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新顺[1]2004年在《中外职业教育主要课程模式及其开发的比较研究》文中认为每种课程模式,均体现某种课程形态的教育思想,具有特定的课程观念和自己的理论架构,有其特定的课程结构和课程功能,有其特定的开发方法和表现形式。课程形态往往需要通过课程模式的中介,影响课程开发,制约课程方案设计。课程模式为课程方案设计者提供课程开发的框架、思路和方法,为课程方案实施者提供宏观标准和要求,为课程方案管理者提供管理调控手段。本文对中外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及其开发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借鉴各国职教课程模式的优点,以我国职业院校重点专业的整体教学改革为试点,推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DKD即大专业、宽专业基础和多专门化方向的职教模块课程新模式,并在课程特点及结构、课程的开发方法、模块的开发原则及方法、模块与教材的关系、模块之间的联系、课程的综合方法、教学方法、考核、评价与反馈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该模式可操作性强,具有一定推广价值,在高职教育、中职教育和职工培训中已获得应用,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张盈[2]2008年在《中外高职课程设置的比较研究》文中指出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迅速扩大,它已经占据了整个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设置是为实现一定培养目标而严密组织的教学活动的总体规划,它既是高等职业教育的核心,也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那么高职课程设置的合理与否,质量的优劣与否,内容的科学与否等,都会影响到教育目标的达成,也将对其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本文对国内外的高职课程设置进行了比较研究。文章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以及核心概念的界定;第二部分分析了我国高职课程设置的现状,分别论述了叁段式、平台式、“宽基础、活模块”等我国目前广泛使用的课程设置的模式;第叁部分介绍了国外高职课程设置的情况,在这一部分笔者详细介绍了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高职课程设置的情况;第四部分,以个案分析的方式分析比较了国内和国外的高职课程设置,并总结了他们的各自的特点,笔者认为我国的高职课程设置的特点是:1.过分强调知识传授,较少重视技能培训;2.过分强调课程改革,较少重视实际运用;3.过分强调课程的结果,较少重视课程的过程。国外的高职课程设置的特点是:1.注重关联性和包容性;2.注重个性化、能力的培养,强调学生的自我学习和自我评价;3.注重灵活性和多元文化的影响。这部分也是本论文的重点。最后一部分在阐明了高职课程的特点、高职课程设置的原则、总结了国外高职课程设置给我国高职课程设置带来的启示后,笔者提出了一种“△”型的高职课程设置模式,这种课程设置模式由基础理论素质大模块、人文素质大模块和职业素质大模块组成,基础理论素质大模块和人文素质大模块是基础,它们支撑起了职业素质大模。这是本论文的创新之处。本论文希望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理论,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做出贡献,也可以有助于高等职业院校重新审视、反思其课程系统,真正办出水平和特色。当然,本论文的研究还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今后笔者还会在高职课程设置的理论方面和课程设置的多模式方面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
袁媛[3]2013年在《中国旅游人培养模式研究》文中认为具有“无烟产业”和“永远的朝阳产业”美称的旅游业，己经与石油业、汽车业并列为世界叁大产业。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的颁布，将旅游业提升至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地位，旅游业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在此背景下，一种新的矛盾出现并日益凸显，即旅游业蓬勃发展对人才的大量需求与高素质的旅游人才供给匮乏之间的矛盾。21世纪是人才竞争的世纪，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不仅成为各国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核心推动要素，也是国家与国家综合实力较量的竞争焦点。目前我国旅游人才队伍呈现出数量不足、质量偏低、结构失衡等问题，现实情况不容乐观。培养和建设一支符合市场需求、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旅游人才队伍成为推动旅游业发展的当务之急。本文以旅游人才培养模式为研究的切入点，基于旅游产业发展特征及对人才的需求，从我国旅游人才培养现状及培养历史入手，分析我国在旅游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剖析背后的深层原因，总结影响我国旅游人才培养水平的相关因素，发现旅游人才培养模式落后是其中的关键原因之一。通过对我国旅游人才培养模式类型与导向的剖析，以及对美国、瑞士、澳大利亚、德国、日本等旅游教育发达国家人才培养模式的类型与导向的比较，总结、借鉴国外的成功模式和实践经验，为我国旅游人才培养提供有益借鉴。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文提出要创新旅游人才培养理念，围绕素质教育、能力提高、知识学习及技能培养，培养适应产业发展需求的适用型、全面发展型和创新复合型旅游人才。