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摆脱主观因素的干扰
从国内学术界看,在孙中山研究方面,大陆和台湾都存在着明显的主观因素的干扰,台湾尤甚。
这些主观因素,有来自对孙中山的强烈的感情。学者们往往为亲者讳,为尊者讳,遇到不同记载的资料,一时难以考订清楚,往往采用有利于孙中山的资料,对不利于孙中山的资料或有意回避,或轻率给予否定。例如,1896年“伦敦蒙难”,孙中山是如何进入清朝使馆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不同记载的史料,一是“使馆计诱”,二是“孙中山自进”。此两说都有根据。学者往往采取“使馆计诱”说。又如有关1915年《中日盟约》和孙中山致小池张造信事,是真是假,是需要进行多方考订的。论者往往采取否定的态度,或者回避这个问题。还有,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要党员向他个人宣誓效忠,并捺指印,实行家长式统治。当时反对者甚多。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吴相湘在所著《孙逸仙先生传》中实际上为这件事辩解。吴相湘说:
国民党以数十万党员,实行二次革命,不匝月而先后败亡,实在是团体庞大,份子复杂,意志不一所致。袁于军事结束后,肆无忌惮,逐议员、废约法、任宵小、杀党人、丧权卖国、勾结列强、阴谋帝制,而国民党员之在国内的,贤者死事,不肖者变节,即亡命扶桑的也多堕志他图,投降自首,或倡‘十年后始行革命’之说。孙先生目击心伤,忧愤交集,不忍二十余年艰难缔造的革命主义未达,从此一蹶不振,因决定亲率能挺立战线的党员组织中华革命党于东京。以斯重振革命精神,再举革命大业(注: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第1225页,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82。)
国民党松懈无力,中华革命党要加强化律,加强战斗力,这是正确的意见。问题是:有没有必要实行家长式统治,起码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不宜聚下结论。
主观因素的干扰,还有来自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领袖,是近代爱国主义的旗帜;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思想的集中代表,只能颂扬,不能批评。这样,在孙中山研究的著作中,出现不少难以令人信服的谀词。例如,有一位学者说:“事实证明:三民主义确实是能将中国从根救起,同时也是建设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中国最高典则”;也有人说:“孙博士为他自己所设计的一个健全的理论是绝对的正确”(注: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自叙,第1、2页。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82。)。
另一方面,也有个别学者带着强烈的感情成份,给孙中山戴上不切实际的“帽子”。有一本书说孙中山“一再勾结帝国主义”、“私通日、英、德、俄国为友”(注:李敖:《李敖论孙中山》,自序,第2页,台北1987年。)。
也有另一种情况。学者相信一定的意识形态,按照自己固有的理论观点评价孙中山的思想。人们往往对平均主义特别钟情。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对孙中山提倡的民主主义和他拟订的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实业计划”给于高度的赞赏,说它是孙中山“高瞻远瞩”,“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提出来的。但是,这种思想和措施,实行以后,对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究竟起什么作用则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过去人们相信关于个人、阶级、思想、行为的传统理论:个人隶属于某个阶级;个人的行为受思想理论的指导;思想理论又反映他所隶属的阶级的利益。以此作为理论框架来考虑,孙中山的思想理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它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当早期孙中山发动革命,提出“创立合众政府”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又是什么样子呢?这个问题就很难讲清楚了。19世纪末,中国有没有出现资产阶级还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早在1981年陈锡祺就敏感地觉察出这是一个难题。他说:“孙中山早期思想的阶级基础问题,迄今未得到较彻底的解决。”(注:陈锡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第315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4年。)在传统理论框架指导下,这个问题的确是很难解释清楚的。
以孙中山为国家为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教育人民群众,特别是年青一代,今后仍然需要。孙中山有关世界潮流、国情、国家统一、对外开放、现代化道路、国家监察、官员廉政等方面的思想与实践对当前中国四化建设都具有借鉴作用。但是,这一切研究都必须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
摆脱主观因素的干扰,不等于说历史学家没有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没有判断历史是非的标准。历史学家在主观上总会有自己的指导思想或者说理论框架,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总有自己的判断是非的标准。否则,历史学家就不可能理清复杂纷纭的历史现象。从根本上说,这种指导思想、评价标准应该是:是否推动了,或者是否有利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历史的发展和进步是多方面的,它包括经济发展、政治进步、自然环境改善以及人自身素质——思想道德、文化科学知识水平的提高。
