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企划
新时代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挑战与应对
□ 选题策划、主持编辑/王珑玲
【编者按】 从100年前风云激荡的五四爱国运动，到70年前振臂高呼的新中国成立，再到40多年前开启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爱国主义引领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道路上奋勇前行。新时代青年爱国主义教育既不断发展，又呈现出诸多挑战，如“精日辱国”的反叛形态，及至在网络背景下又折射出“后真相”时代的深度焦虑。如何应对全球化、网络信息化、思潮多元化的时代与社会冲击，教育引导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是当代青年爱国主义的理性思考，也是中国青年爱国主义的时代主题。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五四运动100周年。本刊以“青年爱国主义”为主题策划这期专题，既是为迎接共和国70华诞献礼，亦是对五四运动百年的纪念，更是对当代中国青年爱国主义的昭示与启迪。
冲击与回应：新时代青年理性爱国主义的“社会化”转向
□ 沈 东
摘 要： 当代中国“国家化”的爱国主义正遭受“个体化”青年思想观念的多维冲击，表现为全球化时代不需要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与爱党/爱社会主义不一致、爱国主义就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个体自由选择等等。在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的时代，青年爱国主义应展现“国家-社会-个体”的有机连接，蕴含“权利-责任-义务”的结构平衡，在“国家化”和“个体化”的张力中促进青年理性爱国主义的“社会化”转向，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贡献青年理性爱国主义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关键词： 青年理性爱国主义；国家化；个体化；社会化
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需要不遗余力地强化爱国主义，青年群体更是所有爱国主义教育的重中之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青年爱国主义展现出不同的时代风貌。近年来，随着“精日辱国”事件的频繁发生，当代中国“国家化”的爱国主义正遭受“个体化”青年思想观念的多维冲击，一定程度处于进退维谷困境之中，亟须对相关代表性观点进行回应，促进新时代青年理性爱国主义的“社会化”转向。
一、冲击一：全球化时代不需要爱国主义
【代表性观点】全球化时代不再需要爱国主义，应该发扬世界主义、普遍主义，爱国主义只会阻碍全球化浪潮的推进。这一观点在青年群体中很有市场，对爱国主义形成了一定冲击。
【回应】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一部分青年受普世价值的影响，开始宣称世界主义和普遍主义，认为爱国主义不仅束缚了个人的情感表达，同时还将阻碍全球化进程中个体理想抱负的实现，一定程度造成爱国主义的“合法性危机”［1］。此类观点影响极大，需要从根本上加以辩驳。
1.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是最主要的治理单元
尽管全球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但是，从现实发展来看，单体民族国家依然是全球化进程中最主要的治理单元。任何个体都产生并归属于具体的民族国家，生活、工作、学习在民族国家空间范围之内，与民族国家发生诸多关联。即使在全球化时代，个体流动空间从民族国家扩展为全球网络，但最终的身份认同与角色认定，依然受制于民族国家。现今的全球化进程，恰恰就是发源于民族国家，受到民族国家的强有力推动。离开民族国家，全球化进程不仅会遭受挫折，甚至会产生各种“逆全球化”现象，阻碍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全球化固然给人类历史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有利契机，使民族国家享受前所未有的发展红利，但是全球化产生的诸多问题，如难民危机、资源枯竭、气候变化、种族冲突等，同样有赖于民族国家合作治理。
2.全球化的主要动力依然是民族国家
同时在内容设计方面，各个学习阶段的学校是相互独立的，课程设计、活动建构多数由学校和教师完成。因此，教学内容的实施没有延续性，缺乏系统性。
3.全球化进程中个体归属并服从民族国家
