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合’之一字最足为吾人警惕”题词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字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1年底，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初，特为中国同盟会上海机关报《民立报》题词：“‘合’之一字最足为吾人警惕”，这是他在非常时期的非常之语，意味深长，值得解读。
一
从聚合少数民主革命先觉者组成兴中会，到集全国之革命精英创建中国同盟会，从而为中国民主革命辟一新纪元，昭示着革命势力合则有所成。
孙中山“合”的思想，始见于1894年创立檀香山兴中会时所订章程和入会誓词之中。为挽救中国面临的“蚕食鲸吞”、“瓜分豆剖”危机，兴中会旨在“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19～20、22、183～184、223、195～198、253页。）。在随后制订的《香港兴中会章程》中，孙中山进而申明：“联智愚为一心，合遐迩为一德，群策群力，投大遗艰，则中国虽危，无难救挽。”（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19～20、22、183～184、223、195～198、253页。）在这前后，孙中山还在与日本友人的谈话中，共商合作反殖，团结一致，保卫亚洲，并为维护世界人道而奋斗（注：参见陈旭麓，郝盛潮主编，王耿雄等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1页；《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2～174页。）。甲午战后，与列强瓜分中国的声浪甚嚣尘上相对应，中国人民的爱国救亡运动也蓬勃开展，“今日有是志者到处皆是”，一星之火，即可燃遍枯木之山（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19～20、22、183～184、223、195～198、253页。）；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他认识到“义和团尚仅直隶一隅之民也，若其举国一心，则又岂义和团之可比哉（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19～20、22、183～184、223、195～198、253页。）”。并由此看到了那时已呈现的多条救国道路和多种救亡革新方案的并存事实。认为“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以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关键是“要为人民提供更好的领导者”（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19～20、22、183～184、223、195～198、253页。）。于是，一个在好的领导者领导下、联合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奋斗、谋求解放的思想雏形脱颖而出。
进入20世纪初，孙中山求合的思想，更因留日学生“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想感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235～236页。）的新情景，受到新的启发和鼓舞，他做了以下三件有意义的促合事情。
第一件，采取求大同存小异的方针，尽可能联合可能联合的人士参加民主革命。1904年，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写道：“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所有抱着革命思想的中国人，约略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人数最多，包括那些因官吏的勒索敲榨而无力谋生的人；第二类为愤于种族偏见而反对满清的人；第三类则为具有崇高思想与高超见识的人。这三种人殊途同归，终将以日益增大的威力与速度，达到预期的结果，由此显然可以看到，满清政府的垮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19～20、22、183～184、223、195～198、253页。）这里，一方面显示他的眼光远大；另一方面表明他此时更注重联络和重视青年知识分子。他于1902年一次谈话中表示，太平天国“奄有中国大半，终亡于曾国藩等儒生之领兵”，而且“历朝成功，谋士功业在战士之上”，于今留日学生又对革命思想如此敏于接纳，因而亟需改变昔日“中和、兴中皆为海隅下层之雄”的状况，“号召各省同志组织革命大集团”（注：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国史馆馆刊》创刊号。）。实际上，就是要以“具有崇高思想与高超高识的人”来充当新组合力量的主体和领导者。诚然，此时知识分子的转向革命，也因源自不同阅历、思想状况而采取大同小异的道路、方案，亦需以求大同存小异的方式来处理。