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生态文化的物质层面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蒙古族论文,层面论文,物质论文,生态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02)01-0049-06
一、生态文化的理解与界定
生态文化，有学者认为它应该是人类文化所需选择的一种形式，而且是属于将来。人们在探讨工业社会之后将迎来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的时候，将这种新型社会定义为生态文明社会，即在这种社会中，人类需要重新进行文化的选择——生态文化的选择：
生态文化的精神层次的选择：摈弃“反自然”的文化，抛弃人统治自然的思想，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建设“尊重自然”的文化，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繁荣。
生态文化的制度层次的选择：改革和完善社会制度和规范，改变传统社会不具有自觉的保护环境的机制而具有自发的破坏环境的机制的性质；按照公正和平等的原则，建立新的人类社会共同体，以及人与生物和自然界伙伴共同体，从而使环境保护制度化，使社会具自觉地保护环境的机制。
生态文化的物质层次的选择：摒弃掠夺自然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学习自然界的智慧，创造新的技术形式和新的能源形式，进行无废料的生产，既实现社会价值为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又保护自然价值，保证人与自然“双赢”。[1](P150-151)
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现在已有的文化是反自然的，非生态的，在面对如此严重的生态危机的形势下，人类基于生存发展，需要进行新的文化选择，将现有文化从“精神层次”、“制度层次”、“物质层次”来一次更新，到那时我们已有的文化就会发生改变，变成“生态化”的文化，结果即为人类更新过的文化形式——生态文化。
有关这种“重新选择”、“更新”的理论在国外一些学者的著述中也一再被强调，正如下面我们所引述的：
对许多英美人来讲，发现自然界如此脆弱确实使自己感到吃惊不小，惟一能做出的恰当反应就是谈论来一场彻底的变革。就日常意义而言，英语中倒是增添了不少新词语，诸如“生态政治”、“生态灾难”、“生态觉醒”等等。不过，这不是麦迪逊大街上不断变换更新的小把戏，而是在呼唤根本的变革。只举一例，塞拉俱乐部执行主席迈克尔·麦克洛斯基1976年总结道：
“在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和经济组织方面，真正需要一场革命。因为我们面临的环境危机的根源在于追求经济与技术发展时忽视了生态知识。而另一场革命——正在变质的革命——需要用有关经济增长、商品、空间和生物的新观念的革命来取代。”
……同样，政治学家威廉·奥菲尔斯也坚持认为，“现代工业文明的基本准则是……与生态匮乏不相容的，从启蒙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整个现代思想，尤其像个人主义之类的核心原则，可能不再是有效的。”整个文化的发展已到了尽头，自然的经济体系已被推向崩溃的极限，而“生态学”将形成万众一心的呐喊，呼唤一场文化的革命。[2](P411-412)
对于此种观点，笔者只是部分同意，并想作进一步的补充。
首先，这种观点是建立在西方工业革命兴起以后所形成的文化发展基础之上的，本文开头引述中的“传统社会”即是指此而言的。西方工业文明对待自然的态度始终是一种“帝国”、“霸权”式的，这其中以瑞典植物学家卡尔·冯·林奈(1707-1778)为代表的林奈学派生态学的三个公理最为典型：(1)他们认为，造物主在大自然中早就设计好了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规划，这就像一部独特万能的润滑良好的机器在发挥功能。(2)自然是表达上帝对其生物、尤其是人的善心的有序状态，天地万物主要是为人而存在的。(3)如果富有生气的自然界秩序的含义不仅仅是某种玩物，如果它还具有实际的价值，那它肯定是由上帝的手制造出来，并主要是为人类——那个最高贵的物种的利益服务的。[2](P61、67、74)正是由于建立在这种态度之上的工业文明对大自然一贯的掠夺、毁灭行径，因此20世纪的生态危机最先从这里发生，现代生态运动自这里兴起及最早开始对既有文化进行反思也就很自然了。