重要团队成员(见图1)。(33)
图-1 中国经济外交国内制度结构图 由于中国独具特色的国家导向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国经济外交还有第四层次，即那些从事对外经济活动的国务院直属机构，主要包括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它们既不是完全的政府机构也不是纯粹的商业机构，但又大量参加对外经济交往，在推动国际经济治理、提升中国国际经济地位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例如，国家开发银行前董事长陈元实际上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主要设计者和动议者。 最后，由于中国国有企业兼具营利性和公益性的特殊性质，在对外交往中有时也体现政府的意志和利益，因此它们也是政府领导下的经济外交的重要参与者。 总之，经过数十年的制度演进，特别是在中国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大背景之下，中国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经济外交制度结构，保证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执行强有力的经济外交，进而服务于国家利益。然而，要确保中国经济外交的连贯性和战略性，在国内制度设计上，还需进一步加强各部门机构间的交流与协调，整合管理外交过程中所需的经济资源，“避免经济资源的部门化、分割化和碎片化”影响整体外交的推进，统筹国家整体利益，“努力促成外交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共同实现”。(34) 三、中国经济外交的历史演进 在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中国奉行自给自足和国家计划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受制于险恶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国很少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这段时间内，中国非常有限的经济外交主要是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经济互助关系，同时通过对亚非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来获得它们的政治支持，但最终证明超出国力的对外援助难以持久。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的国际环境有所缓和。随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建交、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的经济外交面临新的发展机遇。特别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中国经济外交的大规模开展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时并进，并经历了大致四个阶段的演进，分别为接触性经济外交、融入性经济外交、参与性经济外交、领导性经济外交。 1.接触性经济外交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政府的经济外交旨在打破经济孤立、重新接触世界，从而为改革开放营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刚刚决定对外开放的中国政府对外部世界有着极高的认识热情，派出各路“侦察兵”外出考察，其中最著名的是谷牧副总理率团考察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德国西欧五国。(35)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首个政府经济代表团，直接推动了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 同时，中国开始积极谋求加入各种国际经济组织。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IMF和在世行及其所属机构中的席位，开启了中国金融外交的新篇章。1981年起，中国开始向世行借款并逐步合作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1986年，中国成为亚洲开发银行的会员国。而在贸易方面，中国于1986年7月正式向关贸总协定提交复关申请，从而开始了漫长而曲折的复关以及后来的入世谈判历程。尽管中国当时在上述国际经济组织中还不活跃，但通过这些经济外交接触，中国全面加强了与它们的经济联系，培养了最初的经济外交官员，从而为日后开展更高层次的经济外交打下了基础。 不仅如此，在双边领域，中国的经济外交也有所进展。通过积极的外交活动，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全面放宽对华技术管制，美国对华技术出口转让也大幅增加。(36)而始于1983年的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则成为两国在经贸领域最早建立起来的外交对话机制之一。 由于中国经济改革才刚刚起步，对国际经济游戏规则还很不熟悉，加上整体经济实力也非常有限，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外交主要是搭建与国际经济进行沟通交流的桥梁，并逐渐了解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基本规则，体现出试探性的特点。 2.融入性经济外交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更加坚定和积极地寻求融入既有的国际经济体系，在经济活动中表现为融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37)在外交上则表现为学习和融入国际经济规则和制度。 这一时期中国因“八九风波”曾遭遇国际经济制裁，但中国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以经济合作为诱饵，先同日本改善关系，再与欧共体、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加强交流，并最终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卓有成效的经济外交可谓功不可没。(38) 在这一阶段，中国融入区域性国际经济制度的步伐也进一步加快。