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太阳论文,延安论文,是怎样论文,座谈会论文,文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01(2003)02-0015-04
一
读了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高华先生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后，笔者颇有些感想。本文仅就其中延安文化方面的某些问题谈一些看法。
文中将毛泽东置于不择手段、争名夺利的人际关系中去，认为“毛泽东派罗迈前往中研院的目的十分明确：揭开中研院的‘盖子’，先打掉院内那批留苏、留东、西洋的‘理论权威’的傲气，再进而将斗争矛头直指‘教条主义的祖师爷’——中研院院长张闻 天和王明、博古。”[1](P314)还有什么“他敏锐地感到在文艺界存在着一股与正在形 成的新政权想对立的离心倾向，而这种离心倾向，在毛那里可以简化为两句话：文化人 不听话，不尊重领导。”[1](P338)
高华先生认为毛泽东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就是为了“最终确立自己作为文艺界大法师的至高无上的地位。”[1](P346)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标志着毛氏‘党文化’观的正式形成。”[1](P351)高华先生认为“毛氏‘党文化’观包含五个核心概念：
一、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文艺的最高目标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文艺的各种形式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具体而言，中共领导的文艺的基本方向是‘工农兵方向’，文艺家只能，也必须以此方向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和创作内容。‘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口号，革命的文艺家应心甘情愿地做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
二、和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文艺家的主体意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稽之谈，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
三、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革命文艺家必须与之坚决斗争和彻底决裂。绝不允许描写工农兵在反抗、斗争之外的任何属于非阶级意识的表现。
四、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
五、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遗留下的文艺表现形式上的欧化倾向，文艺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并不仅仅是文艺表现的个别问题，而是属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重大问题。”[1](P352)
笔者认为高华先生的这段论述，没有将毛泽东作为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来进行研究。要公正地评价毛泽东在制定延安时期文化政策的过程及发表讲话的目的，一定要将毛泽东的行为放在当时的环境下。当时，全国正处在战争环境，进行着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迫切需要的是能够激发爱国热情的文艺作品。陕甘宁边区又地处经济不发达的陕北，是个农村，毛泽东工作的对象是农民和农民出身的士兵。陕甘宁边区的文化也十分落后，农民大多数不识字，士兵们也是如此。毛泽东提倡大众文化不是没有原因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种观点符合延安的实际情况。抗日战争的胜利，靠的实际就是这些农民，抗日战争是一场新型的农民战争。农民们需要的文化不是阳春白雪，而是确实反映了他们的生活实际，他们能够听得懂、看得懂的文艺作品。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并且对毛泽东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比较熟悉的胡乔木和丁玲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
胡乔木同志认为“我想应该把毛主席写的东西，什么东西是什么时代环境、什么历史条件下写的，搞清楚。这样来研究毛主席著作，研究毛泽东思想，是需要的。”[2](P61-62)首先是环境问题，“文艺座谈会讲话的背景，就是战争环境，特别是农村环境。如果离开这样的环境看问题，把讲话绝对化，那是非历史的态度。”[2](P61)“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毛主席很反对鲁艺的文学课一讲就是契诃夫的小说，也许还有莫泊桑的小说。他对这种作法很不满意。”[2](P60)成立于1938年的鲁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曾开过世界现实主义作家及名著选读等课程。曾经演出过果戈理等的剧目。农民以及农民出身的战士是否能够看得懂、听得懂这些作品，确实让人深思。
丁玲在她的自传中将毛泽东置于一个政治家的位置，对毛主席的评价极为客观，“毛主席以他的文学天才、文学修养以及他的性格，他自然会比较欣赏那些艺术性较高的作品，他甚至也会欣赏一些艺术性较高而没有什么政治性的东西。自然，凡是能流传下来的艺术精品都会有一定的思想内容。但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他担负着领导共产党、指挥全国革命的重担，他很自然的要把一切事务、一切工作都纳入革命的政治轨道。在革命的进程中，责任感使他一定会提倡一些什么，甚至他所提倡的有时也不一定就是他个人最喜欢的，但他必须提倡它。”[3](P226)
