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彻底决裂后，在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和讨论犹太人问题过程中，逐步探索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全人类解放的问题。此后，马克思由宗教批判转变到对现实的人和现实的政治的批判，逐渐形成了实践的观点，认为犹太人的解放只有在人的解放后才能彻底实现，只有革命才是无产阶级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实践途径。哲学批判的现实性、实践性和实践道路的普适性转变标示着马克思哲学新的起程。
关键词：马克思；思想转变；现实性；实践性
1844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以下简称“《问题》”)两篇文章。《导言》批判了宗教的社会根源和本质，揭露了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落后及宗教哲学对德国现代发展的禁锢，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探索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问题》讨论了犹太人解放问题，阐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以及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途径，认为实现人类解放才是犹太人解放的最终解决途径。在与青年黑格尔派决裂的过程中，马克思思想开始出现转变，不再局限于理论和逻辑的抽象思辨，这两篇著作则标志着马克思“彻底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是马克思哲学新的起程。马克思思想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实践的、历史的、必然的过程，是在与德国旧哲学思想决裂和对旧制度进行彻底批判的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的远大抱负和远大理想就是希望无产阶级把马克思哲学当作批判武器，逐渐探索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来实现人的解放，最终实现人类解放。马克思在与青年黑格尔派彻底决裂后，逐渐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影响，由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和现实批判，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马克思思想转变蕴含的最具普适性的情怀就是关注全人类的解放。
一、思想转变的起点：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坚定决裂
欧洲的历史与宗教是密不可分的。中世纪以后欧洲就是宗教的统治天下，宗教在欧洲的社会生活中具有深远的影响，教会在整个欧洲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在德国尤为明显，宗教是普鲁士政权的政治支柱和精神支柱。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最著名的代表，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完成者，黑格尔哲学在德国影响非常大，整个德国思想领域都受黑格尔哲学体系影响。黑格尔的宗教哲学是其绝对精神和绝对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宗教是意识的一种形态，宗教和哲学“两者的内容实质却是一样的，有如荷马所说，有一些星辰具有两个名字，一个在神灵的语言里，另一个在世间人的日常语言里”[1]12。两者只是形式上的差别，本质上都是绝对观念的发展环节和绝对精神的完成。“真正的宗教，精神的宗教，必须具有一种信仰，一种内容。因为精神本质上即是意识，而意识是为对象所形成的内容。”[1]13并进一步指出：“只要宗教有一个信仰、一个教义、一个信条，那么它便具有哲学所从事寻求的东西——真理——在这里面，哲学和宗教便可结合起来。”[1]13他认为，科学知识与信仰是相对抗的，“好像不能提供精神的真知和求真的兴趣”[1]15。在精神、宗教与国家的关系上，将宗教与国家统一于绝对精神，他认为“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因为它是实体性意志的现实”[2]288，而“成为国家成员是单个人的最高义务”[2]289，“国家是在地上的精神”[2]294，是高于个人而存在的，所以“人们必须崇敬国家，把它看作地上的神物”[2]325，而“国家成长为君主立宪制乃是现代的成就，在现代世界，实体性的理念获得了无限的形式”[2]326。正是因为黑格尔在宗教问题上的唯心解释以及对普鲁士君主制度的吹捧和神秘化，黑格尔哲学在德国普鲁士专制国家曾经被统治阶级追捧为国家哲学。
老梅出事后，一连几天，李叔和都心里蔫蔫的，他像霜打的茄子，浑身没了一点儿精神。走到那儿，都感到有警察的影子。
黑格尔哲学发展到顶峰的时候，随着革命形势的冲击，其国家哲学的地位发生动摇，逐渐走向分化和解体。黑格尔的学生费尔巴哈对他的宗教哲学首先表示怀疑，其匿名发表的《论死与不死》就明确反对个人灵魂不死的观点，对神学观点发起过质疑，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1831年黑格尔因病去世后，黑格尔哲学体系逐渐走向分裂，“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哲学亦可以称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在黑格尔之后的发展总体上呈现了式微的趋势”[3]32。大卫·施特劳斯出版《耶稣传》，明确反对黑格尔的宗教哲学，掀起了对宗教的批判。他认为宗教和哲学本质上是不同的，对黑格尔哲学和宗教是同一的永恒真理的理论提出了反驳。他认为基督教的《福音》就是基督徒们无意识的集体创作的观点，这就动摇了基督教的基础，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宗教，对依赖宗教进行统治的普鲁士政权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为青年黑格尔派运动开辟了道路。大卫·施特劳斯对宗教的批判，使黑格尔派思想阵营发生了变化。布鲁诺·鲍威尔加入讨论，认为《福音》故事的编造过程是人的意识在起作用，自我意识是宗教观念产生的基础。
