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在西方现代文化中的误读——以《吉檀迦利》为个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泰戈尔论文,误读论文,个案论文,文化论文,在西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西方的发现：《吉檀迦利》
1913年11月3日，瑞典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破天荒地把这个世界上最权威的文学桂冠 授予了一位印度诗人泰戈尔(Robindranth Tagore 1861—1941)，这一出人意料的惊人 之举不仅在西方，也在东方引起了某种异乎寻常的反响。绝大多数西方人奇怪一个非白 种人竟可以获得似乎只属于他们的殊荣，加拿大《环球报》以嘲讽的语气说：“诺贝尔 奖金第一次授予一个不是我们称之为‘白人’的人。诚然，对我们而言，要欣然接受一 个名叫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人获得一项世界性文学奖金的看法，尚需时日，这个名 字读起来那么佶屈聱牙，以致使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时，仿佛觉得它不是真的”( 转引自克里巴拉尼285)。甚至连泰戈尔本人也发出疑虑：“亚洲人有资格获得此奖吗? ”(转引自克里巴拉尼278)东方人则因为第一次拥有了自己伟大的诗人而扬眉吐气，似 乎只有在西方话语发现并认可了泰戈尔之后，他们才肯认可这位东方的卓越诗人。
泰戈尔仅凭《吉檀迦利》(Gitanjali)就征服了当时正处于世界文化中心的西方人，这 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不过在任何一种看似偶然或不可思议的历史事件后面，都潜藏着 一些深刻的缘由。当代文化误读理论为我们思考这一文学奇迹提供了一个切入点。比较 文学学者乐黛云认为：“人在理解他种文化时，首先自然按照自己习惯的思维模式来对 之加以选择，切割，然后是解读。这就产生了难以避免的文化之间的误读”(1)。按照 接受美学的提法，读者的“期待视野”是“真正的过滤器”或“筛选机”，所有经过筛 选而形成的对异域文化的有意或无意的背离，都是对文本的一种误读。由此看来，西方 学者以一种异国情调和东方他者的方式误读了泰戈尔的诗歌文本，导致他们对泰戈尔及 其所代表的现代东方文学的重新发现，这个新发现一方面改变了长期以来西方对东方根 深蒂固的偏见，对西方种族优越论和文化中心主义具有解构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它仍然 是西方对东方发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历史延续，带有强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 )和殖民主义的色彩。正如后殖民主义学者赛义德认为的，历史上的“东方”这个概念 是从属于西方的对象客体，是外在于西方的“他者”(other)。正是借助于东方“他者 ”，西方才可能确证关于“我”的主体形象，并以“他者”的存有来补充自己的匮乏。 这决定了从西方眼中观察研究出来的东方与真正意义上的东方大相径庭。
如果说15世纪欧洲航海家哥伦布发现的是东西方在地理上的相通的话，那么1912年西 方学者对泰戈尔《吉檀迦利》的发现则跨越了东西方文化上和心灵上的界逾。这首先要 归功于英国画家兼伦敦皇家美术学院院长W·罗森斯坦和爱尔兰著名诗人叶芝。1912年5 月，泰戈尔把信手翻译的几首英文诗寄给罗森斯坦，罗森斯坦把这些诗送给叶芝，叶芝 又转给庞德，诗人们为泰戈尔诗歌中洋溢的东方美所震撼。同年11月，伦敦印度学会出 版了叶芝亲自作序的英文版《吉檀迦利》。1913年3月，乔治·麦克米伦公司出版了此 书的英文普及本。在到年底为止的9个月内，这本薄薄的诗集竟然重印了13次之多。与
此同时，英国文艺皇家协会会员、诺贝尔文学奖推荐人斯塔尔·摩尔立刻向瑞典文学院 推选泰戈尔为当年度的候选人。瑞典诗人海登斯坦亲自写了一份详细的推荐书，文学院 的院士们掀起了一股阅读《吉檀迦利》的热潮。尽管当时有20多个国家，包括哈代、法 朗士在内的27名作家提名角逐诺贝尔文学奖，但泰戈尔最终以十二比一的绝对优势赢得 了这项殊荣。