比如，1902年，章太炎与孙中山初交于日本横滨，虽在如何解决土地问题上主张有所不同，但他们“与语大悦”，即结“同盟之好”（注：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28～133、139、242页。）。华兴会会员黄兴、杨笃生、陈天华等在1905年前尚热衷于政治革命与种族革命（注：参见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第54页；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第2集，第116～120页。），但在策划长沙起义失败后，痛感分散起义难成大事，因而主张“联合革命”，设立“大湖南北同盟会”，并拟“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注：参见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北1975年，第237页；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436页。）。1905年7月，孙中山与黄兴等相晤于东京时，黄等对孙所提“集留学生为大会盟”“倾心折服”（注：《辛亥革命回忆录》（二），中华书局，1981年，第141页。(14)(15)(16)(17)(18)(21)(22)(23)《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61～276、324、297、326、297、229、230～238、237页。）。诸如此类民主革命力量的趋合，就为同盟会的成立提供了群众基础和孙中山预期的“更好的领导者”。于此，孙中山更加紧在留学生和华侨中发出“联合大群、团集大力”、消除歧见、“总以互相联络为要”（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61～276、324、297、326、297、229、230～238、237页。）的呼吁，广事联合，中国同盟会于以成立。
第二件，以三民主义纲领来统合或化除小异，为民主革命大联合提供共同的奋斗目标和思想基础。这一纲领于1903年首揭于东京军事训练班。1905年正式载入《中国同盟会总章》，在《民报》发刊词和《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得到进一步阐发。孙中山解释，他提出的民族主义，是要争各民族共同自由平等，建立各民族共有的国民政府，并非排斥不同族的人，更不是“要尽灭满洲民族”（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61～276、324、297、326、297、229、230～238、237页。）。其民权主义是要实现“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61～276、324、297、326、297、229、230～238、237页。）的民治和防止革命军起后出现“彼此相争，各据一方”的乱局（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61～276、324、297、326、297、229、230～238、237页。）。其民生主义就是通过平均地权，避免出现严重的贫富不均和对立，达到“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61～276、324、297、326、297、229、230～238、237页。）的善群目标。应该说，这一纲领是解决当时中国面临的统一、独立、民主、富强，而又顺应世界潮流的较完善方案，其中心思想是要合革命党人、中国人民，共同推进中国民主革命事业，建设好国家，并促进世界人类的进步。这一纲领多次列入同盟会的重要文献，迄无公开明显反对声音；黄兴、章太炎等参与《革命方略》之编订，都表明大多数革命人士当时已舍小异而顺从大同。尔后它确成为多数同盟会员的行动准则。
第三件，强调合的原则是赞同民主革命，而对反此言行，则须展开批判斗争。为扩大民主革命合力，孙中山误认为戊戌变法失败逃到日本的原维新派人物会改弦更辙，因而频频与他们谋求在民主革命道路上合作，但康有为“以帝师自居，目革命为大逆不道，深恐为其牵累，故托事不见”（注：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上海革命史编辑社，1980年，第44页。）。“流质善变”的梁启超则与革命派人士“殷殷谈两党合办事”，但旨在“以救圣主而救中国”（注：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2页。）；而且以“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为惑词，骗占了兴中会在其策源地檀香山的阵地。孙中山断言：“非将此毒（按指保皇）铲除，断不能做事”（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61～276、324、297、326、297、229、230～238、237页。）。他于1903年底改组《檀山新报》，连续发表《敬告同乡书》、《驳保皇报书》，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必须“划清界限”，“大倡革命，毋惑保皇”；只有推倒清政府，才可避免瓜分大祸（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61～276、324、297、326、297、229、230～238、237页。）。经此批判斗争，受惑华侨纷纷脱离保皇党，广大知识分子更群趋革命。
