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研究中话语分析的应用：现状、局限与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播学论文,话语论文,前景论文,现状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08）04-0090-10
一、话语分析的新闻传播学应用现状
（一）话语分析的新闻传播学应用概况
话语分析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应用源头，恐怕最早应追溯到语言学视角的新闻文本研究。最初的研究一般是些经验式的感悟，比如，新闻人或少数读者根据写作经验和读报经验对新闻语言有一些直观性的评论。后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语料库语言分析法使得新闻这种大批量的语料处理速度更快、精确度更高、统计更可靠。特别是语料库语言分析法引入对语言的定量研究，对语言的描述更客观、更全面。但这在学科积累上并没有多大贡献，基本上只是证实了之前发现的新闻语言特征，而且研究范围依然是新闻标题、导语、正文的语法、句长、句型等语言表层。20世纪60年代，话语分析的出现结束了“语内研究”与“语外研究”的分野，它既分析语言的形式，也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寻求语言的内涵。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由于新闻报道最能体现他们的话语分析观念，一批学者开始集中涉入新闻文本的话语分析，大量地解剖新闻话语，孜孜以求于发现新闻语言背后广阔的社会历史空间与意蕴。[1]153 福勒、詹姆斯·鲍尔·吉、费尔克拉夫、梵·迪克等人均在这一领域卓有建树。
但是，话语分析毕竟是一门新兴的学科门类，在本学科发展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就涉足新闻传播学领域，所以无论是其深度还是广度，都不尽如人意。这一点，在国内学界表现尤为突出。国内话语分析研究的起步较晚。虽然20世纪70年代末，就有人开始介绍语言学的“话语分析”，但直到80年代，国内语言学视角的新闻研究中，讨论得最多的仍是新闻语言的特色，比如从读者角度谈标题特色、词汇特色、语法特色，研究基本上停留在语言的表层，虽然也认识到“背景知识”的重要性，但没有进入语言本身与社会历史文化的紧密关联层面。[1]153 直至20世纪90年代，由于话语分析在国内发展较快，有关新闻的话语分析成果如译文、论文开始散见于各种语言学杂志和论文集。其中，梵·迪克的《话语·心理·社会》的译介尤为值得注意。这表明国内学界对国际学术动态是密切关注的，特别是其译者说：“目的不仅是将它们介绍给国内的语言学界，而且更希望介绍给对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新闻学等社会科学感兴趣的人们。”这显示出译者深刻的洞察力，可惜当时并没有引起学界多大的注意和回应。以至到现在，话语分析在国内的发展也是极不平衡的。研究基本局限于语言学特别是外语研究与教学领域，而且研究的重心只是话语结构，涉足“语外研究”的不多。在新闻传播学界，迄今为止，除了中国社科院曾庆香的《试论新闻话语》和复旦大学胡春阳的《传播的话语分析理论》这两本概括评述类的博士论文外，其他研究基本都停留在套用西方话语分析理论对单篇新闻话语进行分析的层面，虽然这类文章2004年后数量较为可观，似乎形成了一股研究热，但新闻传播学界还是较为冷淡，除了陈力丹、殷晓蓉、丁和根以及上述曾清香、胡春阳等有限几位学者关注外，话语分析基本还是限于语言学特别是外语教学领域。因此，严格地说，国内新闻传播话语分析研究尚处于引进推介阶段。
在我国港、澳、台地区，有少数台湾学者对新闻话语的个别方面、个别报道有所研究，如倪炎元、臧国仁等，但他们的研究只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2] 而且主要关注的领域集中在政治传播的修辞策略，这可能是由于话语与权力以及话语与民主社会的关联引起了政治理论与实践的浓厚兴趣。[3]
梵·迪克十几年前说，大众传播研究中只有少数人把新闻作为一种特定的话语形式来研究，对于新闻话语的结构特征及其与新闻制作和理解过程的复杂关系，则几乎没有什么人做深入研究。[4]2,180 这正是我们学科现状的写照。
（二）梵·迪克的新闻传播话语分析
如上所述，福勒、詹姆斯·鲍尔·吉、费尔克拉夫、梵·迪克等人均在新闻传播话语分析领域卓有建树。其中尤以梵·迪克的贡献最为突出。
梵·迪克的话语分析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①，前两个阶段是基础性研究，后一个阶段是前两个阶段研究成果的综合应用，特别体现在新闻话语的综合分析上。