在不到一年的短短时间里，默默无闻的泰戈尔竟然一举成名。其实，在西方学者所创 造的这个文学奇迹后面，既有着浓厚的东方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色彩，同时也暗含着现代 东方对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冲击力与破坏性，而《吉檀迦利》这一文本所具有的颠覆 力则是不可忽视的。尽管西方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认识了东方，但这种认识主要是基 于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优越感和殖民主义的侵略行径，西方总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不平 等姿态发现东方，窥视东方，甚至践踏东方。但现在，却出现了一位活生生的东方诗人 ，以其深邃而美丽的诗句向西方展现着一个活生生的东方世界，告诉他们真正的东方是 什么。“它作为文明的真正呼声而出现……这个声音犹如三千年前的《奥义书》所发出 的声音，清晰、真切而诚实”(克里巴拉尼15)。现代西方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倾听到从沉 默的、古老的东方发出的全新声音，它在宣告着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东方的心灵和文 明并不比西方的心灵和文明落后，它决不是在西方的博物馆里陈列的展览标本，也不是 僵化不变、因循守旧的历史史实或神秘浪漫的海市蜃楼，而是充满勃勃生机、精神焕发 、有着无限潜力的生命形象。
二、西方现代文化误读中的泰戈尔
从对异域文化的接受方式和评价态度来说，一般把文化误读分为积极性误读与消极性 误读。积极性误读是指主体文化承认客体文化的存在价值，从客体文化的“他者”立场 反观自己文化，并虚心吸收新意，批判自身的匮乏与不足；消极性误读是一种错误、谬 误的阅读，主体文化对凡与自己相异的客体文化采取排斥的态度，以自我中心主义的优 越感藐视对方或消解对方。由此看来，正是叶芝、庞德、罗森斯坦、海登斯坦等西方学 者对《吉檀迦利》充满“异国情调”和“东方他者”的积极性误读使之发现了泰戈尔； 而代表西方文化权威机构的诺贝尔文学奖却以文化帝国主义的姿态来归属泰戈尔，这种 消极性的误读归咎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西方殖民主义霸权话语。
(1)异国情调与东方他者的误读
异国情调(exotic atmosphere)是指认识事物的一种心态，在这种心态下，一切来自遥 远异域的陌生、新奇、非一般化的事物都显得奇妙无比。它往往是在一种渴望走出自我 的驱使下，对自我之外的世界的憧憬、探索和追求，它隐藏着对自身文明的某种怀疑和 批判。
西方学者对泰戈尔的发现和误读无疑充满着浓厚的异国情调和对东方他者的赞美。叶 芝在为《吉檀迦利》所作的序中激动地承认：这些抒情诗“以其思想展示了一个我生平 梦想已久的世界。一个高度文化的艺术的作品，然而又显得极像是普通土壤中生长出来 的植物，仿佛灯心草一般”(转引自泰戈尔134)。叶芝在泰戈尔的诗歌中看到了生平梦 想的东方世界：坐在河心摇晃着的小舟中吹着横笛的陌生人，头顶瓦罐在夕阳的余晖下 汲水的窈窕少女，熏风吹来芒果沁人心脾的馨香，洁白盛开的莲花，狂风肆虐的春天， 香烟萦绕的庙宇……所有这些意象提供给西方人无限新奇的想象和赏心悦目的快感。有 位批评家就毫不隐晦地说：“在他的诗歌中弥漫着一种奇特的异域的芳香，就好象檀香 木的气息，或跑了味的雪茄，或中国洗衣房的后屋发出的气味。他描写了寺庙的钟声、 汲水的陶罐和沙漠：这一切是如此的美妙和富有东方情调!”(Kilmer 355)
《吉檀迦利》带给西方学者的是完全不同于他们所熟知的欧洲文化的“异质”性。叶 芝称赞泰戈尔具有其他文学找不到的“一种天真，一种单纯”。庞德也直言不讳：“蕴 藏在这些诗歌之后的是某种奇异宁静的精神。我们突然发现了我们的新希腊”(Pound 5 73)。在叶芝和庞德的赞美词中，天真、单纯、朴素、含蓄、纯洁、自然、寂静、平衡 、和谐等特质正是西方文化所匮乏的品质，这些在西方文明中缺乏或失落了的东西，在 泰戈尔那里却神奇地保存着，而且是那么地自然而然，毫不造作。叶芝真实地道出了内 心的感悟：“我们之受感动，并非由于它的新奇，倒是因为我们遇到了我们自己的形象 ……也许是第一次在文学作品里听到了我们自己的声音”(转引自泰戈尔135)。这是一 种求文化之“同”的解读，泰戈尔诗歌只不过提供了一个触发点，使叶芝找到了关于西 方文化潜在的、原始的记忆。与此相反，庞德在泰戈尔的诗中更多地发现了文化之“异 ”，东方成为一个优越于西方的无以伦比的理想形象。如同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伏尔泰， 庞德义正词严地批判已是千疮百孔的西方文化：“崇拜工作——这是西方世界局促的城 市生活的产物，培养一种无休无止的竞争精神；贪婪利益和利润，拼命地征服自然，… …与这一切瘫痪无力的不知所措相对照，他向我们展现那种在苍茫、宁静和圣洁的印度 的森林中达到完美的文化：首先寻求灵魂的平静，永远与自然生活协调一致”(Pound 5 75)。