上述谋合的努力，促进了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8月在东京成立。“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万人，支部则亦先后成立于各省。此后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61～276、324、297、326、297、229、230～238、237页。）
二
1907～1910年同盟会内部的分裂和随后的趋合，表明分则使革命事业受挫和民主革命力量终必汇合前进的趋势，它引起了孙中山对合与分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在这期间，章太炎、陶成章等原光复会成员和一些对孙中山怀有不满情绪的其他同盟会成员发动了两次倒孙风潮，造成同盟会不幸分裂，革命进程亦受影响。
两次反孙风潮，其表象是因分配日本赠金和《民报》被封闭后出版编辑的更换问题而引发，但其内因却相当复杂。窃以为最主要最关键的分裂因素是由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个人阅历不同而衍生的思想观念、政治、经济诸立张乃至性格上的差异。章太炎于1912年1月28日致孙中山函中曾称：“仆以吴、楚之人，教令不能行于南国。……执事挺生岭海，习其旧常，登高一呼，众山皆应”（注：朱维铮、姜义华编注：《章太炎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29页。）。这里谈的虽系光复、同盟两会在潮汕倾轧事，但也隐约道出了两地的差异性和章、孙的归属性。应该说，江浙与广东都具有濒临海洋、工商业较发达和对外较多接触等共性，但仍存在具体差别。由于具体社会历史土壤和阅历不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与以章太炎、陶成章为代表的光复会成员就在一系问题上产生分歧。
在思想观念方面。孙中山强调“群”力的重要，干革命“总以互相联络为要”，要讲求“善群之道，与群俱进”，并使吾群之进步既适用于中国和世界（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6、288～289页。）。章太炎、陶成章的思想观念“素多个人性质，少团体性质，其行事也，喜独不喜群”（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7、25页。）；崇信“唯我论”（注：朱维铮、姜义华编注：《章太炎选集》第328、527页。），强调“依自不依他”（注：转引自李润苍：《论章太炎》，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9页。）。孙中山虽所学亦博杂不纯，但早年即“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8、288、326、297页。），主要是按照西方模式来制定中国的革命和治国方策。章、陶等则“所重志在典志”（注：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28～133、139、242页。），注重从中国古代典籍乃至佛经中求取现实问题的答案和解决的依据。
在政治主张方面，孙与章、陶虽共谋解决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的课题。但在解决途径、方式等方面有不少歧异，孙中山认为他的三大主义须同时进行，但章太炎主张“以吾党之革命者、先为种族，次为政治”（注：《革命军事问答》，《民报》第22号，第47页。）。对民族主义的阐释，孙与章虽同具大汉族主义杂质，但程度不同，孙阐释为：“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们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8、288、326、297页。）章太炎对此所作阐释，其前后有别，总的来看，杂有更多夷夏之辨观念，往往以“逆胡”、“胡寇”来称呼清政府，认为“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因“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他们谈光复，就是要复古，就是要以王船山等的“光复旧物”主张为依据（注：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245、270页。）。陶成章亦认为发挥民族之义，应“专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并注意‘宋季明季杂史遗集’”（注：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481页。）。他们都未把清政府与满族人民分开。关于民权主义，孙中山宣称要铲除沿袭数千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而且“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切防革命党人“自己相争”（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8、288、326、297页。）。国民政府的产生，拟通过国民公举之议员组成议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8、288、326、297页。），即实行西方国家较多行使的代议制。章太炎则崇尚古代典章制度，反对一切代议制，认为“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必不如专制为善”；甚至申言：“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37)。关于民生主义，孙中山接受了美国亨利·乔治的单税制理论，制定了以在中国迅速发展资本主义为实质内容的“平均地权”纲领，章太炎则从维护自耕农经济出发，主张沿袭旧有的“均田法”。