第一阶段，一般是指1972年到1977年之间关于话语语法的研究，成果主要是《话语语法要略》（Some Aspects of Text Grammars）和《话语与语境》（Text and Context）两本著作。梵·迪克提出的话语语法，是他本人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自始至终贯穿了他三个阶段的研究；不仅如此，似乎这样说也并不为过——梵·迪克的话语语法是划时代的开创性工作，开启了话语分析的广阔天地，奠定了话语分析的坚实基础。所谓话语语法，也就是将话语内容形式化。为此，梵·迪克提出了话语的三大结构，即超结构、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超结构指一种话语体裁的完整的上层结构，是话语体裁常规的特定的整体形式，它安排句子的语篇序列，并赋予这些序列以具体的功能，如一个故事的规范叙事格局起码应该具备场景（setting）、冲突（complication）和解决（resolution）等，因此也称格局或图式。在特定文化中，超结构是约定俗成的。话语图式还只是极端形式化的存在，因此，梵·迪克名之为超结构。梵·迪克将涉及到内容的结构分为两个层次，较高的层次称为宏观结构，较低的层次称为微观结构。宏观结构可以构成一个宏观命题，或称主题，它通过宏观规则从话语句子表达的命题集合——微观结构——中衍生出来，相对于上层的超结构，宏观结构可以说是话语的底层语义表现，即内容或概要。微观结构、宏观结构、超结构这样层层套装，构成整个话语的完整形式。
第二阶段，一般是指1978年到1983年之间关于话语处理的认知心理研究。这一段时问，梵·迪克主要与美国心理学家金什（Kintsch）共同创建了话语认知处理的跨学科理论。其主要成果有《宏观结构》（Macro Structures）和《话语理论策略》（Strategies of Discourse Comprehension）两部著作。在调查分析和实验论证的基础上，他们合作提出了一种话语理解模式，由于涉及人类话语的深层认知，它基本适用于所有话语，具有很强的普适性。在话语语法观念指导下，该理解模式假设，话语使用者在策略的指导下，在构建微观结构的基础上，遵循宏观规则推导出话语的宏观结构，最后得出话语的总体意含。他们提出的主要策略过程有：其一，话语的信息构建主要以循环的短时记忆形式进行，即子句先解释为命题，连贯起来的命题被逐渐存入情节记忆，然后新的子句才能被理解，整个话语处理就是这样循环推进并不断重复；其二，每一循环中具体包括删略、概括、替代等推导过程；其三，话语宏观规则的实施必然辅以话语处理者以前累积的各种模型知识，或称框架内容；其四，理解的整个过程还受到其它控制系统的监控，就是说，除知识框架外，还会受到话题以及参与双方的目标和信念等因素影响。
第三阶段，一般是指1984年以后有关社会话语的研究。这一阶段，可以说是上述基础理论的更为宽泛的应用，是对西方社会话语、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的跨学科研究。这一阶段的主要著作有《话语中的偏见》（Prejudice in Discourse）、《种族歧视的交流》（Communicating Racism）、《作为新闻的话语》（News as Discourse）等。梵·迪克将话语语法、话语理解的研究成果与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理论结合起来，强调社会认知（如态度、观念、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和社会话语中的纽带作用，并以此基本理论设定，特别调查分析了西方社会名流等权势阶层如何通过控制话语的形式和内容来达到控制社会信念和意识的目的。他说：“权势通过对话语体裁、内容、文体的不同控制程度而直接行使、表达出来。根据话语的不同产生和再生形式，即实际产生、表达、传播、影响的形式，我们可以对这种控制做系统分析。”[5] 这一阶段，梵·迪克着重研究了新闻话语，特别是将前期话语语法、话语认知理论具体应用到新闻话语的总体分析、认知理解的研究中，取得了大批颇具启发意义的研究成果。除上面提到的有关成果外，梵·迪克新闻传播方面的代表性成果还有《话语与传播》（Discourse and Communication）、《新闻分析》（News Analysis）、《种族歧视和新闻报道》（Racism and the Press）等。梵·迪克有关新闻话语超结构、宏观结构、微观结构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细致研究和分析，对话语结构与权势结构内在关联的探究等，从理论到实践深化了话语分析的层面和意含，拓宽了话语分析的范围和领域。对于新闻传播学科来说，梵·迪克对报纸新闻话语的集中关注，尤其是其中有关报纸新闻结构分析法、报纸新闻生产和理解的话语认知研究，客观上为新闻学研究的深化与创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视角，对新闻话语研究甚至对整个新闻传播学都功不可没，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三）话语分析适合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特质
在梵·迪克的强劲带动下，话语分析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应用确实取得了许多值得肯定的成就，其如下两方面的方法特质有助于强化新闻传播学的专业性学科定位。
首先，话语分析脱胎于语言学学科的特质，决定了它注重科学客观性，比如：话语分析既能由细微处见宏博，又能做到客观精细；话语分析主要从话语的形式分析中解剖文本的内容，基本做到抽象性、逻辑性、价值无涉。
其次，话语分析结合话语语境分析话语功能的基本研究定位，决定了它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因此，话语分析既具备微观技术分析的客观科学性，又具备宏观社会文化解剖的纵向深入性。
