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对西洋医学的社会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洋论文,晚清论文,中国论文,医学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医东渐对中国传统医疗格局乃至社会生活、社会心理都带来了微妙而深刻的冲击，几乎所有的社会群体对西医的认知和接纳都经历了复杂的心理转折。从疑虑、惊诧到认可、接纳甚至崇拜，基本构成了晚清以来中国人对西洋医学的认知轨迹。
一、统治阶层：疑虑与接纳
一般认为，西洋医学与中国统治阶层的最初接触始于康熙帝。传教士医师曾为康熙诊疗，《燕京开教略》有载：“康熙偶患疟疾，洪若翰、刘应进金鸡纳，皇上以未达药性，派四大臣亲验，先令患疟疾者服之，皆愈。四大臣自服少许，亦觉无害，遂请皇上进用，不日疟瘳。”（注：樊国梁：《燕京开教略》中篇，清光绪三十年北京救世堂铅印本，第37页。）受益于西来之术，康熙格外宠信西医和西药。此后，一些传教士医师继续为宫廷服务，著名的有罗怀忠、罗德先等。另外，巴新、巴多明等传教士医师也先后在雍正和乾隆宫中充任御医（注：卢嘉锡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医学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6页。）。
清朝初年，西洋医学对以康熙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形成了第一波冲击。起初，康熙并未掩饰对西医的疑惧，前文所述，洪若翰和刘应带着金鸡纳到宫中为他治病，康熙也没有立即服用，而是令四大臣和其他患者先行服用以观效果。这种微妙的心态反映了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优越感支配下，国人习惯于把外国视为蛮夷之邦的成见，以至于康熙晚年出台禁教政策，耶稣会士的活动进入低潮，教会医疗昙花一现。
鸦片战争以后，西洋医学卷土重来，清廷迫于条约束缚，给西方以传教和设立医院的特权，但直到19世纪50年代，官方仍持漠视态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再次强迫清政府承认自由传教和设立医院。面对一大批并不认可西医的官员，教会医师主动出击，通过在上层社会的公关扭转局面，争取获得中国官方的认可与信赖。
1835年，伯驾在广州创办星豆栏医局，成为教会在华医疗事业之肇始。广州的官员一度产生了疑惧，还专门派了一名密探，到医局刺探外国医生的意图，但是未加干涉。伯驾在报告中写道：“没有什么反对被激起，相反我一直确信医院不仅被政府官员所知，而且为他们所赞同。”（注：Chinese Repository vol.Ⅳ，p.472；Ⅶ，p.551；Ⅶ，pp.624—639；Ⅷ，p.303.）1838年中华医学传教会成立时，政府也没有干预，并“获得中国官方的默许”（注：Chinese Repository vol.Ⅳ，p.472；Ⅶ，p.551；Ⅶ，pp.624—639；Ⅷ，p.303.）。伯驾曾给患有疝气的林则徐送去疝气带，林则徐派人“送来了水果等礼物”（注：Chinese Repository vol.Ⅳ，p.472；Ⅶ，p.551；Ⅶ，pp.624—639；Ⅷ，p.303.）。伯驾很重视这次交往，并“专门为林则徐立了一张病历书，编号为6565。”（注：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林则徐的认可，增添了伯驾的自信。
1842年，时任钦差大臣的耆英请伯驾看病，伯驾一开始还心存疑虑，出乎意料的是，耆英对医院赞不绝口。事后，他不仅送给伯驾一些礼物，还赠了匾额，上书“妙手回春”、“寿世济人”，落款“耆宫保书赠伯驾先生”（注：Chinese Repository vol.Ⅳ，p.472；Ⅶ，p.551；Ⅶ，pp.624—639；Ⅷ，p.303.）。从林则徐和耆英对伯驾的亲和可以反映出，清朝官员在禁教政策下对西医某种程度的默许和宽容。
当伯驾等在南方大展拳脚之时，作为中国统治中心的北京，洋医生依然形单影只。英国人雒魏林打开了京城的局面，1861年他来到北京，担任英国驻华使馆医生，后来开办首家诊所，即后来协和医院的前身。1864年雒魏林回国，德贞接替他主持北京的医疗工作。起初，德贞的工作并不顺利，直到1867年局面才有所转机。这一年，他接待了两个特殊的病人。一位是总理衙门大臣的儿子，德贞每天应邀为其子治疗胸伤。孩子的康复令大臣感激不已，他两次来到德贞的诊所致谢，还送给德贞一块题有“西来和缓”的楠木匾，将德贞与中国古代名医医和、医缓并称。让德贞兴奋的是，“这位大臣曾坚定地主张反洋观点”，而“现在友谊因此产生了”（注：Report of Missionary Society 1867：p.103—104.）。另一位特殊的病人是内阁大学士贾桢。1866年，贾桢因患脑震荡陷入轻度瘫痪。次年，德贞开始为他疗疾，痊愈之后的贾桢不仅亲自到诊所致谢，还和德贞亲切地交谈。由于贾桢是朝廷重臣，因而德贞在向伦敦会报告这两份医案时，不无自豪地说“它们（的成功）证实了偏见和排拒的障碍被迅速清除”（注：Report of Missionary Society 1867：p.103—104.）。
