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浙学”研究若干问题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浙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南宋时期成型以来经历了800多年，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在当代，随着浙江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学术文化日益繁荣，人们亟需了解浙江经济发展背后的文化动力，所以更有必要探讨浙学的内涵、精神及其当代意义。因此，对浙学的研究与论述，对于建设现代浙江、人文浙江、美丽浙江是有重要意义的。
“浙学”一词古已有之。但过去往往把“浙学”和浙东学派、浙东学术、浙东史学概念混为一谈，很有必要梳理清楚。其中一个偏颇，是自梁启超于上世纪初在《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书中强调“浙东学派最重史学”以来，人们就把浙东学派当做是浙东史学派。其实浙东学派不仅仅是史学派，而是经史并重的学派，所以我给它定义为“浙东经史学派”。实际上，不光清代浙东学派是经史并重的，即便是南宋的浙学也是经史并重的。比如叶适就对中国的史学、经学都深有研究，水心“经制之学”就是讲经学的制度和规模，其经学和史学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传”，传的也不仅是史学，而是经史之学。
“浙学”的人物，比较著名的有几十个，我将其中的王充、虞翻、王应麟、黄震、杨简、叶适、陈亮、吕祖谦、刘基、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吕留良、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乃至近现代的王国维、章太炎、鲁迅、蔡元培、马一浮等名家归为“浙学”主要人物。“浙学”的学派也有很多，如北宋的庆历五先生、元丰九先生，南宋的甬上四先生(四明心学)，以及永嘉学派、金华婺学、北山四先生，明代的阳明心学(浙中王门)、蕺山学派、清代浙东学派等等，都可纳入浙学传统。
笔者曾就“浙学”的内涵、源流、精神及其当代意义诸问题，发表多篇文章作了论述。①今趁《浙江社会科学》开辟“浙学研究”专栏之际，谨对浙学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作一综合性论述，敬祈读者批评指正。
一、“浙学”的文化渊源
探索“浙学”的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史前文化的先民观念，下及于古越国文化、汉魏时期的会稽文化、五代时期的吴越国文化。
首先谈谈浙江的史前文化。上世纪70年代，在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里出土了很多文物，由此改变了人们原来的“黄河文明起源论”观点。实际上中华文化的起源不只是黄河文化，还有很多，比如说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甚至松花江流域，这说明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个叫“双鸟舁日”的象牙雕刻(俗称“双凤朝阳”)，就是两个鸟捧着一个太阳。对这种观念、思想的解读，我认为正是反映了古人类向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原始观念，因为鸟代表了人类，我们古越民族就是以鸟为图腾的，太阳代表了自然界，两个鸟捧着一个太阳，按理说应该烧死，之所以没有烧死，它是反映了人类的一种主观愿望，即期望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可以说，“双鸟舁日”牙雕是最早的“天人合一”观念的物质象征。尽管当时没有文字，但是先人已经有了思想观念，于是用雕刻来表达这种观念。
良渚文化有块玉琮，刻成人面、羽冠、兽身三位一体的形象。这反映了古代人类“人与万物一体”的整体和谐观念。可见，浙江大地的先民很早就有了“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整体和谐观念。
再看古越文化。浙江最早建国、立邦是从古越国开始的。越王传了几十代到勾践手里，被吴王夫差灭了，但没有完全灭掉。越王勾践及越国臣民通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积聚力量，一举灭了吴国，称霸中原。这种古越文化精神反映了一种以人为本、百折不挠、艰苦创业的人文精神。
浙江最早的古书是《越绝书》，记载了越国从弱到强，最后灭吴称霸的历史过程。还有就是《国语》这部书里面有一篇“越语”，记载了越王勾践和大夫范蠡的许多对话，反映了一种基本思想，就是以民为本、待时而动的开拓精神。
