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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1920年至1924年期间，梁启超本着整理国故、弘扬中华文化的目的，在一系列论著中，凭借其开阔的思想、崭新的方法，在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超迈前人的卓越成就。归纳起来，梁启超在这一学术领域的贡献，主要有下面几点：第一，开创了楚辞宏观研究的新视角；第二，对楚辞产生的历史背景、文化渊源及其历史地位作了独到的分析与评估；第三，运用西方近代文艺理论，对屈原的具体作品及其艺术特色作了言简意赅的评说。
梁启超是近代第一个全面评价屈原及其作品的学者。他的该项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文学研究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 梁启超 屈原 评说
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一生中几乎于学无所不窥，于论无所不及。在其所涉猎的每一个学术领域，他都给后人留下了内容宏富的著述及独到而精辟的见解。他的文学研究也同样如此。早年，他因率先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而享誉文坛；晚年，他又因借助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来实践其中西融会与贯通的文化主张，而再一次令世人瞩目。事实上，他的文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文学研究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即是一个很好的范例。甚至直到今天，他的有关文论仍保持它的亲切感与吸引力，我们从中仍可以找到可资借鉴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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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关于屈原的论述，最早见诸他在1902年写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在该文中，他在分析先秦学派大势时，将屈原列为南派支流的一个主要代表，充分肯定了屈原在先秦文化学术史上的地位。他指出：“屈原文豪也，然论感情之渊微，设辞之瑰伟，亦我国思想界史一异彩也。屈原以悲闵之极，不徒厌今而欲反之古也，乃直厌俗而欲游于天。试读离骚……徒见其词藻之纷纶杂遝，其文句之连抃俶诡，而不知实厌世主义之极点也。九歌天问等篇，盖犹胚胎时代之遗响焉。南人开化，后于北人，进化之迹，历历可征也。屈原生于贵族，故其国家观念之强盛，与立身行己之端严，颇近北派。至其学术思想，纯乎为南风也。此派后入汉而盛于淮南。淮南鸡犬，虽谓闻三闾之说法而成道可也。”[①]但是，梁启超对屈原及其作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对其作较为全面而系统的论述，则是本世纪20年代的事。这其中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同时更与他本人文化思想的变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梁启超自幼受过良好而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国学功底深厚，这为他日后的学术文化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在救国救民的历程中，梁启超的文化观念虽几经变化，但是他仍始终深深眷恋着中华传统文化。晚年，他更是潜心以赴，理性探索中华传统文化的前景，忘我地从事惠泽后人的社会文化活动，从而使其文化观具备了新时代的崭新气质与彻底的务实倾向，显露出一种超越传统的文化进取精神。
1918年12月底至1920年3月，脱离政坛的梁启超，为寻求救国的良方，先后访问了英、法、德、意及比利时、瑞士、荷兰等欧洲主要国家，系统地考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状况。一年多的欧洲之行，不仅使他对欧洲文明有了新的认识和看法，而且也使他重新发现了中华文化的潜在价值及其在增强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与民族凝聚力方面的巨大作用。由此，他提出了一种新的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良性互补的构想：“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②]这便成为梁启超晚年改造传统文化的基本思路。