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农抑商与中国商人的地位（论文文献综述）
王晋丽[1]（2020）在《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任何商业辉煌都离不开商业伦理,不同文化孕育了不同商业伦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强调个人修养、重视团结合作,强调较强的责任意识和诚信经营、正确的义利观等观点使中国商人深受影响,形成了为世人称道的商业精神,明清时期的晋商与徽商即是典型代表。晋商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执商界之牛耳”,在明清商业文明史上独放异彩,完全可以与世界着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徽商与晋商齐名,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曾活跃在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外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晋商与徽商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并享誉海外,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晋商与徽商在中国历史上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其伦理方面的建树及对后世的影响更是值得深入探究的。特别是其中渗透的儒商精神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企业家精神不谋而合,显示出国人的大智慧。本文拟梳理两者在商业领域所表现出的伦理异同,通过深刻阐释晋商与徽商的管理伦理、义利观、诚信观及教育伦理观及其所蕴含的丰富儒商精神,以期揭示我国现代商业发展的伦理规范机制和道德价值体系。本文内容由绪论、七章主体部分和结语构成。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晋商与徽商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进一步明晰了研究思路与方法,指出本文研究难点与创新。第一章论述了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形成基础。主要从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社会背景集中体现----“开中折色制”分析了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了晋商与徽商贾儒互动的价值取向;从地域环境相同点---地少人多分析了晋商与徽商自强不息的共同伦理基础,而地处边境使晋商从一开始就具备精明朴实的伦理特征,徽商四面环山,相对闭塞造就了其保守灵动的伦理底色;传统儒家文化是晋商与徽商的伦理基石,而“关公文化”是晋商伦理“义”的基础,“程朱理学”则是徽商伦理“儒”的根基;晋商个性特征表现出的外向明事使晋商伦理具有开拓进取的表征,徽商内敛明理的个性特征塑就了其自守向儒的伦理特点,而中华民族特有的重群体的精神使晋商与徽商伦理具有较强的凝聚力。第二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的贾儒观异同。贾儒互动是晋商与徽商官商关系的共同点,在此基础上晋商与徽商各有特色。晋商一心以商为职业,奉行“优则商”的贾儒观,徽商虽然是商人,但这是其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商只是其“齐家”的手段,实质上还是奉行“优则仕”信条。两者在官商关系选择上的异同,对现今企业有很大的启示。作为商人和政府,怎样处理好官商关系,关系着商业是否能长久发展。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构建“亲清”和谐政商关系完美诠释了政商间应有的格局。贾儒相通,政商良性互动,商人应具备独立人格,健全制度,政商“亲清”,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官商畸形发展现象。第三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管理伦理的异同。总体上两者都奉行“情义结合”团结商帮的伦理规范,在人才选拔、商业激励及具体管理实践中践行仁爱信达、重德公正、情义并重的伦理表征,体现了管理中的人文气息。受传统影响,晋商以“地缘义”团结商帮,其人才激励机制中体现了同心同德,晋商独创的一系列管理制度践行了其“信和合一”伦理,创新意识强。而徽商则以“血缘情”聚集同宗同族进行商业活动,宗族管理体制也移植到商业管理,自然宗族伦理特征在徽商商业管理中比较浓厚。徽商管理中突出体现了责任意识及向仁重礼的特征。晋商与徽商重视人才、管理中激励机制体现的人才价值观及重视人文关怀等伦理思想对现代企业深层次发展有借鉴意义。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管理,而在现代企业如何处理好管理中人的能动性等,势必需要伦理道德规范参与其间,发挥作用。晋商与徽商不囿于传统,实事求是,特别是晋商伦理中体现的创新意识值得现代企业借鉴,晋商与徽商在管理过程中的人才激励、凝聚向上等伦理内核是企业发展的宝贵经验。第四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义利观的异同。见义思利是晋商与徽商在义利观上共同的态度。介于两者在义利重心及求义追利态度方式上的不同,晋商与徽商秉持了不同的义利观。晋商遵循“利以义制”,“义以为上,以义制利,利而不污”贯穿于整个晋商义利实践;而徽商则是“义中取利”,“义利相通,以义取利,利而通德”是徽商义利实践的集中体现。毋庸置疑,商业发展不追求利,商业无法存续,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晋商与徽商在追利的道路上采取不同方式,其中渗透的伦理内涵使两者在商界造成不同印象,对现代商业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归根结底,以义通利才是现代商业发展的双赢之路,在商业发展道路上如何平衡义与利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商业发展成败与企业声誉。晋商与徽商特别是晋商将“义”作为获利必须遵循的原则,符合中华民族传统义利观,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义”也是现代企业获利过程中必须考量的道德准则之一。第五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诚信观的异同。诚信是商业发展中的无形资本,晋商与徽商把诚实守信作为了双方共同恪守的道德准则,徽商的诚信较晋商更是一种自律理性和道德精神。遵循信誉第一,以信立足,以诚取胜,晋商把诚信作为了信用卡来获取商业利益,诚实不虚是晋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而诚实不欺则是徽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信实等价,诚恳不欺,至诚无私,徽商真正把诚信深入人心。在现代社会,应然之诚是现代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无论是商业发展还是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基于自律理性的诚信观是当前和谐社会追求的道德实践。第六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的教育伦理。晋商与徽商虽然不是教育家,但晋商与徽商中一些有识之士特别注重教育,有的直接办教育,通过对员工的培训教育、家庭成员的教育,折射出教育伦理。受传统文化影响,尊师重道、务实求真是晋商与徽商教育活动中共同遵守的伦理规范。但晋商教育遵循注重实用的工具导向,与“学而优则商”具有高度一致性,徽商教育中秉持本真向儒的价值导向,同样与“学而优则仕”一致。晋商与徽商教育伦理中遵循本真发展,同样不失为当前教育典范。第七章承接晋商与徽商伦理异同,结合当代社会发展,论述了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当代启示。晋商与徽商伦理贾儒观印证了亲清和谐政商关系的正确合理性;晋商与徽商管理伦理中的重“人”规“制”仍是现代商业发展应遵循的伦理原则;晋商与徽商伦理中义利通德价值导向是现代商业长久发展的法宝;而晋商与徽商伦理中蕴含的“德性-契约”诚信伦理是现代商业生存发展之根基;晋商与徽商教育伦理中体现的本真发展使人为人,不失为现代社会教育之价值追求。结语部分进一步概括了晋商与徽商伦理异同之缘由,凝练其伦理精华,揭示其局限性,特别对其殊途同归---最终都未能逃脱商业衰败的原因进行再反思,以期为现代商业发展所借鉴。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在中国波澜壮阔的市井画卷中浓墨重彩书华章。贾儒观异同成为其管理伦理、义利观、诚信观及教育伦理异同的底色,形成了各自具有鲜亮文化特色的商业伦理,成为明清时期商界最有历史意义的主流力量。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几乎同起同落的经商历程带给我们太多的思考,除了历史与时代的局限外,其伦理虽各有千秋,但最终殊途同归,这也许是晋商与徽商兴衰的深层次原因,对当代商业发展有深刻的启示。
