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微观、中观、宏观三位一体”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兼论破解我国内需不足的方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需论文,方略论文,微观论文,经济学论文,理论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困境与危机 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以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出版为标志。当时，面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迷信供给能创造需求的传统宏观经济学束手无策。如何扩大总需求，缓解生产过剩危机成为宏观经济学必须解决的最大难题。凯恩斯主义提出了用政府投资来填补总需求与总供给缺口的政策主张，形成了以赤字财政政策为主、扩张性货币政策为辅的政府干预方式。但随着政府财政赤字的规模越来越大，货币供应量越积越多，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爆发了生产过剩危机的变种——滞胀危机。换言之，凯恩斯主义就像一个庸医把聋子治成哑巴那样，将生产过剩危机治成了滞胀危机。 滞胀的出现，表明财政赤字政策这条路已经走不通，只剩下货币政策这条路还可以试一试。于是，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推出了以货币政策为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它的特点是：第一，变政府干预为具有独立性的中央银行干预；第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要以通货膨胀率不超过目标值为准。这样，中央银行既握有相机抉择的大权，可以自行决定货币发行量，又负有确保通货膨胀率不超过目标值的责任。如果经济出现衰退迹象，中央银行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刺激经济增长；如果通货膨胀率有超过目标值的征兆，中央银行提高利率，减少货币供应量，制止通货膨胀率继续上升。从实施效果来看，似乎颇令人满意，如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既实现了一定时期的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率又控制在目标值内，让一些经济学家着实欢欣鼓舞了一阵。但2008年世界金融海啸的爆发打破了人们的幻想。 与凯恩斯主义相比，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理论基础要庞杂得多，也隐晦得多，以致它惹出如此惊天大祸，不少经济学家至今还没有弄清楚它的运行机理、本质缺陷所在，甚至还有人认为它仍是最好的货币政策。美联储和欧盟也继续堂而皇之地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借口是通货膨胀率还没有达到目标值。 为什么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赤字政策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量化宽松政策都是超经济发行货币，而后者尤为特甚，但产生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前者产生了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的滞胀危机；后者引爆了通货紧缩与经济衰退并存的世界金融海啸？这是因为两者的运行机理不同，前者以财政赤字政策为主，扩张性货币政策为辅，政府投资与金融当局过多增发的货币捆绑在一起，因而金融当局超经济发行的货币大都通过购买国债转为政府投资资金，流入实体经济。因此货币的过多发行直接推动了实体经济的物价上涨。为对付通货膨胀，政府不得不削减开支，减少财政赤字，降低货币增长率，遏制通货膨胀上升势头，但这又引起经济下滑，从而出现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现象。后者以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只要通货膨胀率没有达到目标值，就放手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刺激经济增长。基于政府开支过大引起滞胀危机的前车之鉴，政府严格控制财政赤字规模，于是中央银行超经济发行的货币大部分流入虚拟经济，因此尽管货币供应量不断增加，但实体经济的物价上涨却很缓慢。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由证券、期货、期权、金融衍生品等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构成的虚拟经济则极度膨胀，资产价格不断攀升，泡沫越来越大。根据虚拟经济公式：虚拟经济增长＝货币增长×杠杆效率，可知它的膨胀主要靠两个因素，一个是流入虚拟经济的货币数量，另一个是杠杆率。从货币数量的增加来看，1982—1992年美国货币供应量年均增长率为8％，远远超过货币主义“单一规则”所规定的4％；1992—2002年年均增长率上升到12％；2002年以后更是高达15％以上。如此巨量的货币涌入虚拟经济，为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创造了条件。在这个为大量增发的货币不断扩展的舞台上，金融投机家们趁机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大显身手。他们在金融创新的旗号下，将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变为自我发展、自我膨胀，创造出大量杠杆率极高的金融衍生品。正是在货币量急剧增加和杠杆率节节攀升的推动下，虚拟经济如脱缰之马，迅速膨胀。据有关报道，2006年全球虚拟经济总量高达370万亿美元，为世界各国GDP总和的8倍多；平均每天的流动量约为世界日平均实际贸易额的50倍。 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产生两个效应，一个是财富效应，即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如股票、债券、不动产等)使人们资产越来越多，消费意欲越来越强，促进了消费的增加。再加上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预期提高了人们对未来收入的估计，更进一步刺激了他们对当期产品和劳务的消费。这也是通货膨胀目标制之所以能在一定时期维持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但其效果远不如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赤字政策。据报道，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投入3万亿美元，股票总值增加15万亿美元，仅拉动经济1万亿美元。这既表明美联储增加的货币大都流入虚拟经济，也说明财富效应的效果太差，流入虚拟经济的3万亿美元，经过金融炒作，达到15万亿美元，而这15万亿美元仅拉动美国经济1万亿美元。 另一个是投机效应。通货膨胀目标制长期超经济发行货币，在虚拟经济，积累了巨量可供炒作的货币，为投机家们大展手脚提供了广阔舞台。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制造出千奇百怪、让人眼花缭乱的大量金融衍生品，甚至借助数学模型将有毒的金融产品设计得高深莫测，玄妙无比，使广大普通百姓在稀里糊涂中上当受骗。在利益的驱动下，金融投机家，特别是金融投机机构越来越贪婪，胆子越来越大，设计出的有毒金融衍生品越来越多，伪装的越来越巧妙。同时，虚拟经济的极度膨胀使金融成为比实体经济更赚钱的产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才涌入，不仅造成一些发达国家金融产业过度膨胀和机构臃肿，而且也出现了去工业化和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可谓害人害己。 当大批有毒的、虚假的、肆意编造出来的金融衍生品四处泛滥，把虚拟经济变为大赌场、大骗局(如庞氏骗局、次级抵押贷款、各种有毒金融产品和衍生品等)后，这些骗局原形毕露之时，也就是世界金融海啸爆发之日。 令人奇怪的是，尽管闯下如此塌天大祸，一些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只要通货膨胀率没有达到2％～3％的目标值，量化宽松政策就应该继续实行下去，克鲁格曼甚至要求把通货膨胀率提高到4％～5％。他们还主张“事后处理策略”，即对资产泡沫的膨胀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直到破灭后再来收拾残局。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之所以至今仍信奉通货膨胀目标制，继续实行量化宽松政策，究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这次世界金融海啸来得太突然、太猛烈，人们一时还没有弄清楚它的发生机理和原因，以为只是偶发现象或偶然因素造成的；二是没有找到可以取代它的更好方法，因而尽管明知是饮鸩止渴，也只能硬着头皮实行下去。 当然不少经济学家也进行了反思，认为货币政策不仅要盯住通货膨胀率，还要防止资产泡沫的产生和风险积累，主张实行宏观审慎管理政策。这些观点已经为政策制定者所采纳，如对近来颇为盛行的比特币，格林斯潘就指出它是有毒金融衍生品，一些国家也采取了限制或取缔措施。但这类有毒的金融产品在巨大利益的驱动下还会不断涌现，层出不穷，让人防不胜防。 仅仅限制或取缔有毒的金融产品不过是扬汤止沸，不能釜底抽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要继续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靠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刺激经济，就等于为金融投机提供了一个越来越广阔的舞台，各种有毒的金融产品和金融衍生品就会纷纷登台，施展种种骗术，人们即使千般警惕，万般防范，也难免百密一疏，上当受骗。 虽然有些经济学家也看出通货膨胀目标制只能控制通货膨胀，不能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但这种认识还没有点到要害，通货膨胀目标制不仅不能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还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制造者。所谓系统性金融风险就是资产泡沫的破灭造成的金融市场崩盘。它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大量货币在虚拟经济的聚积；另一个是金融投机家和金融投机机构对巨量货币的炒作所创造出来的各种有毒金融产品和金融衍生品、金融骗局的大泛滥。 如今，通货膨胀目标制已经陷入两难境地：如果限制货币供应量过度增长，降低金融杠杆率，抑制资产泡沫膨胀，制止风险极大的金融产品泛滥，就无法刺激经济增长；反之，则会引发金融海啸。可以说，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处境与当年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赤字政策引起滞胀危机时所处的两难境地如出一辙。从2008年爆发金融海啸至今已经过去了5年多，但发达国家经济仍然增长乏力，步履维艰，十分脆弱，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草木皆兵，如美联储刚提出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意向，就立即引起股市下跌，经济恐慌，不得不放慢步伐。这就是通货膨胀目标制为什么至今仍为西方国家所奉行的原因。但如果继续开动印钞机，不仅效力递减，而且当前美国股市节节攀升，已经达到相当危险的程度，如果继续上涨下去，有可能出现新一轮的经济泡沫破灭。 总之，为解决消费需求不足问题，现代宏观经济学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起，直至今日已经奋斗了近百年的时间，其中既创造出以财政赤字政策为主要干预手段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创造出倡导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新兴的新古典综合，但都先后以滞胀危机和世界金融海啸的爆发而名誉扫地。这不能不使人反思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是否正确，是不是走错了路。 虽然现代宏观经济学屡遭挫折，但“危”往往又意味着“机”，失败是成功之母。本文试图建立一个集微观、中观、宏观为一体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为解决经济问题，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提供一个新思路，把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从宏观引向中观和微观，从虚拟引向现实，从平面研究引向立体研究，做一些抛砖引玉的尝试。 二、“微观、中观、宏观三位一体”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一)经济循环运动模式 消费与生产是经济循环的两个基本环节。它们是相互依存、互相影响的关系。一方面，消费是“生产的唯一目的”，不能为生产而生产；另一方面生产是消费的基础，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在自给自足经济(自然经济)中，生产出来的产品直接满足生产者自身需要，因而其经济的循环运动比较简单，只有两个环节：消费和生产。两者的关系是，生产要根据消费需求来制造产品。由于投资需求是从消费需求派生出来的，两者相伴而生，如影随形，共增共减，因而消费需求可以代表总需求。当生产出来的产品被消费或消耗掉以后，又会产生新的需求，于是经济运行进入下一个循环过程。自给自足经济的运动正是从消费到生产再到消费这样循环不已：消费—生产—消费—生产……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分工的日益发达，总产品规模越来越大，产品种类也越来越多，各种产品已经无法直接交换，需要用货币来充当交换媒介。于是人类社会从自给自足经济进入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总产品的表现形式也从实物形式一种，增加到实物形式和货币形式两种。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总产品首先要从实物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总货币收入(总收入)，然后通过分配机制分给各个居民，用以购买其所需产品。虽然在总量上，总产品与总收入相等，但总产品要实现其价值，必须过总收入这一关。如果总收入不能用来购买总产品，就会出现产品严重积压，不仅总产品的价值无法实现，也阻塞了经济循环运动的通道，产生灾难性后果：轻者出现生产衰退，重者导致经济崩溃。正是因为收入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如此之大，牵一发而动全身，经济循环运动也就理所当然地从两个环节增加到消费、生产、收入3个环节，我们称之为经济循环运动模式，如图1所示。