可以说，欧洲之行是梁启超一生文化观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加之，他回国时，正值新文化运动高涨之时，思想界、学术界关于东西方文化能否调和、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建设什么样的民族新文化，以及这种新文化如何作用于世界文化的发展的争论方兴未艾。这种对民族文化的大反省，实质上是近代以来民族自救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予资本主义世界以沉重打击，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个关乎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大问题所重新作出的理性思索。它反映着当时中国整个社会变迁的趋势。当时思想文化战线上这种与中华民族前途息息相关的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便为梁启超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创造了十分有利的社会氛围。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梁启超开始持一种进取的批判精神，潜心研究古代文学，研究屈原及其作品。
必须指出的是，梁启超研究古代文学（包括屈原及其作品），既不是为了抵制西方文学，更不是因为历史情感的需要，满足其狭隘的文化自尊心，而是因为：其一，他“确信我国文学美术在人类文化中有绝大价值，与泰西作品接触后当发生异彩”[③]，能促进中华民族现代新文学的发展；其二，是为了知己知彼，通过与西方文学比较，“看看我们的情感，比人家谁丰富，谁寒俭，谁浓挚，谁浅薄，谁高远，谁卑近。我们文学家表示情感的方法，缺乏的是那几种。先知道自己民族的短处去补救他，才配说发挥民族的长处。”[④]本着整理国故，弘扬中华文化的目的，梁启超在1920年至1924年期间，先后在《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屈原研究》、《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要籍题解及其读法》、《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等一系列论著中，较全面地阐述了他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观点与看法，把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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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侪研究楚辞，实际上不过研究屈原而已。”[⑤]自从淮南王刘安为《离骚》作传以来，楚辞研究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然而，以往的研究几乎主要集中于楚辞的辑集、注释、考证、评论方面，间或涉及屈原的身世、人世，尽管硕果累累，但总的来说进展是缓慢的。因为楚辞不是偶然发生的孤立的文学现象，它本身几乎就是当时楚国社会生活的缩影，要从总体上把握其文学形象，就必须对其民俗神话背景、历史文化渊源等诸方面作综合考察。因此，楚辞研究欲取得突破性进展，必须突破传统的观念，更新研究方法。一代大家梁启超正是凭借其开阔的思想、崭新的方法与流畅的文笔，在楚辞研究方面取得了超迈前人的卓越成就，为楚辞研究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广阔自由的天地。归纳起来，梁启超在这一学术领域的贡献，主要有下列几方面：
第一，开创了楚辞宏观研究的新视角
传统的以考据为主的楚辞研究方法，极大地局限了人们的眼界，制约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梁启超的楚辞研究，则突破了这一传统格局，开创了从总体上对楚辞进行宏观研究的新局面。梁启超说：“研究屈原，应该拿他的自杀做出发点。”[⑥]他已不再拘泥于以往的训诘、音韵、义理，而是以屈原的自杀、个性为切入点，令人耳目一新。他从屈原所处的社会大环境与特殊的生活遭遇出发，论述了屈原的独特个性与文化品格：首先，梁氏高度赞美屈原的人格与个性，指出“屈原是情感的化身”[⑦]，在他脑海中始终存在着两种矛盾的因素：“一种是极高寒的理想，一种是极热烈的感情”[⑧]。中国，爱讲调和，但屈原则不然，他只有极端，“‘我决定要打胜他们，打不胜我就死’。这是屈原人格的立脚点”[⑨]。屈原“所以能成为千古独步之大文学家亦即以此。”[⑩]梁启超认为屈原《九歌》中《山鬼》篇，正是其用象征手法，描写出自己的人格；其次，梁启超指出屈原在哲学上有很高超的见解。他一面达观天地的无穷，一面悲悯人生的长勤，“但他决不肯耽乐幻想，把现实的人生丢弃。”[(11)]所以，在青年时代屈原便下决心和恶社会奋斗，“拿性命和他相搏”，于是着奇异的服饰，来表现其“异于流俗”[(12)]的反叛性格；再次，梁启超指出屈原在政治上有远大的抱负。