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对何丽野先生有关看法的不同意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正确理解论文,看法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读何丽野先生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期上的《马克思在农民问题上的思想变化及其意义——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段删节说起》一文（以下简称何文），该文提出了值得人们关注的一个正确见解，即要重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述中的删节增补和改写内容的研究，因为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对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的变化，也体现了他们在理论问题上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种认识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何文断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看法一直不是正面的”，进而推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农民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的思想，也没有无产阶级革命需要有工农联盟的思想，这是难以令人接受的。因该观点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重大问题的认识，不能不应予辨明，特就此谈谈我的不同意见。
一、马克思因何删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一段涉及农民问题的话语
正如何文所说，马克思在1869年出版《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文第二版时，对1852年该书第一版中的某些话语曾作过修改，其中包括删去了下面这段话：“打碎国家机器丝毫不会危及中央集权制。官僚政治不过是中央集权制还受其对立物即封建制度累赘时的低级和粗糙形态。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建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① 何文据此认为，这是马克思纠正了他对于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作用的“一个例外”的高度评价，而又“回归”对农民革命作用“不是正面”的看法。何文还指出，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似乎没有顾及马克思已将这句话删去的事实，仍把它作为马克思对工农联盟的一个经典看法而在各种著述中常常引用。
那么，如何看待马克思在新版《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删去上述这段话呢？换句话说，马克思为什么要删除上面那段话呢？要正确认识这些问题，还要基于马克思的原著去进行分析。
首先，从马克思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69年第二版序言来看，马克思指出：“现在如果对本书加以修改，就会使它失掉自己的特色。因此，我只限于改正印错的字，并去掉那些现在已经不再能理解的暗语。”② 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不认为对原作的基本内容或主要思想有作修改的必要，而只是对“印错的字”及“已经不再能理解的暗语”作了修改。据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对马克思该文所加的编者注来看，马克思修改过的话语有17处，当都属于马克思所说的“已经不再能理解的暗语”部分。他要通过修改，把问题说的更直白、更明了；而不是要改变原来的观点。删除上面那段话其用意亦应属此。
其次，就《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内容来看，马克思所删除的那段话是在该文的第7部分。这一部分是前面所作全部论述的总结，揭示了路易·波拿巴政变的实质，剖析了其政变能够得逞的原因。马克思认为，路易·波拿巴政权是大资产阶级同封建地主阶级在某种程度上达成妥协的产物，是用一种有着封建君主制外表的更加反动的资产阶级统治来代替了二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共和制统治。那么，路易·波拿巴的政变为什么能够得逞呢？巴黎无产阶级为什么没有再举行起义呢？马克思分析说，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还不具备取得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这时“任何重大起义”都“将为工人造成第二个六月失败”③。“如果说议会制共和国的倾覆包含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萌芽，那么它的直接的具体结果就是波拿巴对议会的胜利，行政权对立法权的胜利，无言语的力量对言语的力量的胜利。”④ 另一方面，路易·波拿巴以欺骗和收买手段被拥为政府首脑后，便极力强化国家权力，使之成为“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并“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⑤ 波拿巴就是依靠这种暴力工具镇压革命、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的。再一方面，波拿巴的政变成功是靠了小农的支持。马克思说：“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⑥ 农民由于分散的小农经济造成他们思想保守和政治上落后。基于小土地所有制经济的脆弱性和历史传统的影响，农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⑦，所以小农曾寄希望于拿破仑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送还给他们，当路易·波拿巴以拿破仑侄子的身份并借助其伯父的威望攫取统治权力的时候，小农便把维护自己利益的希望又转而寄予波拿巴身上，投票支持了他。再就是由于第二共和国时期资产阶级用各种苛捐杂税盘剥小农，镇压他们革命的要求，使得他们丧失了对革命的希望，而加强了他们“对帝制的信赖”。鉴于以上分析，马克思便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对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新认识、新要求：一是无产阶级不能失去革命的斗志和希望，“革命是彻底的”，要不断推进革命的进程，“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完成革命。⑧ 二是无产阶级革命不能把夺得旧的“庞大的国家建筑物”视为胜利的主要战利品，而应当把它“摧毁”。⑨ 在此“废墟”上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政权。三是农民现在虽然还站在波拿巴政权一边，但是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不可避免的瓦解，他们的“拿破仑观念”也会破灭，革命性会不断增强，会把“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⑩。不言而喻，无产阶级要积极地做争取农民的工作，使之与自己结成革命的联盟。这些思想是马克思写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得出的必然的基本的结论，是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认识的新发展。马克思写作该文绝不仅仅是为了讲述法国1848年革命以来的历史过程，也绝不仅仅是为了戳穿路易·波拿巴政变的阴谋，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总结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服务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无论马克思在1869年再版《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时对其作了怎样的文字上的修改或删节，他的这些结论性的基本思想是没有改动的。
