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欠发达地区的集约型经济增长_经济建设论文

论我国欠发达地区的集约型经济增长_经济建设论文

论我国不发达地区经济集约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约论文,不发达论文,论我国论文,地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我国不发达地区经济粗放增长是工业化初期的必经阶段,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封闭的经济运行机制的产物。为了解决经济生活中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加快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从地区实际出发,应着重向科学技术要效益,向结构要效益,向规模要效益,向管理要效益。

关键词 不发达地区 集约 增长

今后15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承前启后、跨世纪的重要时期,我们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解决经济生活中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加快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关键是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粗放型与集约型是经济增长的两种不同方式,粗放型主要靠增加要素投入量来推动经济增长,表现为生产能力的扩大,主要靠设备增加、场地扩大、劳动力占用与资源消耗加大,产品质量、性能却多年一贯制,这种增长方式呈现出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基本特征。在封闭的市场条件下,这种增长方式可以勉强存在和发展,一旦加入国际竞争就会被淘汰。集约型经营方式主要靠技术进步和提高单位要素的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它以技术、工艺、装备水平的提高,资源的合理利用与节约,管理的科学化,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为主要特征。突出表现是技术装备的大型化自动化,生产工艺的连续化,智力劳动的作用日益重要,其最终后果集中表现为产品质量提高,功能增加,成本降低,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明显上升。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长期采取了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它的存在不是偶然、孤立的现象在不发达地区长期起作用,而是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的必然产物,也是经济、政治和社会诸多特点的集中反映。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有其客观必然性。它适应建国初期经济发展起点低、规模比较小、结构比较简单,发展目标比较集中、人口和就业压力大,人民生活水平要求不高的状况,在技术管理水平低、单纯追求总量扩张的经济建设初期是不可逾越的。西北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一个地区,解放前工业落后,在国民经济结构中,耕作业占75%,畜牧业占20%,近代工业只占3%,包括手工业也不到5%。全区工业总产值占不到全国的2%。解放后,为了把西北地区国民经济从技术极端落后的状态推进到先进轨道上,为发展经济建立物质技术基础,国家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大力进行基本建设,建设了一大批新的经济部门和企业,所以量的扩大增加成为这个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其主要推动力则是国家资金的投入。“一五”时期,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中,陕甘二省就占了40项。从建国初到1990年,甘肃的固定资产投资中,中央投资占了90%以上。此外80年代以前,国家对西北地区生产力布点,着眼于开采矿山、建立后备资源基地,取得建设所急需的原材料,经营战略的特点是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增加产量,轻降低物耗,重数量,轻质量,重原材料,轻加工制成品,重主要产品生产,轻副产品的综合利用,致使西北地区产品结构普遍存在四多四少的现象,即初级产品多,中低档产品多,微利产品多,内销产品多,而高档和名优产品少,高附加值产品少,高盈利产品少,创汇产品少。这种产品结构是不合理和低层次的产业结构的必然结果,粗放增长是西北经济发展历程上难以避免的必经阶段。

粗放经营方式又是传统的计划体制的伴生物。建国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我国建立起了国家集中统一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所有制结构的单一化、经济管理的集中化、经济运行的实物化、收入分配的平均化以及内外关系的封闭化。国家靠大规模投资在以封闭农业为主的西北土地上嵌入现代化工业体系后,计划体制对经济的束缚格外突出,中央的指令性计划,资源配置的行政性强制,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军事化调控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深重。在这种体制下,投资决策权在政府,投资主体实质上也是政府,政府却很少问津投资回报率和回收率,企业缺乏投资自主权和风险约束机制,以致不少项目投产之日即亏损之时。在这种体制下,西北地区新建的大中企业,几乎是清一色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比例远高于东部地区,这些企业又多隶属于中央各部委,受条条领导,纵向约束。在这种体制下对干部的考核升黜也是以经济增长率为主要依据的,而经济增长又主要与外延扩大再生产方式相联系,这就使得某些有关的经济管理干部和领导者成为追逐外延扩张的人格化代表,竞相扩大投资规模,攀比增长速度,在领导偏好和唯意志论下推进的人为高速,只能给经济发展带来破坏性的严重后果。

