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域的产业转型与合作：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_丝绸之路经济带论文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产业转型与合作：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核心区论文,丝绸之路论文,视角论文,经济学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L90；O53；E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3-0035-08

      一、问题提出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倡议亚欧国家通过以点带面、从线到片的区域合作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作为中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的重要延伸，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重要的地缘布局，包括核心区(中亚经济带)、重要区(环中亚经济带)以及拓展区(亚欧经济带)。①2014年11月APEC会议中，400亿美元丝路基金的设立标志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构建进入务实合作、全面推进的新阶段。

      产业结构转型与合作是以互联互通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部分。其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与发展需要通畅的交通与贸易，以产业承接等模式，形成上下游、供应链等相对合理的国际分工协作；②其二，由于历史、地理等多方面原因，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对资源型产业依赖大，在市场竞争中很容易被锁定在生产价值链的低端，单纯的以交通走廊的形式，对沿线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推动力有限且不可持续，其发展需要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与空间结构优化；其三，若将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贸易与合作局限于获取能源、资源，推销产能过剩产品，则“中心—外围”效应会将自然资源丰富而工业基础薄弱的经济体锁定在国际分工外围，加剧中亚等国对中国“大国威胁论”的恐惧，从根本上不利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产业转型与合作机制的构建与持续。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其他经济体作为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源于对全球技术前沿的追赶；共同经济利益的实现需要通过科学技术与工业合作，最终以技术进步与创新来推动，实现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转型。

      鉴于此，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关键纽带——中亚各国产业结构演变与现状入手，探究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产业转型与合作的可行路径：在动力方面，要素禀赋升级与比较优势培育是基础，硬性与软性基础设施改善是突破口，科学技术与工业合作是关键；在方向方面，需要侧重政府在信息提供与外部性补偿的作用，通过提升企业自生能力，将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

      二、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林毅夫所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指出了经济发展的本质、结构转型与升级驱动要素的理论框架，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产业转型与合作机制的构建提供了新的阐释基础。

      第一，从要素禀赋与结构到产业结构再到收入水平。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本质是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发达经济体的过程中，只有通过要素禀赋及其结构赶上发达国家，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才能最终实现收入水平赶上发达国家；相反，“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现源于经济结构缺乏有效的调整与升级。③

      第二，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是一个连续谱，在结构变化过程中需要硬性基础设施(交通、电力、港口等)与软性基础设施(金融、法制等)的逐步完善。经济发展的每一阶段均是从低收入农业经济到高收入产业经济连续谱上的一点；持续性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实质及其普遍特征事实，需要例如高速公路、港口、机场、电信系统、电网等硬件基础设施，以及制度、条例、社会资本、价值体系等软性基础设施的支持。④

      第三，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与政府是结构变迁的四大驱动力。(1)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会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升级，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会推动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并形成新的产业，进而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2)按照比较优势发展，需要以价格反映要素稀缺性为前提条件，因而市场与政府作用存在边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应发挥基础性作用，而政府在产业转型与升级中的作用，应侧重于提供新产品信息、协调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的关联投资、为先驱企业补偿信息外部性，以及通过孵化与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来培育新产业。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政府的协调作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通过完善各种基础设施降低交易成本使得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其二，通过对创新者的“外部性补偿”以降低并分散其风险。⑤此外，新结构经济学将结构变化这一逻辑延伸到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指出金融的结构也应当与经济发展的阶段相匹配以更好的支持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⑥

      第四，自生能力。⑦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就是要选择符合要素禀赋条件的产业，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如此形成的产业才能够具有自生能力，不需要政府以补贴等扭曲要素配置的方式维持其存在与发展。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政府应做到“增长识别与因势利导”以促进要素禀赋升级。

      总之，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中，经济发展是以动态效率为基础的结构升级转型过程；产业结构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其根本动力来自于人口、资本与技术要求的相对充裕度和结构转变。

      三、产业结构转型与合作的必要选择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与发展是以各地区共同经济利益提升为基础的，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与合作能够推动经济结构优化与经济发展，是强化稳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内容与核心环节。而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似且具有一定梯度性，产业间合作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

      1.必要性：从中亚各国产业结构现状看

      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当前发展初期阶段主要涉及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合作。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中亚地区连接欧洲经济圈与亚洲经济圈，扼守亚欧大陆陆路通道，是关键纽带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必经之地，其战略意义显著；同时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凹陷地带，虽然自然资源充裕，但基础设施落后，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对产业合作与转型升级存在显著需求。

