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如何今用？——96#183;西安“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西安论文,中国古代论文,遗产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中国中外文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于1996年10月17日至21日在西安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余位从事文艺理论或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代表们围绕着研讨会的中心议题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一、“水落”而“石出”
钱中文对以往的文学理论研究做了回顾，指出，西方百年来的文艺思潮、流派更新了我们的知识，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从90年代中期开始，将是我国文论发生革命转折的新时期。他倡导：一，要大力整理与继承古代文论遗产，使其成为具有民族独创性的文论体系；二，要站在当代历史的高度，将古代文论融入当代。会上，有关专家对古代文论研究现状做了分析。蔡钟翔总结说，这些年古代文论“史”的研究、范畴研究、体系研究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正是在这些具体的研究中，古代文论的“潜体系”得以浮现，它们为“现代转换”做了准备。张少康对以往理论研究中的不足提出了意见，认为“过去的体系研究和范畴研究一是没能与史的研究很好结合，二是没有和创作很好结合”。党圣元则认为，作为一个命题，“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之背后实际上还隐含着一个反命题，否则这一命题在今天提出之意义就值得怀疑了。对于中国古代文论，在“今用”之基础上提出“现代转换”，除了涵概了“今用”之意外，更突出了古代文论如何参入、如何适应当代文论系统这一意旨。梁道礼总结了以往教训：“以往研究工作存在着将古代文论泛化的现象。80年代随着西方话语的密集涌入，古代文论又退回学术边缘，这也许是它安身立命的地方。”他乐观地展望：“水落石出”是古代文论走向成熟的良好开端。
二、“翻译”与“误读”
“转换”，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古代文论之现代转换”的含义是什么？张少康认为，“把古代的范畴原意阐释清楚，就是一种转换，因为这种阐释就是现代的阐释。”蔡钟翔反对固守经典文献的原意：“古代文论的范畴也可以注入新意，实际上古代文论是在曲解当中发展的，误读现象是一种创造。”陈越将“转换”解释为一种“翻译”，“是将古代文论翻译成一种现代汉语学术思想文化，但同时也要认真地进入西方文论，把西方文论也翻译成现代汉语学术思想文化。这样，中国自己的当代文学理论也就建立起来了。”梁道礼对“现代转换”做了尽可能全面的描述，认为目前应做两件事：一是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目标定位，二是这种转换操作上的定性。就性质言，“转换”可以涵盖：1.对古代文论的本体性理解，2.现代转换的方向，3.转换后可以充分施展的天地。在操作上需要“向内”、“向外”两项功夫：向内求深度，即通过整理范畴、把握脉络、发掘文献等工作，将这种东方智慧的风采全面展现出来；向外求形式，则涉及方法的选择。所谓“现代转换”，实际上是用在本土和外来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学理把古代意识转换为现代意识。
三、“大树”往哪儿栽？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遇到的第一个最尖锐最实质性的问题是：转到哪里去？许明提问：“古代文论这棵大树往哪儿栽？”他分析文论界的研究现状并认为：1.由于忽视对于古代文论的继承，以致当代文论出现了可供使用的精神资源空缺；2.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在根本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出现价值空缺；3.信仰危机和精神空缺。所以，在建构中国当代文论体系中马列文论和古代文论这两套话语系统缺一不可。黄卓越则认为，正如各学科都有自身特定的质素并由此而规定了它作用于当代的能力，对传统文论的汲用也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学科质素的制约。历史学科有时不一定能直接回应当代思潮提出的问题，因此其价值的当代性转换就成为问题，对这门实践背景之确定性甚强的学科，使之融入当代批评话语绝非凭一种理论假想就能实现。
四、“共同话题”与“问题清单”
代表们一致认为，“共同话题”的确立，是转换得以进行的关键点。孙绍振指出：“过去我们总是以西方的成功为目标，用我们的某一传统文学观念去印证他们的理论，我们今天谈‘转换’，就应该在他们失误的地方开始我们的长征，在东方文论中看到西方文论漏掉了的东西。蔡钟翔也强调中西文论价值上的互补：同样的文艺现象，古人采取与西方不同的视角，如果我们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合理成分阐释清楚，就达到了与西方的某种对话，这也是一种现代转换。”许多学者在“放大古代文论的研究视角”这点上首先找到了共同话题：“中国文艺学原理往往不在论述文艺方面，而是在论述人方面。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入手处在人学，而不在文学理论中”（栾勋）。“应打破‘中国古代文论’的狭隘眼界，从中国国学的气质、本质入手，将文艺学与思想史、哲学史融汇起来，这样才有开阔的视野”（尤西林）。“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恢复它的伦理学价值”（方汉文）。“这种伦理学话语不诫应该进入我们的现代文论，而且应该进入我们的现代生活。只有进入现代生活，才能进入现代文论”（陈越）。钱竞进一步指出，寻找共同话题首先需要有问题意识，有了问题意识还要开列“问题清单”。有些文论现象发生在古今交接地带，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理清“现代转换”思路。
五、“门打开 广积才”
会间，许多代表就“如何转换”的问题提出了具体方案。杜书瀛受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模型”启发，提出了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的具体操作方法：实谓——原作者实际上说了什么；意谓——原作者（或原典）想要表达什么；蕴谓——原作者可能想说什么；当谓——我们诠释者应该为原作者说出什么；创谓——为了救活原有思想，或为了突破性的理路创新，我们创造性地表达什么。黄保真将他的设想简约为“门打开，广积才，慢慢来”的“九字诀”。郭德茂推出五种操作模式：1.顺水推舟式；2.夺胎换骨式；3.举一反三式；4.嫁接生成式；5.另起炉灶式。党圣元认为，第一要尽可能做到视界融合；第二要力求彰显对象中可能隐藏着的内在意涵，从中发掘出新思路；第三可以尝试运用传统文论概念范畴进行思维，描述和诠释当代文论系统中的理论课题。李春青提出适合于中国传统文论吸收的外国文论，一是二世纪俄国亚里山大·维谢洛夫斯基开创的“历史（比较）诗学”，二是前苏联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三是法国社会学家吕西安·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文艺社会学，四是新历史主义或文化诗学。
六、“退而结网”
“知识更新”与“学风建设”是与会学者们的又一重要话题。黄保贞发誓“坐下来，啃它几年书本再说！”栾勋意识到优化知识结构的重要性：“一是外文，二是国学”，要扎扎实实地学习。蔡钟翔倡议：“当代文艺理论家已向古代文论伸出了一条腿，古文论的学者也可以伸一条腿，用古文论研究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还可以向中国哲学史伸一条腿。”因此，与会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在当前的文论研究中要切实注意学风问题，必须做到：一要破除急于求成的观念，二要切实树立实事求是的态度；三要通过“细读”典籍培养自己的感受力，四要树立“史”的意识。
七、何处是“归程”
“现代转换”将转到哪里去？这是人们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尤西林指出：“所谓‘转换’绝不应该是西方眼光调潜下的一种迎合。”他以为，既然无论回到古代概念术语还是接受西方话语都是“失语”，那就不能从这两者中寻找到转换的标准，只有从当代中国社会和人的生存状态出发，才能避免低水平重复。同时，还应警惕一种新的独断的意识形态的东西成为这种“转换”后的生成物，为此，对普遍的文化人类学价值标准应有自觉的把握。钱中文以一种客观、多元、开放的眼光看待“转换”的前景：1.转换就是当代目光的阐述，阐述的结果可能形成多种理论形态；2.以古代文论为主，适当吸取当代文学观念，也可衍生成多种的理论形态；3.以当代文论为主，有机地“融化”西方文论，使之形成新的理论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