翟自成[2]（2020）在《明清徽州“乡村治理”结构的变动》文中提出徽州“乡村治理”作为徽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即关涉到阶层关系、职业选择等内容,理应受到徽学研究者的较多重视。受西方“国家—社会”二分法或二元对立模式的影响,研究徽州“乡村治理”的研究者,表现出了明显的将“官府”与“国家”概念相等同,进而将“皇权”与“国权”概念相等同的倾向。受此影响,“国家—宗族”或“皇权—绅权”的二元模式,即“乡绅—宗族”几乎成了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代名词,研究徽州“乡村治理”的研究者,亦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了宗族或乡绅身上,而相应地对商人群体在其中所起到的管理与控制功能有所忽略。本文利用方志、文集、家谱、正史等史料,并广为参阅近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从“上”与“下”两种前后呼应的角度,对明清徽州“乡村治理”结构的变动进行了分析论证。在对“皇权”的下渗与调适的分析中,先是厘清了“官府”与“国家”、“皇权”与“国权”概念的界定及区别,并认为“皇权”对徽州乡村社会的下渗并不是毫无节制的,而是在下渗的同时亦伴随着调适,由此梳理出“绅”与“商”在皇帝与官府权威的笼罩下,为何能在徽州“乡村治理”中发挥较大的作用。在对“绅”与“商”在徽州“乡村治理”中作用的分析时,先是作了“绅”、“商”地位变动及“绅商合流”的长篇幅渐次铺垫,并进而得出了“商”与“绅”一样在徽州“乡村治理”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二者之间是一种“合作”而非“依附”关系的结论。本文还对徽州“弃儒就贾”之风的形成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徽州的“商”之所以能与“绅”逐渐趋于并立,成为徽州“乡村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离不开徽州这一地区长期持续的“弃儒就贾”之风。结论部分分析了“国权”框架下的徽州“乡村治理”,认为无论是“皇权”在下渗的同时采取调适性策略,抑或是“绅”与“商”在徽州“乡村治理”中发挥其作用,皆是出于一个共同的目的,即在促进徽州“乡村治理”的同时,也为使整体“国家治理”在此基础上变得更加完善。
李健[3]（2020）在《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演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企业是社会发展重要的微观基础和基本单元,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最重要的活跃因素。公司是企业组织发展的高级形态,对促进经济发展与推进工业化的作用更加重大。公司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西方世界崛起与扩张的关键,他与公司发展的历程相伴而行。为了维持和巩固当时现有商业规则,近代西方诸国实施公司立法活动,至此西方世界出现真正意义上营利性法人的“公司”概念。对比西方世界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有其自身特点。我国公司法律制度实践共经历六次变革:第一次变革是1872年具有公司法替代效用的《轮船招商局章程》制定;第二次变革是1904年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中国首部《公司律》颁布;第三次变革是1914年首次邀请商人参与制定的《公司条例》颁布;第四次变革是1929年首次确立公司“营利”目的的《公司法》颁布;第五次变革是1946年确立以公司制发展国营事业目的的《公司法》颁布;第六次变革是1993年确立公司概念重新正式走入中国经济社会规定的《公司法》颁布。由于中国当代公司法的完善建设都得益于近代公司法律制度的实践,所以本文以近代公司法颁布的时序为线索,针对与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所关联的特许公司制度《轮船招商局章程》以及四部公司法,对其公司发展状况、法律制度前提、利益集团博弈过程以及经济影响进行研究,进而揭示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的演化规律。本文依据制度演化理论、演化博弈论进行研究,以公司法演化的时序为线索,从晚清公司制思想产生开始,商人进行公司实践发端,主要分析公司法律制度演化的五个阶段过程,包括公司法律制度萌芽阶段商人实践与特许公司制度的替代、特许公司制度向准则公司制度的探索与转化、官商共同参与修律奠定近代公司法律制度体系的基础、官商共同兴办工业完善公司法律制度、再到抗战期间统制经济下官商进行公司产权争夺导致公司法律制度走向异化,以及五个阶段过程中官僚、商人、其他集团多方博弈行为特征,最终得出评述性结论。本文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是绪论。第二章是提出公司法律制度萌芽、起步、初步发展、规范发展、异化五阶段演化模型。第三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萌芽阶段（1840-1872）。主要分析在无公司法的条件下,由于华商进行附股导致原有法律制度框架无法容纳新生经济因素,官僚制定《轮船招商局章程》的过程。第四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起步阶段（1872-1904）。主要分析在《轮船招商局章程》的示范下公司治理逐渐显露出官商集团监管经理人缺失问题,导致晚清工商业发展急需突破公司法律制度瓶颈,中央政府颁布《公司律》的过程。第五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初步发展阶段（1904-1914）。主要分析在《公司律》下公司内部道德风险问题与官剥商权情况,以及商人偷懒行为与机会主义,导致《公司律》无法使中国建立真正的经济自由民主,官僚与商人共同颁布《公司条例》的过程。第六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规范发展阶段（1914-1929）。主要分析《公司条例》缺失法人持股制度导致家族公司对外投资发展滞后,公司所承担的非营利性目的过多而影响公司发展,在涉及根本性商办公司改革方面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南京政府颁布1929年《公司法》的过程。第七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异化阶段（1929-1946）。主要分析1929年《公司法》以私企业为规范对象难以适应大力发展国营事业的需要,国民政府颁布1946年《公司法》的过程。论文第八章是结论。
贾瑞[4]（2019）在《清代恰克图和广州对外贸易比较研究》文中提出有清一代,恰克图和广州是中国南北两个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其中,前者负责对俄贸易,后者负责对东南亚和欧洲各国的贸易。尽管两者均为对外贸易口岸,但在信用机制、管理方式、商人主体、贸易结构、税收结构上既有相同,也有很大差异。具体来看,在信用机制上,两者的信用都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结合商业发展特点形成了一套包含商人信用、职业信用、商业信用和政府信用等一套完整的信用体系。其不同之处在于,恰克图贸易中商业信用占据主导地位,政府信用为商业信用的发挥提供了良好保障,俟至晚清,政府失信,致使商业信用无法发挥作用,进而加速了晋商的衰落;对于广州贸易而言,前期发展是以政府信用为主,但到18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十三行商人退出历史舞台,外商自由雇佣买办的兴起,商业信用则发挥了主导作用。在管理机构设置上,恰克图的商业活动前期主要由土谢图汗进行属地兼管,后期主要由理藩院派员管理,税收则由杀虎口、张家口和归化城三处税关负责征税;而广州的商业活动和税收活动由粤海关管理,并以政府委任的广州十三行行商为中介具体负责实施。这种设置方式都源于清政府御控外藩的天朝上国思想和稳定边境的基本国策。从不同点来看,恰克图的税收与市场管理相分离,而广州的税收与市场管理在同一地区;管理机构设置的目的上,恰克图重在稳定边境,敦促两国关系的友好;广州则在于御控外商,预防滋扰,避免纠纷。在管理政策上,清政府要求进入恰克图市场的中俄商人必须持有政府颁发的相应执照。在乾隆朝,恰克图虽因俄商及劫匪滋事进行过三次闭关,但时间甚短,从长时段来看,基本处于自由贸易状态;在广州,无论四口通商还是一口通商,清政府严格限制对外贸易,且由十三行行商具体负责管理,鸦片战争以后,行商制度废除,实行领事担保制度。恰克图与广州管理方式的不同之处是:前者的管理较为宽松,类似于“自由贸易区”,后者的管理则较为严格,类似于“垄断市场”;恰克图贸易商的居住与交易方式的管理相对于广州行商都较为自由宽松。在商人发展变迁上,恰克图的商人有山西商人、陕西商人、宁夏商人等,但主要是晋商,而广州十三行时期的商人有福建商人、广东商人、安徽商人等。由于南北方地域差异很大,风俗习惯各异,决定了恰克图以北方商人为主,广州以南方商人为主。近代以来,两地商人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逐渐衰落。从共同点来看,首先,商人利益集团的弱小使其无力要求政府维护其合法权益,而逐渐衰弱的清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抑商政策又加速了晋商和行商的衰落;其次,从国家理论来看,国家对于商人的予取予求直接导致了两地商人的衰落。从不同点来看,首先,交易费用上升引起了广州十三行行商和恰克图晋商的衰败,但恰克图贸易中管理的交易费用相对较低,因而在19世纪中后期还可以正常经营,而广州十三行贸易管理中管理和买卖的交易费用较高,导致其较早衰败;其次,外来掠夺型制度是恰克图市场晋商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部分十三行商人却向近代化买办转型。