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构建与践行
——以中法非人文交流为中心
王 战 刘天乔 田 婧
摘要： 自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以来，构建与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新时代中国为世界做贡献的目标，其有效方式是政治互信、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中国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在人文交流领域开展了长期的友好合作，从而为政治互信和经贸往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法非三方合作的实践证明，人文交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加速器，它为构建和谐的生态社会、和平的国际事业、变革的全球治理体系、公平正义的国际新秩序起到了倍增作用。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与践行；中法非；人文交流
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给世界带来新的世界观、思想观、价值观以及行动方案。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在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运”，是习近平主席的全球治理思想的延伸和传承，是用中国智慧启示世界，用中国方案推进全球一体化发展，用中国贡献为世界繁荣添砖加瓦。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方略，成为中国为世界做贡献的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向国际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化解矛盾纠纷，共筑多元合作和推动全球共同治理。
一、中西方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
1．西方的共同体理论
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中，产生了各种现象，出现了各种理论研究和学说，其中很多西方学者关注社会和共同体之间的差异，以分析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滕尼斯和马克斯·韦伯就是主要代表人物。
以滕尼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认为共同体是指若干个国家或民族在共同条件下、为实现同一个目标结成的集体。滕尼斯将共同体分为三种：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血缘共同体具有共同的认知和行为统一性的特征。在演变中，血缘共同体逐渐分化，构成地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的特点是人们在一起居住和生活，也就是意味着为维系共同生存，需要一定的共识。精神共同体是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共同体基础上的，但是它超越了血缘和地缘两个维度。它是形而上的，具有相向而行、相互作用和相互支配的特征。
过了大约二十分钟，两人返回案发现场。陆叔叔一脸狐疑，难以置信地摇着头，不停地说“奇怪”，霍铁则眉头紧锁，一言不发。
基于此,设计了一种无线网络化的机车车辆检测系统,利用嵌入式技术与无线通信技术结合,构建无线传感器网络采集车辆运行过程中多种振动信号的变化[2],通过以太网传输到人机交互界面,实现车辆运行状态的实时监测以及数据的存储,布线数量少,传输效率高。
滕尼斯认为，个体为实现利益驱动的目标而构建社会，而共同体则不同，它建立在情感而不是目的的基础上。任何一种社会关系或者社会组织，一旦具有持续的情感和强烈的归属感等特征，就可以称为共同体。以血缘或亲缘为凝聚力的家庭成员就是具有典型特征的共同体。尽管家族式企业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但是因为成员之间所具有的血缘或亲缘的连带关系，也往往表现出共同体的特点，这是因为除了经济利益的驱动以外，情感的联系在企业运行中占据着一定的地位。但总的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体为实现其目标，会有意识地构建多层级和多方面的社会关系，但是这种关系的本质是利益交换，这也是由资本主义社会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即便在家族企业中存在某种共同体的理念，但是受资本主义社会利益驱动的约束，情感的连带关系往往被弱化或边缘化。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时期，以情感为纽带的共同体将个体从原来的团结关系中解放出来，让个体变成追逐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者。诸如此类的众多行为者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滕尼斯甚至提出，以情感为纽带的共同体消亡有效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国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到今天，用了40年的时间完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从贫穷落后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从自给自足封闭社会走向开放和包容的现代化社会。中国社会的成功转型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经济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西方的共同体理论不乏相同之处，韦伯在《社会与经济》中所提出的共同体也具有情感行为、传统行为、价值理性行为和目的理性行为的理论，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通过情感的纽带将不同民族和不同人种团结在一起，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家庭成员都遵守全球化背景下的各种游戏规则，反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主张多边主义、经济全球一体化和国际主义。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价值理性行为的结果，世界各国需要遵守全球的价值观，要维护公正的国际权力，尤其要支持利益共享、可持续发展观的全球治理规则。第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目的理性行为的结果，世界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希望通过和平相处而达到共同发展和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标。
