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日记续编》中的周恩来、邓小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日记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吴宓日记续编》关于共和国政要的记录颇值得注意。其关于周恩来的记载颇多，既折射着周恩来的公众形象和个人风采，又体现着吴宓的私人经验与个体情感。其关于邓小平的记录在邓主政大西南期间虽寥寥可数，却也以曲折微妙的心理显示出吴宓之个性色彩，有的则表明吴宓参加政协会议受到的礼遇及其限度。 仅就体量而言，先后经吴学昭整理出版的洋洋二十册日记无疑是吴宓一生留下的最“厚重”之著述。不仅整理者吴学昭在《吴宓日记续编》之《前言》中认为“父亲用自己的日记见证了历史，历史也通过日记确证了父亲及一代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心路历程留下浓重的痕迹，留供后人研究”①，识者如刘梦溪先生也强调“《雨僧日记》实际上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日记体中国现代学术史叙录，也是一部现代学人的文化痛史，其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均不可低估……足以嘉惠士林，传之久远”②。 翻开《吴宓日记续编》，当时共和国政要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陈毅、叶剑英、聂荣臻、林彪、江青等的名字在中都时有出现。以下以周恩来和邓小平为例撮要论述。 一、周恩来 《吴宓日记》未见关于周恩来的直接记载，而《吴宓日记续编》中关于周恩来的记载却颇多。据初步统计，《吴宓日记续编》出现“周恩来”19次，其中1次后缀职务“副主席”，10次后缀职务“总理”，8次直接称呼，常与“讲话”、“报告”相连，也有与“招待会”“答词”相连者；记录“周总理”67次，也多与“报告”、“谈话”、“讲话”、“访问”、“会谈”等搭配出现；另有1处职务后缀名字的“周总理恩来”：1964年8月20日“集大操场聆周总理恩来与彭真市长对北京城郊应届大学及专业中学毕业生讲话之录音播讲”③。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的共和国总理身份之深入人心，即使是在吴宓这样的“旧式”知识分子的日记中，其出现频率也以压倒性的优势超过本名周恩来，几有取代之势。同时，《吴宓日记续编》中的周总理既是民众信函(如邓心悟)或想要信函(如吴宓)的对象，也是“劫持”、“攻击”的对象。前者如1956年11月30日日记有“夕溪来，述悟曾函上周总理，汇捐三百元为援埃及之款，而自己穷困不堪，故乡二甥受命苦耕薄田，已劳累至呕血，急切待援等情。甚矣，悟之痴迷也”④的记载，后者如1971年10月10日日记的“上午8至12西师五一六化学系教师胡传义坦白交代其1967-1968之罪行：在上海、万县，重庆、西师(1)攻击周总理(2)攻击驻渝五十四军(3)挑起两派武斗(4)为自己表功”⑤。这自然与周恩来建国后的重要地位和现实影响有关，其中的情感取向与具体表述也折射着周恩来的公众形象和个人风采。而吴宓的私人经验与个体情感也在相关记录中时有体现。以下举三处记载进行简要分析。 1957年二月十日星期日 夕5：00西师党委会刘君来，今晚重庆市委特开晚会，招待周恩来总理，命宓偕郑兰华随同谢院长、李教务长往与会。宓述上次乘院长汽车入城，途中晕车呕吐，甚感不适，今日更寒，恐致病，请辞。⑥ 这是《吴宓日记续编》中吴宓最接近周恩来的一处记录。周恩来已经来到了重庆市委，吴宓等已经得到了市委的与会邀请，就距离而言无非数十公里，就时间而言不过车程几个小时。可以见到位高权重、万人景仰的周总理，就普通民众或知识分子而言，这是何等的殊荣，这是多好的机会，很可能会毫不犹豫地欣然赴会，即使有困难有阻力，“创造条件”也要躬逢盛会，叨陪末座。但吴宓无疑不是普通人，的确迥异于一般的知识分子，竟然以上次入城的“晕车呕吐，甚感不适”与当日的“更寒，恐致病”为由“请辞”！从中不难看出吴宓不热衷政治，不趋炎附势的个性特征。值得一提的还有此段文字后面就是“刘君往访邓胥功，亦以年老，身体不能支持辞”。这是关于教育学家邓胥功先生行事风采的一则宝贵记载。可见吴宓在当时的西南师范大学还是“吾道不孤”。而当时的西南师范大学也不乏特立独行的老先生、大学者。查《周恩来年谱》，1957年也有“2月8日到重庆。