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兴起一方面是对黑格尔哲学自身矛盾的质疑与反思，“‘青年黑格尔派’认为他的‘绝对精神’及其诸多附属概念是抽象的、脱离生活的或者超越性的，与实际的、有限的生命无涉，或者至少是矛盾的”[3]31。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后在政治上的诉求，要求将黑格尔的宗教哲学改编为适合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兴起，是哲学进步的表现，哲学不再为神学服务，而是开始对神学进行批判，虽然只有费尔巴哈突破了唯心主义的范畴，但是对宗教的批判与斗争还是具有时代进步的意义。青年黑格尔派内部也是存在哲学分歧的，费尔巴哈是与大卫·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走在另一条路上的代表。费尔巴哈冲出了唯心主义的范畴，用唯物主义的理论来批判宗教，他指出，“哲学的开端不是上帝，不是绝对，不是作为绝对或理念的宾词的存在”[4]107，黑格尔的哲学是“神学最后的避难所和最后的理性支柱”[4]115。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认为宗教的本质实际是人的本质，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人是上帝的真理、实在性”[4]106。但是费尔巴哈的人只是自然感性的人，是脱离社会的抽象的人，不是社会的人，不是“历史观”上的人。
虽然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认识只是停留在把人看成纯粹自然的人，把宗教的本质只是归为“人的本质”的问题，因为当时马克思还是受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所以高度评价了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但是，马克思还是向前推进了一步，他进一步指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7]3。马克思认为“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芽”[7]4，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的，因为这种批判是要人抛弃对宗教的幻想，去采摘“新鲜的花朵”，去实现现实的幸福。马克思还指出，宗教就是一种颠倒了的世界意识，是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颠倒了世界意识，因此他进一步指出哲学的任务就是“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7]5，要揭露人的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也就是现实社会中，人在市民社会中已经自我异化，要解救在宗教世界里叹息的被压迫的生灵，就要向苦难的现实世界抗争，就要将对神学的批判进一步向现实靠近，转变为对政治的批判。
马克思离开《莱茵报》后，曾与卢格合作商讨《德法年鉴》办刊的事情，虽然《德法年鉴》只办了一期就遭禁办，但是马克思已开始接受共产主义的观点，而卢格不能接受共产主义，两人终因观点不一致而关系破裂，最后因对西里西亚工人起义观点的辩论，而导致两人分歧公开。马克思指出，“如果‘普鲁士人’站到正确的观点上，那他就会看出，法国和英国的工人起义没有一次像西里西亚织工起义那样具有如此的理论性和自觉性”[6]483，他批评卢格“想用对照的形式评论西里西亚工人起义浪潮，结果和真理完全背道而驰”[6]484，最终马克思与卢格也彻底决裂分道扬镳。
由上所述可见，青年马克思从受黑格尔哲学思想影响到最终与青年黑格尔派决裂，为马克思的思想彻底转变到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一历程是马克思思想逐渐走向成熟的必然过程，也是马克思将哲学批判与政治现实和社会实践结合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思想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起点和历程。
二、哲学批判逐渐实现了从政治批判向批判现实的转变
(一)从宗教批判到政治批判
马克思的实践精神在《莱茵报》担任主编和办报的过程中已有体现。他在1842年8月25日致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的信中就表述过“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依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5]433。在与青年黑格尔派决裂的过程中，对青年黑格尔派空谈共产主义和无神论表示了不满，他在1842年11月30日致卢格的信中也说到“在鲁腾堡负责的时候，由于他毫无批判的能力，又缺乏独立性和才能，这班人已经习惯于把《莱茵报》看成自己唯命是听的机关报，而我则决定不让他们再像以前那样空谈下去”[5]435，并最终与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马克思哲学批判的实践性转变已初现锋芒。
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深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马克思大学时代就参加了“博士俱乐部”，参加了青年黑格尔运动，并成为其中的佼佼者，但是马克思并不是趋于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他有自己的认识和思考，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哲学观点上，许多观点是存在分歧的，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就已经开始表现出这一特点。他的博士论文就已经体现出了革命民主主义观点，坚决反对封建专制制度。随着马克思接触社会，投入实际生活，也就是他大学毕业后，在《莱茵报》工作的经历，使他广泛接触了社会经济生活，导致最后与青年黑格尔派彻底决裂。《莱茵报》期间，马克思通过发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争取出版自由，开始投身政治活动。发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积极参与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开始注意到物质利益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针对柏林“自由人”展开激烈批判，他在1842年写给卢格的信中，专门针对柏林“自由人”谈到自己的看法：“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5]436，“我要求他们：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我还要求他们更多的联系着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5]436。他认为梅因等人并没有真正研究过共产主义，批评“梅因一伙人寄给我们的是一堆毫无意义却自命能扭转乾坤的废料；所有这些文章都写得极其草率，只是点缀上一点无神论和共产主义(其实这些先生对共产主义从未研究过)”[5]435，最终因与以鲍威尔、梅因等为代表的柏林“自由人”空谈革命和解放的态度格格不入而彻底决裂。