《史记·货殖列传》则记载了越国大夫范蠡、计然治国理财、经商致富的战略与策略。范蠡辅助越王勾践灭吴以后，他就急流勇退，泛舟五湖，到了山东定陶这个地方，经商致富，号称陶朱公。范蠡、计然成功的秘诀，概括起来有六条：第一，准确及时把握好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选地，择人，任时，积蓄力量，待时而动。第二，要会作市场预测，善于观察和预测市场的变化，果断适时地采取对策。第三，要善于处理和平衡各种利益关系，争取双赢和多赢。第四，要确保货物的质量和时效，把握时机，确定商品市场价格。范蠡的老师计然说“贵极则返贱，贱极则返贵”。这也是一个千古不变的价格规律。第五，要经常保持货币的流动不息。这种思想在黄宗羲的书里也有所反映。第六，要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富而好德，老而交班，修业增殖。范蠡、计然在越国创业的精神，他们的战略、策略成为浙商的精神财富，也成为“浙学”传统的源头活水。浙江历来有重商传统，可谓源远流长。
再一个是汉魏会稽文化。秦以来建立了会稽郡，会稽的范围很大，差不多整个浙江地区甚至江苏部分地区都成了会稽郡的地盘。会稽文化哺育了许多优秀人才。上虞人王充是浙江思想文化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有系统思想的哲学家、无神论者和古文经学家。还有撰著《越绝书》的吴君高(即吴平)、撰著《吴越春秋》的赵晔，他们都是历史学家，属于汉代会稽文化圈，代表的是实事求是、批判创新的文化精神。魏晋时期的以虞翻经学为代表的余姚虞式文化世家，也传承了实事求是的会稽学风。
还有吴越文化。五代时期的吴越国立国时间不长，只有53年，但是在历史上影响很大，甚至百家姓的排名赵、钱、孙、李，因为吴越国钱氏“纳土归宋”，所以排名第二。吴越国经历了五个君主53年，创造了辉煌的经济文化业绩，像现在留下的杭州保俶塔和雷峰塔就代表着吴越国和谐文化的精神。在雷峰塔的地宫出土了很多文物。其中佛塔地宫出土的铜镜上刻了“千秋万岁”字样，还有龙的形象，就反映了一种兼容儒、佛、道的多元和谐精神。
综上所述，在浙江古老的文化传承中，已经蕴含了整体和谐、艰苦创业、以人为本、多元兼容的基本精神。这正是“浙学”的源头活水。
二、“浙学”的形成和发展
从文化渊源来讲“浙学”可以追溯得很久远，但是从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言，“浙学”的源头则应从东汉王充开始。王充的思想与精神对后来的“浙学”思想传统有很大影响。
王充是浙江文化史上第一个建立了哲学思想体系的学者。他在《论衡·对作篇》提出的“实事疾妄”学术宗旨，代表了一种求真务实、批判创新的精神，在《自纪篇》提出“为世用”的治学目的，主张“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这正是历代“浙学”学者一脉相承的经世致用精神，所以我们可以说王充是浙学的鼻祖。
但是王充那个时代毕竟还只是单打独斗。他在离开官场以后，家徒四壁，只有笔墨相伴，以著作度过余年，没有门徒，也没有形成学派。其思想在当时也没有形成风起云涌的学说思潮。其实不光是王充，整个汉唐时代都没有形成风起云涌的“浙学”思潮和“人才济济”的思想流派。“浙学”的真正成型还应该在南宋时代，具体是从南宋的永嘉、永康、金华、四明之学异军突起的南宋开始，“浙学”的概念也是在南宋时代提出来的。当时的学派有好几个：
一是永嘉功利学派。永嘉学派在叶适之前还有薛季宣、陈傅良等重要人物。永嘉“浙学”特别是以叶适为代表的水心经制之学，反对离开功利去讲道义，而主张“以利和义，崇义养利”，反映了永嘉地区(今温州)重商、重教、重人才的传统。
二是永康事功之学。有人称作“永康学派”，或失之于笼统，因为永康事功学除了陈亮之外，其他的人都不突出，似乎没有形成学派，所以还是讲永康事功之学为宜。
三是金华务实之学，以吕祖谦为代表。吕祖谦特别强调“求实学，用真儒”，提出“学者以务实躬行为本”、“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等思想主张，从而形成了浙学中的“婺学”学派。
四是四明心学。四明心学是从江西的陆象山心学传到宁波地区，形成了“浙学”中的心学传统，以杨简为代表，与袁燮、舒磷、沈焕并称为“甬上四先生”。
到明代，王阳明的良知之学风起云涌，也使得“浙学”风靡全国。明代有人编了《浙学宗传》这本书，就把王阳明及其弟子作为“浙学”的主流传承。黄宗羲编著的《明儒学案》记载了浙中王门、江右王门、泰州学派、北方王门、楚中王门、粤中王门等多个学派，也是以阳明学为主流展开明代学术史的论述的。王阳明的学术，是以“良知”为本体，以“致良知”为方法，以“知行合一”为实践模式的心学思想体系。
明末，绍兴有个刘宗周，人称蕺山先生。他在会稽(绍兴)证人书院讲学，创建了蕺山学派，主要人物有黄宗羲、陈确、刘汋、姜希辙等，其思想宗旨是“慎独”与“诚意”。黄宗羲是蕺山学派的重要成员。后来他独立创派，创建了清代浙东经史学派。
