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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N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934(2006)10-0031-06
在关于创造的问题上,有许多神话式的观点。而且,人们已逐渐把它们作为真理接受了下来,例如,“创造的过程是神奇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规则是创造的天敌”,“创造在于无拘无束、自由想象”……人们往往相信,为了产生创意,他们必须克服精神障碍,被给予完全的自由,即不受到任何框架的约束,从而能够在无限的思维空间里任意驰骋。有鉴于此,科研人员创造了头脑风暴、集思广益、横向思考、随机激励等各种催生主意的方法。这些方法的共同特点是对所有主意不加评判,鼓励小组内部成员对彼此的主意或者某一随机选定的“种子”主意积极展开类推,其预设的前提是:只要打破规则和范式、增强随意性、对思想不加任何限制,就能增加产生创意的概率。
这些方法是否有效呢?许多研究发现,个人单独形成的主意往往胜过头脑风暴小组形成的主意。头脑风暴法曾被认为是把事先未经交流或无法表明的现有想法摆到桌面上的快捷方法。然而事实上,创新者很少采用头脑风暴法,主要是因为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想法不成熟。头脑风暴法基于非判断性思维,而多数作出发现或发明的专家认为,批评(作为一种限制)是激励其选择及产生更为完善想法的行之有效的工具,头脑风暴法多半情况下仅仅产生低风险(缺乏开拓性)、不成熟而又需表决的想法。实验证明,面对问题时,被告诫“打破规则、突破界限、改变范式”的人,并不一定比那些没有得到任何告诫的人更善于解决问题[1]。
1 规则中游戏
头脑风暴法的失效归结为任务本身的非结构性。试想一下,如果给你一张白纸,要求你随意画上点什么或画出突然闪现在头脑中的任何东西,你会有怎样的感觉?而如果给你同样的一张白纸,让你就某个主题作一幅画,一般说来,你就少几分焦虑、多几分自信。给你指定一个范围并不意味着扼杀了你的创造性,因为它并没有明确地告诉你画些什么和怎样画等具体内容。这个范围只不过给出一定的限制条件,让你能朝着一个明确的目标奋进,从而使你能立刻在记忆深处搜索想要画的事物以及所运用的手法。这些条条框框好比是一个个“盒子”——它们是立体的,有一定的长度、宽度和高度,而具体的方方面面都还有待确定。
可见,一定的限制条件为创造者提供了创造的框架。当我们被迫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工作时,想象力也许会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产生最为丰富的思想。相反,如果给予了绝对的自由,反而感到无从下手。缺少了适当的限定和规范,不仅不能迅速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且还会陷入一种找不到目标的焦虑状态,后者很容易使人走入死胡同,并导致工作搁浅。其原因是,许多问题无法在结构性框架下(该框架由初始状态、激励因素、约束因素和目标这四个必备要素构成)给出完备、清晰的描述,从而导致搜索空间过于广泛。事实上,许多问题之所以看似难以解决,并不是因为我们在已经想到的备择方案面前难以抉择,而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想不出哪怕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途径[2]。