(二)从政治批判到现实批判
德国是马克思的祖国，他对德国的现实状况是最为熟悉的，因此，马克思对于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也是以德国现状作为“副本”来研究的，对宗教批判的目的也是为了对德国现状的批判。德国具有哲学的传统，在思想和哲学的发展上具有较高水平，“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al pari]的德国历史”[7]9。相比于英、法两国相继完成工业革命，由封建专制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迈入现代国家行列，德国封建专制的状态，导致德国已然落后于英法两国。在马克思看来，德国现状最大的问题是“时代错乱”，德国哲学发展的高水平与德国政治现状的落后是极不相称的，也是极不正常的，对宗教的批判的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批判德国的哲学，而德国的政治哲学就是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和禁锢，因此，马克思毫不犹豫地号召“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7]6，而且，“在同这种制度进行的斗争中，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它是激情的头脑。它不是解剖刀，它是武器”[7]6。对德国制度采取“搏斗式”的批判，目的是要唤醒德国人民对德国现实的清醒的认识，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所处的现实状况，甚至要公开德国现状这一“耻辱”，把德国社会每个领域的现状都作为德国社会的“耻辱”加以公开，让德国人民对自己的现状“大吃一惊”，以激起人民革命的勇气，因为只有德国人民有革命的迫切要求，才能使彻底的革命需求得到满足。
因此，可以看到，我国审前程序的一元性价值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以下弊端。第一，审前准备活动内容笼统，流于形式，无实质性内容，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第二，证据规则缺乏和没有固定争点，往往导致盲目开庭，多次开庭，有些案件久拖不决，浪费诉讼资源，失去效率。第三，审前准备程序自身所附带的庭前和解程序和替代诉讼解决纠纷程序的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我国所有案件在经过审前准备程序之后，全部进入了庭审程序，庭审是一个案件得到判决或调解的必经程序，使得审前准备程序无法充分发挥出审前准备程序所附带的解决纠纷的功能，加大了诉讼成本，耗费了过多的审判资源，不利于纠纷的解决。
将政治批判和宗教批判区分开来，是批判德国现实的基础。政治批判是马克思思想关注现实转向的重要开端，但是马克思对现实批判并不是最终目的，找到造成德国思想领域目前现状的最关键的根源才是终极的目的，马克思没有止步于政治批判，而是继续向前推进。德国思想领域现状的根源在于德国的国家哲学，也就是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这也是马克思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目的所在。黑格尔的法哲学是当时德国的国家哲学，是为普鲁士专制政府服务和辩护的哲学，正是这一哲学体系禁锢了德国的发展，导致了德国的发展落后于同时代的欧洲其他国家。这种置现代国家于抽象的思维的思辨哲学，本身就是现代国家的机体缺陷，应该对这种思辨哲学的整个形式予以坚决批判，才能达到把德国从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才有可能实现国家的发展，将德国发展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水平，才能实现德国的解放和人的解放。
综上所述，从《导言》中可见，马克思思想的转变中，以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为起点，关注到现实的人和现实的政治批判，进而对德国的现状和制度，以及维系整个德国制度的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虽然还有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子，但其哲学批判的现实性转变，是其思想转变过程中一个新的起程。这一转变意义深远，正是基于批判现实的转变，马克思逐渐摆脱和彻底清算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又遇到许多令人苦恼的经济问题，马克思深感自己经济知识的缺乏，由此开始注意到现实的经济关系，从而开启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正是伴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逐步深入，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从而完成了唯物史观的伟大发现。
三、哲学批判逐渐实现了理论批判向实践批判的转变
19世纪初的德国还是政教合一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宗教是普鲁士政权统治人民的精神依赖。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逐步壮大，资产阶级政治主张的要求越来越明显，对宗教和政权的结合越来越不满。青年黑格尔派开始分裂，开始了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典型的表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对宗教的批判已经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打破了宗教的神秘。哲学的批判在当时的德国主要表现为对宗教的批判。马克思在《导言》中开篇就提到，“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7]3，对宗教的批判已经推翻了真理在天国的谬误，人们在天国的虚幻中是不能找到自我的，对真理的寻找只能从天国降到人间，因为本来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7]3。宗教只是作为一种精神鸦片，麻痹人的精神，让人们丧失自我意识，屈服于现实的苦难，带给人们一种虚幻的幸福感，宗教给人的自我意识带上了锁链，它带来的虚幻的幸福，犹如锁链上的花朵。