黄宗羲开创的清代浙东经史学派，以其批判、务实的精神力倡“力行”实学，开创了具有民主启蒙性质、强烈经史意识的浙东经史学派，从而使“浙学”升华到足以主导中国思想潮流的地位。在明代阳明心学之前，“浙学”是一个地方学派，比起朱熹的影响要小得多。但从王阳明建立“良知”学说以后，“浙学”开始主导中国的思想界。而黄宗羲的思想也在清代主导了清代实学的思潮，直到近代乃至现代，黄宗羲的民主启蒙思想仍在影响全国甚至影响东亚。这个学派的领袖是代表人物，经学家有黄宗炎、万斯大，史学家有万斯同、邵廷采、全祖望、章学诚，文学家有李邺嗣、郑梁、郑性，历算学家有黄百家、陈訏、黄炳垕等，是清代学术史上足以与乾嘉考据学派并驾齐驱而在思想影响方面远远超过乾嘉考据学派的思想学派。
我们从回顾“浙学”形成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从南宋以来，“浙学”内部虽然学派林立，宗旨各异，但是其主流则是以“民本、求实、批判、兼容、创新”为基本精神的两浙经史之学。
三、“浙学”概念的历史考察
过去谈论浙江学术文化，谈得比较多的是浙东学派、浙东史学，而忽略了“浙学”这个概念。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是由于从梁启超到何炳松、陈训慈、杜维运等学者，对浙学的理解都有很大的片面性，即把浙学或浙东学派仅仅视为浙东史学派。
其实“浙学”的概念比浙东史学、浙东学派概念还要早。最早是朱熹作为“浙学”的批评者提出来的。他在评论浙东学者吕祖谦、陈傅良、叶适、陈亮的学术时，将“永嘉、永康之说”称为“浙学”，并加以批评，说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又说：“江西之学(指陆氏心学)只是禅，浙学却专言功利。……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②可见，朱熹是将“浙学”视为“专言功利”、误导学者的“异端”加以批判的。尽管朱熹的批评不一定对，但他最早提出“浙学”概念之功却不能抹煞。
到了明清时代，“浙学”的概念开始有了正面意义，不只是所谓功利之学了。明代人所讲的“浙学”主要是指王阳明的心学、两浙心学。如曾在浙江担任提学副使的福建人刘鳞长主编的《浙学宗传》，就把浙东、浙西在内的儒学流派统统归入“浙学”，并且上接朱熹和陆九渊的学术源头。
“浙东学派”概念由黄宗羲正式提出。他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这篇文章里，指出明史馆臣所谓“浙东学派最多流弊”之说是很不公正的。他反驳上述批评时指出：“有明学术，白沙(陈献章)开其端，至姚江(王阳明)而始大明。……逮及先师蕺山(刘宗周)，学术流弊，救正殆尽。向无姚江，则学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浙之所衣被也。今忘其衣被之功，徒訾其流弊之失，无乃刻乎！”③
但黄宗羲是从浙东学脉角度来讲，而且所讲的浙东学脉主要是指宁波、绍兴的学术传统。如果从地理概念讲，浙东、浙西是明清时期才定型的，有所谓“上八府，下三府”之说。“下三府”是指杭、嘉、湖地区，“上八府”是指宁波、绍兴、金华、严州、温州、台州、衢州、处州，是以钱塘江作为东西的分界线。但所谓浙东学派实际上有南宋浙东学派和明清浙东学派之分，南宋浙东学派主要是永嘉、永康、金华地区，那是“小浙东”，后来扩大为“大浙东”，就把宁波、绍兴归入其中了。一个地理上的区分是十分必要的。
黄宗羲所讲的浙东学派，明确地把王阳明和刘宗周归入其中。他曾编过一部书叫《东浙文统》，指的是在宁波、绍兴地区传承的一种学术脉络，但不是现代意义的浙东学派。现代意义上的浙东学派是由梁启超提出的。黄宗羲在其著作中也使用过“浙学”的概念。如在《学礼质疑序》中写道：
六经皆载道之书，而礼其节目也。……朱子亦尝修《仪礼经传》，不过章句是正，於其异同淆乱，固未弹驳而使之归於一也。其时唐说斋创为经制之学，茧丝牛毛，举三代已委之刍狗，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而欲推行之於当世。薛士隆(季宣)、陈君举(傅良)和齐斟酌之，为说不皆与唐氏合，其源流则同也。……吾友万充宗，为履安先生叔子，锐志经学，六经皆有排纂，于“三礼”则条其大节目……充宗亦姑以其所得，参考诸儒，必求其精粗一贯，本末兼该，凿然可举而措之，无徒与众说争长於黄池，则所以救浙学之弊，其在此夫！④
黄宗羲以后，浙东学者全祖望对朱熹的“浙学”概念作了正面的诠释。全祖望所撰《宋元学案叙录》曾多次使用“浙学”一词概括浙江的学术源流、特色和风格。其《士刘诸儒学案叙录》称：
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有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经行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胡瑗)湖学相应。⑤他又在《奉临川先生帖子二》评论说：
浙学于南宋为极盛，然自东莱(吕祖谦)卒後，则大愚(吕祖俭)守其兄之学为一家，叶(适)、蔡(幼学)宗止斋(陈傅良)以绍薛(薛季宣)、郑(伯熊)之学为一家，遂与同甫(陈亮)之学鼎立，皆左袒非朱，右袒非陆，而自为门庭者。⑥
此外，全氏在《宋元学案·周许诸儒学案叙录》中称“浙学之盛，实始于此(指永嘉九先生)”，其在《北山四先生学案叙录》中称赞金华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为“浙学之中兴”，在《东发学案叙录》中将四明朱学传入黄震归入“浙学”之列，赞其“足以报先正拳拳浙学之意”。⑦