而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应该被称为一种理性过程。他从人类的行为和控制两个维度进行分析，提炼出四种行为模式：情感行为、传统行为、价值理性行为和目的理性行为。情感行为主要表现为个体在某些情况下不加思考地做出反应，如见义勇为等；传统行为是指个人在群体构筑的社会中一言一行都必须遵守各种规定和习俗，如西方人周末在教堂做礼拜就是传统行为；价值理性行为是以原则为导向，以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原则判断为标准，如我们常常听到的沉船时船长坚持不跳船逃生的故事，就是基于原则和价值观的理性行为；目的理性行为指群体中的个体选择一个目标，围绕目标使用各种手段达到目的的行为，比如学生为了将来从事某种向往的职业，确定读书的专业并努力学习等。
以中国和法国的高等教育合作为例，从1964年1月27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双方在教育领域合作热情持续增长。近几年来，教育交流与合作成为促进中法人文交流的引擎，发挥出基础性、先导性的作用。在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的框架内，教育部门根据各自的需求和兼顾共同利益情况下，通过双方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方面的联合培养、合作办学、学生交流、语言教学、教育督导等多种方式进行全方位的合作。在巴黎国际大学城建设“中国之家”，在中国引入法国职业教育和工程师精英培养双轨制模式等。中国留法学生2017年突破4万大关，其中有不少学生享受中国政府或法国政府提供的高水平人才奖学金。随着中法高校间合作交流规模的扩大，汉语教学在法国掀起热潮，孔子学院成为中国文化传播的使者。中法交流互动和科研合作达到空前频繁，尤其是培养了一大批了解和热爱对方国家的青年人，他们能用客观、理性的眼光看待对方国家的发展。毋庸置疑，这些精通两国语言、文化、生活方式、世界观的青年人才将会成为推动中法交流的重要使者，为促进中法关系增添全新活力。
通过有限元计算分析得到主梁恒载弯矩随钢箱梁长度变化情况如图2所示。由图2可知，钢箱梁长度的变化对主梁与主V结构交界截面1、2和主跨跨中截面3的弯矩产生较大影响。
2．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
2013年，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理念的本质是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的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的同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滕尼斯所定义的“共同体”有某些相同之处，但却超越了其观念局限，具有全球价值观的视野和更加丰富的内涵，因而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世界各国生活在一个地球上，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只有相互合作才能和平相处。法国人常说“治理好有着365种奶酪的国家是难上加难的事”。确实，世界上232个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价值理念、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文化模式和民族利益，各个国家和地区必须秉持公正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才能维护世界和平。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让异质化的世界弥合分歧和消除对立，让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制度下维护和平相处，保持有序竞争。
事业单位的本质为，国有资产出资创立、主要运营方向带有浓郁的社会公益色彩，并受到党的直接领导与管控，事业单位主要为学校等教育事业单位、医院等卫生事业单位组成。而因事业单位的特殊性决定，党对其掌控力度的强弱至关重要，而政工工作作为党控制事业单位的主要工作内容与表现形式，极大增强了事业单位中党的实际控制能力。
习主席在中国对非洲合作上提出“真实亲诚”的理念，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生动阐释，也是一种具有国际主义的义利观，这与滕尼斯的行为理论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明显超越。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传统主导行为，因为该行为不只是建立在个体或群体的情感基础上，而且具有更宏伟的视野和更宽广的胸怀，是超越国界和民族感情的。“亲”意味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用亲兄弟和亲姐妹的真情作为联络的纽带，通过亲人般的友情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理性主导行为，不仅通过亲情和友情联接世界，而且以全球治理下的游戏规则和法律制度为保证。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民族和国家，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主体，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制的全球治理规则体系。而国际规则具有时代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而丰富完善。国际规则的话语权不应该只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而是也需要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正因为如此，随着全球一体化的纵深发展和中国的崛起，G20机制、金砖国家机制等系列新的全球治理规则纷纷建立，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话、共同促进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全新治理模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规则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制定”，不应该也不容许采取实用主义或双重标准。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领袖主导行为也是最核心的要素，是领袖超群能力和独特魅力的体现。