话语分析这些特质天生切合新闻传播学实践性及其科学性品格。
二、当前新闻传播学研究中话语分析应用的局限
上面谈及话语分析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应用，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不尽如人意。从广度上说，新闻传播话语分析一般集中在报纸新闻话语的分析上，而且有影响的成果很少。而从深度上说，即使对新闻传播话语深入研究如梵·迪克者，新闻传播话语也只是他话语分析理论运用中较为合适的话语语料之一，他基本未能注意到新闻传播话语活动不同于一般话语活动的鲜明特性。下面从两个方面展开阐述。
（一）话语分析的新闻传播学隔膜
新闻传播学之所以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人类的新闻传播话语活动。不管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以何种面貌出现，面对的总是同一个不变的研究对象。② 我以为，新闻传播活动主要体现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即微观上的新闻话语沟通、中观上的新闻业态发展、宏观上的新闻关系互动。按杨保军先生的说法，可以分别叫做新闻本体论，即研究新闻的本质和流动；新闻业态论，即研究新闻业的形态、性质、功能及其基本趋势与规律；新闻关系论，即研究新闻话语沟通、新闻业态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的制约与反制约关系。[6]26-27 无论哪一个层次，都体现出新闻传播话语活动不同于人类其它任何话语活动的鲜明特色：以组织的名义向公众发布公共消息，并以此谋取团体或私人利益。
新闻传播话语活动所具有的极强的社会现实性、实践性。决定了新闻传播学必然是一门极其注重实践形态的社会科学。这其实涉及一个学科的存在合理性问题。新闻传播学为什么会出现？或者说，新闻传播学安身立命的根基在哪里？只要去翻翻新闻传播史，就会知道新闻传播学研究和新闻专业主义追求相依相伴的密切关系。所谓新闻真实、公正、客观等观念，无非是对新闻传播者的行为做出规范，使之更像一个“专业”或能向“专业”的方向发展。[7]6-7
一直以来，新闻传播学研究时常偏离自身的学科轨道，学科定位游离不定。其实如上所述，新闻传播学研究不能脱离新闻传播实践而凭空虚造。从实践中来再回到实践中去，这虽然是老生常谈，于新闻传播学学科定位却也非常实用，能帮助我们拨开眼前的许多迷障，看到本学科安身立命的根基所在。因此，新闻传播学理论预设或者说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定位，应坚持以实践为核心，发展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的实践形态的新闻传播学。杨保军先生指出，“新闻理论专门研究新闻传播现象，新闻传播活动的特征和规律，以及新闻传播、传播事业与社会之间的基本关系，目的在于实现更好的新闻实践，为社会的良性运行提供知识与智力支持”。[6]12 可见杨保军先生对新闻传播学明确地持实践立场。但从他对新闻传播学实践性品格的极力辩解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的无奈。确实，国内对新闻传播学学科定位还有太多不同看法。归纳起来，大致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新闻传播学的实践性影响了学术性、科学性，以至竟有新闻无学之说。对此，我觉得没必要作太多辩解，只要去看看新闻传播学术史，了解国内外新闻传播学的兴起和发展轨迹，就会洞若观火。黄旦先生根据威伦斯基职业五阶段标准，结合美国新闻史的考证指出：“新闻教育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新闻学研究是和报刊职业化或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相伴而生。甚至新闻学思想以及研究实际上就是新闻实践的职业化或专业主义的反映。”[7]7 中国的情形也大致不差。据丁淦林先生考证，我国最早提出要创立新闻学的是郑贯公，他当时受日本学者松本君平的《新闻学》中译本触发，认为“足见办报业，须有一种学问”，“夫学问既无，眼光何有”。[8] 以此观之，新闻传播学的实践性品格本就内含了科学性的前提和保障。这在新闻传播学界，包括国内学者基本都将新闻传播学归为社会科学即可看出。③ 新闻传播学的实践性绝不等于有些学者眼里的工具性，这是必须予以说明的。有人认为新闻传播学依赖于别的学科而生存，没有自己的独立品格，是一种“剩余之学”。我以为这一类看法虽然有失偏颇，但毕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应如何实现自己的学科品格，体现出新闻传播学的实践性、科学性。其实，真正地从新闻传播实践出发的新闻传播研究，也必定内含了独立性，能体现出自己的独立品格。以我之见，上述问题的提出不能简单地归之为肤浅，它们已经非常深刻地涉及到了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品格问题。