历史学家受到主客观多种因素的限制,他们的认识往往是相对真理。当历史学家发现自己的不是和错误时,及时充实自己的不足,修正自己的错误是很重要的,这也是实事求是的学风。
二、将具体分析与综合研究结合起来
对孙中山思想研究的成果,多数属于具体问题的分析。正如朱政惠所说:“孙中山研究的真正进展,还在于若干具体问题研究的深入”(注:朱政惠:《面向未来的孙中山研究——近二十年的情况和前瞻》,载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编:《孙中山与现代文明》,第649页,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具体问题的分析当然需要,但还要进行综合研究。所谓综合研究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孙中山的某一个具体问题要联系到这个具体问题的前因后果,左右前后的各种关联,从多方面进行综合性的观察;二是对孙中山一生的思想活动要联系到整个社会发展,从总体上进行综合评论。
以孙中山如何对待五四运动这个具体问题的分析为例。有学者认为,他“非常重视”,并“称许”五四北京发生的学生运动。仅仅看到这一点是不够的。除了“称许”学生运动以外,孙中山怎样看待“新文化运动”?怎样看待“打倒孔家店”?怎样看待“德先生”和“赛先生”?怎样看待“六三大罢工”?孙中山在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活动的总倾向又怎样?只有从这许多方面进行综合研究,才能深入了解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思想特点和主流。我想举几条史料以说明这个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1919年“六三大罢工”爆发以后,6月22日,孙中山在上海与戴季陶的谈话,是很值得琢磨的:
(戴季陶说:)前几天罢市风潮的时候,同时就引起了大罢工的事实。……当时上海有知识的人,差不够没有一个人不焦心。大家想法子劝告工界的人不要罢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许多无组织、无教育、无训练、又没有准备的罢工,不但是一个极大的危险,而且于工人本身也是不利的。但就这次的现象看来,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的事,已经开了幕。如果有知识、有学问的人,不来研究这个问题,就思想上、知识上来领导他们,将来渐渐的趋向到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实在是很危险的。所以我受到罢工风潮的感动,觉得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是一桩很要紧的事。
先生问:你是想要直接去指导他们呢?还是站在研究的批评的地位,做社会思想上的指导工夫呢?
戴答?我的目的还是属于后者,因为我对于这个问题,现在知识还很浅薄,所以打算努力做研究的工作。拿我的研究所得,发表出来,供他们各方面的人的参考资料。
问答至此,先生又道,你这个意思很好。我们改革中国的主义,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精神,就是要建立一个极和平、极自由、极平等的国家。不但在政治上要谋民权的平等,而且在社会上要谋求经济上的平等,这样做去,方才可以免除种种阶级冲突、阶级竞争的苦恼。所以我们在经济上,一面是要图工商业的发达,一面是要图工人经济生活的安全幸福。不过目前这个时候,我们对于许多不明白人,要使他明白,应该怎么样呢?有一点顶重要的,就是指导他们方法,很要注意。……
戴问:此刻这个时代,思想的震荡已经到了极点,中国在这世界思潮的震荡的中间,也就免不了震荡起来,但是因为知识程度太低的原故,一般的人对于世界上思想的系统,不能够明白,那些做煽动工夫的人,就拿了一知半解、系统不清的社会共产主义,传布在无知的兵士中和工人里面。……先生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
先生答:这确是一种危险。……中国在社会思想和生活还没有发达,人民知识没有普及,国家的民主的建设还没有基础的时候,这种不健全的思想,的确是危险。不过这也是过渡时代一种自然的事实,如果要去防止他,反而煽动人的好奇心,助成不合理的动机。再冷静一点想,无论在什么地方,荒地开垦的时候,初生出来的,一定是许多的杂草毒草,决不会一起便天然生出五谷来的,也不会忽然便发生牡丹、芍药来的。这种经过,差不多是思潮震荡时代的必然性,虽是有害,但也用不着十分忧虑的。(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69-71页,中华书局1985年。)
1919年7月孙中山指定胡汉民创办一份杂志。胡汉民原欲命名为《改造》。孙中山不同意,他说:“建设为革命之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有破坏,更不必言革命,逐定名为《建设》。”(注:胡汉民:《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总第967页。转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192页,中华书局1991年。)1919年8月1日,孙中山发表了《建设》建志创刊词。他强调的不是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也不是反军阀、反帝国主义、而是国家的建设。他说:
(民国成立)八年以来,国际地位犹未能与列强并驾,而国内则犹是官僚舞弊,武人专横,政客捣乱,人民流离者,何也?以革命破坏之后而不能建设也。所以不能者,以不知其道也。吾党同志有见于此,故发刊《建设》杂志,以鼓吹建设的思潮,展[阐]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功,由是万众一心以赴之,而建设一世界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此《建设》杂志之目的也(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89-90页。)。