首先，中国于1991年应邀加入亚太经合组织(APEC)，1993年参加首届峰会，从此开启了APEC框架下的各层次经济合作，APEC也成为中国在亚太地区开展经济外交的重要平台。其次，1997年，在经济全球化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背景下，东盟—中日韩(“10＋3”)合作机制应运而生，中国不仅积极参加各层次的对话机制，而且积极推动该机制走向成熟和完善。 而在全球层面，中国最核心的经济外交举措就是围绕复关和入世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外交谈判，其中最主要的是中美双边经济谈判。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产生了著名经济外交家吴仪。最终，中国于2001年11月正式加入WTO，开启了中国经济外交新纪元。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外交体现出强烈的学习特点，即为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而不断虚心学习游戏规则。 3.参与性经济外交 以加入WTO为标志，大致在21世纪头十年，中国开始成为国际经济体系的正常成员，也成为国际经济外交舞台上的平等参与者，更参与国际经济秩序与机制建设，经济外交在中国整体外交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一方面，随着中国进一步熟悉国际经济游戏规则，中国开展经济外交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世界各国对中国经济外交的表现日渐期待。在这大约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外交硕果累累。 首先，中国积极参与推动全球层次的经济治理。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立场和表态往往广受关注，这种微妙的国际地位使中国必须从入世过渡期中的适应状态尽快转变为积极参与状态，以推动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新规则、新制度。在“多哈回合”谈判中，中国塑造了多边贸易体制坚定维护者和执行者的形象。在全球金融治理中，中国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更积极推动20国集团部长级会议升级为首脑会议，并在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其次，中国在区域层次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同时积极推动建立东亚区域金融秩序。2000年，中国时任总理朱镕基首次提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构想，到2010年，该自贸区正式建成。目前，中国已与东盟、智利、新西兰、瑞士等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1个自贸区协议，正与澳大利亚、海合会、韩国等国家或地区就自贸区建设进行谈判，而与印度、哥伦比亚等国的自贸区则在研究当中。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是中国贸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中国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经济开放水平、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举措。(30) 而在区域金融外交方面，中国积极参与“10＋3”机制下的“清迈倡议”。这份关于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协议，实质性地促成了地区资金救助机制，现已成为东亚乃至亚洲国家在金融货币领域最为重要的制度性合作成果。(40)这也进一步表明，以地区合作为起点，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金融管理经验的累积，中国正逐步超越参与性经济外交，开始更多地发挥与其实力相匹配的经济领导力。 4.领导性经济外交 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标志，中国开始成为国际经济外交的领导者。受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所累，美、欧的传统领导地位遭到削弱，中国由于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在国际经济外交舞台上开始成为和美国、欧盟并肩的三大领导者之一。这种领导性作用主要体现在议题领导、人才领导和规则领导三个方面。 首先，议题领导。在过去，中国在国际经济外交舞台上缺乏议题倡议能力，而只是被动应对欧美倡议的议题，最为典型的就是美日欧联合发起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只能被动接招。如今，中国开始在国际经济外交舞台上提出自己的议题，比如2009年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议创建“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以替代现行的“单一国际储备货币”，并进一步提出应提升特别提款权作为国际货币的功能，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41)在对美经济外交中，中国则提出在美外汇资产安全问题以及投资保护主义问题；在周边经济外交中，中国也提出建设“中巴经济走廊”、“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等区域经济合作倡议；在金融领域，中国倡导筹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42)这一系列改革和合作倡议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开始成为国际经济外交的议题领导者。 其次，人才领导。在成为诸多国际经济组织的正常乃至核心成员之后，中国开始努力向这些组织输送更多的人才，从而加强中国的领导作用。在贸易领域，原中国常驻WTO总代表易小准成为首位来自中国的WTO副总干事；在金融领域，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这是发展中国家人士首次出任这一要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也成为首位中国籍IMF副总裁。