屈原改革社会的理想与实践最初是从政治入手的。因为他本身即是一个贵族，与国家同休戚，又曾得怀王的信任，自然可以有所作为。所以，屈原奔走先后，与闻国事，希望怀王能够“及前王之踵武”[(13)]。可是他的努力却遭到失败，怀王听信谗言，“怒而疏屈平”[(14)]。屈原的爱国热情遭到了压抑，他对此感到非常痛心。《惜诵》正道出了屈原这种“缠绵沉痛”[(15)]的心声。但是，屈原有崇高的理想，峻洁的人格，他对于社会的同情心，“常常到沸度。看见众生痛苦，便和身受一般。这种感觉，任凭用多大力量的麻药也麻他不下”[(16)]。正由于屈原对楚国与人民怀有深深的同情与热爱，“对于现社会，极端的恋爱，又极端的厌恶；彼有冰冷的头脑，能剖析哲理，又有滚热的感情，终日自煎自焚；彼绝不肯同化于恶社会，其力又不能化社会。故终其身与恶社会斗，最后力竭而自杀。”[(17)]对于屈原的自杀，梁启超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义务的”、“光荣”的自杀，是怯懦的人所不能够做到的，是他眷恋祖国、宁死也不向恶浊社会和黑暗势力屈服的结果，唯其如此，才使其具备了伟大的人格，并使其作品闪烁出爱国主义的光辉，“这汨罗一跳，把他的作品添出几倍权威，成就万劫不磨的生命，永远和我们相磨相荡”[(18)]。因此，梁启超指出：“彼之自杀实其个性最猛烈最纯洁之全部表现。非有此奇特之个性不能产此文学，亦惟以最后一死能使其人格与文学永不死也”[(19)]。
梁启超这种将屈原作为一个内心充满矛盾和冲突，并在这种矛盾的拼搏和斗争中逐渐完善了自己独特个性和文化品格的人来把握和研究，显然比以辑注为主的旧的学术著作，如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北宋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等要高明得多，它更能本质地反映作者思想的矛盾性、繁复性以及作品丰富的意蕴。“因为屈原的悲剧正是他远大的政治抱负、爱国热情无法实现的崇高理想和黑暗社会恶势力的矛盾，是伟大的人格与嫉贤妒能、奸诈邪恶的矛盾。屈原的作品正是艺术地、深刻地表现了这种矛盾。”[(20)]在梁启超笔下，屈原不再是思想与个性单调、无生气的人物，而是一个内心充斥着矛盾、性格极端、有满腔的爱国热情、高超的哲学见解与远大的政治抱负的多情多血的历史人物与文学家。这种从整体上加以宏观考察、分析，从而较准确地概括出屈原及其作品的特质，可以说是楚辞研究史上方法论的一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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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楚辞产生的历史背景、文化渊源及其历史地位作了独到的分析评估。
作为人类思想文化现象之一的文学，既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又有旧的思想文化为其渊源。梁启超曾说：“要晓得时代思潮，最好是看他的文学。”[(21)]同样，要对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或文学体裁（如楚辞）产生的原因，作出比较切合实际的、有价值的评说，就必须考察那个时代的思潮。与以往的研究者不同，梁启超在楚辞研究中，尤其重视时代思潮、地理环境、文化背景与文学之间的关联：“我们把屈原的身世大略明白了，第二步要研究那时候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伟大的文学？为什么不发生于别国而独发生于楚国？何以屈原能占这首创的地位？”[(22)]仅就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而言，即可窥见一代大师的远见卓识。由此出发，梁启超对楚辞产生原因的分析，达到了前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多有先见之言：首先，他分析了屈原那个时代思潮的大势、特点及屈原思想的主要来源。他指出：当时思想界，大体可分为南北两派。北方苦寒硗瘠的地理环境决定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23)]。孔子、墨子即是其代表；南方温暖的气候和富饶的地理环境决定其学术思想极为达观，“贵出世尊理想”，其代表人物有老子、庄子。“屈原则生育于此种思想空气之人也”[(24)]，其思想大部分受到老子的影响。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楚辞，便使该项研究具有了耐人寻味的意义：它昭示了中国地域文化的强大魅力、昭示了中国文学与地域文化的不解之缘，同时更重要的是它昭示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兄弟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也都为辉煌的中华文学不断增添耀目的光辉；其次，梁启超对楚辞形成的历史文化渊源作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的文化意义的见解，即文学的兴盛与文化的发达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关系。