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和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领袖，习近平主席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和支持，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也是全球的领航者，自然而然地获得了行为的主导权。习主席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世界上的人类“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引起全世界的共鸣和积极的回应。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习主席提出的全球一体化发展的创新路径，因为建立在“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基础上，孕育了“并育而不相害”新文化，传达了和平共赢理念的中国方略。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构建与践行的有效方式
在人文交流领域的实践，中法非三方合作也在加速发展。2014年，武汉大学举办了首届“中法非三方合作论坛”，探讨了合作的领域和发展空间。2016年，国家发改委、贸促会和法中委员会共同举办的中法非三方合作研讨会，探讨了“三方合作市场现状与展望”、“三方合作模式及互补性探索”、“三方合作配套措施与机遇”等一系列重要议题。2017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了“中国、法国与非洲的关系：卫生、安全与投资国际学术研讨会”。同年武汉大学首创第一届“中法非三方高等教育论坛”暨“中法非博士生论坛”，近百位来自世界各地40多所大学的校长、学者和博士生，针对教育领域的人才培养和科研合作的机制、路径以及文化融合等问题开展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2018年，武汉大学和摩洛哥哈桑一世大学在卡萨布兰卡举办了第二届“中法非三方高等教育论坛”，来自中国、法国、比利时和马里、几内亚、科特迪瓦、喀麦隆等非洲法语国家的高校、企业、政府、机构代表近120人参加了论坛，对如何促进中法非在人文交流领域的进一步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建设意义的对策。
在单边主义泛滥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今天，国际合作的模式正面临巨大的冲击和严重的威胁，三方合作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也就是滕尼斯所说的法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建立全球化背景下的、现行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国际公约。中国、法国和非洲国家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参与者、支持者和维护者。中国、法国和非洲法语国家对目前国际上极少数国家鼓吹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并用同一种声音呼吁全球主义和多边主义，坚决要求维护国际规则所主张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习近平主席2015年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发表的《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作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是一面镜子，给我们思考和探索未来全球治理模式、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宝贵启示。”针对特朗普2018年联大会议发表的“我们拒绝接受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美国由美国人统治”的演讲，法国总统马克龙明确表示，法国将不再接受与不“尊重”全球变暖协议的国家签署“商业协议”；而非盟与欧盟也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坚定支持和完全执行《巴黎协定》。
世界各国有着不同的制度，政治互信是国与国交往的基石。在历史发展和社会演变中，中国与其它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存在着差异，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不尽相同。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调和，因为中国奉行“和而不同”的哲学观，在中华文明的创新发展中，秉持着理解、包容的态度与他国交往，已成为我们融入地球村的主要原因之一。信任是政治交往中消除疑虑、跨越分歧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但需要时间和努力，还需要超越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必须以相互信任的政治生态为基础，超越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的局限，保持“和而不同”的态度。
经贸合作同政治互信一样，也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素之一。经贸合作指国际经济组织和超越国家界限的自然人与法人为了共同的利益，在生产和贸易中以生产要素的移动与配置为主而进行的经济协作活动。各国制定的经济协调政策是经贸合作的重要工具。经贸合作具有互利共赢的性质。改革开放以来，外国资金的投入，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同时也获得丰厚的回报。今天，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开始向其它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全球大部分国家的积极回应。我国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因地制宜、因国施策地开展合作，目前已经在沿线国家实施了一批项目，起到较好的示范效应，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以及社会信息化发展助力。同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也有利于我国形成陆海统筹、东西互济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人文交流同样是实现这一宏大目标的核心要素之一。