毛泽东也不是像高华先生书中所描绘的心胸狭窄的人，他所考虑的事情很多。政治上要抗日、与国民党周旋和巩固政权，经济上还必须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解决广大农民群众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问题。还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哪一样照顾不到都会引起群众的不满，国民党就会趁机攻击解放区政权，直接影响到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政权的巩固。
任何一个政党在有了稳定的统治区域、政权稳定后，都要进行文化上的整肃工作，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对文艺界出现的问题，需要有一个解决，即使文艺界不出现问题，毛泽东也一直在延安进行着大众化的文艺运动的实践，只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还没有一个文艺政策。其实，早在中央苏区时，毛泽东和瞿秋白就进行了文艺大众化的实践运动。在延安，毛泽东早就与张闻天、博古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当延安文艺界出现了问题之后，思想很紊乱，不团结现象日见增多，毛泽东更加感到我党需要有一个适应形势发展的正确的文艺政策，稳定人心，以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如果脱离了这些历史背景和现实需要，将毛泽东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单纯理解为形成“毛氏‘党文化观’”和加强个人权力，有失偏颇。
二
毛泽东非常重视从沦陷区和国统区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像高华先生所讲的毛泽东认为“和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在延安，每当有知识分子来到延安，毛泽东都必然抽出时间与他们见上一面，并且十分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不能肢解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整体论述或截取只言片语来说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
其实，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看到了文艺界的问题，许多到延安的同志都注意到了。李又然在回忆录中讲到：“一天，又去看毛主席……谈话中我提了一句：‘毛主席，文艺界有很多问题!’主席一听，脸上立即显出愁容。”[4](P21)
高华先生文中提到“在延安的文艺家只有萧军不堪被日渐官僚化的体制所束缚，于1943年12月自我放逐，前往延安县川口区第六乡的刘庄，与妻子儿女劳动垦荒，过着几近穴居人的原始生活，半年后萧军全家返回延安，仍旧被纳入到行政组织之内。”[1](P353)高华先生肯定知道萧军离开延安到刘庄的前后经过。萧军在1941年7月下旬由于不赞成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的某些内容和《解放日报》没有刊登他们几人同周扬商榷的文章，想离开延安到重庆去，到毛泽东那里去辞行，与毛泽东开诚布公地谈了他在延安所见到的一些不良现象及宗派主义和行帮作风。毛主席一阵宽慰，萧军心情好了些。萧军就与毛泽东谈到延安需要有一个文艺政策，“萧军问毛主席：‘党有没有文艺政策呀?’‘哪有什么文艺政策，现在忙着打仗，种小米，还顾不上哪!’‘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使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有所遵循有所依据，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加强团结，有利于革命文艺工作正确发展。’‘你这个建议很好，你别走了，帮我收集一下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和情况好吗?’经毛主席恳切挽留，萧军决定不走了， 回去以后立刻把手里现有的一些材料陆续寄给了毛主席。”[5](P106)后来毛泽东又与萧军多次通信，或与他面谈，萧军也陆续将收集到的文艺界资料给毛主席寄去。毛主席让他将与周扬等人商榷的文章登到他自己办的《文艺月报》(第八期)上。毛泽东与萧军 推心置腹无所不谈，多次挽留萧军，不要离开延安，解决他的思想上的问题，并十分关 心他的生活。在他到农村生活了半年之后，派胡乔木同志和县委书记王丕年到萧军生活 的刘庄将萧军请回延安。但是高华先生在选择史料的时候，只说萧军不堪被官僚化的体 制所束缚离开延安，却没有提到毛泽东多次请萧军回到延安。
三
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这篇文章中确实讲了“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6](P815)毛泽东虽然在前面这样讲了，但是，他在后面又进一步作了解释。“一个人从那样的小学一直读到那样的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识了。但是他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所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分里去。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 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 究重要的实际问题。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6](P816)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中，以自己的经历来说明知识分子必须经过思想改造，才能更好地为工农服 务。他在当学生的时候，觉得世界上最干净的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是比较脏的，后 来当他与工农接近之后，他才了解了他们，根本改变了自己的认识。“拿未曾改造的知 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 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叫做感情起 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7](P851)毛泽东的这段话，只说工人农民是 干净的，但并不是如高华先生所理解的否认知识分子，也并没有说“知识分子是最肮脏 和最无知的”。而且，毛泽东所说的知识分子，将自己也包括在内。