再次，就马克思删去的那段话的具体用意来看，我认为，也不是针对农民能否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同盟军或无产阶级是否需要工农联盟的。细品马克思删去的那段话，主要是说明小块土地所有制与国家建筑物的关系的。马克思认为：封建君主专制是“大地产的王朝”，“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11)，即小块土地所有制经济上的小农的王朝。随着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革命，封建的大地产已经崩溃，代之而起的是大量的小块土地所有制。在小块土地所有制经济的基础上，已不可能再建立和维持旧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所以马克思说：“农村土地的小块化补充了城市中的自由竞争和正在兴起的大工业。农民阶级是对刚被推翻的土地贵族的普遍抗议。小块土地所有制在法国土地上扎下的根剥夺了封建制度的一切营养物。小块土地的界桩成为资产阶级抵抗其旧日统治者的一切攻击的自然堡垒。”(12) 资产阶级制度起初“曾让国家守卫新产生的小块土地，并且尽量加以赞扬，现在却变成了吸血鬼，吸吮它的心血和脑髓并把它投入资本的炼金炉中去”(13)。这必然激起了小农的不满和反抗，从而怀恋拿破仑的统治，形成“拿破仑观念”。于是，“一出模仿帝国的滑稽剧是必要的”，路易·波拿巴基于此建立了他的统治政权。但是，小块土地所有制不是先进生产力的形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它必然趋于瓦解，适应这种经济形式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波拿巴王朝注定是不会长久的，是要坍塌的。
正是在作上述问题分析的情况下，马克思删去了1852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初版本中所说的那段话。之所以将其删除，关键是因为那段话中说，“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建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这一说法把波拿巴王朝的倒塌，寄望于法国农民对拿破仑帝制复辟的“失望”和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很显然，这种说法容易使人误把某种观念的改变看作国家建筑物变更的基础，这是同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认识论不相符的说法。所以马克思才对其进行了删除，而后又加上了两句话：“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剧的解体，建立在它上面的国家建筑物将倒塌下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只能在和封建制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14) 这一新的说法便鲜明地体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问题的基本精神。
二、马克思删去那段涉及农民问题的话语，是否改变了他工农联盟的基本思想
与以上论述相联系，马克思也删去了“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这句话语。马克思删去这段话语，是不是就意味着他认为农民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或者说无产阶级革命根本就不需要与农民联盟呢？不是的。
删去这句话，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就认为农民不会与无产阶级一起进行革命的“合唱”，或者无产阶级革命就不需要农民一起来“合唱”了，而只是因为农民革命性的发挥，它能够与无产阶级形成革命的“合唱”，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小块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剧的解体”这种经济因素，而不在于对拿破仑帝制复辟的“失望”和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
纵观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时期的著作，认为农民能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建立工农联盟，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而得出的基本结论。恩格斯早在1848年1月所写的《1847年的运动》一文中就说：“毫无疑问，总有一天贫困破产的农民会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到那时无产阶级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向资产阶级宣战”(15)。在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3月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又指出：工人为了农村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自身的利益，必须要求把没收过来的封建地产变为国有财产，由联合起来的农村无产阶级利用大规模农业的一切优点来进行耕种。“正如民主派同农民联合起来那样，工人也应当同农村无产阶级联合起来。”(16) 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又明确地指出：“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17) 这句话已经把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工农联盟的思想表达得十分肯定和明确了。马克思不仅阐明了无产阶级与农民结成联盟的必要性，而且还分析了其可能性。农民既是小私有者，又是劳动者。它和无产阶级有着相同的利益，他们都受资本主义的剥削。这是他们能够结成革命联盟的共同基点。马克思指出：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必定要随着他们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越来越紧密地靠拢无产阶级”(18)。马克思还说：“很明显，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单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单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因此，“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他们在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19) 基于上述论著中的分析认识，马克思在接下来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继续坚持工农联盟的思想便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他进一步强调说，随着农民所受的压迫剥削不断加重，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剧的解体，“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20)。从上面这诸多论述中，人们应不难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已经阐述的足够清楚、足够深刻了。
所以，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删去那段涉及法国农民革命作用的话语，绝不是像何文理解的那样，马克思由此就完全转变了他关于农民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农民的支持的思想。按照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69年第二版序言中对修改所作的解释，只能理解为，在马克思把这一基本思想已经阐述清楚的情况下，就不需要再用“合唱”、“独唱”、“孤鸿哀鸣”等等这样的“暗语”来说明问题了。
