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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著述与生计
清代蒋士铨《临川梦》的第二出叫“隐奸”，戏中陈继儒的上场诗是：
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
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
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
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
除了这首上场诗以外，在这出戏里，陈继儒还自称，“并非薄卿相而厚渔樵”，而是想要“借渔樵而哄卿相”。下面还有一句：“费些银钱饭食，将江浙许多穷老名士养在家中，寻章摘句，分门别类，凑成各样新书，刻板出来。吓得那一班鼠目寸光的时文朋友，拜倒辕门，盲称瞎赞，把我的名头传播四方。而此中黄金、白镪不取自来。你道这样高人隐士，做得过做不过？”蒋士铨对陈眉公的讥讽，除了“装点山林”，还有“獭祭诗书”，即请了一些江浙地方的穷老名士来家里抄书摘编，印出来哄骗读者，获取金钱，像这样当隐士，当然很舒服了。
对于这个指控，尤其是前面的“装点山林”，以及“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几乎所有讨论陈继儒的论著都会引用，只是解释不一样而已。举两个例子，一是吴承学的《晚明小品研究》，说这几句揭露可谓入木三分；另外一个是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里面说，如此讥讽，未必尽得其实，因陈继儒也有积极用世之意。在谈陈继儒的那一节里，郭先生专门摘了许多陈继儒的用世之言，证明他是如何关怀民间疾苦。可是从晚明到现在，一般读者心目中的陈继儒，并不以积极用世为特色。中国文人一般都会有很多侧面，读他的文集，必须抓住关键，才不至于误解。记得咱们学校的一位老先生说过，读书要见其“大”；不然的话，中国文史资料那么丰富，什么东西找不到，就是人造卫星，我也能给你找出来。（笑）资料丰富，加上诗无达诂，真的是必须把持得住，防止过度诠释。郭预衡先生的《中国散文史》，是到目前为止部头最大、资料最丰富、最值得参考的一部散文研究专著。但有一点，他的基本思路，就是发掘中国文人忧国忧民的传统。所以，对每个散文家，他都力图从忧国忧民的角度去解读。在我看来，从忧国忧民的角度去解读陈继儒，即便读进去了，肯定也是有问题的。不过，像吴承学那样，完全认同蒋士铨的讥讽，我也持怀疑态度。
这种对于陈眉公“装点山林，附庸风雅”的讥讽，清初的钱谦益有言在先。所以，就让我们从钱谦益说起。在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有一个《陈征士继儒传》，我略为介绍一下：
在叙述眉公“取儒衣冠焚弃之”、“结隐于小昆山”时，添上一句“妙得老子阴符之学”。请注意，钱谦益特别指出陈继儒对老子处世哲学的领略，这是第一点。第二，讲到陈眉公跟董其昌的关系。董其昌是晚明著名的书画家，对中国书法及文人画传统起过决定性的作用。陈、董二人都以书画名家，并且互相推崇。这里说，陈继儒的书画“妙绝天下”，从城镇到乡村，到处都充斥着陈继儒的作品，酒楼茶馆里甚至挂他的画像。第三是说他“名达京师”，很多大官相当推崇他，在皇上面前不断提及，因此皇上好几次征用他，他都以身体不好为由辞谢了。最后活到八十多岁。（笑）第四，“短章小词，皆有风致”，特别适合于“装点山林，附庸风雅”。他的小东西写得很有风致，很有情趣。当钱谦益说陈的著作可以“装点山林，附庸风雅”的时候，并不完全是一种嘲讽，而是对他的作品的一种定位。有人说他特别了不起，那是没道理；反过来，说他这里搞错了，那里太零碎，也不是通人之论。