在商品结构上,无论是恰克图还是广州,出口的都是当时具有比较优势的茶叶、丝绸等商品,进口的主要是香料、药材、棉花等商品。在贸易初期,恰克图的贸易额远远小于广州的贸易额。中期,恰克图的贸易额增长迅速,与广州贸易额的相对差距在缩小,并且两处的出口商品都以茶叶为主。19世纪50年代以后,恰克图贸易量产生剧烈波动,20世纪初中东铁路开通后迅速衰落下去;广州则面临着南方众多外贸口岸的竞争,贸易商品种类持续增多,贸易量增幅较小,仍保持原有规模。在税收结构上,两地的税收都为国家的财政收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都没有为中国近代化的转型提供内生动力。从不同点来看,恰克图贸易商品是在张家口、杀虎口和归化城征收常关税,而广州贸易的商品是在粤海关征收海关税;恰克图贸易根据当地的实际状况制定了一系列的免税规定,而广州贸易中不仅不存在这些免税规定,而且还在征收正税的同时征收一些杂税;从税收总额上看,粤海关的税收总额比北路三关大,其对于清政府的财政贡献率也较大。最后,从两地贸易的意义上看,两地贸易都推动了内地社会分工和沿线城市的发展,并推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恰克图贸易带动了沿线城市的发展,广州贸易促进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商圈的形成;恰克图贸易促进了俄国资本原始积累,为其工业化创造了条件,广州贸易推动了中国南方近代化的进程。因此,有清一代,南方和北方开展的对外贸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从而也印证了清朝前中期有限度的对外开放政策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一有限度的开放政策并没有使整个国家走上近代化历程。鸦片战争以后,随着通商口岸的不断增多,南北两地的贸易活动产生巨大变化:恰克图贸易在起伏跌宕中逐渐衰亡,而广州贸易量虽有减少,但仍为一个重要通商口岸。
张英丽[5]（2019）在《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的商人形象研究》文中认为商人形象是中国古代文学人物形象长廊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类型。明清以前,受“重农抑商”观念的影响,文人以言利言商为耻,对“经商求利者”多采取不屑一顾的鄙薄态度,致使商人作为“四民”之末在文学中的地位不高、数量稀少。明代中叶之后,商人形象以新的面目大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在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商人形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折射出当时商贾文化的时代特征,成为观照明清文化史、经济史嬗变的一个独特窗口。本文采用类型研究方法,将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的商人形象作为一个独特的形象类型,以商人的身份、性别为依据,将其划分为儒商、官商、民商、女商人四大类型,并将其置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双重坐标下,概括其形象类型及特点,探究其形象塑造的成败得失,剖析商人形象体现出的文化意义。全文共分为三章。引言部分主要阐述两个问题:一是对商贾小说及商人形象研究情况的梳理和评述,阐明本课题研究的意义;二是阐述课题研究的范畴、内容及方法。第一章对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的商人形象进行梳理归纳,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标准,分为弃文从商的儒商、形形色色的民商、亦官亦商的官商和突破传统的女商人四种类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商人形象的特点及其演变。第二章分析明清话本小说中商人形象的文学塑造。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的商人形象塑造取得了一定成就,主要表现在“在义与利、情与欲的冲突中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在对比中凸显人物的个性特征”以及“在人物行为心理的细节中揭示人物的精神本质”三方面,但也存在着个别人物行为逻辑失真及部分人物形象扁形化的缺陷。第三章主要从价值观、商贾文化思想、官商关系以及作者的商人理想四个方面,探析了明末清初话本中商人形象体现的文化意义,从商人形象的塑造发掘作者的商人理想。结语部分总结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商人形象的特点、价值以及文学史地位。
王青[6]（2018）在《1990年代以来商业历史小说中的明清商人形象研究》文中提出1990年代以来的商业历史小说以明清时期的商人为主人公,以回溯历史的方式,通过讲述他们在面临历史剧变、社会动荡时的种种表现,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明清商人形象,展示了中国传统社会末期走向衰败的商业历史,唱出一曲曲中国传统商业的挽歌,吹响了一曲现代商业文明的祝歌。在阅读1990年代以来的商业历史小说的过程中,各类明清商人形象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在文学创作中,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其代表性人物形象,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形象背后包含着丰富的时代内蕴1。特别是在1990年代这一特殊的时期,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施行都使商品经济意识获得广泛的认可,社会的商业化程度也逐渐加深。在这样的背景下,商业历史小说中的明清商人形象就被赋予了特定的时代意义与现实意义,这为本论文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论文首先通过对1990年代以来商业历史小说创作及研究概况的梳理,重点解决如概念界定、文本选择、研究对象等问题,为后文的展开奠定基础。接着以历史上着名的商帮——晋商、徽商、浙商为切入点,以相关史料为研究基础,将单个商人形象囊括进商业群体中,对其进行谱系研究,得出晋商义利相合、徽商贾而好儒、浙商诚信为本的特质。然后联系1990年代以来商业历史小说的创作背景,以相关的叙事学、文化学等方面的理论知识为指导,展现商业、家庭和历史这三重视角审视下的明清商人的外在性格与内在品质,不论是商业视角下商人的积极进取、工于心计,家庭视角下商人的懦弱无情、慈善柔和还是历史视角下商人的人文精神与家国情怀,都体现出明清商人形象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最后从小说文本的创作入手,以相关的美学理论知识为指导,对明清商人形象的塑造艺术进行分析研究,重点阐述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中商人形象的差别呈现。本文通过对1990年代以来商业历史小说中的明清商人形象的研究,力图重塑历史中的大商人形象,挖掘他们身上被忽视已久的重要品质,肯定他们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方面做出的贡献,重点阐述明清商人形象的文学意义、现实意义,希望为当下社会中的商人提供学习参考的范本。
池建华[7]（2017）在《晚清实业立法述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清王朝走向衰微,至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史称晚清。"晚清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中西法律文化开始接触、碰撞与融合的时代。固有的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法律文化,虽然具有对外来法律文化的顽强的排他性;但以资产阶级人文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法律文化,显然具有不可阻挡的优势。因此,中西法律文化碰撞的结果,固有的中国法文化一步步被战胜被取代。"[1]晚清法律改革始于1902年,开启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历程。"二十八年（1902年）,
陈淇[8]（2017）在《对古代传统文化“重农抑商”的再认识——基于纪录片《中国商人》的思考》文中研究指明"重农抑商"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本世纪经济学界、历史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围绕"重农抑商"探讨最多的是其形成的历史原因、演变和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本文通过纪录片《中国商人》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商"一字的探讨。