图1 经济循环运动模式 对于市场经济的循环运动，凯恩斯主义从另一个角度，运用国民收入均衡公式，也进行了描述和阐释。该公式为：消费＋投资＝消费＋储蓄；公式左边为总需求，公式右边为总供给。 如果对经济循环运动模式与国民收入均衡公式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它们有某些相同之处：前者的消费(包括其所派生出来的投资)环节，相当于后者的总需求；前者的生产环节相当于后者的总供给的实物形式——总产品；前者的收入环节相当于后者的总供给的货币形式——总收入。在国民收入均衡公式中，总供给一身兼二任，既代表总产品的货币形式，又代表总产品的实物形式。如果公式两边相等，也就是总需求等于总供给，不仅意味着总产品(实物形式)的价值得以实现，而且意味着总产品的货币形式——总收入也都用于购买由投资品和消费品组成的总产品。经济循环运动模式也是如此，它能否顺利运行，同样系于总收入能否购买总产品。如果一部分产品没有销售出去，不仅会导致本轮经济循环运动发生梗阻，而且会引起下一轮经济循环运动萎缩。这样，当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在国民收入均衡公式中，表现为投资小于储蓄，经济出现衰退；在经济循环运动模式中，表现为总收入中有一部分没有用于购买总产品，也会导致经济衰退。从这个意义上讲，两者确实存在一定的相通之处。毕竟它们反映的都是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只是观察的角度不同而已。 但经济循环运动模式与国民收入均衡公式也存在差异。后者将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割裂开来，两者各自独立存在，互不影响。例如当该公式左边的消费减少时，投资却保持不变，而不是相应减少，这显然与事实不符。投资需求是从消费需求派生出来的，当消费需求减少时，投资需求必然相应减少。凯恩斯主义作为当时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不会不知道这一经济学基本常识。他们之所以将两者共增共减的关系隐去，不过是为引入政府投资预留通道。 尽管国民收入均衡公式存在缺陷，但从该公式仍然可以得出消费不足是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原因这一重要结论。因此它虽然存在投资需求没有随着消费需求减少而减少的缺陷，颇有减轻总需求不足程度之嫌，但承认消费不足是总量失衡的根源所在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一个正确的结论。 按照正常逻辑，接下来应该寻找消费不足的具体原因和解决办法，把因某种原因被“冻结”的那一部分消费释放出来，恢复总量均衡。但令人奇怪的是，凯恩斯主义偏要另辟蹊径，用政府投资来填补消费需求不足造成的总需求缺口。究其原因，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没有中观和微观基础，无法找到消费需求萎缩的微观原因和解决办法有关，因而不得不李代桃僵，用政府投资来弥补总需求不足。为此，他提出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理论，将消费不足的责任推给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所谓的心理因素。然而，遇到问题绕开走，是行不通的，凯恩斯主义最终也因此以滞胀危机的爆发而宣告失败。只有直面现实，追本溯源，找到消费不足的中观和微观原因，才能釜底抽薪，从根本上解决消费不足问题。要做到这点，必须建立起消费、生产和收入三大要素(即三大环节)的微观、中观和宏观体系，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集微观、中观、宏观于一体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简称一体化理论体系。 (二)建立三大要素的微观、中观、宏观体系 1.消费的微观、中观、宏观体系。微观消费指单个消费，微观消费层面由各种消费组成，可以说有多少种消费品就有多少种消费，可谓多如繁星，数不胜数。若想直接理清各个微观消费与宏观消费之间一一对应关系，确实让人有老虎吃天无从下爪之感。这也是宏观经济学一直难以建立起微观基础的重要原因。但这一难题并非不能解决，所谓物以类聚，微观消费虽然种类繁多，但根据它们的不同共性，可以归纳为衣、食、住行和服务4大类消费，其中食代表农产品；衣代表轻纺产品等轻型消费品，住和行代表住房和家用小汽车等重型消费品；服务代表第三产业产品。这4大类消费组成中观消费。宏观消费则是4大类消费的总和。由此建立起从微观消费到中观消费再到宏观消费的一个相互衔接的消费体系。 2.生产的微观、中观、宏观体系。微观生产指单个企业，微观生产层面由众多生产各种各样产品的企业组成。如果将生产农产品的企业和农户汇集在一起，可形成农业部门(农业)；将生产轻工业产品的企业集合在一起，可形成轻工业部门(轻工业)；将生产重工业产品的企业聚集在一起，可形成重工业部门(重工业)；将生产服务产品的企业汇集在一起，可形成服务部门(第三产业)。这4大部门或4大产业，囊括了所有单个厂商，构成了中观生产。宏观生产则是4大产业的总和。由此建立起把微观生产、中观生产、宏观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产体系。 3.收入的微观、中观、宏观体系。微观收入指单个居民的收入，微观收入层面由众多单个收入者组成。虽然各个居民的收入互不相同、千差万别，但人以群分，根据收入的高低，可将他们分为高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生活困难群体。这4大收入群体的收入构成中观收入。宏观收入则是4大收入群体的收入总和。由此形成把微观收入、中观收入、宏观收入聚合于一体的收入体系。 我们把消费体系、生产体系、收入体系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相互紧密联结的经济体系，如表1。
表1的纵列分别为消费、生产、收入三大要素从微观到中观和宏观的内部构成；横列是三大要素分别在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宏观层面的外部联系，亦即横向联系。下面我们根据表1，对它们的内在联系和外部关系及其特点和变化规律进行分析和阐述。 (三)三大要素在微观、中观、宏观层面的纵向内在关系分析 1.消费在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宏观层面的内在联系、调节机制和变化规律： (1)微观消费。按照微观经济学的消费者选择理论，消费者根据总效用最大化原则选购消费品。效用是指消费者在消费某种商品或劳务时获得满足的程度。①它随着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消费量增加而下降，这一现象称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例如消费者吃第一个苹果的效用最大，吃第二个苹果的效用就要小一些，以此类推。在收入和价格一定的条件下，消费者要想获得总效用最大，实现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均等，即他所花掉的每一元钱都取得相等的边际效用，必须增加效用高的商品的购买量(消费量)，使其边际效用降下来；减少效用低的商品的购买量(消费量)，使其边际效用升上去，最终达到所购买的全部商品的边际效用均等。反过来说，凡是消费者购买多的商品，其效用必大，需求迫切程度必高，消费者不得不增加购买量来降低其边际效用；凡是消费者购买少的商品，其效用必小，需求迫切程度必低，消费者不得不减少购买量来提高其边际效用。这一规律是微观消费的基本规律，也是微观消费层面的主要调节机制，称为边际效用均等机制。 (2)中观消费。在中观消费层面，边际效用均等机制继续发挥调节作用，但对象发生了变化，面对的已不是单个消费者而是4大类消费品的消费者，也就是全体消费者，他们对4大类消费品的购买也遵循边际效用均等规则。如果说，在微观消费层面，对单个消费者来说，各种消费品的边际效用有大小之分，那么在中观消费层面，对全体消费者来说，4大类消费品的边际效用也有高低之别。为了实现4大类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均等，他们必须加大对边际效用高的那类消费品的购买量，减少边际效用低的那类消费品的购买量。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凡是消费量(购买量)在社会总消费量中比重最大的那一类消费品，其边际效用必最高，需求迫切程度必最大，人们需要用更多的购买来降低其边际效用，我们称该类消费品为主要消费品或主要消费；凡是消费量在社会总消费量中比重较小的那些消费品，其边际效用必相对较低，需求迫切程度必相对较小，因而人们须减少购买量来提高其边际效用，这些消费品称为次要消费品或次要消费。在4大类消费中只能有一个是主要消费，其余为次要消费。 主要消费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增加，它会下降为次要消费，而次要消费中的某一个会上升为主要消费，发生主次消费的易位。原因是主要消费品由于购买量长期保持最大，得到优先供给，其需求渐趋饱和，边际效用出现递减，消费量在总消费量的比重随之下降，成为次要消费。 由此可见，主要消费品购买量在社会总消费品购买量中所占比重经历了一个先上升，达到高点后又下降的过程。它的上升是因为当时其边际效用不仅最高，而且处于递增状态，因而居于主要消费地位；它的下降是因为需求趋于饱和，边际效用递减，退为次要消费。最先发现这一现象的是恩格尔，他根据经验统计资料，指出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重会出现先递增，在达到某一高点又递减的情况，这就是著名的恩格尔定律。其实不仅食品有这种现象，一些经济学家陆续发现，轻纺产品、住房、服务也都先后出现过类似情况。② 这种现象也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所证明。在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农业社会阶段，生产力极为落后，人们的收入低下，他们对4大类消费品虽然都有需求，但限于收入太少，只能将收入的主要部分用于购买需求最迫切、边际效用最高的消费品，才能实现边际效用均等。在当时，4大类消费品中，哪一类消费品的需求最为迫切，边际效用最大呢？所谓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最大，因此人们将收入的主要部分用于购买农产品，它也就成为该阶段的主要消费。其他消费则为次要消费。这就是为什么在一段时期，食品在家庭支出中所占比重最大，呈递增态势。 在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轻工业阶段，人们的收入上了一个新台阶，需要根据新的收入水平重新安排家庭支出中4大类消费比重。食品消费由于在前一阶段的家庭支出中占据最大比重，需求已经得到基本满足，边际效用出现递减，降为次要消费。那么，在轻型消费品、重型消费品和服务品中，何者继之成为主要消费呢？首先来看以住房为代表的重型消费品，它虽然为人们所需要，但价格太高，是第二阶段绝大多数消费者(除少数高收入者)的收入所难以承受的，因而不可能入选。其次来看服务品，它属于精神产品，在物质生活资料得到基本满足之前，无法成为主要消费。于是轻型消费品取代食品，成为主要消费品，这也是一些经济学家发现家庭支出中用于购买轻纺产品(它是轻型消费品的主要组成部分)的支出所占比重在一段时间不仅最大，而且持续递增的原因。 在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重工业阶段，人们的收入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需要再次调整家庭支出中4大类消费所占比重。其中轻型消费品与食品一样，都因需求得到基本满足、边际效用降低而成为次要消费。重型消费品作为物质消费品，天然具有比精神消费品更大的优势，因而顺理成章地成为主要消费，服务则仍为次要消费。 在经济发展的第四阶段——服务社会阶段，人们的收入又上了一个台阶，需要再次调整家庭支出中4大类消费所占比重。其中食物、轻型消费品、重型消费品都已降为次要消费品，在家庭支出中所占比重呈递减态势，服务在家庭支出中所占比重则不断上升，成为主要消费，这一现象在发达国家已经发生，并延续至今。 综上所述，在生产力发展和收入提高的漫长过程中，4大类消费先后成为4个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消费。它反映了中观消费的一个重要规律：主要消费转移规律。该规律对于认识和掌握总消费变化规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表明总消费不足并不是所有消费都出现不足，而是主要消费不足造成的。因为主要消费不仅在总消费中比重最大，居于主要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更因为它的边际效用最高，增长潜力最大，处于递增状态，成为拉动总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正如恩格尔定理所表明的，主要消费在家庭开支中所占比重是递增的，而其他消费不是递减(如已经从主要消费位置退下来的次要消费)，就是增长相对缓慢(如还未能上升到主要消费地位的次要消费)。正因为主要消费品的边际效用最高、购买量最大、增长最快，一旦它出现需求不足，总消费需求就会因为突然失去主要动力而萎缩。 (3)宏观消费。在宏观消费层面，消费的运行特点和变化规律又发生了一次变化，从中观消费层面4大消费轮流成为主要消费的规律变为总消费的萎缩(即总消费不足)与扩张反复出现规律。对此，现代宏观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各流派分别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如凯恩斯主义将消费不足归因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货币主义提出暂时性收入和持久收入假说；莫迪利安尼提出生命周期假说，等等。然而仅仅从宏观层面寻找消费不足的原因不过是隔靴搔痒，无济于事。宏观消费本身并不能制造消费不足，它不过是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出现大面积消费不足在宏观层面的反映而已。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三个消费层面的变化规律和运行特点各不相同。在微观层面，单个消费者按照边际效用均等规则购买消费品；在中观层面，主要消费转移规律发挥主导作用；在宏观层面，总消费的萎缩与扩张反复出现成为一种规律性现象。 虽然3个层面都是由消费组成，它们之间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每个层面的运行特点和变化规律却大不相同，原因是各个层面的构成不同，如微观层面由单个消费组成；中观层面由4大类消费组成；宏观层面则是所有消费的总和。组成单位的规模不同，其运行特点和规律当然会有所差异。一般来说，当一个层面上升到另一个层面，如从微观层面上升到中观层面，其运行特点和变化规律都会发生一次变形，上升的层面越多，变形的程度越大，甚至到了面目全非的地步。这就是为什么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总是难以实现对接的一个重要原因。宏观经济学专门研究宏观消费的运行特点和变化规律，微观经济学专门研究微观消费的运行特点和变化规律，两者之间隔着中观层面，就像隔着一堵墙，如何能看清庐山真面目，恐怕连捕风捉影也难以做到。如果以中观层面作为桥梁，便可以将两者连接起来。虽然从微观层面上升到中观层面或从中观层面上升到宏观层面都会发生一次变形，但它们的联系毕竟比较接近，即使发生变形，也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和相互连接的细微线索。因此只有将微观、中观、宏观连接成一个完整体系进行立体研究，经济学才能成为一门完整的科学。 2.生产的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宏观层面的内在联系和调节机制、变化规律： (1)微观生产。