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对莱茵模式的挑战及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莱茵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20年来，包括商品、劳务、技术、资本等要素的经济资源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使得世界经济日益相互依存的同时，国家与国家之间影响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也日益突出，这就是全球化的主要征象。而且，全球化在信息技术的支持和跨国公司的推动下已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趋势，以至成为大家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但与此同时，“反全球化的呼声和力量也在逐渐汇合成一股国际潮流。反全球化构成全球化的反面，其主要不是理论而是行动，特别是以国际经济会议或者西方国家领导人聚会为对象的街头大规模抗议。反全球化分子担心国家的主权与边界遭到全球化的削弱，指责全球化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有些还试图阻止全球化的趋势”。[1]究其原因，必须从当前模式的全球化中去寻找。
一、追求利润和效率的全球化
许多人认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但实际上，二战以后，西方世界里就逐渐存在着两种典型的资本主义模式：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前者以美国为核心，其价值观建立在个人成功和短期金融利润之上；后者以德国为核心，其价值观促进的是集体成功、共同决制和长期利益。[2]所以，具体分析全球化，还必须明确是欧洲模式（莱茵模式）的还是美国模式（萨克逊模式）的全球化。那么，当前全球化的典型特征是：
1、全球经济体系的形成 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生产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而且，整个世界已变成一个任由商人和金融家纵横往来的庞大市场，金融大鳄掌控的投机基金或投资资金几乎可以左右任何一个企业家或国家的命运。这是一项革命，使企业家能够在世界任何地方募集资金，借着这些资金，利用世界任何地方的科技、通讯、管理和人力，在世界任何地方制造产品，卖给任何地方的顾客。这个革命方兴未艾，在某些方面，路途还很漫长。真正的全球经济体系，是把全世界变成单一经济体，其运作方式与一个国家的经济体毫无二致。在这个全球经济体系里，货币、商品、服务、工作和人民可以在各国间自由流通，就像任何资源在美国各州间往来自如一样。
2、在目前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只有金钱畅通无阻，加速了全球金融市场形成，而全球金融市场正在推动与正常全球竞争截然不同的改变 不论是汽车或钢铁厂商、电脑软件采购员或运动鞋厂商，都会寻找工资最低、工作品质也还过得去的工人。但是，全球金融市场正在为作业灵活的大企业提供更多机会，让它们可以追求更大的效率、规模和利润。例如，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可以到任何地方贷款，获得小企业不可能拿到的低廉利率，因为它能够担保其他企业不可能达到的营业效率。它的效率来自它有能力到世界各地搜寻供应商，并借着它的庞大规模迫使供应商接受它的条件。它不仅是全球排名前列的企业，也是全球排名前列大的经济体，每年的销售额超过波兰、以色列、希腊或新加坡的生产总值。科技设备使它拥有最佳库存和分销系统，通讯网络使它属下的所有商店，能够随时与总部和分布于全球的供应商保持联络。这种优势使得沃尔玛在任何地方只要一开店，就有无数小店及其供应商纷纷倒闭。但是，全球金融市场对此完全无动于衷，因为它只关心沃尔玛如约提供的利润。
3、受全球金融市场的规律的支配，全世界已刮起冷酷无情的追求利润和效率之风，股东和投资市场已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核心 其冷酷无情如1997年索罗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肆无忌惮，以及目前国际热钱对人民币虎视眈眈的豪赌。但另一方面，几乎所有有成就的企业都从全球金融市场和全球股票市场获得资金，而全球投资者也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不断寻找低成本、高生产力和最大的利润。在这个游戏中，只有那些能够提供这种利润的国家、企业和员工，才能获胜。薪资太高、退休福利太好、健康保险制度太花钱、工会力量太强大，未能臻于“最佳实务”境界的，迟早会被市场淘汰。一心寻求最高利润的股票市场，会奖励那些表现最好的公司。这样，通常科技能够带来效率，而员工经常被认为是阻挠效率、拉低利润的累赘。因此，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精简人员的呼声响彻云霄，员工则胆战心惊。