(一)“批判的武器”需要物质力量作为基础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开始研究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在《导言》中分析德国革命的可能时就在思考市民社会与国家对革命的需要和动力能否达成一致，在《问题》中讨论犹太人解放的问题上，仍在思考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由此探索实现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普适性道路。国家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曾经困扰青年马克思的“苦恼的疑问”。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接触的许多现实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都关系到国家本质问题，因此逐渐对黑格尔“国家就是理性的实现”的国家观念产生了怀疑，开始了自己的探索。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要研究社会发展的历史，关注社会现实。为此，在克罗茨纳赫期间，马克思研究了大量的历史材料，根据研究结果得出全部国家问题中最根本的问题是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问题。正如后来马克思所写“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便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8]591。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观点是“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6]250，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二)“武器的批判”需要有阶级力量作为主体
德国的制度是落后的，但德国革命的理论是彻底的，因为“它的实践能力证明，就在于德国理论是从坚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的”[7]11，它的最终的目标就是“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7]11。但是，彻底的革命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革命需要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德国思想的要求和德国现实状况的不一致，市民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要求不一致，革命实践能否实现理论要求的高度呢？德国政府“把现代政治领域的文明缺陷同制度的野蛮缺陷结合在一起”[7]13，这个政治缺陷决定了市民社会任何一个阶级都没有政治暴力的天赋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也就是说目前德国的资产阶级没有实现普遍解放的需要和能力，因此是不可能出现类似英、法等国的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那么，德国革命实践有没有可能性？可能的依靠在哪里？马克思揭示革命可能性只能是依靠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德国实现彻底革命的实践主体和现实力量。因为正在形成的德国无产阶级是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这个阶级遭受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普遍的不公正”[7]17，他同德国国家制度“不是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7]17，他所处的情况是“人的完全丧失，因而只能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7]17，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特殊的力量具备作为革命主体的实践能力。
壳聚糖是一种具有独特功能特性的天然阳离子聚合物，是由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甲壳素经过脱乙酰作用得到的，主要由D-氨基葡萄糖通过β-1,4-糖苷键连接而成。大量研究表明壳聚糖在食品、化工、医药及农业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但由于壳聚糖的分子量较大，只能溶于某些酸性溶液中，阻碍了壳聚糖的有效利用。壳寡糖又名壳聚寡糖，是壳聚糖经壳聚糖酶降解后的产物，具有分子量低，溶解性高，更容易被生物体吸收等特点，壳聚糖某些特殊功能只有将其降解成壳寡糖才能表现出来。
四、哲学批判实现了政治解放向探索人类解放的转变
(一)“国家”与“市民社会”
在《导言》对黑格尔国家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对德国的实践政治派和理论政治派的表现做了尖锐的批判。实践政治派由资产阶级组成，有追求自由主义的倾向，提出要否定哲学，但却仅仅只是提出要否定这种哲学，而没有付诸实践，以为靠着几句“嘟囔”话就能实现对黑格尔哲学的否定，将哲学置身于德国的现实之外。理论政治派则恰好相反，认为哲学理论的斗争就是现实的斗争，忽略了哲学本身也是处于现实世界之中的，他们以为修复旧哲学的缺陷满足了哲学结论的需要，就能实现对旧哲学的批判，这种完全脱离实践的理论派注定是不能实现对德国哲学的彻底批判的。马克思认为，对思辨哲学的坚决反抗，只能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实践的方法，而且是有原则高度的实践，也就是说要实现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哲学作为“批判的武器”还是不够的，必须要将哲学转变为“武器的批判”。“批判的武器”是以哲学形式存在的精神力量和指导思想，而“武器的批判”是在哲学的指引下进行的无产阶级的实践斗争。“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7]11“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是理论与物质力量的关系，二者是不会自然结合的，只有通过革命实践才能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从而实现摧毁旧的物质力量的目的。