      从贸易产品与模式看，中亚各国产业结构偏单一性、低级性。如表1所显示，中亚五国出口商品最终品(资本品与消费品)比例均较低，高科技产品出口相对较少(土库曼斯坦仅0.1%)，而初级品和中间品所占比重最大；与之相反，中国在中间品、资本品与消费品的出口比重则较大，高科技产品出口也达到14.5%。

      

      2.可行性：从产业互补性看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各成员相似的资源禀赋与良好的技术适用性，使其在基础设施领域、能源资源领域与轻工领域的互补性都较为显著。⑧

      第一，基础设施领域。相较中亚各国，中国在国际工程承包、跨国项目建设方面具有相对技术优势、产业国际竞争力较强，2012年度美国《工程新闻纪录》国际承包商225强中中国有41家企业⑨入围。通过产业合作，不仅可释放我国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过剩产能，扩大具有高科技含量的高铁、通信、民用飞机的出口，进而加速科技创新；同时还可促进中亚各国交通、电信等方面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利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经济体承接产业能力的提高。

      第二，太阳能、风能、水资源及其他能源资源领域。中亚各国与中国西北部自然条件、自然资源较为相似，同一技术具有良好的适用性。新疆等地研制风机、光伏电池的技术可以直接为中亚各国所借鉴，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同时中亚地区可以为中国提供丰富原料，例如哈萨克斯坦孜勒奥尔达州拥有约5000万吨石英砂储量，是生产光伏电池所必需的原材料。⑩

      第三，轻工业领域。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纺织、服装、食品等轻工业产品的出口或“绿地投资”可通过产品多样性提高中亚各国消费者的福利，避免资源与最终产品消费市场的分割问题，并带动当地就业与经济增长。

      总之，丝绸之路成员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合作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合作关系的拓展，需要以本地区要素资源禀赋为基础，利用相互间已有的产业互补性，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中形成比较优势，并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够以最小成本最大利润推动并加速产业结构的转型。

      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产业协同合作转型机制的构建

      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由土地、自然资源、人口与资本构成，在给定时间维度上虽然是既定的，但随着经济发展会逐渐变化，进而构成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基础。借鉴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丝绸之路经济带产业协同合作转型机制的构建需要遵循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特征规律，从禀赋结构升级入手，通过硬性与软性基础设施的提供，促进科学技术与工业合作，进而推动产业承接与转型升级。

      1.产业转型与合作的动力：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是基础

      要素禀赋升级是产业转型与合作的动力与根基。对一国或地区要素禀赋的判断一般从自然资源丰裕度、劳动力丰裕度、资本丰裕度及技术研发能力等层面考察，多以自然资源租金比、劳动力总数与受高等教育状况、人均GDP(11)及居民专利申请数量等指标来衡量。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统计，中亚诸国在自然资源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在人力资本丰裕度方面，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较高的高等院校入学率超过中国，但在劳动力总人数与科研潜力方面中国具有相对优势；哈萨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的人均GDP较高，从侧面反映其资本丰裕度相较于其他中亚三国具有比较优势。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指数(GCI)(12)统计显示，中国目前处于效率驱动阶段；中亚各国两极差异显著，塔吉克斯坦尚处于最初始的要素驱动阶段，而哈萨克斯坦已由效率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阶段(见表2)。

      当前中国与中亚各国产业互补性较强，合作主要集中于能源、资源与农产品等相对低附加值领域，虽然合作产业较为单一，但具有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伴随着资源开发与合作，相关区域水电、道路、通讯以及教育等配套设施的建设，不仅有利于贸易规模的扩大，而且能够吸收当地劳动力就业。2013年中国石油在中亚地区油气投资项目约有97%是当地劳动力，为该区域提供了超过3.4万个就业岗位；其中，在哈萨克斯坦，员工本地化达到98%。(13)劳动就业等技能培训能够提高劳动力素质，有利于工业化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与升级。

      总之，只有发展到与发达国家类似的要素禀赋结构，才能够拥有相应的资本技术相对密集的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的转型与升级；丝绸之路沿线区域产业协同转型与发展需要考虑初始状态的比较优势；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信息提供与外部性补偿，与企业一起甄别潜在比较优势产业。

      

      2.产业转型与合作的动力：硬性与软性基础设施是突破口

      基础设施能够影响市场交易费用与投资边际回报率，对企业生存能力至关重要，其主要供给方为政府。因而政府制定相关法规政策及其监管执行的能力、提供基础设施的成本与效率等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产业转型与合作的突破口。