按照微观经济学理论，厂商生产的目的是实现销售收入与生产成本之间差额的最大化。其中销售收入最为重要，如果产品销售不出去，没有销售收入，连生产成本都无法支付，又何谈两者差额的最大化。产品要能销售出去，企业必须按照消费需求及其派生出来的投资需求进行生产。因此在微观生产层面，市场机制发挥调节作用，通过价格的升降，引导企业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 (2)中观生产。在中观生产层面，市场机制仍然发挥调节作用，但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演变为4大产业随着4大消费的变化而变化：第一，4大消费的伸缩决定4大产业的增减；第二，生产主要消费品的产业在4大产业中居于主要地位，成为主要产业，生产次要消费品的产业则为次要产业；第三，当主要消费发生转移时，主要产业也随之转移。这一规律从经济发展历史可以看得很清楚：当食物为主要消费时，农业成为主要产业；轻型消费品为主要消费时，轻工业接替农业，成为主要产业；重型消费品为主要消费时，重工业上升为主要产业；服务为主要消费时，第三产业随之上升为主要产业，可见在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下，主要产业转移规律与主要消费转移规律是相一致的。一些经济学家经过长期研究，也对主要产业的这种转移现象有所认识，为此他们根据各个时期的主要产业来命名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即农业社会阶段、轻工业阶段、重工业阶段、服务业阶段。 总之，在微观生产层面，我们看到的是单个企业如何根据消费需求(包括其所派生出来的投资需求，以下同)进行生产，但在中观生产层面，已经变为4大产业如何根据主要消费的转移而变换主次位置。 (3)宏观生产。在宏观生产层面，市场机制继续发挥调节作用，但表现形式变为总生产随着总消费的增减而增减，即总消费萎缩，总生产必衰退；总消费扩张，总生产必增长。这说明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不仅微观生产和中观生产要根据消费需求制造产品，总生产也要根据总消费的增减而增减，可谓“一脉相承”。但宏观生产的运行特点和规律与中观生产有所不同，表现为总生产衰退与总生产增长交替出现，可以说又发生了一次变形。 从宏观生产层面这个更高角度来观察4大产业，可以看出主要产业在其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它的增减决定总生产的增减。因为主要产业不仅在总生产中比重最大，同时也是拉动总生产增长的主要力量。如果主要产业出现萎缩，总生产必然衰退，而如果次要产业出现萎缩，主要产业只要稍微增加一些产量，就能填补次要产业减产出现的缺口，维持总生产正常增长。现代宏观经济学总是从宏观层面寻找总生产衰退的原因，以为它是所有产业同时萎缩造成的。其实这是一种错觉，真正导致总生产衰退的是主要产业。因此当经济不景气时，既不能为生产而生产地单纯扩大生产资料生产，也不能肆意增加财政赤字，扩大政府投资，而要通过扩大主要消费来拉动主要产业增长，以此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3.收入在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宏观层面的内在联系和运行机制、变化规律： (1)微观收入。在微观收入层面，每个收入者的收入各不相同，对收入的使用(这里指消费与储蓄比例的决定，以下同)也各不相同。有的收入者储蓄多而消费少；有的收入者消费多而储蓄少；有的收入者没有储蓄；有的收入者甚至是负储蓄，靠国家补贴度日。反映到中观层面，表现为4大收入群体的消费储蓄比例各异；反映到宏观层面，则是总消费与总储蓄比例合理或不合理，用凯恩斯主义的说法是投资与储蓄相等或不相等。 市场机制虽然能调节消费与生产的供求，引导企业按照消费进行生产，但对收入者如何使用自己的收入却影响不大。决定收入者如何使用自己收入的机制不是市场机制，而是收入者的收益最大化机制，即收入者根据消费与储蓄的收益大小来决定两者的比例，以取得最大收益。这种收益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储蓄的利息收入，另一个是收入者对消费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满足感或受益感。与后者相比，前者显然要小得多，由此决定了利率对消费与储蓄比例的调节作用不可能很大，更不会起决定作用。这从经济衰退时期政府或中央银行降低利率并没有产生减少储蓄、增加消费、缓解总消费不足的显著效果也可以看出。何况人们获取利息的目的也是为将来消费而积攒更多的钱(当然也有例外，如收入太多而消费不了的高收入者)。因此消费的满足感或受益感对消费储蓄比例起决定作用。当人们(除高收入者)出现消费不足时，并不是他们不想消费，以增加自己的满足感或受益感，而是消费遇到了障碍，使其无法消费。它分为消费的收入障碍和消费的非收入障碍两种。前者指在收入差距过于悬殊的情况下，大多数收入者由于收入太少，买不起所需消费品，特别是主要消费品；后者指在社会收入差距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大多数收入者虽然具有较强的支付能力，但由于遇到消费的非收入障碍而无法购买所需消费品。 (2)中观收入。从中观层面来看，4大收入群体的分布态势一般是两头小、中间大，即高收入群体和困难群体人数少而中低收入群体人数多，占总人口的大多数，称为主要收入群体，由于他们的消费能力也最大，因而也是主要消费群体。4大收入群体对收入的使用，受收入者收益最大化机制调节。高收入群体收入丰厚，在消费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还会有较多剩余，他们的收益最大化表现为消费需求既得到满足，剩余的收入存入银行又能获得利息收入。困难群体需要靠政府补助才能维持日常生活，因此他们的收益最大化表现为仅有的一点收入要全部用于消费，不足部分尽量争取政府补助。主要收入群体的收益最大化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收入差距过于悬殊，高收入群体掌握总收入的大部分，主要收入群体的收入占较少部分，因而只有将自己的全部收入都用于消费才能实现收益最大化，但即便如此，他们的消费需求还有很大一部分没有得到满足，他们遇到了消费的收入障碍。这种情况必然导致总收入的消费储蓄比例失调，其中储蓄过多的原因是高收入群体敛财太多，又消费不了；消费过少的原因是主要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由于收入太少而无法发挥出来。另一种情况是社会收入差距不是很大，主要收入群体的收入较多，他们的收益最大化表现为消费需求得到满足后，如果还有剩余则用于储蓄，获取利息。但如果他们遇到了消费的非收入障碍，被迫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就会引起总收入的消费储蓄比例失调，出现储蓄太多、消费太少的现象。但责任不在主要收入群体身上，他们遇到了靠自身力量所无法排除的消费障碍，即使市场机制对此也是无能为力，只有政府出手干预才能解决。 总之，在中观4大收入群体中，主要收入群体起决定作用，他们如果消费不足，总消费必然不足；他们储蓄过多，总储蓄必然过多。因此要解决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必须从主要收入群体入手，了解他们遇到了哪种消费障碍。如果是消费的收入障碍，政府就要设法缩小收入差距；如果遇到的是消费的非收入障碍，政府就要查明原因，予以排除。 (3)宏观收入。在宏观收入层面，收益最大化机制仍然起调节作用，但表现形式已经变为总收入的消费储蓄比例的失调或不失调，亦即合理或不合理的交替出现。如果主要收入群体出现消费不足，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总消费过少、总储蓄过多的比例失调；如果主要收入群体的消费充足，总收入的储蓄消费比例就会合理，达到凯恩斯主义所希望的储蓄与投资相等。但由于总产品的生产受市场机制调节，总收入的使用受收入者收益最大化机制调节，两个不同机制难免会发生矛盾和冲突，总收入的消费与储蓄比例失调也就成为一种常态。
根据以上对3大要素的微观、中观、宏观的内在联系和调节机制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见表2)。 (1)从消费要素来看，在微观消费层面，单个消费者按照边际效用均等规则购买消费品；在中观层面，4大类消费轮流成为主要消费，而主要消费决定总消费；在宏观层面，总消费的萎缩与扩张交替出现。它们都受边际效用均等机制调节，相互之间关系是一种连锁反应式的传递关系：当微观层面出现众多单个消费者对主要消费品需求不足时，反映到中观层面，表现为主要消费不足，反映到宏观层面表现为总消费不足。 (2)从生产要素来看，在微观生产层面，单个企业在市场机制调节下，根据消费需求及其派生出来的投资需求进行生产；在中观生产层面，4大产业轮流成为主要产业，而主要产业决定总生产；在宏观层面，生产衰退与扩张交替出现。它们都受市场机制调节，相互之间也是连锁反应式的传递关系：当微观层面众多单个企业因产品滞销而大面积亏损或破产时，反映到中观层面为主要产业衰退，反映到宏观层面为经济衰退。 (3)从收入要素来看，在微观收入层面，单个收入者按照收益最大化规则使用自己的收入，决定消费与储蓄比例；在中观收入层面，主要收入群体在4大收入群体中起决定作用，他们消费的大小决定总收入的消费储蓄比例合理与否，原因是消费与储蓄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主要收入群体的消费决定总消费，一旦总消费决定，总储蓄也就随之确定下来；在宏观收入层面，总收入的变化规律表现为它的消费储蓄比例呈现出失调与协调(或合理与不合理)的反复交替出现。从收入的微观、中观、宏观的相互联系来看，它们也是连锁反应式的传递关系：当微观层面出现众多单个收入者消费不足时，反映到中观层面，表现为主要收入群体消费不足，反映到宏观层面表现为总收入的消费储蓄比例失调，即总消费过少、总储蓄过多。 从上述3大要素的微观、中观、宏观的内在关系可以看出，微观是基础，起决定作用，中观和宏观不过是它的反映。不仅微观层面的调节机制决定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变化(当然在表现形式上会有所不同)，而且微观层面出问题，通过连锁反应和放大效应，在中观层面会凸现出来，在宏观层面则以危机形式爆发出来，由于震动太大，往往让人误以为是宏观经济本身造成的。由此可见，现代宏观经济学从总量层面寻找宏观经济失衡的原因和解决办法，不过是蚊子叮佛像，找错了对象，难怪屡屡失败。 (四)三大要素在微观、中观、宏观层面的横向联系分析 1.从经济发展阶段看宏观消费、宏观生产、宏观收入的横向联系。随着经济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宏观消费、宏观生产和宏观收入的水平也相应提高，表现为：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农业社会阶段)，食品为主要消费，农业为主要产业，人们的收入仅能基本满足温饱中“饱”的需求，人均收入处于贫困国家水平；在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轻工业阶段)，轻型消费品为主要消费，轻工业成为主要产业(标志是它在工业中的比重大于重工业)，人们的收入已经能够基本满足温饱中“温”的需求，人均收入处于低收入国家水平；在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重工业阶段)，住房等重型消费品为主要消费，重工业为主要产业(标志是它在工业中的比重超过轻工业)，人均收入上升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能够基本满足“住”的需求；在经济发展的第四阶段(服务社会阶段)，服务为主要消费，第三产业为主要产业，人均收入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见表3)。
2.微观消费、微观生产、微观收入之间横向联系分析： (1)微观层面3大要素的横向联系。在微观层面，微观消费与微观生产之间的关系是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企业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而微观生产与微观收入之间的关系则由收入者收益最大化机制决定。在理论上，企业负责产品的生产，收入者负责产品的购买(销售)。但企业追求的目标是产品的售出，收入者追求的目标是收益最大化而不管产品能否销售出去。因此每个收入者通过储蓄与消费收益大小的权衡，做出自己的决定，即收入中多大部分用于消费，多大部分用于储蓄。当这些决定汇集在一起时，要想碰巧能购买每个企业生产的产品，达到总供求平衡，几率是比较低的，有时会因为收入者储蓄过多，消费过少，造成一部分产品积压，引起总量失衡和经济衰退。 正是因为在微观消费、微观生产和微观收入之间存在两种不同的调节机制，才在微观生产和微观收入之间引起冲突和矛盾，导致产品销售的困难。这种矛盾在微观层面还不明显，但在中观层面就突显出来，在宏观层面则以经济危机形式爆发出来。 (2)中观层面3大要素的横向联系。中观消费与中观生产的关系仍然是在市场机制调节下，前者决定后者，但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一是主要消费发生转移，主要产业也要随之转移；二是4大消费的增减决定4大产业的增减；三是与主要消费决定总消费一样，主要产业决定总生产。 与之相比，中观生产与中观收入的关系(即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的关系)则矛盾重重，趋于激化，表现为消费过少、储蓄过多引起的产品大量积压。那么，中观4大收入群体对此各应负什么责任呢？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远远超过其消费能力，需求已经得到满足，不会出现消费不足；困难群体人数少，如果政府补贴到位，其消费需求也能得到一定满足。唯有主要收入群体作为主要消费群体，负有购买总消费品的主要部分的责任。但如果他们空有消费能力，没有相应的收入，或虽有相应的收入，却因遇到消费的非收入障碍而难以使用，不得不将一部分收入存入银行，就会出现主要收入群体的消费不足。于是在中观层面产生产品生产与产品销售的严重错位。 (3)宏观层面3大要素的横向联系。在宏观层面，总生产在市场机制调节下，随着总消费的增减而增减。但宏观生产与宏观收入的关系却受收入者收益最大化机制的调节。如果它能自动实现总收入的消费储蓄比例恰当、合理，为总产品提供所需销路，总生产就会正常增长；反之，总生产会因产品大量积压而萎缩。于是在宏观层面，经济增长与衰退的反复出现也就成为一种规律性现象。 虽然消费、生产、收入之间存在两种不同的调节机制，它们的目标也各不相同，存在差距，但也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仍然有合二而一的可能。原因是消费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正像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人们获取收入的目的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与之相比，储蓄处于次要地位，只有在消费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才会加以考虑。即使是高收入群体也是如此，如果不是他们的消费需求已经得到满足，是不会将收入用于储蓄的。更何况主要收入群体，对消费的渴望要比高收入群体大得多，如果他们突然违反常理，例如在消费需求，特别是主要消费品需求没有得到基本满足时，就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必是他们遇到了消费障碍，需要政府帮助他们排除障碍，实现自己的消费愿望。因此，两种不同的调节机制虽然会发生冲突和碰撞，出现消费不足，但如果政府进行适当干预，还是可以使它们归于协调和一致。我们将3大要素在微观、中观、宏观层面的横向联系，用表4来表示。
