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实践理性——当代西方哲学的一种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理性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文章通过考察典型范例，揭示了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趋向——回归实践理性。作者认为，本世纪以来科学、社会飞速发展的现实和对近代以来笛卡尔主义的反叛和清算，是使本世纪西方哲学重新表现出对实践关注的原因。但20世纪的西方哲学绝非实践哲学，他们对实践的理解是片面的、肤浅的，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深度和全面性。
马克思建立实践的唯物主义实现了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实现了对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对此，当代西方哲学家们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们甚至不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诋毁和否定。但是，从渊源上说，现代西方哲学毕竟是在扬弃近代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必然要为摆脱近代西方哲学的困境而寻找出路。超越主客二分，实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仍然成为当代西方哲学追求的目标。因此，本世纪以来许多西方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实践领域，重新表现出对实践的关注，使实践性成为本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向度。对此进行正确的分析和认识，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深刻地把握本世纪西方哲学的精神实质，并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有所裨益。
一、范例
1.实用主义：重在行动
实用主义的创始人皮尔士最早把“实践”这个词应用到他们的哲学上来。詹姆士则使实用主义完善化，他不仅肯定实践是了解事物观念之意义的唯一可行的方法，而且还特别强调实践之对观念真假的鉴别作用。詹姆士之后，将实用主义发扬光大的杜威更为重视并强调实践。他在《哲学的改造》中指出，他的实用主义不关心那些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思辨，而将人的经验活动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基础。他讲的经验不是以往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讲的某种认知的东西，而是指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有机体通过自身的行为达到对环境的适应；第二，有机体通过自身的活动，达到对环境的主动改造。由此可见，在他的哲学中占显赫地位的“经验”概念，与“行动”、“实践”概念很接近。
实用主义重实践，重改造，崇尚求实、行动、进取的精神，普遍强调实践。行动在他们的哲学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代美国实用主义者莫利斯说：“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人类行为肯定是他们所关注的核心论题。”〔1〕实用主义者甚至宣称自己的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行动哲学”等。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他们反传统思辨形而上学，反对哲学过多地停留在解释世界的层面上。停留在研究事实背后的最基本的、终极的实在，忙于构造思想体系，追求永恒的、终极的知识。实用主义者主张，真正的哲学必须抛弃从前种种“哲学家的问题”，变成解决“人的问题”的方法。真正的哲学“不应该是对存在与认识的本质的思考，而是应该立足于现实生活，解决人们在生活中，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活动时经常遇到的问题。要以行动效果来判定概念的意义，理性的观念和内容只有在具体运用中产生功用效益时，才具有价值。詹姆士断言，行动是思想的唯一意义，一切以人们的行动为前提条件，没有行动就没有思想，“要弄清一个思想的意义，我们只须断定这思想会引起什么行动。”〔2〕人们所有思想的差别， 就在于它们能够带来不同的行动，就在于它们能够使人们在行动中产生不同的实际效果。理论仅仅是我们行动所依赖的工具，其意义、作用如何，全看它能否指导人们在行动上获得成功。这种方法直接引导人们的行动，引导人们积极地改造环境，消除困难，以适应各种变迁。坚持与社会、与现实保持密切的联系，使哲学全面服务于社会和现实。
实用主义从来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它不感兴趣于把观念拿去同实在相比较，而是着眼于找出办法以改变实在，使之更符合我们的目的。它认为，实在不是现成的、永远完全的，不是被展示出来的，而是逐渐被创造出来的。因为独立的实在，只能是虚幻的。所有的实在，都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在许多常见的事物中，我们都会体验到我们人的影响和作用。在我们的认识生活和行动的生活里，我们人都起着创造的作用。实用主义的实在，就是不断在创造着的实在。实用主义从不认为理想的世界可能坐等就会到来，而是号召人们积极改变世界以使它朝着对人类有利的方向发展。它认为，只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参与，每一个人都尽力去做，改造世界是可能的。只要每个人都愿意为理想而生活、奋斗，那么，每一个这种理想都是能够实现的。这也是世界得以改变的一个契机和条件。所以说实用主义是行动的哲学。