也就是说，笔者上面引述中所阐释的需要“更新”的文化正是这种西方类型的文化。如果单从这样的文化背景出发，得出上述有关生态文化的概念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世界上其他许多未卷入工业革命的或受其影响较小的国家和民族，在与自然的关系上其文化表现出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态度，如狩猎采集文化、游牧文化等。就像人类学家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部落文化是一种稳定的、令人满意、生态健全的存在”，“是一种人类历史最成功与最持久的适应方式”，“初民文化的确趋向于与他们的生存环境和谐共存。尽管原始民族也要改造环境，从自然中获取资源，但很明显，他们中间存在着一种长期的模式，能够相对稳定地建立起人口与自然群落之间的平衡关系。”[3]显然，前述引文中的“传统社会”并没有将此种部落社会包括在内。在此类社会与文化中，尊重自然是其与生俱来的“内源式调节机制”，他们将自己的生存建立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基础之上，对自然的掠夺与蹂躏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想象和十分可怕的。虽然在他们的信仰世界中大自然显得既可爱又可怕，人们用神话、传说故事，用宗教来表达这种复杂的情感，但无论如何，尊重自然，与之和谐相处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现代生态学的核心——系统性、整体性的特征完全可以用于此处。所以，将此类社会与文化称作“生态化”的一点也不过份。这些文化也许不会创造出像工业文明所创造的那样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样也不会采取“杀鸡取卵”式的方式谋求生存和发展。假如整个世界真的保持了文化的多样性，让那些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民族及其文化自然发展演化，而不是一味效仿工业革命式的发展，不去用工业文明的技术和机器打断他们的发展进程的话，那么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也不会发生，起码在这些地区不会。这些国家、民族也不会在使用工业文明这把“双刃剑”谋求发展的同时也深深地伤害了自己：环境被破坏，生态平衡被打破，人民沦为“生态难民”……
再次，基于以上两点认识，笔者认为，生态文化不仅仅是“选择”、“更新”，更是“挖掘”、“恢复”；生态文化不只存在于未来，也存在于我们人类已有的财富中。现在需要的，一方面是重新选择，进行一场“工业文明”的革命，另一方面，也是我们下面要重点探讨的，就是回过头来，重新发现、认识、恢复、改造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化的成份，将其作为我们谋求继续生存发展的主要手段之一。如果可以作个比喻的话，一定程度上可以将人类比作“迷途的羔羊”，而现在则是“迷途知返”的时候了。其实，不论是“选择”、“更新”，还是“挖掘”、“恢复”，二者之间是互为补充的，“选择”、“更新”时，必须要从“挖掘”、“恢复”所得成果中汲取有用的东西，如尊重自然、爱惜生命，摒弃对自然“帝国”、“霸权”式的态度，对大地万物充满了谦卑感激之情等；而“挖掘”、“恢复”所得的成果也必须要从“选择”、“更新”后的文化中汲取自己所没有的成份作为补充，诸如针对新的社会发展阶段所选择的更加科学的生产生活方式，更加合理、更加生态的制度措施等，即“用有关经济增长、商品、空间和生物的新观念的革命来取代”“正在变质的工业革命”。二者互相吸收、相辅相成的结果是，人类优秀的传统文化财富真正地被继承下来并得以发扬光大，与生态多样性同样重要并一再被人们所提及的文化多样性也才能够真正实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社会发展水平的人们真正地联合在一起为拯救共同的家园而努力。如果进一步明确地加以阐释的话，即不论是“更新”、“选择”，还是“挖掘”、“恢复”，有以下三点必须是不可缺少的，否则便不成其为生态文化：
第一，在认识上，将人（包括社会）看做是与自然成为一体的。
第二，在信仰上，以为自然是有生命的，应该用谦卑的态度来对待自然。
第三，在行为上，爱护自然，“取之有道”，既满足了自身所需，又不损害自然。
