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介一本美国学者撰写的中国现代化学史——兼论中国现代科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一本论文,美国论文,几个问题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两年多前曾经读过一本关于中国现代化学史的书，作者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研究教授J ·里尔登—安德森 （ JamesReardon-Anderson）。该书的英文书名是：The Study of Change,Chemistryin China,1840-1949，译成中文是：1840-1949的中国化 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这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和深入的分析吸引了我，当时就想写一篇文章评介这本书并对现代科学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因为其他工作而延误，直到今天才有时间完成这个愿望。
从书的内容看，作者对中国的近代现代的历史是很熟悉的，作者还流露出本来打算写一本中国现代科学史的书。但是又感到科学的范围太宽，写起来容易失于一般化，因而想从一门具体的学科入手，进一步延伸到整个科学，使读者能从具体到一般。于是就选择了化学作为主题。作者本来不是学自然科学的，当然也未曾读过化学。为了写好这本书，作者用了两年时间到大学里读化学系的课程，并读了一些化学史的著作。
那么，为什么要从化学着手来研究中国现代科学史呢？作者是经一番考虑的。从西方发展起来的现代化学，到了19世纪后叶较多的传入中国的时候，已经是一门成熟的学科，形成了独立的科学体系，在科学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化学工业、化学教育和化学研究三者几乎融为一体，以科学为基础的化学工业已经是西方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了大量财富。因此，作者认为，同物理学或天文学相比，化学更容易抓得住。现代化学也不同于地质学、生物学或气象学，不具地区特点，不论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能根据相同的原理和相同的实验方法得到相同的结果。的确，化学包括化学工业传入中国后，给沿海城市的经济带来了活力。由于认识到化学的应用性，选择学化学的中国人比学其他自然科学学科的多，数量和质量也提高得快。于是化学教学和研究也随之发展起来，化学的学术活动和化学期刊逐渐建立。以上种种都使考察西方科学传入后在中国的发展和对中国的影响比较容易，因此也就促使作者下决心去学习化学、研究化学在中国的发展。
然而， 这本书并不是纯粹的学科史， 其突出特点是：紧密结合从1840到1949年间这一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背景，来研究化学以至整个科学在中国的传入和发展，包括了科学思想、科学政策和政权变迁等。这方面的内容占的篇幅相当大，约为全书的1/2以上。这就是为什么作者选用了“双关性”文字为全书命名。化学这一中文名词在1840年以前就有清朝学者提出，清末学者徐寿在翻译英文Chemistry 时也用了这一名词，着眼于化学是研究物质间变化的学问。由于这个译名含义贴切，一直延用至今。如果把“化学”译成英文，则除了Chemistry之外，还 可意译为“Study of Change”即，“变化之学”或“化学”， 也可理解为“变化的研究”。这里的“变化”可以是分子、原子间的变化，也可以是社会的变化等。书名的“双关性”反映了内容上包括着从狭义到广义两个方面。
总之，这是一部把科学史上称之为“内史”（狭义）和“外史”（广义）两个方面相结合的著作。关于化学、化工方面的内容有待研究化学史的学者们评介，本文只涉及同中国现代科学史（当然也包括化学史）研究关系密切的6个共同的问题作一些探讨。
1 历史的分期问题
该书囊括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110年的历史。这正是中国的政体、社会发生极大变革的时期， 也是中国接受从西方传入的科学向现代化迈进的时期。为了阐明如此长而复杂的110年的科学发展，作者把它分为以下4个阶段：
（1）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5年中日战争失败之间的56年为第一阶段，标题为“科学和自强”。其中“自强”是引用了清末政府用以标榜洋务运动的口号。
（2）从1895年的维新变法到南京政府成立的1927年为止的33年， 标题为“中央政权的空白期”
（3）从1927年南京政府的成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前的10年，标题为“南京十年”
（4）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12年，标题为“战争”。包括了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和共产党统治的延安地区。在全书的结束语中，内容更延伸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