在这一理念指引下，从供求关系着手，提出改革现行“h”型旅游人才培养模式，构建“H”型旅游学术研究及应用型人才双线培养模式，在其间搭建互通的渠道，使其均衡发展、互相渗透。通过研究型人才与应用型人才平衡发展的全新设计，引导学生根据自身特点、优势和兴趣，选择从事学术研究或应用型工作的职业发展方向，以解决应用型旅游人才短缺的问题。本文还提出，要以能力提升为核心，构建旅游人才“通联式”培养体系。在教育的连贯性上，从纵向将不同层次旅游教育贯穿于人的一生，实现人与教育的整合。在教育的综合与互补性上，从横向上将不同类别性质的旅游人才培养教育相结合，将学校教育（含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与岗位培训融为一体，实现教育与生活无缝结合的终身教育。在教育获取的便利性上，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内容和方式，以满足人人受教育，人人皆有学习机会的需求。最后，本文基于上述观点和相关研究，构建了“H”型旅游人才培养模式的实现路径，提出要实现由“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由“以课堂教学和书本知识掌握为中心”到“以素质养成和解决问题为中心”的转变，并针对我国具体国情及旅游行业发展情况，提出了具有可行性的研究建议。
王小丁[4]2007年在《中美教育关系研究（1840-192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育是一个开放系统,任何国家的教育只有在与世界教育的交流和融合中才能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美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784年的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来华。以后的46年间,中美双方在教育上的接触几乎为零。直到1830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受美国公理会的派遣来华,开办了中国最早的教会学校——贝满学校,拉开了中美教育关系的帷幕。传教士来华的主旨是基督征服中国,中西文化的碰撞打碎了他们的梦想。在对中国文化和教育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对传教的困惑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之后,他们转向了教育,借办学传播福音,中国教育的衰落也给传教士办学留下了地盘。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中开始了艰难的教育现代化进程。双向的冲突和回应始终伴随着中美教育关系的发展。美国传教士在批判中国传统教育的基础上,掀起了办学的高潮,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发展成了以教会小学、教会中学、教会大学为主体的教会教育体系,它为中国教育提供了参照,特别是为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参照,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就是最好的样本。但教会学校始终没能进入中国的教育体系,宗教性和教育的“话语权力”是最重要的因素。美国传教士与中国的留学教育有直接的关系,容闳就是在传教士布朗推举下于1847年1月赴美留学,中国留学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学成归国的容闳经过艰苦的努力和斡旋,终于促成了幼童留美,掀起了留美第一次高潮。经过约30年的沉寂之后,留美第二次高潮——庚款留美兴起,其中有较为复杂的历史原因,经过中美双方努力,按照美国的意图,终于达成协议。中国的外交官梁诚和美国总统罗斯福起了关键作用。美国对中国的“文化投资”战略初步实现,但并没出现他们所期望的结果。归国留学生把美国教育思想、大学模式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并在中国教育模式从指向日本向美国的转换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教育变革进一步深化还需要理论和实践的指导,以留美学生为主的中国教育界邀请杜威、孟禄等美国教育家来华,杜威通过讲演把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介绍给中国,并设计了一幅以实用主义教育为底色的中国教育蓝图。孟禄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对中国教育问题进行了“诊断”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两位教育家关注的重点是中国的基础教育,对当时的学制、课程、教材、教学方法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推动了中国的教育实验热潮,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柏克赫斯特的“道尔顿制”、麦柯尔的教育测量等纷纷在中国展开,加快了中国教育的科学化进程。以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陈鹤琴为主的中国教育家群体,开始了中国新教育之路的探索,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本土化改造,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生活教育、平民教育理论并成功运用于实践。胡适是中美教育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影响,杜威教育哲学中的实用性、科学主义、思维方法等体现在他的高等教育观、文学革命等方面。他对中美教育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纵观中美教育关系的全过程,充满了变数、矛盾,体现出非均衡性的典型特征,这种非均衡特征正是研究中美教育关系的逻辑起点,以比较的方法,从教育的视角去研究中美教育关系,正是其价值所在。