全祖望的这些论述说明了三点：第一，他所说的“浙学”主要是指“浙东之学”，但也包括了“浙西之学”(如杭州吴存仁属浙西)，他实际上把“浙学”的概念扩大了，扩大到了两浙；第二，全祖望所指的“浙东”是包括金华、温州、宁波、绍兴在内的大浙东；第三，他所讲的“浙学”渊源是多元的，有宋初胡安定(瑗)的“湖学”，也有二程之学、朱学、陆学，但他们又非朱非陆，而是“自为门庭”独立成派的。
全祖望之后的章学诚，则明确地分析了浙东之学和浙西之学的特点。其《浙东学术》说：
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嵇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抵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
章学诚讲浙东之学的特点，是合会朱陆。其历史传承从江西陆九渊开始，到后来的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一直到全祖望，形成一个学统。其所谓浙西之学则指顾亭林所代表的包括杭嘉湖地区以及上海、苏南地区在内的儒学传统。
近现代关于浙东学派和浙东史学的说法，来自于梁启超。梁启超认为：“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顾)炎武，其史学之祖当推宗羲”、“黄宗羲、万斯同以一代文献自任，实为史学嫡派”⑧，又说：“梨洲学问影响后来最大者在他的史学”。⑨这实际上已把黄宗羲开创的清代“浙东学派”描述为“浙东史学派”了。梁启超以后至今的多数学者，特别是何炳松、陈训慈、杜维运诸先生，都将“浙东学派”视为“浙东史学派”。于是造成了对黄宗羲及清代浙东经史学派学术特色的一些偏见。
综合前人的论述和本人的理论思考，我们可以对“浙学”与“浙东学派”作出如下的定义：所谓“浙学”，应作狭义、中义与广义的区分。狭义的“浙学”(或称“小浙学”)是指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嘉、永康地区以陈傅良、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事功之学；中义的“浙学”是指渊源于东汉、形成于两宋、转型于明代、光大于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包括东汉会稽王充的“实事疾妄”之学、南宋金华之学、永嘉之学、永康之学、四明之学以及明代阳明心学、蕺山慎独之学和清代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经史之学；广义的“浙学”概念即“大浙学”概念，指的是渊源于古越、兴盛于宋元明清而绵延于当代的浙江学术思想传统与人文精神传统。
这个“大浙学”，是狭义“浙学”与中义“浙学”概念的外延，既包括浙东之学，也包括浙西之学；既包括浙江的儒学与经学传统，也包括浙江的佛学、道学、文学、史学、方志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传统，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涵盖了有浙江特色的自然科学传统。当然，“大浙学”的主流，仍然是南宋以来的浙东经史之学。我们现在研究浙学，不应限于浙东经史之学，而应扩大视野，研究两浙经史之学的传统及其特色。因为一条钱塘江，是不可能将东西两岸的文化传统截然隔离开来的。
四、“浙学”的基本精神
在经历几千年的学术磨合过程中，“浙学”各派逐渐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浙江人文精神。从王充经宋、元、明、清到近代的鲁迅、蔡元培、马一浮都认同并阐扬了这种“浙学”的基本精神。关于“浙学”的基本精神，我把它基本概括为十个字：“民本、求实、批判、兼容、创新”。最典型的体现在王充、叶适、黄宗羲，蔡元培的几句话里面。
一是王充的“实事疾妄”精神。
“实事求是”的名言最早出于《汉书·河间献王传》，称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出自于史学家班固手笔。但在班固以前，班固的同门师兄王充在《论衡》里面就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王充在详细交待他写作《论衡》的动机与思想宗旨的《论衡·对作篇》里曾说过，“《论衡》实事疾妄，无诽谤之辞”。“实事疾妄”是说以客观存在的事物作为依据，去求证它的道理，反对那些虚妄的东西。《论衡》85篇有很多都是批判虚妄迷信的东西，比如讲雷打死人，是因为雷公发怒了，要敲响雷鼓惩罚作恶之人。王充批评了这种迷信思想。他认为雷劈死人的现象是自然现象，是自然界阴阳二气冲突激荡形成的一种电能，这个人正好在雷下就被劈死，不是雷公故意要惩罚人。其实被雷电打死的人也有不少好人，不一定都是恶人。他用这个事实去批驳“雷神惩罚恶人”之说。其实《论衡》里有很多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至今仍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