最令德贞得意的医案莫过于治好了荣禄的顽疴。1877年春，荣禄的腰部生了瘿瘤，自述“痛苦情形不堪言状”，几乎不堪收拾。德贞进行手术割除，不久，“患处日见起色，疮口日见收缩，七十日而平复，大愈。”荣禄大赞其“术技精深绝妙，夫乃叹人之少见者”（注：[英]德贞：《全体通考》，光绪丙戌孟夏。“荣禄序”，藏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所。）。另外，德贞曾任曾纪泽的私人医生，两人经常晤谈至深夜。同时，他与大学士沈桂芬、崇厚的友谊也可圈可点。德贞的医术终于打动了清廷，1871年，他被同文馆聘为第一任生理学教习，任教长达23年。此举被认为“是中国官方正式接受西医知识的开端”（注：高晞：《西医传入过程中的京师同文馆》，《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年第2期。）。自此，在断绝了百年之后，西医再次进入京城。一些医师被召进皇宫为帝王和贵族们治病，清廷上下在心理和行为上开始接受新式医学。可以说，突出的疗效是西医在当时赢得清廷官员信任的唯一尺度。
洋务运动后期，一批清廷官员热衷于西方文化，他们走出国门，目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对西医的认识也产生了飞跃。李鸿章对西医的认知与众不同，是在对西医有一定了解后，才延请西医治病的。他认为：“泰西医学有专官、有学堂，又多世业孤学，藏真府俞悉由考验，汤液酒醴更及精翔。”西药化学“格致微渺，务尽实用，非仅以炮制为尽物性，则尤中士医工所未逮者。”（注：[美]洪士提反译：《万国药方》，李鸿章序，美华书馆1890年出版。）对西医特点概括之允当，评价之中肯，晚清高官中无出其右者。1881年，他聘用西医马根济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官办医学校即北洋医学堂，此举意在使医学与海军相配套。1894年他在奏章中陈述：“臣查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要……北洋创办海军之初，雇募洋医分派各舰，为费不赀，是兴建西医学堂，造就人材实为当务之急。”（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事实上，由政府统管全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观念已开始渗透到李鸿章的意识之中。
1898年8月，光绪帝接受维新派主张，创立京师大学堂。并下谕：“医学一门，关系至重。亟应另设医学堂，考求中西医理，归大学堂兼辖，以期医学精进。”（注：《大清德宗（光绪）皇帝实录》（六），台北华文书局1960年印行，第3879页。）1902年8月，清廷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分科仿日本体例，共七科，医科为第七科。此时，在统治者眼里西医学已是关系重大的学科了。不独光绪帝及宫廷大员如此，慈禧太后对西医也有相当的好感。伦敦会医师科克伦曾深入宫闱替慈禧和李莲英治病，1904年，教会筹建北京协和医学堂时，就曾得到过慈禧万两白银的襄助（注：《北京合众大医院开院志盛》，《万国公报》第207册，1906年4月。）。
至此，西洋医学终于得到清政府的肯定和支持，这一过程都体现在官方的态度和政策上的变化中，暗含着政治观念和制度层面的演进。西方殖民政策的权力护驾，西学东渐的强烈渗透，中国近代文化资源的极端匮乏等一系列因素，最终促发清政府在西医政策上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而统治阶层的认同最终为西医在中国传播、发展与畅行开启了绿灯。
二、知识精英：推崇与倡行
近代中国，开明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总是社会中最早觉醒的群体。面对欧风美雨的扑袭，他们显得异常清醒，甚至有些心血来潮。西医东渐以后，以薛福成、郑观应、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积极了解和认识西医，其推崇的倾向也十分鲜明。
薛福成和郑观应是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的代表人物。1890年，薛福成出使西欧，历时四年。在欧洲期间，他对西医学的发展状况及成就颇为关注，他考察了医院，并向西洋医生请教西医理论，并派随员赵静涵赴德国细菌学家科赫的实验室学习治疗痨症的方法。薛福成之所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对包括医学在内的西方科学的浓厚兴趣。