二、对蒙古族生态文化物质层面的界定及其内涵
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要在人类已有的文化财富中去发现、恢复或改造其中生态化的成份，用来补充、更新我们当今的文化，并以此来战胜生态危机所带来的威胁。那么作为古老的游牧文明的继承者与集大成者的蒙古民族，其传统文化中的那些生态化的元素正是我们今天所要挖掘、借鉴的人类文化财富之一。至于问题的缘起，主要是由于内蒙古自治区大范围的环境恶化及生态危机，尤其是对于蒙古民族及其古老的游牧文化生存、发展构成威胁的草原退化、沙化、荒漠化等。在此情况下，我们进行反思，向传统的民族文化学习借鉴是非常迫切、必要的。
关于生态文化的界定，已如上述所论“认识上、信仰上、行为上”的三点，所以有关蒙古族生态文化的界定及其内涵也应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说可以从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制度层面三方面来论述，而本文所涉及的只是物质层面的生态文化。
蒙古族生态文化在这一层面的体现主要是：在蒙古高原这一特定的自然环境下，由游牧民族诸先民们创造并不断演化、最终被蒙古民族所继承发展的、与这一环境相互适应的一整套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技能及有关的知识体系。这里面包含这样几个因素。
1.蒙古高原特定的自然环境，包括地形分布、气候状况、植被分布等。蒙古高原的地形分布大致以高原、山地、丘陵、平原为主，其间分布着各类草原，如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等。其气候状况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降水稀少、冬季漫长寒冷，且常有暴风雪，夏季短暂干热，气温的年较差和日较差都很大。从植被的分布来看，具有代表性的植物有丛生性禾草贝加尔针茅、羊茅大针茅、克氏针茅、沙生针茅和多叶隐子草、糙隐子草；根茎型禾草羊草、白羊草、白草；杂类草线叶菊；小半灌木冷蒿、百里香等。
由于该地区草原分布范围广，各地所处的地形、气候、土壤和水分条件差异很大，所以不同地区草地草群组成、生长状况、生产力和营养成份也不同，因此，适宜饲养的家畜种类和载畜能力就会有所不同。如：草甸草原适合饲养牛及肉毛兼用的细毛羊、半细毛羊；典型草原适宜饲养牛和马；荒漠草原适合饲养肉脂兼用的粗毛羊、裘皮羊和绒毛山羊等；而就载畜能力来说，通常草甸草原一个羊单位年平均需草地面积0.79-1.29公顷，典型草原需1.24-1.55公顷，荒漠草原需2.19-2.78公顷。[4](P40-41)
一定地区的地理环境对该地区生计类型的选择起着很重要的限制作用。蒙古高原属温带草原，如上所述，其特定的地形、气候、植被分布状况（如夏季短暂、降水稀少等不利于农作物生长）决定了在这一地区生活的人们只能以畜牧业为主要生计，并且主要以游牧的方式来进行；同时针对这种特定的草原条件及其内部不同的地区差异，创造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文化适应方式。该地区几千年的发展历史证明，无论是对于环境还是对于人，这都是一种极好的选择。
2.蒙古高原诸先民们物质化的创造性活动，主要包括史前时期、匈奴时期、突厥时期。
（一）史前时期。大量的岩画及细石器文化遗存表明了这一地区史前文化的存在。广泛分布的岩画表现了狩猎—采集群体的状况；以石镞、尖状器、刮削器、石叶、石片、石核等为代表的细石器，则属于“狩猎兼营畜牧”群体或“畜牧——狩猎为主，而兼有部分农业”的群体[5]。而这两类经济群体恰恰是其后单一畜牧业经济的两个主要来源。
（二）匈奴时期。从目前来看，从史料中可以大致了解匈奴人及其统治下的其它民族的物质生产生活情况；而从考古资料中则可以对这一情况有个更直观、真实的了解，例如通过匈奴时期的青铜器、大型匈奴贵族墓葬、城址等所获得的相关信息：以游牧为主，兼有狩猎及少量农业，有一定数量的定居点，以青铜器为代表的各式手工业等。
既然冠以“匈奴”之称，那么匈奴人当是这一时期蒙古高原上的主要“角色”。匈奴人的主要页献在于首次将当时蒙古高原上种族、文化、渊源等方面都不相同的民族联合在一起结成了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创建了一种政治模式，并被之后相继统治这一地区的其他民族继承下来，其结果是，以后每一轮类似的联合都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蒙古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扫清了民族学意义上的障碍。