何文在极力说明自己的观点时，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有不少肯定农民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农民支持的论述，并对此也作了引述。这无疑是与他要说明的观点相矛盾的。如何克服这种矛盾呢？何文使用了这样一种障眼法，即把这个时期马克思对农民问题的看法说成是“处在一个有点矛盾的变动过程中”。这种解释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人信服。我们知道，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公开问世，就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已经创立；1867年9月《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出版，就为科学社会主义尤其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证；而到了1869年6月，马克思修订再版《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时，竟连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如何对待农民的作用这种基本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还“处在一个有点矛盾的变动过程中”吗？真不知道该让人们如何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创立与发展的进程。
何文在解释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的“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这句话时，也提出了一个很奇怪的论断。他提醒人们注意：这里说的是农民把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同盟者，而没有说无产阶级应该把农民看作自己的同盟者。我们不仅要问：难道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马克思，会认为无产阶级比农民的觉悟还低吗？农民都会认识到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而无产阶级却愚蠢到认识不到应该把农民看作自己的同盟者、把自己看作农民的领导者吗？那么无产阶级的先进性何在呢？
三、如何看待《共产党宣言》及其他论著中对于农民“不是正面的”看法
何文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看法一直不是正面的”，并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之作《共产党宣言》那里去找依据。殊不知，他对《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述的理解是不正确的，起码是不全面的。何文引用了《宣言》的这样一段话：“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21) 如果单就这句话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农民的评价，的确“不是正面的”。但是《宣言》并不是只讲了这段话就作罢了，它还接着说：“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22) 后面的这句话显而易见地一方面指出包括农民在内的“中间等级”具有革命性的一面，一方面又指出他们能够“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辩证地分析了农民在社会革命和发展中的作用的“两重性”，而不是仅仅对其革命作用进行否定。何文在引述《宣言》中这段有关农民问题的论述时，只引述了上半段，而下半段则弃之不顾了。这种断章取义的做法，应是理论研究者的大忌。
何文还说，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把农民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归入“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并引述了《宣言》中下面这样一大段话来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农民革命作用的不好评价，“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23) 这是否能证明何文的观点呢？也是不能的。在这里，何文犯了一个对《宣言》内容理解上的错误。农民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这是两个不同的事体，《宣言》并没有将前者归入后者。前者是指农民的政治行动，这种反抗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政治行动是积极的、革命的，应予肯定的；不管其目的如何，都是有利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开展的，无产阶级不应无视更不应否定农民的这种斗争，而应当和农民结成联盟共同开展这种斗争，并在联盟中教育和领导农民克服自私、保守、狭隘和易于动摇的种种缺陷，使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沿着正确的道路和方向前进。而后者所指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则是一种错误的理论思潮。这种理论思潮是“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它是早期工人运动中理论不成熟、不科学的表现。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不是在评析农民反抗资本主义斗争的事，怎么能把农民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呢？怎么能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目标上的反动性和空想性，来否定农民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所具有的积极性和革命性呢？况且，即便是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宣言》也没有全盘否定，也认为这种社会主义非常透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弊端与不合理现象，这是其积极有益的方面。
事实上，正是《共产党宣言》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的思想。在《宣言》第4章讲“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时，就明确指出共产党人要支持北美土地改革派和波兰那个把土地革命当作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政党，即发动过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的政党。北美土地改革派是成立于1845年的以手工业者和工人为核心的政治团体，宗旨是无偿地分给每一个劳动者一块土地。它宣传土地改革，反对种植场奴隶主和土地投机分子，并提出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废除农奴制、取消常备军等民主要求。而发动波兰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的政党是指以革命民主主义者邓波夫斯基为代表的波兰民主团体。这次起义的队伍就是由工人和农民组成的，他们一度占领了克拉科夫，成立了革命的国民政府，颁布了包括废除劳役、地租等封建义务，土地转归农民所有等内容的革命决议。可见，这两个党的活动都带有工农联盟的特性。《宣言》要求共产党人支持这样的党，自然也就确立了自己的工农联盟的原则精神。再者，《宣言》号召：“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难道这里不包括何文所说的农民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吗？《宣言》还号召：“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既然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党都应当团结和协调，难道共产党人却要把农民这支重要力量排斥在外吗？