黄华[5]2010年在《我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研究》文中指出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从1980年沿海中心城市的短期职业大学起步,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生力军。后发外生型的高职教育从诞生起就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步；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加速了为产业界培养一线技能人才的中国高职教育与国际职教界的交流与融合；中国加入WTO,教育服务贸易在各国的兴起更为这种交流与合作增加了新的动力；同时,规模和质量不断提升的高职院校也越来越自觉地意识到国际交流与合作对院校发展、人才培养的作用。国际交流与合作一直是中国高职教育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没有得到理论界的足够重视,较少系统的研究。因此有必要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历程,借鉴国际上成功的经验,准确把握我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现状,从而为推动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出可操作的建议。本文针对我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进行专门研究,以“历史回顾——国际比较——现状分析——个案研究——对策建议”为研究路径和逻辑线路展开。论文首先从历史的视角较为详细地回顾、梳理了中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叁十年来所经历的政府完全主导,政府为主、民间为辅和官民并举的发展历程,并总结分析了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特点和经验。论文从资源利用、专业建设及课程改革、特色发展、内涵建设、内部管理机制改革等维度明确指出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推动中国高职院校发展的有效途径。紧接着,论文就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理论问题进行阐述,重点介绍理论界对于院校层面国际化发展的战略制订、国际化策略及发展路径的理论框架,为后文个案研究提供理论准备和分析框架。论文从政府、社会和高职院校叁个层面分析了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动力机制,同时分析了七个影响因素。重点从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技术引进吸引利用外资的需要、国家软实力的提升等四个角度指出政府是中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最主要推动力量。论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新加坡、印度、中国台湾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作用,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当前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促进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的具体举措。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实践中都得出了若干可供我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效仿或借鉴的做法及经验。论文采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从院校机构设置,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表现形式、影响因素、意义、现状评价、前景展望和中外合作办学情况等几个方面全面勾勒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现状。数据显示影响我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因素中,领导观念和政策法规分别是影响最大的内外部因素,访谈结果进一步将领导分成创新型、适应型、跟随型和攀比型四类。有关中外合作办学的调研出人意料,“新建紧缺专业”、“引进原版教材”、“改进原有专业”、“培养锻炼师资”本是中外合作办学的本意,但是实际运行中,却收效甚微。论文通过搜集整理中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丰富实践,总结了当前中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研究概括了当前中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发展所处的五个阶段,分别是起步、交流、参与、合作、主导阶段,并总结了各阶段的典型行为及目标。论文选择以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为个案,深入剖析了叁所地域不同、区域经济结构不同、学校性质不同、专业覆盖不同、自身资源不同的高职院校,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的特色实践和典型经验,运用国际理论界比较成熟的理论框架分析对比了叁所高职院校在院校国际化发展战略、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策略、具体发展路径的异同。