（三）突厥时期。同匈奴人一样，突厥语族诸部也是这一时期蒙古高原上的统治者。有关突厥语族诸部落的物质化的生产生活情况，在文献记载中大量存在，而且，以突厥时期墓葬及其附属的石人、碑铭和城镇遗址等为代表的考古资料的挖掘也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诸如典型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狩猎、贸易、城镇、手工业等。突厥语族诸部落遗留下来的很多知识、传统（包括物质的、精神的）又传给了随后迁徙至此的原蒙古各部落，为以后蒙古人游牧文化的发生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3.蒙古民族—整套与环境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与技能。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史料中多有记载，大体可分为对牲畜的管理、对草场的使用、狩猎等几个大的方面，其中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
（一）对牲畜的管理。如：根据不同的牲畜选择不同的放牧方法，以赶牧、领牧、天牧和了牧为主的放牧方式，以“套海”来计算牲畜数量，给牲畜做印记，关于牲畜的交配与阉割、接羔育羔、挤奶剪毛、给牲畜饮水、砌圈打草、给牲畜治病及内容丰富的有关牲畜、畜牧业生产方面的语言学知识等。
（二）对草场的使用。如：一年中多次迁徙、二次搬迁、走“敖特尔”等游牧方式，前二者是有固定时间、路线、目的地的，而后者则为临时应急之举，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合理地利用草场，这样做既满足了牲畜的觅食需要，又不致于损害草场；同时，对草场的选择也要依地形、气候、水源等而定；不同的草场放牧不同的牲畜等。所有这些蒙古民族及其游牧诸先民们几千年来积累起来的生产经验，是在蒙古高原这一特殊的自然环境中从事畜牧业生产的一种最好的手段。
（三）狩猎。狩猎业一直是蒙古高原上诸游牧民族的副业之一。狩猎业的存在一方面补充了人们的衣食，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训练军队的一种手段。关于狩猎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个人狩猎和集体围猎，有关情况史书不乏记载。不同的猎物要采取不同的猎取方法，如在猎取黄羊、狐狸、狼、野猪、兔、貂、鹿、虎时所使用的方法就不同；在从事狩猎生产时应当遵守的一些规矩，如打猎日期的选择、保护猎物幼仔、迎猎、分配猎物等。至于狩猎工具，大致有动物类的（鹰、犬）、人工制造类的（弓箭、布鲁、沙布尔、扎枪、铁夹子、签子、猎刀）等。为了使猎物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古代蒙古人还制定了一些相关的法律条文和禁忌，对狩猎行为做了规范，避免了盲目的不必要的猎杀。
4.蒙古民族一整套与环境相适应的生活方式与技能。
（一）衣。蒙古人的早期装束是畜皮，冬天用山羊绒皮或绵羊皮做衣服、被褥等；春秋两季穿皮毛较薄的羔羊皮衣服；夏天则穿各种去毛的鞣革；靴子主要是牛皮做的。在古代蒙古人的装束中，蒙古袍是最实用、最具“生态”特征的，肥大的下摆一直垂到靴子，骑乘时可以起到护腿的作用；宽松的上身部位，穿着时与身体分离，形成封闭的小气候，在温差大的北方草原上能很好地调节人体温度，在野外露宿或在条件不好的地方借宿时，蒙古袍还可以当做被褥使用；腰带系的宽而紧，避免在坐骑上颠簸对内脏的损害。[6](P298-299)
（二）食。古代蒙古人的食物分为肉食、奶食和植物类食品三大类，其中又以肉食和奶食为主。肉食的来源主要是牲畜和猎获物，其食用方法也很简单，多以煮食为主，剩余部分多晒成肉干以备今后食用。奶食的来源主要是饲养的各种牲畜，有鲜奶、各种奶制品（奶干、奶油、奶豆腐等）、奶酒、奶茶等，是游牧民日常饮食中绝对不可缺少的部分。至少植物类食物，在古代蒙古人的饮食中是作为辅助性食物而存在的，主要有炒米、面汤、炸果子等。另外，季节性差异在古代蒙古人的饮食习惯中也存在，如夏季以奶食品为主、冬季以肉食为主。
（三）住。古代蒙古人的居所主要是毡包——蒙古包，这是蒙古高原上历史很久远的一种居住形式。蒙古包的构件除了支撑架子用木头制作外，其余部分全部用毛毡、毛绳、毛带等畜产品做成，并且具备了符合游动生活方式的以下功能：容易拆卸、搬运、重新搭建；根据人口数量的多少随意变大变小（加减哈那），还可以根据冷暖情况加厚变薄（加减围毡）；下圆上斜的整体设计，对外减轻了风暴阻力，其内部扩大了有效使用面积，而且形成简状上升气流，保持空气新鲜。[6](P301)