全球化进程中，个体活动超越民族国家范畴，延伸为全球空间。全球空间范围内，个体的流动性大大增强，时间和空间高度压缩，促进个体由“国家人”向“全球人”转变。即使在这种背景下，个体也并非独立于国家而抽象的存在。现今为止，全球范围内的任何个体，仍然在民族国家的制度作用下，归属并服从于民族国家。少数处于战争状态下的地区，大多也在极力构建民族国家。一方面，个体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活动，需要民族国家的身份认证，否则便难以融入全球化进程；另一方面，民族国家也是个体全球化的基础，没有民族国家，个体全球化无从谈起，而只会落入“乌托邦式”的无政府主义，造成人类文明的衰退。全球化通过民族国家，作用于个体行为选择；个体行为选择通过民族国家认证，进而融入全球化进程。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力电子器件对多电平逆变器的电平数目的要求也越来越多[3-4],这使得逆变器内部的主电路的功率半导体管数量不断增加、电路的内部结构复杂、控制方式繁琐,极大地提高了其发生故障的概率,降低了电源系统的可靠性[5-7]。因此会引起一系列的电源故障问题,如会造成变电站中电源的损坏,导致区域性停电、部分电网瘫痪等,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企业正常生产,这将直接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构成重大的威胁[8]。因此,为了避免此类事故的发生,不仅要提高逆变器的生产质量,还要对其进行相应的故障建模以及对出现的故障进行诊断和研究。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离开任何一个方面，都有失偏颇，堕入误区［3］。“爱国主义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遭遇严重挑战，但它依旧是公民国家伦理的价值皈依”［4］。全球化进程中的青年爱国主义，也并非是单方面的讲究“世界主义、全球正义”，而同样需要强调爱国主义。即使少数青年群体侧重于“世界主义、全球正义”的鼓吹，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同样离不开“爱国主义”的支撑。没有爱国主义的“世界主义、全球正义”，无异于缘木求鱼。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并非二元对立，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也不是水火不容。从当前来看，民族国家依然是人类最主要的组织形式，爱国主义也是主流的得到普遍认可的意识形态。在民族国家基础之上，全球化得以孕育而生，世界主义演化成为一种文化思潮。但从主次地位来看，全球化进程受制于民族国家，世界主义处于主流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作用之下。
全球化时代，爱国主义依然是主流意识形态，值得青年进一步坚守和弘扬。世界主义与全球正义，应当置于爱国主义范畴之内加以考量。从实践层面看，当前的全球化是民族国家参与的全球化，离开民族国家，全球化无从谈起。当前的全球化，也并没有产生出一个具有约束力的世界政府，即世界主义和全球正义尚不具备扎实的实践基础，仅仅是作为多元思潮之一而存在。青年群体不应当以“世界主义、全球正义”的存在，而否定爱国主义的实践基础与理论指向，更应当以“爱国主义”统摄“世界主义、全球正义”，赋予爱国主义新的内涵，用实际行动展现爱国主义的责任与使命，而不应当寄希望通过抽象的道德原则来解决“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5］之争。
二、冲击二：爱国主义与爱党、爱社会主义不一致
【代表性观点】爱国主义是个体自由选择，爱不爱国、怎样爱国，均是个体权利，无须国家强制教育，外界无权强加干涉，更加没有必要强制灌输。
刘志波（1975-），男，山东沂水人，现就职于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回应】这一观点流传已久，然而随着实践的发展，此类观点并没有被有力地批驳，反而时不时就会改头换面，成为影响当代青年爱国主义的重要障碍。此类观点在青年群体尤其是大学生群体当中影响极大，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愈发成为制约青年爱国主义教育深入推进的瓶颈。
1.爱国主义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
爱国主义之所以是公民不可弃的权利，就在于爱国主义同时也是公民不可推卸的责任。爱国主义是一种关系，表征着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身处一国之内，公民享受包括爱国主义在内的诸多权利，同时也要承担爱国主义在内的诸多责任。如果说，爱国主义是国家对公民身份认证的天然权利，那么爱国主义也同样是这项不可弃权利之后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国家天然赋予公民爱国主义权利的同时，公民也需要天然地承担起爱国主义的责任，将自身的言谈举止纳入到爱国主义范畴之内，与危害爱国主义的思想行为做斗争。站在公民立场，爱国主义是检验并衡量公民之所以为公民的试金石；站在国家的立场，爱国主义则是实现国家治理，维护国家与公民关系稳定的情感纽带。从公民、国家以及二者关系角度看，三个方面都强烈而迫切地要求公民承担爱国主义责任。