作者经过考察，认为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主要是随着政权或社会的变动节奏而起落的。所以，同我国的一些科学史著作一样，都是以政治历史的划分来给科学史分阶段。不同的是，作者没有用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年或1919年“五四”运动的发生年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志，而是把1911年和1919年都纳入第二阶段内。这是因为，在腐败的清政府屡败于英、法、日等国的入侵之后，中国正处于旧的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全面瓦解的过程中，缺少一个强有力的、有效率的、现代化的中央政权。这时，在人们的思想中，旧的权威在幻灭，旧的信念失去了昔日的牢固的地位；同时，各种变革的思想争相涌入以填补空白，而莫衷一是。这种形势给中国的科学发展创造了巨大的机会。尽管中日战争的失败暴露出洋务运动所倡导的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的轻弱无力，但是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愿望却势不可挡。从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到知识界都认识到需要采取有力的变革措施，来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科举制度的废除，洋学堂的兴办，不论是国立的、外国教会办的还是私立的现代化大学的创建，派遣比过去水平高、数量多的青年到西方各国学习，等等，使中国的教育和科学的面貌日新月异。而真正的科学研究也正是在这个阶段的后期才逐步形成而植根于中国。当然，这种形势也向中国的科学提出了挑战，提出了中国的现代科学在几乎从无到有的过程中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以后的科学发展才逐渐解答了这个问题。可以看出，这个阶段的划分，既是政治的划分，也符合科学本身发展的情况，值得参考。
作者重施笔墨于“南京十年”，共112页，约占全书375页的1/3，是4个阶段中篇幅最长的。的确，这是110年中科学研究成绩最显著的10年。在前一、二十年中送出的留学生大量回国，大学理科、工科教学和研究的水平明显提高，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相继成立，一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机构也逐渐兴办，学术活动，包括国际间的学术活动逐渐增多，这些显示了中国现代化的科学工作已初具规模。以后的战争年代使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科学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因为广大的科学家都坚守着岗位，使这10年的建树成为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科学的基础。
2 洋务运动时科学引进促进改变的局限性
作者同当前我国科学史学界一样，充分肯定洋务运动时期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工作。其中特别突出了把西方科学书藉译成中文的工作，使中国过去没有的科学语言得以初步建立，功不可没。当然后来日本的科学译名对中国也有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作者对这个时期中由于科学的引进所发生变化的局限性也作了一些科学社会学的分析。
作者指出，实际上在19世纪的中国，真正对科学感兴趣并能理解科学意义的人是很少的。因为在这段时间内，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准则等方面都顽强地保留着旧有的一切。门户的开放，以允许加强政府力量所必需的人、机器和思想的引进为最大限度。
这个时期所建立的少数新式学校中，教师和学生的水平都不高。许多在教学岗位上工作的外国传教士原来接受的科学训练就有限，而且在学校中往往一人兼教数、理、化几门课程，甚至有的还要负责行政管理，其教学水平可想而知。京师同文馆是当时水平最高的一座学府，在中国教师中只有李善兰几个水平较高的；在外国教师中取得博士学位的只有一位化学教师。学生的情况也很不理想，能坚持学完的为数不多，不少学生为仕途所吸引，花时间为当时的科举考试作准备。
新式学校的毕业生本来就不多，而出路却很困难。作者举出19世纪80年代中国的制造业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4%为例， 说明当时社会对技术人员的需求是很有限的。作者还分析了福州军事造船厂附设学校从1866年到1911年全盛时期的629名毕业生的出路，其中只有6名工程师为该造船厂雇用，3名留校教书并作翻译， 少数几名到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的新式学校教书，而大量毕业生没有从事与专业有关的工作。可见，出路困难挫伤了学生学习科学、技术的积极性。
作者对当时较为开放的知识界接受科学知识的状况也作了一些考查和分析。那时与西方传教士合作翻译科学书藉的中国学者接受的科学知识最多，他们大都仕途受阻，接受科学知识后，确也放弃了旧的文化。即使如此，旧的书生习气仍旧深深地影响着他们，习惯于书斋工作、轻视体力劳动和技巧训练等等，使他们不想动手作实验，更不认识要用实验科学的方法进行科学研究。当然作者也肯定了中国长期的文化传统，如尊重知识，注意资料的整理和保存、记录的训练等优点等，也有益于学习科学知识。