粗放型增长方式还是封闭的经济运行机制的结果。在高度集权,部门和地方条块分割的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的运行靠直接的行政手段协调,企业的行为由国家的指令性计划来导向,对市场机制的作用却限制得多,利用得少,条块分割,自成体系,专业化协作程度低,与其他部门和地方经济联系少。加之各省区又采取了各自为战、县自为战、厂自为战的发展模式,大而全、小而全、万事不求人,重复建设,盲目发展,使大量设备闲置,各种资源严重浪费。这种增长方式下的经济运行,表面上表现为偏重铺新摊子、上新项目,背后实质上是投资规模膨胀,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效益低下,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支撑,有限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不断追加的投入取得的。

工业化初期,西北地区采取外延型的增长方式,扩大了生产能力,初步满足了国家对原料和工业品的需要,为经济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但是,当进入工业化中期,随着经济发展到较大规模和总量水平后,沿袭这种增长方式就产生了一系列矛盾:

第一,工业粗放经营挤压了农业。农业是其他产业实现内涵生产集约增长的前提,工业的粗放经营使本很脆弱的国民经济基础更加薄弱,面对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和工业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滞后的农业又导致农产品价格上升,从而加剧通货膨胀,引起各方紧张。

第二,引发周期性经济波动。粗放经营带来对资金和资源的严重依赖,经济过热时,大兴土木,资金资源紧俏,引起货币超量发行,总需求膨胀,继而被迫收缩调整。这样忽热急冷,大起大落,造成严重浪费,又形成周期性波动,成了地区经济发展的致命伤。

第三,经济效益下跌,财政困难。外延粗放经营方式热衷于铺新摊子,上新项目,搞低水平重复建设,却忽视老企业改造,大批国有企业产品老化,技术含量下降,产品既难在国内市场立足,更难抵档国际市场的冲击与竞争。国有企业投入产出率低,亏损严重,利税难筹,财政收入减少,经济困难加重。

第四,扩大了地区差距。传统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的束缚,使不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呈扩大趋势。随着全国经济发展,西北资源开发、经济发展日益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和全局性影响,东西差距拉大将影响到全国经济的协调。

第五,经济生活产生了诸多新矛盾。长期以来,不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忽视了技术进步基础上的扩大再生产,高投入增长战略实际是在人均资源有限、资源消耗居高不下的条件下实行的,矛盾迭出,土地、矿产资源供给量、环境资源容量以及劳动者知识技能存量都程度不同下降,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

所有这一切充分说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为了解决经济生活中一系列深层次矛盾,为了加快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协调地区经济关系,就必须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搞集约化经营,应从提高经济效益入手。提高经济效益途径很多,从不发达地区实际出发,当前着重应从四方面要效益,即向科学技术要效益、向结构要效益,向规模要效益,向管理要效益。

1.向科技进步要效益。把经济建设切实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是不发达地区走向集约的首要对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依靠科学技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科技进步是先导和基础,谁掌握了先进的科技并能使之产业化、市场化,谁就占领了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

新技术革命以来,技术进步的趋势是科学与技术的密切结合,现代的技术进步主要是由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引起的,因此,当今推进技术进步的重点是发展高科技研究,缩短科学、技术、生产之间的转化过程,使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西北地区拥有比较雄厚的科技队伍,80年代初每万人口所拥有的自然科学科技人员为97人,高于全国平均75人的水平。全地区已建立了具有明显地方特色、专业比较齐全配套、研究与开发能力较强的教学科研设计生产体系,取得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由于高技术产业具有技术更新快、投资数额大、高智力人才密集、企业创办或产品开发风险多等特点,其区位选择便更趋向那些资金雄厚、交通方便、信息传递快捷、熟练劳动力充裕、社会配套条件优越的地区。西北等不发达地区由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信息闭塞,资金稀缺,可用于高技术产业开发的资金甚为有限,加之传统体制、观念的束缚,大部分企业的技术开发和技术吸引能力都相对较差,研究成果的产业化转换也更步履艰难,大多成果只停留在学术论文和著作上,表现为礼品、展品和样品,而没有能进入现实的生产过程,尚未能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

