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辩证法：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新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马克思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劳动辩证法的前史：文艺复兴以降劳动与人的关系的改写
亚里士多德将人类活动区分为理论、实践和创制。理论以“出于必然而无条件存在的东西”为对象，把握事物的原因和原理，求知普遍性和必然性，进而与永恒的神性契合。这是闲暇人自由从事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是最优位、最高贵的活动。创制主要指“丰富了生活必需品”的技术性活动即劳作生产，它是人类为应对自然必然性而不得不从事的活动，它以制造产品和维持其他高级活动为目的，本身只是手段，是奴隶从事的最低贱的活动。实践则指免于生产劳作之累因而摆脱了自然必然性强制的人所从事的伦理、政治活动，它体现了行动者的自由意志，并以自身为目的，但缺乏崇高性和超脱性，在价值位序上远低于理论活动。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都是以自身为目的、不受外在强制性制约的自由活动，因而属于符合人性的、人的本质性活动，与之相反，技术性的劳作生产则与人的本质、社会的本质关系不大。亚里士多德因此说“生命属于实践而非创制”①。亚氏的这个界划和定位，成为西方古代的主流观点。
文艺复兴以来，随着“人的发现”和“自然的发现”的不断深入，世俗主义和实用主义、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渐渐萌生、兴起。“科学的辉煌胜利使人的自尊复活了”，并使人们“关于人类在宇宙间的地位的想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②，那就是“凭借认识在自然界中作用的力量去控制自然”③。后来培根“知识就是力量”、“认识自然以征服自然”等口号则是这种思想的鲜明表达。在世俗主义、实用主义的影响下，科学技术化逐渐成为一种非常强劲的趋向，而航海业、冶炼业等实用科学的兴起，特别是后来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功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向，科学和技术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哈贝马斯说：“现代科学的认识意图，尤其在其初期，主观上似乎并不是旨在生产技术上有用的知识。但是，自伽利略以来，研究本身的目的客观上转向获取技术，并把自然过程本身当作自然界产生的过程来研究。理论把技术上再现自然过程的能力作为衡量自己的尺度。”④ 现代的思想家们更“关心长期生存的实际条件。这些问题直接涉及维护人们物质生活和基本生计……如果说老一辈思想家们理论论证的出发点是：人如何能在实践上同自然秩序相一致，那么现代思想家们从实践上所强调的出发点则是：人如何能从技术上征服威胁他们的自然灾害”⑤。人的主体性依赖于技术的不断胜利，并且得以空前彰显。由此，人们对技术和技术性活动——特别是物质生产劳动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霍布斯明确指出，保护人们“通过自己辛勤劳动获得应有的东西”是自然法的必有条款⑥。威廉·配第则强调“劳动是财富之父和能动因素”⑦。而洛克则把两人思想综合起来，进一步抬升了劳动的重要性。洛克一方面将私有财产与“生命、自由”一起列为与人性、人的本质不可分割的“自然权利”，私有财产是人“以自己身体的劳动‘掺入’物体”的结果，“私有财产权利的产生在于人通过劳动，把所谓的个人人格延伸到他所生产的对象上”⑧，所以，技术性的劳动恰恰是人的本质的外现。另一方面又强调“在绝大多数的东西中，百分之九十九全然要归于劳动”⑨，主张社会财富源于人的劳动，劳动不仅攸关人的本质，而且和社会的本质密切相关。因此，萨拜因和罗素都认为洛克的这些思想是劳动价值论的先声。
随着工业文明愈益昌盛和政治经济学愈益显要，劳动的重要性开始被不少哲学家所关注。其中对古典政治经济学颇为熟悉的黑格尔，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黑格尔从个体发展和人类形成两重角度肯认了劳动的重要性。马克思曾赞誉说：“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并“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认的本质”，这是黑格尔的“伟大之处”⑩。黑格尔从辩证法(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的角度肯定了劳动的地位，极大地张扬了劳动的“积极方面”(马克思语)。
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对劳动态度的重大转变，以及从劳动出发看待人的自我完善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成为后来马克思劳动辩证法形成的基础性思想资源。
二、异化劳动到自主活动：马克思劳动辩证法的核心
1844年前后，经过历史学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的初步研究，马克思借助于赫斯超越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界定为“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而非“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联系起来的”自然属性。在赫斯那里，“真正的社会联系”在现实世界中被异化为“交换或物物交换”关系，金钱这个中介却成了主宰，人因此异化了，人“支配物的权力表现为物支配他的权力，而他本身，即他的创造物的主人，则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11)。而马克思则进一步发现，“交换关系的前提是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12)，这才是人的本质异化的根源和起因，金钱异化不过是表象。马克思在吸收黑格尔劳动思想的基础上，把人的本质确认为作为“自由的生命的表现”、“生活的乐趣”(13)、自由、自主、自觉的创造性活动的劳动。人的本质的异化其实就是和人的本质直接同一的那种“自由的有意识的”劳动的异化。
什么是异化劳动呢？“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14)。这是异化劳动最一般的界定。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是一切社会丑恶的根源。所以，人类解放、共产主义的实现就在于消除异化劳动和作为异化劳动结果的私有财产，实现人性的复归。“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人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复归”(15)。很明显，“异化劳动”是针对人的本质、自由劳动这些在现实历史之外先验的、抽象的概念提出的。