综上可见，在《导言》中已经逐渐形成了实践的观点。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实践性特征自参加青年黑格尔派运动时已有萌芽，通过对实践政治派和理论政治派的批判和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表明，克服思辨哲学的问题终结在于实践，而且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这一实践手段。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是将“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判”的物质力量和阶级基础，无产阶级革命是实现人类解放的途径，其决定因素就在于无产阶级的存在和觉醒。马克思后来在《前进报》上发表的《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也强调“一个哲学的民族只有在社会主义里面才能找到适合于它的实践，因而也只有在无产阶级身上才能找到解放自己的积极因素。”[6]484可见，马克思思想的实践精神在其哲学转变的新起程中的重要意义在于探索人类解放的道路和力量，并贯穿和指导了其毕生为之奋斗的实现全人类解放的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到任新岗位后，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给全学区所有的教学干部做一个学区教学工作报告。接到任务后，我马上把上学年学区所有学校的教学工作总结翻出来，进行分析、归纳。同时，我还抽调了各校的一些试卷，针对考试的各种题型做了一个试卷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本学期的工作思路。会议在海淀区群英小学召开，汇报中，我凭着清晰的思路、独到的视角、富有新意又切实可行的计划，受到了与会领导的一致肯定。后来听说一些原来认为我不适合做学区教学工作的干部，在这次报告之后也彻底改变了看法。
(二)“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
在《问题》中，马克思也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中来分析宗教解放、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了政治解放的局限，政治解放还不是人类解放。因为“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是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7]30，也就是说，人在政治生活中是社会存在物，是公民，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在市民社会中，人是尘世存在物，是利己的人。
这天晚上，米多翻来覆去无法入眠，脑海里一直在回忆鲍泽说的话。翌日，他收拾书包准备上学的时候，瞥见了桌上的笔筒里躺着一支录音笔。
鲍威尔把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裂世俗化，把犹太人问题变成了纯粹的宗教问题，认为实现了政治解放就能实现犹太人的宗教解放。实际上，政治解放和宗教解放都不能实现人的解放，因为政治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宗教性超越，政治国家表现出来的只是公民政治上的解放，在政治生活中，公民表现出来的只是人的社会本性，一旦回归到市民社会，每个人还是复归为自私自利的个体，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冲突就在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冲突，根源存在于经济领域。何况这种政治解放也仅仅只是解放了市民社会中原来被压迫的资产阶级，他们又变身为统治阶级，这种政治解放实际上只是部分人的解放。那么犹太人该如何才能获得解放呢？“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寻找他的宗教的秘密。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礼拜是什么呢？经商牟利。他们的世俗的神是什么呢？金钱。”[7]49马克思正是从市民社会这一基础出发，分析犹太人问题的根本所在，并指出“犹太人的解放，就其终极意义来说，就是人类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7]50。在马克思看来，犹太精神基于市民社会，且发展到了极致，能影响政治国家，能把一切关系纳入它的活动范围，实现对人和国家的奴役，因此，“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7] (55。所以，政治解放虽然是一大进步，但不能消除人的实际的宗教笃诚，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只是国家对宗教的超越，并不等于现实的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更不能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
(三)人类解放
马克思研究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讨论犹太人的解放问题，目的不仅仅在于讨论如何解放犹太人，“犹太人问题”的解决还必须从“人的解放”进一步推进到“人类解放”，他的终极关怀是全人类的解放。全人类解放的道路在哪里？要依靠什么力量来实现人类解放？政治解放如何实现向人的解放的转变？这都是青年马克思在思想转变过程中思考和探索的问题。马克思深刻理解实现政治解放还远不能实现人的解放，只有实现人类解放才是真正的解放。《问题》中马克思认为鲍威尔完全混淆了宗教解放、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三者的关系，并指出“只是探讨谁应当是解放者，谁应当得到解放，这无论如何是不够的”[7]25，“只有对政治解放本身批判，才是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批判，才能使这个问题变成当代的普遍问题”[7]25。马克思看到了鲍威尔没有讨论的问题，即政治解放存在的问题。马克思认为人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中过着双重生活，在政治生活中人是公民，在市民社会中人却是自私自利的人。然而，解放的目的是回归，是让人回归到人自身，既不是成为政治社会的“政治人”，又不是成为市民社会的“利己人”，所以，只有现实的人复归于自身的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实现和完成。虽然当时马克思还没有开始注意经济领域的问题，但从犹太人的世俗基础中发现了类似之处，金钱是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之神，可以剥夺整个世界的固有价值，所以犹太人要得到社会解放，就是社会要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问题》中探讨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问题，但是没有给出解放的方案，《导言》中给出了答案，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德国实现人类解放的可能性就在于无产阶级的产生，“要使人民同市民社会特殊阶级的解放完全一致”、“要使一个等级真正成为解放者等级，另一个等级就必定相反地成为公开的奴役者等级”[7]15。