在改良派中，对中西医具有全面见解的当推郑观应。郑氏“昔年久病，屡濒于危，备受庸医之苦”（注：《郑观应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7页。）。因此对医学问题倍加关注，他的论著中屡有医学问题的阐释，对西洋医学推崇备至。他在《盛世危言》中，专列“医道”篇评介西医。在比较中西医之优劣后，得出“中医失于虚，西医失于实，中医程其微，西医贵其功”的结论，他进而建议效西人之法，表奏朝廷，饬下各地督抚，将各省之医生设法考验：“不分中外，学习数载。考验有成，酌予虚衔，给以执照，方能出而济世。”并倡议政府创立“医院”，“内症主以中法，外症参以西法”（注：《郑观应集》（上），第520—524页。），不分中外悉心教授。他甚至设想“拟请华人精于西医、深晓西学者，将中国《本草》所载之药逐一化验性质，详加注释，补前人所不及，并将人之脏腑经络查于古书所论方位是否相符”（注：《郑观应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7页。）。
19世纪末的中国面临被列强蚕食的危局，一些仁人志士开始寻找救国济世良方。科学救国的精神追求也嵌入了他们的思想意识中。梁启超、严复等维新之士力倡医学维新以强身保种，较之于早期改良派人士，他们的认识又提升到更高的层面。
梁启超以西方发达国家为范例，在《时务报》上撰文，宣扬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医学改革，声称“凡世界文明之极轨，唯有医学，无有他学。医者，纯乎民事也，故言保民，必自医学始。”痛陈“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强身必先强医”之理，认为要想避免被“强食”的厄运，就必须“保种”，“不求保种之道则无以存中国”（注：梁启超：《医学善会序》，《时务报》第38期，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一日。），因此，他主张开学堂、开医会、刊医报，“采中西理法，选聪慧之童，开一学堂，以昌斯道”（注：梁启超：《医学善会序》，《时务报》第38期，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一日。）。不难看出，强国保种思想已被梁启超推到了极端。严复对医学救国论的影响同样不可低估。他在《原强》一书中写道：“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种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注：《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页。）。
这种视保种强身为挽救中国的观念，构成了维新派知识分子“强国必先强种”思想的理论基础。一些甚至不了解西医的激进知识分子也加入了医学救国的讨论。康广仁在澳门主持《知新报》，辟专栏介绍西洋医学，不断发表关于医学维新的评论，如：“欲治天下，必自治国始；欲治国，必自强民始；欲强民，必自强体始；强体之法，西人医学大昌，近且骎骎乎进于道矣”（注：《富强始于卫生论》，《知新报》1897年11月11日。）。
维新人士对西医的宣传，引起了社会上研究西医的兴趣。“有志于西洋医学者不断增多，许多地方开始出现‘医学研究会’、‘函授新医讲习班’、‘自新医学堂’等组织，以及各种介绍西洋医学知识、探讨中西医学异同的报刊。”（注：廖育群：《歧黄医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7、259页。）医学救国思想的涌现，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变革与升华，对统治阶级的制度变革也产生了影响。光绪帝在变法时下谕“另立医学堂，考究中西医理”。梁启超对此评说：“医者，泰西大学为一科，今特许增之，实为维新之一政也”（注：梁启超：《医学善会序》，《时务报》第38期，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一日。）。
可以看到，医学维新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知识精英的视野，“医学救国论”一时成为时髦名词。维新派知识分子走在时代的前列，他们对西医的认知、讨论与推崇比之其他社会群体都要深刻、激进。他们的思想代表了社会变革思潮的缩影，对科学主义在中国的蔓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他们的宣传也难免夸大其词，西医的地位被过分地拔高，甚至被无意中误导。
三、中医药界：兼容与参合