新闻传播话语活动的特殊性，以及由此而生的新闻传播学专业性学科定位：新闻传播学的实践性及其内含的科学性和独立性，决定了不能满足于对新闻传播话语进行一般的话语分析。否则不可能实现新闻传播学专业性学科定位，不可能实现新闻传播学的实践性品格及其内含的科学性和独立性。这不是学术霸权，更不是狭隘，因为每个学科产生的环境、存在的理由、自身的特色，都决定了我们不可能不加区分地将其它理论与方法尽收囊中。
（二）话语分析的语言学学科局限
对于话语分析的文本取向和权力取向的学科局限，综合取向④ 的学者们已有了详尽解析，而且话语分析的综合取向就是补其不足而产生的。因此，这里我们谈的话语分析的局限，仅涉及综合取向的话语分析。
1.学术“政治学”掣肘
梵·迪克曾经将自己主编的《话语分析手册》（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看做是这门新的跨学科独立和自我体系形成的标志”。[9] 他雄心勃勃地说：“话语分析……涉及语言、认知、相互作用，社会、文化诸分析的一切层次和方法。这一点无需诧异，因为话语本身即社会的所有这些方面的表现。这意味着话语分析必然是一跨学科的任务。”[10]391
这使我想起布尔迪厄学术领域的“政治学”，每一个研究者其实都在通过证明自己的充分合理性和普遍适用性来争夺自己的学术权威和资本。梵·迪克提倡的跨学科并且似乎要一统天下的雄心倒恰好成了布尔迪厄的有力注脚。难怪乎阿尔都塞要那么义愤填膺了：“当整个世界都忽略了某对象时，把一切无知者聚集起来就足够了；科学将从无知者的集体中出现。”[10]686 阿尔都塞认为：在诸学科之间运作的应用关系和构成关系不应等同于一种一般性的跨学科方法论。诸学科之间的相互应用和相互构成的“丰富的实践过程”，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均有积极意义，但这绝非一种盲目的跨学科大杂烩。[10]685 我觉得费斯克针对符号学的评说完全适合话语分析：“符号学与其说是一种学术性的学科（discipline），不如说是一种理论取向（approach）及其相关的研究方法。”[11]254 其实，这种学术研究的理性认识已是当今学术研究的主流了，在后现代思想，特别是解构主义思潮影响下，学者们都意识到了自己的学科局限，也没有了那种开疆辟土成就霸业的学术雄心了。针对那些不切实际的学术唐·吉诃德，黄旦先生曾经不无揶揄地说：“那种想用某一个特定研究图式（体系）一网打尽的想法和做法（这正是那些怀抱建立学科体系雄心的学者常常要做或声称要做的唯一大事），最后总是无功而返。”[7]184 其实，更多的话语分析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正如李幼蒸先生所说：“今日更多的文本科学研究者均首先设定研究的界限，以使对象的分析适当，语言学方面的侧重仍是主要倾向。”[10]390 其实就是梵·迪克自己也意识到了学科疆域的不可跨越：“话语分析……其复杂性迫使我们按研究的目标和功用在众多现有的方法中进行特殊（着重号为引者所加）的选择。”[10]391 更不用说费尔克拉夫曾经对佩奇尤克斯的明确批评：“总之，佩奇尤克斯不是试图理解文本和话语事件的独特之处，而是把文本当做了用来证实话语结构之先验假说的根据。”[12]
因此，我们在享用一种新的理论对我们的学科发展带来的便利时，必须有一种警惕和反思的心态。话语分析对所有的人文社科研究都会带来帮助，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人类的语言就像波普尔（Karl R.Popper）在其《科学知识进化论》一书中所说的，跨越了他所谓的人类生存的所有三个世界。对新闻传播学来说，话语尤其占据着核心地位，这就难怪陈力丹先生初次接触到梵·迪克的话语分析理论时就“预感到他的方法对我们的传统研究将是一种冲击”。[13]32 但话语分析真的就是适应一切的灵丹妙药吗？我想未必。
2.语言学限制
梵·迪克曾经为其研究范围开列了这样一份涉及面极广的项目清单：[14]
语法学：音位学、词形学、句法学；
语义学和修辞学；
语用学：言语行为和通讯行为；
环境论：话语的社会和心理情境及其交流类型，对话情境理论，言语社会行为；
叙事学：叙事文本的特殊组织形式（叙事语法）和超结构理论；
认知科学背景：言语主体的神经生理系统和心理机制，认知程序和信息加工、存储；
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文本现象在文化史上的作用。
此清单虽然包罗万象，还是脱不了语言学背景。正如朱永生指出的：话语分析一开始就与语言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无论是在理论框架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受到了理论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语用学和应用语言学等语言学分支的影响。[15]
所以，对话语分析学者来说，首先，如上所述，他据以立身的学科立场会本能地认为这一理论适应一切，以至大有吞并所有学科之势。