2.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普遍关注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者们认为，客观物质世界不能离开人的实践而独立存在，离开人的物质世界是无意义的。人与自然，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同一实践过程中。因此，他们的研究对象不是在实践之外的客观物质世界，而是人的社会实践。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指出，哲学的研究对象决不是整个宇宙及其一般规律，而是人的“感性活动”即人的社会实践以及在实践中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他反对把人之外的客观实在纳入哲学的研究对象。葛兰西认为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它要求在具体的历史活动中的对立面的同一，即人所改造的物质和人的精神，人化自然和人的历史在实践活动中的同一，并把这两方面的要素都统一在人的实践之中。他们指出，所谓“客观的”不是与人无关的“纯客观”的东西，而是“人类地客观的”，即处于实践中主观与客观关系中的客观。但是，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提出“实践一元论”，以实践第一性来取代唯物主义的物质第一性，以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统一的“中介”物质——实践，来取代世界的本原，则是根本错误的。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自认为是坚持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学派。它根据马克思关于人和自然的以实践为中介的高度统一的理论，要建立一种新的认识论。在他们看来，认识论应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应当从实践出发来看待认识活动，把认识活动本身看成实践批判活动的一个要素，从而认为认识具有具体实践机能。在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上，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认识与实践不是两个独立的因素，而是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应当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在实践中证明认识的真理性，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且他们指出人的认识能力是长期实践的产物，法兰克福学派在论述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时，特别强调实践在认识中具有构成认识对象这种“世界构成”的作用。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现代认识论”的根本立足点。他们不同意把认识的对象看成既成的东西，人的认识只是对它的反映，实践只不过是形成这种反映的中介的观点。相反，他们承认“自然的人化”的观点，认为既然我们的感性对象都是被劳动加工过的东西，那么，作为我们认识对象的客体决非是纯自然的东西，而是劳动的产物。此外，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行为、交往实践的理论，颇有代表性。法兰克福学派强调主体的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力图恢复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形成对消极反映论的有力批判。然而，因其片面夸大主体的作用，丢掉了马克思的实践观的唯物主义前提，终于又和唯心主义握手言和，而走到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对立面。
3.维特根斯坦：意义即用法
维特根斯坦是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完成者。他一生哲学观点富于变化，但无论是在其前期还是在其后期，都始终坚持认为，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这充分体现在他的关于语言意义的观点中。对语言的意义的探讨是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中心内容，引起了语言哲学家们旷日持久的探讨。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思想的代表作《哲学研究》中，放弃了前期的意义理论，即《逻辑哲学论》中的图象说。指出图象说与其它一些错误的理论一样，假定了我们可以找到语言的某种固定不变的本质和统一性。在图象理论中，语言的意义被看作凝固不变的，与人们的活动无关的。他在后期发现了语言同人的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关系，在生活中真正有用的不是理想语言，而是日常语言。语言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僵死的东西，语言是处在不断使用中的活生生的东西。必须用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语言的实际活动来代替对于语言的逻辑本质的沉思，因为语言不是完全自主的独立事物，它不具有单一的本质，而具有大批不同的实践，每种实践都有自己的逻辑。语言现象是多种多样的，因而语词和语句就像工具一样，其作用不是固定的，而是多种多样的。使用语言犹如下棋，是一种语言游戏活动。对语言的把握，在于有能力在语言所归属的许多不同的语言游戏中的使用。从语言的游戏说来看，意义不是词和物之间的指谓关系，也不是命题和事实的图象关系所构成。确切地说，一个表达的意义就是它在构成语言的多种实践中的合作。我们不应当问词的意义是什么，而要问词的用法怎样。只有在语言游戏中，或通过语言游戏才能掌握词的用法，从而把握词的意义。因此，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语言的意义就是它的实际使用。这就把语言意义问题的探讨重新引回到实际生活中。
既然语言的意义即是它的正确用法，说一个词有意义，就是说有使用调整的规则。语言用得是否正确，就是看它是否遵守了规则。这样，维特根斯坦又进行了语言规则的研究。开始时，维特根斯坦试图模仿在《逻辑哲学论》中使用的方法，追求逻辑上绝对完善的理想模式，对于“规则”这一概念给予清晰、明确的界定，对于规则的寻求给予一个明确的答案。但他很快发现这实际上做不到。因为在解释“规则”和活动之间的关系时容易陷入循环论证：一方面，做游戏需要规则的指导；另一方面，规则又只能在游戏的过程中才能体现出来。如何打破这种循环？他没有局限于纯粹理性探索，而在经验领域，在生活实践中，到人们的实际行动中去寻找到了答案。他发现人们既不是先掌握了规则再去行动，也不是行动之后才掌握规则。规则是在语言的使用中训练出来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他最后得到了如下的结论：不论是游戏还是规则，都属于实践的范畴，这不是凭概念、理性、逻辑来定义或解释的东西，而是在实践中体现出来的，他指出：“遵从一条规则”也是一种实践。维特根斯坦从遵守规则就不是一种个人的私自行为的观点出发推断出，不可能存在脱离实际使用，脱离具体环境的“私人语言”，即只有在说话人自己内心里学得无法告诉别人进行交流，除了说话人自己以外其他人不仅不理解而且也不可能理解的语言。语言不可能是一门为个人所私有的学问，而必定是一门共有的、公共的学问。维特根斯坦关于私人语言是不可能的论证告诉我们，“意义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由人组成的共同体或社会的问题。意义不是语词和事物的关系所呈现出来的，而是人们在学习中获得的。意义不是做出解释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3〕