王充这种“实事疾妄”精神就是实事求是、批判虚妄迷信的精神，体现的是求实、批判精神。这种精神为陈亮、叶适、黄宗羲、龚自珍、章太炎、鲁迅等浙江思想家所继承和发扬，成了浙学传统的宝贵财富。
二是叶适的“崇义养利”思想。
义利关系问题是历代思想家都要讨论的课题。重义轻利，还是义利双行，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本来在原始儒家孔子、孟子那里都是既重视义也重视利的，不过“义”是根本性的，“利”是作用性的。比如孔子讲“不义而富且贵，于我若浮云”，又说人们发展了，首先要让他们富起来，再进行教育。富而后教，并不是否认利。孟子讲“仁义而已，何必曰利”，指的是国家的大利，统治者首先要重视“以德服人”，不要斤斤计较功利。
但是后来孔孟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被曲解了。因为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后来的儒家加以发挥，比如董仲舒就说“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把它作为一种普遍化的命题和格言就有问题了，因此形成了重义轻利的思想传统。
到了南宋，叶适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觉得董仲舒的观点有点偏颇，亟需纠正，所以就讲“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即不能离开功利去讲道义。所以叶适提出“崇义以养利”的思想，主张“以利和义”，而反对用义去压制利，是一种辩证义利观。因为叶适是永嘉人，受到当地商业文化的影响，所以在理论上有一种重商倾向。中国从秦汉以来一直是重农抑商。国家四根柱子，即士、农、工、商，商是放在最后的。后来法家就进一步发展为“农本商末”思想，也被汉以后的儒家所接受，重农抑商政策因此长期成为封建社会的国策。到南宋时代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这种观念对商业发展成为一种阻碍，于是像叶适这样敏锐的思想家对重农抑商的政策提出了批评，对功利思想加以强调，主张“扶助工商”，这种思想后来被黄宗羲所继承和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
三是黄宗羲的“民主经世”思想，即“天下为主”的民主精神与“经世应务”的实学精神。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这本书里突出阐明了“天下为主，君为客”(《原君》)的道理，并称“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原臣》)。他所讲的天下就是人民，就是人民为天下国家的主宰，君是人民把他请来为民兴利除害的人。这里有两点很重要：一个是权利的来源，是来自于天下人民；一个是君的作用，君是为民服务的，君要以“万民之忧乐”为治乱兴亡的大事。《荀子·君道篇》说“君者，能群也”，就是说君是能组织群众兴利除害、为群众服务的人。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是一种具有民主启蒙倾向的新民本思想，与传统“君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有质的区别。这反映了浙学传统的进步性。
黄宗羲又说：“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经术所以经世”，这是其“经世应务”思想的典型表述。世界上没有一种可以完全脱离实践、远离政治的学术。学术固应保持对政治的相对独立，但不等于拒绝干预政治，而应引导政治的良性发展。学者要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不是当政治的奴婢或者应声虫。然而现状是，这种具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并且敢于“实事疾妄”的学者太少了，被利益驱使的学者又太多了。放眼当今的人文社科学者，经常忙于评奖、搞课题、升职称，搞得趋炎附势、唯利是图了，敢讲真话敢批评现实不当政策的人不多了，真是学术的悲哀！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人敢于批评现在的政策、政治的话，那么政治就不能发展，社会就不能进步。所以我认为学者的责任就在于善于发现现实社会的矛盾与弊端，提出解决矛盾、消除弊端的战略与策略。所以，我认为黄宗羲的“经世应务”思想是很伟大的。
四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