2月10日在重庆干部会议上做报告：这次在国外走了十多个国家，到处证明整个国际局势是趋向和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推广。战争推迟了，我们有时间和平建设。当然我们也不应放松警惕，帝国主义也并未放松侵略，战争危险是存在的”⑦的记载。两相对照，就不仅能证明吴宓记载的时间、地点是准确的，而且关于晚间的“晚会”安排，还可以对年谱的遗漏和空白形成修正，可供以后《周恩来年谱长编》的编撰者参考。 1967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一 阴，风。5—11℃未晓，梦北京斗争周总理(宓并不在场)，忽然寻见。周总理答：“此时便甚好”，欣然遂往。斗争两小时。后又斗争一次，只一小时，专质问外交事件(问题)。群众称赞周总理之，故斗争亦不激烈云(按：宓日之所思，夜则成梦)。——遂醒，才4a.m.。⑧ 虽然吴宓在日记中多有吴宓梦境的记载，如1943年3月25日日记即有“未晓，梦谒见蒋公，陈说国事，甚失望，且触其怒。被祸，营救，得免”⑨的内容，但这是《吴宓日记续编》中唯一一次梦见周恩来的记录。其内容居然是斗争共和国的周总理，这本身已经非同寻常了；而周总理之欣然遂往的情态，也着实让人吃惊。斗争历时3小时，对日理万机之人，不能说短，而态度和善也殊为不易；虽得群众称赞，斗争亦不激烈，但背后的悲剧和荒谬感也是特殊时代中国政治生活的曲折、虚幻却不无现实根源的反映。吴宓自己“宓日之所思，夜则成梦”的解释虽然只是关于梦境的常识，但对于我们解释这个梦境却非常重要。吴宓日之所思到底是什么呢？检阅前几日日记，从“惟各系皆将吴宓列入其单中为斗争之对象……即日将斗争宓：各系不至斗争及宓；最主要者为中文系师生对宓之斗争会，继之则有全校师生员工对宓之斗争会”(1967年12月20日)⑩；“刘君谓，观宓近日形容憔悴、精神颓丧、盖由忧虑过度，健康与身体受损。故劝宓三条：(1)宜放怀，勿忧惧……只须恭顺承受，到时过关……天下之大、事变之繁，局势之未安定，对宓所拟之斗争本是寻常过程(表演)，处理更未必竟能作到，何为事前旁皇焦虑以自损哉！”(1967年12月21日)(11)；“决生死祸福，一切听其自然；今日得过，且乘时休息自适”(1967年12月24日)(12)等记录中就可以推知了。无非是对即将到来的斗争的忧虑、恐惧和关于应对的态度、策略的思考、决定。吴宓梦中的斗争周总理实则是斗争自己，或者说周总理是在吴宓的梦中预演吴宓、代替吴宓接受斗争，为即将接受斗争的吴宓积累经验、树立楷模。周总理的欣然遂往与态度和善是吴宓决定采取的态度，周总理的群众称赞与斗争亦不激烈是吴宓期待拥有的结局。至于为什么是周恩来而不是别人这样出现在吴宓梦境中，则可能吴宓潜意识里有自己的才识、声望、影响之于西南师大与周恩来之于新中国差可相类，难免成为众矢之的，而需要接受斗争，做必要的表演用以自遣、自适、自慰的认识。 1973年一月九日星期二 下午天色黄，极阴晦。3：30至商店窗外群集之处领得1973元月份西南师院发给宓月薪，依旧“特别扣发”232.50元，实发39.20元。回舍，以告唐季华。唐君劝宓可往谒张永青院长，求免“特别扣发”；至宓欲函上国务院，向周总理控诉，则断不可行，盖恐后患无穷也。宓从之。(13) 如果说前述梦见周总理是吴宓的一种虚幻的安慰，那么这里和唐季华谈话中的“函上国务院，向周总理控诉”的打算，则是一种现实的诉求，希望能够得到周总理的明断和支持，能够讨回公道，免除“特别扣发”。吴宓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的诉求，不惜越级上报国务院，惊动周总理，则是因为已长期受月薪“特别扣发”之苦，导致入不敷出，常常借债度日。其间具体扣发的情况和经济拮据之苦恼在日记中多有记载：如“1968四月至1969六月，每月只发给生活费10元(此时期，曾靠心一汇款济助)。1969七月至1970二月，每月发给134.68元，实为工资之半数……但自1970三月份起(别人仍发半数)，革委会忽指令‘对宓扣减232.50元’，实只发给33.16元。四月、五月……以后永如此数(扣减之理由及原因，始终未宣布。宓实不知。二月初至三月初一段时期中，宓亦未犯任何错误，未受指责)”(1970年3月10日日记)(14)。为解决“每月之生活用度，实只有13.16元”(15)(付兼职女工工资20元)的经济危机，吴宓曾多次呈请组织要求发给全薪，如“夕，撰写成十一月十三日宓上西师革委会陈洪副主任呈文：请求自1973元月起，每月发给宓定额工资全部272.50元，而勿再‘特别扣发’232.50元(实只发给39.09元)”(1972年11月12日日记)(16)，再如“上午，红日出。宓甚觉爽适。撰写成上西师革委会暨院领导同志、先生书满一长页(一)述‘特别扣发吴宓工资案’始末，(二)请求在月内年内清查明白，做出决定，并立即执行：停止特别扣发吴宓工资。