不过，此时的马克思已经自觉地把劳动的对象化、物化和劳动异化区别开来，他还因此批评了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而没有看到消极方面的片面性。他认为，现实的异化劳动是积极力量和消极力量的统一，“人确实显示出自己的全部类力量——并且把这些力量当作对象来对待，而这首先又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16)。马克思为此提出了一些和劳动异化史观并不协调的观点：“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存在，是一本打开了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全部人类活动迄今为止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同自身相异化的活动”，“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17)。这里蕴藏着几层意思：现实的人类历史就是建立在异化劳动基础上的历史；现实的异化劳动为未来的人类解放做了物质准备，真正实现人类解放就必须从现实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中找到现实依据，“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18)。
由此引发两个重要问题：如何科学地看待异化劳动？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解答，对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辩证法的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于第一个问题，在稍后的《神圣家族》和评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手稿中，出现了很独特的文本现象，马克思不再直接使用“异化劳动”概念，代之以加了着重号的“劳动”。马克思还明确认定“历史的发源地”就“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19)。“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不就是现实的异化劳动吗？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谈论自由的、人的、社会的劳动，谈论没有私有财产的劳动是一种最大的误解！”而对于异化劳动的消除，“只有通过劳动本身才有可能”，“决不能把它理解为用一种范畴取代另一种范畴”，即用先验的、抽象的自由劳动取代异化劳动(20)。马克思对原来抽象的和唯心的劳动异化史观开始进行认真的自我反思。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初步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正是在此基础上把现实的物质生产视为历史存在的基础，把由现实物质生产积累起来的生产力视为推动社会历史进步最根本的解放力量。而现实的物质生产，在人类社会“史前期”，从主体活动角度而言，其实质就是异化劳动。
关于第二个问题，马克思在评李斯特的手稿中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摆脱工业力量现在借以活动的那种条件”(21)。显然，异化劳动的产生并不在于劳动本身，而在于劳动得以进行的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消除异化劳动就在于改变这些社会条件。马克思在此指认了资本主义的分工和私有制是造成异化的社会原因。后来，马克思又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科学地概括出一定的生产关系(尤其是所有制关系，它是特殊的“以太”)是造成异化和异化劳动直接的社会根源。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这样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工人阶级“同生产力并同他们自身的存在还保持着的唯一联系，即劳动，在他们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而在以前各个时期，自主活动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是分开的，这是因为他们是由不同的人承担的，同时物质生活的生产由于各个人本身的局限性还被认为是自主活动的从属形式，而现在它们竟互相分离到这般地步，以至物质生活一般都表现为目的，而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则表现为手段”(22)。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这里所谓“劳动”、“物质生活的生产”，究其实质就是历史上现实的异化劳动。第二，此处“自主活动”系和异化劳动相互对立的一种自由自觉的生命创造性活动，但它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劳动”是有根本区别的，它不再是一种先验的应然意义上的价值设定，它在历史上曾现实地存在过。当然，这种存在是以片面的形式进行的，所谓片面性就在于它把物质生产劳动排除在外，仅仅表现为狭隘的道德实践、政治实践活动和艺术创作活动。第三，异化劳动具有不同的历史形式。一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劳动，它“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二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异化劳动，它们成为“自主活动的从属形式”。后来马克思对此作了更为精细、明确的指认：“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这样一些劳动的历史形式下，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23)。其中，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角度来看，活动的这种物的躯体的创造是在同直接的劳动能力的对立中实现的，这个物化过程实际上从工人方面来说表现为劳动的异化过程，从资本方面来说，则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占有”(24)。雇佣劳动和以前社会异化劳动的区别在于：“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雇佣劳动因此“表现为全面的异化”，是“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的异化形式”(25)，雇佣劳动同时造成了交往活动(如道德实践活动、政治实践活动)的异化。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指出：“只有完全失去了整个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26)。这个思想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被进一步明确为：人的全面发展“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具有极端异化形式的雇佣劳动，只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27)。“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只是表述的侧重点不同，其实质则是一致的。
综观人类的劳动史，一方面是劳动非人性、反人性不断深化，异化不断强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则是劳动所产生的解放力量不断增大的过程，它自身不断地创造和积累解决自身矛盾的条件和力量。这也就意味着，只有到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阶段，异化劳动转变为自主活动，人类解放才具有直接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的可能性。这就是劳动辩证法的核心内容。这同时也意味着，只有以雇佣劳动为基石的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和它所创造的发达的生产力，才使共产主义成为“现实的运动”。