细细推敲孙中山上述言论,孙中山究竟怎样看待五四运动,还值得深入探讨。1920年1月,北京大学学生代表在上海会见孙中山时,批评孙中山“对五四以来的各次民众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似乎不够重视(注:转引自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第1385页。)。这个批评是值得重视的。因此,不能简单地用“非常重视”、“称许”这样的词来概括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态度。这个例子说明,即使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也需要深入到有关问题的前后左右、方方面面进行综合,才能了解事情的真实面貌。
科学研究工作不能停留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上,孙中山研究,不能停留在他如何对待五四运动?他与日本政府的关系如何?他在辛亥革命过程中起什么作用等等具体问题的分析上,还需要对孙中山作总体的综合。
人物研究上的总体综合,中国学者是很熟悉的。人们习惯于评价历史人物,确定某一历史人物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有人从道德标准对历史人物作总体综合,也有人以成败论英雄。这些都是对孙中山作总体的综合。但是,这种总体上的综合,还应该提高一步,即要围绕孙中山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展开,把人物研究与社会整体发展联系起来。孙中山的言行对推动历史发展究竟起到什么作用?是如何起作用的?他的思想渊源在哪里?他又在哪些地方发展了前人的思想?在他去世以后,他的言行在哪些方面还继续起作用?后人从孙中山的言行中获得哪些有益的启示?接受哪些教训?……这都是应该考虑的。因此,研究孙中山,在时间上不能停留在对59年(1866-1924)的研究,必须扩大研究的时间跨度,最少要考虑前后一百多年的中国和世界历史。
在传统史学界,有一种不利于总体综合研究的习惯势力。学者往往习惯于一辈子研究一小段历史,这样做,容易出成果。这种习惯势力,中外都有。《中国大历史》作者黄仁宇提倡研究“大历史”,实际上也就是提倡对历史作总体的综合。他说了一段很有趣味的话:
1970年,我得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笔研究费,并往麻省剑桥研究明代的财政税收,受费正清教授的督导。费教授对我个人和家庭的善意照顾,我已在其他书刊里叙及。可是在治学方法上,我们却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处。他重分析,我主张综合;他坚持以20年为研究的范围,我动辄牵涉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他用演绎法,我用归纳法。后来《明代十六世纪之财政与税收》书成,未交哈佛出版,而送到英国剑桥付梓,不得已也(注: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第2页,三联书店1997年。)。
在推动孙中山研究向纵深发展这项工作上,具体分析与综合研究,这两种方法不可偏废,需要结合起来。这也可以说,把微观与宏观研究结合起来!
三、打破封闭式,采取开放式的研究
遍观半个世纪以来,有关孙中山研究的著作往往运用国内的资料,很少甚至没有运用海外保存的大量有关孙中山的资料。对海外研究成果也极少加以评论或吸收。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比较复杂。在客观上,祖国大陆长期闭关自守,除少数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外,很少进口国外书籍与刊物。孙中山研究人员,信息不灵,更没有接触外国书刊的机会。但在主观上也存在一个认识问题——研究中国问题,当然靠中国自己的资料,何必向外国找资料?外国学者还要向我们请教呢?吴相湘在所撰《孙逸仙先生传》一书的“自叙”中有下列一段话:
国人辄喜说,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不如中国人,其实近年来,欧美有关中国近代、现代历史与人物的研究已超越中国学人之前。因为:(一)外国有许多档案馆、图书馆完全公开,应用方便;(二)外国人有基金会给予研究费,可远赴国外去实地搜集史料并进行访问;(三)外国人根据其本国史实经验以观察;(四)外国学人对史事人物可以毫无忌惮地批评(注: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自叙,第6页。)。
封闭式研究,大陆和台湾都存在这种缺点。台湾出版过两部篇幅很大的孙中山传。吴相湘撰写的《孙逸仙先生传》运用了大量外文资料,吸取了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他自称:
相湘留心孙先生生平言行三十余年。……尤以近二十年来,美国亚洲协会台湾分会四次资助相湘赴美国、英国或日本、韩国或东南亚各国搜集有关孙先生史料。一九五九年,首先在伦敦阅读外交部档案卷中有关‘伦敦蒙难’文件,一九六○年在东京外务省发现美国国会图书馆显微影片目录刊载‘遗失’的一八九七年以后的档案,由是得知孙先生早期革命活动真相,这是所有中外书刊从未记载有如此翔实的(注: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自叙,第11-12页。)。
傅启学撰写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传》在这方面非常欠缺,可以说是封闭式研究的结果。
孙中山在国外生活的时间很长,在国际上的活动频繁。为了争取外援,他接触许多外国人士,特别是上层人物,这样,在国外保存了很多有关孙中山的资料。研究孙中山尤其需要打破封闭式,采取开放式。
贯彻开放精神,克服封闭式研究的缺陷,大力阅读海外保存的资料,吸取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融中外孙中山研究成果于一炉,乃是今后孙中山研究应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