对于叁个成功个案的剖析发现,领导作用、国际化项目的持续跟进、寻找双赢的合作基础、资源整合的力度是国际交流与合作取得实效的关键。这些共性和个性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具备不同内外部资源条件的高职院校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帮助不同院校做出更加的理性的判断和选择。最后,论文就如何有效地促进我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从政府层面、高职院校层面和各方联动机制层面,提出了诸多建议。其中,政府层面重在提供制度支持,重点解决当前高职教育发展中与国际惯例不接轨的阻碍国际交流与合作顺利开展的体制障碍,加强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经费支持、政策扶持和质量监控。院校层面重在确立组织发展战略,明确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发展方向,选择适合校情的发展路径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使国际交流与合作成为学院整体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修炼内功,提升合作能力。联动机制层面重在发挥区域、校际、职教集团、民间组织的互动作用,提高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效率和实效性。
陈威[6]2013年在《“实践取向”小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研究》文中认为“实践取向”是小学教育专业及其课程设置必然的和合理的价值导向选择,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师专业化发展、教师教育变革的呼唤与回应,更是小学教师专业性内在发展、小学教师教育现实发展的期待与诉求。本文以小学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为研究对象,以实践取向作为课程设置的基本价值导向,主张立足于小学教师的专业特质,秉持“实践”的信念,将“实践”放在小学教师培养的核心价值地位,以“实践”为导向,通过“实践”的途径和方法,融合理论与实践,培养具有实践品格的“反思型”的未来小学教师,以此建构独立的具有小学教育专业特性的课程体系。本文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导论主要介绍问题的缘起。对国内已有的关于小学教育专业及其课程设置、关于实践取向的教师教育及其课程设置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概括已有研究对本研究的启示,并透视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概述研究的目的、意义、可能的创新之处,以及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实践”是基础教育、教师专业化发展和教师教育变革的共同指向,研究实践取向的小学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契合教育发展的时代需要和小学教师教育自身发展的现实要求。第一章阐释“实践取向”小学教育专业的内蕴。对实践、实践取向、小学教育专业的实践取向做了基本的释义,从理解教育本质的实践性、认识教师的专业性、领悟情境学习的基本理论视界对实践取向的小学教师教育进行了学理性的分析,明确“实践取向”小学教育专业的特性、澄明“实践取向”小学教育专业的专业教育的实质,强调“实践取向”小学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指向未来小学教师以“教育实践能力”为核心的教育实践品质。本章为全文研究奠定基础,是全文研究的立足点。第二章探讨小学教师的专业素质对小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内在制约性。一方面阐述教师素质结构的研究观点,通过访谈调查归纳小学教师专业素质的现实诉求,并着重基于小学儿童的特征与教育、小学教育与小学教师对于儿童成长的独特价值、小学教师的角色定位构建合理的小学教师的基本素质结构,凝练基于“儿童发展”的小学教师专业特质,提出儿童发展及对小学教师教育的诉求是课程设置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小学教师专业素质发展的状况,探明小学教师专业素质发展的特征和影响因素。本章提供了观照小学教师专业素质和谐发展的小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基本信念和思路。第叁章阐述“实践取向”小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相关理论。主要着眼于现代课程理论、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教师(学习)知识的理论,从中挖掘课程设置中应有的实践元素,并获得体现课程设置中的实践要义的启示。本章使研究获得了理论与思想的根基与导引。第四章论述实践取向的小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依据。认为课程设置应有国际视野,借鉴发达国家(地区)小学教师职前培养的经验；我国新颁布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是本研究进行课程设置的规范化依据；而面向小学教育实践,满足小学教育实践层面的现实需要,是本研究的内在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本章是建构“实践取向”小学教育专业课程体系的现实依据。第五章分析我国小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对12所院校的小学教育专业课程培养方案分析的基础上,检视我国小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某高校小学教育专业课程方案适切性调查的个案分析,深入探讨现行小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第六章建构实践取向的小学教育专业课程体系。