这些科学译本在中国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作者也作了一些考察。在中国的知识界中有为数不多的人读过这类书藉，也接受了其中所传播的科学知识，由于根深蒂固的旧文化的影响，这些知识往往被纳入原有的文化框架中而被扭曲变形。如康有为的确读过不少有关声学、光学、电学、力学、数学、化学和生物学等译本，并把这些知识编织在他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如在他的乌托邦式的《大同书》中接受了进化思想，但达尔文进化论的精髓——自然选择却不见了。在他的著作中只有旧文化的精神，却找不到怀疑态度和理性主义等基本的科学精神。像康有为这样的学者不能说是个别的。作者还收集资料考察当时中国知识界对中国古代“格致”的概念和现代的“科学”概念的认识。这是两个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都存在着巨大区别的概念。但是不少人认为这是两个等同的概念，最多是“格致”的研究对象更宽广，所涉及的问题更为概本而已。只是到了20世纪第二个10年中，“格致”才被从日本引进的译名“科学”所完全取代。
无庸讳言，洋务运动时期引进西方科学和技术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是有重大意义的，其“局限性”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现代科学真正在中国生根还是在20世纪。
3 第一代科学家和科学主义
作者把1910年前后到西方一流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并于1920年前后回国的留学生称为中国第一代科学家。他们大都出生于19世纪末的江、浙、闽、粤的沿海一带，其中少数人取得博士学位并在研究工作中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们中多数人从事于在大学中创建自然科学和工科的系，也有些人在企业中工作，还有少数人在政府部门工作。
在第一代科学家中不乏知名之士，而作者从科学贡献的角度出发，最推崇的是生物化学家吴宪（1893-1959），称他为“中国化学界的巨人”。当吴宪1919年在美国同他的博士生导师共同署名发表第一篇研究报告时，中国还没有生物化学的教学与研究。他们的这篇关于血糖分析新方法的报告后被称为福林—吴氏方法，在临床生化分析工作中被用了约50年。1920年回国后，长期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从事生物化学的教学与研究，除了给医学生上生化课外，在蛋白质的变性、免疫化学和营养学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同时训练出一批生物化学的骨干力量。当他1949年离开中国时，这方面的工作已经扩展到全国。作者甚至认为，“毫无疑问，吴宪是中国‘在20世纪前半叶中最伟大的化学家，或者是最伟大的科学家’”。
在第一代科学家中，有一批上个世纪中所没有的激进人士。他们批判旧传统，有革新精神，不断地探索救国之路。这批人大都不做或很少作科学研究，但是在他们倡导下，科学得以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科学主义”是由他们参与而产生的，成为中国新文化的支柱，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作者甚至称这些第一代的科学家是“中国新文化的制造者”。
在这本书中，作者对“科学主义”并无贬意，也没有像有些人那样把“科学主义”描绘成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作者通过研究严复、吴稚辉、任鸿隽、丁文江等许多人的思想，并分析了1915年开始出版的两本杂志，《科学》和《新青年》上的一些文章后，得出以下的结论：在20世纪第二个10年中，中国知识界在抛弃了对孔子的信仰后，急需一种新的信仰来填补，于是科学主义应运而生。这些第一代科学家中的激进人士不仅充分认识到19世纪已经为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所接受的科学的应用价值，还认为在对待人类的事务中也应该应用科学的模式和方法，而且坚信科学肯定能帮助中国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基于这种认识，科学就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之一。作者称这种思想为“科学主义”，他认为“科学主义”曾一度取得胜利，但从长远看来，则并非完全如此。
4 实验方法的建立和现代科学研究在中国的开始
实验方法是认识客观世界的有力手段，实验结果的积累则是现代科学得以发展的主要依据之一。研究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实验科学的引进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这本书中也较详细地介绍了有关情况。
作者首先介绍了在京师同文馆内化学实验室的建立，在那里先后请了两名水平较高的化学教师：法国化学家毕利于（Anatole Billeguin）于1866年来华直到1894年去世；其后又请了一位具有博士学位的德国化学家施普尔曼（Carl Stulhmann）到同文馆执教。在他们的努力下，于1876年建立起中国最早的化学实验室和博物馆，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教学中坚持发挥作用，使这个时期在同文馆中学化学的人比其他任何学科都多。