（四）行。古代蒙古人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骆驼及以勒勒车为主的大车。马是主要的用于骑乘的交通工具，人们在迁徙、征战、狩猎、放牧时都要骑着它，马已经成为蒙古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们热爱马，用各种文学艺术形式来赞美它，发明积累了许多方法经验来确保马匹得到最好的照顾，“马背民族”已经成为蒙古民族的另一个称呼了。骆驼是沙漠地区的主要交通工具，不仅用于骑乘，还用于拉车、负重；对于骆驼的饲养和繁育，蒙古人也有一整套独特的方法，对骆驼的爱惜与赞美更是不在话下。勒勒车则更是蒙古高原上一种历史悠久的独特的交通工具，诸游牧先民们都曾使用过它。以榆木或桦木制作的勒勒车车轮高大，结实耐用，适用于各种地形，而且载重量大，牧民们用它来拉水及各种物资，尤其是在迁徙时，它已经成为游牧民“游动的家”。
5.蒙古民族一整套与环境相适应的知识体系。此处提到的知识指的是与畜牧业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基本的实用的知识技能之外的、与其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一系列知识，包括天文知识、历法知识、医药知识。
（一）天文知识。身处自然环境中的蒙古民族，对天象的观察认识是其生产生活所必须的，这也是他们掌握时间，利用时间的基础。例如，他们用神话故事的方法表达对日蚀、月蚀的理解；把天想象成穹庐似的圆形；用朱尔海来研究天文现象，计算七曜和二十八宿的相对位置及其变化规律；用星相来占卜吉凶祸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元代由于与其他民族交流的结果，蒙古族的天文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到清代，蒙古族的天文学研究更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保存在呼和浩特市五塔寺的蒙文石刻天文图便是最好的证明。
（二）历法知识。历法知识的产生是古人为划分时间和计算时间，并进而掌握利用时间而发明的，是他们出于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长期观察自然的结果，因此，早期的历法都是同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密切相关。对于古代蒙古人来说，对于“年”的认识起源于他们非常熟悉的青草的荣枯现象；由于游牧经济经营上的需要将一年划分为2个季节的季节历法是很古老的；而月份的划分及称呼也与其从事的畜牧业和狩猎业有关；从13世纪时开始相继采用了12生肖动物周期纪年法和60年周期历法，而这适应了当时蒙古社会更高发展阶段的需要。
（三）医药知识。任何民族都有其传统的治病救人的方法，这是他们依据自然环境和自身状况而积累起来的。对于古代蒙古人来说也不例外，除了传统的蒙医蒙药理论与方法外，16世纪以后又吸收了藏医藏药的精华。蒙古人传统的治病方法包括：刺血疗法、骨伤疗法、皮疗法、食疗法（忽思慧的《饮膳正要》是其集大成之作）、正骨术、药物疗法等。蒙古人的医药知识在为人服务的同时，也为牲畜治病，这里面不仅有关于人体的解剖学知识，还有关于动物的解剖学知识；同时药物疗法又涉及到了有关药用植物、动物、矿物等方面的知识。
三、蒙古族物质层面生态文化的特征与意义
以上我们简要考察了体现于物质层面的蒙古族生态文化的基本内涵。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开始，处于这一特定环境中的人们一直在为彻底地适应环境，争取生存发展而努力，这其中重要的是“适应”而非“改造”，其结果是获得了人与自然的“双赢”，游牧民族自身既创造了一整套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生存技能，又使得自然环境始终保持一种良好的存在状态。在蒙古高原这一人与自然相互需要的“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系统中，人作为其食物链中的最高一层，始终扮演着调节者和管理者的角色，有意地、主动地为这一系统的正常运转而竭心尽力。我们以上所考察的体现于物质层面的生态文化——生存技能，在上述这一认识范围内，具有以下几点特征。