他的作品自有其价值。第五，是说他跟同时代的文人不太一样，他是“享高名，食清福”。最后，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招集好多穷老名士编书之事。“延招吴越间穷儒老宿隐约饥寒者，使之寻章摘句，族分部居，刺取其琐言僻事，荟蕞成书，流传远迩”。就是说，他把那些有文化的，但是又“不达”的读书人请到家里来，然后给他们分派写作任务，让他们编书。把各种书里面的“清言”收集起来，条分缕析，汇集成册。这种书，出版后居然很受欢迎，很多人“争购为枕中之秘”，因此，眉公之名倾动四海。这里有一点必须先做辩解，不是因为编了这些书，使得眉公天下闻名；而是反过来，因为他有大名，书商想借他的名卖书，所以才会允许他请那么多的穷老书生来做事。
这个事情，在蒋士铨的《临川梦》里，是被作为笑料的；可《南吴旧话录》里有另外的记载。说他得了高名后，看到老朋友很不发达，便请他们到家里来住，然后找出四方征文润笔的请托，对他们说，对不起，我实在太忙了，请你们替我“一偿文债”吧。这样，就把稿酬分给他们，那些人当然很高兴。他的孩子问，你为什么不明说送他们钱？陈继儒说，我的文章别出机杼，别人是模仿不了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希望他们拿钱的时候受之有名，不会伤害自尊心。你看，这个说他如何仗义，那个说他如何寡廉鲜耻，霸占别人的知识产权。（笑）其实，没必要把陈继儒的这种做法说得太卑鄙，更没必要说得很高尚。在我看来，这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或者说，这是一种互利，用今天时髦的说法，是“双赢”。（笑）
为什么这么说？谈论陈继儒，必须把商业因素考虑在内。因为，这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清高的文人，也不是拿皇家俸禄的官吏，而是一个有一技之长，自食其力，靠市场生活的山人。他要赚钱，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有点商人习气，也不难理解。虽然我们说，上海开埠才一百多年的历史，可江南一带，历来比别的地方更擅长商业经营。陈继儒很清楚他在干什么，既要得名，也要得利，名利之间必须形成良性循环。像《南吴旧话录》那样，说陈继儒这人特仗义，赚了钱有了名后，能拉哥们一把，（笑）这我不太相信。他的这种做法，说不上多么高尚，但也说不上特剥削，只能说是市场规则促使他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当然，编什么，怎么选，还是能体现陈继儒的眼光的。现在挂名陈继儒的著作很多，好多并不是陈继儒亲自做的。但是，你必须承认，这些书大致的风格还是一致的。
好，回过头来看，这其实是一个简单的事情。那就是把神圣的文学，降低为一种谋生的手段。把中国人渊远流长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变为一种获取生活资料的劳动。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对他的得和失，看得比较透。这可不是我故意在嘲笑他。在《岩栖幽事》里，有一段话，大意是：古代的隐者大都亲自去耕种，可我身体不好，筋骨薄；古代的隐者会自己去钓鱼、去打猎，可是我不愿意杀生；古代的隐者，他们家有良田百亩，可是我出身贫瘠；古代的隐者能克制自己，尽量节省，可我不耐饥寒。（笑）有这四个不能，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著书以谋生。
诸位听了这句话，很可能觉得不新鲜，因为诸位肯定记得龚自珍的“著书都为稻粱谋”。可陈继儒的“著书都为稻粱谋”是真的，不像龚自珍那样寓有悲愤之意，也不跟“避席畏闻文字狱”联系在一起。而且，在我看来，陈继儒安于此道，把这种生活方式安排得非常妥帖。