每月多至232.50元自1973元月份起，每月发给宓全部工资272.50元。”(1972年12月14日日记)(17)等。正是这些呈文和努力没有得到应有的答复与批准，期待的元月份全薪落空，吴宓才在激愤之中“欲函上国务院，向周总理控诉”。这一想法虽因唐季华劝阻而并未实施，但从中既可以看出吴宓对国务院、对周总理的信任和期待，也可以窥知周总理在吴宓、在国人心中的清誉和威信。值得补充的是，“特别扣发吴宓工资案”直至1973年2月才得以解决，但吴宓1973年2月日记并无领薪的记录，要到1973年3月5日日记中才有“宓自二月份起，月薪272.50元全复给”(18)的记载。 二、邓小平 虽然坊间关于吴宓为女生被打屁股事上访邓小平，邓小平为吴宓“打补丁”的掌故广为流传，相信者言之凿凿，怀疑者有理有据，但《吴宓日记续编》对邓小平的记载其实并不多，甚至可以说出乎意料的少。即便在邓小平重庆主政大西南期间，相关的记录也寥寥可数。据初步统计，《吴宓日记续编》出现“邓小平”18次，其中后缀副主席1次，后缀总书记1次，前缀首长3次，前缀中央5次(其中2次后面兼称首长)，直接称邓小平8次。就像周恩来有时候是“劫持”、“攻击”的对象一样，随着邓小平建国后的起落沉浮，他也一度和“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党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最高首领”、“勾结朋比之罪行”等短语联系在一起。其中有三处与吴宓个人的关系相对密切，试做简要分析。 十二月八日星期六 阴，颇暖。偕朱虎庄步至沙坪坝，请朱君适合早餐$4200。宓入重大，访梓、夔，闻邓小平副主席曾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中，手执宓诗之石印本宣读云云！(19) 此段日记所载邓小平读《吴宓诗集》事，应当不是空穴来风。其时邓小平也的确在重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两天前，吴宓得知“宓等重阳社集诗已为西南军政委会搜得，油印分发，并在最近十二月二日文教会议中提出讨论，且疑为反动之政治组织特务活动，方在密查云。细聆之，方知其所搜得者，实为最近十一月一日宓邮寄胡苹秋函中宓作《国庆》诗、《赠兰芳诗》四首。又梓、芬补社集诗各一首，故被斥为反对或“讥讽土改及镇压反革命”，见今日《新华日报》论邵祖平文。谓此诗亦重大教授所作云云”(20)，颇为后悔、自责，流露出困扰和忧惧。不仅思考“惟何以搜得？检查邮信乎？抑苹秋所呈报乎？宓惟深自悔责轻寄该诗函而已”，而且推测可能的严重后果——“此案祸发，宓将遭枪毙乎？五年徒刑乎？派入革大学习乎？勒令参加土改乎？均未可知”，认为“日内必将搜查宓之书籍、函札、日记等，宓之罪将更重。偶一不慎，遂将杀身，真所谓“自作孽，不可活者矣”(1951年12月6日日记)(21)。此时(12月8日)又再听到邓小平“手执宓诗之石印本宣读”，吴宓心中所思所想如何？是波澜起伏，还是清风徐来？可惜吴宓没有记载。这里的“石印本”和“宣读”均值得注意。因为前述搜得的吴宓等人诗作是“油印分发”的，可见这里邓小平读的应该是另外的吴宓诗歌，而读吴宓以前诗作的目的可能有二，一是在搜罗相似的有罪证据，二是在寻求相反的无妨解释。“宣读”则说明不是私下的阅读，而是公开的宣讲，说明邓小平对吴宓诗的看法已经思虑成熟，有了公之于众的定论。若是目的一，吴宓的前程堪忧，自当益发雪上加霜，内心波澜起伏；若是目的二，吴宓的处境无虑，可能顿觉如释重负，拂面清风徐来。早年吴宓就对日记做法和功能就有“体例一取简赅，以期能不中断，如电铃之扣码、书库之目录。凡藏储脑海者，他日就此记之关键，一按即得。故惟示纲目，而不细叙，藉免费时而旋中辍云”(22)的观念，像这样的只有“关键”记载，对于他自己可能“一按即得”，但对于读者来说，可能按键无效，颇为费解。当然，费解也就是有多种解读可能，有丰富的阐释空间。同时，从邓小平的角度看，邓小平读诗的记载在相关文献中并不多见，因而显得颇为可贵。邓小平虽然没有毛泽东、陈毅、朱德等人的诗名，但其对诗无疑也是有相当功底的。丁茂远先生编著的《中国现当代著名人士对联赏析辞典》就辑录赏析了邓小平《春联四副》、《应对周恩来》、《赠人》、《即兴题联》、《挽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死难烈士》、《赠陈树柏》、《即兴》等对联作品，其中手书赠陈树柏的“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显示了邓小平对以鲁迅《题三义塔》为代表的现代诗词的熟悉，而写入《邓小平年谱》1993年12月13日条的“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23)更是被认为是“平中见奇，而又语浅意深……自可从中悟出言外之意，象外之旨”(24)。