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需要科研单位和生产者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部分技术固然可以由国家免费或低价推广,然而绝大部分技术应该而且必须通过技术市场扩散出去。调动科研单位的积极性,就应大力推进高新技术的商品化与产业化,使科研成果的劳动耗费得到补偿,所创造的价值得以实现。目前高新技术的一大障碍是技术商品价格偏低,以致于对其供给缺乏应有的刺激,为此必须加快培育和完善技术市场机制。科技人员是科学技术富有生机活力的载体,是科技成果转化运行机制中最活跃的因素,应当积极鼓励他们到经济建设主战场的第一线去建功立业,紧紧围绕解决企业生产技术和装备现代化问题组织技术攻关,对他们的劳动应给予相应的报酬。

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还要注意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最根本的是增强企业的科技意识,树立科技兴企的观念,同时还应造成一种氛围,促使其在激烈的竞争中,具有旺盛的技术进步的内在要求。科技兴企,既是科技行为,又是经济行为,既是企业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有丰富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需要众多部门密切配合,通力合作,需要按一定比例组成一个科技开发群体。

促进经济发展的集约化,培养具有集约化意识和必要科技知识技能的各类人才是关键。建国以来由于国家的扶植和东部地区的支持,西北地区科技人员历年增长较快,大企业大城市专业技术人才比重高,相对集中,但是由于体制和管理的束缚,人才在某些行业相对积压,引起流动加速,心态不稳,短缺加剧,断层扩大,科技与人才相伴东流的严峻形势。为此既要注意充分发挥现有人才的作用,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创造一个吸引人才的良好环境;又要大力改革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观念与管理,为人才创造竞争的环境,提供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还要发展各类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文化素养,改善社会管理也包括人才管理的效益。

2.向结构要效益。向结构要效益就要按照社会化大生产与合理经济规模的要求,优化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其中产业结构优化又是重中之重。

西北等不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具有传统的以初级产品为主的粗放型特点,产业结构向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倾斜,结构演化迟滞,作为传统经济主体的农业,由于基础脆弱,条件不良,发展却比较缓慢。致使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大中型骨干企业与地方小企业存在着双重封闭的二元结构。经过长期发展,西北地区与资源组合条件结合程度高的产业配置体系虽已初步形成,但产链缺损、加工工业尤其是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深加工业进展缓慢,原有的优势产业也技术老化,资源转换效率低。这样的产业结构既难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需求主体,难于大规模吸纳与最终产品相联系的科技成果,也无力提供足够积累,支撑经济的高速发展。

发展多种经济成份是优化结构的另一重要内容。实践证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但国有经济比重过大,也有碍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前,西北地区全民所有制,尤其是全民大中企业比重过高,它们受国家传统计划体制控制更死,制约惯性更大。改革以来,所有制结构改革迈出了可喜步伐,全民所有制比重下降,其他经济成份比重上升,然而横向比较,西北地区现有所有制结构与生产力水平的非对称性仍很突出。为了适应地区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多层次差异的现实与发展的需要,应当因地制宜、因行业产业制宜、灵活选择所有制形式;特别是应积极发展非国有经济。总的原则应该是比例、速度、规模三不限,逐步使非国有经济成为县乡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同时应该允许并支持有实力的非国有企业收购、兼并经营管理不善的国有中小企业,逐步形成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在竞争性行业的融合。

西北地区调整结构总的思路应是巩固两个基础,推动两个创新、实现两个协调。

巩固两个基础。一是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以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为目标,全面发展和振兴农村经济,缓解农业对地区发展的强约束;二是加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本着统筹规划、全理布局、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重点围绕缓解瓶颈制约,集中力量建设一批重点工程,使基础产业成为地区经济中的重点产业。

推动两个创新,一是产业组织创新,即探索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各种管理组织形式,组建各类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把大中小企业纳入资源链式的开发体系,实现产前产中产后的分工合理化和产业化,形成有效益的产业群体。二是产业技术创新。努力使企业成为技术进步和科技投入的主体,推动传统产业的技术更新,发挥高新技术在地区经济中的带动示范作用。