他指出战国时代，“文化正涨到最高潮，哲学勃兴，文学也该为平行线的发展。内中如庄子孟子及战国策中所载各人言论，都很含著文学趣味，所以优美的文学出现，在时势为可能的。”[(25)]从完整的意义上说，作为社会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它不独反映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制约的现实生活，而且它也是丰富文化信息的载体，表现特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因此，文学现象的产生及各种文体的演变，固有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所致，深究则更有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因由。梁启超从文学与文化内在的联系，对楚辞产生的原因所作的分析，确乎抓住了文学发展的一定规律。于是，梁启超实际上以其崭新的思路为后来的楚辞研究展示了更加广阔的历史视野；再次，梁启超认为楚辞既是南北文化融汇的产物，又带有楚文化的基因。他指出楚国人最信巫鬼，深受神秘意识和虚无理想的熏染，到春秋中叶以后，楚文化逐步吸收了中原民族现实的、伦理的文化。这种吸收融汇便很容易产生出新东西来，“这种新东西之体现者，便是文学”[(26)]；屈原是楚国的贵族，对于当时新输入的中原文化，自然是充分领会，他又曾出使齐国，“那时正当‘稷下先生’数万人日日高谈宇宙原理的时候，他受的影响，当然不少。”更何况他又是有怪脾气的人，常常和社会反抗。后来，他又被放逐到南荒，在那种变化诡异的山水里头，过他的幽独生活。因此，“特别的自然界和特别的精神作用相击发，自然会产生特别的文学了”[(27)]。应该说，梁启超的这一见解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对于屈原及其作品的历史地位与价值，梁启超运用新的理论和新的研究方法，从前人未曾窥探过的角度展开研究，从而作了比较中肯而客观的评估：首先，梁启超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屈原及其作品的巨大影响及伟大意义。他指出，屈原是千载文人之首，是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虽然早在屈原之前就有了文学，但是没有文学家。《诗经》和其他古籍中所载的诗歌，不仅篇幅短，而且大多是民歌或无名氏所作。所以，“欲求表现个性的作品，头一位就要研究屈原。”[(28)]通过楚辞与《诗经》的比较，梁启超进一步论证了屈原的文学成就。他说，《诗经》三百篇为“中原遗声”[(29)]，“以温柔敦厚为主，完全表示诸夏民族特性”，而楚辞则是南方已经同化于诸夏的新兴民族“用诸夏的文化工具来写情感，搀入他们固有思想中那种半神秘的色彩”[(30)]而创造的一种新文体，其“大端在将情感尽情发泄”[(31)]，从而给“我们文学世界添出一个新境界”，“令我们的文学顿增活气，这是文学史上很重要的关键”[(32)]；《诗经》是“极质正的现实文学”[(33)]，而楚辞则是富于想象力的纯文学，“纯属浪漫的作风”[(34)]。此外，楚辞在“表情极回荡之致，体物尽描写之妙”[(35)]方面，相对于《诗经》而言，也是一大进步。因此，屈原的作品对后世的中国文学有很大的影响。西汉时期，除少数作者摹仿《诗经》作四言诗外，“全部文学家之精力，皆务蜕变楚辞以作赋。”[(36)]梁启超的这一基本估价较为客观、公允。关于这一点，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鲁迅也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屈原的《离骚》比之《诗经》，“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37)]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楚辞对于后来汉赋和其他文学创作的影响相当明显。梁启超最后总结说：“屈原以前的文学，我们看得著的只有诗经三百篇。三百篇好的作品，都是写实感。写实感自然是文学主要的生命，但文学还有第二个生命，曰想象力。从想象力中活跳出实感来，才算极文学之能事。就这一点论，屈原在文学史的地位，不特前无古人，截到今日止，仍是后无来者。因为屈原以后的作品，在散文或小说里头，想象力比屈原优胜的或者还有，在韵文里头，我敢说还没有有比得上他。”[(38)]唯其如此，屈原“在文学上之位置，独立千古”[(39)]，他留下的20余篇名著，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份丰厚的遗产，也是唤起国民爱国心的好教材。所以，在清华讲学期间，梁启超多次向学生推荐屈原作品，希望熟读成诵。