所以邓小平读吴宓诗(无论于公，还是于私，都是读诗；公开读诗之前往往先有私下读诗)也可能是其读书生活的场景之一。《吴宓日记续编》的记录对场景的还原无疑是弥足珍贵的。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二 ……下午2：30大礼堂赴传达会。谢公立惠主席，此次西南文教扩大会议中(一)楚图南所讲，由黎涤玄转述。(二)邓小平所讲，从略。(三)张子意所讲，由方敬转述，皆注重思想改造。敬申说……又节取邓小平所讲之一部而附述之。举重大、西师教授为例，其一邵祖平，其二某某指朴，其三穆济波等。又云，邓公对本校教授内情知之甚悉，我辈深愧昏聩云云。(25) 此则日记提到的“西南文教扩大会议”应当是指“西南文教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关于此次会议，林明远先生《1951年邓小平与重庆大事记》有“12月3日邓小平在西南文教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教师思想问题的报告，指出知识分子如果想在新时代为人民作出一些事情，起一定作用，不批判旧思想是不可能的，必须下决心，克服各种障碍，要准备出一身汗，丢下过去不可能丢的面子，不怕丧失威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从旧知识分子改造成为新知识分子”(26)的记载。《学习》第五卷第四期“思想界动态”栏目之《西南、华东、西北着手布置思想改造》也对相关情况进行了介绍：“西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在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三日举行第三次全体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学校教育工作和教育界思想改造问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在会议闭幕前作了有关教师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指出教育工作者的思想改造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也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教师们要下定决心，克服各种障碍，而改造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任何敷衍态度或幻想‘和平改造’都是不行的。”(27)查《邓小平年谱》，仅有前后的相关记录如“11月15日审阅西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部党组关于召开西南文教文员会扩大会议的初步意见和西南区大中学校人民助学金暂行条例”(28)、“12月18日审改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西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讨论开展文教界思想改造运动给中共中央并西南各省区党委的报告稿”(29)等内容，而没有直接的此次会以及报告的情况。吴宓日记可以作为此次西南教育界重要会议的民间旁证。会议中举例的邵祖平、朴、穆济波三人均为吴宓时有过从的好友，吴宓听起来难免心惊肉跳。而“邓公对本校教授内情知之甚悉”的消息，应当直接涵盖了西师引人注目的吴宓教授自己。但吴宓在同日日记中紧接着说“是日宓十分忧惧，惟恐道破宓诗案，曾求祷父佑。但止于以上所言，未涉及宓，可云差幸”(30)，既坦言了对诗案的担忧和恐惧，又怀着天真的侥幸心理和否定心态，还认为没有涉及自己，其间心理的曲折与微妙，也很见吴宓之个性色彩。同时，这段文字也是研究邓小平教育思想实践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组织的重要参考资料，西南师大的传达情况与吴宓的个人反响都是难得的具体实例。 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日 ……约10时，乘车至锦江人民大会堂门外，排队入场。