在“浙学”传统中历来有一种多元兼容、和齐同光的精神。如王充的“博览通达”、黄宗羲的“会众合一”、章学诚的“道并行而不悖”，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到现代浙江的教育家蔡元培当了北京大学的校长，强调“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治校方针。北大历来有这个传统。当时的北大，有“国粹派”，比如辜鸿铭就拥护“国粹主义”，但也有自由派，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拥护者，有一种“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氛围。蔡元培是具有“兼容并包”精神、坚持“思想自由”方针的教育家，这是学术繁荣、理论创新的基本前提。如果扼杀了思想自由，学术就不能发展了，理论也无法创新了。这也是“浙学”的宝贵传统与优良学风，应该大力弘扬。
五、“浙学”传统与当代浙江精神
“浙学”的学术精神与当代浙江精神是两个互有联系而涵义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概括浙江学术传统与特色的学术概念，后者是总结当代浙江人民创业精神的政治概念；前者是后者的精神动力，后者是前者的发扬光大。上述“民本、求实、批判、兼容、创新”十个字，代表了浙江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和“浙学”的基本精神。当代浙江精神则是从浙学传统的人文精神受到启迪并从当代浙江创业者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在我看来，当代浙江精神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前些年在参与讨论“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时，我特别强调“以人为本”。我在为习近平书记所做的学术讲座中也特别强调“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我始终认为，在对浙江精神的概括中，应该把“以人为本”放在第一条。“以人为本”的精神在建设现代浙江、人文浙江、和谐浙江过程中已经并将继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二，“自强自立”的创业精神。
这也处处都体现出来的。我在1994年做温州创业调查中写过一篇文章，叫《从传统走向未来——温州文化面面观》。“温州精神”怎么概括？他们概括为“敢为人先”，当然不错。但我认为“自强自立”、“开拓创新”是温州精神也是浙江精神的重要方面。
第三，“开放创新”的进取精神。
我到山西去讲课，当地企业家提出一个问题：晋商有100多年的历史，现在没有了。现在的浙商成了风靡世界的一个现象，到底问题在哪里？我就说其实晋商有它的精神传统，晋商主要在金融领域，搞了许多“票号”，以后银行发展起来，“票号”就被取代了，但晋商的精神还是被传承下来的，比如说诚信的精神。我们浙商的诚信倒是应该向晋商学习的。但开放、创新这一点，一直是浙商的优良传统，也值得晋商学习。
第四，“诚信务实”的企业精神。
诚信是立业之本，也是立身之本，是一个企业家必须具备的优良品质。杭州有个胡庆余堂中药铺，是个百年老店，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以“戒欺”为店规，也就是以“诚信”立业。在近现代浙商中，宁波商人的“诚信务实”精神堪称楷模。即便在当代，也很少听说宁波商人有“假冒伪劣”事件，可见形成了良好的企业精神。
第五，“多元和谐”的兼容精神。
上文讲到浙学精神传统中富有多元和谐的思想资源。现代浙江继承与发扬了这种精神。无论是在社会政治关系中抑或产业结构、经营理念、文化精神中都体现了多元结构的竞争与和谐。例如经济领域，国有企业、民有企业与个体业者的多元共存与竞争共赢。义乌小商品城的崛起、温州龙港农民城的发迹、绍兴柯桥轻纺市场的兴盛，就充分体现了浙江市场经济“多元和谐”的体制优势。
上述五个方面构成一个有机的思想模式。在这个思想模式中，“以人为本”是根本的前提，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也是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方向；“自强自立”是创业的精神动力，是民族精神的脊梁；“开放创新，诚信务实”既是科学的思维方式，也是创业者必备的人文素质，是建设现代化新浙江的有力手段；“多元和谐”则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社会目标。
我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精神包含着三大要素：一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人是最重要的，一切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依归；二是“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在任何工作中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三是“多元和谐”的合作精神，也即全面开放、兼容多元、追求和谐的精神，而不是一元封闭主义。三者之中，最根本的是“以人为本”。