作者较详细地介绍了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Mateer）于1864年在山东省登州（今蓬莱）创办的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在尚存的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该校的课程表上，列有代数、几何、三角、微积分、考察和航海、化学、生理、天文、地质等学科的授课时间均为一年，物理学为三年。到1902年又增加了动物学和植物学。课本采用西方的教科书，其中数学为狄考文自编的教材。该校的实验室和车间的设备较完整，有机械、铸造、铁工、磨光和电镀等车间和设备良好的物理学和化学实验室。1913年登记的资料中列有该校储藏室的360种研究气象、天文和物理学的仪器，化学的仪器设备更多。作者认为登州学校在当时的中国是科学实验教学最好的学校，也是课堂教学和实践结合得最好的学校。该校毕业生出路也较好，如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即今北京大学，初成立时自然科学设备良好，自然科学各科的教师中，除外藉教师外，都是该校毕业生。可惜这些设备在1900年被义和团毁掉，此后20年北京大学的理科除地学外都很弱。根据1910年对180名校友的调查，有60%从事教学工作，其中教数学、物理学和化学的各10人。这所学校成为1917年在山东济南建立的教会大学——山东齐鲁大学的前身。
实验教学虽然在19世纪末已经开始传入，只是到20世纪第二个10年中在一些大学中才较普遍地开展。用现代科学的实验方法，以探索未知为目的的科学研究则开始得更晚。1920年前后，在少数的教会大学里和洛氏基金会办的北平协和医学院中，由于有一些具有独立进行科学研究能力的的科学家和各种必要的设备，科学研究才开始在中国出现。
5 大学的理科教育与科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大学是科学家集中的地方，一直起着培养青年与发展学术两个方面的作用。西方的经验早已证明，教学的水平同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欧美的一流大学都既是科学研究的中心，也是培养高水平科学人才的中心。作者在研究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时，大学的理科教育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作者着重比较了南京政府建立前后，大学理工科教育的发展。南京政府建立以前，从世纪交替之时起，中国就兴办起现代化的大学。同时西方的基督教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等也在中国兴办了大学。 作者选了5所国立大学和16所教会大学作了比较。
这5所国立大学是：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北洋大学、 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1900年以后除了地质系外，理科的教学力量弱，设备也差，而文法学院的学生却很多。如在1922年的毕业生中，学化学的只有3-5人，而学法律的却达57人。这时的北京大学理科教育还不如山西大学。这个时期的毕业生后来成为知名科学家的只有一名秉志。他后来留学美国，是1922年在康奈尔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动物学家。山西大学的教学分为3年预科和4年大学。预科的理科各科课程和英语等要求都较严，大学部则分为法律、矿冶、工程和科学4个部，1909 年有学生79人，其中16人学科学，13人学工程。当时社会评论认为山西大学理工科教学的水平最高。天津的北洋大学，在师资和设备上均属前列，工科教育一直有着良好的声誉。1921年建立的东南大学即后来的中央大学的前身，是当时唯一一所没有外国力量参与的大学，也是当时理科教学与研究最好的国立大学。全校86名教师都是中国人，大多数是归国留学生。化学系主任王琎是留美归国的教师，认真地建立起化学实验室，在教知识的同时教导学生动手做实验，并与年轻教师一起进行化学研究，被誉为中国化学专业的创建者。1928年在原来专门培训留美学生的基础上建立起的国立清华大学，以师资力量强，经费来源优厚，在以后的十年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起着带头作用。
这个时期内几所教会大学的理科教学和研究普遍较国立大学好。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也是从这些学校开始的。北平燕京大学于1922年就开始授予科学硕士学位。自洛氏基金会创办北平协和医学院后，为了保证医学生的科学和文化水平，于20年代初委托了上海圣约翰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广东岭南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学、东吴大学等多所教会学校，和私立南开大学开办医预，为协和医学院选择优秀的医学生创造条件。为此，洛氏基金给以资助，用以提高这些学校有关教师的薪金和补充科学设备，从而促进了这些学校科学教学的提高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到1926年，在16所教会大学中有4000名学生，约占当时大学生总数的1/5，有高级学位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1/2；而在当时名排前列的国立大学中有高级学位的教师只有1/3。令作者惊讶的是，在中国这样 一个农业大国里，只有两所教会大学，即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有农学院系，从事着农学教学与研究。