王帅[9]（2017）在《晋商兴衰的政治学分析 ——以政商关系为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崛起于明代,兴盛于清代的山西商人群体——晋商,位居明清中国"十大商帮"之首,他们雄财善贾、富甲天下、享誉海内,在中国乃至世界商业史上谱写了辉煌的篇章。在政治权力至上的中国古代社会,由于长久以来受到重农抑商、崇士贬商等制度和文化的压制,商业的发展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到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难以获得独立的地位,因此依附型政商关系始终是古代中国政商关系的主流。商人阶层在这样的宏观政治环境之下只有付出财富和政治服从,才能收获政策支持、社会地位、垄断资源等经商致富所必需的要素。晋商同样是依附型政商关系塑造之下的产物,他们与明清王朝的关系极为紧密,长期为政府提供财政支持、物资供应等服务,还在客观上承担了稳定边疆、治理基层等特殊任务,充当了君主政治巩固、维持统治的工具。晋商与古代中国的其他各式各类商人相比有着突出的政治性与封建性特征,扮演着一种"官商"的特殊历史形象。本文以中国古代社会的依附型政商关系作为楔入点,通过梳理历代专制王朝长期奉行的各类抑商制度与政治文化,对依附型政商关系进行历史溯源。之后分别阐述晋商在明清时期从兴盛到衰落的具体发展状况并深入分析晋商的政商关系,探讨他们是如何通过依附皇权、利用国家政策、投靠官府、官商结合等政治手段实现商业的繁荣。再回归政商关系作为本文的落脚点,结合晋商作为权贵政治商帮的历史定位分析中国古代社会商业的权贵化与商人阶层入仕背后的政治动因。最后基于晋商兴衰的历史教训为中国今后良性政商关系的构建提出了理论建议。本文围绕如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部分是全文的导论。首先介绍了晋商与中国古代政商关系相关问题提出的缘由及其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其次梳理学术界有关晋商、政商关系以及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等问题的研究现状并评述其贡献与不足。最后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第一章,主要阐述依附型政商关系形成的历史渊源。中国古代社会的依附型政商关系具有独特的发展脉络和演进路径,它是历代专制王朝一贯推行的抑商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在君主政治的高压以及官方主导的贱商意识形态的歪曲之下,商人阶层唯一的出路就是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庸,托庇于皇权之下谋求发展,依附型政商关系因此而形成,而这种畸形的政商关系也构成了晋商兴衰的政治基础。第三部分是本文的二、三、四章,通过对晋商兴衰的历史进程进行系统梳理,深入分析了晋商寻求政商结合的具体方式及其与明清君主政治的内在关联。第二章主要考察晋商在明代的发展状况。晋商依靠明代初期食盐禁榷制度改革的巨大政策利好以及地利优势大量从事垄断性的官盐贸易,由此迅速崛起并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地域性商帮。同时晋商利用明政府对于商人科举入仕相关禁令的废除,一边争取为官为仕,一边与当时朝中山西籍的官僚权贵相互攀援,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雄踞一方的政商巨族,并凭借着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促成了明朝与蒙元政权的茶马互市。之后晋商又充分利用茶马互市的政策便利,从以官盐、粮食为主的长途贩运转向多元化的对外商贸活动,完成了经营事业的整体转型。明代中叶之后社会新思潮的出现标志着传统抑商文化的松动,商人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也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儒商文化,这又反过来促进了晋商的进一步发展。第三章主要考察晋商在清代的发展状况。到了清代之后由于国家疆域的进一步开拓,清政府数次大规模对外蒙地区的军事行动都需要极为庞大的物资保障,这一千载难逢的商机被晋商敏锐地把握。由此晋商在明代对蒙古"一口贸易"的基础上进而发展至大规模的口外贸易,之后又利用《恰克图条约》开辟了对俄国的茶叶市场。晋商的外贸活动同样得到了国家的特别授权,他们长期以政府特许商人甚至是"皇商"的身份垄断对蒙、俄的市场。清代后期,已经通过外贸事业积累下雄厚资金的晋商又开创了票号业并与清朝的财政体系形成了一种互为利用的关系,凭借大宗公款的经营极大地扩充了商业资本。与此同时,清代晋商仍然时刻保持与皇家和政府的密切往来,通过捐官、科举、寻租等各种方式介入政治,为自己的商业活动寻求政治权力的额外支持和庇护。第四章主要探讨清末社会剧变过程中晋商的衰落。晋商衰败的因素实际正蕴藏在他们长期依附皇权、官商一体、特权经营的商业模式中。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导致中国传统的君主政治岌岌可危,为了挽救统治危机,专制统治者不断加紧对晋商的勒索和倾轧,然而此时晋商已经彻底陷入了权力经济的泥潭不能自拔,无力转型近代工商业,最终在清王朝的压迫和中国农业社会整体性的崩溃之下彻底败落。第四部分是本文的第五章和余论,结合晋商作为权贵政治商人的历史定位,剖析中国古代社会政商结合的深层次原因,以及通过总结晋商过度依附政治而最终败亡的历史教训,探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良性政商关系的构建。在皇权无上专制、政治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公权力普遍异化、官僚机构高度膨胀的中国古代社会,权力经济一向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商业的权贵化由此成为必然,具体则表现为官僚与大商人结合一体并压迫中小商人,权贵阶层攫取巨额国民财富并独享市场利益。同时由于专制王朝采用科举、捐纳等方式将商人同化在统治体系之中,导致商人阶层在心理和精神的层面更加无法摆脱对政治的依赖,他们最终会回归仕途,完成由民间商人向权贵商人身份的转变,而不是以独立自主的面貌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最后对于当代中国的政商关系来说,本文认为应当建立行之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完善法制、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以及建立现代企业文化等内容,破除依附型政商关系的历史魔咒,实现"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时代诉求。
李文冰[10]（2016）在《当代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研究 ——基于《方正apabi报纸资源数据库》（1992-2014）》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媒介形象研究成为中国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内容。浙商,一般指浙江籍人士在浙江省内外从事创业活动的商人群体。本研究所界定的当代浙商,是指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诞生的特有的商人群体。当代浙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坚之一。浙商在追求财富的路途上,在新闻媒体的报道和推动下,逐渐孕育、形成和发展了自身的公共形象,这一形象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极具价值的组成部分。随着浙江经济和浙商影响力的提升,浙商报道成为中国媒体经济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浙商媒介形象通过媒介得以呈现,浙商媒介形象的呈现又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的时代特征,浙商媒介形象所内含的浙商精神、浙商文化又对浙江乃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浙商同时为媒介提供了丰富的新闻资源,媒介在成功呈现和传播浙商文化过程中塑造并发展了自身,形成了与浙商发展的良性互动。本文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探讨有“当代中国第一商帮”之称的浙商媒介形象的呈现,本文的主旨之一,是通过审视浙商形象进入公众视野的历史发展,探讨媒介是如何通过议程设置、框架建构以及话语策略将浙商纳入报道议题并加以呈现的?媒介呈现了怎样的浙商形象?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的背后,有怎样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和文化推动力量?报纸媒体在形塑、呈现浙商形象时,存在哪些问题?