很显然，这种追求效率和利润为核心的全球化与萨克逊模式是相契合的，特别是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先后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后，这种契合体现得更为明显。当前号称新保守主义的布什政府，其对内对外的经济政策也和新自由主义一脉相传。新自由主义相信市场机制万能，主张减少或取消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所以，在运输、电讯、能源、金融服务和其它行业，相继大幅解除管制；同时，政府和企业以铁腕对付工人，他们展开行动，攻击工会组织、失业福利、退休福利和最低工资。长久以来已变得僵硬腐化的工会，面对企业的勃发朝气，根本没有招架之力。
二、追求平衡和效率的莱茵模式
在追求利润和效率的全球化的咄咄逼人之下，还有另一种资本主义在顽强生存着——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的莱茵模式。莱茵模式和盎格鲁——萨克逊模式相比，具有以下鲜明特征：
1、银行资本主义 在德国，银行部门十分强大，没有任何限制其活动的法规，它甚至可以做一切事情：发放贷款，接受储蓄；可以干预股票和债券市场，管理企业金库；是企业兼并和清偿的顾问和操作者；经营着准备向企业提供的经济、金融、工业和商业信息网络。因此，在莱茵模式中，资本主义不是被气喘吁吁的投机气氛所笼罩，而是基本上操在银行的手里，它的命运不是取决于股市的“圆形交易厅”。银行在很大程度上起着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中的金融市场和股票市场的作用。
2、交叉的利益网络 在德国，银行往往是企业的首选股东。银行成为股东的方式有两种：或者是掌握部分资本的直接所有权；或者是行使在本银行开户的股东投票表决权。利用这种集中投票手段，银行就可以在企业管理委员会中发挥非常重要的影响。反过来，大工业集团也经常是银行监事会的成员，他们往往是这些银行的主要股东，尽管他们的全部参股很少超过5％。这种交叉参股构成了一种真正的网络，一种牢固而又相对封闭的工业——金融共同体，超出了严格的金融关系，体现为：银行家本能地关心企业的长期发展；主要股东保持稳定对管理层来说，是使他们感到安全和受到安抚的因素；经济不是受到统制，而是由互相了解、经常见面的少数人共同决定来推动的。
3、管理良好的共同决定制 莱茵模式中的权力结构和管理组织，与它的资本结构和组织结构一样，别具特色。责任分配比其他国家更为发达。这是一种形式多样的名副其实的共同管理，或称共同参与决定制，它把股东、管理干部和工会等有关各方结合起来参与决策。在企业的最高层有两个关键性机构：负责单纯管理工作的经理办公室和由股东全体大会选举产生的、负责监督经理办公室的监督委员会。这两个机构保持经常合作，以便维持对企业的协调领导。于是，在股东和领导人之间有了一个制衡机制。除此，还要加上由全体职工参加的共同管理制。这是通过类似法国企业委员会的机构委员会来实施的，拥有广泛的权力，所有社会问题（培训、解雇、工作时间等）都得征询它的意见。所有者和机构委员会之间有义务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协议。
4、强大的和负责任的工会组织 德国就业人口中工会会员的比例是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所得工会会费相对较高，其财政实力同其人数也大致相符。由于实力强大，使它们拥有令全世界同行羡慕不已的行动手段：在联邦工会机构中就有3000名脱产人员，这是一笔可观的财富；工会有一些罢工基金，一旦罢工失败，可以向参加罢工的工人和被关闭工厂的工人提供本人工资60％的补贴，这是对资方有效力的一个威慑工具；工会拥有对各级当选的工会代表进行遴选和培训的手段，有对形势进行追踪研究的经济和社会研究中心，有能力提出内容协调一致的、有根有据的中期解决方案，等等。同时，德国工会比他们的外国同行在经济方面更加“负责”。他们与资方一道管理大部分职业培训体系；讨论终身教育及其内容；负责管理失业培训中心的工作，每年要帮助15万人实现再就业。其次，德国工会的立场往往是有节制的合乎理性的，他们考虑经济的需要。在社会对话机制下，人们经常考虑的不是损害大的平衡，即不要导致惧怕的通货膨胀[3]（P99—101）。
5、共同的价值观 首先，莱茵模式是一种相对平等的社会。这里的收入差别和工资序列比萨克逊模式的国家明显小的多；税收制度也明显更具有再分配性质，不仅直接税超过间接税，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也比英国、美国要高。其次，集体利益通常优于严格意义上的个人利益。在莱茵模式中，个人所在的共同体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企业、城市、社会、工会，都属于保护性的和稳定性的结构。但是，这种“集体利益”优先，并不意味着莱茵模式的国家信奉集体主义，也不意味着其信奉集中化经济，恰恰相反，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原则写进了德国的基本法。