从以上情况看，在南京政府成立前，教会大学在理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起着主导作用。南京政府成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里作者引用了美国洛氏基金会1933年对中国高等学校理、工科教学的调查表。这个表格表明当时中国只有6 所大学在教学设施和科学研究方面能够满足4年制的理科教学。这6所大学是：国立的有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私立的（教会办的）有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和嶺南大学。有4所大学的工程教学是充实的，以上海交通大学为最好，其 他三所排名为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而只有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设有化工系。该书对大学和研究机构在中国化学会主办期刊上登载化学论文数目的分析结果也同上述情况类似。排在前4名的是：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中央大学，其论文总数为149篇，占期刊全部论文232篇的1/2以上。同时对各大学化学系教师的专长和成就也都有介绍。这里需要说明，北京大学原来的理科教学是比较落后的，但自1931年以后，受到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重点资助，聘请了高水平的教授到校任教，状况有了明显改进。从上述化学论文的统计中，还表明了中央研究院等专门的研究机构论文数目比大学少。在1931年到1937年的全部论文总数中，国立大学占66%，教会大学占17%，各类研究机构占17%。研究机构落后的原因同它们中多数建立得晚，研究人员少有关。作者概括南京政府成立以后理科教学和研究的情况是：起主导作用的已经改为国立大学，不过教会学校仍然具有一定的实力。这时读理工科大学学生人数大增。1931年的统计表明，理科大学生总数为4407人，工科大学生总数为3267人。当然文、法等学科学生总数还比这些数字大。
6 第二代科学家、 科学的自主性和关于在国家科学政策中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地位的争论
作者把30年代前后在西方学习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归国留学生称为中国的第二代科学家。对第二代科学家作者作了如下的描述：他们大都出生于20世纪初的江浙一带，多数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一流大学取得高级学位，知识面也比第一代宽，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过研究论文，回国后取得一定的国内外资助，能在教学的同时继续进行在国外已经开展的研究领域中的工作。第二代科学家虽然总数也不多，但较第一代人数多，由于有了第一代科学家为他们开路，他们不像第一代科学家那么热心于政治和为科学在中国争取适当地位，而是把课堂、实验室和工厂车间作为科学工作的阵地。他们在中国取得的科学研究成果逐渐引起国外同行的重视。他们对科学研究是以探索未知为目的、科学研究的自主性、科学的发展有相对的独立性等有较深的体会。这与第一代科学家中主张学术自由的人是一致的。
一般说来，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要求科学为富国强兵作贡献。在科学发达的国家中，科学力量强，国家往往采取倾斜的科学政策吸引科学家从事国家必须的紧急任务。其结果是必然有相当一部分力量被吸引过去。由于在这些国家中存在着多渠道的财源，科学的自立性得到各级组织领导的尊重，从事纯科学研究，即今天所说的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们仍能有足够的空间从事他们认为有意义的科学研究。但在像30、40年代中国这样一个科学欠发达的国家中，科学家的人数和国家的财力都有限，政府和科学家之间在强调应用科学政策的制定中就发生了分歧和争论。作者对这些争论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并提出最好的办法是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作者首先分析了南京十年中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南京政府成立后的1932年，教育部长陈果夫发布了“改革教育方案”，其中除了指责大学文法学院招生太多、毕业生失业人数的增加而造成社会动荡之外，特别强调了要用10年的时间改革大学教育，停止招收文法学院和艺术院校的学生，把这方面的经费转移到工、农、医各科，公费出国的留学生必须学应用学科，中学应加强数、理、化课程，为进入高等技术学校作准备，等等。这个方案引起知识界的普遍不满，从而展开了一场关于大学教育目的的讨论。很多科学家都认为大学生学习的知识面不应过窄，应该培养出有个人抱负和有志于发展科学的人才，而不是只会作急需项目的工具。有的学者甚至指出陈的论点退到了洋务运动时期“自强”论者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方针，而那正是使中国落后于日本，进而长期落后的原因。这场争论十分尖锐，但在实际工作中则是妥协的，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研究，仍能同时前进。