(五)如何化解两种机制的矛盾，实现总量均衡 在经济学界，市场万能论和市场失灵论一直争论不休。然而事实证明，市场确实不是万能的，有时也会出现失灵。但对市场失灵的原因尚缺乏深层次的探索和研究。市场机制包括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利率机制、竞争机制、风险机制、汇率机制、工资机制等，它们形成相互衔接、配合默契、一荣皆荣一损皆损的一个完整、严密、精致的体系，很难出现相互掣肘、彼此拆台的现象。因此在市场机制内部比较容易实现协调一致。但如果市场机制与另一些机制共处于一个经济体，就难免与之发生矛盾和冲突，出现失灵。例如收入者收益最大化机制就是独立于市场机制之外的一种机制，它属于人的一种趋利避害的本能机制，即人们为取得最大收益而做出的本能选择。 从市场机制来看，它可以利用价格的升降，引导乃至强迫企业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但却无法强迫收入者按照市场出清的要求，决定自己收入的消费储蓄比例。一旦收入者们做出的收入决策不能实现总产品的全部或基本售出，市场机制也只能听之任之，表现出无奈和失灵。当然它也可以用经济衰退来强迫总产量减少到与总需求相等，但这已经不是促进市场经济发展，而是毁灭市场经济了。 面对市场失灵的尴尬，政府作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集中体现，就不能置身事外，而必须挺身而出，施以援手。但政府干预必须建立在正确的经济理论基础之上，采取立体式调控方式，具体说就是在宏观层面发现问题，在中观层面找到病灶，在微观层面找出原因(病因)和解决方法。现论述如下： (1)在宏观层面，总产品与总收入虽然相等，但总收入的持有者掌握购买总产品的支付能力是一回事，他们愿不愿或能不能使用这种能力又是另一回事。从理论上看，他们当然愿意购买消费品，因为消费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和必不可少的条件，关乎人类生死存亡。所谓消费是生产的唯一目的，原因就在于没有消费，如衣食住行，人类连生存的可能都没有，更不要说过好日子了。既然消费如此重要，为什么还会出现消费不足呢？这当然不会是人们不想消费，而是他们遇到了消费障碍，无法消费。那么，在4大收入群体中，哪个收入群体遇到了消费障碍，又是什么障碍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深入到中观层面。 (2)在中观层面，中观消费与中观生产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主要消费决定总消费，另一个是主要产业决定总生产，由此产生了主要消费决定论和主要产业决定论。 所谓主要消费决定论是指，主要消费不仅在总消费中居于主要地位，而且发展潜力也最大，是拉动总消费增长的主力军。如果总消费不足，必是主要消费不足造成的。当主要消费发生萎缩时，次要消费不仅无法乘虚而入，填补其“让出”的发展空间，还会受其拖累而有所减少。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不景气时，不管政府怎样采取措施，刺激次要消费，也没有什么效果。主要消费品的边际效用远远高于次要消费品，人们宁可将钱保存起来，等待能够购买主要消费品的那一天，也不愿意增加对次要消费品的购买。如果对主要消费品需求过于迫切，其边际效用过大，人们还会减少对次要消费品的购买，将省下来的收入购买主要消费品。因此，解决总消费不足的途径只能是扩大主要消费，而不是次要消费，更不是变扩大消费为扩大政府投资。 所谓主要产业决定论是指，主要产业在总生产中起决定作用，如果总生产出现衰退，必是主要产业萎缩造成的。这也是消费决定生产的自然结果和应有之义。其实主要产业即使出现衰退，次要产业也很难填补它腾出来的发展空间，抢占其资源、市场、资金、人力等。因为次要消费会随着主要消费的下降而有所减少，次要产业也不得不相应削减产量。当前我国工业增长速度下降，尽管政府采取了种种刺激服务业发展的措施，却一直收效不大，原因就在于当前我国主要消费品还不是服务。因此要想制止生产衰退，必须首先制止主要产业衰退，而要制止主要产业衰退，必须扩大主要消费。 那么，如何扩大主要消费呢？这就涉及主要产业所生产出来的消费品与主要收入群体的关系。要扩大主要消费，从宏观层面来看，必须提高总收入中的消费比重，降低储蓄比重。总收入由4大收入群体的收入组成，虽然他们对主要消费品都有需求，但对主要消费品的销售起决定作用的是主要收入群体。他们人数最多，在社会收入差距不是过于悬殊的情况下，他们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也会较大，因此不仅负有购买主要消费品的主要部分的责任，而且也有这种支付能力。与之相比，高收入群体对主要消费品需求早已得到满足，没有扩大的空间；困难群体不仅人数较少，购买力更弱，即使有政府补贴，也只能满足对主要消费品的最基本需求，由此决定了困难群体对主要消费品需求不足的影响不大。如果主要消费品需求出现不足，必是主要收入群体对主要消费品需求不足造成的，而这又是他们遇到了消费障碍所致。但主要收入群体是一个虚拟体或抽象体，不可能开口说话，回答问题。因此需要从中观层面深入到微观层面，对主要收入群体的成员们展开广泛调查，找出阻碍他们购买主要消费品的具体原因，然后对症下药加以解决。 (3)从微观层面来看，妨碍主要收入群体各个成员消费的障碍有两种，一种是消费的收入障碍，另一种是消费的非收入障碍。对于前者，政府必须采取相应措施，缩小收入差距，使之保持在适当水平。但也不能矫枉过正，搞平均主义大锅饭，人人都享受高福利，须知过犹不及。对于后者，政府必须弄清楚具体是什么障碍。各个国家因国情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市场发育程度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民情不同、风俗习惯不同等等原因，消费的非收入障碍也各不相同，不可能有一个适用于一切国家、一切社会、一切时期的统一答案，只能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和具体解决。 为此需要对中低收入者展开广泛深入的调查(可以是普查，也可以是抽样调查或其他方法)，了解他们所以不购买或少购买主要消费品的具体原因，在此基础上政府就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帮助中低收入者搬掉阻碍他们消费的绊脚石，使他们被消费障碍所“冻结”的消费需求释放出来，恢复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 以我国为例，在我国进入经济发展第三阶段以后，一直为消费不足所困扰。在2008年世界金融海啸爆发以前，我国在很大程度上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2008年以后，世界经济不景气，又改为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但政府投资过多又会引发通货膨胀，因而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我国当前正处于重工业阶段，住房是主要消费品。高收入群体收入丰裕，对住房需求已得到满足；困难群体人数相对较少，政府可以用廉租房等方式帮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对住房的基本需求；唯有人数最多的主要收入群体不仅对住房的需求远远没有得到满足，反而难度越来越大。他们中的很多年轻人甚至因为没有住房而难以结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有些人甚至十几人、几十个人合租一套住房，拥挤不堪。中低收入群体对住房需求之迫切由此可见一斑。 为什么主要收入群体拥有相当的收入，又有消费信贷助其购房能力倍增，仍然望房兴叹呢？只要深入到主要收入群体中间，对他们进行实地调查，就可以知道他们不是不想买房子，而是房价太高，买不起。一套住房要上百万，几百万元，即使高收入者也感到吃力，何况中低收入者。于是他们不得不抑制对住房的需求，把收入越来越多地存入银行，为购买高价房积攒资金。我国银行存款2012年高达100万亿元以上，其中相当大部分来自主要收入群体。虽然我国基尼系数为0.45左右，但并没有达到收入差距过于悬殊的程度，因此收入差距并不是主要收入群体对住房需求不足的原因。他们遇到的是消费的非收入障碍，这只拦路虎就是高房价，更严重的是房价还在继续攀升，如果没有政府的及时干预，房价会一直上涨到房地产泡沫破灭为止。对此已有欧美国家的前车之鉴。 正是因为主要收入群体对主要消费品需求不足及其引起的投资需求下降，银行才会坐拥巨额存款，却苦于贷不出去，2012年我国银行存贷差竟高达40万亿元。如果政府采取正确措施，把房价降低到广大中低收入者所能承受的水平，他们巨大的住房需求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喷涌而出，不仅数十万亿元的存贷差可以陆续放贷出去，减轻银行沉重的利息负担，还能大大推进我国的城市化、城乡一体化，支撑我国经济一二十年的较快增长，完成我国重工业阶段的历史任务，进入经济发展的第四阶段——第三产业为主阶段。 总之，对长期困扰世界各国经济的最大难题——消费需求不足，无论是凯恩斯主义所鼓吹的财政赤字政策，还是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倡导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尽管都宣称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但滞胀危机和世界金融海啸的爆发，戳破了这一神话。事实证明，现代宏观经济学不仅无法解决消费不足问题，而且走入了歧途。虽然在碰壁以后，一些经济学家也做了一些小打小闹的修修补补，拉上几个所谓有代表性个体充作微观基础，装装门面，但始终在宏观层面打转转，醉心于经济模型的构建，越来越脱离客观实际，离中观现实和微观现实越来越远，因而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解释力越来越差，效果也是每况愈下。要扭转这一颓势，现代宏观经济学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转变，从宏观走向中观和微观，实现宏观经济学、中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的大融合。 三、破解我国内需不足的方略 在我国内需中，消费需求是核心，增加投资需求，也应从扩大消费需求入手。当前我国正处于重工业阶段的中后期，主要消费品是以住房为代表的重型消费品。因此我国出现消费需求不足，是住房需求萎缩造成的。原因是主要收入群体遇到了消费的非收入障碍——高房价。它不仅远远超过主要收入群体的购买能力，而且还在不断攀升，大有房地产泡沫不破灭、楼市不崩盘决不罢手之势。尽管美国次贷危机和世界金融海啸的前车之覆犹在眼前，一些房企和投机者仍贪图房价上涨带来的暴利而执迷不悟，可见暴利的诱惑力之大已经到了不见棺材不落泪的程度。 本来，在需求小于供给，商品房大量积压时，房价应该应声而落，但它不降反升，出现市场机制突然失灵的奇特现象。原因是住房是一种特殊商品，具有消费品和资产品双重属性。作为消费品，它受价格机制的调节；作为资产品，它受资产市场机制(由投机机制和破产机制组成)的调节。这两种机制的调节方向正好相反。前者是价格越高，需求越少；后者是价格越高，人们以为价格会一直上升，因而投机冲动越强烈，价格也越推越高。它的运行机理像击鼓传花，当价格上升到没人接手时，房地产泡沫瞬间破灭，房价由升转降，一路暴跌。我们来看这两种机制是如何推动房价上涨的：第一阶段是自住房阶段，随着人们住房需求的增加，房价开始上升，当它超过自住房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后，自住房需求下降，房价本应随之下降，但由于房价前期不断上升，使人们产生预期或惯性思维，以为还会继续上涨，因而住房投机需求急剧膨胀，进入了第二阶段——投机阶段。旺盛的投机需求不断推高房价，当它高到连投机者都不敢购买时，房价也就进入了第三阶段一房地产泡沫破灭阶段。在第一阶段，价格机制进行调节；在第二阶段，资产市场的投机机制起调节作用；在第三阶段，资产市场的破产机制发力。它们就像接力棒一样，将房价一步一步推高，直到崩盘。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无不如此。环顾世界，只有我国政府没有迷信市场万能论，在房价疯涨时果断采取措施，坚决制止，才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危机。但时至今日，政府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减缓了房价的上升势头，但上涨趋势仍难以扭转，不仅居高不下，而且一有机会就向上蹿升。房价如此高企，说明政府的调控措施存在缺陷，没有抓住要害，需要采取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的对策。 首先要弄清楚原因。(1)从商品房供给侧——房企来看，原因有三：一是利益驱动。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家的本能，也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所在，而降低价格等于降低利润，当然要受到他们的顽强抵制；二是骑虎难下。房企误以为房价会一直上涨，因而敢高价拿地，高成本建房。一旦住房需求锐减，才发现成本已经太高，没有多少降价空间；三是心存侥幸。一些房企以为在维持高房价的同时，减少住房投资，引起经济下滑，政府就不得不大幅度增加公共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但政府投资越多，通货膨胀的风险越大，终有一天会挺不住而放松调控力度，那时房价就会继续上升。殊不知，我国房价上涨已经到了泡沫破灭的边缘，即使政府挺不住，放松甚至放弃调控，任凭房价疯涨，也会很快以房地产泡沫破灭和房价暴跌收场，不仅整个国民经济深受其害，房企遭受的损失也会更大。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所出现的经济衰退和房企大量破产，可为殷鉴。 (2)从商品房需求侧来看，当前房价如此之高，能购买者即使有一些是中等收入者，为数也不会很多。那么，高价房为什么还能卖得出去，有时甚至十分抢手呢？只要深入调查一下就可以知道，高房价的维持和顶风攀升，与某些企业、机构等大投机家分不开，也只有他们才有这种实力与政府调控对着干，才有雄厚的财力能够大量购买近乎天价的商品房。特别是近年来，我国为了应对金融海啸和世界经济不景气，大量增加货币供应量，这些过多发行的货币涌入金融市场和虚拟经济，为投机者提供了相当可观的投机资金来维持高房价。 (3)从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政策来看，存在着重打压而轻疏导的倾向，这也是高房价迟迟降不下来的重要原因。大禹治水所以成功就在于既重视“堵”，更重视“疏导”。所谓“堵”就是从需求方面，对高房价进行打压、封堵、限制，抑制高价房需求的过度膨胀；所谓“疏导”就是从供给方面组织企业大量生产价格能为广大中低收入者接受的住房。 要解决高房价问题，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是事后处理策略，即任由房价疯涨，不予干预，直至泡沫破灭，房企大量破产，经济严重衰退，才由政府和中央银行出来收拾残局，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就是如此。但其代价太大，经济损失过于严重，如日本经济从房地产泡沫破灭至今，也没有恢复过来，被称为失去的二十年。另一条是事前防范策略，即在房价丧失理性地疯涨时，政府及时出手进行调控。但方法必须正确、科学、有效。如果只是被动地进行打压和限制，至多只能减缓房价的上升势头。而后果则是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长期处于低迷状态，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长期不能从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进入第四阶段，从中等收入国家上升为高收入国家。经济发展从第三阶段进入第四阶段，首先要完成第三阶段的主要任务：满足国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对住房的基本需求。