[(40)]在他看来，凡是中国人都“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41)]；其次，梁启超将屈原及其作品置于世界文学这样广阔的背景中作比较审视，确立了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他指出楚辞中所描写、运用的神话传说，“其想象力之伟大复杂实可惊”[(42)]，堪与古希腊神话传说媲美：《天问》纯属神话文学，把宇宙万物都赋予一种神秘性，“活象希腊人思想”；《九歌》十篇，每篇写一神，其想象力之丰富瑰伟，“何止中国，在世界文学作品中，除了但丁神曲外，恐怕还没有几家够得上比较哩”[(43)]；《招魂》这篇佳作的结构和思想，“都有点和噶特（即歌德——作者注）的浮士达（今译《浮士德》——作者注）相仿佛”[(44)]。屈原、但丁、歌德等诗人们的作品，均显著地体现了奇幻、瑰丽、浪漫特色，在艺术效果上都是成功的，但相比起来，屈原却要比他们在时间上足足早十几个乃至二十个世纪。
梁启超是近代第一个运用比较方法研究文学现象的著名学者。他把楚辞从经义中解放出来，作纯文学的比较研究，通过中外比较，从而对屈原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出了较为客观的科学评价，其中的不少见解，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有学术价值的，应该说，中外比较研究的运用，加深了楚辞研究的深度，有助于该项研究由传统模式向现代形态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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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运用西方近代文艺理论，对屈原的具体作品及其艺术特色作了言简意赅的评说。
对屈原作品的分析，梁启超所花笔墨不多，却颇得要旨，对人们了解屈原并理解其作品无疑具有指导意义。他认为《离骚》好像一篇自传，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和品格，“可算得全部作品的缩影”；《天问》是“对万有的现象和理法怀疑烦闷，是屈原文学思想出发点”；《九歌》则“含有多方面的趣味，是集中最‘浪漫式’的作品”；《九章》在思想与内容方面“是离骚的放大”；《远游》“是屈原宇宙观人生观的全部表现，是当时南方哲学思想之现于文学者”；《招魂》是“写怀疑的思想历程最恼闷最苦痛处”[(45)]，“实全部楚辞中最酣肆最深刻之作”[(46)]；《卜居》是“说两种矛盾的人生观”；《渔夫》是“表自己意志的抉择，意味甚为明显”[(47)]。这些一语中的的精辟评论，深刻地揭示了作品丰富的思想意蕴和社会意义。
关于屈原作品的艺术风格与特色，梁启超在研究中注意借鉴和吸取西方近代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等文学流派的理论观点，作了开创性的探索，提出了崭新的学术见解，从而开启了近、现代楚辞研究之新风：其一，屈原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者，其作品开了中国浪漫主义的先河。梁启超指出：“楚辞的特色，在替我们文学界开创浪漫境界，常常把情感提往‘超现实’的方向。”[(48)]楚辞中浪漫主义精神表现得最显著的，当属《远游》，而纯浪漫主义的作品，则以《九歌》中的《山鬼》篇为代表。[(49)]这种浪漫主义表情法的一个艺术特征就是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神秘意识。楚辞中提到“昆仑”的地方，大约不下数十处，表现了作者对“昆仑”的一种景仰和向往，“这种超现实的人生观，用美的形式发摅出来，遂为我们文学界开一新天地，楚辞的最大价值在此”[(50)]；浪漫派文学的第二个艺术特征就是“用想象力构造境界”[(51)]，其“想象力愈丰富愈奇诡便愈见精采”[(52)]，楚辞中的《招魂》篇已开其端绪；其二，屈原作品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梁启超指出，就中国古代文学而言，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划分并非绝对的，各大家作品尽管艺术手法不同，但“很有些分带两派倾向的。”[(53)]屈原即是其中的一个代表。由于屈原本身就是一个内心充斥着矛盾的人物：“他头脑很冷，常常探索玄理，想象‘天地之无穷’；他心肠又很热，常常悲悯为怀，看不过‘民生之多艰’”，因此他的作品深刻地表现了这种矛盾，“有一半哭诉人生冤苦，有一半是寻求他理想的天国。”[(54)]《远游》、《离骚》、《招魂》等即属此类；其三，屈原作品是中国象征主义创作方法的滥觞。梁启超说：“纯象征派之成立，起自楚辞。篇中许多美人芳草，纯属代数上的符号，他的意思别有所指”[(55)]。因此，我们在几千年后读其作品，仍然感到心弦震荡。据当代学者研究，屈原作品中的美人、芳草大多象征贤才、君子或屈原崇高的理想、高洁的情怀。诚如司马迁所论：“其志洁，故其称物芳”[(56)]；其四，屈原作品是描写女性情感的嚆矢。梁启超指出：“男子作品中写女性情感——专指作者替女性描写情感，不是指作者对于女性相互间情感——以楚辞为嚆矢”。《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少司令》等篇即是其代表作。这些诗篇都是描写极美丽、极高洁的女神，其“优美处，不在字句艳丽，而在字句以外的神味”。因此，“我们读起来，和看见希腊名雕温尼士（即维纳斯——作者注）女神像同一美感。”[(57)]