      (1)硬性基础设施方面。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以铁路为主体，包括公路、航空、管道、通讯与口岸等为代表的硬性基础设施已基本建成。截止到2013年底，新疆铁路营运里程达到4915公里，西出中西亚、北通蒙古、俄罗斯的国际铁路网初具规模；(14)在能源合作方面，已经投产的中亚天然气管道、中哈原油进口管道、吉木乃口岸液化天然气项目，与在建或规划中的巴基斯坦石油管线、中国—土库曼斯坦原油管线、俄罗斯油气输送及中亚天然气管线四线，(15)推动了中亚各国能源出口的多元化，也为油气开采、管道输送合作拓展了空间。硬性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动了商品贸易的互联互通，也带动了沿线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以2001-2010年为例，二级公路、铁路增量的空间外部偏效应使得二级公路每增加1%，TFP随之增长0.0852%；经济带各类交通基础设施存量的增加对TFP增长的贡献份额达到59.07%。(16)值得注意的是，相关硬性基础设施建设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一，虽然中国与东亚各国间交通网络已逐渐建立与完善，但中国国内东、中、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差距仍较大，货物运输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不平衡性；(17)其二，丝绸之路经济带内轨轨距不统一(中国与欧洲1435毫米、东亚1520毫米)(18)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增大了火车过境时间与运输成本。

      (2)软性基础设施方面。类似于硬性基础设施，金融、法律、社会网络等软性基础设施也能够影响企业从事生产活动的交易费用与市场范围，进而影响劳动分工程度。哈萨克斯坦之所以成为中国主要能源合作伙伴，便在于相对较好的软性基础设施：没有最低资本限额，容易开办企业，提供加急办理程序等服务，使得财产登记方便容易。根据世界银行《2014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哈萨克斯坦的营商环境在189个被调查的经济体中列第50位(见表3)；相较其他中亚国家，中国在跨境贸易难易度与执行合同方面有一定优势，但在开办企业、保护投资者等方面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还存在差距。

      

      在产业转型与结构升级过程中，企业规模、风险特征与市场范围均会随之变化，金融是软性基础设施中相对核心的构成。一方面，对于制度体系尚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是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要素。(19)金融发展通过方便贸易结算、扩大贸易规模、改善贸易方式及分散贸易风险，有利于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实现出口品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金融发展有利于通过提高技术吸收能力，推动技术引进、模仿与吸收的效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20)金融体系发展通过改善资源配置与提高投资效率，为企业模仿与创新中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降低投资风险；此外，金融市场的发展通过提供资金支持，推动了东道国企业与外资企业产业间链接效应，(21)间接促进了技术吸收能力提高。

      虽然目前服务业在中亚各国发展较为迅速，但金融发展在中亚五国间差异显著。从规模与结构来看，哈萨克斯坦金融发展水平最高，世界银行2011年统计数据显示，15岁以上拥有银行账户的人数比例分别为哈萨克斯坦42%、乌兹别克斯坦23%、吉尔吉斯斯坦4%、塔吉克斯坦3%及土库曼斯坦0%o。(22)金融发展水平影响与周边国家或区域经济与贸易一体化的程度，有效的金融体系能够显著促进贸易连通，推动潜在技术创新；而当前中亚各国金融体系的不完善一方面增加了投融资与外汇出入境的成本，使得企业以第三国转存外汇的方式参与贸易，提升了潜在资本风险；另一方面，信贷的缺少限制了中国西部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导致其边境贸易多为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被局限在产业链的低端。(23)随着区域之间贸易壁垒及物流运输成本降低，相应的信息交流与技术外溢能够带动价值链结构的提升，而必要的金融支持会强化这一推动作用。(24)

      总之，由政府提供的外生供给的硬性基础设置建设有利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成员的互联互通，决定企业生产的交易费用与市场范围；而产业转型与升级的速率不仅取决于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速度，还取决于软性基础设施设置是否相应完善。硬性与软性基础设施建设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产业转型与合作的突破口。

      3.产业转型与合作动力：科学技术与工业合作是关键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新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后者的关键来自于核心技术的创新与突破。首先，约束条件决定技术发展与创新的方式。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具有不同于发达经济体的约束条件，与发达经济体处于世界技术前沿、主要依靠创新人力资本与科研投入推动产业升级不同，核心区作为处于技术链条低端的发展中国家，面临技术差距并具有后发优势，主要通过对已有技术的模仿与吸收来实现技术进步。由于所模仿的技术及相关产业在全球其他发达国家基本成熟，因而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以较为低廉的相对成本获得国际竞争力。其次，核心技术的创新具有渐进性。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由于技术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从而技术变迁也应循序渐进；对于经济水平较低地区，应按照本国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研发并引进适宜本地区的技术，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实现技术升级；伴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相应提升，自主研发相对技术引进的重要性逐渐加强。