在进行民主革命的工作重心与发难地点的选择上亦有明显分歧。革命进行本需革命宣传和革命实践相结合，孙中山当时虽表示“宣传与筹款同时并重”，要办报纸，“负起大张旗鼓尽力宣传的义务”（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38～439、184、431、429页。）。但从1907年后他主要从事筹款以策动西南边疆起义和支付为此而尽力的南洋华侨报纸，而对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所开展的斗争意义认识不足，未能尽力予以经济支援。章太炎本为主要从事笔墨以尽力于革命的文人，对自己主办的《民报》自是特别看重，当孙中山始则分给他少量日本赠金，陶成章等到南洋为《民报》筹款又不顺利，而对孙等急于西南边境发动起义亦缺乏理解和支持，怨怼由以而生。对武装起义地点的选择亦有不同取向。孙根据其1897年即拟定的“盖起点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38～439、184、431、429页。）的原则，把起义地点锁定于西南边界；而陶成章，徐锡麟等光复会员则本着“党会之联合”（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7、25页。）的预想，以他们所联系的会党为基本起义队伍，故以江、浙、皖为其首选起义地点。在宣传手段和内容上，双方亦有不协调之处。孙等注重以西方理论作为论战武器；章主持的《民报》，很注重引用古代和佛学典籍，主张“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注：《演说录》，《民报》第6号，第4页。）。甚至认为只有依靠佛教才能实现《民报》六大主义。
上述分歧早已存在，但隐而未发，而到革命实行进入关键时期又遭阻挫之时，这些分歧便成了同盟会内哄的内在驱动力，但却未成为发动这次内哄的表面理由。引发和激化这场内哄的，更明显地表现在他们的思想作风和性格的杆格和碰撞。章太炎素极狷介固执，心量狭隘，因夙具声望，特别是通过“苏报案”首批保皇论和随后主办《民报》而声誉益隆，被海外革命志士尊为“党之泰山北斗”（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38～439、184、431、429页。），更助长了他“依自不依他”的执拗性格和作风，他和陶成章散发的罔顾事实、对孙中山进行无端人身攻击的《孙文罪状》与《伪“民报”检举状》，即肇因于此而成恶果。孙中山虽重视善群之道，但作为中国共和革命的首创者，在革命党人中夙享崇高威望，在赞颂盈耳的情况下，其革命自信心自尊心大增，甚至摆脱不掉盛极当时的家长制思想作风的影响，在接受和分配上述日本赠金的问题上，缺乏民主协商，专断独行。而在倒孙风潮发生后，缺乏冷静思考、照顾大局，而是坚不让步，乃至以错攻错，以硬碰硬。他通过与章太炎因“苏报案”内情而生龃龉的吴稚晖，在其所办《新世纪》上，刊登同样严重失实的攻章文章，使得双方争吵，愈演愈烈，掺进不少意气成份。揆其实，这次分裂，并非主义之争。在争吵期间，孙中山固然不折不挠地坚持革命斗争。章太炎、陶成章等的共和革命之志亦无稍变，章主持的《民报》仍采兼蓄并用方针，他在其所编《民报》增刊《天讨》中刊载的由他起草的《讨满洲檄》中，仍表示决不能背弃同盟会十六字纲领，否则，将遭“四万万人共击之。”（注：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28～133、139、242页。）而且，在这一期间，光复会仍在开展反清起义。如徐锡麟发动的安庆起义，秋瑾拟发动的绍兴起义李燮和、许雪秋、陈芸生、陈涌波等人在分别参加萍浏醴起义、潮州黄冈等起义后，这些起义和谋划与孙中山策划的西南边境起义互通声息，互为犄角。
正由于这种歧异与分裂并未越出民主共和革命这一主要时代潮流，所以，到1911年革命高潮涌现时，他们之间虽然仍存芥蒂，仍生摩擦，但还是逐渐走到一起了。1910年11月孙中山等为筹备广州起义，召集槟榔屿会议，集光复会员同盟会员为一身的赵声，被推为统筹部副部长，准备起义时又任总指挥。活动在南洋并具有较大影响的光复会骨干李燮和，听从黄兴“为国合作”的劝告，亦参加筹备会议，并积极动员荷属华侨慨捐巨款，起义前夕又潜至广州，“谋炸巡警道以响应义师，因举事延期而止”（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1册，第518页。）。武昌起义后，李又与同盟会员陈其美相互商量、支持，光复了上海。在浙江、武昌起义前夕，同盟会员与光复会员亦多有协商合作。光复会员朱瑞等光复浙江后，又率所部参与作为关键战役的攻克南京之战。在广东，光复会员许雪秋、陈芸生等组成南路进行军，光复潮汕。后来，章太炎致孙中山函和孙中山致陈炯明及中国同盟会电，都同声赞扬徐锡麟、熊成基等老光复会员的光辉事迹和武昌起义后的合作（注：详见朱维铮、姜义华编：《章太炎选集》，第527～528页；《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46～47页。）。