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在主意产生过程中,发现和运用规则往往会使主意具有更大的“惊人度”(用来度量创造性的一个指标)。因为,一个可供参考的认知框架将会增强人们对“游戏规则”的敏感度,从而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探索未知世界。一项关于广告的调查统计再一次对“创造性与完全的自由相联系”这一假说提出了挑战。研究发现,某些规则是广告成功的基础,服从这些规则的广告将比那些不服从这些规则的广告更富有创造性;在所研究的广告样本中,89%的获奖广告都至少服从所给出的6个规则中的一个,如果称规则为“创造的模板”,那么在有模板的广告样本中,25%的广告的模板是很简单的“置换”模板。由于一个创造模板是由一系列清晰的基本操作构成的,所以可以给出一个算法用来系统地产生广告的创意。实验者构造了上述计算机算法程序,并根据给定的广告创作主题运行该程序,生成一些广告的创意,而后将这些创意和其他三类同一主题的广告创意一起,交给独立的评价人员。结果是,就创造性而言,给予了完全创作自由的外行人员竟然不敌简单的计算机程序[3]。这一现象提示人们:过于自由的思想环境阻碍了创造性的发挥。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各种创造过程都或多或少地遵循着普遍的规则,具有普适的结构(如关系结构)。20世纪的语言学、人类学、管理学、信息学等许多学科都有意无意地应用和发展着关系结构。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规则不仅是组织既有的历史事实的框架,而且还是创造性思考活动可资利用的潜在资源。人们在不同领域应用和发展类似的模板置换时,其创造力都有可能得到提高。其他来自产品构思、技术创新方面的证据也都表明,基于模板的创意具有高度的创造性[3]。
其实,任何一种发现或设计,其创意都是在限制之中的创意:限制不仅规定了范围,而且也提供了可能;而创意一方面遵循限制的制约,一方面突破其限制,开辟了新的天地。例如一项产品的设计,受到多方面的限制,首先来自社会的各种需求,其次是特定材料、加工制作工艺等因素;另外,以往旧创意形成的模式常常也在束缚着新的创意,而创意正是在这种种限制中,找到了突破,找到了实现其自身价值的途径和新方法。
创造的自由度是建立在高度合理化的基础之上的。产品若没有节点的固定处理,无法谈成型,更谈不上功能的完善。文学艺术的创作主体一经选定类型与体式,就等于同时找到了两种东西——经验与限制。艺术家之所以自愿寻求这种限制,是因为审美大众乐于欣赏这有限制性的艺术表现。正是因为有了限制又能克服和超越它,才显示出人的智慧和本质,才能达到创造的境界。雨果曾说,各种各样的形式,对于天才来说,都是精巧的手段,对于愚人来说则是笨重的工具[4]。闻一多在诗论中谈到,诗词要讲究格律,这似乎是一种束缚,但恐怕越有魅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镣铐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跳舞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做诗的人,才感到格律的束缚[5]。
事实上,限制与创造之间本没有严格的逻辑对应关系,之所以将其并置在一起,是因为两者之间确乎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当人们面对一大堆限制(条件)而苦苦思索时,往往能迸发出创造的火花,且不论这灵感是一瞬而逝或是思如泉涌。创意的成功就在于把握好来自多种限制中的多次机会。限制有明确的、直接的,也有模糊的、间接的,而重要的限制因素有可能就潜藏在条件的深层。因此,创造者首先要发掘限制条件,并加以选择,这是一个运用智慧的思维过程。限制可以激发人们进行更多、更深层次的思考,它为创造火花的迸发提供了更大的几率——限制是创造的催化剂。许多创造之所以获得成功,正是发掘了限制条件,利用了限制中的自由度,从而成为创造性的东西。
创造,好比在规则中游戏,换句话说,为了自由而去创造限制。而如果没有组织秩序,那么不啻于消灭了自身。完全的自由,就是彻底的死亡。创造并非是一种没有束缚的任意自由的产物。DNA结构的发现,整个过程如同一个猜谜游戏,沃森和克里克利用别人已提供的线索,在最快的时间内求得了正确答案。他们的工作更多地不是在实验室或图书馆完成的,而是在办公室、聚餐以及湖面泛舟时以闲聊的方式一步步接近答案的。布拉格在为《双螺旋》写序时戏称他俩是“站在巨人的脚趾上”。然而,沃森在剑桥的导师佩鲁茨这样写道,我们羡慕他们的不劳而获,其实是混淆了艰苦的工作与艰苦的思维之间的关系。沃森和克里克的成功凭借的是一种稀缺的想象力,而不是艰苦的实验数据收集,但这决不意味着投机取巧。克里克从物理学角度出发认为,规则的螺旋会大大减少自由变量的数目,这将使结构变得易解。而关于链条的数目,鲍林和威尔金斯(包括沃森和克里克)最初都在三链模型上栽过跟头,是生物学界的普遍规律再次帮助他们设定了双链,因为成双配对正是生物界的基本现象[6]。
