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股份制：中国稳定、持续发展的根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根基论文,股份制论文,中国论文,持续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没有基本的社会公正作为社会利益协调整合的秩序基础，社会和谐就无从谈起。”[1] 从“场论”[3～9] 知道：从根本上讲，这种“秩序基础”是由一个社会中的体制结构[3、4] 决定的，且常见的三类体制结构中，树结构[3、4] 最差，果结构[3、4] 最好，树—果结构[3、4] 接近果结构。而我国的体制内改革，正是从现行的树结构向树—果结构转变，而大众股份制的确定，正是这种树—果结构的建立。这是中国走向稳定、持续发展的根基。
一、57年以来，农村为什么缺少和谐？
我们分“人民公社”时期及改革28年以来这样两部分来谈这个问题。
(1)“人民公社”为什么不和谐？
人民公社失败了，这是事实。她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销声匿迹20多年了，这也是事实。但它为什么这样同我们的农民兄弟不投缘、与农村生活不和谐？不仅如此，理论界还把人民公社的失败用来断定“中国农村不可能走集体化的道路”，“只能在土地家庭承包制的状态下‘维持现状’”。果真是这样吗？
想当年，我们党把土地分给农民，使农民从心眼里拥护共产党，农民的积极性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耕者有其田”，几千年农民的愿望得到了实现，这是多么振奋人心啊！
为了避免两极分化的恶果，我们党选择了将农民组织起来走农村合作化的道路。从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直到人民公社。应该说，通过这种形式，走集体化的道路是正确的、应该得到肯定的。但是，我们党的根本失误在于：在通过上述形式走集体化道路的同时，悄悄地、一步一步地把“土地归农民所有”的本质给改变了。“人民公社时期的土地制度以集体所有为名，但实际上是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所有”。[2] 农民由土地的主人地位变成了土地的附属，也使他们的积极性降到了零点。
如果我党当时没有这种失误，而是在通过上述形式走集体化道路的同时，仍然把土地归农民所有——实现这一形式很简单，只要把“人民公社”规定为“股份制企业”，按农民原来分有的土地入股分红就可以了，并可以继承。为了保持稳定，还可以规定：三或五年之后，股份可以自由转让、抵押，人可去但股不消等等。不管股份多少，实行一户一票制，公社领导人，最终都要由股东大会推选候选人并选举产生、经三分之二的股东同意，股东大会可以罢免负责人等等，但作为过渡时期(如最长五年)，公社领导人可以由上级委派，但股东大会可按时对其进行方方面面的监评(包括撤换)，等等。
如果在当时，我们就认识到这样的股份制，现在已是农民幸福生活中的第二、三代了：他们可能继续当农民(可能已是机械化大生产的新一代农民)，他们可能是官员(真正意义的人民公仆)、教师、艺术家……；他们可能生活在农村，也可能生活在城市。一方面，他们可能继存了老一代的股份，另一方面，他们也可在新职位(如官员、艺术家岗位)上得到他们应有的待遇。真正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各尽所能”。
用“场论”的知识，让我们来对比一下“公社”时期与我国封建社会的体制结构——树结构(“树”——指《图论》中的“树”图)。简单点讲：一个社会中，凡是依靠上级(由上而下)来任命、撤销官员的这种“体制结构”，我们称为树结构。自秦置郡县以来，我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是执行的“皇权不下县”这样的“祖训”；就是解放前，县以下虽然设立有派驻性质的区、乡公所，但并不设财政，不是一级完全的政府。农村维持乡村自治，地主和自耕农纳税，贫雇农则只交租子。这就是说：我们虽然与封建社会都以树结构为体制结构，但树梢(即树结构中的最下端)的位置不一样；封建社会以县一级为树梢、而我们的树梢却更低(如果县级设有县、区、公社三级的话，树梢的位置就更低了)，也就是说：我们建立的结构是比封建社会体制结构更纯粹、更多层次的一种树结构。解放前，因民国时期的区、乡公所不是完全的政府，故它的体制结构与封建社会的体制结构大致相当。像我们这种比封建社会(含解放前)体制结构的结构图中树梢更低的体制结构，一方面(因层次多、冗员多)农民负担的制度费更重，另一方面农民的人身“自由度”也就更低。农民先以破坏生产工具、宰杀牲畜、砍伐林木直接反抗，后以粗放经营、消极怠工间接反抗等方法来加以抵制。正因为如此，1958年人民公社才刚刚成立，1959年就开始了农村人口大批饿死的“三年自然灾害”，与此同时，党内错误地开展了对“彭、黄、张、周”的“反右倾”批判，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便产生了连封建社会中开国首脑时代都从没有过的“十年动乱”。