2.爱国主义是统一的不是割裂的
当代中国的国家制度、政党制度以及社会制度是统一的，不是割裂的。青年爱国主义必须立基于这一“统一事实”，而不能简单割裂，将国家制度、政党制度以及社会制度三者分割开来讨论。这种统一，也就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即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而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青年爱国主义，应当以这一事实为依据，强化国家制度、政党制度以及社会制度的统一性，凸显爱国主义的国家基础、政党基础以及社会基础，强化三者关系的一致性［6］。脱离三者之间的任何一个因素，都会造成爱国主义的结构失衡，产生对抗冲突，造成爱国主义分化以至于分裂。试图以三者关系的“对立性”替代“统一性”的做法，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现实发展，本质上违背了爱国主义的初衷。
党的十九大以来，省委省政府对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心重视和大力支持。省委书记娄勤俭指出，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化工程，其中最核心的是创新驱动，最主要的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最迫切的是建设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3.爱国主义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
青年爱国主义是历史发展累积的产物，与现实发展存在紧密联系。从历史发展角度看，爱国主义指向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感归属与价值认同，在国家历史发展中找寻个体价值定位；从现实层面看，爱国主义立基于当代中国的现实发展，针对现实发展中的具体问题而阐发，在回应现实问题中升华爱国主义情感。换言之，爱国主义在历史发展中孕育而生，通过现实发展的锤炼与青年的前途命运交织在一起。试图通过否定历史进而否定现实的“历史虚无主义”，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难以契合现实发展的逻辑，本质上是一种历史与现实相冲突、历史与逻辑相违背的“伪爱国主义”。当前青年群体急需强化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爱国主义，“既要爱祖国，也要爱国家”［7］。
爱国主义不仅是国家赋予公民的一项不可弃的权利，同时也是公民需要承担的一项不可推卸的责任，更是一项所有公民必须履行的义务，展现为一种“国家伦理期待”［10］和“责任伦理”［11］。在不可弃、不可推卸以及必须履行三者之间，权利、责任与义务达成了结构平衡。一旦强化或者弱化三者之间的某一方面，爱国主义就会出现某种形态的异化。权利、责任、义务三者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仅仅依靠某一方面就能够生成并维持，而是三者之间互为依托、互为支撑、互为建构的结果。权利的行使，需要责任和义务限定，否则爱国主义就会堕入“权利中心主义”而演变成“权利之殇”；责任的承担，需要权利和义务的调和与中适，否则爱国主义就会变得僵硬而异化；义务的履行，更加需要权利和责任的平衡，否则爱国主义就会沦为个体负担而无法有效释放。
爱国主义是具体的、统一的，不是抽象的、割裂的，是历史与现实一体化发展的。当前对青年爱国主义构成冲击，恰恰就是一些试图抽象、割裂理解爱国主义的思想观点，使青年爱国主义走向误区，进而造成青年与国家、青年与社会之间的分化与对抗。青年爱国主义并非是乌托邦式的思想观念，而是扎根于历史与现实发展中带有意识形态规范指导作用的科学思想形态。一旦将爱国主义置于抽象、割裂的状态之中加以理解，忽视爱国主义的历史基础与现实发展，各种伪爱国主义、反爱国主义以及非爱国主义思想观念便会乘虚而入，对爱国主义形成冲击。我们需要丰富发展“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时代内涵”［8］，将爱国主义与政党制度、社会制度结合起来，凸显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制度支持。