      因而，对于相对收入水平较低国家与区域间合作，应通过引进适宜性技术来发挥其自身后发优势，并以此获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技术变迁速度，引导并形成新的产业。(25)具体操作层面，可通过科技合作、向科技领域投资、改造老工业项目(26)等方式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产业转型与合作。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其在上世纪70年代就被发现的肯基亚克盐下油田，由于岩丘钻井难题基本无法开发，但通过与中国石油的科技合作，以石炭系先期裸眼完井与高压油气层欠平衡钻井技术，目前已实现200多万吨的产能。(27)在目前重点合作的能源领域，由于勘探与开采难度较大，需要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机器设备与技术，应利用各国在技术、资金与矿权开发等方面的优势，以多国合作的形式，在“干中学”实现技术升级与联合开发。

      在科学技术合作方面，中国与中亚国家已有很多成功案例。例如，新疆农垦科学院的“大田滴灌高效节水灌溉技术”与新疆天业有限公司的“大田膜下滴灌技术”最早引进自以色列，经过近20年的发展和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形成了将灌溉、农业机械、农艺栽培与田间管理一体化的生态农业技术，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得到广泛推广；不仅适应于当地农作物，还显著节水、节肥、减轻病虫害威胁，与常规灌溉比农作物产量普遍提高1.0～1.5倍，每平方公顷提高1000美元以上。(28)除了农牧业合作外，电力建材食品加工类、能源矿产类及以水污染、土地盐渍化治理等生态环保类的合作也较为密切。但相关合作也存在些问题：其一，项目合作具有阶段性，技术合作广度与深度有待加强；其二，合作整体规模仍相对偏小(如上述灌溉技术在哈国推广约5000余亩，在乌国推广约一万亩多)，技术含量高或效益好的大项目比率偏低；其三，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最终落脚点是有自生能力、能够实现持续技术改进与创新的企业，但相对有实力的企业还较为缺乏。

      4.深层次产业转型与合作方向：自生能力、政府作用与金融发展

      政府在产业转型与合作中除了产业甄别外，更重要的是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动态遵循比较优势及其演变规律，与企业共同决定并推动潜在比较优势产业成为竞争优势产业。在深层次产业转型与合作中，需要结合企业的自发选择，更好的发挥政府协调并弥补信息不确定与外部性的作用。

      首先，在新产业选择方面。政府应避免以行政命令等非市场方式扭曲价格体系，因为这样会带来内生性的寻租行为与资源错配；反之应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推动企业形成自生能力，从而创造最多的剩余与积累并进而实现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中，虽以互联互通经贸为导向，但更要以产业升级为基础，在与中亚各国产业转型与技术合作中，培育出能够持续技术创新、有实力的企业，实现产业的梯度转移并带动区域发展。

      其次，在信息不确定方面。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政府应侧重信息搜集、整理与发布；推动行业协会的监督与辅助功能，鼓励学术研究机构等的信息挖掘与咨询服务；以产业展览会或行业政策等形式公布具有公共品特征的相关信息，使得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能够以较低交易成本相对系统而全面的掌握相关信息，并能以相对较低成本引进模仿并吸收相关技术。因此，应以信息的互联互通推动产业合作的广度与深度，扩大合作的整体规模，并提高合作的技术含量，以实现产业高技术化、高附加值化，产业链延长与优化。2014年10月中国—中亚国际农业产业博览会的召开将农业综合展示与订单贸易洽谈相结合，为信息、商贸与技术的互联互通构造了有利条件。

      再次，在协调企业投资与补偿外部性方面。政府应设立基本行业规范，协调各企业投资行为，避免由于较低风险性与较高共识性而出现的潮涌现象。资源丰富型国家与地区还应从资源商品收入中拿出合理的部分用于教育、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与社会资本的投资，补偿外部性并为要素禀赋升级带来的产业结构提升给予因势利导的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产业协同转型与合作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应侧重以基础设施投资为先导，辅以技术引进、研发与合作。