其次，话语分析学者特有的研究目的和取向以及所有其它学科的特有研究对象，只不过是他眼里极其普通的一种“语料”，哪一种“语料”能最为方便地帮助他们的研究，支撑他们的理论，就很可能会理所当然地受到他们的青睐。费尔克拉夫曾区分话语的“意识形态方面”（ideological aspects）和“劝导方面”（persuasive aspects），认为前者主要由隐性的意识形态意义构成。[16] 因此，综合取向的话语分析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通过语言分析使这种隐性的意识形态意义凸显出来，以便人们对其进行重新审视”。[17]82 新闻话语日益受到话语分析者的宠幸，大概这便是原因之一。因此，话语分析对新闻话语文本的分析，就不会是一种特别的和专门的研究，而只是简单地归入一种常见的现象之中。也就是说，话语分析基本只停留在探寻字里行间蕴含的所谓言外之意，意外之旨，而不考虑这是什么样的文本，这样的文本与别的文本有什么不同，其独特性对话语分析会提出哪些特殊要求等。更有甚者，在新闻话语分析中，许多话语分析学者都预设了这样一个隐含的前提：新闻报道都是客观的。他们认为“新闻语篇看似客观公正，实则含而不露地表达各种意识形态意义，……呼吁对大众传播媒体进行批评性分析，即分析其语言表达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意义”。[17]83 体现出话语分析的学科局限——没有新闻场域的学科眼光，纯粹只为自己所谓揭出隐含的意识形态的研究目的服务。而且，这也暴露出一个内在无法克服的矛盾：一方面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人的认知框架、图式、常识无所不在，一方面又想当然地划出一块不应该有意识形态存在或不允许有意识形态存在的世外桃源。值得指出的是，我们新闻传播学者在运用话语分析理论时更会突显出这一点，因为，话语分析学者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说明自己话语分析理论的可行性，新闻话语文本只是他们选择的语料之一种。而我们新闻传播学者的拿来主义式运用，却似乎纯粹是为了证明新闻话语文本中存在意识形态。这让我想起麦奎尔的话：“对媒介内容的评估，集中在有关内容与真实的关系问题上，其研究数量之惊人，很容易会让人以为媒介就是应该要在某种程度上能适当地反映某些真实经验，要不然就是应该在优势团体与弱势团体之间永远维持一种‘平衡’状态。”[18]273 我认为，这言之有理，但并不是所有的新闻文本都做到了。还是韦伯说得好，任何一个研究对象，研究者之所以会看上它，肯定有着某种价值关联。新闻话语之所以成为话语分析者研究的对象，其价值关联中有着不可否认的学科私心和学科霸权，提醒我们新闻传播学者一个必须自问的问题：我们新闻传播学为什么要话语分析呢？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失去自己的立足之本，沦为帮别人摇旗呐喊为自己弄一碗饭吃的学术混混。
最后，更深一层的局限是，话语分析的静态模式对于新闻传播场域的争斗性和动态性把握存在天生不足，必须较为彻底地加以改造。正如费尔克拉夫自己意识到的，话语分析虽然借用社会理论，将自己拓展到了一个非常开阔的领域，但基本还停留在一种静态的分析上，没有从社会动态的建构入手，形成话语分析作为一种社会分析工具的真正威力。由此，他想到借用福柯的社会话语建构理论，意图从动态的社会现实、社会身份、人际关系的建构入手，开拓话语分析的无限空间。他为此做出的贡献不可否认，但他没有成功。这从他选择自己的盟友——福柯开始——就决定了。因为福柯的话语理论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静态的单面的社会结构理论，他极端地忽视了人的能动性和社会中冲突争斗的存在。在福柯那里，人似乎都是温顺的绵羊，听任话语的监控和摆布。这里，不管是黎明还是白天，总是那么静悄悄，因为他认为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话语的生成史，但话语在那里自娱自乐，全然没有了人的存在，人只是话语构成的。这样，就自然谈不上真正动态的话语分析了。至于梵·迪克话语生成和理解的认知研究，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动态研究，但究其实质，那还只是拓宽了一个话语分析的疆域，把话语分析的对象由原来封闭的文本延展到了动态的生产和消费领域。他对话语文本自身的研究还是基于一种机械的主客二分的静态模式来进行的，即基于社会结构和社会主体作用与反作用的机械关系论。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梵·迪克就曾经谈到过大众传播研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学科”的好处，他说：“主要优点是大众传播的许多现象得到了特别和专门性的研究，而不再是简单地被归入一种如传播、信息、话语、理解、专业性常规或机构控制等等更为常见的现象之中。”[4]3 但也许就是其狭隘的语言学学科立场和眼光限制了他进一步深化新闻传播话语分析研究的可能。
三、话语分析应用于新闻传播学的前景
记得当初在李幼蒸先生的《理论符号学导论》中第一次接触到梵·迪克的话语分析理论时，我和陈力丹先生竟颇有同感，为它新颖而富创见的学科气质所吸引。[13]32-35 我还特别有感于它以话语的微观形式来解剖社会文化的宏观内容的研究理路，这非常切合新闻传播学专业性学科定位的回归。
（一）新闻传播学的召唤