中国面孔在多个重要国际经济组织中的亮相，打破了欧美国家对这些经济组织领导权的垄断地位，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国际经济机制中发挥领导作用的认可和期待。通过输送人才，国际经济治理也必将更多体现中国理念。 再次，规则领导。早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中国实施规则领导的首次尝试，只不过受实力所限，中国提出的国际关系新规则难被接受。虽然现今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总体上仍处于不利和弱势地位，但中国已经开始在某些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上发挥领导作用，比如中国在环境和气候外交中提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得到世界很多国家的认同，并成为国际气候谈判的一项重要原则。而国际气候制度的“新生性”、气候治理发展的“不确定性”，为中国重塑国际气候制度提供了良好契机。(43)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强调要加强金融领域的监管，反对美国式的放任自由，这也成为国际金融治理领域的共同基调。当然，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全方位发挥领导作用，中国的经济外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总之，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和发展，中国经济外交的能力和水平都已经大大提高，这为中国在未来开展更加积极有为的经济外交活动夯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中国新一届政府的经济外交战略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排名世界第二、2013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这三件国际经济领域的大事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外交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中国正式成为一个全球性经济外交大国。(44)中国经济外交不仅是捍卫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也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新一届中国政府上台后，在经济外交方面重磅出击，不断取得新进展。 第一，实施积极有为的贸易外交，应对来自美国重建新一代国际贸易规则和中国入世红利消失的双重压力。2009年奥巴马上台以来，先后通过发起“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和全球服务业贸易协定(TiSA)三大贸易谈判来重塑国际贸易规则。(45)为此，中国新一届政府不受美国的干扰，通过积极有为的贸易外交，来捍卫自身在国际贸易体系的中心角色。 首先，努力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取得进展，防止美国抛开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由于涉及国家众多，“多哈回合”自2001年启动以来，至今依然深陷僵局。作为WTO的最大受益者，中国一改往日韬晦角色，不遗余力地推动“多哈回合”谈判重回正轨。2013年12月，“多哈回合”在僵持了12年后终于达成“巴厘岛一揽子协定”，国际多边贸易机制重获前进动力。中国在实现这一成果的过程中发挥了“促谈、促和、促成”的关键作用。(46)2014年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中国总理李克强重申了WTO的重要性，强调中国坚定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贸易发展中的主导地位。(47) 其次，中国明显加快了区域贸易协定(FTA)的战略布局，以足够的定力和决心搭建自己的自贸协定网络，防止因为美国自贸区发展而带来的转移效应。过去十多年里，中国的贸易战略重心放在消化wTO红利上，其FTA战略显得比较保守，除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外，中国与重大经济体还没有达成自贸协定，而新一届政府已经明显将自贸区建设纳入国家对外战略的轨道。 一是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2013年，中国开始启动与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谈判。中国—东盟自贸区自2010年正式建成以来，双方的贸易额占到了世界贸易的13％，成为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自贸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它是中国入世后在贸易外交上取得的最大成就。而升级版的自贸区将包括更多更高阶段的经济合作内容，包括贸易环境透明化、消除非关税壁垒、扩大本币结算份额、减少汇率损失以及加强技术转移等等。自贸区升级版建设将进一步夯实中国与东盟的经济联系纽带，为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更坚实的经济基础。 二是全面强化中韩和中澳自贸协定的谈判。鉴于中日关系恶化的长期化态势以及韩国朴槿惠政权较为亲华的立场，中国转而采取双边战略，全面推进与韩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加快中韩FTA谈判可以实现双重目的：第一，对日本施压，如果日本不尽快加入到这一进程中来，就有可能在东北亚经济圈中被孤立；第二，韩国是东亚国家中唯一同时与美国和欧盟达成了自贸协定的国家，通过与韩国的谈判，可以熟悉美韩、美欧自贸区的一些基本规则和谈判底线，进而知己知彼。 澳大利亚是中国日益重要的经济伙伴，双方货币已实现了可直接兑换，两国经济互补性极强且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已高度依赖中国，此外，澳大利亚也是TPP谈判的成员。2014年4月，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到访北京，在与习近平总书记的会谈中表示要加快推动中澳自贸区谈判，诸多迹象表明，中澳签署自贸协定已近在咫尺。(48) 三是全力支持东盟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面对美国的TPP攻势，东盟国家态度极为复杂。