在我这本《中国散文选》的序言部分，我提到一点，《四库全书总目》以及清代文人再三嘲笑陈继儒“形同商贾”，这其实不太准确。在传统中国，士农工商，商是排在最后的。可是请大家注意，明中叶以后，商人阶层迅速崛起。余英时先生有本书，叫《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专门讨论明清商人社会地位的上升及其与传统宗教伦理的关系，基本理路是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来的，但有很多发现，这书值得一读。至于像陈继儒这样，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官僚，甚至连传统意义上的候补官僚也不是，诸位想想，他靠什么生活？不耕不宦的陈继儒，何以能够自食其力？也就是说，所谓“形同商贾”，其实正是山人们摆脱正统意识形态的基本动力。
追问不耕不宦、甚至也不直接经商的陈继儒，到底何以为生？谈论这个问题，必须将晚明江南经济生活相当活跃这一点考虑在内，这是第一；第二，晚明江南“附庸风雅”的时尚，造就了一大批陈继儒文化产品的潜在消费者；第三，晚明出版业的发达，保证了生产—消费过程的畅通无碍。我们都知道，陈继儒的主要谋生手段是编书，这种寻章摘句，如果产销对路，真是一本万利。在这里，市场是最重要的，个人才华倒在其次。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文科大学生业余打工，主要任务是编书，据说是一把剪刀走遍天下。（笑）报道里说，某大学的学生因此而成为百万富翁，我有点怀疑；但不少大学生“为稻粱谋”而编书，却是确凿无疑的。假如是这样的话，回过头来，你就很容易理解陈继儒带着一帮穷老书生的“工作”。只是那时候不用剪刀，而是用毛笔，摘摘抄抄，然后交给出版商。选择什么资料，以及如何编排更好推销，这里当然有个人的眼光在，但最主要的还是对于市场的把握。把这个东西考虑在内，你就会明白，近年很时尚的说法，即“晚明文人的独立人格”，其实必须打点折扣。山人的独立人格，很大程度依赖于出版业。当然，要是从独立于朝廷，不必以进入官场为唯一出路，或者说从“学成文武艺”而不必想方设法“卖与帝王家”这个角度，这么说也还可以。总的来说，我觉得，与其刻意拔高这些文人的“光辉形象”，不如承认这是晚明江南出版业兴盛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三、热肠与幽韵
先从《茶董小序》说起。《茶董》是陈继儒的朋友夏树芳，也就是文章里面提到的“茂卿”所作的一本书。“董”即董狐，春秋时候晋国的史官，被作为“良史”的代表。《茶董》当然就是为茶作史的意思。我们先读读陈继儒为《茶董》所作的小序，从前面往后顺下来。
注意下面一句：“自谓独饮得茶神，两三人得茶趣，七八人乃施茶耳。”就是说，一个人饮的时候，能得到茶的神韵，两三人饮的时候，能得到茶的趣味，到了七八人，那就好像在施舍茶汤，一点意思也没有了。（笑）“自谓”，应该就是自己独自悟到的吧？可这话，古人早已说过了。宋人黄庭坚说：“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六七人是名施茶。”也就是说，陈继儒的“自谓”，是要打折扣的。其实，读他的书，你会发现，这是个很普遍的现象。在陈继儒的许多优雅的言辞里，你不时会发现古人的身影。他的特点，是善于转化，用得恰如其分，让你感觉不到哪些是抄来的。就像今天不少善用“锦言大观”的文人一样，很能得一般大众的欣赏。读书多的人，像钱谦益，就可能嘲笑陈继儒只会寻章摘句。至于像我们这样读书不多的，一看，哇！太棒了！（笑）“独饮得茶神，两三人得茶趣，七八人乃施茶耳”。哎！不错，有道理，够新鲜的。而这其实跟他的编书生涯大有关系。不否认陈继儒读书多，有悟性，但长期的编书，养成了他写文章时的一大毛病：类似“格言集锦”。