毋庸讳言，此次分裂确使革命事业受到严重损害。1908年孙中山策划河口起义时，曾派汪精卫、邓子瑜到荷属文岛筹款，大受当地光复会员排挤，收效甚微。章太炎办《民报》的经费亦确处困境。到1909年5月后，孙连遭日本和南洋各地殖民当局的驱逐，被迫远往欧美活动。他于这年12月复吴稚晖函称：“际此胡氛黑暗，党有内哄，诚为至艰危困苦时代”。十分可贵的是，他一则认定这也是“吾人当努力进取之时代也”，鼓励同志“毅力不屈，奋勇向前，支撑过此厄运”，以谋“佳境”之来临（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38～439、184、431、429页。）；在这一时期乃至以后，孙对章、陶攻击虽有不当回应，但从未点名指责光复会。谈论光复会员时，亦多是表彰其贡献。这些表明：孙与章、陶之争虽陷入情绪化，但还是分得清大是大非，仍然求同存异，志在求合。他于武昌起义后，较冷静地总结合则有成分则有损的经验教训，在这方面续有所进，与上述思想基础显相连贯。
三
武昌起义起，各地纷纷响应，既有合而倾覆清政府的频奏凯歌，也出现孙中山当时所担心的“今之中国似有分割与多数共和国之象”（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59、577～579、326页。）。孙的这一题词，表明了他力图总结和记取以往经验教训，加强党内和全民团结，共同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和合力建设好国家的强烈愿望与施政理念，随后，他采取了较多谋合作反分裂的举措。
第一，处于乱局，更亟须建立一个能很好领导人民的政党，孙中山亦首先着眼于此。他从海外回到上海后第4天，即召开中国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改订同盟会暂行章程，发布《中国同盟会意见书》。意见书赞扬了“武昌事兴，全国响应”的“风云泱动，天下昭苏”大好形势；又指出当时已乱象环生，危机四伏，“惟吾党已众，散处各地……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贪夫败类乘其间隙，逐作莠言，以为簧鼓；汉奸满奴则复冒托虚声，混迹枢要”，“此皆吾党气息隔阂，不能自为联系，致良恶无从而辨，熏莸同于一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其为害于本会者犹小，害于民国者乃大。”因此，“吾党当亟为一致之行”，并“宜益广其结纳，罗致硕人，以闳其力。惟必先自结合，以成坚固不破之群”，即通过党内团结并扩大党的势力，使同盟会成为足以担负领导责任，应付时艰的“最闳大之政党”，以贯彻“此三大主义而无遗”，“造成圆满纯固之国家”。而此前，章太炎已唱“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论调，公然登诸报端，企图取消同盟会对正在开展的革命和建设民国的领导。孙中山等此时仍图合章等于同盟会内，但在意见书内摈斥了述论调，指出这“是儒生闒茸之见，无一粲之值”，坚决表示：革命之成，“舍吾党其谁属”（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59、577～579、326页。）。
第二，在其就住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书中，提出五个统一主张作为全民联合奋斗确定共和的行动纲领，宣称“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各省独立后，要实行各省联合，“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各地起义军，应“由共同之目的以为共同之行动……是曰军政之统一”；“国家幅员辽阔，各省自有其风气所宜，……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是曰内治之统一”；“此后国家经费，取给于民，必期合于理财学理，而尤在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是曰财政之统一”（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19、80～81页。）。
第三，继续贯彻求同存异原则，力图化解党派间的矛盾，以求合建共和国。最鲜明的表现是孙中山对待分裂后的光复会员尤其是坚持和同盟会立异的章太炎的态度上。武昌起义后，章对同盟会及孙中山、黄兴等都仍抱较深成见，坚不再回到同盟会内；同盟会希望成为执政党，以推行其主义。他除放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言论外，还发表《诛政党》，未点名地抨击同盟会和孙中山“大结朋党，将隐握政权以便其私”（注：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354、363～364、389～395页。），而自己却与旧官僚，立宪派人于1912年1月3日建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与同盟会相颉颃；孙中山一再宣示要在中国建立共和政府，章则与立宪派人有让清帝行使“自主之权”和“首立清帝为大统领”之密议（注：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354、363～364、389～395页。）