实现两个协调,一是实现区域内部结构的协调,使生产力空间结构、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等在内的经济结构合理化,做到比例合理、结构优化、分工有序。二是寻求人口、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处理好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经济核算与自然资源存量、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等关系。

3.向规模要效益。向规模要效益是指企业随着大批量生产,产出量及销售量增加而发生的单位成本下降。由于大批量生产能采用先进的工艺,使用大型、高效的专用设备,有利于实现生产的简单化、标准化和专业化,有利于充分利用和节约原材料,因而能有效扩大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增加效益,所以规模经济是实现内涵生产和集约增长的重要条件,因而利用规模经济减少固定成本分摊便成了经济建设的一个普遍原则。

改革前,国家投资新建曾长期是西北等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国家投资高度倾斜于物质生产部门特别是能源原材料为主的重工业,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投资又占了很大比重,这种单一的国家投资体制和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交相作用,使地区结构趋同化、企业结构小型化、技术集约低度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生产和投资方面的决策趋于分散,中央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和使用中的地位大为下降,地方和企业自主权显著上升,结果又出现了重点项目投资总量不足,建设资金分散化趋同化和单位投资规模小型化的现象,加剧了经济不规模的矛盾。为此应该发挥我国社会主义集中有限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大力推进规模经济,无论新建还是改建,应按国家制订的规模标准、技术标准,实现规模经济,特别是突出抓好石化、有色金属、机械等重点产业存量资产的优化重组和投资结构调整。此外还应按专业化和联合的原则,通过联合协作兼并合资等形式,以名优产品为中心,有步骤地组织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鼓励生产者经营的合理集中,组建技工贸一体化的企业集团,实施大企业大集团战略,形成分工协作的网络。

4.向管理要效益。管理是经济活动的永恒主题。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缺乏科学理解,认为国家管理经济就是政府部门直接经营管理企业,直接指挥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内外贸、党政群等具体活动,包揽了许多不应管的事,很多该管的又却没有管或者管得很不好,致使宏观决策没搞好,微观经济又统得死,给国民经济带来很大危害。改革以来这种局面有了相当改变,但不发达地区企业管理的现状仍令人担忧,整体管理水平落后,观念陈旧,力度不够,标准不高,管理的组织机构、方法、人员都远不适应形势要求,所以深化管理改革,构造经济高效运行的微观基础成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当务之急。

构造微观基础就要积极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国有企业制度的改革,这是企业实现集约式经营转变的前提条件。当前不发达地区企业制度改革尚处在试点阶段,大多数企业仍在传统体制下运转,产权虚置,缺少利益主体,资产的保值增值无人负责,加之政企不分,企业难以摆脱政府的行政干预,无法按市场规律办事,难以建立起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这种体制使增长方式转变成为空谈。因此,应按“抓大放小”的思路,通过三改,逐步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即将国有大中企业逐步改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国有独立公司;国有小型企业通过股份合作制,把经营、承包、租赁、出售、控股等放开搞活;城乡集体企业则采取股份合作制或公司制加以改制。

市场经济有其自身弱点和消极方面,为了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政府应当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和管理。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也是不发达地区的重要目标。“发展是硬道理”,但是我们要的快速,必须是讲质量、讲效益、讲外向型的发展,从效益中求速度,以尽量少的耗费生产更多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并在此基础上求得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应是我们处理速度问题的基本思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任务就是既要保证经济的较高速度,同时又兼顾发展速度的相对均衡,处理好速度,比例、效益的关系。

On the economic Intensive Growth in the Underdeveloped Areas in China

Li Zongzhi

Abstract The economy of the underdeveloped areas in our country has long been characterized by the extensive growth,which is the result of the highlycentralized system of planned economy and the closed economic mechanism,and therefore is the inevitable course in the pre-industrialperiod.In order to solve a series of deeper conflicts in our economy and to speed up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underdeveloped areas,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the mode of economic growth.which may be realized by putting stress mainly on efficiency,as a result of science andtechnology,economic structure,scale and management.Key words underdeveloped areas int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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