近年来，将“人文交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对象所开展的课题研究数量较多，研究的跨度较广，呈现出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视野。如邢丽菊在对人文交流主要作用进行分析后，提出人文交流是推进民心相通的重要途径，是促进政治互信的重要基础和深化经贸合作的重要保障①。庄礼伟也对中外“人文交流”政策理念与实践中的基本特点和认知误区进行梳理，进而对人文交流的目的和作用做了探讨②。将人文交流作为要素分析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关系，也引起了某些学者的关注，如王晓玲分析了当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人文交流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命运共同体”理念，认为在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仅靠经济利益的吸引远远不够，人文交流也担负着非常重要的使命③。王琳、游启明则从5个方面分析了“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表明了“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不能仅见于官方的交流，更要深入民间的沟通，即加强国家间的人文交流④。对于人文交流要素所产生的作用，大部分学者的主要落脚点在机制建设方面。孙存良、李宁提出：充分调动中国所具备的软实力资源，通过机制化的形式构建有效的人文交流机制成为新形势下对外发展的必然选择，通过机制化的手段提升人文交流的能力和水平；人文交流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用的研究，主要在于如何在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特色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和给出中国方案等核心问题⑤。曾祥明阐述了对外人文交流在新时代的新理念，表明对外人文交流是提高我国国际话语权的有效途径，事关我国的国际话语权，而话语权决定主动权和国家影响力。面向未来，人类日益成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交流、人文合作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日益清晰深刻⑥。
2017年12月15日凌晨，东南大学杨文章同学突发癫痫送入ICU抢救。12月20日22:11，东南大学在线捐赠平台发出“为至今昏迷的东大学子寻求生机”的捐赠倡议，得到了在校师生、校友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积极响应。仅仅12小时，截止21日10:11捐款已达802634.62元。22日，学校通过微信平台公开杨文章同学的病情和捐助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等信息，并作特别说明感谢社会各界的帮助，捐款已经超过预期，不用再继续捐款……
但迄今为止，尚未见探讨人文交流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作用的专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涉及双边、周边、区域和多边等四个不同板块层次⑦。随着区域层面的命运共同体建设稳步推进，面向全球层面和多边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轮廓雏形日益显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一个多边维度的命运共同体，因此，从人文交流的角度探讨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建构与践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中法非人文交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构建与践行
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人文交流的理念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实际上，政治互信、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成为三大合作机制，成为实现“一带一路”战略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要素。
人文交流的定义和内涵解释呈现多元化趋势。无论是政治学，还是经济学，尤其是国际关系研究和外交学领域，都从各自的专业维度给予了解读。一般认为，人文交流是不同的主体在文化方面开展交往和沟通，通过互动达到思想的交流或物质的交换。在实践中，人文交流是多维度和多层次的。图书的外译和推介，跨国文艺演出，学习、旅游和考察等都属于人文交流的范畴。人文交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途径，因为其实质在于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思想的碰撞和文化的沟通，促进文明的对话，达到互学互鉴的目的。其核心要素要以人为本，其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媒体、专家学者和广大百姓等。人文交流具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狭义的人文交流指在文化和文明交流中的不同个体或群体，乃至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互动。其互动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面对面和心对心的交流，或达到物质的交换，或价值观被理解和尊重。而广义的人文交流指个体或群体的频繁和友好的互动，形成精神外化效应，达到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并且在需要的时候能够相互支持。人文交流旨在了解世界文明和传播中国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崛起有助于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达到文明互鉴和文化互融。通过互动和沟通，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其它民族优秀的文化，发展中华民族文化和提高自己的软实力，同时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在实践中，人文交流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加速器，为构建和谐的生态社会、和平的国际事业、变革的全球治理体系、公平正义的国际新秩序起到倍增效用。人文交流是人与人在超越不同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的条件下开展的面对面沟通，既可以完成物质的公平交换，又能够实现相互理解、尊重和包容的目标。