本章提出了实践取向的小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基本原则,设计了课程目标,描绘了建构的基本思路、结构样态和结构模式特征,论述了课程实施的路径。强调建构具有小学教育专业特性的课程体系、突出实践性特色和综合性特征、体现儿童为本的价值导向、力求实现课程设置的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融合。本文认为,“实践取向”小学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问题是当前小学教师教育发展的核心问题。只有正确认识“实践取向”以及“实践取向的课程设置”,才能真正在职前小学教师教育中实现理念与方法的超越,培养符合小学教育事业发展需要的、具有小学教师专业性的“反思性实践者”。
仲肇森[7]2005年在《基于校本课程理论指导下的高职教育课程开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独立的教育类型,其实践和发展必须要有自身课程理论体系的指导和支持。这种理论体系必须具有叁种属性:其一,指导实践的应用性;其二,开放性;其叁,内在的逻辑自洽性;该理论体系同时必须基于一定的课程理念。本文从高职校本课程开发的角度研究迅速发展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研究内容不仅限于呈现广泛搜集的现时资料、开展反映客观情况的实证调查、进行深入的历史回顾与国际比较、充分展开有关高职课程开发的概念体系等表面工作。而且,把研究的重点定位于具体问题的客观分析,并致力于抽象理论的主观判断。通过高职校本课程理论基础和原则的概括、校本课程开发的剖析及评价标准的确定等种种途径,逐渐形成最后的结论。撰写本文的目的形式上着力构建高职校本课程开发模式,更主要的是通过高职校本课程开发范式及其转换的研究,创新高职课程的一整套观念体系、思维模式、话语系统与实践做法,规范高职课程模式未来的走向。 本文共分五章,所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为: 1、在界定高等职业校本课程开发概念及内涵的基础上,系统分析和论述高职教育课程的特点,并深入阐述了校本课程开发的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的理论基础。 2、通过对二十多年中国高职教育的全面回顾和部分高职院校的实例调查,客观分析了高职教育课程及校本课程开发现状;同时比较研究了国外职业技术教育校本课程开发的主要模式。 3、系统总结了我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校本课程的结构、类型和课程开发的一般程序。 4、以校本课程开发理论为指导,重点探讨高职校本课程开发的目标创建、推进策略、运作机制等问题,创造性地总结了转变职教观、建立“就业导向型”课程模式、形成高职教育办学特色、“双师型”的再概念化、“校企合作”模式、评价体系的多元化、学校行政支持、促进学生全人发展等八个方面的校本课程开发的思考,进一步完善高职校本课程开发理论体系,更好地指导高职教育课程建设的实践活动。
杜利[8]2008年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提出职业教育作为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召开了六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制定并实施了多项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重大举措,使我国职业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态势。但总体看,我国职业教育仍然十分薄弱,还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数以亿计高素质技能人才的迫切需要。因此,我们应继续大力发展我国的职业教育。大力发展我国的职业教育既需要一大批职业教育的身体力行者,又需要一大批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者,以共同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又好又快地向前发展。为了进一步拓展我国职业教育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深化完善我国职业教育的理论体系,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指导我国职业教育的实践,不断巩固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发挥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特殊作用。本文沿着基本理论、运行机理、发展模式、评价方法、实证研究的技术路径,运用文献法、问卷调查法、实地调查法、定性分析法、定量分析法等手段,围绕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理论和实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全文共分九章。第一章为导论。概述了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国内外关于职业教育的相关研究,本文研究的主要思路和方法。第二章为职业教育的理论基础。分别阐述了系统论、需求层次论、产教结合理论、产业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以及这些理论在本文研究中的具体运用。第叁章为职业教育及其影响因素。前二节主要论述了职业教育的基本概念,包括其内涵、分类、特点及功能等,指出职业教育是运用专门学校或职业培训的方式,对受教育者进行职前教育、职中提高和职后培训,以传授专门职业或职业群需要的文化知识、基本理论、专门技能和劳动态度,以培养初、中、高级技能型人才为主要目标的就业教育。