一方面，TPP谈判目前只包括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和越南四个国家，被纳入TPP谈判的国家希望搭上美国经济的快车，防止在经济上过于依赖中国，而且还可加强与美国的政治关系；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又担心TPP所设置的高标准难以承受，面对美国的强大压力十分被动。(49)而那些未被纳入谈判的国家，对被排除在TPP谈判之外颇为不满，更担心东盟在亚太地区的“驾驶员”地位受到威胁。所以东盟发起RCEP谈判的目的也是防止自身在美国的TPP攻势中被边缘化，是重塑东盟在亚太经济版图中主导地位的重大努力，有利于分散和削弱美国TPP的攻势。中国顺势对RCEP采取坚定支持态度，有可能成为中国应对TTIP和TPP的一柄利器。 不仅如此，中国正计划借助2014年由中国主办APEC峰会之机，倡议亚太自由贸易区谈判。(50)在2014年4月18日结束的APEC贸易部长会议上，21个APEC成员国的代表同意制订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的“路线图”，以启动亚太自贸区谈判进程。(51)尽管没有制定具体的时间表，但亚太自贸区概念的流行，将对封闭的TPP谈判构成压力。此外，中国—海合会自贸区谈判在2014年重新启动，这一谈判于2004年开启，但2009年却因为中国和沙特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而中断。(52)重启谈判不仅意味着中沙政治关系的恢复，也将为中国经济影响投射到中东地区以及为中国的能源安全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总之，中国正通过加快开展FTA谈判来改善中国在美国主导的FTA谈判网络中的被动局面。 第二，继续加强金融外交，推动金融和货币合作，以服务于中国金融崛起和人民币国际化。2009年以来，金融外交在中国强势崛起，中国发起了一系列金融治理与改革的国际倡议和实践，成为国际金融舞台上的耀眼角色。(53)具体而言，中国过去几年来金融外交的内容包括：在全球层次通过G20和金砖机制推动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改革；在区域层次通过东亚“10＋3”合作框架，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成功建立东亚外汇储备库，进而实现区域金融自助；(54)而在双边层次上，通过双边货币互换和发起本币结算，助推人民币走出海外、成为一种国际货币。这一系列积极的金融外交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国际金融环境，提升了中国的国际金融地位。(55) 2013年以来，中国金融外交的力度有增无减，其中发起成立亚投行成为新一届政府金融外交最重要的举措。2014年1月和3月，中国已经与十多个有兴趣的亚洲国家举行了两次筹建亚投行的多边磋商会议，一些与会国家明确表示，愿作为创始成员参与亚投行筹建的多边磋商。目前，中国已经成立了由前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任组长的亚投行筹建工作组，推动亚投行尽早投入运行，而金立群曾是首位中国籍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具有丰富的金融外交经验。(56)亚投行和正在筹建的金砖开发银行以及正在磋商的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将共同构成中国金融外交的三支利箭，既有利于消化中国过剩的外汇储备、推动中国资本走出去，也能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便利，还有利于加强与相关国家的政治关系，可谓中国版本的“马歇尔计划”，(57)因此，它也是中国援助性经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在货币领域，中国新一届政府明显加快了推动与相关友好国家进行本币结算的步伐，以更加直接地服务于人民币国际化。如果说上一届政府货币外交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签署货币互换协议，那么新一届政府货币外交的重心则放在推进本币结算上，可以说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基础，后者则是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在外交领域的直接体现。中国通过货币外交重点推动本币结算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泰国、越南、德国、尼日利亚、斯里兰卡、韩国和俄罗斯。(58)其中中国与俄罗斯的本币结算最为令人关注。2014年5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参加亚信峰会期间与中国政府达成的联合声明中，除了天然气协议之外，最引人注目的内容就是双方决定进一步推进中俄在贸易、投资和借贷中扩大中俄本币直接结算规模，包括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石油贸易本币结算，(59)这将对“石油美元”体系构成重大挑战。 除了推动本币结算，中国新一届政府在货币外交中的一个最新成就则是得到了英国这个传统老牌金融强国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实际支持。2014年6月，李克强访问英国，英国明确表示“欢迎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欢迎伦敦人民币市场的强劲发展，使伦敦成为全球最活跃的人民币市场之一”，(60)并实现了人民币对英镑的直接交易。 第三，通过投资外交反对投资保护主义，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保护中国海外利益。其具体内容就是加快投资协定谈判的步伐。中国正在逐渐从一个贸易大国走向一个投资大国，在经过快速跃升之后，中国年对外投资量目前已经排名世界第三。(61)但日益增加的对外投资却因欧美频繁出现的投资保护主义以及部分国家政局不稳而蒙受诸多损失，在缺乏一个全球性投资保护框架的背景下，通过双边外交谈判、缔结投资协定，已成为保护中国海外投资的重要手段。 目前中国投资外交最主要的内容是中美和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由于投资额巨大以及谈判双方重要的国际地位使得这两项谈判备受瞩目，其意义“堪比当年的中国入世谈判”。(62)2013年，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中国首次接受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两大原则作为投资协定谈判的基础，从而使谈判进入快车道。 第四，中国全面提出并实施“一带一路”的综合性经济外交大战略。