      最后，不可忽视金融发展在深层次产业转型与合作中的作用。作为政府提供软性基础设施中关键的部分，金融发展在资金支持、分散风险与推动技术创新方面有利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与发展。2014年11月的APEC会议上400亿美金的丝路基金的建立，为建设融资平台，解决互联互通的瓶颈限制夯实了基础。深层次的产业转型与合作需要以技术创新为“内核”，在这一过程中金融支持不仅能够带动技术引进与吸收，还可强化并推动价值链结构层次的提升。为促使丝绸之路经济带产业协同合作转型机制的构建，有必要从转型国家或区域要素禀赋结构出发，以金融体系发展推动贸易与投融资便利化，提升技术与创新能力，选择适宜的技术与合作模式。第一，在合作目标方面，应适应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要素禀赋结构，推动地区性中小银行对农业、工业与服务业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第二，在合作内容方面，应推进人民币结算以实现区域内贸易、投资的便利化，降低相关交易成本与技术改进创新风险；第三，在合作步骤方面，应采取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协商建立区域性政策银行，承担区域内货币合作与金融监管等职能的基础上，逐步积累相关经验后再适时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总而言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需要以沿线各国、各地区产业转型与协同合作为基本内容，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为理解并构建这一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当前经济向新常态过渡过程中，需要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产业转型与合作以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培育可持续竞争力。

      ①胡鞍钢、马伟、鄢一龙：《“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内涵、定位和实现路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②孙壮志：《“丝绸之路经济带”：打造区域合作新模式》，《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③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研究》，《现代产业经济》2013年第3期。

      ④⑥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219～220页。

      ⑤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1期；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⑦Lin,J.Y.and Tan,G.,"Policy Burdens，Accountability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9,p.2.

      ⑧王海燕：《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的产业合作》，《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6年第8期；王海燕：《中国参与中亚区域能源合作的策略》，《新疆金融》2008年第2期；杨殿中：《中国企业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及产业选择建议》，《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2年第9期；毛汉英：《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五国能源合作前景展望》，《地理科学进展》2013年第10期；张建伦：《加强丝绸之路经济带产业合作》，《中国发展观察》2014年第5期。

      ⑨数据来源：中国建筑业协会“行业要闻”。参见http://www.zgjzy.org/NewsShow.aspx?id=3798，访问时间2014年6月。

      ⑩徐海燕：《中国与中亚的能源“双轨”合作》，《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6期。

      (11)人均资本存量被认为较好地反映了资本丰裕度，而实证结果显示人均资本存量与人均GDP间统计关系显著，故而该指标被用来衡量资本禀赋；资本形成总额虽然是流量概念，但也从侧面反映总投资与资本状况，故而也一同列示于此。

      (12)全球竞争力指数由基础条件、效率推进、创新与成熟性三大因素决定，三大因素又被具化为12项一级指标，包括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环境、医疗卫生和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与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技术就绪度、市场规模、商业成熟度及创新。

      (13)数据来自中国石油官方网站统计数据，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13/09/11/001447061.shtml.

      (14)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406/23/t20140623_3023533.shtml，访问时间2014年6月27日。

      (15)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6/21/c_1111252038.htm，访问时间2014年6月27日。

      (16)刘育红、王新安：《“新丝绸之路”交通基础设施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17)李忠民、刘育红、张强：《“新丝绸之路”交通经济带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等6个因素的面板数据模型》，《经济问题》2011年第1期。

      (18)杨恕、王术森：《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及其挑战》，《兰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19)Ju,J,and Shang-Jin Wei,"When Is Quality of Financial System a Source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1,p.2.

      (20)王聪：《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1年。

      (21)Alfaro,L.,Chanda,A.,Kalemli-Ozcan,S.,and Sayek,S,"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romote Growth? Exploring the Role of Financial Markets on Linkag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0,p.2.

      (22)Demirguc-Kunt,Asli & Klapper,Leora,"Measuring Financial Inclusion:The Global Findex Database,"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6025,the World Bank,2012.

      (23)热依汗·吾甫尔：《中国西部地区面临的地缘经济挑战——以新疆为例》，《人民论坛》2014年第11期。

      (24)姚博：《金融支持、区域市场整合与价值链提升》，《产业经济研究》2014年第2期。

      (25)林毅夫、张鹏飞：《后发优势、技术引进和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1期。

      (26)赵华胜：《“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注点及切入点》，《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27)数据来源：http://www.cpechina.com/system/2014/01/06/001465983.shtml.

      (28)和瑞等：《哈萨克斯坦主要作物滴灌栽培效益分析》，《内蒙古农业科技》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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