4.皮亚杰：操作在认识发生和发展中起关键作用
自近代以来的认识论传统，都致力于从事纯理论的研究，没有结合社会生活和认识发生发展的具体过程，常常陷入毫无结果的概念之争。皮亚杰一反这种研究传统，他通过从儿童到成年人认识的发展过程来进行研究，不但揭示了认识的结构性和主体性，思维的发展性和历史性，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对儿童心理的研究探讨了认识发生和发展的机制。发生认识论指出，认识的发生发展过程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主体的操作或动作起关键作用。
皮亚杰通过对儿童发生学的研究指出，在个体认识发生的过程中，最初并不存在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也不存在作为认识对象的客体，而是唯一存在着起中介作用的、可塑性要大得多的实物性活动，如吸吮、抓握等，通过这些活动才使主客体逐步分化。在认识的过程和发展问题上，传统的经验论认为所有的认识信息都来源于客体。整个认识过程无非是刺激—反应这一简单被动的过程。皮亚杰反对经验论简单地把客体说成观念的来源。他一直认为，人的认识来源于动作，而非来源于客体，各种概念和知觉，理性和感性等无一不是在操作或动作的基础上形成的。认识主体不是被动地等待客体的刺激而形成反映，而是在行动中，主体通过自己的动作或操作，有意识地作用于客体，引起客体的变化，刺激主体而产生认识，在改变客体的过程中，改变着自己的认识结构和认识能力。
在此，皮亚杰提出了一个容易使人将其与先验论相联系的主体的认识“结构”的概念。在先验论看来，主体先天地具有一些内部结构，把这些结构强加于客体就形成了所谓认识。皮亚杰反对先验论的观点。他认为主体的结构不是先天的，而来源于操作或动作。皮亚杰认为，作为认识结构基础的主体活动是物质性活动，主体的认识结构是在主体作用于客体动作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感知活动转化为认识结构的过程就其实质来说，不过是把客体的运动规律即客观逻辑转化为思维活动的规律即主观逻辑而已。这与列宁的下述描述颇为一致：“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于千百万次的重复才有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 ”〔4〕皮亚杰也批驳了结构主义中流行的观点，如索绪尔的认识结构是从语言结构中来的观点和乔姆斯基的认识结构是从内在的理性的深层结构而来的观点。皮亚杰认为，从语言中是不能产生出结构来的，非但如此，语言自身还是从动作中产生的。比如，儿童最早的字词就同他那时的动作联系在一起，如“妈妈”这个词的出现，就是在吸乳动作时从嘴唇上发出的声音的继续。另外，逻辑数理结构在语言出现时就已经出现了。语言只是由于它一经产生便具有相对独立性，才和动作逐步分离开来。
由此看到，皮亚杰坚持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动力的观点。实践过程正是一个不断改变客体和改变主体自身的过程。改变客体的过程就是皮亚杰所说的同化过程，改变主体的过程就是皮亚杰所说的顺应过程。皮亚杰的活动在物质活动的意义上，接近于马克思的实践。所以，他曾明确地肯定：“马克思曾经充分地强调行动（或实践）的作用”〔5 〕。
二、分析与评价
近现代以来的西方哲学都很容易犯一个根本的错误，那就是对实践的忽略，这是他们常常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当代西方哲学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对实践的重新关注，自觉不自觉地向实践理性回归，决不是偶然的。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 〕现代西方哲学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必然关系到形成这种种不同的哲学体系的特定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基础。从根本上说，人类的生存就是从事实践活动，人类的发展史也就是不断地改变世界的历史。当代西方哲学不仅是一种现实的哲学存在。而且它的众多流派所提出和研究的一些问题以及它们对这些问题所做出的哲学结论，也都是根植于人与世界关系的现代发展的，因而也都有其现实的生长点，也是以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或正确或歪曲地反映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西方资本主义进入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社会化大工业生产系统完全成型，科学、经济、文化和社会得到空前发展，人类的足迹进入了非常广阔的领域。人类生活的现实环境的空前拓展和快速的发展变化，以及现代自然科学的实践性、实效性和具体性，都必然要作为实践性向度反映到哲学中去。这就是当代西方哲学回归实践理性的现实原因。
从理论上看，西方哲学表现出的实践性向度是对唯心主义传统割裂主体与客体错误倾向自觉不自觉地认识和纠正的结果。笛卡尔开创了近代以来反思哲学的认识论传统。它从一开始就割断了认识活动与其基础——实践之间的联系。仅仅在理智活动范围内考察和解决认识问题。认为这比外在的事实、感觉、物体更清楚明白，更可靠可信。现代认识论的反思哲学传统，越来越远离了人类的实践，而致力于去追求心灵中的自明性认识，这样，哲学在很长时间内专注于“纯粹意识”之中去探究抽象的认识机制。当代很多哲学家，都不同程度上受到唯心论甚至唯我论的影响，仅仅满足于理性之我的孤芳自赏。它使人以自我为界，自我封闭，失去了周围的世界，哲学成为一种独白剧。例如，胡塞尔对笛卡尔传统上的客观主义痕迹深为不满。他通过现象学的还原，达到了先验自我。由此他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构：整个世界实质上只有作为主体的“自我”，其它一切都是“自我”构造的，并进而否定了其它自我存在的事实。这样，胡塞尔不但彻底告别了笛卡尔的客观主义，而且最终砍掉了调和者康德的“物自体”这个在他看来没有用处的客观主义尾巴。以彻底切断认识的客观基础，将二元论彻底地转向了唯心主义一元论，并走进了“唯我论”的深渊。另一方面，继承了近代由洛克、贝克莱、休谟等人开创的经验论传统并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显赫一时的逻辑经验主义，将自己的主要任务规定为对科学的逻辑进行静态的、形式化的分析，以实现对科学的合理重建，即构造“纯粹”的科学逻辑模式。这种离开科学的具体活动，从固定的逻辑形式出发，遵循抽象、僵死的规则和方法，在纯粹的逻辑思维领域再现科学那丰富多彩的、千变万化的全部内容，是注定要失败的。逻辑经验主义被历史主义的取代也是必然的。唯心主义难以面对活生生的现实，难以将主观见之于客观。人的意识只能是对存在的能动的反映，它不可能是自律自足的。哲学研究如果忽视现实存在，仅是从意识到意识的无尽的分析，那不管其理论是多么的深刻，它在逻辑上是多么的自洽，也最多只不过是不结果实的智慧之花。当代哲学家重新走向实践，力求从思维方式上超越传统哲学外在的、二元分离的、抽象神秘的、自我封闭的形上理性观，力求在实践中探讨“我—你”关系、人—自然的关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将主体与客体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以解决认识问题。它们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合理性哲学所要表达的真切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7〕