2 选择性搜索
按照隐喻的说法,观念的产生、评价和选择是一种在问题空间中进行的搜索。它既包括知识搜索,即对存放于长时记忆中的、与当前状态和问题空间相关知识的搜索;也包括状态搜索,即对相关算子被选择后的具体使用过程的搜索。这种搜索可以在深度和宽度两个维度上展开,分别被称为“深度扩展搜索”和“宽度扩展搜索”。前者是解题者凭借自己的选择和评价,在某一选定的路径上通过一步步的算子施用得到解答;后者则是提出多个可供选择的路径,然后抽样找到最佳路径。
在进行具体搜索之前,解题者都有一个规划。规划限定了答案的可能范围,这使得观念的产生并非是毫无目的地自由联想,更不是想得越离奇越好。创造学联想学派的迈德尼克在他著名的远程联想理论中认为,“在创造性过程中,大脑中已经存在的思想以不寻常的、创新的和有用的组合方式联系在一起。我们已有的每一个映象或概念与其他映象或概念联系在一起”[7]。所谓远程联想,就是远距离联想,即甲与乙“相隔遥远”、“不伦不类”,但他们仍有相关联的特征,找到了这种特征,甲乙事物就能出人意料地结合在一起。远距离联想包括时间距离、空间距离以及逻辑距离的联想。迈德尼克指出,那些头脑中善于形成概念联想的人将会拥有较高的创造性。格式塔学派则认为,创造性思维主要是“思维的模式或形式”的转换[8]。
创造性来自非逻辑思维的论述已经屡见不鲜,而人工智能专家赫伯特·西蒙《关于直觉、顿悟和灵感的人工智能研究》一文却揭示了“直觉归纳”与创造性过程鲜为人知的奥秘。他从认知心理学与人工智能研究的角度,把环绕于直觉、顿悟与灵感的神圣光环和神秘性完全进行解构。在“作为灵感的选择性搜索”一节中,他分析指出,BACON归纳程序用于寻找规则的“生成过程”并非随机的盲目搜索,可能的搜索空间是无限的,而实际的有选择的搜索只限于其中的一小部分。BACON程序是1987年由朗利(Langley)等人设计的一系列计算机程序,用来从一系列经验数据中归纳发现自然界的定量的经验规则。西蒙认为:“BACON的‘规则生成器’包括三个进行有选择搜索的启发式:(1)从简单函数着手,然后通过联合进行更复杂的函数;(2)在选择下一步函数时,BACON受资料的指引。特别地,它首先注意某一变量相对于另一变量是否单调地增加或减少,变量间的比率是否恒定等;(3)当涉及到两个以上变量时,BACON一次只改变一种自变量,明确少数变量间的条件性依存关系后,再探测其他变量改变的影响效果。”[9] 西蒙确信,所谓灵感只是启发式搜索的副产品。盲目搜索像大海捞针,耗时过多而成功概率却又极小。因此对创造性过程而言,我们要用“有条理的搜索”和选择保留理论来修正和替代“盲目发散”。
西蒙(Simon)和卡普兰(Kaplan)[10] 的研究结果表明,顿悟的出现是由于被试找到了适宜的问题表征方式,而被试只有获得指引搜索和使搜索高度有效的强约束条件才能发现适宜的表征;问题本身的特征和相关领域的知识是强约束条件的主要来源,它们能引导被试产生特殊有效的问题表征[11]。对于某些创造行为来说,“爬山”是一个恰当的比喻。深度扩展搜索与“爬山法”(hill climbing)的启发式搜索方法相对应。事实上,它是人类问题解决中最常用也最简单的策略。一个对目标状态所要满足的条件具有充分了解的解题者,决不会浪费时间去单纯追求备择答案的数量,而是会对可能答案的产生过程施加更多的约束,并力图一开始就产生一些满足标准所要求的高质量的答案[12]。
信息选择是智力发展的核心。有人认为智力的最佳结构,犹如一座高大雄伟的“金字塔”,大致划分为三个层次:知识处于最底层,是智能“金字塔”的塔基;智力是第二层,是建立在坚实基础知识之上的对客观事物的观察、思考、分析、判断、推理、想象、综合等认识能力的总和,是矗立在塔座上的塔身;创造能力属于最高层次,是塔顶上的明珠,这是运用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和进行突破或发明的能力,而它所依赖的主要是对信息的选择能力。可以说,选择力隐藏在创造力背后,创造力是选择力的发挥和利用。