但与其他阶段相比，第三阶段有一道特殊难关，这就是住房的两重性，它既是供人居住的消费品，又是可以进行投机炒作的资产品。在消费需求与投机需求的双重推动下，房价很容易过度上涨，长期维持高位，广大中低收入者因买不起而徒唤奈何。如果连第三阶段的主要任务都完成不了，又怎么能进入经济发展的第四阶段，成为高收入国家呢？拉美等一些国家所以迟迟不能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原因就在于它们至今仍没有解决主要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进了城，但在房企和社会势力者、投机家等的炒作下房价高居不下，无力购买，只能住在贫民窟，生活水平很难提高，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也就不奇怪了。 与其他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消费品相比，住房具有炒作的天然优势。从第一阶段的主要消费品——食物和第二阶段的主要消费品——轻型消费品来看，它们的价值量小、不易长期保存，又能大批量生产，迅速满足社会需求，并且生产者众多而分散，财力小，不容易形成垄断和暗中的寡头联盟，因而很难形成规模巨大、持续时间长、带有垄断性质的投机活动。这也是为什么我国虽然一度出现农产品投机炒作，如“蒜你狠”、“姜你军”等，但很快就销声匿迹了。而住房的价值量大、能够长期保存，其生产者——房地产开发商又具有较强的垄断地位，不仅规模巨大，资金雄厚，与某些银行有或明或暗的利益关系，而且数量又少，容易公开或暗中达成协议或默契，操纵价格，造成价格机制失灵。正是因为第三阶段的主要消费品具有这些特点，才形成了吞噬力极大的中等收入陷阱。 反观那些能够顺利从中等收入水平上升到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亚洲4小龙等，无不是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大规模组织生产价格比较便宜的住房，将其卖给主要收入群体，帮助他们满足对住房的基本需求，才得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新加坡的公共组屋、中国香港的公租房、日本的保障房、韩国的廉价房等等，它们都在房价上涨过高时发挥了平抑房价、满足广大中低收入者对住房需求的作用。这种方法即使在今天的发达国家，也还在使用，只是规模和范围要小一些。 我国要想从中等收入水平上升到高收入水平，必须过满足主要收入群体对住房基本需求这一关。当前我国政府采取的调控措施，虽然减缓了高房价的上升速度，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堵”的问题，即堵住了房价过度上涨的路，使其不至于发展到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地步。但在“疏导”方面，即大规模组织建造价格比较低的住房来满足主要收入群体的需求上，还有所欠缺，需要转变思路。 “疏导”的具体方法是，由政府出面组织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规模生产主要收入群体买得起的“平价房”。所谓平价房(也称平价商品房)是指价格在高价房与廉价房之间的自住房。从理论上看，房价上升的第一阶段是以消费需求为主，房价受自住房需求与供给的影响而上下波动，这时的住房就属于平价房或平价商品房。第二阶段是以投机需求为主，房价在投机炒作的推动下直线飙升，这时的房子已属于高价房。平价房的价格＝平价地价＋建筑成本＋社会平均利润＋税费。下面说明构成平价房价格的这4个因素的含义。 我国房价过高主要是两个因素促成的，一个是高地价，一个是暴利。对于高地价，关键是说服地方政府把眼光放远一些，靠卖地增加财政收入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竭泽而渔作法。过高的地价会推高房价，引起高价房大量积压，一方面国民经济因主要消费需求——住房需求萎缩而下滑，中央政府不得不增加数以万亿元计的公共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高价房滞销也给地方政府卖地增加了困难，甚至有地也卖不出去。因此从长远看，地方政府把地价控制在较低水平，更为有利。我们称这种地价为平价地价。 对于暴利，必须严加限制。办法是规定平价房的利润率不得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这样，房企既有利可图，愿意生产，也无法为贪图暴利，随意提价。其实在市场没有失灵时，各种商品的利润率最终都会趋于平均利润率。因此这种做法是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 对于税费，政府也要适当控制，不可杀鸡取卵，收取太多。对于建筑成本，由于生产建筑材料的企业为数众多，市场竞争激烈，一般会随着房价趋于合理而下降到适当水平。总之，平价房价格要控制在主要收入群体所能承受的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平价房的最大特点是不需要政府提供财政支持，中央政府只要在控制高地价、暴利的基础上，组织平价房生产就可以了。 在平价房价格确定之后，政府就可以按照市场规则，组织平价房生产，如用招投标等市场方式将平价房交给企业(国有或民营企业)生产。对于平价房的销售对象，须制定严格标准，如必须是中低收入者，每户限购一套，每套面积在80平方米～120平方米左右，等等，必要时也可规定平价房只能居住，不能出售。如果住户想购买面积更大、条件更好的住房，须将平价房以原价转给政府，再由政府转售给其他中低收入者。 具体售房方法既可以是摇号或抽签等，也可以用价格的一定浮动来调节，出价高的中低收入者可优先购买。在每户限购一套的约束下，主要收入群体中收入较高者在获得平价房的同时也就失去了再购买的资格，从而为其他收入较低者购买平价房提供了机会。这样，通过一批批中低收入者对平价房的购买，逐步满足他们对住房的基本需求。 当然，政府组织建造平价房只是市场失灵时的一种权宜之计，一旦大量平价房供应市场，就会平抑房价，排除投机需求，迫使房企不得不将房价降下来，直到所获利润从暴利减少到社会平均利润率水平，也就是平价房水平。这时，政府就可以退出平价房生产，由市场来调节住房生产。 政府组织平价房生产有3大好处：第一，在市场失灵时，帮助主要收入群体满足对住房的需求；第二，它是在经济发展第三阶段破解消费需求不足、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手段；第三，它是政府干预经济，维持总供求平衡的利器。在经济萧条时期，如果增加政府投资来弥补总需求缺口，不过是将经济困境延迟到滞胀危机爆发，至于通货膨胀目标制靠滥发货币、纵容投机炒作来推动资产价格狂涨，其后果更是惨烈。反之，如果政府以平价房生产规模的增减作为调节手段，就可以在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不景气时，通过增加平价房生产来扩大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出现通货膨胀时，通过减少平价房生产，降低消费需求，抑制物价上涨。 与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赤字政策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量化宽松政策相比，这种政府调控方式不仅副作用少，而且平价房的生产不需要政府花一分钱，通过平价房的销售就可以实现收支平衡；更不需要中央银行超经济发行货币，平价房的出售会使主要收入群体拿出因房价过高而被迫增加的储蓄购买住房，从而恢复总货币流通与总商品流通的平衡。 四、两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比较 1.消费理论。对于消费，现代宏观经济学提出了各种假说，如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假说，又称绝对收入假说；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此外还有随机游走假说等等。这些假说虽然从不同角度对人们如何使用自己的收入进行消费做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是从平面角度观察收入与消费的关系。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方式，从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层面的立体角度进行观察，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首先从微观层面来看，收入者是按照收益最大化规则使用自己的收入，决定消费与储蓄比例。其次从中观层面来看，各个收入者对收入的使用所产生的后果就凸现出来，如高收入群体对收入的使用是在满足消费需求后，将剩余用于储蓄，获取利息，他们的特点是储蓄多、消费少。中低收入群体虽然也是按照收益最大化原则使用收入，但他们的收入远远小于高收入群体，因而经常遇到消费的收入障碍或消费的非收入障碍而出现消费不足。困难群体只有靠政府的补助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再次，从宏观层面来看，主要收入群体作为主要消费群体，一旦遇到消费障碍，发生消费不足，就会表现为总消费不足和总储蓄过多。因此，总消费不足既不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造成的，也不是过去消费或他人消费的示范作用所能左右的，更不是持久收入或平滑一生消费的动机所能决定的，它只是4大收入群体根据自己收入的多寡和当时的消费环境所做决定的产物。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主要收入群体，他们如果遇到消费障碍，不得不减少消费，就会引起总消费需求不足；反之，如果他们没有遇到消费障碍，消费需求充足，总消费及其派生的总投资需求非但不会出现不足，而且会与总供给保持相等(当然这是在货币没有超经济发行的条件下)。因此，如果消费出现不足，必须从立体的角度，把微观、中观、宏观3个层面放在一起进行分析研究，找出消费不足产生的真正原因，而不是从某一现象出发，如看到有些人收入越多，消费相对越少、储蓄相对越多，就以为所有人都是如此。其实收入者分为4大群体，只有高收入群体才会出现这种现象，而主要收入群体收入的增加是有限的，不可能达到高收入群体的水平，他们还有很多消费需求远没有得到满足。因此在收入增加时，只要没遇到消费障碍，大都会将其用来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用于增加储蓄的并不多。至于困难收入群体就更是增加多少收入也要用于消费。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也是将某些人的消费行为扩大为所有人的消费行为。其实，能根据自己一生收入的估算来安排收入使用的人并不多，何况一生的变化很大，估算有误往往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就不一一列述了。 2.投资理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投资理论大都从单个投资者的角度出发，认为厂商根据预期利润率与市场利率之间的差额决定投资的多少，两者的差额越大，投资积极性越高。在这里，消费已然被排除在决定投资的两大因素之外，但它的影响却总是顽强地若隐若现表现出来。以预期利润率为例，它是指企业预期产品在市场销售后所得到的利润率。但如果产品在市场没有需求，卖不出去，企业连本都捞不回来，又何谈利润。可见消费需求及其所派生出来的投资需求远比预期利润率更重要。如果把视野放大一些，将中观和宏观也包括进去，对消费、储蓄、投资、利率之间的关系就会看得更清楚，更全面。 首先来看消费，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因而最为重要；其次来看投资，它的目的是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从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的角度来看，也十分重要；再次来看储蓄，它是投资的资金来源。三者之间存在相互依存、互相影响的关系，但它们也存在矛盾，如总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多了，用于储蓄的部分就少了，投资也会随储蓄的减少而减少，从而降低未来的消费。因此消费与投资实际上是一个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如何兼顾的问题。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可以实现两者的最佳组合，达到两全其美。根据国民收入均衡公式，举例如下：假定总供给为100个单位，其中80单位为消费品，20单位为投资品。总收入在总量上与总供给相等，也是100个单位，其中80单位为消费，20单位为储蓄。总需求是100个单位，假定每4个单位的消费需求派生出1个单位的投资需求，则总需求由80单位的消费需求和20单位的投资需求组成。这样，总需求与总供给不仅在总量上相等，在结构上也吻合。但如果人们的消费欲望过于强烈，把100单位总收入中的90单位用于消费，10单位用于储蓄，就会一方面造成消费需求大于消费品产量，出现供不应求，引起消费品价格上升，刺激消费品生产企业扩大投资，增加产量；另一方面用于购买投资品的储蓄只有10个单位，出现供过于求，导致投资品价格下降，投资品生产企业不得不减少产量。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品生产企业为扩大生产，就得提高投资品价格，刺激投资品生产企业增加产量，直到消费品生产企业把之前消费品价格上升所多得到的利润还给投资品生产企业，两者的利润率相等为止。市场机制就是这样通过价格升降，使两种企业利润率趋于相等的方法来纠正总收入中消费过多、储蓄过少的失衡，实现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也就是投资与消费的最佳组合。但这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货币不能超经济发行，以免扭曲价格机制，引起通货膨胀；另一个是不能出现消费需求不足，因为市场机制不具有自动扩大消费的功能，也就是供给不能自动创造需求。 那么，利率与投资又是什么关系呢？利率是市场机制调节资金市场供求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如果资金多而需求少，利率就下降；反之，利率就上升。通过利率的升降，资金从效率低的地方流向效率高的地方，从而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有些人硬要给它披上能影响甚至支配投资的光鲜外衣，一种可能是将利息计入投资成本，因而得出利率越高，成本越多，投资者越不愿意增加投资的结论。其实，投资的最大成本、也是最大威胁是投资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落得一个本利全失的下场。与这种损失相比，利率实在算不了什么。这也是为什么在经济衰退时期，尽管中央银行一再降低利率，也难见成效。实际上，决定投资的主要因素是消费。只有扩大消费，才能增加投资。这就是一体化理论体系的投资理论。它与消费理论相辅相成，构成一个相互连接、彼此吻合的完整体系。 3.货币理论。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亚当·斯密认为，一国的商品流通量要与一定的货币流通量相适应。货币数量论用费雪交易方程式将这种对应关系准确地表达出来，即：mv＝pQ，其中m为货币数量(即货币供应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被认为是不变或稳定的；Q为产量；p为物价。需要指出的是，货币数量与流通货币数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货币数量是指货币当局印发的货币量。流通货币数量是指货币当局印发的货币被人们用于投资或消费从而进入流通的货币量。