明末清初，传教士把解剖学、生理学知识带到中国。如邓玉函的《泰西人身说概》、罗雅各的《人身图说》等数种。这些译著曾引起中医药界的注意，但反响不大，仅寥寥几人有所回应。
汪昂在所著《本草备要》中，谈到了“人之记性，皆在脑中”，与西医“脑主记忆”相符（注：廖育群：《歧黄医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7、259页。）。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了药露法“始于大西洋”，又介绍强水制法：“西人造强水之法，药止七味，入罐中熬炼”（注：卢嘉锡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医学卷》，第479页。）。
真正对西医解剖学作出“反响”的，要算王学权一门四代。王学权读过西医著作，认为“人之记性，含藏在脑”有理；解剖方面“足补华人所未逮，然不免穿凿之弊，信其可信，阙其可疑，是皮里春秋读法也”。其孙王升认为“若非泰西之书入于中国，则脏腑真形，虽饮上池水者，亦未曾洞见也”。其曾孙王士雄虽为清代著名温病学家，却也接受了合信氏的《全体新论》，认为“其说教邓氏更详”（注：清·王学权：《重庆堂随笔》，中医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4页。）。
王宏翰被认为是清初积极接受西医的第一人。他在学术上全面接受西医的内容，并试图与中医学进行沟通。他所著《医学原始》中，博采教士性学诸书，而成“四元行论”、“四液总论”以及“知觉外官总论”等篇。他以胚胎理论解释“命门”学说，最具代表意义：“命门者，立命之门，乃元火元气之息所、造化之枢纽、阴阳之根蒂，即先天之太极，四行由此而生，脏腑以继而成。”（注：清·王宏翰：《医学原始》卷一，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51—55页。）清代最著名的解剖革新医家王清任被称为是传统医学家中“一位彻底的先觉者”（注：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安徽科技出版社1989年版，第51、79、83页。）。其《医林改错》，修正了前人对人体解剖认识的错误，创造活血化瘀的理论和方法，并用脑髓说解释癫痫病机，认为脑主宰生命，“一时无气，必死一时”，是当时流行“脑说”的引申和发挥。脑说是早期西洋医学传入时影响最大、也是最早为中医界接受的内容之一。
鸦片战争以前，早期医家对西医的反响不大，只是他们在接触西医以后，在其医学著作中有所记述而已。因为早期中西医学的接触是有限的，特别是在康熙后期的禁教政策和雍正时期专制主义的高压下，这种交流进入低潮。中医界对西洋医学认识的升华，要推延到鸦片战争以后，伴同洋务运动和维新思想的产生，中医界出现了一些潜心探讨西洋医学的人。“汇通学派”思潮也逐渐形成并产生了影响。其代表人物有唐容川、罗定昌、朱沛文、恽铁樵等。
医学史界通常认为，唐容川是最早产生中西医汇通思想的医家。虽然对西洋医学的看法有过周折，但是提倡取长补短，通过汇通寻求中国医学发展，仍是唐氏的思想主流。他说：“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盖西医初出，未尽周详；中医沿讹，率多差谬。因集灵、素诸经，兼中西之义解之，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中归于一是。”（注：任应秋：《中医各家学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162、160、158页。）四川的罗定昌和唐容川的认识很接近，他在《中西医粹》中，将英人合信《全体新论》、《妇婴新说》中的解剖图和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中的脏腑图说进行对照，这种“合璧”式的参照研究，“是中国人最先研究中西医异同的方法”（注：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安徽科技出版社1989年版，第51、79、83页。）。不过，罗定昌的成就要稍逊于广东人朱沛文。生活在广州的朱沛文与西医常有往来，且略通英文，因此被誉为当时中医界最了解西医的人。他比较了中西医的学理与方法，认为“中华儒者精于穷理”，“西洋智士长于格物”（注：任应秋：《中医各家学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162、160、158页。）。比唐容川的西医“只知形迹而不知气化”要公允得多。他认为中西医“各有是非、不能偏主”的见解是比较客观的。与朱氏观点接近的还有广东人陈定泰，他在《医谈传真·自序》中，述说了研读西医解剖图后的感受：“以洋图之绘考证于王清任先生之说，及古传人脏腑经络图，而孰真孰假，判然离矣”（注：任应秋：《中医各家学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162、160、158页。）。