；在孙中山未回国前，曾有推黄兴任大元帅在上海设临时政府之议，章则主推黎元洪为首领，设临时政府于武汉；随后更放言孙中山“长于论议”，“不应屈之以任职事”，反对孙任临时大总统。在政权建设上，同盟会内有孙等主总统制，宋教仁等主内阁制之争，章反对孙议而赞成宋议，并认为宋“堪为宰辅”，即应由宋组政府。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章对此新生政权的举措颇多刻酷异议，甚至訾议南京是“群盗鼠窃狗偷”之地，而袁世凯为巩固权势的建都北京主张则是“天下公论”（注：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354、363～364、389～395页。）。如此等等，时人猜议章必为孙所不容，蔡元培为此特写信给孙为章开脱，孙立即复函，表示内阁组成的用人之道，“惟才能是称，不问其党与省也”，除康有为因“至今犹反民国之旨”而不能用以外，“至于太炎君等，则不过偶于友谊小嫌，决不能与反对民国者作比例。”（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19、80～81页。）随后，孙致电章太炎，称赞其“先达启牖之功”和“撷百家之精微，为并世之仪表”（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19、80～81页。），特聘他为南京临时政府枢密顾问，匡襄建国事业。而在1912年1月28日章致孙和同日孙即按章函所提出之问题分致陈炯明及中国同盟会电、致陈炯明及各省都督电几封函电中，更显得孙以合为贵的苦心。孙、章都肯定同盟、光复“二党宗旨，初无大殊”，都“欣戴宗国，同仇建虏。”但章函坦承，二者有民权、民生之殊；孙则有意缩小分歧，称：“特民生主义之说稍殊耳”。二者都历述光复会员对辛亥革命的贡献，章函谦称：光复会员“虽无赫赫之功，可告无罪于天下”；孙电则十分肯定地赞称光复会员，“其功表见于天下”（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6～47页；《章太炎选集》第526～529页。）。孙的这种苦心，我们还可从现已刊行的孙中山文集的索骥中得到证明（注：按照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共11卷（中华书局1981～1986年）；国父全集编辑委员会编：《国父全集》12卷本（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王耿雄等编：《孙中山集外集》、《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994年）；刘望龄辑注：《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陈觉民辑：《光复会党人录》，载《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和胡国枢整理：《光复会会员名录》，载《辛亥革命史丛刊》第8辑（中华书局1991年），第148～170页共同参照得出的大概数。因光复会员的名单，尚有质疑处，故此数字仅供参考。）。上述著作中，评议光复会，光复军者各2次，均以褒为主，评议该会代表人士约20人，计280余处，亦基本上持肯定和赞扬态度。这些都是民初光复会湮没后写的，应是未加矫饰的真情流露。
孙中山原本有同盟会既领导革命又承担确定共和，推进国家建设重任的怀抱。但事与愿违，武昌起义后，即出现纷结政党、各颁政纲、角雄争力的局面，孙中山不得不承认各“政党必须有存在之地位，而且政党间的竞争也无可避免”，但他仍“以为我们都不应计较彼此间的分歧，共同致力于全国各方面的团结……我深知不和将为国家带来危险。因之，我将运用我所有的影响力以努力于国家的统一，人民的福利和我们资源的开发”（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94、408、141、348、413～414页。）。他认为政党不管在朝或在野，须“均以国民福利为前提，政党彼此相待应如弟兄”，“互相监督，互相扶助”（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94、408、141、348、413～414页。）。因此，他特别强调政党党德的育成。当时各政党各有其政治趋向并多有争论，孙勉励大家：“党见须从政见上争，不可在意见上争，争而出于正当，可以福民利国，争而出于不正当，则遗祸不穷”（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7、37、39～40页。）；争论“须依一定之法则，不用奸谋诡计，是之谓党德”（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115～119页。）。他表示：他新建的国民党，当与其他政党“商量妥协”，共谋兴国之方。“至凡赞成共和者，我同人亦当相与为良朋”（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7、37、39～40页。）。就是对保皇党徒亦应予以宽容。他的求同存异胸襟，于此亦可显见。
第四，孙中山殚精竭虑地探寻增强国家统一繁荣，避免国家分裂贫弱的途径和方法。