如果货币当局印发的货币有一部分被人们保存起来，没有进入流通，这些货币就不属于流通货币，可称之为非流通货币。 在费雪交易方程式中，隐含着货币都是流通货币，即不存在非流通货币的假设，因此金融当局一旦超经济发行货币，立即会引起物价上涨。下面我们用费雪方程式来加以说明。 设某国在总需求与总供给相等的情况下，m＝100；v＝4；p＝4；Q＝100。于是交易方程式为：100m×4v＝4p×100Q，公式左边为总货币流通量(亦即总需求)，其中100m全部为流通货币；公式右边为总商品流通量(亦即总供给)，公式两边相等，表明总需求等于总供给，物价是稳定的。 但如果出现消费不足，一部分流通货币退出流通，被人们保存起来(凯恩斯称之为投机需求)，成为非流通货币，就会出现总货币流通量小于总商品流通量。假定流通货币从100减少为80，于是100货币中有80是流通货币，20是非流通货币，这在交易方程式表现为：(100－20)m×4v＜100Q×4p。由于公式左边小于公式右边，因而出现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中央银行增加20货币供应量，以购买国债方式将其转给政府用于投资，使之成为流通货币(我们称这种流通货币为政府型流通货币)，于是交易方程式两边不仅恢复相等，而且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即：(100流通货币－20非流通货币＋20政府流通货币)m×4v＝100Q×4p。但凯恩斯主义的这种做法是不可持续的。每当经济不景气时，货币当局都要增发货币为政府投资提供资金，弥补财政赤字。其结果是政府财政赤字越来越多，货币发行量越来越大，非流通货币也越积越多。但人们不可能总是保存货币而不使用，一旦他们用保存的货币购买商品，使之从非流通货币变为流通货币，必然造成公式左边的总货币流通量超过公式右边的总商品流通量，出现过多货币追逐过少货物的通货膨胀，最终引发了滞胀危机。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通货膨胀目标制吸取了凯恩斯主义的教训，虽然仍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大量增加货币供应量(也就是所谓的注入流动性)，但在两点上做了重大改变：一是严格控制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一旦超过目标值，就立即收紧银根；二是中央银行增发货币的主要部分不能流入实体经济，办法是限制政府的财政赤字，使中央银行超经济发行的货币无法通过购买国债，大量流入实体经济。这样就不容易在实体经济出现通货膨胀。从交易方程式100m×4v＝4p×100Q来看，假定中央银行增加100非流通货币，则交易方程式变为：(100流通货币)m×4v＋100非流通货币×0＝100Q×4p。其中，100非流通货币×0的含义是指增加的100非流通货币由于没有用于消费或投资，进入实体经济，不会增加总需求，因而对交易方程式左边的总货币流通量的影响为零。正是因为中央银行增发的货币较少进入实体经济，因而通货膨胀目标制尽管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仍能维持一段时期不出现通货膨胀，甚至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多次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率仍然很低。对此，很多人感到迷惘：为什么货币供应量一增再增，物价就是上不去。其实，中央银行把过多增发的货币大都注入了虚拟经济，只要它们仅在虚拟经济里打转转，流来流去，即使多些，也难以引发实体经济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目标制长期超经济发行货币，闹出世界金融海啸这样的惊天大祸，通货膨胀率也没有超过目标值，甚至出现通货紧缩，原因就在于此。 但大量超经济发行的货币涌入虚拟经济，会引起资产价格的上涨，再加上有毒的金融产品和衍生品疯狂炒作的推波助澜，不动产价格直线飙升、股市持续暴涨，直到最后引爆金融大危机。从虚拟经济的膨胀到世界金融海啸的爆发要有一个积累过程。在这一期间，虚拟经济的极度膨胀和各种有毒金融产品和金融衍生品的追捧与“热销”所产生的财富效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拉动消费增长，使那些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保持了一定时期的低通胀、高增长。但它毕竟是不可持续的，靠财富效应来增加消费，不仅效率极低，风险更是深不可测，一旦达到爆发的临界点，世界金融海啸的光临也就不请自来了。 与现代宏观经济学反对传统货币数量论不同的是，一体化理论体系认为，传统货币数量论的基本框架是合理的，但存在缺陷。它是建立在供给能够创造需求的假设之上，而事实是供给并不能创造需求。因此当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既不能像传统货币数量论那样，采取鸵鸟政策，视而不见，也不能用政府投资或滥发货币所产生的财富效应来解决总需求不足问题，更不能把货币流通量必须与商品流通量相适应的经济学基本原理篡改为可以超经济发行货币的理论。 效果相对比较好的做法是，在出现消费不足时，政府首先要在微观层面找出具体原因，然后采取适当措施，排除消费障碍，使非流通货币转为流通货币，恢复交易方程式两边的平衡，实现总货币流通与总商品流通相等。 4.财政理论。传统财政理论认为政府财政收入主要用于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但长期以来，学者们对哪些公共产品需要政府提供，以什么方式提供，向什么人提供，标准是什么等问题存在着不同看法。主流观点认为，在市场经济，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收入，维持日常生活。因此凡是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都不需要政府提供财政帮助。除此之外则为公共产品，如社会秩序的维持、赈灾、公共设施建设、对生活困难群体的救济等等都属于政府的责任，也是财政开支的主要内容。换言之，凡是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问题，都应该由政府来解决。为提供公共产品，政府需要通过税收等手段获得财政收入。这是财政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它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规定了财政的服务对象；另一个是规定了财政收支平衡原则，亦称平衡预算。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爆发和凯恩斯主义的产生标志着财政理论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凯恩斯主义以市场失灵为口实，提出了赤字财政理论，要求改变财政收支平衡原则，实行赤字财政政策。于是财政理论又增加了一项内容，即政府财政除了提供公共产品之外，还负有在经济萧条时期，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来恢复总供求平衡，维持经济增长的责任。 为了说明赤字财政的可持续性，凯恩斯主义列举了种种理由，如可以举新债来还旧债，只要政府存在，就可以一届一届将债务传下去，公众的债权也可以一代一代向下传，不会出现信用危机。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弥补财政赤字有三条资金渠道：(1)向本国公众、企业和商业银行发行公债；(2)向外国发行国债；(3)向中央银行出售公债。前两条渠道作用有限，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闲钱毕竟不是很多，并且还要连夺带利归还，虽然可以用借新债还旧债的方法来拖延，但时间长了必然导致信用下降，此次欧债危机的爆发就与此有关。相比之下，第三条渠道似乎更可持续，纸币印制成本极低，中央银行可以无限供给。但货币发行过多，会引起通货膨胀。因此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赤字财政实质上是一种变相赖账，即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引起货币贬值来减少债务。且不说美国一贯用滥发货币来冲抵财政赤字，即使欧盟也在不断加印欧元来为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成员国还债。 财政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高福利理论盛行时期，其代表理论有新福利经济学、福利国家理论等。为了缓解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也为了捞取选票，一些国家政府将赤字财政的使用方向从公共工程投资转为提高社会福利，以期一举两得，既维持了社会稳定，又保住了执政权力。如果说凯恩斯主义以政府投资来填补总需求缺口，高福利理论则以提高社会福利来增加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但这种做法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自身力量。如果靠财政赤字或借外债来维持高福利，是不可能长久的。欧盟一些国家希望别国来帮助其摆脱主权债务危机，不仅不现实，还可能伤及救助者。因为赤字财政形同一个无底洞，即使外国愿意出资来填补，也是越填窟窿越大。唯一的出路是该国政府重新回到预算平衡轨道，量入为出，本国有多大生产能力，就过什么样的日子，靠借别人的钱来提高自己的生活，即使一时尝到甜头，到头来还得自吞苦果，回到原来的状态。但人们一旦靠赤字财政过上高福利生活，要想让他们退回到原来的生活水平，是很痛苦的，希腊等国民众对政府紧缩开支、削减社会福利的强烈反抗就是明证。所谓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个问题是高福利破坏了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有些国家社会福利之高，即使不工作或少工作也能过上比较舒适的生活，其结果只能是奖懒罚勤，降低经济效率，吃平均主义大锅饭。因此，财政赤字不管是用于公共工程投资，还是用于提高社会福利，都上不可持续的，且贻害无穷。 凯恩斯主义之所以否定平衡预算，源于消费需求不足引起的经济衰退。当时，人们病急乱投医，有什么办法都要试一下。但实验的失败表明，平衡预算是正确的。由此可见，财政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以赤字财政理论否定财政平衡理论，以后赤字财政理论又遭到否定，回到财政平衡理论。但此时的财政平衡理论必须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能够正确解决消费需求不足问题，不需要再靠赤字财政或滥发货币来扩大总需求。 5.失业理论。失业问题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失业的表现形式有多种，如自愿性失业、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周期性失业、季节性失业、隐性失业等等。凯恩斯主义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导致失业的根源；货币主义则提出自然失业率假说；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主张的“需求创造供给定律”，认为失业是供给不足造成的，而供给不足是因为市场中缺乏竞争力。此外还有工资刚性假说、价格刚性假说、劳动的跨期替代理论、职业搜索和匹配理论，等等。 失业的直接原因是缺乏工作岗位，没有工作岗位如何安排失业者就业呢？但工作岗位不是政府或其他什么人可以随意创造或设置的。它是人类在与大自然斗争中，为获取生存所需的物质和精神产品而产生的。换言之，工作岗位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增加的。生产发展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外延式发展，表现为规模的扩大，另一种是内涵式发展，表现为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创新迭起。从表面上看，前者似乎更易于增加工作岗位；后者则有可能随着科技进步，如自动化、机器人化等而减少工作岗位。但从人类的发展远景来看，后者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人类征服大自然的过程是永无止境的，生产力发展也没有穷期，因此就业机会也会无穷多。虽然从当前来看，各国都存在失业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究其原因是生产力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使很多就业岗位没能发掘出来。虽然凯恩斯主义和通货膨胀目标制企图通过赤字财政政策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扩大需求，增加就业，但由于方法不对，效果都不理想。 其实，凯恩斯也不是不想通过扩大消费来增加有效需求，但苦于找不到途径，才迫不得已转向政府投资。通货膨胀目标制也是企图通过财富效应来增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从扩大消费入手来增加就业的方向并没有错，但必须循正途而进，不能剑走偏锋，打歪主意。消费不足是主要收入群体遇到消费障碍造成的，政府帮助主要收入群体排除消费障碍不仅可以推动经济持续发展，而且也为就业岗位的增加提供了广阔空间。 当前，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是赶上发达国家，从低、中收入水平上升到高收入水平，因此他们的消费需求空间极大，只要发掘出来，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增加双丰收，关键是要方法得当。 发达国家正处于经济发展的第四阶段，服务是主要消费，服务产业是主要产业，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何况环境保护、新能源开发、自动化和机器人的研制等高科技的发展也能改善人们的生存条件，创造很多就业机会。总之，潜在的就业岗位很多，但要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发掘出来。 6.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古典经济学的先驱者之一亚当·斯密指出，国民财富的增长取决于劳动力的增加和劳动效率的提高两条途径，强调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对各国劳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李嘉图重视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在收益递减倾向的作用下，长期经济增长会趋于停止。穆勒则把生产要素归纳为资本积累、人口增加、技术进步、自然资源，概述了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 正是在古典经济学家奠定的经济增长理论的坚实基础上，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才得以从高起点出发做进一步的扩展和探索。哈罗德—多马模型根据凯恩斯主义理论，对投资与储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只有不断加大投资才能保证经济长期增长的结论。但他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投资与消费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消费的增加又何来投资的增加。