接下来，“新泉活火，老坡窥见此中三昧”。“老坡”，是指苏东坡，这里讲的是他的《试院煎茶》：“君不见，昔日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就是说，煎茶的时候，最好是活火，而且用新泉。下面的“屑饼作团”，涉及茶史上的一个问题，我稍微解释两句。一般认为，秦统一中国以前，以巴蜀为中心，已经有饮茶的传统。秦汉以降，这个习俗向四面八方扩散。从魏晋直到唐宋，主要的制作方法是将茶叶磨成末，用各种调料做成饼。这一过程，费时费工，而且经过水泡、水煎，茶的香味有些丧失了。到了明代，一是为了保持茶叶的味道，一是为了节省时间，再加上明太祖朱元璋下令，以后进贡不要用团茶，社会上方才基本改用散茶。因此，明以前和明以后饮茶方式很不一样，此前以团茶为主，此后跟今天一样，大都用散茶。
下面又说：“黄鲁直去芎用盐，去橘用姜，转于点茶全无交涉。”黄庭坚跟苏东坡一样，是讲求雅趣而且能文能诗能书的大文人。他煮茶时用盐代替川芎，用姜代替橘皮。唐宋的煮茶，跟我们今天很不一样。那是因为，明代以前，饮茶时要加调料。苏东坡的诗里就说到过煮茶用姜好，不要用盐。而唐代的陆羽则认为，煮茶最好加一点盐。不管是加姜还是用盐，那时的习俗，煮茶是要加调料的，加姜、加盐、加橘子皮等。明代以后，才强调不要加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追求“标格天然，色香映发”。这样的做法，可以保留茶叶天然的香味。可惜这种饮茶方法，陆羽、苏轼、黄庭坚都无缘见识，要不，真不知道会留下何等诗文。
下面说，江阴夏茂卿喜欢谈酒，我则劝他，酒喝多了会出事，还不如“隐囊纱帽，翛然林涧之间，摘露芽，煮云腴，一洗百年尘土土胃”。前面说了，山人喜欢谈山林，而且出语新奇，像“一洗百年尘胃”这样的句子，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下面我们读袁中郎等人的文章，也经常会碰到这样造语奇特的警句。这是晚明文人的共同特点。
文章接下来说，历代对酒的禁令有松有严，但从来没有一个朝代禁过茶。反而是我大明王朝，竟然严把关口，禁止茶流出中国。这么好的东西，给胡虏学去，太可惜了。所以，“茶有不辱之节”。这样给茶戴高帽，算不上巧妙。倒是最后几句值得品味：“热肠如沸，茶不胜酒；幽韵如云，酒不胜茶。酒类侠，茶类隐。酒固道广，茶亦德素。”我想在“热肠与幽韵”，或者“侠与隐”这个题目上，做点文章。
记不得是上学期还是再上个学期，我发过一个狂言，说希望有一天，能借“茶与酒”来谈论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因茶与酒跟中国文人性格的形成大有关系。甚至可以说，闭着眼睛，我也能猜出谁喜欢喝茶谁喜欢喝酒。（笑）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李白，大家肯定记得“李白斗酒诗百篇”，那是喜欢喝酒的了，这没错。可是苏东坡呢？我真不知道他是喜欢酒呢，还是喜欢茶。我读过他的《和陶饮酒二十首引》，里面说：“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这话看得我很高兴。（笑）因为我自己不会喝酒，我的导师说过我，学文学不会喝酒，太可惜了。（笑）害得我险些转业。（大笑）苏东坡的诗里，经常说他醉酒，还说酒后挥毫如何佳妙。清醒的时候不会写草书，但是酒后会写，还写得特棒。等酒醒一看，哎哟！我怎么能写出这么好的草书。（笑）这么说，东坡居士该是喜欢喝酒的吧？可后来读《书东皋子传后》，里面说，天下像我这样不能饮酒的，大概很少；不过我“喜人饮酒”，即喜欢看别人喝酒。朋友来了，一定请他喝酒，看他喝得醉醺醺的样子，我感觉特别好。（笑）这也是我的一块心病，特别希望能找到不喝酒或不大会喝酒的中国文人，以证明我有资格学文学。找到这两条材料，我稍有信心。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向复旦大学做《唐诗补》的陈尚君教授请教，苏东坡酒量如何？大概陈尚君酒量也不大，所以很高兴地告诉我说，他认真统计过了，苏东坡确实不大喝酒，酒量很小很小。（大笑）但是他喝茶，这一点，有很多诗文可做佐证。