第叁节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影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五个因素,即政府因素、工业化因素、社会转型因素、学习型社会因素及职业院校因素。第四章为职业教育发展的国际比较。在回顾我国职业教育几千年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职业教育具有历史悠久、发展曲折、产生了一些职业教育理论及思想、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制度等四个发展特征。概述了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四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及特点,提出了国外职业教育发展的四种主要模式。从七个维度进行了中外职业教育发展特征的比较。最后论述了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四大趋势。第五章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运行机理。系统论述了我国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互动机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目标、我国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路径、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支持体系等主要内容。在互动机理上,提出了我国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叁种互动机理模型:协同性模型、适应性模型、二元线性回归模型。在发展目标上,提出了我国职业教育未来15年的发展总目标及其两阶段发展目标。在管理体制上,提出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叁级多元管理体制。在发展路径上,提出了我国职业教育将沿着自然形态职业教育、学校形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职业教育、多元驱动职业教育的四阶段路径发展。在支持体系上,提出了法律法规保障体系、多元化投入体系、职业资格评估体系、多元化办学体系、教师能力提高体系等五方面是支持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第六章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根据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演变过程,提出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四种发展模式:师徒制模式、学校教育模式、校企合作模式、四元驱动模式。第七章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评价。在论述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由46个评价指标构成的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四种定量评价方法:因子分析法、聚类分析法、拉开档次法、对应分析法。第八章为武汉制药产业职业教育发展的实证研究。在分析武汉制药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武汉制药产业发展的五个特点。在概述了武汉制药产业职业教育现状的基础上,运用“鱼刺图”分析了武汉制药产业职业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本章对武汉制药产业“十一五”的职业教育发展进行了二元线性回归分析。本章最后从五个方面对四元驱动模式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提出四元驱动模式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最佳模式选择。第九章为全文总结与展望。总结了本文主要分析和论述的问题,提出了论文的主要创新点,指出了今后继续研究的展望。对上述理论与实际问题的分析和论述,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有利于职业教育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刘松林[9]2010年在《高职课程有效性研究》文中指出高职课程有效性研究是以高职人才培养目标为参照，研究高职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资源、课程实施、课程评价实现的策略及提高高职课程开发效果的监控与评价方式，以提高高职课程的有效性。高职课程有效性的研究旨在为高职课程开发、修订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为实现高职人才培养目标服务。通过文献搜索及梳理，发现国外对课程有效性的研究主要在集中在对具体课程或课程方案实施效果进行评价，以评估单门课程或课程方案的效果。国内对课程有效性的研究刚刚兴起，研究者寡，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普通教育，研究成果仍停留在有效课程研究的缘起，有效课程的内涵、特征等。国内高职领域鲜见课程有效性研究成果。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方法和调查法，以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系统论为基础，分析影响高职课程有效性的主要因素、高职课程有效性的现状、高职课程有效性的特征。在影响因素分析、现状调查及有效性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提高高职课程有效性的策略。