因此，莱茵模式是别具一格的，它成功地把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结合在一起。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保持了平衡，同时，效率也丝毫不差。德国在战后的经济成就，全球有目共睹，它有很好的生产力、强劲的出口、令人称赞的精良品质、优秀的劳工、稳定的货币、强大的银行，以及满足的企业老板；与别的资本主义相比，它给劳工提供最高的薪资、最短的每周工时、最长的假期、最优厚的福利。
三、全球化冲击着莱茵模式
全球市场不断地追求效率和最佳实务，也不断地把势力扩展到一个又一个国家。西方和东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富国和贫国相继陷入这个席卷一切的大旋涡，文明被连根拔起，既有的生活方式荡然无存。德国的莱茵模式也不例外。
1、社会共识受到挑战 德国社会的共识，如前所述，包括集体利益重于个人利益、强调商业工会和志愿服务部门的力量，以及企业的劳资共同管理。但是，面对全球资金这一具有破坏性的力量，这些都不堪一击。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靠相当封闭的系统即由银行主宰的封闭体系来维系。德国工业界的融资大部分来自德国银行。这些银行也掌握了客户的股权。德国大部分的制造业都在国内，为德国工人提供稳定的工作。对外贸易对德国很重要，可是德国主要是与其他工业国往来。欧洲共同市场以德国和法国的协议为基础，就是为了替法国农民提供保护，为德国工业提供市场。现在，这个封闭体系已不再封闭。随着全球资金市场进入德国，德国银行也失去经济控制权。德国与第三世界的贸易逐渐增加，与东欧国家的贸易成长尤其迅速，德国工人发现他们的薪资已高得失去竞争力。在国际股市上市的德国公司，发现全球资金市场对最佳实务的要求，与社会市场经济的理念互相冲突。大政府、大工会和大企业之间的合作，在强大的压力下逐渐失去平衡。德国企业原来一心一意维护员工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现在却满口“股东权益”，并提供主管股票选择权。这些企业舍弃由资方联盟与工会谈判的传统，强迫员工让步，都是为了全球市场。结果，规模庞大的赫司特（Hoechst）化学制药公司，在德国原有6.5万名员工，现已裁掉1.2万人，以提高赢利和股价。1997年初，克鲁伯钢铁公司（Krupp Hoesch Steel）宣布裁员2000人，机械制造业也准备裁1万人。德国失业率已达10％，大约有400万人找不到工作。40％劳工仍然属于工会，可是这个比率正在不断下降。[2]（P191—192）
2、工会力量减小，劳资关系失衡 大工会与雇主进行劳资谈判的悠久传统，已经逐渐崩溃。德国公司抱怨他们必须负担全世界最高的薪资、最高的社会福利成本、最高的营业税。在变幻莫测的全球经济体系里，他们怀疑他们是否能负担得起这个沉重的包袱。因此，劳资协议仍然由集体谈判达成，可是企业经常愁眉苦脸地强调他们必须降低成本，要求推翻某些协议。劳工惟恐失去工作，只得勉强同意。周末加班，在美国或许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却严重背离了德国的传统。但是现在，奔驰属下的斯图加特引擎工厂和嘉格瑙曳引机工厂，员工周六都得上班，否则就得面临工厂关闭的命运。奔驰向来在德国境内从事大部分制造作业，近来已开始在欧洲邻国和美国设立工厂。公司的外移策略，使斯图加特和嘉格瑙工厂人员心惊胆战。奔驰的对手宝马公司，更设计出290种不同的工作时间表，全部推翻以前的僵化制度。制造暖气系统的费斯曼公司，计划在捷克首都布拉格附近兴建一座新工厂，估计每年可节省1200万美元，因为捷克的薪资只有德国的1/10。消息传出后，费斯曼在德国卡瑟尔工厂的工人惊惶失色，同意每周免费加班3小时，这样一来，公司每年也可节省1200万美元，费斯曼接受了这个条件。[2]（P193）
3、社会福利制度面临危机 社会市场经济不仅希望给劳工安全保障，维护福利制度也同样重要，但后者正受到三方面夹攻。第一，德国政治界大致同意目前的税赋之高已达到极点，不可能再提高。第二，德国劳工原来享有的福利，总值相当于薪资的80％，而企业界宣称，全球竞争使他们无法承受如此沉重的负担。第三，欧洲希望借着建立单一货币制度，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形成一股强大势力，可是这个过程使福利问题变得非常复杂。为了确保新货币的稳定，拟定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各国代表，坚持各会员国必须整顿自己的经济，其中两项是全国预算赤字不得超过3％，以及政府债务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为了达到目标，德国开始削减赤字，紧缩福利支出。但是，这却是德国市场经济的一个基石。改革的结果是劳资双方均不满意。德国在将病假给付从100％减至80％时，有些企业迫不及待地实行。新规定本来适用于新员工，或是在谈判新的劳工契约时才能引用。但是，奔驰和西门子却立刻片面宣布施行。抗议浪潮汹涌而来，工会指责资方欺骗使诈，保守派政府勃然大怒，西门子立即认错，奔驰也宣告屈服。[2]（P196）
四、关于全球化挑战莱茵模式的思考
在世界各国中最讲求平等的德国，愈来愈担心改革会造成永远的下层阶级。随着工作机会相继消失，各行业学徒也逐渐减少。年轻劳工的技术水准下降，而且会愈来愈难找到工作，陷入了长期失业。曾经创造强大经济和社会优越性的莱茵模式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其根基开始动摇，这让我们不得不认真审视全球化的诸多方面。