特别地,从长时记忆中有效地搜索和提取相关领域的知识对于问题的解决是十分重要的。观念的产生并不是无引导的盲目活动,它是由内化的标准、条件和信念引导,对现存的观念元素进行重组的过程[13]。当然,在具体解题活动中,深度扩展搜索和宽度扩展搜索并不是相互排斥或独立起作用的,实际的搜索过程表现为二者的有机结合。在有多个子目标的复杂问题解决中,整个过程展示为总体上的深度扩展,而在每一个结点上还具有宽度扩展搜索的特点。
由此可见,科学发现是模式识别与选择性(启发式[14])搜索的协作过程,创造思维中的直觉、顿悟、灵感等,都不过是以储存专业知识为基础的认知活动[15]。人们在积极的思考过程中,大脑皮层相应的区域内会形成优势兴奋中心。在它影响所及的范围内,已有的经验、知识会被激发出来,自发地进行分解和组合,搭成某种神经联系,产生潜意识,再通过某种激发而成为显意识,从而出现灵感促成问题的解决,正所谓“急中生智”。这是心理的正诱导规律的作用。由于自发的心理活动需要大脑一定的信息储存,它们是以概念、判断等逻辑形式贮存在大脑中的,这些信息的分解、组合和接通,自觉不自觉地循着一定的逻辑规律。其中,意向性表现出的指向性是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指向过程的一大功能是对意向对象的选择和组织。而选择性是人工智能进入日常世界范围时必须跨越的障碍。胡塞尔使用的“视界”一词,可以毫不牵强地与人工智能中的“框架”和“语境”相对应。如何忽略大量无意义的信息,从“信息海洋”里捞出那根真正有意义的“针”,这种“忽略的智慧”也许能从意向性中找到答案。
3 深度注意
信息时代的显著标志之一是信息和知识的数量急剧增长,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信息爆炸”。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因特网与通信手段的迅速普及,使得信息采集与传播的速度和规模达到空前水平。近30年来,人类生产的信息已经超过过去5000年信息量的总和。
说起来也许显得自相矛盾:如今我们接触“信息”的机会越多,实际获得的“知识”却可能越少[16]。因为有用的信息铺天盖地,而无用的信息也滚滚而来,信息泛滥正在模糊我们的眼球。大量的信息往往使决策者不能在短时间内确定哪些是主要的、精确的和最有价值的信息,因而无法作出判断。信息过剩给信息的检索带来困难,导致查找信息的时耗成本上升。由于真正有价值的信息被大量无用信息所淹没,所以求知者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大海捞针式的搜寻,这自然浪费了为搜集信息而付出的诸多成本。信息的接收、传播、生产和处理超过了人们的实际需求和能力,具体地说,主体对信息的感知和加工超过了自身的心理、生理承受能力和认知能力,因而不能对其进行有效充分地选择、吸收和利用。
当资讯的供给超过需要,人们的注意力就会下降。“表面上我注意的范围十分广泛。但是在需要集中注意力到某一件事情时,我发现我会感到很吃力。这样的情况还不是最糟的,排除干扰之后我还是可以集中注意力。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当如海的信息扑面而来,我经常会有lost的感觉,我不知道该注意什么,因为看上去这些信息都很重要。可是总有一些更加重要……”[17] 西蒙极有远见地指出,信息会消耗信息接受者的注意力,过量的信息导致了注意力的贫乏。
西蒙认为,信息充足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大自然向我们展示的信息富有冗余性,冗余得无法想象。人们在千百年历史中一直能观察到星体运动,它们包含着建立牛顿运动定律所需的全部信息,那些信息始终存在,直到几百年前为止。真正缺乏的乃是从那些信息中选取很少一部分,选取其中能用以建立重要的普遍法则的那一部分。因为,在科学工作中,“知”总是意味着“简洁地知”。[18]
在信息化社会的今天,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资讯(来自网络、电视、广告、报纸、杂志等),只有人们的注意力才是稀缺的资源。因此,我们不得不思考怎样来分配自己的注意力,以寻求或得到自己真正需求的信息。美国学者邓宁和麦特卡菲甚至讲道:“这样说也许很荒谬,要对更多信息感知的方法就是要更少地注意它”[19]。