对中西医全面比较研究的还有恽铁樵。他认为“今日中西医皆立于同等地位”，“西医之生理以解《内经》之生理以气化”（注：恽铁樵：《群经见智录·灵素商兑之可商》，民国十一年武进恽氏铅印本，第120页。），提出中西文化背景不同，中西医学的基础也不同，“西方科学不是学术唯一之途径，东方医学自有立脚点。”但也意识到“今日而言医学改革，苟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更无第二途径”（注：恽铁樵：《对统一病名建议书之商榷》，载《医界春秋》（81）1933年。）。他坚信中医一定能汲取西医之长，与其汇通与化合。
甲午以前，汇通派医家多半自行采撷西医学，相互之间并无联系，后人称之为“汇通学派”，但多讥其“汇而不通”。这些试图汇通中西的医家，由于对中医理论、疗法、效果均有较深的了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普遍采取“折衷”的立场去参照西学、研究西学。而对于中西医学体系的长短、优劣及差异没有能够充分的认识，这是历史的局限。庚子以后，改良派呼唤“医学救国”，中医学界也真正觉醒起来。此时的中医学界多以西方医学作比照，发现自身之不足，于是纷纷力倡“改良中医学”，主张引进西医、吸收西医之长。1904年，周雪樵在创办《医学报》，是中医界觉醒的重要标志。早期《医学报》对现代医学多持赞美之词，极力提倡引进西医，甚至陷入贬中倡西的极端。中医界觉醒的另一标志是各地纷纷成立医会，这是在组织形式上对西洋医学的效法，最早见于记载的医会是1904年周雪樵等人在上海创立的“医学研究会”。“至1908年左右，除边远省份外，各省会以上的大城市都有医会活动。长江中下游及福建、广东等省份一些中小城市也有医学团体出现”（注：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安徽科技出版社1989年版，第51、79、83页。）。
四、社会民众：畏疑与亲和
西洋医学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无异天外来客。起初，对西人和西医的普遍心理反映是怀疑和恐惧。清初就流传西人蒸食幼儿的谣言（注：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2页。）。事实上，民间对西医的疑惧和偏见很长时间没有消除，一直到19世纪下半期，由于教案迭起，社会上针对教会医院尚有种种讹言，如：教会医师以迷药诱人入教，以媚药淫亵妇女，教会医院被怀疑挖眼剖心用以做药；西医解剖尸体或制作人体标本，均被认为是出于各种匪夷所思的邪恶动机；信徒临终圣事被认为教士挖取死人眼睛以为炼银之药等等。西医一度成为恐怖和邪恶的象征，公众为之望而生畏。
英国人宓克对此抱怨说：“就医院言之，施医散药，教士视为施惠行仁，而在
龁教会者之目中，则一散一九皆在疑窦，至医院中割验诸事，尤易滋人口实相传。”（注：Missicnaries，Chinese and Diplomats，p.28.）这种从“龁教会者”中产生的疑虑，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有关西医的讹言，更多出于他们对教会及其文化背景的抵触与排斥。也可以说，这种自发的疑虑并不一定指向西医本身，而是针对与医院相关的教会以及教会背后的列强而已。
局面的转机依赖于医师高超的技艺。伯驾“凭着他在外科上的技巧，不久就为他的医局赢得了朋友。”（注：Ceorge H.Danton，The Culture Cont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The Earliest Sino-American Culture Contact 1784—1844，New York：1931，p.45.）一大批病人被伯驾治愈，畏疑心理逐渐消失，就医人数日益增加。“眼科医局”开始出现了繁忙的局面，伯驾在报告中说：“我看到其中有些人提着灯，在清晨二三点钟就从家里出来，以便及时到达。如果当天收住病人的数目有限，他们将在前一天晚上到来，整夜等候，以便在次日能得到一张挂号票。”（注：W.W.Cadbury and M.H.Jones：At the Point of a Lancet，Shanghai，1935：pp.42—43.）《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也详细记载眼科医局的盛况：“病人不远千里而来，得医矣。传说此事者亲眼看医院之士民云集，挤拥，老幼男女如曦来。莫说广东各府厅州县之人，就是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山西各省居民求医矣。儒农官员，各品人等病来愈去矣。”（注：爱汉者等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04—405页。）显然，伯驾在公众心目中拥有很高的尊重和信赖。美国学者也认为：正是伯驾的乐善好施，拯困济危，才使他“赢得了朋友”并“作为一个美国人而为人所知”（注：Ceorge H.Danton，The Culture Cont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The Earliest Sino-American Culture Contact 1784—1844，New York：1931，p.45.）。