浙商发展的兴衰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对浙商的褒扬和批判也反映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对浙商媒介形象呈现进行考察,既能丰富媒介形象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又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本文的另一研究要旨在于通过梳理当代浙商媒介形象的呈现历程,透视媒介与社会、媒介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本文通过抽样选取《方正apabi报纸资源数据库》（1992-2014）浙商报道文本,主要采用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报纸浙商报道进行了量化和质化分析及统计,得出的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报纸媒体的新闻报道中,浙商通过艰苦创业、自强不息,不断获得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日益走向中国经济社会舞台的中心。报纸媒体通过命名与身份书写、断言式言语行为和话语隐含意义的表达,遵循政治话语规范下的“创富——贡献”叙事模式、经济话语主导下的“创新——传奇”叙事模式、政治话语和经济话语合流的“转型——回归”叙事模式三种叙事模式,勾勒出浙商从“草根商人”向肯吃苦、善经营的“闯天下”创富群体形象、从“财富”浙商向“责任”浙商、从“功利”浙商向“公利”浙商、从传统创业形象向变革和创新形象转变的历程,从而呈现出浙商作为当今中国“第一儒商”的形象。本文认为,浙商媒介形象是多元力量共同建构和呈现的结果,标示着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语境。浙商新闻报道始终是传统媒体在与经济场、政治场、文化场等各种权力场域关系中进行的,政治话语与经济话语的交互是贯穿浙商报道或明或暗的主线；浙商媒介形象呈现又离不开媒介推手,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大众传媒及其生态的变迁,既是不同阶段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的动因又是结果；浙商也在在自塑的努力中共同完成媒介形象的呈现。本文研究发现,处在多种场域关系中的报纸传媒,在呈现浙商形象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和传播偏向,在呈现浙商形象时因陷入框架化、模式化、学科化的泥沼整体上存在群体形象丰富性的遮蔽、中小浙商群体再现的偏差、媒介形象呈现的理想化以及“人”的迷失,这在大众传媒充分发展、媒介生态深刻变迁、数字化媒体蓬勃兴起的当今时代不能说不是一种缺失和遗憾。相形之下,网络新媒体对浙商形象呈现的不遗余力和畅所欲言能给传统报纸媒体带来诸多启示,此外,新闻形态之外的各种浙商题材电视剧虽是浙商形象艺术化地再现,但其蓬勃发展的态势及其所呈现的浙商形象的丰富性和鲜活性也是值得传统媒体新闻报道借鉴和反思的。基于对浙商媒介形象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当下中国所蕴涵的社会意义和价值的分析,本文最后提出对报纸媒体在多媒体图景和新媒体环境下浙商媒介形象再现的思考。
二、重农抑商与中国商人的地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重农抑商与中国商人的地位（论文提纲范文）
（1）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二、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评析 |
| 三、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的基本思路 |
| 二、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的主要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形成基础 |
| 1.1 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 |
| 1.2 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地域环境 |
| 1.2.1 自强不息:晋商与徽商地少人多孕育的伦理实质 |
| 1.2.2 进取果敢:晋商地处边境在边贸中折射出的伦理特征 |
| 1.2.3 保守向儒:徽商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沉淀出的伦理特色 |
| 1.3 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文化根基 |
| 1.3.1 儒家传统文化: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基石 |
| 1.3.2 关公文化:晋商伦理中“义勇”的基石 |
| 1.3.3 朱子之理:徽商伦理“儒礼”特色之根基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贾儒观 |
| 2.1 贾儒互动:晋商与徽商共同的价值指向 |
| 2.1.1 向儒通仕:贾儒互动的利益轴心 |
| 2.1.2 向儒用仕:贾儒互动的利益实现 |
| 2.1.3 向儒依仕:贾儒互动的利益保障 |
| 2.2 优则商:晋商的价值诉求 |
| 2.2.1 重义向仁:晋商官商结合主要方式 |
| 2.2.2 贾儒分明:晋商官商关系中“清”的萌芽 |
| 2.2.3 “优则商”:晋商官商关系折射的价值观 |
| 2.3 优则仕:徽商的价值诉求 |
| 2.3.1 诚恳向儒:徽商官商结合主要方式 |
| 2.3.2 贾儒互济:徽商官商互动主要特点 |
| 2.3.3 “优则仕”:徽商官商关系折射的价值观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管理伦理 |
| 3.1 情义股:晋商与徽商管理机制的软实力 |
| 3.1.1 仁爱信达:晋商与徽商人才选拔过程中以人为本的伦理实质 |
| 3.1.2 重徳公正:晋商与徽商管理中商业激励伦理的主要特征 |
| 3.1.3 情义并重:晋商与徽商管理实践中人文关怀的价值追求 |
| 3.2 地缘“义”:晋商经营管理的道德架构 |
| 3.2.1 地缘关公“义”:历史大迁徙促成的晋商管理伦理特色 |
| 3.2.2 同心同德:晋商管理中选人、用人、交人的伦理原则 |
| 3.2.3 信和合一:晋商管理制度伦理内生出的创新激励源头 |
| 3.3 血缘“情”:徽商经营管理的道德框约 |
| 3.3.1 血缘同宗情:相对封闭的徽商管理伦理特色 |
| 3.3.2 向仁重礼:徽商传统宗族制中管理伦理的集中体现 |
| 3.3.3 责任意识:隐性契约制在徽商宗族管理中的伦理体现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义利观 |
| 4.1 见利思义:晋商与徽商在义利观上的共同特质 |
| 4.1.1 义缘利取:明清时期有关义利观的思想引领 |
| 4.1.2 见利思义:晋商与徽商义利观的一致态度 |
| 4.1.3 义利并举:晋商与徽商共同的社会道德认同 |
| 4.2 “利以义制”:晋商的义利观 |
| 4.2.1 义以为上:晋商义利价值导向 |
| 4.2.2 以义制利:晋商践行义利的行为理念 |
| 4.2.3 利而不污:晋商之于义利的修养信条 |
| 4.3 “义中取利”:徽商的义利观 |
| 4.3.1 义利相通:徽商义利价值导向 |
| 4.3.2 以义取利:徽商践行义利的行为理念 |
| 4.3.3 利而通德:徽商之于义利的修养信条 |
| 第五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诚信观 |
| 5.1 诚实守信:晋商与徽商共同恪守的道德准则 |
| 5.1.1 诚信传统:晋商与徽商诚实守信之根基 |
| 5.1.2 诚信为本:晋商与徽商安身立命之道德本源 |
| 5.1.3 道法则:晋商与徽商诚实守信的三境界 |
| 5.2 诚信如介石:晋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 |
| 5.2.1 信誉第一:晋商诚信之客商关系 |
| 5.2.2 诚信立足:晋商诚信之同行关系 |
| 5.2.3 诚实不虚:晋商诚信之自我剖析 |
| 5.3 诚实戒欺:徽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 |
| 5.3.1 信实等价:徽商诚信之客商关系 |
| 5.3.2 诚恳合作:徽商诚信之同行关系 |
| 5.3.3 至诚无私:徽商诚信之社会关系 |
| 第六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教育伦理 |
| 6.1 尊师重道:晋商与徽商教育活动中共同的教育价值取向 |
| 6.1.1 以教促长:通过教育体现自我存在的价值 |
| 6.1.2 尊师重教:重教育、报社会之价值取向义举 |
| 6.1.3 德智并重:传承良好的道德品质教育 |
| 6.2 崇实拙华:晋商教育活动的价值导向 |
| 6.2.1 重实用:提倡实用之学,为商所用 |
| 6.2.2 学而优则商:晋商对传统教育价值观的突破 |
| 6.2.3 器与不器:晋商对传统人才观的颠覆 |
| 6.3 内圣外王:徽商教育活动的价值导向 |
| 6.3.1 圣贤之学:徽商教育重儒学经典,为入仕做铺垫 |
| 6.3.2 学而优则仕:徽商教育价值观归宿 |
| 6.3.3 内圣外王:徽商教育人才观的集中体现 |
| 第七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当代启示 |
| 7.1 亲清和谐:政商关系的当代启示 |
| 7.1.1 健全制度,摒弃官商不分之土壤 |
| 7.1.2 崇尚企业家精神,独立人格,开拓创新 |
| 7.1.3 贾儒互通,政商“亲清”,良性互动 |
| 7.2 重“人”规“制”:商业管理的当代启示 |
| 7.2.1 立足实际:商业经营管理的关键 |
| 7.2.2 创新发展:商业发展的核心 |
| 7.2.3 以人为本:现代管理的催化剂 |