三、一体两面：马克思劳动辩证法和生产力—生产关系辩证法
在标志着新世界观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认识到，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他由此实现了看待社会历史视角的格式塔革命：不能从抽象的人和先验的“劳动”出发看社会历史，而应该从现实的社会实践出发看社会历史，并从中发掘人类解放的内在的现实的可能性和力量。“实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被进一步发展为基始性的“物质生产”——“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人们吃喝住穿等生活需要的资料，“即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28)。物质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和存在的基础，对于人类和历史来说，这是“一个永久的自然必然性”(29)。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出发看历史，并把它视为全部社会历史存在不可缺少的基础，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内核，也是唯物史观第一层级的内容。
哈贝马斯指出，像实践这样“客观的活动一方面被马克思理解为先验的成果；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把这种先验成果看成是建基于现实的劳动过程”(30)。所谓“先验的成果”，指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结果(它们对于后人来说则成为“先验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是所谓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而在《哲学的贫困》以及后来的文本中则变为更加科学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31)。
对人类实践活动“先验成果”的关注，亦即从生产力、生产关系辩证运动向度考察和解释人类社会历史，无疑是马克思的主导性思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及其手稿，这个主导性思路脉络清晰。马克思明确指认，新历史观“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活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32)。后来又进一步指认：“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即“政治国家”(33)。“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的社会关系”(34)。这些思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了众所熟知的经典表述。
相较于把物质生产视为人类历史存续发展的永恒基础，从生产力生产关系辩证运动角度理解历史，可以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二层级，也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要向度。第一层级的物质生产和第二层级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辩证运动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一切唯心史观最显在的标志。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对之进行强调，并把它们作为唯物史观最显要的内容原因之所在。恩格斯后来在给梅林的信中专门指认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讲，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构成历史辩证法客体向度的主要内容。
但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有另一个层级，历史辩证法还有另外一个向度，那就是对人及其存在状态的关注，或曰主体向度。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决不是像萨特所说的“人学的空场”，阿尔都塞所谓“历史是个无主体的过程”是站不住脚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决然抛弃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同时，也强调指出：“全部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而，历史唯物主义考察方法的“前提是人”，“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35)。历史唯物主义虽然不再奢谈抽象的人和抽象的主体性，但关注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主体性(特别是对现实的人的生存、活动状态的关注)无疑是其重要的内容。只是相较于外显的第一、第二层级内容，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隐而不彰。从已有的文本和前述讨论可以看出，在马克思对劳动深为关注的背后，蕴含着他对劳动者生存样态的关注，劳动不仅仅是个经济学概念，同时还是个人类学概念。可以说，劳动辩证法是历史辩证法主体向度的主要内容。
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和客体向度只是侧重点不同，两者实则一个统一体的正反两面。劳动辩证法和生产力—生产关系同样如此。区别只是在于：如果说劳动辩证法偏重于在现实的劳动辩证运动中寻求通达人的自由、人的全面发展等理想的主体境界，而生产力—生产关系辩证法则偏重于从历史客体辩证运动中寻求通达富裕、自由、人道、平等、民主的美好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而人类自由王国、人的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社会，在历史唯物主义那里实质是一致的。
所以，作为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既是旧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的根本解决，也是异化劳动和自主活动矛盾的根本解决。为此，《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方面说共产主义“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一方面又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又是同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36)。而《资本论》则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作为劳动的“极端的异化形式”，必然会过渡到自己的反面——自主活动，与此同时，它也“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解体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充分证明了生产力—生产关系辩证法和劳动辩证法的一致性。