青年爱国主义不仅是个体层面的认知与态度，同时也是制度层面的约束与形塑，尤其是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与社会制度对青年思想观念、行为选择、道德规范的外在约束。处于国家与社会一体化发展之中的青年，需要对国家政党制度与社会制度的历史由来、发展演变、现实框架及其未来目标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将个体的思想观念、行为选择、道德规范与具体的制度设计相结合，在国家、社会以及个体的结构互动关系中，实现有机结合。反之，将爱国主义与爱党、爱社会主义割裂，一方面掏空了爱国主义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则是淡化了爱国主义的制度支撑与制度保障，使爱国主义成为应然层面的价值追求，忽视了实然层面的制度规范。我们需要将爱国主义与青年的身份认同、情感归属结合起来，使青年爱国主义持续而深入地展开。
三、冲击三：爱国主义就是民族主义
因此，青年爱国主义要充分利用民族主义的积极因素，抵制狭隘民族主义对爱国主义的冲击，以爱国主义规制民族主义。具体而言，民族主义并非独立于爱国主义之外，更多地处于爱国主义之中，是爱国主义的构成要素之一。一方面，我们不能将爱国主义等同于民族主义，否则便会走向极端狭隘民族主义；另一方面，我们更加不能脱离民族主义来谈爱国主义，否则便会弱化了民族关联，使爱国主义沦为空谈而丧失民族基础。青年爱国主义既要立足国家立场，又要兼顾民族情感和民族情绪，将其上升为一种理性、客观、独立、包容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
【回应】此类观点具有较大迷惑性和煽动性，在一些特殊时间节点尤其在国际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容易为广大青年群体接受并将其转化成行为选择，对青年爱国主义形成冲击，需要加以澄清。
1.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联系
爱国主义是一种基于国家立场、维护国家利益，以“国家”为原点的思想观念形态，自国家产生以来就存在。民族主义是基于民族立场，维护民族利益，对本民族文化的一种情感认同，本质上也是社会文化思潮。自人类民族国家产生以来，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始终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在一定历史时期二者之间相互转化。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尤其是狭隘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抬头，部分青年群体裹挟其中加以宣传、鼓动，试图通过狭隘民族主义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如果说当前青年爱国主义处于守势，那么，青年民族主义情绪则毫无疑义地处于攻势，在一些极端事件当中，民族主义情绪甚至会转化成为违法犯罪行为，对正常社会秩序形成冲击。
2.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区别
爱国主义的核心是“国家”，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民族”，国家与民族虽有联系，但在实践中能够清晰地感知到二者的差异。爱国主义指向“国家”，是个体对身份认证与政治认同的一种价值期许，在一段时期内有着明确的指代，是一个集政治、历史、文化、民族、制度、地理为一体的综合概念。民族主义指向“民族”，是个体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认同感、自豪感以及优越感。爱国主义是国家意识的最高体现，而民族主义则是民族意识的最高体现。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国家是最主要和基本的组成形式，而民族则是一种多样性的存在，内嵌于国家组织之中。当今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以单一民族为载体的国家寥寥无几。
3.爱国主义规制民族主义
我们身处同一个国家，但是却分属不同的民族。这样一种交叉叠合的态势，在一定情境下造成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与对抗。民族主义的出发点是民族意识、民族立场、民族情感与民族利益，因此，在强调民族主义的同时，容易导致对其他民族的排斥、抵制以至于否定，进而造成民族间的对抗。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单位，可以聚合多民族，在民族多样性基础上寻求民族整合性，在民族利益分化基础上实现民族利益共识，以此维持整体的国家稳定。民族主义有两重性：一种是爱国主义规制下的民族主义，可以在民族与国家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保持二者关系的和谐；一种是凌驾于爱国主义之上的民族主义，在一定条件下则可能冲击二者的关系，进而演化成为狭隘民族主义。当前，应当用爱国主义规制民族主义，保证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方向。