到1935年以后，日本侵华的野心更加咄咄逼人，科学研究应该为抗日战争作贡献的呼声日益高涨，纯科学和应用科学在国家的科学政策中所应处的地位之争再次尖锐起来。当时任中央研究院秘书长的丁文江反对政府控制科学研究，认为政府应采取鼓励的办法使科学家自愿从事应用研究，选择权应放在科学家的手中。对中央研究院的科学家可以采用这种办法，大学里的科学家应该享有更大的自由度。这样做，对科学的发展有利，最终也对国家有利。反对丁的意见也很尖锐，化学家李尔康说，在此国家危急之际，每个科学家都应该放弃纯科学研究和个人的荣誉，全力为国家的急需作贡献，甚至说“爱因斯坦有着伟大科学家的荣誉，但他却无家可归，无地休息”，等等。1936年一贯主张学术自由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出面讲话，说在当前的危机中，科学家应该对国家的需要给予最大的注意，中央研究院应该用技术力量为国家急需服务，但是也应有纯科学研究工作的地位，纯科学和应用科学是相互依赖的，不能忽视任何一方。这个讲话平息了争论而成为指导工作的原则。但是不同的意见仍然存在。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确有不少力量投入应用科学研究。为了教育和科学能够为国家服务，许多大学、研究机构和工厂离开沿海城市内进，科学家、教授们需要花费大量精力来适应新的环境。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大后方与世隔绝的状况有所改善，国外期刊又可以到科学家的手中。不久，旧的争论又复燃了。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教育部长陈立夫要大学大量开设同工业和军事有关的课程，要发动一个促进国防科学的运动，因此至1944年大学在校学生中理科学生只占9%，比1928 年的数字还低。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朱家骅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现象。集中在昆明的不少科学家都提出，不应该只看到目前的战争，还应当看到战后的建设和科学进步的重要性。这种争论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最多是在政府的干预和科学的自主性之间取得一定的平衡。
作者的视野也扩大到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作者花了一定的篇幅介绍去延安的、学习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为数不多的科学家和青年学生如何在艰苦的条件下，为解决人民生活和战争需要而制造的各种产品。同时也介绍了在1942年整风期间发生在以教学为主的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争论和最后处理。以乐天宇为代表的一些人指责在教课中科学知识占的分量太多，没有实际用处，脱离实际等。而校长徐特立和许多教员反对乐天宇的批评，坚持课堂教学中讲授科学知识的必要性。延安工业部门的干部则支持乐天宇，指责反对者“不适当地强调了学习和未来的需要，忽略了生产和战争的近期要求”，要求学院去掉有关基础科学的教学，使之变为专教应用技术的职业学校。由于这些干部在延安有一定的实权，他们的批评给学院以相当大的压力。虽然徐特立在1943年初公开驳斥了这些指责，但是最后还是以强调实际的领导取代徐特立任校长。作者认为这种由领导对理论联系实际问题的争论作出硬性决定的作法在全国解放以后的科学工作仍可见到。
上述6个问题都是中国现代科学发展所经历过的， 也是中国现代科学史研究需要面对的诸问题中的一部分。在1949年以后，还有尊重科学和科学家的问题、政治干涉学术的问题等。在整个科学中，不同学科所占的地位，以及在每一学科中是否应突出某一领域都可能存在着不同看法。这些涉及科学政策的问题都需要作深入的历史的探讨。这些不仅对科学史的研究，也对今后中国科学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说读这本书能有所启发，并不等于说这本书是完美无缺的。其中存在着一些我国学者不同意之处。例如，作者在全书的结尾曾推论说，少数受过大学理、工科教育的科技人员经过延安整风而留下来，能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科学、技术的领导部门工作，发挥了作用，但是有更多的被毁掉。这种推论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大家都清楚，在30年代中国理工科的广大师生多不问政治，奔赴延安的为数不多。根据一些在延安工作过的朋友提供的情况说，有技术专长的人在延安不但在生活上受优待，在业务上也受重视，尽量让他们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发挥作用。在整风运动中，他们中不少人受到政治审查，但却留下来了，没有听说有这样的人自杀的事。作者作出这样的推论，只能说是偏见在起作用。对这类问题或其他涉及史料等问题，相信读者会作出自己的判断。这些并不妨碍这本书中的有益部分，就是本文所提出的几个问题也需要同学术界共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