新闻传播实践已经无限丰富化、复杂化了，“用传统的思维、理念、语言方式解剖今天的新闻现象，他一定会捉襟见肘的”。[6]25 但这一问题也不是简单地走向传统的另一端就能解决的。当下国内的新闻传播学似乎总是在两个极点间游离，或者把新闻看成特殊的上层建筑、特殊的意识形态，强调新闻传播的宣传机制，认为“各种新闻机关都是宣传机关”，“一切新闻都是宣传”，“社会的其它宣传活动又往往成为报道的对象，借助新闻媒介的传播转化为新闻宣传”；[19] 或者强调“在狭义的范围内研究新闻活动”，“关于新闻活动的阐释，是以新闻传收活动为中心的阐释，并不是对所有新闻活动内涵的系统讨论”，并因此“对于作为宣传活动的新闻活动，作为政治活动的新闻活动，作为经济活动的新闻活动，作为文化活动的新闻活动，等等，由于它们不是以新闻为本位的活动，……我们将不作专门的、细致的讨论”。[6]46-49 我们认为，这两种研究对象的方式基本上是内在一致的——没有把新闻传播活动作为一个有着特殊职业性但又复杂缠绕的整体性的新闻场域实践行为。再比如，随着新闻传播话语活动的发展，新闻传播观念出现了许多对立共存乃至多元共存的局面：强调新闻传播严肃性的观念和注重新闻传播娱乐化的观念对立共存；新闻传播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观念对立共存；新闻传播传者本位、受者本位和传受共同本位观念多元共存等等。这许多新观念的出现，说明新闻传播学界看到了新闻传播话语活动的多面性、多层性、复杂性。但从上述各执一端、似乎一盘散沙的研究现状可看出——新闻传播学中传统的逻辑思辨、宏观的描述论证方法对新闻传播话语活动的新发展显然无能为力。因此新闻传播学诸多学者都在做着引进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努力，比如，一些学者孜孜以求于以定量的乃至实验的实证研究方法来改造新闻传播学。但新闻传播活动作为一种话语行为的复杂性、深厚性，决定了不是单纯用较为表层的定量研究方法可以把握得了的。从各种迹象看，需要一种强有力的理论与方法将这些宏观和微观、上层和下层、传播和接受等等对立的极点乃至多元共存的观念融为一体。
这个问题其实也可以从反面来认识。为什么现有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模式总给人寄人篱下的“剩余之感”？我们认为，原因就在于它忘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在，或者是长不大的老小孩——老是带着原来学科的胎记。对于现有的传播学研究模式，很多学者感兴趣于争辩模式数量的多少，其实，这不是关键，关键在于万变不能离其宗，否则连传播学都被“模式”完了，还谈什么模式呢？我想，按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分成五个研究取向：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似乎更加清晰。但是其中的纽带——新闻传播作为人类特殊的实践领域，它所特有的活动规律，也就是说，为新闻传播实践服务的学科定位——不能断。很多清醒的研究者都在关注这一点，费斯克算得上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曾经肯定大众文化研究中符号学的取向：“现在的这般关注往往要么对其极尽贬损，要么将它局限为美国观察实验法社会学探讨的一个分支。符号学至少原则上不会以评判某个特定文本的那种艺术或道德的优越感探究大众文化，……也不会像经验社会学只能面对单独的文本而无法涉及广泛的类型，……它依然力图从普遍性与具体性上详细说明意义如何生成于社会（而不是由个人所创造），意义又如何受制于权力关系与权力斗争，就像其它类型的社会性生成一样。”[11]255-256 这话似乎就是说给新闻传播学听的。
以此观之，似乎侧重于新闻传播话语的文本研究取向的话语分析理论能担此大任。因为新闻话语文本作为活动各方和各个环节的联系纽带，非常便于把传播活动串联起来，形成整体进行研究。除了综合取向话语论者有这种认识，其他许多学者也都不同程度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海登·怀特就曾认为符号系统能再现意识形态过程：“我们将意识形态看作这样一个过程，通过它，并由于确立一种对世界的心理定向，各种不同的意义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在这种心理定向中，某些符号系统被授予特权，成为辨识事物‘意义’的必要的、甚至自然的方法，而其它的一些符号系统则被压制、忽视或隐藏在将一个世界呈现给意识的过程中。”[20] 巴赫金则有更为详细的论述：“意识形态领域与符号领域相一致。哪里有符号，哪里就有意识形态。符号的意义属于整个意识形态……话语作为必不可少的成分，伴随着整个一般意识形态创作。话语伴随和评论着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行为……话语的所有特点——就是它的纯符号性、意识形态的普遍适应性、生活交际的参与性、成为内部话语的功能性，以及最终作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行为的伴随现象的必然现存性——所有这一切使得话语成为意识形态科学的基本研究客体。”[21]
但这样一种研究取向目前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由于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大众传播研究一直被一种‘效果导向’（effect-orientation）主导”，[22]2 因此，所谓的内容分析并非一般所理解的对新闻传播内容的深入解读和剖析。它还停留在较为皮相的内容统计，是“以确定与计算内容的关键单元为其方法论基础而对讯息中显性内容的出现频率所做的分析”。[11]57 麦奎尔称之为“信息内容分析”，并指出了它和文本结构分析的六个方面的差别，如下表所示：[18]279