见圆弧形之七层木架已搭好，政协第三组在中央偏左处，宓在最下之第七层，其前之平地置木椅一排，刘连波部长及段老调元等坐焉。宓等受命先在自己站处坐息，约10：30乃皆起，肃立。有一年老之委员竟不能支，候至11时首长至，邓小平、李富春等，由李大章、廖志高等陪导，步行入场，众热烈鼓掌。首长入中座，即时照像，顷刻而毕。首长离座，出门，乘小汽车而去，然后人民代表继以省政协委员按组依序，排队出场，各乘原车，11：20归抵成都旅馆。(31) 这篇1965年的日记应该是已出版的《吴宓日记续编》中吴宓最接近邓小平的一处记载，不仅看着邓小平、李富春等首长在四川省长李大章、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等的陪导下入场、落座，而且还一起合影照像留念。从吴宓记录的内容看，邓小平出现在吴宓视野中的时间很短，不但照像“顷刻而毕”，而且从到场到入座，从离座到乘车离去前后也不过十多分钟；吴宓既没有机会和邓小平握手，也没有机会交谈。值得注意的是合影时吴宓所站的位置安排。吴宓此次列席四川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典礼是“就三十三排39座”(11月25日日记)(32)，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第三届委员会“座位为第十二排11坐，左为段调元、林嘉秀，右为李国润”(11月26日日记)(33)，在“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全体照像”时能排到“最下之第七层”，就在“平地置木椅一排”的后面，已经是大大地向中心靠拢了。在这样的正式场合，座(站)位安排其实是地位高低、尊崇程度的一种体现，吴宓自己前两天还因为小组讨论和耿振华两次坚持互让，“而与耿君不欢而散”，感喟“诚不幸已”(11月27日日记)(34)！当然，在这个意义上，同为西南师范大学教授的段调元(数学专业)就更受尊崇了，因为他可以和刘连波部长等“坐焉”，而不必像吴宓等只能“受命先在自己站处坐息”。至于更受尊崇的原因，应当是“段老调元”生于1890年，比吴宓年长4岁，其时已75岁高龄。从中不难看出吴宓参加政协会议时受到的礼遇及其限度。在各行各业精选出来的来路不凡的政协委员队伍里面，吴宓并没有受到多么特别的优待与照顾，只是普通的一员，年龄偏长而已。日记呈现了提前“肃立”以待首长时“有一年老之委员竟不能支”之细节，却对观者的反映和吴宓自己的态度未置一词，不知道是归因于委员之年老体弱，还是究责于组织者安排“肃立”太久，或是兼而有之……从9：00开会宣布注意事项及乘车排队办法到9：00排队乘车，从约10时排队入场到约10：30起立，从11时照像到11：20归抵旅馆，吴宓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政协委员用整整一上午的时间来完成照像的经过，留下了“文革”前四川省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状态和民主生态的一个局部，其间的组织问题与效率问题，在官方的记录、简报、总结里恐怕是看不到的。而有意思的是，邓小平等首长的安排却是非常紧凑，工作效率相当高，如前所述，十多分钟就完成了照像全程。查《邓小平年谱》，1965年11月底仅有“11月25日上午，接见中共贵州省委有关方面负责人。后乘飞机去成都”，“11月30日上午，乘飞机到西昌”(35)的记载。记载虽然简略，但一方面可以印证邓小平11月28日的确在成都，完全具备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合影的可能；另一方面凸显了吴宓日记之价值，可以补充《邓小平年谱》的相关空白，坐实谱主11月28日的一个重要活动，为邓小平与人大政协工作的相关研究提供基本的史实史料线索。 虽然已公开出版的全部吴宓日记都没有吴宓与周恩来、邓小平直接交往的记录，但就是这些间接交往的内容对于我们缅怀周恩来、邓小平等伟人，纪念吴宓，铭记和反思特殊时段的特殊历史，都是不无意义的。吴宓日记对共和国政要的记载，可以带给我们多方面的思考。一是间接交往的意义和价值问题。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中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都会有直接或间接的林林总总的交往，留下直接或间接的深深浅浅的影响。在直接的接触和交往之外，那些留下了重要或特殊影响的间接的接触和交往也值得重视。