与经济层面的交换不同，人文交流并不强调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是注重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需求的统一性和均衡性。人文交流规避了因市场机制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竞争或博弈，或者因为政治理念或意识形态不同所造成对立或对峙。它的互动模式所产生的效果是积极的，影响是正面的。个体或群体的互动形成了良性的外化效应，一旦上升到精神层面，则产生包容和理解的行为，在双方需要的时候给与对方支持和援助，实现双赢效应。 因此，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本质旨在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在人文交流领域开展了长期的友好合作，为政治互信和经贸往来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近年来，中法非人文交流合作在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妇女、旅游、卫生和青年等多个领域落地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尤其是在教育领域，教师和学生频繁交流，高水平人才的联合培养和合作科研课题的协同创新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教育合作具有传统主导行为的特点，无论是大专院校，还是中小学的交流，都是建立在友好的情感基础上的。它既是一种相互合作和相互依存的关系，也是一种相互支持和共同受益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非一日之寒或一时冲动，而是双方经过长期的情感交流和交融形成的。
滕尼斯在韦伯的四种行为模式基础上，又提出了三种主导行为模式：传统主导行为、理性主导行为和领袖主导行为。传统主导强调个体与个体或与群体之间是相互关联和依存的，各种行为都会依据个体或群体间的情感做出，故传统主导行为取决于情感好坏，具有一时冲动的特点。理性主导实际上就是按照法理规则采取行动，其具体表现形式是：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其行为必须遵守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则和制度，因为制度能够保证个体获得相应的权力，同时个体必须在制度的监控下行使权力。领袖主导行为是指群体中的某一个人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能力，并在实践中获得群体所有成员的一致认可从而成为群体的领袖，他因此自然而然获得行为的主导权。滕尼斯认为，在共同体中，人类的行为都会具有传统的、情感和理性特征；行为要么由传统习俗来主导，要么由具有人格魅力的领袖来主导。在社会中，人类的行为一般具有目的理性的特点，其行为毫无疑问是理性的。理性是构建共同体的重要因素之一，理性主导的行为无法引领世界。只有有着超凡能力的领袖行为才会与传统决裂。
同时，我们可以发现，青海卫拉特蒙古传统畜牧业生计方式已经从简单的、自给自足的原始性维持生计型，发展成为更高层次的商品型生产，畜牧业生产已经不是简单的自我给养，而是转化为主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的商品生产了，牲畜生产已经进入市场经济的时代，成为青海卫拉特蒙古人民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扩大畜牧业生产的规模，提高科学放牧和牲畜周转率，以满足市场需要为前提，不再仅仅是生活的基本资料，这是德都蒙古传统饮食文化及结构发生改变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中国与非洲法语国家的人文交流也在加快步伐。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举办后，中非教育合作成为一项重要的议题。2009年，在华非洲留学生人数为12433人，而到2018年接近8万。摩洛哥有些小学从一年级就开始教授中文，中摩双方都希望通过语言增加相互了解和彼此友谊。到2018年底，贝宁阿波美卡拉维大学孔子学院就累计培养了1.8万学习汉语的学生，其中许多学生获得汉语学士学位。2018年，中国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的孔子学院有1900多名学生。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国际地位的快速提升和国际竞争力的持续增强，人文交流发展也出现了新的趋势，从双边合作走向多边合作。中法两国元首2015年签署了中法携手开发“第三方市场”备忘录，高屋建瓴地为中、法、非三方合作开启了标志性和示范性的道路，也为加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从国际合作模式角度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强调传统的双边合作，更注重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多边合作。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大家庭，它包容了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在这样的大家庭中，三方真诚和友善的互动是多边合作的创新模式，既维护了现存的国际秩序，又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为建立全球公平正义的新秩序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为全球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师资层面，对师资实行动态管理，建立住培师资库，带教医师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聘期三年，实行定期考核制度，不合格者不予续聘。开展多形式的岗位能力提升培训和教学竞赛活动，建立师资多维评价机制，将带教情况与绩效考评、带教补贴和职称晋升挂钩；每年评选和表彰十佳指导老师和优秀带教老师。
1.2 试验地概况 供试土壤理化性状：pH 5.67，有机质27.77 g/kg，碱解氮118.5 mg/kg，速效磷23.97 mg/kg，速效钾148 mg/kg；土地平整，排灌方便，土地肥力均匀一致。