这种浙学人文传统落实到社会实践中，就转化为“改天换地、建功立业”的巨大物质力量。浙江在现代化建设中能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跟浙江的历史、文化、传统密不可分。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不仅需要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也需要吸收全人类优秀文化的精华。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中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全人类优秀文化的智慧结晶。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中国特色，必须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同时又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在建设人文浙江、和谐浙江、生态浙江、现代浙江、实现中国梦的实践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掘浙学人文精神的思想资源，同时也要面向全世界，坚持科学发展观，真正提升服务于中国和平崛起大方向的中华文化软实力。这就是浙学研究的当代意义。
注释：
①参见拙文《谈“浙学”的基本精神》，《浙江学刊》1992年第1期；《试论“浙学”的基本精神——兼论“浙学”与浙东学派的研究现状》，原载台北《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994年第1期，又载《浙江学刊》1994年第1期；《浙江的人文精神传统及其在现代化中的作用》，《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简论“浙学”的内涵及其基本精神》，《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浙学的内涵及其当代定位》，《光明日报》2005年5月10日史学版；《再论浙学的内涵——兼论当代浙江精神》，见《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版；《三论“浙学”的内涵及其基本精神》，见《浙学·秋瑾·绍兴师爷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为“清代浙东经史学派”正名》，《光明日报》史学版，2008年10月19日；《论黄宗羲与清代浙东经史学派的成就与特色》，《国学学刊》2013年第1期。笔者还以《中国哲学的前沿问题与浙学的内涵与精神》为题于2005年6月6日给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作了一次学术讲座。习书记听了我的讲座以后在总结性讲话中指出：“吴光教授的大浙学提法对我们很有启发。这篇文章要继续做下去，要把它做大、做深，我们总结浙江精神不能光从一地一时看，而应该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的层次去发掘浙江精神”。
②引文分见于《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二《吕伯恭》、卷一百二十三《陈君举》，中华书局1994年3月版第8册，第2957、2967页。
③《南雷文定·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见《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221页。
④黄宗羲：《南雷文案·学礼质疑序》，见《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25页。
⑤全祖望：《宋元学案叙录》，见《黄宗羲全集》第3册，第316页。
⑥全祖望：《奉临川先生帖子二》，见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3页；又见《宋元学案·止斋学案》王梓材按语转引，《黄宗羲全集》第5册，第90页。
⑦上引全祖望按语，分载于《黄宗羲全集》第3册第316页、第4册第405页、第6册第214、394页。
⑧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同上书，第14、43页。
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同上书，第147、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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