无产阶级才能肩负起这样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是社会解体的结果，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的阶级，不是自然形成的，是伴随着工业的发展而产生的，是“人为”造成的阶级，无产阶级是基于反抗自身受压迫的迫切需要，从而承担起解放自身和普遍解放的重任，所以具备最彻底的革命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将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将人类解放和哲学相结合，去完成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承担这一伟大历史使命。
因此本人通过对传统直板PBL连接件进行结构改进，提出了一种新型PBL连接件——波形PBL连接件，如图2所示.同时本文仅对贯穿钢筋在波形PBL连接件中的影响进行研究.
人类解放是马克思追求的社会理想和前进的方向，马克思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这一问题意识，从犹太人的解放，讨论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力量，找到无产阶级革命这一实现人类解放的途径。实现人类解放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和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将哲学作为批判的武器来承担和实现人类解放的任务，无产阶级探索革命这条世界各国人民实现人类解放的一条普适性道路，是人类获得实际解放的关键所在。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普适性道路是马克思思想转变过程中实现新的起程的重大贡献。
五、结语
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导言》和《问题》这两篇文章，是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决裂并对社会事务有初步接触之后撰写的。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实现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这两大转变，具有里程碑意义。纵观马克思一生的奋斗历程，其哲学批判的现实性转变，不再纠缠于青年黑格尔派的空谈理论；实践性转变为他一生“为人类而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探索的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道路的普适性，为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指明了方向。因此可以说，《导言》和《问题》两篇著作体现出的马克思思想的转变，是马克思哲学思想新的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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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Start of Marxist Philosophy: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rx's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 Introduction of Critics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and Jewish Question
LIU Bo
(College of Marxism,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zhou 550001,China)
Abstract:After completely breaking with the young Hegelian school,Marx gradually explored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road and the liberation of all mankind in the process of criticizing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and discussing Jewish problem.Since then,Marx has changed from religious criticism to criticism of realistic people and politics and gradually formed a practical point of view,believing that the liberation of Jews can only be completely realized after the liberation of human beings,and that revolution is the only practical way for the proletariat to realize the liberation of all mankind.The reality,practicality and univers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ad of practice of philosophical criticism mark the new start of Marxist philosophy.
Key words:Marx;thought from;realistic;practical
中图分类号：B0-0
文章编号：1007-4074(2019)03-0033-08
*收稿日期：2019-03-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KS097)
作者简介：柳 博，男，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DOI：10.13438/j.cnki.jdxb.2019.03.005
(责任编辑：陈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