对于著名文化人物尤其如此。在考察他们直接接触和交往的对象之余，关注他们间接接触和交往的人物，对我们全面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把相关研究引向深入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当间接接触和交往的对象也是著名甚至更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时候，就更是具有双重的意义和价值。吴宓与周恩来、邓小平的间接接触和交往无疑应该作如是观。二是吴宓日记对周恩来、邓小平等政要的记载之于吴宓研究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吴宓日记中的周恩来、邓小平既是作为总理、首长的政要本人，也是共产党方针政策、共和国民主政治的代言人。不管是吴宓对周恩来之“请辞”、“梦北京斗争”与“控诉”，或是被邓小平“宣读”、“知之甚悉”与对邓小平“热烈鼓掌”，都是吴宓的政治态度、政治生活和政治生命的重要表现与关键内容，对还原和研究共和国时代吴宓的生活状态与精神思想意义重大。三是吴宓日记对周恩来、邓小平的记载之于两位政要研究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吴宓日记是反映周恩来、邓小平在民国文人(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形象和作用的个人记录和民间史料，可以与官方史料互证互补，对折射和分析共和国时代的知识分子对二人的认知与态度也具有当然的价值。 特别是吴宓在特殊年代的战战兢兢、异梦奇想以及被深文入罪的血泪历史，为我们反思改革开放前共和国的政治导向、知识分子政策及其社会影响，留下了鲜活的记录和铿锵的证词。谨以此小文纪念吴宓诞辰120周年。 ①吴学昭：《前言》，见《吴宓日记续编》(第一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3月版，第6页。 ②刘梦溪：《王国维、陈寅恪与吴宓》，《中国文化》2013年第2期，第155页。 ③④⑤⑥⑧⑩(11)(12)(13)(14)(15)(16)(17)(18)(19)(20)(21)(25)(30)(31)(32)(33)(34)吴宓：《吴宓日记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3月版，第六册第305页、第二册第566页、第九册第332页、第三册第28页、第八册第332页、第八册第326—327页、第八册第329—330页、第八册第332页、第十册第276—277页、第九册第138页、第十册第226页、第十册第251页、第十册第326页、第一册第253页、第一册第250—251页、第一册第251页、第一册第262页、第一册第251页、第七册第296页、第七册291页、第七册293页、第七册295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⑨吴宓：《吴宓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3月版，第九册第47页。 (22)吴宓：《吴宓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6月版，第二册第19页。 (23)(28)(29)(35)中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9月版，第1367页、第1015页、第1021页、第1184页。 (24)丁茂远：《中国现当代著名人士对联赏析辞典》，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2年3月版，第420页。 (26)林明远：《1951年邓小平与重庆大事记》，见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与新华网重庆频道联合推出的“邓小平与重庆”专题报道http://www.cq.xinhuanet.com/subject/2004-08/12/content_2673792.htm。 (27)《西南、华东、西北着手布置思想改造》，《学习》1951年第4期，第32—33页。标签：邓小平主席论文; 吴宓日记论文; 周恩来论文; 邓小平论文; 吴宓论文; 邓小平年谱论文; 历史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