海登斯坦也同样提到：“在它们的每一思想和感情所显示的炽热的纯洁性中，心 灵的清澈、风格的优美和自然的激情，所有这一切都水乳交融，揭示出一种完整的、深 刻的、罕见的精神美”(转引自克里巴拉尼 286)。在此，东方以一系列完全异于西方的 、截然对立的意象出现：东方文化的和谐平衡、自然宁静、原始、神圣永恒、纯洁、精 神性与西方文化的矛盾骚动、不自然、冲突虚伪、贪婪颓废、玩世不恭、物欲横流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通过“东方他者”之镜，西方的知识分子发现一向自以为是的欧洲文化 正处于没落时期，相比之下，东方文化反而更加优越完善。在后殖民主义时代，我们必 须清醒地看到，在西方学者富有创见的解读背后仍潜伏着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语言中心 主义的思维定势，他们以一种二元对立的方式渲染或夸大了泰戈尔诗歌中的某些契合他 们需要的特质而忽视了另一些特质。
无论如何，叶芝、庞德、海登斯坦等西方学者是怀着一种“同情的认同”来理解异域 文化，真诚地为东方这个沉默的他者说话，以此为出发点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进行质 疑和批判。他们富有创见的阅读具有疏离主导意识形态的潜能和解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 及霸权主义的意义，从而推动了东西方文化的深入了解。反之，泰戈尔文本也是对西方 长期以来把东方作为缄默的客体的挑战，它们强烈地震撼着西方人固有的思维模式。正 如一位法国作家写到的：“一个诗人几年前几乎受到整个欧洲的冷落和忽视，这恰恰说 明了人的荣誉的局限性，同时，也证明了我们文明的狭隘性。……它至少给了我们对欧 洲思想的相对性的认识”(克里巴拉尼 284)。借助泰戈尔这个同时代的“东方他者”， 西方人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了欧洲文明的匮乏之处，也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现代东方所具 有的巨大潜力。因此，透过泰戈尔获奖这一文学奇迹，我们不难看出在一个东西方现代 文化大动荡、大变迁时期，泰戈尔适时地充当了西方知识分子反省甚至批判自身文化的 一个最佳参照物。
(2)殖民主义文化语境中的认可
在民族中心主义的观念支配下，主体文化总是倾向于肯定自己而贬低异己，当它在现 实中不得不正视异己的存在时，就会有意或无意地用自己的文化模式与观念形态去解释 异己文化，视之为主体文化传统的变体或滋生物。对西方人而言，他们既要接受并认可 泰戈尔艺术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和震聋发聩的力量，又要面对泰戈尔是一位东方人这个具 体事实，他们必然要表现出一种极其尴尬、暧昧的矛盾态度。
与西方精英知识分子对泰戈尔的富有创造性的积极性误读相反，以诺贝尔文学奖为代 表的西方文化机构则充满了文化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偏见。其授奖辞写道：“由于他 那至为敏锐、清晰与优美的诗；这诗出之以高超的技巧，并由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 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也已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陈映真1)。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评 委们来说，要把一项属于西方人的最高文学奖颁给一位东方作家，委实有点为难，尽管 诺贝尔本人在设立这项奖时曾要求“不要考虑任何候选人的国籍”，但真正要他们抛弃 成见，一视同仁地对待世界上所有不分种族和肤色的作家，那是非常困难的，至少在20 世纪初是不可能的。评委中的绝大多数人确实发自内心地欣赏泰戈尔的诗，但作为一个 文化机构，瑞典文学院却不得不考虑到整个西方世界的反应。于是，最终在大英帝国这 个称号的庇护下，作为英王辖治下英属印度(British India)的臣民(subject)，泰戈尔 才有资格获得了西方文化权威机构的认可：“这本书(指《吉檀迦利》)已经名副其实地 归入英国文学，因为作者本人虽然按其所受教育和创作实践是本民族印度语言的诗人， 但他已经给这些诗歌穿上新装……这使它们能为英国、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全体读者 所接受……自从伊丽莎白女皇时代以来，这种诗歌艺术一直伴随着不列颠的文明扩张， 永不凋谢”(陈映真1)。泰戈尔获奖被冠以一个堂皇而顺理成章的理由：现代印度文学 是英国文学的一部分，是不列颠文明扩张东方的一个滋生物。有的评论家干脆把泰戈尔 称为“东方的印度白人”(East Indian Whiteman)，“新克尔特人”(Neo-Celt)。(注 ：参阅Kilmer.克尔特人指在盎格鲁撒克逊人来之前最后一批移民而定居于英国的人。) 此中流露出的赤裸裸的殖民意识现在看来极其荒谬，但这恰恰说明了泰戈尔之所以能够 获奖的复杂身份。如果泰戈尔是中国人或日本人，可以肯定他当时毫无获奖的可能性。 正如高行健的身份如果不是法籍华裔人，他获得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也非常小 。