除了《共产党宣言》之外，何文还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中摘取了不少似乎是对农民革命性作用及工农联盟的“不是正面”的话语，其中包括恩格斯的《德国的制宪问题》，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论土地国有化》、《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还有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不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讲过这样的话，但是这种只摘取一面之词而不顾及其他的做法，能说明什么呢？我们完全可以仿照何文的做法，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摘取不少他们对于无产阶级的“不是正面的”话语。比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就指出：工人阶级由于物质生活状况极端恶劣，精神生活亦异常糟糕。广大工人群众非常缺少文化，他们也不能参加正常的娱乐活动，很多人只能以酗酒、纵欲或赌博等来消愁解怨。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还会逼迫无产者中某些“有足够的勇气和愤怒”的人，采取“偷窃、抢劫、杀人”等非法手段来公开反抗这个社会。(24)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曾痛切地指出：“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25)。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26)。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27) 恩格斯还曾经说：“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弄到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28) 够了，打住吧！我们难道会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讲过这些对无产阶级“不是正面的”话语，而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对无产阶级的先进性、革命性持否定态度了吗？
四、如何认识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一文的思想主旨
何文把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也视为对农民的革命作用的看法“不是正面的”、从而否定“农民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的一篇论作。其实，恰恰相反，这是恩格斯晚年专门阐明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和农民政策的重要论著，是一篇论述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实现工农联盟的经典之作。
恩格斯开篇便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农民的重要性。他说：“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政党，对目前社会主义者突然到处都把农民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感到非常惊奇。按理说，我们倒应该对这件事情没有早已发生而感到惊奇。”(29) 言外之意，就是无产阶级政党早就应该重视农民问题、积极做争取农民的工作了。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贯主张。无产阶级政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恩格斯接着分析说：首先，“从爱尔兰到西西里，从安达卢西亚到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30)，它对一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变革趋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次，资产者和大土地占有者都在用蛊惑性的宣传拉拢农民，把自己打扮成小农利益的维护者，调唆农民憎恶和反对工人运动。最后，无产阶级政党要夺取政权没有农民的支持是不行的，所以“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无产阶级政党绝不能“心安理得地任凭注定灭亡的农民继续被他们的伪保护者所控制”，绝不能任凭“农民从工业工人的消极敌人变成工业工人的积极敌人”。(31) 难道这些话对无产阶级政党需要工农联盟的思想讲得还不够清楚吗？
接着，恩格斯阐述了“农村居民中有哪些是可以争取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的呢？”在这里，他就当时德国的情况作了分析。认为农村居民中包括大土地占有者（即封建地主）、大农、中农、小农、农村无产者（或曰农业工人，即雇农）等这样一些层次。何文认为恩格斯把农民分为“大农”、“中农”、“小农”三个等级。并解释说，前两个等级相当于中国农村的地主和富农。他们属于被打到的对象。这种理解也是不正确的。“大农”并非地主，而地主亦非“农民”。恩格斯明确指出，他划分的是“农村居民”，而非农民，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农村居民”是包括地主在内的，而农民却不然。在旧中国的农村，地主和农民是两个不同阶级，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怎能设想把地主放到农民中去作为其中一部分呢？恩格斯说：“大农和中农，他们是非雇用男女长工、甚至非雇用短工不可的。”(32) 联系毛泽东曾对中国过去农村阶级所作的分析，恩格斯说的“大农”应是毛泽东所指过去中国农村的富农，富农一般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以及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他们通常都参加劳动，所以他们还可以被称为“农民”，但是他们“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33) 恩格斯说的“中农”应是毛泽东所指过去中国农村的富裕中农，他们主要靠自己劳动，“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34)，即有时会雇佣短工。再者，恩格斯也不是把农民分成“大农”、“中农”、“小农”三个等级，除此之外还有农村无产者即农业工人。恩格斯特别指出，在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这种农村无产者是农民的主体。
基于这种层次分析，恩格斯明确回答了他自己提出的问题，无产阶级政党主要争取的是小农和农村无产者。首先就小农来说，它在所有的农民当中“一般说来对于西欧是最重要的农民”(35)，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去争取。小农是小私有者，同时又是劳动者，它不剥削别人，反而受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双重压迫，因而他们有反抗剥削制度的革命性，能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当然，恩格斯也认识到，把小农争取到无产阶级一边来是一项很困难的任务，由此他分析了小农的经济特点和政治倾向。正是在这里，恩格斯确实讲了何文所引述的一些对小农“不是正面的”看法，譬如认为小农有“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顽固地拼命抓住这一小块土地不放”、甚至“把那些谈论将土地所有权转交整个社会掌握的社会民主党人看作如同高利贷者和律师一样危险的敌人”。(36) 但是恩格斯讲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说明小农自私、落后，因而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无产阶级政党也不应做争取小农的工作吗？