正如费斯克所说的：“它是一种统计学方法，其最佳状态就是覆盖最大数量的统计单元，或整个讯息系统（比如，某次特定选举之前三周内的电视广告、大众化报刊或出版的政治漫画）。它不应该用来分析某个单独的文本。”[11]57 这是因为在新闻传播话语的文本中，“经常能发现大众传播的影响中一些仅用定量研究方法所不能解释的微妙的特征、功能和结果”。[22]5 对此，梵·迪克有更深的体认，他说：“内容分析仍只是对大量数据的量化描述，但是一旦要更详细地探讨大众媒体信息的意义、结构或影响，我们就需要复杂得多的多学科的话语研究理论和方法。”[4]1
至于批判理论，在新闻传播学科里，它要真正融入进来，还必须有一个学科改造的学科化过程。斯特里纳蒂说，没有必要再为法兰克福学派操心了，因为，至少从通俗文化的角度而言，该学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23]60 这样说不无道理。法兰克福学派将整个学术思想的根基定位在“乌托邦”的“超越”立场上，然而“如果不联系到其社会限定、历史变化和实际上的实现（或者未实现），怎么可能界定各种需求？”[23]93 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只好在“总体”上宏大叙事，丢弃那些必须注意的细节和论证，阿多诺曾经坦诚却不无无奈地说：“确确实实，暂时还没有彻底的研究提供论证严密的材料来证明文化工业的特定产品造成了人们的心智衰退的效果。”[24]
传统内容分析的肤浅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无奈，预示了话语分析的登场。梵·迪克认为：“新闻应该从作为一种公共话语形式的角度来进行研究。”[4]1 麦奎尔也说：“内容分析的未来，不管用什么方式，都必须要将内容视为一种在社会中要传达更广泛的意义结构的东西。实现这样一种途径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话语分析，因为话语分析正是要解释在生产文本的文化领域中其他意义系统的运作方式。”[18]279 我们认为，作为一个以新闻传播话语文本为核心的总观全局的研究取向，我们可以主要借鉴话语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对其进行学科化转型，使之成为一种新型的新闻传播学所特有的分析工具，再辅以其它多种方法，包括定量统计法、心理实验法等，如此，新闻传播活动再怎么复杂，也难逃如来的“五指山”了。总之，从这个视角看，如果要取个名，我愿称它为新闻传播研究的话语取向。
（二）话语分析的可能前景
新闻传播学专业性学科定位的必要性以及话语分析理论与方法所具有的满足这一需要的潜质，共同决定了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引入话语分析理论与方法的可能前景。
在上述“话语活动流程”阐述中，我们谈到了话语分析的综合取向，这一侧重话语沟通、话语活动流程的研究，按理应是新闻传播学的领地。但话语分析的综合取向学者们意图攻城略地，抢占新闻传播学的地盘，比如，梵·迪克曾说，大众传播本来和话语分析一样，也是一门交叉学科，但后来自成体系，独立了，这就带来了缺陷，并希望用话语分析理论促使其回归交叉学科的方向。[4]3 但正如上文分析的，他们的先天缺陷决定了他们最终无法得逞。
这成为我们学科化话语分析的初衷所在：新闻传播学应以新闻传播话语中的文本为依托，进行有关新闻传播话语活动流程的沟通研究。并以此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了解研究对象，把握新闻传播的客观动态，从而找出新闻传播的发展规律，为新闻传播的健康有序发展服务。
引入话语分析这一可能的前景，具体体现在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新闻传播学最重要的三大品格——实践性以及内含于其中的科学性和独立性。
1.借话语分析理论实现新闻传播学科的实践性品格。我们认为，新闻传播学的实践性，体现在新闻传播是一种特有的人类实践活动，有着不同于其它学科研究对象的特点，因此，不管是新闻传播学的理论提升，还是新闻传播学的理论指导，都离不开对自己特有的实践性品格的切实把握。区别于从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语言学等角度进行的有关新闻传播活动的研究，我们有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在。社会学研究，侧重于沟通行为；文化学研究，侧重于行为深层的结构模式；心理学研究，侧重于沟通主体的内心交汇；语言学研究，侧重于文本（任何文本对他们来说仅仅只是文本）的解读。而我们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则是立足我们活动的核心——新闻文本，对新闻传播流程的整体场域性把握。我们眼里的新闻文本，不是其它学科眼里的普通文本，它是新闻传播职业活动的结晶所在，我们研究它，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它，以便为进一步的新闻传播活动献计献策，服务于整个新闻传播实践。某一个领域的理论只有和它得以产生的实践相结合才有生命力，才有自己的立足之地，这种老生常谈虽然不新鲜，但是很管用，往往能在不经意间拨开迷雾见青天。也许其它的方面所有的学科都能分一杯羹，但就在这一点上，它们只能望洋兴叹了。也许有人会说，这不过是一种技艺之学。但这除了说明他无知者无畏以外什么也说明不了。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活动场域，岂是一个“技艺”了得？话语分析本已具备的微观剖析之中见宏观的研究特色，为我们新闻传播学这种实践性品格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当然，要完全适合新闻传播场域的动态流程，有必要进行适当的新闻传播学学科化转型，增强其实践中的动态适应性。