注意是有机体在长期的进化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对外界信息的选择机制,它的存在说明人对外界信息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有选择地加工其中最重要和最有意义的。按照心理学的解释,注意(attention)是心理(意识)活动对一定对象的指向和集中。指向性和集中性时注意的两大基本特征。所谓指向性是指每一瞬间,心理活动有选择地朝向一定事物,而离开其他事物。所谓集中性是指心理活动反映事物达到一定的清晰和完善程度。注意的指向与集中是同一注意状态下的两个方面,两者不可分割。人处于注意状态时,其心理活动总是集中地指向一定的对象:或者感知着某种现象,或者回忆着某件往事。任何一个人心理过程,自始至终都离不开注意,正如乌申斯基所说:“注意正是那一扇从外部世界进入到人的心灵之中的东西所要通过的大门”。[20]
注意力这个资源的特点之一,就是你可能会同时注意到几件事情,但是无论如何,在某个时间之内,你的注意力只能集中于其中之一。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完全理性所假设的充分信息状态,不符合真实世界的实际情况。就目前人脑的开发程度,注意力很难再有量上的明显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不可再生性资源。此外,我们知道,没有吸引就不会有注意,但在信息爆炸时代,正是由于吸引太多,才导致注意力资源的稀缺,因为每一条信息都在吸引你,而注意力又决定于人们的生理功能,从这个角度上讲,注意力资源永远是稀缺的。
正是基于人的注意力是一种不可再生和复制的准天然资源——注意此,就不能注意彼,高德哈伯(Michael H.Coldhaber)首创了“注意力经济”的概念,它其实是“时间是最终的稀缺资源”这一思想的发挥。他在美国著名的《Hot Wired》(《连线》)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注意力购买者》(Attention Shoppers)的文章,文中指出,目前有关信息经济的提法是不妥当的,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极大丰富甚至泛滥的社会,互联网的出现,又加快了这一进程,信息非但不是稀缺资源,相反是过剩的。而相对于过剩的信息,只有一种资源是稀缺的,那就是人们的注意力。高德哈伯说,电脑空间提供了获取注意力的新机会,它给每个人都提供了获取成千上万人的注意力或让我们认为最有价值的人看上一眼的机会。但网络也使我们付出了代价,它增加了获取小部分这种有限资源的无情压力,同时导致我们对注意力资源需求的不断增加[21]。
所谓注意力经济,就是在信息量剧增的环境下,围绕争夺注意力这种稀缺资源而进行的经济。漫无边际地搜索和浏览,长时间地接触重复的、平面化的信息,都是对注意力的巨大浪费。这使我们想到了信息与知识的区别。简单地说,知识是经过精心研究和领会(have a true grasp)后的信息,即被深度注意、处理后的信息。一个内容提供商所能担当的,应该是知识导航和知识集成的角色,它所提供的内容,应是深加工后的而不是粗放的信息。这种内容上的深加工,就好比把水库里的水变成自来水,又如何把自来水变成纯净水,甚至利用自来水做成橙汁之类的饮料。
注意力经济论者认为,信息只是量的堆积,缺乏质的加工。而现今的时代是分析时代和洞察力时代,是信息加工增值的时代,吸引注意力来自分析缘由和洞察未来,是将信息进行加工,把事物的意义挖掘出来,使你看到实质面目和未来趋势。这样的分析加工才能把信息转化为资产,赢得持久的注意力。注意力的作用,就是减少决策成本。
事实上,人的注意力自古以来就是一种有限的资源,但长期以来由于受到信息传播方式和传播范围的制约,能够接受到的信息往往十分有限,人的注意力基本上可以轻松地应付。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汹涌而来的信息浪潮,人的注意力不仅早已力不从心,而且还有被信息淹没的危险。人只能注意到其事业范围内的很少一部分人和事。即使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或产品,只要能够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也能一夜之间身价倍增,成为畅销品。遗憾的是能够引起普遍关注的人和事永远只可能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正因为这样,注意力才会一跃成为现代社会最为稀缺的资源。这就要求用户根据自身框架(frame)所依据的意义,进行信息选择,体现出消费者主权,而不再是一种被动接收。对于厂商来说,注意力经济意味着不再采用广告式推销,相反要通过对话中的意义挖掘接近用户,使用户将注意力真正集中在自己的需求上。