首先，国民党一大宣言指出：“中国内乱，实有造于列强，列强在中国利益相冲突，乃假手于军阀，杀吾民以求逞”，“中国之不能统一，亦此数国之利益为之梗也。”故必须合“国民之能力”，反对帝国主义(62)。明确指出，帝国主义的涌入中国，争夺势力范围，是造成中国长期分裂的主要原因。这一认识于源辛亥革命时时期。兴中会之立，就具有明显的反瓜分动因；及后，孙中山反复用瓜分危机警示国人和同志，他特别担心革命军起，列强将乘机瓜分中国（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59、577～579、326页。）。武昌起义爆发，各地纷纷响应之后，果然燃起了列强乘机宰割中国的野心。美国记者考密克于1912年春到南京也向孙中山提出：如果中国分建南北政府，“就会得到承认”，遭到孙中山的严词拒绝（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94、408、141、348、413～414页。）。诚然，在其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发表的《对外宣言》中亦承认辛亥革命前所缔不平等条约，承诺偿还赔款等屈辱条款。但如果我们结合孙的前后言行看，这样做，显系一种策略运用，他说：统一是当时要务，特别是人心的统一。“然人心不能统一，必生祸乱。尔时外人不视我为共和，视我为乱贼，起而干涉，此大乱之道”（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94、408、141、348、413～414页。），因此须暂时含忍。稍后，他还如此透露心机：“惟俟数年后，中国已臻强盛，尔时自能恢复故土。中国有四万人，如数年以后，尚无能力以恢复已失之疆土，则亦无能立国于大地之上。余深信中国必能恢复已失之疆土，且绝不需要外力之帮助”（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94、408、141、348、413～414页。）。孙中山于同年5月接见台籍同盟会员罗福星时，又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决心收复。但为大局着想，必须讲求方法。”（注：王耿雄等编：《孙中山集外集》，第177页。）
其次，中国地广人多，民族庞杂，宗教信仰不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经济发展非常滞后，因而在地区、城乡、民族和阶级等等之间，都存在差异和矛盾，存在不利于国家统一的分裂因素，成为割据分裂势力倚以生存的温床和活动地盘。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极其重要而又十分棘手的问题。孙中山先后提出以建立共和制度作为谋求统一的捷径和共和国建立后实行五个统一的主张，主要是谋求通过国家民主化和统一措施来谋求政治解决。而其深层问题则应是经济，孙对此有所觉察。共和国成立后，他以迅速发展经济作为确定民国的主要方针。鉴于当时时局艰危，中国建设必须争时间抢速度，但中国缺乏建设资金、人才和技术。故孙中山认定：“今日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1、499、2、558页。）而开放是以中国“有完全主权”为前提（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1、499、2、558页。），并以“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1、499、2、558页。）为目标。这就是说，这样做，除了谋求中国近代化，且把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联系起来，中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发展融合为一体，同创世界和平和世界大同。如果我们把1897年初《与（伦敦被难记）俄译者的谈话》、1904年8月写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和他在1917～1919年撰写的《实业计划》的“序”联系起来看，我们更可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在中国实行开放政策，是要合中外为一体，特别是通过共同发展经济，来满足世界人类生活之需要和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思想发展脉络。
总而言之，孙中山按照合则有成分则有损的理念，在民元政治实践中，有过不少求合举措。然而，这种预期愿景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实现。到这年年底，孙不禁慨然兴叹：“民生日蹙，何以苏之；边患日棘，何以纾之；外侮日逼，何以锄之；我有财政，纷如乱丝，我有路政，芜葳不治，我有军政，窳败不支。”（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1、499、2、558页。）接着是袁世凯的专权复辟和长期军阀割据与混战。但孙中山的求合思想仍在曲折中向前运行，终于1924年结国共合作之善果，惜这一合作于孙中山死后两年，即毁于其后继者之手，中国又陷入长期内战中。这确是一面很好的历史镜子。因此正确解读这一题词，仔细体会孙中山毕生求合的思想，总结和记取此中经验教训，对我们观往知来，应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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