在延安，从大后方和沦陷区去的文化人身上都有许多缺点，如毛泽东在与萧军的多次通信中对他的缺点进行了规劝，“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的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5](P106-107)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界的这种状况感到很痛心和焦急，他逐渐找延安文艺界的同志谈话。“问他们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类问题。主席只是听着，自己不说什么。”[4](P21)从以上事实说明毛泽东一直比较关注延安文艺 界的情况，而且通过调查研究做着认真的思考。
四
高华先生认为“王实味事件的爆发，就成了毛泽东整肃延安文艺界的最佳突破口，毛泽东决心利用这一‘反面典型’，扩大战线，一并收拾延安所有的文化人，以求一劳永逸地解决文化界的所有问题，最终确立自己作为文艺界大法师的至高无上的地位。”[1 ](P346)还有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也是导致毛泽东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原因。那么，丁 玲自己曾经在自传中写到：“我听到有人传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就是因为这两篇文章，是这两篇文章才引起的。这样的说法，据我回忆，在延安的时候，我没有听说过。在一九五五年划丁、陈反党集团时没有听说过，在一九五七年划我为右派时也没有听说过。我不能不多多思考。以毛主席那样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仅仅因为这两篇文章就召开那样一个隆重、严肃、有历史意义的大会，而且，会前亲自和那么多的作家、艺术家交换意见，会上有那么深刻地分析解释那么多的根本问题。”[3](P231)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主要是解决解放区一直没有文艺政策的问题，并不是为了整哪个人，确立哪个人的地位，而是为了端正文艺界的方向，更好地为抗日战争服务。李又然的回忆录中的说法我觉得也可以参考，“有人以为我自以为文艺座谈会是我引起的，这是一种误会，我没有说过这话，也一点没有这个意思。就算我多少起了点引起的意思吧，也因为时机已经成熟，要开这个会了。‘文艺界有问题’这样意思的话，我对别人也说过，却引不起注意。”[4](P21)说明毛泽东长期以来一直就在思索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因为出现了 《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他们并不是诱因，而只是由于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时机 已经成熟。
关于“齿轮与螺丝钉”的问题，是由于一开始翻译就错了。“因为将列宁的文章中的话翻译错了，影响到认为文学是齿轮和螺丝钉，作家也是齿轮和螺丝钉。毛主席不能对翻译负责。”[2](P59)
高华先生的文章中说毛泽东认为“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而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不是这样说的，毛泽东认为“‘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 ’……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 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 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7](P872)毛泽东在这里，并没有反对利 用鲁迅的杂文式的写法，他只是认为，时代变了，革命的地域、对象发生了变化，针对 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写法。毛泽东的《讲话》也有他当时的局限性，如“《讲话》对作 家的要求有的地方过于苛刻，把作家脱离群众跟国民党脱离群众说得差不多，这是不妥 当的。”[2](P59)
关于民族形式问题，毛泽东将其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也有重要的原因：其一，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强调民族的形式，民族精神，与当时正在进行的民族战争是吻合的；其二，当时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利益和中国的民族利益显然有着不一致的地方，强调民族的形式有利于削弱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控制。如果没有我们民族的东西，不排除苏共代言人对中共的控制，当解放战争进入到关键阶段，中国革命就不能进行下去。
但是，尽管毛泽东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及《讲话》本身也有时代和环境的局限性，也不能因此而完全否认毛泽东对中共文化政策确立所起的历史作用，进而否认整个文化政策。
收稿日期：2002-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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