| 7.3 大义通利:商业发展义利观的当代启示 |
| 7.3.1 义利统一:正确价值导向促进商业发展 |
| 7.3.2 义利相济:商业健康有序运行的道德规约 |
| 7.3.3 义利通德:商业长久发展的法宝 |
| 7.4 德性-契约:商业社会诚信的当代启示 |
| 7.4.1 诚保发展:商业生存之根基 |
| 7.4.2 契约信用:商业何以诚信之思考 |
| 7.4.3 应然之诚:商业追求的终极目标 |
| 7.5 本真发展:社会教育的当代启示 |
| 7.5.1 全面发展:现代教育功能观 |
| 7.5.2 德能并重:现代企业教育人才观 |
| 7.5.3 使人为人:现代企业教育价值观之追求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明清徽州“乡村治理”结构的变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 (一)明清地方“乡村治理”研究 |
| (二)明清徽州“乡村治理”研究 |
| (三)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及展望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一)乡村治理 |
| (二)绅商合流 |
| 四、研究思路与本文结构 |
| 第一章 明清徽州“皇权”的下渗与调适 |
| 一、“官府”与“国家”、“皇权”与“国权”概念的界定及区别 |
| 二、从乡约里保到宗族组织:“皇权”对乡村社会的层层下渗 |
| 三、从宗族组织到书吏差役:“皇权”对乡村社会的层层调适 |
| 四、从官僚集团到徽州宗族:“皇权”调适性下渗策略的实施原因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明清徽州“绅”、“商”地位的变动 |
| 一、从词汇与词义变迁的角度谈“绅”之地位的下降 |
| (一)“绅”之地位的形成与确立 |
| (二)科举对“绅”之地位的冲击 |
| (三)商业对“绅”之地位的冲击 |
| 二、“商”之地位上升的发展脉络及其历史必然性 |
| (一)“商”之地位长期低下的原因 |
| (二)“商”之地位上升的发展脉络 |
| (三)“商”之地位上升的历史必然性 |
| 三、明清徽州“绅商合流”趋势的形成 |
| (一)“绅商合流”趋势的形成与确立 |
| (二)“绅”在徽州“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
| (三)“商”在徽州“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清徽州“弃儒就贾”之风的形成 |
| 一、兴趣爱好与个人才能:职业选择中的“弃儒”与“就贾” |
| 二、从“业儒”到“弃儒”:职业选择中的形象考虑与心理挣扎 |
| 三、从“弃儒”到“就贾”:职业选择中的客观现实与经商优势 |
| 四、宗族竞争与新型职业观的形成 |
| 五、本章小结 |
| 余论——“国权”框架下的徽州“乡村治理”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的研究现状 |
| 1.3 本文的结构安排、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本文的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点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1.4.1 本文的创新点 |
| 1.4.2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经济演化理论 |
| 2.1.2 制度变迁的演化理论 |
| 2.1.3 演化博弈论 |
| 2.2 分析框架 |
| 2.2.1 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制定的规则与过程 |
| 2.2.2 公司法律制度演化博弈的参与者行为 |
| 2.2.3 公司法律制度的博弈均衡与演化 |
| 2.2.4 具体分析方法与模型介绍 |
| 第3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萌芽(1840-1872):华商公司实践与《轮船招商局章程》的制定 |
| 3.1 《轮船招商局章程》制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
| 3.1.1 “公司”语源考察 |
| 3.1.2 公司法律制度缺失的社会根源 |
| 3.2 华商公司的首次实践 |
| 3.2.1 西方公司法律制度的发展评说 |
| 3.2.2 近代华商公司的具体实践路径 |
| 3.3 《轮船招商局章程》制定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 3.3.1 晚清政府原有法律制度无法容纳新生经济因素 |
| 3.3.2 华商集团与洋商集团的竞争导致官商利益冲突 |
| 3.3.3 传统民营企业中的公司制度因素影响 |
| 3.3.4 官僚体制下传统官营制度的路径依赖 |
| 3.4 《轮船招商局章程》制定的演化博弈分析 |
| 3.4.1 航运业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 3.4.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 3.4.3 地方政府洋务派与华商集团、洋商集团的演化博弈分析 |
| 3.4.4 中央政府的立法行为选择 |
| 3.5 《轮船招商局章程》颁布的经济影响 |
| 3.5.1 通过发行股票达到了募集资金的目的 |
| 3.5.2 利用航运业达成了与洋商竞争的效果 |
| 3.5.3 社会上掀起了积极投资兴办公司的热潮 |
| 3.5.4 官督特许公司制度是公司法的初次探索 |
| 3.6 小结 |
| 第4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起步(1872-1904):官督公司没落与《公司律》的颁布 |
| 4.1 《公司律》颁布前的公司发展状况 |
| 4.1.1 特许制度下官督公司的盛行 |
| 4.1.2 特许制度下官督公司的没落 |
| 4.1.3 特许制度下商办公司的崛起 |
| 4.2 《公司律》颁布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 4.2.1 晚清工商业发展急需突破公司法律制度瓶颈 |
| 4.2.2 官督公司模式的缺陷导致官商利益的冲突 |
| 4.2.3 官督特许公司治理实践推进法制化进程 |
| 4.2.4 《振兴工艺给奖章程》扶持工商业法规化 |
| 4.3 《公司律》颁布的演化博弈分析 |
| 4.3.1 晚清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 4.3.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 4.3.3 官僚经理与洋务派、股东集团的演化博弈分析 |
| 4.3.4 中央政府的立法行为选择 |
| 4.4 《公司律》颁布的经济影响 |
| 4.4.1 提高了工商业者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
| 4.4.2 约束了各级官吏改善官商关系 |
| 4.4.3 终结了官督商办公司模式 |
| 4.4.4 推动了民族工商业发展 |
| 4.5 小结 |
| 第5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初步发展(1904-1914):官商共同修律与《公司条例》的颁布 |
| 5.1 《公司条例》颁布前的公司发展状况 |
| 5.1.1 《公司律》颁行后公司治理官剥商权局面的改善 |
| 5.1.2 《公司律》颁行后公司治理道德风险问题的出现 |
| 5.1.3 家族公司的创建 |
| 5.2 《公司条例》颁布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 5.2.1 《公司律》无法使中国建立真正的经济自由与经济民主 |
| 5.2.2 官督公司模式回光返照导致官商利益的冲突 |
| 5.2.3 《中华民国约法》倡导自由经济政策 |
| 5.2.4 《改定大清商律草案》开创立法调查先河 |
| 5.3 《公司条例》颁布的演化博弈分析 |
| 5.3.1 民初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 5.3.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 5.3.3 官僚集团与商人集团关于修律的演化博弈分析 |
| 5.3.4 中央政府立法行为选择的转变 |
| 5.4 《公司条例》颁布的经济影响 |
| 5.4.1 公司法人治理机制的形成 |
| 5.4.2 家族公司规模的壮大 |
| 5.4.3 官僚与商人可以均衡博弈 |
| 5.4.4 民族工商业的黄金发展阶段 |
| 5.5 小结 |
| 第6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规范发展(1914-1929):官商兴办工业与1929年《公司法》颁布 |
| 6.1 1929年《公司法》颁布前的公司发展状况 |
| 6.1.1 《公司条例》颁行后私人资本投资的扩张发展 |
| 6.1.2 《公司条例》颁行后家族公司企业集团的迅猛发展 |
| 6.1.3 《公司条例》颁行后官僚资本投资公司的热情高涨 |
| 6.2 1929年《公司法》颁布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 6.2.1 《公司条例》缺失法人持股制度导致公司对外投资发展滞后 |
| 6.2.2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导致官商利益冲突 |
| 6.2.3 《建设大纲草案》倡导重点发展国有经济政策 |