我之所以说这些闲话，那是因为，我觉得酒和茶不止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饮料，它对人的身体，对人的气质，对人的情感，对想象力的驰骋，都会有所影响。所谓“热肠”与“幽韵”，很可能跟酒和茶的特性有关系。想象中，李贽应该是喝酒的，而陈继儒则喝茶。假如是这样，我们对中国文学史上很多文人的生活习惯，会有新的了解。但是，这个话不能说得太绝。比如说，鲁迅喝酒，周作人喝茶。（笑）周作人喜欢喝茶，没错，他他的《苦茶随笔》出版后，很多人给他寄苦茶。他只好写文章更正。（笑）不过，苦茶那种味道，跟他的为人与为文，还是很适合的。在某种意义上，酒和茶可以成为一种意象，一种传统，或者说一种文化象征。
如果说酒和茶是两种不同的文化，那么，必须考虑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不同的时代对酒和茶会有不同的想象。比如说，晚明文人对茶的欣赏，便成为一种潮流。除了夏树芳写《茶董》，董其昌、陈继儒为他作序、题词，还有田艺蘅写《煮泉小品》，陆树声写《茶寮记》，徐渭写《煎茶七类》，屠隆写《考余事·茶》、陈继儒写《茶话》、《茶董补》等。像田艺蘅、陆树声、徐渭、屠隆、陈继儒等，都是晚明有名的小品文家。刚才提到唐宋人饮茶，陆羽说要加盐，苏东坡说要加姜，而田艺蘅《煮泉小品》里再三说，加盐加姜，都是水厄。加了这些东西，茶的本来味道就出不来了。至于时人之“以梅花、菊花、茉莉花荐茶者”，田艺蘅认为，这种做法风韵可赏，可同样损了茶的真味道。如何保持茶的真味道，在晚明文人看来，不只是饮食习惯问题，更体现为一种审美习惯乃至生命境界。
别的人如何说茶的好话，我都可以理解。唯一出乎我意料的，是徐渭也来谈饮茶的佳妙。像徐渭这样以狂放不羁著称的文人，应该喜欢酒才对。就气质而言，徐渭更接近李贽，我相信读艺术史、读文学史的人，都会有这种印象。但徐渭也写过很精妙的关于茶的文章，比如《煎茶七类》和《秘集致品》。在后者中，他说：
茶宜精舍，宜云林，宜瓷瓶，宜竹灶，宜幽人雅士，宜衲子仙朋，宜永昼清谈，宜寒宵兀坐，宜松月下，宜花鸟间，宜清流白石，宜绿藓苍苔，宜素手汲泉，宜红妆扫雪，宜船头吹火，宜竹里飘烟。
借助于这么多“宜”，我想，他所要表达的，是茶代表一种清幽的境界，一种文人的雅趣。在这些松月下，清泉间，以及幽人雅士等之后，我想狗尾续貂，加上一句：“茶宜山人，宜清言，宜小品。”
最后，我想给陈继儒作一个小小的总结。
其实，陈继儒在哲学上不如李贽，文学上不如袁宏道，才气不如徐渭，绘画不如董其昌。（笑）他不是这些方面的最佳选手，要选什么“梦之队”，很可能轮不到他。但有一点，他把晚明文人的众多特点凝聚起来，把晚明文人对于精致生活的追求人格化，因而成为晚明山人的最佳标本。大家一提到晚明山人，或者晚明的江南文人，谁最合适作代表？很可能是陈继儒。不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特漂亮，也不是他的绘画特了不起，而是他的生活姿态代表了晚明文人心目中理想的生活境界。