显然不是。恩格斯只是要告诉无产阶级政党做争取小农的工作，必须对症下药、采取正确的策略，要耐心对小农进行说服教育，不要期望“今天就把农民争取过来”(37)。其次，对于农村无产者的争取，恩格斯认为这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农村无产者和工业工人在地位、利益和发展前途上具有更大的一致性。所以恩格斯乐观地说：“把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对于我们仅仅是时间问题，而且甚至是一个很短时间的问题。而当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跟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整个德国立刻就会改变风向。”“只要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种子撒到这些工人当中去，鼓舞他们和团结他们去坚持自己的权利，容克的统治也就会完结。……普鲁士军队的‘劲旅’就会变成社会民主主义的劲旅，那时在力量对比上便会发生那孕育着彻底变革的变动。”(38) 如果说恩格斯认为争取小农还有或然性的话，那么争取农村无产者便是必然的；而把农村无产者争取到工人阶级一边时，就会大大增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可能性。再者，恩格斯不仅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有争取小农和农村无产者并实现与之联盟的必要性，他还认为对于中农、大农，甚至农业资本家（恩格斯称之为“大地产租佃者、资本主义牧主以及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国内土地的人”）也应尽力争取，“我们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和他们一道走，可以在一定时期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而与他们一起奋斗”(39)，即是说，也可以和他们结成暂时的联盟。
在《法德农民问题》问题中，恩格斯还对法国社会党人的土地纲领中的错误进行了批评。这种批评不在于否定法国社会党人积极地去做争取农民的工作，而在于反对他们作出的争取农民的错误理念和措施。恩格斯首先对法国社会党人重视争取农民的工作并取得了很大成效表述肯定和赞赏；但同时指出，他们为了博得农民的好感和支持，“想把纲领弄得更加适合于农民的口味”，过分迁就小农的狭隘私利要求，甚至允诺要维护小农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这就违背了社会主义总的纲领的基本原则。就此，恩格斯提出了自己的正确主张：不要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但也不要让人以为“我们是要长期保全小块土地所有制”；要教育农民使之认识到小块土地所有制瓦解的必然性，积极引导和组织农民通过组建合作社的方式实现对土地和生产工具的共同占有与集体生产，这样才能使小农“免于真正沦为无产者”，免于“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恩格斯说：“在还是农民时就能被我们争取过来的农民人数越多，社会改造的实现也就会越迅速和越容易。”(40)
可见，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是多么全面而明确地阐述了争取农民成为无产阶级同盟军的思想啊！而何文却无视这篇文章的思想主旨，反而把它说成是否定这一思想的论著，真不知道这种看法是如何得出的。
当然，诚如何文所言，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我们不能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应当因地因时地灵活分析和付诸实践。但无论如何，认为从《共产党宣言》到《法德农民问题》，“对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看法一直不是正面的”，因而也就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就没有农民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同盟军的思想，没有无产阶级需要工农联盟的思想，这种观点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5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7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8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4－675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6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1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7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0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1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4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11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2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6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0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6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1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2－283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3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7－298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71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5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1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07－708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2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4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4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5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6页。
(33)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8页。
(34)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8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6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8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8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4－505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4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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