4 信息有序化
通常情况下,那些带有幻想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表现出弱智的倾向,然而哈佛大学心理学家谢利·卡森(Shelley Carson)领导的潜伏性精神抑制症研究小组,通过大量实验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精神分裂者有着与具有创造性思想的高智慧者一样的特征。英国精神病科医生费利克斯·波斯特(Felix Post)对291位男性世界知名人士的简历作了长期调查,发现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曾被诊断出患有神经病,其中有达尔文和薛定谔等。波斯特由此推论:尽管在他们身上发现有精神方面和个性方面的错乱,但他们的智力水平确实超过常人。
现代脑研究结果已表明,在天才的思想和“疯狂”的想法之间相互存在着联系。古罗马哲学家塞尼卡曾经说过:“没有一种伟大的思想是不掺和疯狂想法的。”这一论断后来被包括莎士比亚和叔本华等人在内的很多思想家的行为所证实。我们此时把塞尼卡的论断提出来,不是去安慰患有神经官能症的脑力劳动者。真实的情况是,患有神经错乱症和精神分裂症的著名艺术家和科学家为数不少。他们常常表现出抑郁、狂躁和不安,甚至会自己结束生命,而在这些人中间出现许多极其健康的天才人物绝对不是偶然的。
为什么大脑一方面能进行高效率的创造性活动,另一方面又会引发精神病?心理学家汉斯·艾森克(Hans Eysenck)告诉我们:高效率的创造性活动和精神病的引发都与大脑的联想有关[22]。通过多巴胺和血清素等神经传播物质的作用,大脑一再进行着过滤过程。大脑这个过滤器只将重要的印象留下,而把其余的遗忘。正如艾森克所描述的那样:精神病患者无法控制头脑中涌现的各种意识,最终以难以理解的言语杂乱无章地显示出来。
大脑过滤器必须在日常意识僵化和无法理智的狂想这两个极端状况之间调整到最优水平时才能产生创造性。艾森克指出:“在脑中不时地产生许多特别的联想、意识、记忆和想象等,就是具有创造性思想者的标志。”那么,如何阻止精神错乱的出现呢?卡森指出:“当新信息潮水般涌来的时候,如果没有将信息有秩序地排好队,精神错乱就容易出现。但是如果保持足够的理智和良好的工作意识,就能够将部分新信息纳入创造的轨道。”[23]
这就是说,创造性思想的形成同时伴随着很多思维的混沌,在这关键时刻出现的无序正是精神分裂症的表现。1986年4月11日,在美国国家生物动力学与理论医学前景会议上,物理学家本尔纳多·休伯曼用一个动力系统的数学模型描述人眼运动[24]。在这个模型里,奇异的行为是系统内部高度非线性带来的必然结果,而与任何外部信号无关。这与洛仑兹发现的蝴蝶效应的本质是一致的,从而揭开了用动力学方法研究精神疾病的序幕。
事实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欧美一些物理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就致力于寻求在许许多多不同种类的不规则性之间的联系。生物学家发现,人类心脏的血管在显微镜下交叉缠绕,其中具有惊人的有序性;在生物脑神经系统中,从微观的神经膜电位到宏观的脑电波,都可以观察到混沌的性态,证明混沌也是神经系统的正常特性。90年代开始,混沌和神经网络的研究进一步结合起来,试验表明,研究者提出的混沌神经网络模型所绘出的输出图形和脑电图极为相似。脑电的混沌特性具有神经生理基础,产生脑电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是大脑的神经细胞,在人的大脑中约有上百亿个神经元,而神经元是高度非线性组织,它们通过突触相互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神经网络,这个网络是信息处理的中枢。人脑中巨量的神经元(10[11])及更多数量的神经连接(10[12]),使得脑电波信号表现出混沌行为[25]。现代脑科学已把人脑的工作过程看作复杂的多层次的混沌动力学系统。