高职课程的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高职生的学习心理特点、学习基础、学习方式，课程开发都会影响高职课程的实际效果。忽视高职教育特点、高职学生学习能力的课程内容无疑会影响课程的有效性，致使高职课程目标落空，过分强调理论知识或实践技能都将影响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课程结构中形式结构和实质性结构都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有影响。高职生的基础技能与专业技能同样重要，专业必修与通识必修、基础核心课程与专业核心课程对于培养学生的基础技能与专业技能有影响，课程内容的效用与课程的有效性直接相关。研究表明大学生入学成绩与对部分学科的学业成就呈正相关，学生原有知识结构或认知结构是学生认知的基础，不同倾向的学习方式对个体理解、顺应、同化新知识、技能有影响。课程开发中课程目标的确定方式、职业能力分析方式、课程内容的选择方式、课程资源的配套程度、教学策略、教学方式的预设都对课程的实际效果有影响。通过对高职在校生、教师、校友和企业雇主调查发现：1.高职课程内容总体有效性不高，有半数企业对高职课程不满意；2.不同群体的高职生对高职现行课程态度存在显着差异；3.高职毕业生的基础技能不很符合企业的需要。4.高职生的个性品质没有完全达到企业的要求。调查结果说明高职课程整体上、课程内容上不是很受企业的欢迎，表明高职课程的有效性不高。高职课程有效性的特征体现在课程体系、单门课程、学生的学习方式上。有效的课程体系目标应满足国家、企业、学生的需求，应有评价自身的准则，强调体系内部实质性要素结构的优化，应有综合性实践机会支撑。有效的单门课程应符合企业的需要，应符合学生的需要，有相配套的实习实训条件。高职学生的学习方式呈现出应用型学习的特征。通过研究，本研究提出以下提高高职课程有效性策略：1.有效的课程体系策略：课程体系目标应针对“职业岗位（群）”，适当拓宽课程体系目标域；课程体系应为学生提供足够实践所学知识与技能的机会；加强“基础核心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提高高职生的基础技能和专业能力；有效的课程体系应有公示的评价课程体系成功准则。2.有效的单门课程策略：课程应瞄准职业岗位（群）和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需求，提高高职生的初岗适应性和就业能力，关注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课程内容以实用知识为主，突出实践性知识，充分考虑学生现有能力，匹配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相匹配的实训；课程开发应建立在对学生需要和企业需求科学的调查分析的基础之上，综合运用各种课程开发技术；课程开发应预设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相适应的教学策略，专业课程应将知识、技能、态度的学习寓于特定的实践操作中学习。3.有效课程的课程资源开发策略：有效的课程需要有与课程体系及单门课程相配套的课程体系计划、单门课程教学标准、课程与教学管理相关文件；课程开发必须开发包括教材在内的先行者资源、案例资源、多媒体资源和课程指导资源等素材性资源；建设实验室、实训室、一体化教室、实践教学基地等条件性资源。4.有效课程开发监控与评价策略：有效课程的关键在于建立起课程监控与评价机制，对课程体系和单门课程开发方案、课程开发方案评价、课程开发、课程实施及课程实施结果评价开发进行全过程的监控与评价。
马旋[10]2011年在《中外高职课程设置比较》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高职教育改革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教育学者开始关注职业教育的一些实质性问题，高职教育也从原来传统封闭的学校教育转向现代开放的校企合作办学，工学结合成为高职人才培养的切入点。[1]但是要实现这一培养模式，课程改革是关键。课程是连接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桥梁，无论何种类型的教育活动的培养目标都要通过课程得到实现，因此课程改革历来是教育改革活动的核心。为了提高我国高职教育的质量，国家正在进行示范性高职建设，力争建立一批高职院校中的211，其中课程建设被放在了至关重要的位置上。纵观国外，国外一些发达国家认识到了高等职业教育的特殊性与重要性，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就开始结合自己国家的具体国情，加强了工作与学习的关联，通过工学结合等方式，大力发展并摸索出了具有本国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模式，通过工学结合课程的实施，培养了大量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以下是本文的结构：第一章，绪论。介绍研究的背景及意义，目前国内外关于高职课程研究的现状及相关成果，以及本研究的研究目标与内容，方法与创新等。第二章，首先梳理了一下国外高职课程演变的过程，同时归纳出在这个演变趋势下的典型的课程设置模式，总结出国外高职课程演变的一个总体趋势。第叁章，总结我国高职教育叁十年的演变，并归纳出高职教育不同发展阶段的典型课程设置模式以及课程设置的整体发展趋势，最后得出我国高职课程与国外高职课程的发展趋势是殊途同归的。第四章，将我国示范性高职院校的课程同德国学习领域课程进行比较，因为示范高职是我国高职教育办学的先进代表。这里主要列举了我国示范高职课程设置的叁种结构，归纳了不同结构的课程设置特点以及共同特点；接着对德国学习领域课程方案进行分析；最后分析我国与德国学习领域课程的相同点与区别。第五章，主要分析了我国高职课程设置还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课程设置的原则和相关完善的措施。
参考文献：
[1]. 中外职业教育主要课程模式及其开发的比较研究[D]. 窦新顺. 河北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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