长期以来，英国与其殖民地的印度有着一种奇妙的主仆、臣属关系，印度文学的伟大 成就自然被认定为英国文学的滋生物或变体，是西方基督教文明撒布东方所结出的硕果 。《伯明翰邮报》发表评论说：“泰戈尔先生的胜利主要意味着，英国文学的一个支流 已获得了成熟发展”(转引自克里巴拉尼276)。泰戈尔文学的成功得益于传教士们在印 度的广泛施教，那些虔诚的基督徒们在《吉檀迦利》中读到的是即将降临的美好天国： “我们怀着焦急的心情等待着基督思想能在一个具有真正代表性的印度人的心灵上发生 暗示性的影响。无疑，他就是我们等待的那个人”(克里巴拉尼 285)。这种对泰戈尔诗 歌的荒谬误读完全是带着一副西方基督教的有色眼镜来透视，泰戈尔的印度上帝变成了 基督教的上帝，泰戈尔的胜利完全归功于基督教文化的胜利。哪怕是一些明智的基督徒 在承认泰戈尔不是基督徒的同时，还在一厢情愿地相信：“终有那么一天，基督教将成 为亚洲的宗教——这也就是福音到来的时刻。罗宾德拉纳特在我们面前显示出他现在比 基督教徒还基督教徒”(克里巴拉尼 285)。在殖民主义的权力结构里，殖民者力图将受 殖民者“他者化”而剥夺其民族身份，其殖民成果之一就是殖民者文化对被殖民者文化 的胜利，而被殖民地本身的文化特性、民族意识则受到压制和摧毁。对那些傲慢的西方 人来说，泰戈尔不过是殖民主义对东方的文化入侵与文化渗透的战利品。
三、从文化误读到文化对话
“一个最普遍的跨文化误读就是把他种文化内的多样性降低化简为同一孤立的特质， 以一代全地把那种文化的特征之一视为它的总体性”(纽鲍尔 118)。综上所述，各种各 样对泰戈尔的解读都是用西方人的眼光从不同的侧面、孤立地作出取舍，各取所需。面 对这些对立矛盾、沸沸扬扬的讨论与争执，我们必须置之于引发西方人发现并认可泰戈 尔的文化语境，才可能获得进一步的认识。
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看来，语言成为殖民话语中最重要的因素。正是通过语言，“他者 ”才被创造出来。对世纪初的广大西方人而言，要理解和接受一位东方诗人的诗作，这 些文本的书写必须是他们可以读懂和接纳的语言，于是英语成为一种话语权力和文化霸 权的象征。对西方人来说，英语在殖民地的开花结果是伴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发生的，它 使得处于弱势的非英语国家的人能够超越愚昧无知，并赋予自我文明化的尊贵。翻译理 论家森古蒲塔(M.Sengupta)在“翻译、殖民主义与诗学：《两个世界》中的泰戈尔”一 文中，认为泰戈尔之所以选择诗歌的“自译”(auto—translation)方式，是因为翻译 可以“模仿”强势语境。(注：参阅Susan Bassnett and Andre Lefevere,eds,Transla tion,History and Culture(London:Pinter,1900.))因此，无论泰戈尔最初动机如何， 至少他非常明白，他能否进入欧美主流文化并获得认可，就在于他的英语创作是否契合 了英语国家的文化权力结构。为此，泰戈尔把孟加拉语的原作进行了细致的筛选、删节 和改写，没有将原著中直接表现印度种性制度、民族运动、社会思潮等内容的诗歌翻译 过去，而是选取了那些更为单纯宁静、具有宗教神秘的诗歌，这些优美出色的英文译本 成为他进入西方世界的一个通行证。如果泰戈尔没有具备归属大英帝国的文化身份，没 有把他的诗歌翻译成英语并重新改写，没有凭借自己娴熟的英语口语与英国第一流学者 面对面地深入交流，恐怕他很难为西方主流话语所接纳，他的文学地位和影响力也将极 其有限。