1.适应性特征。适应性是游牧民族在这一环境中生存下来的前提与基础。不论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是知识体系都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而有意主动地创造出来的，其中充满了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存智慧。正是由于游牧文化的杰出的适应性特征及游牧民族非凡的适应能力，才使得这片土地上的这一古老优秀的文化得以绵延不绝地延续发展至今天，而这片神奇珍贵的土地也得以保留至今天。当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加重，人们不得不开始反思盲目地改造自然，“人定胜天”所带来的恶果的时候，古老的游牧文化愈益显示出了她的可贵与难得，其适应特征也愈益显示出其科学与合理之处。
2.实用性特征。如果说适应性特征是就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言的话，那么实用性特征则是就人自身而言的，前述的生产生活方式及知识体系莫不体现了这一特征。而且我们以后将要看到，正是由于在物质层面上蒙古族生态文化的这种实用性，才为其精神层面、制度层面的生态文化打下了一定的实用性基础。实用性的最大收获就是节约了自然资源，而这恰恰是这片土地最宝贵、最珍稀的东西。游牧民族以自己实用性的物质文化创造，不仅为自己谋得了生存发展的机遇和空间，同时也有效地保持了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都是我们这些受过高度现代科学教育的人所应该认真对待的。
3.合理性特征。这是就蒙古民族体现于物质层面的生态文化本身而言的，也是以上述的适应性特征和实用性特征为基础的。正是由于它既适应了自然环境，又为人们实实在在所需要，因而其本身也就显示出了当然的合理性。比如，就生产方式而言，人作为这一生态系统的管理者和调节者，其主要任务就是协调包括人在内的系统内各“成员”间的关系，而对牲畜及草场的管理则恰如其份地体现了人的这种作用，这其中的合理性成份也就不言而喻了。再如，就生活方式而言，虽然这纯属人的需要，但人并未因此而为所欲为，而是从整个系统出发来理解、解决问题，其行为后果都保证了人与自然的“双赢”，因而其所蕴含的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合理是工业时代文明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但恰恰在对待环境的问题上，这一文明及受其形影较深的其它一些文明做出了最不合理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向游牧文明借鉴学习，犹如亡羊补牢，还为时不晚，尤其是在倡导不同文明之间要积极开展对话的今天，则更具有现实意义。
4.稳定性特征。这是就其所具有的影响、意义或者说历史价值而言的。稳定性的存在对自然环境来说意味着被保护和良性循环；对人来说意味着生存权的被保证及可持续发展；对生态文化本身而言则意味着发展进程不至于被生硬地打断而得以保持下去；对人类文明而言则更是意味着与生态多样性同样重要的文明多样性的被尊重与保证。我们在这里讨论物质层面的蒙古族生态文化的稳定性问题，并不是说这里就没有“变化”的因素，实际上文化的变迁是时时存在的。这里所说的“稳定性”只是就其核心就分而言的，因为环境的变迁是“长时段”性的（布罗代尔语），因而人类为适应这一环境而采取的手段在本质上应该是一贯的，变化的只是“量”而非“质”。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此讨论的角度是从“能指”出发的，即“应该”是如此的，这是因为在现实中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与这片土地的生态环境同样脆弱的游牧文化已面临着太多的生硬、不合理甚至粗暴的干扰，物质层面生态文化所具有的一贯的稳定性面临严重威胁，而这种稳定性，正如上面说的，对人、对环境都是不可或缺的。当我们思考并努力挽救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时，是否可以将同属于这一生态环境的游牧文化也考虑进去呢，要知道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
［收稿日期］2001-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