面对这一难题，哈罗德认为只有实际增长率、均衡增长率、自然增长率三者同时相等才能实现经济长期均衡增长。这显然难以做到，因而被人们称为“刀锋上”的经济增长。 针对哈罗德—多马模型的缺陷，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索洛，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出发，构建了一个经济增长与资本投入量、劳动投入量和技术进步之间数量关系的模型，认为在资本与劳动可以任意替代、资本与产出比率从固定转为可变的条件下，通过市场机制调整生产中劳动与资本的比例，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且不说资本与劳动很难随意相互替代，就是市场机制也会出现失灵，不可能是完全的。因此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常常与现实相背。 以琼·罗宾逊、卡尔多等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经济增长理论从收入分配角度研究经济长期增长问题，认为收入分配有利于资本家而不利于工人，使经济增长的利益向资本家倾斜，导致储蓄过多，反而影响了经济增长。他们主张通过收入分配的均等化来调节储蓄率，实现经济长期增长。新剑桥学派经济增长理论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没有局限于生产要素的研究，也即供给方面的研究，而是考虑得更全面一些，触及经济增长两个最重要而又为很多学者所忽视的一个——需求因素。当然他们的论述还有待于深化、完善、修正和充实。 内生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是保罗·罗默、卢卡斯、巴罗等人，他们认为应该主要从经济增长的内部因素而不是外部因素来研究经济增长的动力，如知识外溢、人力资本、研究开发、收益递增、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干中学、经济开放等。由于把知识、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变化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因而得出要素收益是递增的，资本可以增加，经济可以实现长期甚至无限增长的乐观结论，纠正了李嘉图的长期经济增长会趋于停滞的悲观论调。内生增长理论的重要贡献是将资源配置从有形资本领域扩展到无形资本领域，如人力资本、知识外溢、鼓励创新等等，这不仅对侧重于研究有形资本配置和效率提高的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是一种补充和发展，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产力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所产生的一些新要求，即当今生产力的发展更倾向于人力资本的积累、知识的开发、新产品和新生产方法的创造、科学技术创新的涌现和研发的深化等等。 从根本上讲，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有两个：一个是供给，即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作用来推动经济增长；另一个是需求，即在市场失灵、经济不景气时，政府要排除消费障碍，恢复总量均衡。对于前一个因素，无论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内生增长理论都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取得了丰硕成果。对于后一个因素，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虽然有所涉及，但缺乏深度。凯恩斯主义和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也对消费不足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具体对策，如赤字财政政策、量化宽松政策，但都因为药不对症而屡屡受挫。 实现经济长期增长，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既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提高各种有形和无形生产要素的效率，使之能生产出更多产品，也要为这些产品提供销路，否则生产出来的产品再多也只能是积压产品，派不上用场。 从当前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来看，前者固然重要，必须继续加强和提高，但后者尤显关键。经济所以不能保持长期增长，甚至出现大幅度下降，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遇到了靠自身力量所无法克服的消费障碍。因此保持充足的消费需求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两大因素之一。以往的经济增长理论侧重于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和效率的提高，忽视产出增加后的产品销售问题，因而对经济增长出现不稳定，甚至倒退的现象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更提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增长理论应该从一条腿走路变为两条腿走路，既要研究如何更充分地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促进各种生产要素的效率提高和配置合理，也要研究如何为产出提供市场需求。 7.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周期理论，又称为商业循环理论、经济波动理论等，主要研究在短期内经济运行是如何沿着潜在经济增长率而上下波动及其原因，一般来说，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是一条直线，一帆风顺，必然要有所起伏和波动。但如果波动幅度太大，危害严重，就需要采取措施，将其控制在合理范围。经济周期波动也是如此，在一般情况下，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能够将经济波动幅度限制在一定范围，但如果市场经济遇到自身所无法克服的障碍或严重干扰和冲击，出现失灵，经济就会周期性发生幅度大、破坏力强的波动，甚至经济危机。对此，经济学家们进行了长期研究，提出了各种解释和应对方法。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周期是消费不足造成的，主张通过扩张性和紧缩性经济政策的交替使用，烫平经济波动；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认为货币投入过多导致了经济周期波动，主张严格控制货币增长率，让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来恢复平衡，维持经济稳定；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不同类型和大小的扰动(如不完全竞争、外部性、不对称信息、违反理性、市场未出清、技术创新、政策变动等等)会随机地对经济发生技术冲击，使之发生波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冲击的影响会逐渐减弱和消失，经济也就回到正常水平。这实际上还是一种听其自然、市场能够自动解决一切问题的观点。此外，还有创新周期论、心理理论、政治周期论等。可谓众说纷纭，各有各的理由，但效果如何，正确与否，需要经受历史实践的检验。 从经济发展历史来看，自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经济周期波动问题就凸显出来，到现在为止已经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生产过剩危机式的经济周期波动阶段，表现为繁荣、萧条、复苏、扩张4个阶段的周期性出现。第二阶段是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交替出现的经济周期波动。凯恩斯主义为了对付生产过剩危机，采取了扩大政府投资、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扩张性经济政策，虽然把经济从衰退中拉了出来。但货币供应量增加过多，又大都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引起实体经济的物价全面上涨。而政府为制止通货膨胀，又不得不采取紧缩性经济政策，削减财政赤字，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结果是按下葫芦浮起瓢，通货膨胀率虽然降下来，经济又出现衰退。正是因为政府一会儿使用扩张性经济政策，一会儿使用紧缩性经济政策，加剧了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反复出现的经济周期波动。菲利浦斯更是火上加油，提出了著名的菲利浦斯曲线，认为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交替关系，政府可以在经济不景气时，采取扩张性经济政策，以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换取较低的失业率，拉动经济增长；在通货膨胀率过高时，政府采取紧缩性经济政策，以较高的失业率换取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实行的结果是，通货膨胀率越来越高，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小，最后爆发了滞胀危机，经济周期波动的发展也随之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在第三阶段，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吸取了凯恩斯主义的教训，把控制实体经济的通货膨胀率放在第一位，提出了通货膨胀目标制，同时又吸收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方法，灵活调整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在经济不景气时，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刺激经济增长；一旦通货膨胀率越出目标值区间，就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制止其继续上升。这样，实体经济的周期波动幅度虽然有所收窄，但虚拟经济的资产价格却一涨再涨，最终引爆了世界金融海啸。面对如此剧烈的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施者不得不有所顾忌和收敛，既不敢再肆意增加货币供应量，不时放出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风声，又加强对金融炒作的控制，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这就大大限制了通货膨胀目标制对经济的干预力度和影响程度，等于拔掉了老虎最锐利的两颗牙齿，其作用自然大减，表现为新的金融危机虽然还没有出现，但经济一直复苏缓慢、增长乏力。人们痛定思痛，既然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赤字政策和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的通货膨胀目标制都无法解决消费不足问题，反而加剧了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和危害，那就必须另寻他途，于是经济周期波动进入第四阶段，探索烫平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途径、新方法，如通过排除消费障碍来维持总供求平衡，减小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 8.通货膨胀理论。马歇尔、庇古、费雪等著名经济学家通过对货币流通量与物价水平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得出货币流通量过多是物价全面上涨根本原因的结论。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出现，表明供给不能创造需求。为了给大量积压的商品提供销路，凯恩斯主义提出以扩大政府投资来填补总需求缺口的政策主张。但政府投资资金来自何方呢？如果取之于税收，政府不过是替居民消费，无法增加总需求。于是他提出了赤字财政政策，主张金融当局大幅度增加货币发行量，用这些超经济发行的货币购买国债来弥补政府投资引起的财政赤字。 如此大量增加货币供应量会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呢？凯恩斯解释道：“我们必须首先考虑，货币数量之改变对于有效需求所发生的影响。一般地说，有效需求的这种增加，一部分将用在增加产量，一部分将用在提高物价”。③这样，凯恩斯就否定了货币流通量必须与商品流通量相适应的传统货币理论，打开了超经济发行货币的闸门，从此通货膨胀越演越烈，一发不可收拾，不仅成为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且酿成了滞胀危机。正是因为世界各国吃尽了通货膨胀的苦头，货币主义才趁势而起，在传统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货币理论。弗里德曼说，通货膨胀是发生在货币量增加的速度超过产量增加的速度。④他主张严格控制货币增长率，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以货币总量控制为主要政策工具，货币增长率固定不变。他说，“我始终强调一个不变的、既定的货币数量增长率比之准确变化的增长率数值更为重要。”⑤在货币主义的影响下，美国、英国等国曾一度实行货币总量目标制，以货币总量为名义锚，规定货币增长率目标。从实行效果来看，虽然把高通货膨胀率压了下来，但经济增长率也随之下降，最终为各国中央银行所放弃。 面对严峻的经济局面，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都进行了反思，新凯恩斯主义认识到政府干预不能随心所欲，必须考虑通货膨胀的时滞性和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按照一定规则行事；新古典经济学也看到固定的货币增长率过于死板僵硬，需要有所变通，在控制通货膨胀率的前提下吸收相机抉择的某些灵活性。于是两派达成共识，形成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提出了通货膨胀目标制。它的特点是：第一，将名义锚从货币总量转为通货膨胀率；第二，中央银行在通货膨胀率不超过目标值的情况下，可以相机实行宽松或紧缩的货币政策。后者采纳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方法；前者坚持了货币主义的严格控制通货膨胀率的要求，双方的观点都有所体现，可谓皆大欢喜。从实行的效果来看，也颇令人满意，不仅维持了一段时间的高增长，而且通货膨胀率也较低。然而，好景不长，2008年金融大危机的爆发宣告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严重失败。 