由于民族主义的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当民族情绪和民族情感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民族主义便会取代爱国主义成为青年的行为选择。我们不仅要仔细辨别民族主义的理性与狭隘之分，同时还需要讲清楚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在主体、立场、对象以及影响等方面的差异，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换言之，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只不过这两种意识形态的价值立场、利益诉求、实践形式以及主次位分有所区别。站在民族立场，民族主义是维系本民族团结、维护本民族利益的重要思想观念。站在国家立场，爱国主义则是维护国家稳定、维系多民族和谐共处的重要理论基石。从主次位分上看，爱国主义高于民族主义，引领民族主义发生发展。
【代表性观点】爱国主义应当坚持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时时刻刻站在民族立场，弘扬爱国主义情感，对外来的异民族文化进行抵制。简言之，爱国主义就是民族主义。
四、冲击四：爱国主义是个体自由选择
【代表性观点】爱国主义与爱党、爱社会主义不一致。爱国主义之“国”，不仅指代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也指代五千年历史文明的古代中国。而且，爱国主义之“国”，应与现实发展中对政党与制度的认同区分开来，以此窄化爱国主义的概念内涵。
第二，培养民众良好的健康意识。中老年民众对自身健康的关注，知识理解力不够，人云亦云的追风态度，以及孤独无法派遣是他们对保健食品心存芥蒂的其中一个缘由，因此培养中老年民众养成积极的生活态度、健康理念尤为重要。调查还发现，对老年人特别关注的营养或健康问题有关的索赔，可能会增强对保健食品的理解与食用的可能性。
【回应】个体并非离群索居的孤立存在，而是在具体社会分工、社会关系中扮演具体社会角色，与社会稳定、国家发展产生诸多关系。个体享受国家赋予的权利，同时也需要承担相应社会责任，履行既定的社会义务，爱国主义的权利、责任与义务是一体化的结构关系。
1.爱国主义是一项不可弃的权利
爱国主义是国家赋予公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任何侵害公民爱国主义权利的行为都将被制止、惩戒。国家不仅保护公民爱国主义权利，还要为公民行使爱国主义权利创造条件，满足公民各类爱国主义诉求。爱国主义是一国范围内公民的最大公约数，是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地区公民的最大化情感共识，起到社会整合的价值引领作用。从权利主体来看，公民天然地享受爱国主义权利，与国家对公民的身份认证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权利客体来看，爱国主义权利指向国家，是对国家身份认证后的情感反馈与价值回赠；从权利表达来看，公民爱国主义权利存在多种表达方式，国家要不遗余力地提供机会，为公民行使爱国主义权利创造条件。与其他类型权利所不同的是，公民爱国主义权利是不可弃的，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严格规定，与公民身份天然契合。
2.爱国主义是一项不可推卸的责任
上述观点试图抽象性地理解爱国主义，认为爱国主义与爱党、爱社会主义不一致，将“1949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具体的事实，抽象地置于当前社会发展情境之下，用抽象的“国家”概念，来替换具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而瓦解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致性。需要澄清的是，青年爱国主义就是要强化国家的具体性。当前的国家，指称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形塑。脱离这一具体前提性条件理解爱国主义，只会误入歧途。爱国主义不仅具有国家属性，同时还具有政党特质与制度优势，需要强化国家属性、政党制度以及社会制度的内在一致性，凸显爱国主义的政党特质和制度支撑，避免脱离具体政治体制与制度背景的爱国主义。