1、关于全球化消极影响的进一步考察 全球化不仅对莱茵模式造成冲击，美国自身也难免。全球化对美国的冲击，主要反映在薪资降低，中产阶级缩小。20世纪70年代初，约有75％美国人的所得属于中产阶级，到80年代末，这个比例降至67％。[2]（P116）但受害更多的是发展中国家。一是加剧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其控制和垄断的金融机构、跨国公司与贸易、劳务、金融体制，同发展中国家进行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掠夺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与本来就很少的技术人才等，使发展中国家每年的损失高达5000亿美元。[4]二是侵蚀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独立自主。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打着经济全球化旗号向发展中国家贩卖新自由主义，特别是苏东剧变后，世界格局已变为注重军事斗争的同时，更加注重经济斗争，跨国公司等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国际垄断资本从经济上掠夺、奴役和瓜分世界的重要工具。对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跨国公司的无障碍进入，便意味着自主民族工业的破产、大批工人失业和经济主权的沦丧。如进入到某些拉美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其权力之大，犹如国中之国，在非洲也有类似情况。
2、关于全球化动力源的心态考察 全球化的诸多消极面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全球化的动力。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源是不再考虑边界限制的各种跨国公司、工业化国家的政府、持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精英。跨国公司是一种单纯追逐利润的跨国资本，偏重于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严重忽略了市场“没有边界的自私”的本性。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精英们迷信市场机制万能，主张减少或取消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企图从新的形式来恢复新古典的自由放任政策。工业化国家的政府根据自己的利益制定相应的对策。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曾直言不讳地说：“全球化是美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所在。首先，因为这是‘新经济’的关键之一。……过去10年中惊人的增长与繁荣并不仅仅是由于美国人工作得比较辛苦和聪明，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从国外注入的资本、商品和服务。这种注入为美国的借贷提供了资金，保证了美元汇率上扬和通货膨胀停留在低水平上。外国市场使美国制造商和出口商得以制造和销售更多的商品，并且由于出口量的增加而降低了成本[4]。所以在相当程度上，目前的全球化不重视财富分配、就业与发展问题。这样的全球化越是加速，无论国内还是国际，贫富鸿沟反而不断扩大，社会分层越发明显。同时，由于各国的劳动力具有相对不流动性，而跨国公司又在全球配置资源、获取竞争优势，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权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3、要寻求全球化的新方向 全球化是世界走向相互依存网络的历史趋势，它本身是中性的东西，既可以服务于崇高的事业，也可以为象恐怖主义那样的恶魔提供帮助。但是，目前全球化的模式是让人忧虑的，必须寻求全球化的新方向。不能听任全球化进程只受市场力量支配，而必须有驾驭全球化的相应制度安排，否则全球化的社会成本太高，将从根本上制约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为此，要形成三级国际制度。在国内，各国要加强适应全球化的制度建设，实现全球化进程中权利和义务的对称。在国际上，现存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要加速机构改革，对各国政府与人民更加负责，增加机构与工作的透明度并接受全球各地公众的监督。地区是沟通全球与国家的中间环节，有关国家应在地区一级积极探讨多边合作、地区一体化的模式，争取使类似欧洲、东亚这样的地区在全球化的制度结构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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