当然，当代西方哲学理解的“实践”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意义的实践，当代西方哲学还称不上是实践哲学，他们所体现的实践的深度和广度，对实践的科学认识和自觉运用，都无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远没有马克思主义实践理性观的历史及文化厚度。第一，他们往往只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抓住了实践的某一特征或环节，或加以固守，或加以拆解。例如，维特根斯坦把“世界图式”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用后者说明前者时，他所理解的社会生活形式只是语言的社会运用方式，而不是真正的社会实践。而实用主义所谓行动、实践却包括了主体所采取的任何活动，如那些纯粹主观的意识活动。第二，他们普遍地对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和出发点的作用认识不足，没有将实践的观点贯穿到认识过程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各个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起广泛决定作用的观点相比，显然要狭隘得多。第三，他们普遍地没有认识到，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才是人类最基本实践活动，才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其他一切都是在物质生产实践中，为满足物质生产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第四，他们也不完全懂得，实践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既非有机体应付环境的活动，也非个人的独立的行动。例如，皮亚杰所理解的“活动”就具有浓重的生物主义倾向，他把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与有机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相提并论。他非常强调游戏、模仿等活动，却显然并不十分重视语言、社会性交往以及其他社会生活对智力发展的巨大影响。总之，本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由于对主体实践活动的过于意志化与非理性的理解，使得它们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人与自然，主体性哲学建构与生存论回归以及理性批判与理性重建的严重分离，其哲学建构大多无法切入生存论及主体的现实关系。
三、结语：弘扬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
20世纪西方哲学的历程从另一方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生命力。从来的哲学只是用各式各样的方式说明世界，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历史观和认识论中都十分重视实践的地位和作用，它对认识的社会性结构的揭示，超越了传统认识论两极对立的旧结构。现代社会实践和科学认识中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是一致的。有人说马克思主义过时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内容和科学性缺乏了解的表现，是对我们时代的本质缺乏了解的结果。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做法不是防御性的坚持，而是进取性的坚持。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始终以实践活动为沃土，同社会实践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我们这个时代的丰富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地作出新的概括和总结，并充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必须集中自己时代有益的理论成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西方现代哲学中的某些合理内容，如关于实践的思想理论。虽然，他们所理解的实践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加以拒绝。因为实践的内容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是不断变化的。当代西方哲学中的实践因素归根结底是西方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的折射，它们从不同的侧面抓住了时代向哲学提出的新问题，敏锐地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具有一定程度的现实性和合理性，因而应当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借鉴。
注释：
〔1〕引自刘放桐等编著《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274页。
〔2〕詹姆士：《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6页。
〔3〕徐友渔：《“哥白尼式”的革命》，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5年版，第229页。
〔4〕《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3页。
〔5〕皮亚杰：《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 文化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69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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