此外，在屈原作品的真伪及具体篇目方面，梁启超也提出了一些很有参考价值的看法：关于《大招》，梁启超指出：“其辞靡弱不足观”[(58)]，且篇中提到的“鲜卑”，只是到了东汉时才出现的一个少数民族，屈原不可能预知此事，因而该篇无疑是汉代人摹仿《招魂》而作，并非屈原的手笔；关于《招魂》，司马迁认为是屈原所作，而王逸则认定为宋玉所作。对此，梁启超认为此篇“实全部楚辞中最酣肆最深刻之作”[(59)]，其“理想及文体，和宋玉其他作品很有不同处”[(60)]，其著作权应归还给屈原；关于《九歌》的具体篇数，梁启超认为只有十篇，而非十一篇。他说：“九歌末一篇礼魂，只有五句，实不成篇。九歌本侑神之曲，十篇各侑一神，礼魂五句，当是每篇末后所公用。后人传抄贪省，便不逐篇写录，总是摆在后头作结”[(61)]。此论虽证据欠足，然不无其合理性。
总的来看，梁启超关于屈原作品及其艺术风格的评论，绝大多数是深刻而中肯的。这充分表现了他的开创性和超越传统的艺术见解，他的许多观点至今仍被征引和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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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启超之前，研究屈原的虽不乏其人，但若论思想深度、宏观的把握，则远不如梁启超。诚如一些学者所说：“……最早全面评价屈原其人及其作品，具有突破前人传统格局特点，并提出一系列新见卓识的，当推杰出的近代启蒙主义者、著名文学批评家梁启超”[(62)]。
在屈原研究方面，梁启超成绩卓然，从根源上，既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文学界向世界文学认同与借鉴的历史背景相联，更与梁启超的治学风格及其认识论、方法论的转变有关。就后者而言，我们认为以下两点值得特别关注：
首先，对以往研究成果的继承与超越。梁启超学识渊博，在屈原研究方面同样显示出其淹贯经史、参驳古今的学术风格。楚辞中多古字古言，“非注释或不能悉解”[(63)]。于是，汉代以来，许多研究者均致力于楚辞的辑注，有专著近二百种，王逸的《楚辞章句》、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朱熹的《楚辞集注》三书，堪称其中的代表。对于这些著作在学术上的成就及缺陷，梁启超以其敏锐的眼光，作了一些不无价值的评论：对于王注，梁启超认为：“所释训诂名物多近正，最可贵”。但是，对王逸不恰当地概括屈原创作动机与创作过程的观点：“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梁启超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屈原作品中“固偶有如此托兴者。若每篇每段每句皆胶例而凿求之，则值甚矣。人之情感万端，岂有舍‘忠君’爱国外即无所用其情者？若全书如王注所解，则屈原成为一虚伪者或钝根者，而二十五篇悉变为方头巾家之政论，更何文学价值之足言。故王注虽有功本书，然关于此点，所失非细也”。在梁启超看来，后世学者采用研究经学的方法来研究楚辞，而不对其作纯文学的研究，王逸“实不能不任其咎”[(64)]。事实上，正如梁氏所说，王逸这一思想认识上的偏差，极大地局限了后来众多研究者的眼界，影响了楚辞研究领域的拓展；对于朱注，梁启超的总体评价是：“较可”[(65)]。因为它对于王注“此等曲说颇有芟汰，较为洁净”，从而把楚辞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面，但不足的是，朱注“仍有所拘牵，芟涤未尽耳”[(66)]。这都是一些击中要害的评论。应当承认，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把握与反思，正是梁启超实现学术突破的前提与基础。
其次，文学观念的更新。与早期带有浓厚政治启蒙色彩的“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不同，晚年梁启超的文学观念有了较大的转变，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他既承认文学对于社会的教化与陶冶功能，也强调文学自身的审美特征与审美价值，注重文学作品对情感的表现。在他看来，“艺术（梁氏所说的艺术指音乐、美术、文学——作者注）是情感的表现”[(67)]，“艺术的权威，是把那霎时间便过去的情感，捉住他令他随时可以再现；是把艺术家自己的“‘个性’的情感，打进别人们的‘情阈’里头，在若干期间内占领了‘他心’的位置”。