其实，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赤字政策还是通货膨胀目标制的量化宽松政策，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超经济发行货币，也有一个共同目标，即解决消费需求不足引起的经济萧条问题。同样的，它们也都因此而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本来消费需求不足是主要收入群体遇到消费障碍产生的，只要找出原因，排除消费障碍，就可以把被消费不足“冻结”的货币释放出来，使它们重新回到流通领域，成为流通货币，恢复总货币流通与总商品(包括劳务)流通平衡。但他们却偏要靠滥发货币来解决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岂不是南辕北辙，离题万里了。比较有效而副作用又小的方法是：第一，坚持货币流通量与商品流通量相适应的原则，不能超经济发行货币；第二，对消费不足造成的储蓄过多问题，要靠扩大主要收入群体消费的办法来解决。只有这样才能既防止了通货膨胀，又实现了经济增长。 9.政府干预理论。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宏观经济学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自由放任主义，认为市场机制能自动实现经济的均衡，政府干预只会扰乱经济秩序，其代表人物有哈耶克、货币主义、新古典经济学等。另一种是以凯恩斯主义、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为代表的宏观经济学派，认为市场会出现失灵，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从经济实践来看，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政府干预，因为市场确实不是万能的，它对经济的自发调节在遇到某种障碍时会失去效力。但政府干预不当也会制造新的问题。因此政府干预必须正确、科学，要摆正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关系。两者不是对等关系，而是主辅关系，即维护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是政府干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所谓出发点是指政府在市场失灵时才能进行干预；所谓落脚点是指政府干预要落实在排除阻碍市场经济运行的障碍上，而不是制造新的更大障碍，扭曲市场机制。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就会发现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赤字政策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量化宽松政策对市场经济都极具破坏力。首先来看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赤字政策，它靠超经济发行货币来支撑，引起实体经济的价格全面上涨，大大降低了价格机制调节市场供求的准确度，使其受到严重扭曲。 其次来看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所倡导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它更是以滥发货币为能事，只是不像凯恩斯主义那样赤裸裸，而是打着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目标值内的幌子，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虚拟经济注入大量货币，以鼓励金融创新为名，任由投机家们制造出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有毒的金融衍生品和骗人的金融产品，肆意炒作，将资产价格越抬越高，金融泡沫越吹越大，虽然其产生的财富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消费，拉动了经济增长，但终以世界金融海啸的爆发而受挫。如果说凯恩斯主义以扭曲实体经济的价格机制来破坏市场经济，那么通货膨胀目标制则是通过扭曲虚拟经济的资产价格来破坏市场经济。 由此可见，错误的政府干预不仅严重损害了市场机制，还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政府必须遵循经济规律，按照市场经济要求进行干预。为此要弄清楚市场失灵是消费需求不足造成的，还是政府管得太多、限制太死造成的。如果是后者，则要加大改革力度，为市场机制松绑；如果是前者，就要找出具体原因，排除消费障碍，有的放矢地予以解决。总之，政府干预是为了帮助失灵的市场机制恢复调节功能，而不是取代它，更不是滥发货币来破坏它。 10.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方向。经过经济学家们数百年的不懈努力，到现在为止，已经建立起微观经济学、中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但国民经济是一个包括微观、中观和宏观在内的完整的、立体的系统。如果将它们分开研究，必然产生只见局部，不见全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管窥豹的种种偏见。因此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中观化和微观化，把宏观经济学、中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结合起来，融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使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从平面提升到立体，从片面扩展到全面，从虚拟走向现实。 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也要有相应的转变。当前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过分依赖数学模型，通过建立模型、估算参数、验证理论等来说明过去、预测未来和解释现在，表现出强烈的经济学数学化倾向。虽然数学的运用对经济学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它毕竟只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辅助工具，不能喧宾夺主，代替经济学研究本身。那种以为只要建立起一个包括某些变量的经济模型就能将经济运行态势及其变化准确、完整地反映出来的看法是不切实际的。经济世界包罗万象、丰富多彩，岂是几个数学模型所能涵盖。有些人认为只要建立一个经济模型，将数据代入进去，进行运算，就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且不说这个结论是否科学，仅仅由于数据来源不同，或参数有异，就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其可靠性确实让人怀疑。即使扩展经济模型规模，增加变量数目，提高数据质量，加强参数估算的精确性和验证过程的合理性等等，也仍然与经济现实相差甚远。 现代宏观经济学研究之所以沉迷于数学化，与其研究面太窄，局限于宏观一隅有关。如果深入到中观和微观，则其所包含的数据、变量之多，数以百万计，岂是经济模型所能容纳于万一。可见，经济学数学化所以能盛行于宏观经济学研究，确实与其没有中观和微观基础有一定关系。 正确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并不拒绝经济模型，更主张充分利用数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但它不能反客为主，成为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经济世界是如此丰富多彩、千变万化，任何人也无法将它准确地浓缩于经济模型之内，即使该模型包含的变量成百上千，涵盖面与客观世界相比，也仅是沧海一粟而已，其局限性之大，又岂是挂一漏万所能形容，更何况它反映的又大都是表面现象和外在的肤浅联系。 经济学研究首先要尽可能全面地收集经济数据和经济信息，在此基础上对它们的内在关系进行深入分析，探索和掌握它们的变化规律。从数据的收集来看，不仅包括宏观层面，还包括中观和微观层面，要力争尽可能多地将整个经济的全貌反映出来(当然完全反映是不可能的)，因此数据量和信息量之浩大，足以让人叹为观止。所幸的是当代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如云计算、大数据等)为其提供了实现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而信息收集得越多，分析得越透彻，对经济的了解和认识就越全面，越深刻。从这个意义上讲，统计比数学模型更重要。 从数据的分析和研究来看，不能停留在各种现象之间的表面博弈上，而应深入到它们的内部去发现其内在联系、规律和本质特征。微观、中观、宏观的数据量极为浩大，如果不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掌握其内在联系和变化规律，就会在浩瀚如海的数据中，如坠五里雾，迷失方向。那种以为现象后面什么也没有的观点是将客观世界看得太简单了。例如，从表面上看，我国当前的高房价是住房生产者和购买者博弈的结果，但其实质是住房的消费品和资产品双重属性导致的价格机制失灵。 经济学的发展要注重研究深度地发掘和广度的扩展。在广度上通过对宏观、中观和微观数据的长期收集汇总，逐渐形成一个巨大的、能比较全面反映经济全貌的数据库，为人们了解和掌握从微观、中观到宏观的整个经济的运行过程提供一个透视平台；在深度上要不断探索各个经济主体之间、微观个体与中观群体之间、中观现象与宏观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本质特征，找出它们的变化规律。虽然我们不可能穷尽它，但我们越接近它，对客观世界的了解和认识就越深刻，越准确，越全面，越符合客观实际。 为此需要政府转变干预方式，从直接调控转为间接引导，从干预为主转为服务为主，如政府在掌握越来越多、越来越全面的经济信息，建立起从微观、中观到宏观的信息数据库的基础上，向广大经济个体提供更多更准确的经济信息，引导他们做出正确决策，少走弯路，高效运营。当然在市场失灵时，政府的干预还是必不可少的。 国民经济是多层面的，随着人们对国民经济全貌和结构的认识不断深化，不仅能了解和透视越来越多的层面，而且对各个层面之间的横向和纵向关系以及变化规律、运行特点也能越来越准确地掌握和因势利导地为我所用。客观世界是广阔无比、变化无穷的，经济学的发展也是永无止境，不断推陈出新。这既是经济学研究的特点，也是经济学家必须不懈努力、永不停步、创新为主的原因所在。 五、结语 传统观点认为宏观经济学是以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各种宏观经济现象，如经济周期变化、通货膨胀、失业、物价、总需求、总收入、总供给等。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总量分析方法，研究各个总量之间的关系。但这种方法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它是一种平面式研究方法，如宏观经济学只研究宏观层面的经济现象；微观经济学只研究微观层面的经济现象；中观经济学只研究中观层面的经济现象。但客观世界是立体的，经济也是由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组成，它们之间并不是相互孤立、互不关联，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宏观经济出现剧烈波动不过是中观经济运行失调的反映，后者又是微观经济出现问题造成的。因此从宏观层面寻找宏观经济失衡的原因和解决方法，只能是缘木求鱼，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从平面角度单独、孤立地研究微观经济、中观经济和宏观经济，把本来完整衔接在一起、相互紧密联系的经济体人为分割成几个互不相干的部分来研究，是很难得出正确结论的，甚至会谬误百出，如同盲人摸象，摸到大象的鼻子，就以为大象像一条管子，摸到大象的身体，就以为大象像一堵墙，摸到大象的腿，就以为大象像一根柱子。经济学的研究要力戒平面化、片面化、表面化、简单化和主观化。如看到宏观经济发生衰退，就以为是宏观层面出现的总消费不足造成的，企图用政府投资来弥补总需求缺口，结果引发了滞胀危机。殊不知总消费不足只是表面现象，其真正原因是中观层面的主要收入群体遇到了消费障碍，只有深入到微观层面找出具体原因，才能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当然，经济学的发展要有一个探索过程，从简到繁、从浅到深、从片面到全面、从局部到整体，从平面到立体。正是由于各国经济学家的长期努力，才分别建立起颇具规模和理论高度的微观经济学、中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现在已经到了将三者融合在一起，建立立体型经济学新体系的时候了。 这个经济学新体系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第一个是具有整体性、立体性和全面性。它将经济循环运动归纳为消费、生产和收入三大环节(三大要素)的周而复始的运动过程。在此基础上，分别建立起三大要素的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宏观层面，使人们可以从立体的角度，全方位地考察整个经济的运行全貌。第二个特点是找出三大要素各自内在联系和调节机制、变化规律、运行特点。第三个特点是根据三大要素的横向联系，发现市场机制与收入者收益最大化机制的冲突和矛盾是消费不足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并据此提出解决办法。第四个特点是改变传统的政府干预方式，从盲目使用宏观手段，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转为对微观层面具体问题的有针对性的妥善解决。 以上研究只是为经济学走向立体化、全面化、整体化和深刻化开一个头，勾勒出初步框架，提供一种新思路。实际上，整个经济不只是包括微观、中观、宏观3个层面，在它们之间还存在一些其他层面，如地区层面、城市层面、农村层面等等，需要继续发掘和探索。重要的是航向要正确，坚冰要打破。只要沿着科学的道路前行，世界经济就不会总在经济危机中苦苦挣扎，不仅生产力能得到充分发展，人类征服自然界的能力也会持续提高，不断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注释： ①刘树成主编：《现代经济词典》，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8页。 ②刘厚俊编著：《现代西方经济学原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 ③凯恩斯：《就业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徐毓枬译，第252页。 ④弗里德曼：《论通货膨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页。 ⑤弗里德曼：《货币最优数量和其他论文》，1969年英文版，第48页。
标签：凯恩斯主义论文; 边际效用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微观经济论文; 宏观经济学论文; 消费者理论论文; 边际效用理论论文; 虚拟经济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通货膨胀论文; 宏观论文;
构建“微观、中观、宏观三位一体”的经济理论体系--兼论解决我国内需不足的战略_凯恩斯主义论文
下载Doc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