2.借话语分析理论实现新闻传播学科的科学性品格。新闻传播学的实践性品格不能没有社会科学性的前提和保障，也就是说，研究过程中要求没有或尽量少的价值涉入，这在新闻传播学界，包括国内学者那里已基本达成了共识。⑤ 如上所述，话语分析主要是从话语的形式分析中解剖文本的内容，文本的形式因素基本是抽象的、逻辑性的、价值无涉的，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可见，话语分析脱胎于语言学科的特质，决定了它注重科学客观性，对于新闻传播学科学性品格的提升，应该能助一臂之力。正如李幼蒸先生所看到的：以梵·迪克为主的综合性话语分析的学术立场侧重科学性。[10]396
3.话语分析理论特别是综合性话语分析理论提供了必要的新闻传播学学科化转型的可能性，完全具备改造成独特性的、独立性的新闻传播学话语分析的广阔空间。话语分析理论结合话语语境分析其功能的基本研究定位，决定了它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这主要是因为其中语境的多层次性提供了极大包容的可能，这极大地方便了话语分析理论与其它社会理论的联姻，也极大地拓展了其研究的适应性。这一点我们从综合话语分析论者对话语分析理论的改造即可切实地体认到。
总之，从话语活动流程看，话语分析完全能够融入新闻传播学研究，并提升新闻传播学的实践性品格。从这个视角看，如果要命名，我愿称其为——新闻话语研究的传播取向。
（三）新闻传播与话语分析的交汇融合
可见，一是新闻话语研究的传播取向，一是新闻传播研究的话语取向；一为新闻话语中侧重传播，一为新闻传播中侧重话语。两者就这样交汇融合了，姑且称之为新闻传播话语分析吧。
依此，新闻传播话语分析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把基于新闻运作和传播过程的研究转变为新闻话语的文本研究。这种转化之所以可行，说白了，就在于：话语文本和传播活动其实就是一回事，只不过是新闻活动的一体两面——话语文本是传播了的新闻，传播活动是传播着的新闻。
可见，新闻传播学的话语分析必须能将新闻传播话语的文本置于宏观而动态的新闻传播实践之中。基于此，一般的话语分析理论因上面所述的诸多局限，决定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之移植到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中。但我觉得这种隔膜并非坚不可破，只是学科语境特别是学科立足点的置入问题——我们进行话语分析的专业性学科目的根本不同于一般的话语分析研究。因此，首要的工作，我们觉得颇有必要打通话语分析和新闻传播研究的关节，对话语分析进行新闻传播学学科化转型，开拓一片新闻传播学和话语分析联姻的崭新天地，建构具有新闻传播学实践性品格的理论体系。如能成功，当可为实现新闻传播学的实践性及其内含的科学性和独立性品格，为强化新闻传播学的专业性学科定位，为回归新闻传播学学科安身立命之根基，求得一种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这正是本文意图之所在。
这促使我们寻找一种总体实践型社会理论，它完全融合话语分析，并将新闻话语分析置于宏观而动态的新闻传播实践中，切实践行新闻传播学实践性品格，达到完整把握新闻传播活动，发现新闻传播规律，指导新闻传播实践，服务公众社会的最终目的。
于是，我们的目光与布尔迪厄对接了。
收稿日期：2008-05-09
收稿日期：上海市教委传播学重点学科项目（J50107）
注释：
① 梵·迪克研究分期三阶段说及下文有关表述参考冯·戴伊克的《话语·心理·社会》，施旭、冯冰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译者前言”。
② 杨保军先生在总结出四种理论体系模式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闻活动论”。详见杨保军，《新闻活动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30页。我认为，这些体系模式中有一个不变的共同点，就是围绕新闻活动进行学科建构。
③ 参见童兵、刘建明、李良荣、郑保卫、黄旦等人相关新闻传播学著作可知。
④ 综合取向的话语观侧重于话语沟通的横向展开。综合的程度各有不同，除少数学者取全综合视野外，大都是取综合文本向度和权力向度以构成一种综合视野。
⑤ 参见童兵、刘建明、李良荣、郑保卫、黄旦等人相关新闻传播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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