正因为艺术有这么大的权威，所以艺术家的责任在于把优美的情感“用美妙的技术把他表现出来，这才不辱没了艺术的价值”[(68)]。由此可知，梁启超实际上把握住了情感与表现个性是文学创作的核心与灵魂。为了更好地把握文学本质，进而揭示情感的秘密，梁启超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从审美主体在创作活动中表达多种情感的需要出发，将中国古代诗歌表情方式分为“奔迸的表情法”、“回荡的表情法”、“含蓄蕴藉的表情法”、“象征派的表情法”、“浪漫派的表情法”及“写实派的表情法”六种，并加以研究总结。这种侧重于文学内部规律的研究，表明他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向越来越科学的方向演变。唯其如此，梁启超在研究屈原及其作品时，才得以突破传统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并获得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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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一生治学不拘旧说，不守成见，数十年的务实求新，使他的学术研究无论在思想、理论，还是在方法、视角等方面，都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风格及特色。也许可以说，正由于他那独具的个性与文化品格，使他的屈原研究体现出区别于以往研究者的特点：
其一，运用新的观点与方法，从多角度来把握屈原及其作品的本质。在研究中，梁启超以新的视角来研究、欣赏屈原的作品，尤其注意将文学现象与学术思潮、作者思想与历史文化背景联系起来，进行整体分析与考察，从多侧面、多层次来揭示屈原的性格特征，把握作品的内涵，从而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这显示了梁启超认识的全面与辩证的观点。
其二，从中西文化比较的高度来审视屈原其人及其作品。在研究中，梁启超不仅通过纵向的比较研究对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科学合理的评价，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将屈原置于世界诗坛，与世界一流大诗人作一比较审视。通过这种横向的比较研究，他从表情方式、艺术手法乃至浪漫主义精神及其思想意蕴等方面，进一步论证了屈原及其作品的成就与特色，从而确立了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同时，在研究中，梁启超还注意借鉴与运用西方近代文艺理论中有关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等创作方法的观点，来把握屈原作品的创作风格与整体构架，拓宽了楚辞的研究领域，并使其带有中西文化比较、交流的色彩。
其三，梁启超的屈原研究蕴涵着更新传统文化的深层思考。梁启超是在新文化运动高潮中开始研究屈原及其作品的。此时，“他对西方近代学术文化和中国正在进行的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及两者之间的联系，有相当明确的省思”[(69)]。所以，他研究屈原及其作品，同他研究先秦思想、清代学术、佛学等旧学一样，目的都是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都是为了使国人能正确地认识本民族文化的长处与不足，找出传统文化更新与创造性转化的契机，从而更好地学习和引进西方文化，诚如他自己所说：“欲革去一旧思想，必须有一新思想焉足餍人心者以代之。否则，全社会陷于怀疑与虚无，结果仍让彼有传统的惰力之旧思想占优势耳。而新思想建设之大业——据吾所确信者，万不能将他社会之思想全部移植，最少亦要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浚发与合理的箴砭洗炼”[(70)]。梁启超这里强调的文化建设思路同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
诚然，梁启超的屈原研究在学术观点方面，尚有许多可批评、商榷之处。例如，在无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梁启超即推测《九辩》可能是屈原作品，《惜往日》“文气拖沓靡弱，与他篇绝不类，疑属汉人拟作”[(71)]。这种立论失之偏颇，带有非理性的因素；又如，在评述历代楚辞辑注类著作时，梁启超认为其中除了名物训诂尚有可取之处外，“其敷陈作者之旨者，宜悉屏勿观也”[(72)]，则未免太武断了。客观地说，前人所阐发的“作者之旨”，即使在今天看来仍不乏合理的因素；又如，梁启超在论述屈原思想的文化渊源时，又不恰当地将屈原思想与南方道家悲观厌世思想等同起来，认为《离骚》中主人公升天神游，正是屈原悲观厌世主义发展到极点的表现”[(73)]。这种探讨有失真确。当今研究成果表明：屈原所接受的思想及其作品所反映的思想是南北文化融汇的产物；再如，他的有关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一些地方仍不免牵强附会。这显然忽视了作者之间在社会环境、生活遭遇及思想文化渊源等方面的差异。如此等等，均反映了梁启超思想认识的时代局限性。