那么，异化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又怎么促进共产主义社会的形成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呢？对马克思来说，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就意味着“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这“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37)。于是，“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38)。
贝尔由此指认：“同后来的社会学家一样，马克思以为对于非人道的劳动的解决取决于劳动时间的减少、劳动自动化和闲暇时间的增加”(39)。贝尔的指认不能说全无理据，但无疑是相当肤浅的，这种理解很容易滑向技术决定论。哈贝马斯正是由此批评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是“劳动乌托邦”。在这个问题上，基恩的理解更合理一些，他说：“马克思的图式是以主客体关系的辩证模式为依据的：人类的自然存在通过社会劳动创造他们的客观世界和他们自己。人类通过劳动改变外部自然界，同时改变他们自己的本性，发展他们潜在的能力。人类的劳动既为主体创造客体，又为客体创造主体。”(40) 贝尔和哈贝马斯只看到前者，而忽略了或者有意不承认后者。
本文认为，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在马克思那里只是异化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更重要的是，理解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思想，不能仅仅局限在劳动技术化程度范围内，还必须把它和生产力—生产关系辩证法结合起来进行，生产关系革命——因为异化劳动根源于一定的社会关系，才是异化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更根本的要求。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关系革命即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社会的个人的所有制”的建立，既带来劳动者劳动积极性的提高，进而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形成全体社会成员相互平等的社会地位，人们在平等基础上的共同劳动，就会形成共同利益，人们为了共同的切身利益就会自由、自愿地相互尊重、相互协作，实现合理的交往，并在此基础上经过民主协商确立合理的社会纪律、规范和“最无愧于人、最适合于人性”的社会制度。马克思说：“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个人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互一致的。”(41) 人们在上述条件下的共同劳动和交往、学习过程中，会亲身体会到民主、自由、平等的价值和意义，进而使民主、自由、平等在社会意识、价值观念等社会心理层面得到持久的强化，成为全体劳动者自觉认同和主动诉求的价值理念(42)。换言之，异化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将在生产力的大提高、社会关系的全面改善和社会价值观念的不断进步等不同方面，促进共产主义社会的形成；将在物质基础丰富、自由时间充足、人际关系优化、社会制度合理和价值观念先进等方面，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主客观条件。
注释：
①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
②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74～58页。
③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07页。
④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⑤同上书，第54页。
⑥转引自唐正东《斯密到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⑦配第：《赋税论》，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66页。
⑧转引自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92页。
⑨洛克：《政府论》(下)，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页。
⑩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11)同上书，第170～171页。
(12)同上书，第28页。
(13)同上书，第184页。
(14)同上书，第52页。
(1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1页。
(16)同上书，第101页。
(17)同上书，第88～89页。
(18)同上书，第82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1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4、255页。
(21)同上书，第259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113页。
(24)同上书，第360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6、520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9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8～109、520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9页。
(2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
(30)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78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2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7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1～142页。
(35)同上书，第67、73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2、130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2、218～219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32页。
(39)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1页。
(40)约翰·基恩：《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0页。
(42)关于这一点，萨茨有较为精彩的论述。参见《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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