陈继儒写了很多书，名气很大。但在我看来，没有特了不起的好文章。为什么这么说？从魏晋清言走向唐宋文章，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而在晚明，将文章散为清言，对文人聊天很有意义，但对于文学事业来说，却不是好事情。魏晋文人的清谈，直接促成了思想的活跃、文章的通脱、语言的考究，以及对空灵境界的追求等。但陈继儒的文章，却大都是一段段“锦言”集合而成。诸位读到的《中国散文选》里的这三篇，还是我挑出来的比较完整的“文章”。像《花史跋》那样的东西，能看出一个人的生活趣味，可作为文章，却不够精致。在我看来，陈继儒的众多书里，有清言，没文章。或者说，有警句，有隽语，但没有精心结撰的好文章。回到清人对他的批评——“好逞小慧”，这是有道理的。有才智，有悟性，但过于欣赏自家的小聪明，并且迫不及待地将它表露无遗。这在晚明小品文家中，是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但最突出的，还是陈继儒。你会发现，在陈继儒的书里，一句一句摘，可以摘出很多很精彩的句子。可是要找到一篇近乎完美的好文章，可就很费斟酌了。就文章而言，陈继儒是典型的“有名句，无名篇”。
另外还有一点，这种“好逞小慧”，一开始读的时候很新奇，但读多了可就腻了。为什么不适可而止，非要等到人家读腻不可？这就牵涉到前面所说的，这是一种新兴的文化产业。作为生活态度的“悠闲”，一旦成为一种标榜，一种劳作，很容易变味，即变成一种谋生手段。清风明月，以及对于清风明月的鉴赏，自家领受就是了,本来用不着到处跟人家说的。如果整天对人家说，我生活在清风明月中，多么惬意，多么悠闲啊，那这种“悠闲”本身便很值得怀疑。也就是说，我嫌他过于注重对于悠闲的表达，乃至有贩卖自家悠闲的嫌疑。
陈继儒性情好，待人很温和，经常有人去他的山庄里参观，跟他聊天，他都热情接待。你想想，这差不多都变成旅游观光项目了。（大笑）我总觉得，这种悠闲背后，还是有一点不太自在的东西。比如说，对悠闲姿态的讲究，对自家高洁形象的苦心经营，同样是一种不自在。名份可以摆脱，官职可以不要，经国大业可以卸下，可就是放不下悠闲的姿态。有时候我想，陈继儒在刻意营造悠闲的山人形象的，会不会失去真正的自由？
第三点，作为晚明流行文化的制造者，陈继儒的生活姿态和作品集是互相对照的。陈继儒的书好销，与陈继儒的轶事广泛流传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他的生活也是作品。也正因如此，就像我在前面提到的，《岩栖幽事》等“畅销书”在流行的同时，会失去它本来新奇的意义。一篇文章里，有一两个警句，特提神；要是满篇都是警句，这文章肯定好不了。陈继儒的文章，就有这毛病，把好多不同场合、不同地点所需要的佳句叠加在一起，反而冲淡了原来的新奇味道。初读陈继儒的书，你可能特别兴奋，就像林语堂说他读袁中郎文章时的感觉，“喜从中来乱狂呼”。可是读多了，你就会发现，那个“新奇套子”有时候挺讨厌的。
最后一点，我们必须承认，陈继儒的为人与为文，有利于解构传统中国文人的假面具。也就是说，一千多年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到了这儿，基本上变成一种纯粹的生活资料的谋求。这个过程很值得关注。这个过程后来中断了。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等出于对明亡的痛心疾首，对晚明江南文人有很刻毒的批评。加上清廷的查禁“好逞小慧”的山人及小品，中间一隔就是两百多年。到了晚清以后，又是这一块地方，又是这一批文人起来了。我说的“这一批”，是指这一种类型的文人，在上海以及江浙等地重新崛起。也就是说，晚明江南文化中那种“消解正统”的能力，在晚清又出现了。
在我看来，对于建功立业、对于封侯拜相的淡忘，是晚明文人生命形态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点。当然，在消解正统的过程中，能否建立起什么，另当别论。所以，我想借这两个人——一个是用自己认为正确的理念来对抗当时的意识形态，即正面对抗的李贽；另一个则抽身而退，另外营造自己的小世界，那就是陈继儒——代表晚明两种不同的文人类型。
（续完）
2001年4月讲述，5月5日整理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