在人文交流领域，中法非三方合作是多边模式，它是建立在现有的国际秩序基础上的，即建立在承认多样性基础上的。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模式和不同的社会结构，只有认同历史发展的不同、文化的多元性、治理模式的差别和社会结构的异质，才能有效地开展交流与合作。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人文交流是具有理性的指导行动，其坚持以国际规章制度和国际秩序为准则，摒弃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的冲突，抛弃经济利益至上的思想，用平等的心态开展合作。习主席提出的“亲、诚、惠、容”理念，是中法非人文交流的指南。多交流，常走动，先义后利、和而不同、兼容并蓄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也是中法非三方在人文交流领域合作的行为准则。法国与非洲许多国家有着天然的联系，中国与非洲国家是患难之交。中法非三方在人文交流领域的合作有着牢固的基础，在理性和法理的框架下，必将成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和中法非命运共同体的加速器。
人文交流视野下的中法非三方教育合作，与滕尼斯提出的领袖行为主导理论不乏相通之处。因为中国、法国和非洲国家的领导人都是在长期的实践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具有非凡能力和超群智慧的精英领袖，习近平主席具有非凡智慧和能力，他的领导力受到本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认可，成为全球治理中的佼佼者。2014年，习主席出访欧洲的荷兰、法国、德国和比利时四国时，与时任法国总统奥朗德共同提出联合开发“第三方市场”的建议，以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强国与国之间的互利合作和共同发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中国首创的国际合作新模式，它突破了传统的双边合作，用发展的眼光提出了多边合作，将中国的优势产能、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有效对接，实现乘积效应。三方合作模式在国际上获得了积极响应，呈现良好发展势头，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树立了国际合作典范。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法国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之一，中法非开展三方合作可谓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2016年，中法两国共同投资建设的布拉德维尔B核电项目，就采用了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成为“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首个成功案例。
构建与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方式是政治互信、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
四、结语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就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合作”“共赢”“普惠”的理念，是中国文化“落其实思其树，饮其流怀其源”思想的体现。中国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要反哺世界的发展。2018年我国GDP同比增长6.6%，首次突破90万亿。同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中国经济的增长“依然强劲”。从1950至2016年，为实现共同富裕和推进减贫事业，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款4000多亿元人民币,让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担当得到世界的认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交流与合作的发展势头十分强劲。
由于价值理念的差异和经济利益的局限性，政治领域合作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经济领域的合作受利益分配的约束，而思想和利益的冲突在人文交流领域的影响较小，尤其是在教育领域的合作，具有先行先试的优势。另外，在文化、体育、卫生、媒体、旅游以及青年和妇女工作等领域，三方合作同样有着巨大的空间和潜力。近年来，中法文化论坛、非中文化论坛、中法媒体论坛、中法媒体合作论坛、中法青年领袖论坛和中非青年领导论坛等频频举办，举办地从中国、法国伸延到摩洛哥，再从摩洛哥到肯尼亚，并且不断地在非洲大陆延伸下去。因此，人文交流在构建中法非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必定会成为助力器，起到效率倍增的作用。
注释：
① 邢丽菊：《何以人文：中外人文交流的意义》，《世界知识》2017年第23期。
1.2.2 血红蛋白含量的检测 采用HemoCue 301型便携式血红蛋白分析仪，使用试剂片(血片)采集指尖末梢血，测量所有调查婴幼儿的血红蛋白含量。
② 庄礼伟：《中国式“人文交流”能否有效实现“民心相通”》，《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6期。
③ 王晓玲：《“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与人文交流思路的转换》，《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5期。
④ 王琳、游启明：《探析“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理论界》2017年第4期。
⑤ 孙存良、李宁：《“一带一路”人文交流：重大意义、实践路径和建构机制》，《国际援助》2015年第2期。
⑥ 曾祥明：《浅析新时代习近平对外人文交流战略》，《对外传播》2018年第4期。
⑦ 丁工：《人类命运共同体：疗治全球难题的中国良药》，《中国发展观察》2017年第23期。
中图分类号： D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54X（2019）09－0062－06
作者简介： 王战，武汉大学中法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和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刘天乔，武汉大学中法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和非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田婧，武汉大学中法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和非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刘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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