| 6.2.4 《训政时期经济建设实施纲要方针案》规定国家资本主义政策 |
| 6.2.5 《公司条例》奠基中国公司法体系 |
| 6.3 1929年《公司法》颁布的演化博弈分析 |
| 6.3.1 民国中期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 6.3.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 6.3.3 官僚集团与商人集团关于立法的演化博弈分析 |
| 6.3.4 中央政府立法行为选择的转变 |
| 6.4 1929年《公司法》颁布的经济影响 |
| 6.4.1 公司法人持股制度的发展 |
| 6.4.2 投资控股公司的产生 |
| 6.4.3 民营经济得到鼓励与支持 |
| 6.4.4 公司营利目的的回归 |
| 6.5 小结 |
| 第7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异化(1929-1946):官商产权争夺与1946年《公司法》的颁布 |
| 7.1 1946年《公司法》颁布前的公司发展状况 |
| 7.1.1 1929年《公司法》颁行后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 |
| 7.1.2 统制经济下国营公司向官僚垄断公司的转变 |
| 7.1.3 民营公司生存环境的转折与恶化 |
| 7.2 1946年《公司法》颁布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 7.2.1 1929年《公司法》难以适应大力发展国营事业的需要 |
| 7.2.2 抗战爆发统制经济政策导致官商利益的冲突 |
| 7.2.3 《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条例》规定政府控制国家经济主体的合法性 |
| 7.2.4 《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为战后政府与民资合办公司提供依据 |
| 7.3 1946年《公司法》颁布的演化博弈分析 |
| 7.3.1 民国后期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 7.3.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 7.3.3 商人集团与官僚集团、官僚经理的演化博弈分析 |
| 7.3.4 中央政府立法行为选择的转变 |
| 7.4 1946年《公司法》颁布的经济影响 |
| 7.4.1 公司注册登记数量激增 |
| 7.4.2 国营公司规模空前扩张 |
| 7.4.3 有限公司与外资公司迅速增长 |
| 7.4.4 民营经济产权弱化与衰败 |
| 7.5 小结 |
| 第8章 评述性结论与现实启示 |
| 8.1 评述性结论 |
| 8.1.1 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演化是后世公司立法对前世立法制度创新的结果 |
| 8.1.2 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演化是官僚集团与商人集团持续博弈均衡的结果 |
| 8.1.3 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演化是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互转化的结果 |
| 8.1.4 官商集团谈判能力的差异变化是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演化成败的关键 |
| 8.1.5 近代公司法律制度保障较好的时期是商人集团公司发展的发达时期 |
| 8.2 现实启示 |
| 8.2.1 营业自由立法是激发企业活力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的关键 |
| 8.2.2 简政放权制度是完善政府职能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保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4）清代恰克图和广州对外贸易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恰克图贸易 |
| 1.3.2 广州贸易 |
| 1.3.3 恰克图、广州外贸的比较及税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1.6 文章结构与安排 |
| 第二章 恰克图和广州对外贸易的变迁 |
| 2.1 恰克图贸易概述 |
| 2.2 广州贸易概述 |
| 第三章 恰克图和广州贸易信用机制的比较 |
| 3.1 恰克图贸易的信用机制 |
| 3.2 广州贸易的信用机制 |
| 3.3 比较分析:相同与差异 |
| 第四章 恰克图和广州贸易管理方式的比较 |
| 4.1 管理机构的比较 |
| 4.1.1 恰克图贸易的管理机构 |
| 4.1.2 广州贸易的管理机构 |
| 4.1.3 比较分析:相同与差异 |
| 4.2 管理政策的比较 |
| 4.2.1 恰克图贸易的管理政策 |
| 4.2.2 广州贸易的管理政策 |
| 4.2.3 比较分析:相同与差异 |
| 第五章 恰克图和广州商人盛衰变迁及原因的比较 |
| 5.1 两地商人发展及原因的比较 |
| 5.1.1 恰克图商人发展及原因 |
| 5.1.2 广州商人发展及原因 |
| 5.1.3 比较分析:相同与差异 |
| 5.2 两地商人衰落及原因的比较 |
| 5.2.1 衰落的原因 |
| 5.2.2 衰落的理论分析 |
| 第六章 恰克图和广州商品结构与税收收入的比较 |
| 6.1 两地商品结构的比较 |
| 6.1.1 恰克图贸易的商品结构 |
| 6.1.2 广州贸易的商品结构 |
| 6.1.3 比较分析:相同与差异 |
| 6.2 两地税收收入的比较 |
| 6.2.1 恰克图贸易的税收收入 |
| 6.2.2 广州贸易的税收收入 |
| 6.2.3 比较分析:相同与差异 |
| 第七章 恰克图和广州贸易意义的比较 |
| 7.1 相同之处 |
| 7.2 差异之处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和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的商人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课题研究意义 |
| 二、课题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课题研究的范畴、内容及方法 |
| 第一章 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的商人形象类型及其特点 |
| 第一节 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商人形象的大量出现 |
| 第二节 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的商人形象类型 |
| 第三节 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商人形象的特点及其演变 |
| 第二章 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商人形象的文学塑造 |
| 第一节 商人形象塑造的手法 |
| 第二节 商人形象塑造的不足 |
| 第三章 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商人形象体现的文化意义 |
| 第一节 商人形象体现出的商人的价值观 |
| 第二节 商人形象体现出的商贾文化思想 |
| 第三节 商人形象体现出的官商关系 |
| 第四节 商人形象体现出的作者的商人理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论文发表情况 |
（6）1990年代以来商业历史小说中的明清商人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1990年代以来商业历史小说创作及其研究概况 |
| (一)概念界定 |
| (二)1990年代以来商业历史小说的创作 |
| (三)1990年代以来商业历史小说中明清商人形象的研究概况 |
| 二、1990年代以来商业历史小说中明清商人形象的谱系研究 |
| (一)晋商形象系列 |
| (二)徽商形象系列 |
| (三)浙商形象系列 |
| 三、多重视角下的明清商人形象书写 |
| (一)商业视角下商人性格的解读 |
| (二)家庭视角下商人形象的解读 |
| (三)历史视角下商人精神的解读 |
| 四、1990年代以来商业历史小说中明清商人形象的美学意义 |
| (一)明清商人形象的塑造艺术 |
| (二)明清商人形象的美学缺失 |
| (三)明清商人形象的美学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8）对古代传统文化“重农抑商”的再认识——基于纪录片《中国商人》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重农抑商”的思考 |
| 二、《中国商人》对“商”的解读 |
| 三、学术界对“商”的探讨 |
| 1. 研究范围 |
| 2. 具体含义 |
| 四、总结 |
（9）晋商兴衰的政治学分析 ——以政商关系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
| 一、晋商相关研究 |
| 二、政商关系相关理论研究 |
| 三、中国传统政治与政治文化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困难与不足 |