工业革命以后，无论是英美法先发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还是亚非拉后发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民族国家都是最主要的国家组织形式。在民族国家的组织形式下，各个国家推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现代化，极力融入全球化，并争取在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因此，全球化的历史，就是民族国家不断发展壮大以至于现代化的过程。全球化不仅仅是一个孕育“世界主义、全球正义”［2］的抽象价值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社会现代化以及环境生态化的具体演变阶段，需要各个民族国家通力合作，增强全球化的体验感与获得感。进而言之，全球化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倘若缺少民族国家的参与，全球化只会呈现出支离破碎和自由放任的状态，不仅妨碍了全球共性问题的解决，同时还影响人类历史进程。
3.爱国主义是一项必须履行的义务
作为国家成员的公民，爱国主义是一项必须履行的义务。这项义务，不仅牵涉到国家与社会发展，同时也是个体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作为公民，可以主动放弃部分权利，但是作为义务形态而存在的爱国主义，却是公民所必须要履行的。公民爱国主义义务，不仅是一种自发自觉的思想状态，而且还是一种自信自省的精神气质，受到法律内在规定。一旦公民没有积极履行爱国主义义务，法律即可依照既定的要求对其进行规制。所以说，“公民与国家的同一性决定了对国家忠诚是每一个公民资格获得者不可推卸的政治义务”［9］。无论公民愿不愿意，均需要服从爱国主义的相应规范，在爱国主义的框架内进行取舍。爱国主义既是底线，也是最高准则。爱国主义是一种关系思维，是一种集体视角，公民不得以单方面的自由选择、自由权利为由，置爱国主义于不顾，突破爱国主义底线。
在上述TFP变化测量结果的基础上，应用式(7)，测量出2008—2016年中国建筑业科技进步贡献率(SRR)，结果如图2所示。为了便于分析，图2中将全要素生产率变化(SR)一并绘出。
式中，W为雨水设计径流总量，m3；Ψc为雨水径流系数；hy为年降雨量，mm；F为汇水面积，hm2。长春市年平均降雨量为570mm，可回收的雨水再利用可达每年约1000m3。
当前，全球范围内青年群体的权利意识极度高涨。身处全球化时代的当代中国青年群体受此影响也日渐强调权利。诚然，每一个公民都合法享有宪法法律规定的各项权利。然而，作为公民，在具体社会生活中扮演相应社会角色，在享受社会权利的同时也需要承担相应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在“权利-责任-义务”三者结构平衡下维持社会有效运转。权利指向公民，责任指向社会，义务指向国家。单方面地强调权利，只是站在公民立场，弱化社会与削弱国家。只有保证“国家-社会-个体”的结构平衡，才能维持“权利-责任-义务”的关系平衡，实现爱国主义“宣传话语、生活话语、学术话语”［12］的有机循环，孕育爱国主义的“正当性辩护”［13］。
五、总结与讨论：青年理性爱国主义的“社会化”路径
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青年在爱国主义引领下孜孜以求，不懈奋斗，使饱受列强侵略、积贫积弱的旧中国逐渐成长为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从100年前风云突变的五四运动，到7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再到40多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青年群体无一例外地发挥着先锋队与主力军的作用。当代中国的崛起，也展现出青年爱国主义的“崛起”。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80后、90后以及00后相继登上时代舞台，青年爱国主义暴露出许多新问题，一定程度展现出“非理性”的“反爱国主义”“伪爱国主义”实践面相，呈现出“由攻转守”的颓废态势。进而言之，“精日辱国”事件的频繁发生，表明部分青年不仅对一些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缺少清晰认知，而且还时常受到外部思想观念的蛊惑，折射出“理性化”的缺乏和“社会化”的缺失。
由图4可知，随着壳聚糖用量的增加，20%vol红枣白兰地的透过率先增加后趋于稳定，当壳聚糖用量为0.6 mL/100 mL时，透过率为99.541%，此时澄清效果达到最佳。
为了应对多元社会思潮对青年爱国主义的冲击［14］，学术界呼吁青年理性爱国主义的构建，以此扭转青年爱国主义的颓势。在崇尚个性、标榜自由的青年眼中，理性爱国主义不仅与自身的年龄特征相关联，更直接与个体行为及其背后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息息相关。一般而言，立足个体行为与社会角色的“一致性”，青年爱国主义便趋向于“理性化”，理性爱国主义便易于达成；立足个体行为与社会角色的“分化性”或者割裂二者之间的“关联性”，爱国主义便趋向于“狭隘化、虚无化、情绪化”［15］，理性爱国主义则流于空谈。青年理性爱国主义的构建，需要将其放置于“结构视野”和“制度主义”层面加以考察。青年理性爱国主义的构建，不是单方面的政策呼吁就能够达成，需要将其落实到社会发展层面，在“权利-责任-义务”一体化的社会角色扮演中寻求国家层面的制度支撑，以此实现青年理性爱国主义的“社会化”转向，弥合“国家化”与“个体化”的冲突与对抗。