人类的精神活动是极其复杂和不稳定的。一个正常人的思维中包含混沌的成分,因为脑混沌是导致大量思维模式出现的根本原因。作为一种非线性动力系统,人类的精神活动具有混沌的本质特征。
混沌运动中存在可数无穷多个周期轨道,它们可以和抽象思维中逻辑上封闭的思路对应起来,这意味着人脑中包含了可数无穷多个合乎逻辑的思路,它们体现了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的演绎和收敛性。因而正常人的思维可以自行保持其稳定性和连续性,其精神活动是协调统一的,不太容易受到外来因素和自我情绪波动的影响,表现在语言、行为上是适切的。
同时,混沌运动中具有不可数无穷多个稳定的非周期轨道,它们可以和发散性思维联系起来,即由一件事物出发产生各种广泛的“联想”。混沌运动的最大特色,也是混沌运动的基本特征就是它的“局部不稳定性”,这种特征正好由那条不稳定的非周期轨道来体现。它的存在意味着,一个思维活跃的人可以很快地从一个思路跳到另一个思路,其间并不需要什么现成的“逻辑”,它们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我们可以从这条不稳定的非周期轨道的存在中找到灵感、顿悟、直觉等的某种解释。这是一类超高级的发散性思想,能够在头脑中创造出新的想法,“直接”达到问题的解决。
大脑中的非线性现象不仅表现在混沌性方面,而且表现在人脑中存在着自组织的控制过程。脑混沌为发散性思维提供了基础,而脑中的自组织则使思维有序和条理,并产生特定的思维模式。思维中的有序性主要是来自思维中的自组织和不同层次间的相互调控,使其在布满吸引域的问题空间中进行搜索选择,由此完成信息的加工和处理。简言之,思维中的条理性是一种对混沌控制的结果,它导致了思想从混乱向有序的转化。
人脑的正常思维包括三种类型: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潜意识思维。无论何种类型的思维都包含三个基本的步骤:第一步是思路的展开,即在头脑中呈现各种各样可能达到问题求解的思路;第二步是思路的选择和搜索,即根据问题求解的需要选取合适的思路;第三步是根据问题的性质和求解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得到具体的“答案”。因此,思维的过程可以用“问题空间”的展开、搜索和求解来描述。
问题空间的建立实际上是思考范围的划定。答案是头脑中的思维模式对外来信息进行加工的结果,而提问时所传递的信息只是对某种思维模式的“激发”,所以,更深一层次的问题是思维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在思维过程中,人脑得到提问后就不再需要外部的特殊指令,它会通过内部的自组织来“展开”空间和搜索答案,求得问题的解答。在这里,外部的提问(刺激)只是起到一个“拨动开关”的作用,等于打开了一个问题意义和答案的“仓库”,至于仓库里原来装有哪些东西(答案),则取决于原先思考和学习积累的结果。问题的意义和答案的选择是在头脑中自行进行的。选择就是问题求解,关键在于按什么样的原则来进行选择,以及如何进行选择,即选择的过程、规律和机制。如果说问题空间的展开还需要有外来提问的刺激的话,那么,选择的过程则完全是在“头脑”中自行完成的,是一种明显的自组织过程。
当然,历史上一些伟大的发明创造是很偶然的,尤其是当遏制创造力的种种约束条件把问题的解空间限制成惟一解或少数几个解时,就特别有必要求助于随意性。但是,对大多数创造性任务来说,随意性往往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人们依靠随意性搜索将无法完成任务,因为规则是产生创意的“骨架”和“基础设施”。就那些本质上服从规则的创意而言,一旦明确了规则,往往可以获得创意的主要特性。虽然这与人们对创造性的传统看法出入很大,但却非常有助于生成富有创造性的创意,从而也提醒人们有必要重新评估能够激发创造性的基本方法。
(本文为博士后研究报告“认知科学发展趋势研究”的一部分,作者对导师叶浩生教授深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