西洋医学对中国百姓的影响也是从南到北逐渐扩展的。雒魏林到北京后，不仅赢得了清廷的信任，也在百姓中产生了影响。1873年，《申报》载文描述了他的诊所：“京都有西人设立医院一所，用以救济疾苦之人，意至善也。据云去夏至今一周年中共医有九千六百十八人，可见华人亦皆信其术精胜矣”（注：《申报》1873年8月2日。）。
早期教会医院还出现在上海、福州、宁波、汉口、汕头等地。1877年，《申报》的一篇时评报道了西医药的发展以及受信任的程度：“自中国通商以后，西医之至中国者，各口岸皆有之。……初则贫贱患病、无力医药者就之，常常有效；继则富贵患病、华医束手者就之，往往奏功；今则无论贫富贵贱，皆有喜西药之简便与西药之奇异，而就馆医治者日多一日，日盛一日也。”（注：《书上海虹口同仁医馆光绪三年清单后》，《申报》，1877年12月12日。）清末的西医院门口，随时可见摩肩接踵、门庭若市的场景：“看一看在医院大门外，排在大街上的候诊的队伍，看一看每天清晨从四面八方涌来的车马轿子，看一看那些官员、侍从、马夫、轿汉，是如何把整条街挤得水泄不通的”（注：乔纳森·斯潘塞：《改变中国》，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43页。）。
随着教会医学的规模在中国日益扩大，各地的受医人数也急剧增加。这方面向来缺乏详尽的统计材料，但一些零星的记载仍能帮助我们窥斑知豹，如《中外新闻七日录》1870年6月8日，以“医馆近事”为题报道了广东地区西医馆的受医情况：“计去年省垣、佛镇两处贫民男女受医者，有三万零五百一十二人。石龙等处受医者，约五千人。肇庆府内受医者亦有二千一百七十人。其中所治砂淋症者二十二人。可见活命之菌，遐迩咸臻也。”（注：参见李长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页。）由上计之，仅广州、佛镇、石龙、肇庆四处一年以内受医人数即达37682人。上海虹口同仁医院在建院第一年（1865年），共诊治男性病人6370人，女性病人9478人，另有76名外国人，共计15924人（注：《上海新报》1866年12月29日。）。不可否认，广州、上海是相对发达的地区，也是教会医师比较活跃的场所，西医院的受医者相对贫穷落后地区要多得多。
西医对中国社会的深入渗透，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态度，也扭转了中国人的医疗观念。1883年教会医师蓝华德、柏乐文在苏州创立第一所医院时，苏州“社会对于西医毫无认识，盲从反对者甚众”（注：《中华监理公会年议会五十周年纪念刊》，1935年（10）。）。一直到19世纪末福音医院建立时，“中户以上，不乐西医”，前往就诊者“唯附近村农暨无告之民”。惠更医师“以医泽民，临诊恳挚”，对病人“爱护若家人”，“病者辄霍然而去，欢赞之声，渐彻路衢，求治者日众”（注：杨廷栋：《记苏州福音医院》，《东方杂志》第12卷第16号。）。到20世纪初，西医被苏州各阶层广泛信奉。一些上流人士经常到教会医院投医问药，治疗疾病。一些富门望族还将子弟送到更生医院自费学习西医（注：The Chinese Recorder，vol.34，1903.）。对西医的态度改变以后，治病观念也随之转变，许多居民“有病辄就院治”（注：杨廷栋：《记苏州福音医院》，《东方杂志》第12卷第16号。），而不再像过去那样遇到疾病就求神拜佛了。
晚清中国各阶层对西洋医学的认识，经历了曲折的心理变化和态度转折，这种变化来源于西医在功能意义上的优势以及中国人对科学力量所产生的崇尚。毕竟，西医首先是在表演形式方面如治愈率上得到中国人的认可，并由此产生“一种相当普遍的迷恋情结”（注：《杨念群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2页。）。然而，由于传统医学的悠久历史及其文化底蕴的影响，西医在长时间里并不像其他学科如天文、地质、生物学那样拥有超强的优势，因而遭遇不少排挤和拒斥。其直接影响是，不论统治阶层、知识精英、中医学界抑或普通民众，在对西医的接受过程中都经历了一条极为相似的心路历程：从恐惧和疑虑的心态中解脱，到信赖和认同倾向的确立。这一过程在客观上形成了西医在中国推广与普及的社会心理基础，其潜在影响甚至超乎一切制度因素的介入和干预。西洋医学开始在中土播散与扎根，并逐渐对中医的地位和规范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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