早在1817年，英语就取代了波斯语成为印度的官方语言，不少印度作家在20世纪之前 就开始用英语进行创作。20世纪以后，印度英语文学更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泰戈尔的 文学之被划归为“英国文学”的一部分，就是因为他给自己母语创作的作品换上了英语 “新装”。这样，西方读者能以自己熟悉的语言来阅读异己的充满陌生感的东方文学， 既无隔阂又倍感新鲜，既可以直接进入英语想象的世界又可以触摸异域思想的魅力。如 当时一位著名作家梅·辛克莱告诉泰戈尔：“你用如此尽善尽美的东西(即在英语或其 他西欧语言已无望见到的那些优美的东西)丰富了明澈的英语”(转引自克里巴拉尼266) 。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证明西方成功地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形象在异域土地上重新 塑造了一个西方的“东方他者”。可一旦泰戈尔在一战期间激烈抨击当时盛行于欧洲的 国家民族主义潮流时，“他在英语国家的声誉便很快下降，而更为严重的是，泰戈尔基 于欧洲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范式调整自己的英文文学创作(抑或译作)，这便使自己的才 智发挥受到严重的阻碍”(杨乃乔 308)。
从本质上看，西方有识之士之所以如此关心一个与自己不同社会的异域世界，其目的 在于通过对这个社会的描绘来批评欧洲的文化和社会，而不是出于异域文化自身的要求 。因此，西方“发现”泰戈尔源自于自己文化的内在需要，其诗歌只不过为西方文化的 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提供了一个契机。众所周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正处于 最复杂最动荡的历史转折时期，一方面殖民主义对广大东方各国的经济掠夺和文化侵入 达到了最猖狂的顶峰，另一方面其内部却经历着从未有过的精神危机。正是预感到了西 方文明的危机四伏和分崩离析，具有怀疑和批判精神的西方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在异己 的东方文化中寻求批评的武器。正如一位西方人士指出的：“我们只有在危机四伏的时 刻里，或在自己死亡的瞬间里呼唤着他。正因为如此，泰戈尔那样的精神现实，对我们 西方的心灵来说，直至遥远的将来仍然是个东方的奇迹”(克里巴拉尼 288)。例如，与 西方人在《吉檀迦利》中读到的和谐宁静、单纯自然、纯洁、神秘主义、异国情调、宗 教感和精神性等东方特质相反，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国人在《吉檀迦利》中获得的是追求 自由、平等、光明、理想和真理等富有乌托邦理想的乐观探索精神。实际上，中国读者 对《吉檀迦利》这类宗教诗表现出异常冷淡的态度，而更喜欢充满着爱与希望、简练清 新的《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或者《戈拉》、《沉船》等充满爱国主义 与民族主义激情的小说。可见，西方与中国对泰戈尔的接受恰恰是以相互“错位”的方 式强调各自所需，西方获得的是泰戈尔艺术中“静”的、东方性一面，是一种弥补自我 借我匮乏的平衡力；而中国需求的是泰戈尔艺术中趋“动”的、西方性的一面，是一种 民族的主义的认同感。
同时，我们不难发现，现代东方构成了一个极具启发性和颠覆性的形象，甚至是以一 种潜在的威胁力动摇着殖民地宗主国。这是一种有趣的历史现象。最初英国殖民者出于 掠夺和统治的需要，企图在印度人中间造就一个既有印度人血统和肤色，又有英国趣味 、观点和智能性质的阶层，可他们万万没料到却适得其反。这个新生民族借助于泰戈尔 这样一批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开始了一个“证实”自我、验证自己文化身份进而获取文 化权利的历程，带有文艺复兴性质的民族主义文学才得以诞生。这正是泰戈尔值得我们 重新认识的地方。因为他的创作并不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拙劣的模仿或变体，也不是对 印度古老传统的因循守旧的翻版。在一个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新颖与古老的复杂 多变的世纪之交，他把民族性与世界性、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泰戈尔之所以值得我们重新认识，是因为在这样一个东方与西方愈来愈结成一体的全 球化时代，他曾经、正在、并将继续对我们认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对话产 生深远的影响。在1980年日本东京举行的国际诗人会议上，台湾诗人钟鼎文的一段话表 达了泰戈尔对我们永远的意义：“泰戈尔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不属于东方或西方，但却 涵盖着东方与西方最崇高的精神领域。甚且，更是一个超越的存在，不属于任何时代而 属于永恒”(转引自糜文开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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