梁启超晚年弃政从文，潜心治学，其学术研究的成就与贡献是多方面的，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尽管其中许多论述不甚精审，但是他在20年代所提供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研究视角乃至不少见解，则无疑具有开创意义，充分显示其非凡的识力。因此，以批判继承的态度看待梁启超在屈原研究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及其在楚辞研究史中的地位，对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和评价梁启超晚年的文化学术活动，乃至进一步认识和评价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本文于1997年5月23日收到。
注释：
①(23)《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载《饮冰室合集》（以下简称《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之七，第23—24页、18页。
②(21)《欧洲心影录节录》载《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35页、13页。
③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83页。
④(30)(32)(34)(42)(44)(48)(49)(50)(51)(52)(53)(54)(55)(57)(68)《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载《合集》文集之三十七，第72—73页、103—104页、104页、135页、129页、129页、81页、129页、128页、133页、131页、127页、128页、118页、123页、72页。
⑤⑩(17)(19)(29)(31)(33)(35)(41)(46)(58)(59)(63)(64)(71)(72)《要籍题解及其读法》，载《合集》专集之七十二，第75页、79页、79页、80页、81页、81页、81页、81页、81页、77页、76页、77页、80页、80页、80—81页、77页、81页。
⑥⑦⑧⑨(11)(12)(13)(15)(16)(18)(22)(25)(26)(27(28)(38)(43)(45)(47)(60)(61)《屈原研究》，载《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55页、65页、55页、62页、56页、58页、59页、60页、65页、67页、52页、52页、52页、53页、49页、67—68页、68页、54—55页、55页、53页、53页。
(14)(56)《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
(20)郭延礼：《梁启超后十年的文学研究》，载《山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24)(39)《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载《合集》专集之四十，第23页。
(36)《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载《合集》专集之七十四，第108页。
(37)《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70页。
(40)参见《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载《合集》专集之七十一。
(62)徐志啸：《近代楚辞研究述评》，载《思想战线》1992年第5期。
(65)《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第13页。
(67)《情圣杜甫》，载《合集》专集之三十八，第37页。
(69)耿云志、崔志海：《梁启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8页。
(70)《先秦政治思想史》，载《合集》专集之五十，第7页。
(73)参见《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23—24页；《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第2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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