| 第一章 晋商兴衰的政治基础——依附型政商关系 |
| 第一节 依附型政商关系的制度溯源——君主政治对商业的全面宰制 |
| 一、禁榷专营制度 |
| 二、君主政治对商人的制度性盘剥 |
| 三、统治阶级特权经商 |
| 四、抑商制度与大一统中央集权君主政治的契合 |
| 五、商人的"原罪"与依附型政商关系 |
| 第二节 依附型政商关系的文化溯源——抑商政治文化体系 |
| 一、重农抑商思想理论 |
| 二、儒家政治文化规训下的抑商理念 |
| 三、均平主义政治理念 |
| 四、抑商政治文化对商人精神的扭曲 |
| 第二章 明代晋商兴起的政治契机——商业逻辑向政治逻辑的靠拢 |
| 第一节 明代盐政与晋商的崛起 |
| 一、明初官盐行销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
| 二、"开中制"对晋商的巨大助力 |
| 三、从"折色制"到"纲盐制"——晋商垄断官盐贸易 |
| 四、山西政商巨族——官盐贸易的权贵化 |
| 第二节 明代边境政治与晋商主导的边境互市 |
| 一、羁縻政治与茶马互市 |
| 二、马市的政治功能与晋商 |
| 三、茶市的政治功能与晋商 |
| 第三节 明代思想解放对晋商的推动 |
| 一、商业发展与社会结构嬗变 |
| 二、抑商思维淡化与启蒙思潮的出现 |
| 三、儒商文化与商人价值观的形成 |
| 四、社会新思潮对晋商的影响与促进 |
| 第三章 清代晋商兴盛的政治机理——商业逻辑与政治逻辑的融合 |
| 第一节 晋商的市场版图与清王朝的政治版图 |
| 一、清代民族政治与晋商旅蒙商贸活动 |
| 二、清代地缘政治与晋商对俄茶叶贸易 |
| 第二节 国家财政与晋商票号的相互利用 |
| 一、山西票号业的兴起 |
| 二、票号与官场运作 |
| 三、票号的财政功能 |
| 四、票号是中国古代社会政商结合的极致 |
| 第三节 官场与市场的相互强化 |
| 一、晋商密集的寻租活动 |
| 二、晋商的官商一体化 |
| 三、晋商的绅商化 |
| 第四章 清末晋商衰亡的政治必然——商业逻辑与政治逻辑的背离 |
| 第一节 晚清时局剧变下的政治与市场 |
| 一、不平等条约体系下的山西茶商 |
| 二、作为政治博弈牺牲品的旅蒙晋商 |
| 三、作为君主政治殉葬品的晋商票号 |
| 第二节 清政府的政策选择 |
| 一、压制晋商发展 |
| 二、掠夺晋商财富 |
| 第五章 晋商兴衰与中国君主政治时代的政商结合 |
| 第一节 晋商的历史定位——权贵政治商帮 |
| 一、晋商的历史局限性 |
| 二、晋商对君主政治的特殊贡献 |
| 三、晋商的权贵特质 |
| 第二节 君主政治时代商业的权贵化 |
| 一、皇权专制与权力经济 |
| 二、权力经济体制下商人的寻租 |
| 三、商业权贵化对商人的影响 |
| 第三节 官本位政治文化与商人向仕途的回归 |
| 一、商人入仕的政治文化动因 |
| 二、儒商文化的局限性与商人官本位的追求 |
| 余论——以晋商为鉴审视当代中国良性政商关系的构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当代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研究 ——基于《方正apabi报纸资源数据库》（1992-2014）（论文提纲范文）
| 本论文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浙商研究 |
| 二、关于媒介形象研究 |
| 三、关于浙商媒介形象研究 |
| 四、评析与展望：浙商媒介形象呈现与浙商研究的合流与研究发展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与基本概念 |
| 一、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 |
| 二、基本概念 |
| 第一章 浙商媒介形象的历时性分析 |
| 第一节 浙商的旧读与新解 |
| 一、“商”的起源及其发展的沧桑变迁 |
| 二、商帮文化与浙江商帮 |
| 三、改革开放与浙商的重新崛起 |
| 第二节 浙商形象的媒介话语嬗变 |
| 一、“儒商”和“奸商”——中国古代浙商的形象悖论 |
| 二、“新式商帮”形象和“红顶商人”的命运——近代浙商的双重印记 |
| 三、“当代第一儒商”形象的呈现——新时期浙商媒介形象的总体特征 |
| 小结 |
| 第二章 内容分析：《方正apabi报纸资源数据库》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的主导框架 |
| 第一节 浙商媒介形象呈现变迁的基本描述 |
| 一、类目建构与操作化说明 |
| 二、版面、篇幅、报道类型和报纸类别的基本分析 |
| 三、浙商主体身份和角色属性演变的统计分析 |
| 四、浙商形象呈现议题变化的统计分析 |
| 第二节 当代儒商——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的主导框架 |
| 一、“当代儒商”的内涵 |
| 二、“当代儒商”框架的主导性呈现 |
| 第三节 他者框架——不同媒体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的比较分析 |
| 一、他者呈现的基本样貌 |
| 二、不同类别媒体他者呈现的比较分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话语分析：《方正apabi报纸资源数据库》浙商媒介形象的话语建构与叙事策略 |
| 第一节 媒介形象呈现中的话语与话语理论 |
| 一、批判话语分析理论 |
| 二、作为新闻的话语 |
| 第二节 身份书写、权力话语与浙商媒介形象呈现 |
| 一、命名与身份书写 |
| 二、断言式言语行为与权力话语 |
| 三、话语的隐含意义与浙商媒介形象呈现 |
| 第三节 政治话语与经济话语交互下的叙事模式与浙商媒介形象呈现 |
| 一、政治话语规范下的“创富——贡献”叙事模式 |
| 二、经济话语主导下的“创新——传奇”叙事模式 |
| 三、政治话语与经济话语合流的“转型——回归”叙事模式 |
| 小结 |
| 第四章 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的多元力量及其互动 |
| 第一节 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的社会动因 |
| 一、经济场域的生成与浙商媒介形象呈现 |
| 二、政治意识形态控制与浙商媒介形象呈现 |
| 三、社会价值观念转型与浙商媒介形象呈现 |
| 第二节 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的媒介推手 |
| 一、传媒生态变迁与浙商媒介形象呈现 |
| 二、媒介场域控制与浙商媒介形象呈现 |
| 三、传媒与浙商对浙商媒介形象的同构与互动 |
| 第三节 浙商自塑与浙商媒介形象呈现 |
| 一、浙商媒介事件与形象呈现 |
| 二、浙商政治参与与形象呈现 |
| 三、浙商企业形象传播与形象呈现 |
| 小结 |
| 第五章 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的批判与反思 |
| 第一节 断言和肯定式新闻中的浙商媒介形象话语遮蔽与理想化 |
| 一、肯定式新闻与浙商群体形象丰富性的遮蔽 |
| 二、明星浙商的卡里斯玛光环与中小浙商群体再现的偏差 |
| 三、宣传导向与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的理想化 |
| 第二节 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的“模式化”与“人”的缺失 |
| 一、“模式化”呈现与“人”的缺失 |
| 二、“模式化”呈现与“个体”形象的缺失 |
| 三、“模式化”呈现与“个性”形象的缺失 |
| 第三节 多媒体形态下报纸媒体浙商形象呈现的不足与反思 |
| 一、多媒体形态下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的立体化图景 |
| 二、多媒体时代报纸媒体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的反思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四、重农抑商与中国商人的地位（论文参考文献）
- [1]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D]. 王晋丽. 山西大学, 2020(12)
- [2]明清徽州“乡村治理”结构的变动[D]. 翟自成.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2)
- [3]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演化研究[D]. 李健. 辽宁大学, 2020(01)
- [4]清代恰克图和广州对外贸易比较研究[D]. 贾瑞. 山西大学, 2019(01)
- [5]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的商人形象研究[D]. 张英丽. 宁夏大学, 2019(02)
- [6]1990年代以来商业历史小说中的明清商人形象研究[D]. 王青. 江西师范大学, 2018(12)
- [7]晚清实业立法述评[J]. 池建华. 中西法律传统, 2017(01)
- [8]对古代传统文化“重农抑商”的再认识——基于纪录片《中国商人》的思考[J]. 陈淇. 今传媒, 2017(06)
- [9]晋商兴衰的政治学分析 ——以政商关系为视角[D]. 王帅. 山东大学, 2017(08)
- [10]当代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研究 ——基于《方正apabi报纸资源数据库》（1992-2014）[D]. 李文冰. 武汉大学, 201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