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尼的演讲中，提出中国要与中亚国家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东盟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经济合作构想，备受全球瞩目。“一带一路”涉及贸易、金融、投资、能源、科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多个领域，地理上涵盖欧亚大陆和两大洋，涉及数十个国家，是中国新一届政府在经济外交上最重要的创新。 “一带一路”建设既具有丰富的经济合作内涵，又具有强烈的地缘政治考虑。一方面，它有利于中国在欧美日传统经济伙伴之外扩大与周边国家的深度合作，进而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一带一路”的外交倡议是一项综合性经济外交活动，具体而言包括：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道路联通，这属于投资外交范畴；通过降低贸易壁垒实现货畅其流，这又是贸易外交范畴；通过本币结算实现货币流通，则又属货币外交的范畴。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也是中国通过谋求经济共同发展来稳定周边地缘环境、共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略，是之前“睦邻、安邻、富邻”政策的进一步具体化。中国领导人在多种国际场合为“一带一路”建设宣传鼓劲，在2014年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峰会上，各国纷纷对轮值主席国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表示支持。(63)过去以讨论安全问题为核心的亚信峰会，在上海成为一个安全外交和经济外交并驾齐驱的舞台，从而成为中国发挥领导性经济外交作用的一个重要例证。 在更加坚实的经济实力基础上，中国新时期的经济外交，在行为上显得更加积极有为，在技巧上显得更加成熟老到。概言之，中国的经济外交正将中国带向国际中心舞台，重新成为国际社会的领导者。 五、结论 经济外交是经济和外交的结合。作为一项由中央政府及其所属职能部门主导的官方经济活动，中国经济外交在当前整体外交活动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服务于中国具体的国家经济利益，也涉及政治、安全等其他非经济层面的利益。经济外交类别的多样性也为中国开展对外交往准备了多个不同层次的平台，从而使中国得以通过议题联系拓宽谈判空间。对中国经济外交制度结构的剖析则表明，相关部门与机构在五大层次上各司其职又相互联系，共同发挥作用，使中国经济外交顺利运转。而通过对中国经济外交历史进程接触性、融入性、参与性、领导性四个阶段的划分，也能推演出中国当前经济外交的发展方向与脉络。顺势而为，新一届中国政府上台后，中国经济外交又有了新的发展活力和前进动力。 注释： ①Diane B.Kunz,Butter and Guns:America's Cold War Economic Diplomacy,New York:Free Press,1997,p.5. ②关于日本学者对经济外交的研究，可参见周永生：《经济外交》，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 ③西方学者早期关于经济外交的作品，参见Eugene R.Black,The Diplomac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Other Papers,New York: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 David E.Kaiser,Economic Diploma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 M.S.Daoudi and M.S.Dajani,Economic Diplomacy:Embargo Leverage and World Politics,Boulder,Colorado:Westview Press,1985; Peter A.G.van Bergeijk,Economic Diplomacy,Trade and Commercial Policy:Positive and Negative Sanctions in a New World Order,Aldershot,Harts: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4。 ④外交学院和清华大学都组织编写了不少经济外交年度报告。张晓通、王宏禹和赵柯三位年轻学者创办了《经济外交》电子期刊。最近两年，关于经济外交的学术研讨会也日益增多。 ⑤中国对于经济外交的使用，通常没有将其与对外经济关系、对外经济政策、国际经济合作、国际经济谈判甚至国际政治经济学等概念相区别，从而带来了认识上的模糊。 ⑥金熙德：《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作用及其演变》，《日本学刊》，1995年第4期，第89—90页。 ⑦赵可金：《经济外交的兴起：内涵、机制与趋势》，《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1期，第57页。 ⑧张健：《战后日本经济外交(1952—1972)》，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⑨张晓通：《中国经济外交理论构建：一项初步的尝试》，《外交评论》，2013年第6期，第53页。 ⑩周永生：《经济外交》，第22页。 (11)Richard N.Gardner,Sterling-Dollar Diplomacy:Anglo-American Collaboration,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Multilateral Trade,Oxford:Clarendon Press,1956; 本·斯泰尔：《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符荆捷、陈盈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 (12)［日］泷田洋一：《日美货币谈判》，李春梅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13)对于中国的货币互换协议，参见李巍、朱艺泓：《货币盟友与人民币的国际化——解释中国央行的货币互换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2期，第128—154页。 (14)关于金融外交，参见李巍：《金融外交在中国的兴起》，《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2期，第79页。 (15)潘光：《中国的能源外交》，《外交评论》，2008年第1期，第37页。 (16)参见朱玥、李毅：《检讨中俄能源合作》，《财经》，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13-09-08/113273362.html,2013年9月8日。 (17)白云真：《中国对外援助的战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5期，第70页。 (18)关于经济制裁，参见加利·克莱德·霍夫鲍尔等：《反思经济制裁》(第三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19)参见阎梁：《中国对外经济制裁：目标与政策议题》，《外交评论》，2012年第6期，第16页。 (20)崔志楠、邢悦：《从“G7时代”到“G20时代”——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变迁》，《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期，第134—154页。 (21)李巍：《金砖机制与国际金融治理改革》，《国际观察》，2013年第1期，第33—40页。 (22)在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政府主动进行国家制度改革与转型，以建立适应全球化的政府制度体系，其中也包括经济外交的制度体系。参见郑永年：《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郁建兴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 (23)王尔德：《克强经济外交首战：中欧光伏贸易争端尘埃落定》，《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8月6日，第6版。 (24)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指出，经济外交中的对外援助不应再由商务部来主导实施，而应提升商务部下属的对外援助司的机构级别，或是成立以总理为核心的部际联合会，具体负责制定实施对外援助政策。参见余南平：《中国对外援助不应再由商务部主导》，［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1164,2013年7月1日。 (25)参见申孟哲、武梦恬：《盘点中央机关新设机构》，《人民日报》(海外版)，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430/c1001-24958884.html,2014年4月30日。 (26)新华社：《中国商务部设立国际贸易谈判代表》，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8/16/c_12451410.htm,2010年8月16日。 (27)参见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主要职能》，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benbugaikuang。 (28)参见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职能》，http://www.pbc.gov.cn/publish/main/532/index.html。 (29)有关国家发改委的主要职责说明，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主要职责》，http://www.sdpc.gov.cn/zwfwzx/jj。 (30)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职能部门》，http://www.sdpc.gov.cn/zwfwzx/znbm。 (31)参见皮利塔·克拉克：《美中开启碳减排谈判新阶段》，邢嵬译，［英国］《金融时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5979,2014年4月28日。 (32)外交部长王毅称，此举将更好地使中国外交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经济金融合作并在多边经济峰会上提出中国方案以发出中国声音，争取并扩大中国国际话语权，能维护且拓展国家发展利益和经济安全。参见外交部：《王毅：形成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积极开展经济外交》，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wjb_602314/zzjg_602420/gjjjs_612534/xgxw_612536/t1105278.shtml,2013年12月3日。 (33)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于1980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经济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是中国经济的核心领导和决策部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现任组长为习近平总书记，副组长为李克强总理。 (34)宋国友：《中国周边经济外交：机制协调与策略选择》，《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2期，第47页。 (35)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林乎加率领中国赴日经济代表团考察战后日本经验，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常务副部长李一氓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率领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前往港澳地区实地调研。参见文晔：《1978年中国官员出国睁眼向洋看世界》，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history/1/jishi/200812/1225_2663_1939356.shtml,2008年12月25日。 (36)王勇：《中美经贸关系》，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年，第232—234页。 (37)Nicholas R.Lardy,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2. (38)刘超杰：《国际政治中的制裁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34—148页。 (39)陈文敬：《我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及未来发展探析》，《理论前沿》，2008年第17期，第9页。 (40)Injoo Sohn,"Learning to Co-operate:China's Multilateral Approach to Asian Financial Co-operation",The China Quarterly,No.194,June 2008,pp.309-326. (41)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www.pbc.gov.cn/publish/hanglingdao/2950/2010/201009141939040 97315048/20100914193900497315048_.html,2009年3月23日。 (42)参见霍侃、陈立雄：《亚投行渐近》，《新世纪》，2014年第16期，http://magazine.caixin.com/2014-04-25/100670577.html,2014年4月28日。 (43)严双伍、肖兰兰：《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演变》，《当代亚太》，2010年第1期，第88—89页。 (44)参见江瑞平：《当前中国经济外交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外交评论》，2009年第5期，第40—55页。 (45)李巍、张玉环：《奥巴马政府国际贸易战略走向与中国的应对》，《国际关系研究》，2014年第2期，第121—133页。 (46)商务部：《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就WTO和APEC有关问题答记者问》，参见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401/20140100478401.shtml,2014年1月30日。 (47)详情参见《李克强在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开幕式演讲》，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4-10/6048302shtml,2014年4月10日。 (48)《习近平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4/11/c_1110211600.htm,2014年4月11日。 (49)有关TPP的研究表明，TPP所称的福利效应和经济意义并非如此明显。参见沈铭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成本收益分析：中国的视角》，《当代亚太》，2012年第1期，第6—34页。 (50)丁锋：《商务部拟建工作组研究亚太自贸区》，财新网，http://economy.caixin.com/2014-04-30/100672308.html,2014年4月30日。 (51)李晓喻：《APEC贸易部长会议提成绩单 力推亚太自贸区获肯定》，中新网，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4/05-18/6182940.shtml,2014年5月18日。 (52)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CC，简称“海合会”)是由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组成的政府间组织和贸易集团，是海湾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组织。相关报道参见王琳：《暂停五年中国——海合会自贸谈判重启在即》，《第一财经日报》，http://www.yicai.com/news/2014/03/3590930.html,2014年3月17日。 (53)详细参见李巍：《金融外交在中国的兴起》，第77—98页。 (54)李巍：《东亚货币秩序的政治基础》，《当代亚太》，2012年第6期，第22—46页。 (55)李巍：《中国金融崛起的国际环境和战略应对》，《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4期，第44—63页。 (56)亚投行的注册资本金规模初步考虑为500亿美元，实缴资本比例20％，由成员国分期缴纳，未来可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增资扩股。相关情况参见财政部国际司：《楼继伟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情况》，财政部国际司，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1404/t20140411_1066633.html,2014年4月11日。 (57)相关讨论参见江玮：《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低调推进》，《21世纪经济报道》，http://jingji.21cbh.com/2014/5-1/zOMDA2NTFfMTE1NDAzOA.html,2014年5月1日。 (58)过去一年多来，在与这些国家所展开的元首/首脑互访中，推动本币结算成为双方联合声明中的重要内容。 (59)《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157763.shtml,2014年5月20日。 (60)《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联合声明》，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166413.shtml,2014年6月18日。 (61)参见《法媒：2012年中国对外投资世界排名升至全球第三》，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m/201307/20130700182008.shtml,2013年7月1日。 (62)国际金融报：《中美欧投资谈判大斗法，中国如何“与狼共舞”》，参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4-01/28/c_126072841.htm,2014年1月28日。 (63)参见廖冰清：《亚信峰会助推亚洲经济一体化》，《经济参考报》，http://jjckb.xinhuanet.com/2014-05/22/content_505456.htm,2014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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