理性爱国主义之“理性”，相对于“情绪化、极端化、狭隘化”而存在，指向一种恒定的、成熟的、宽容的思想观念、行为选择、情感认同以及社会行动，通过具体社会角色的实践，实现个体行为与国家意志、个体价值与国家目标、个体情感与国家制度的有机统一和良性互动。换言之，理性爱国主义暗含着“国家-社会-个体”的关系视角，单方面地强调某一方面，均会造成理性爱国主义的失衡。当代青年群体中一些极端“精日辱国”言论与行为的发生，恰恰就是理性爱国主义结构失衡的典型表现，折射出个体行为与国家意志的冲突，及其“社会化”的缺失。在“国家化”的爱国主义观念形态中，“个体化”的青年显得感性有余、理性不足，呈现出“非理性”“反理性”“无理性”的思想状态。青年理性爱国主义的培育与构建，与青年的“社会化”进程相一致，与青年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角色相联系，受制于“青年与国家”的社会认知。
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青年爱国主义“主体意识”［16］的凸显，我们需要从“权利-责任-义务”的视角，对青年爱国主义进行规制与形塑，保证“国家-社会-个体”的有机统一。站在个体立场，青年爱国主义会不自觉地削弱国家义务与社会责任，进而导致以“权利”规制“义务-责任”，形塑成为“个体化”的爱国主义；站在国家立场，青年爱国主义会不自觉地削弱个体权利与社会责任，进而导致以“义务”规制“权利-责任”，形塑成为“国家化”的爱国主义。两种形态的爱国主义均违背了理性爱国主义的初衷，展现出“个体化”对“国家化”的冲击，根本上影响青年理性爱国主义的构建。只有站在“权利-责任-义务”一体的“社会化”立场之上，爱国主义才能实现“国家-社会-个体”的结构平衡，形塑“理性主义”为实践取向的青年爱国主义，“对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中的批判性思维形成正向引导”［17］。
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时代，青年理性爱国主义需要上升到宪法法律、制度政策、道德规范层面，形成爱国主义价值体系，促进爱国主义的法治化、制度化以及规范化进程。从全球范围来看，青年爱国主义的思想观念与行为选择，不仅仅在实体地理空间范围内生成发展，同时还会在虚拟网络空间内扩散影响，而且经常性地在“线上与线下、实体与虚拟、国内与国外”等多个领域形成“全频共振”，对全球社会治理产生多维度冲击。青年理性爱国主义，应当成为全球社会治理的重要思想资源，而不是对正常社会秩序构成冲击的洪水猛兽。青年需要爱国，青年理应爱国。当代中国青年爱国主义只有进行“社会化”转向，青年理性爱国主义才能顺理成章地介入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成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贡献青年理性爱国主义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小组第五次会议上指出，“推动建立水权制度，明确水权归属[2]”。连续3 a的中央1号文件提出，“建立健全水权制度，开展水权确权登记试点，探索多种形式的水权流转方式”。2016年以来，国务院考核各省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工作，将水权确权工作纳入考核指标体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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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8年度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提升南京社区党组织的组织力研究”（项目编号：18CC03）；2019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逆城镇化研究”（项目编号：2019B20714）；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新境界专项“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科技思想的创新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7WTB010）；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研究”（项目编号：18X01）的阶段性成果］
沈东：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
责任编辑/王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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