如果要从“场论”来看：人民公社的建立，已改变了所有制的构成形式(这是“场论”里的概念，不同于传统意义下的所有制形式概念，见文献[5])也改变了现实的生产关系[5]，这种现实的(即用现实模型构造出来的)生产关系中，“通过民兵建制的、准军事化的公社组织来运作动员机制，全额控制农村生产力诸要素，全环节控制农民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10] 在生产关系的这种构成形式中、农民完全成了由“势能”(即通常说的上级)来单方面推动的棋子。结果使矛盾激化。这对于不懂“场论”的人，完全不懂得这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不知者，不为过”嘛
(2)改革28年以来，农村为什么仍然不和谐？
1982—1984年，全国推行“大包干”以来，就像50年代的土改一样，重新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从原来的不足6000亿斤，连续跨越了6000亿斤、7000亿斤和8000亿斤三个台阶，到1984年超过8400亿斤。开始解决了广大农民长期以来吃不饱饭的根本问题。
但是，好景不长，“到1985年以后，农民负担逐渐加重，各种税费负担转嫁给农民。1997以后，农民的纯收入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虽然采用了现代科技的办法来维护粮食的逐年增产(如化肥、农药、优质稻种子)，但农民的收入以每年3％～5％的速度下降，农村地区的干群关系紧张，社会冲突上升，上访、集体上访量增加”。[11]“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大批农民进城，土地抛荒，小农经济的分化和解体加快。人们开始怀疑土地承包制的核心“分地”是否合理，如何将农民进一步组织起来，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成了各级政府关注的焦点”。[11]
用“场论”的观点来看：(1)虽然经历了28年的改革，但体制结构仍然是树结构；(2)这树结构的树梢部分仍然很低(乡镇一级)，而乡(镇)就是原来“人民公社”改的，就是说：结构跟改革前是一模一样的；(3)这种树结构，甚至下到(准政府的)村一级，树梢就更低了，且原来的5.6万个公社，改成了9.2个乡(镇)，几乎增加了一倍。这可以想象：这样的体制结构，需要农民养活多少冗员(且这些冗员都“坐”在农民头上，生活比一般农民要好得多)。1997年以后，农民在家乡实在难以发展下去了。幸好，他们可以外出打工(包括许多人背井离乡，在条件极差的矿业打工)，农民只能靠(离开本行的)非农收入来维持自己很小的收入增长。
为什么在改革初期(1982～1984年)农村又有一个欣欣向荣的景象呢？“场论”告诉我们：树结构有这样一种“功能”：往往在生产力低下的时期(刚刚经过“十年动乱”的我们，生产力还十分低下)，其社会的有序度(从“场论”知道：这是可以计算的)较高，而每当“发展趋于鼎盛的同时，其危机也就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采用的树结构，它的演变历史刚好证明这一点。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其属性内容的先进性，可使社会生产力很容易快速发展，它与树结构的不相适应性就显得特别尖锐。
人们说：“中国人很聪明，干什么事都知道绕道走，从不硬碰硬”。我国体制结构(即树结构)，就是一块硬核，改革28年了，人们都绕开这个硬核走，把体制改革演化成体制外改革(实际是社会改良)。但是，不管你如何绕，体制结构这块硬核是绕不过去的。我国当前的改革遇到的困境(如“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腐败和权力资本化迅速滋生并蔓延，政企总是分开”，等等)[12-14]，就是“改革”绕开体制结构改革的后果，只要我们在结构上稍稍动一点手脚，这些问题不就可以迎刃而解了？[15]。所以，我们认为：实事求是最为重要，不管你做什么，只要你欺骗了(当然，很多场合是由于你的无知而欺骗了)它，最终，它还是要欺骗你的。
我们知道：任何社会制度都包含如下三个基本层次：核心层次——社会的属性内容，第二层次——体制结构，第三层次——法规细则(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法律、法规、方针及政策)；社会制度的第二、三层次又称为体制，即给定社会属性内容的构成形式，等等。
由“场论”知道：只有把发达国家的体制结构(类型)引入到我们国家中，我们才能学习、借鉴它们的管理和方法(这些管理和方法往往以法律、法规、方针或政策的形式出现在第三层次之内)。像我国目前的这种树结构，是排斥这些先进的管理和方法的。对于树结构来说，这些管理和方法的引进(包括市场经济的引进)不外乎是在捣乱：破坏了树结构的稳定性、有序性。这正如中国社会科院副院长冷溶先生主编的书中所说：“在这25年间，……，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都出现负增长。社会秩序指数年均递减2.0％”[16]。中央党校教授高新民在谈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时指出：“在政治生活中要以人民权力为本位，这要求我们的权力是双向运转，而不是单向运转。我们传统的权利运作是自上而下的，是单纯的管理。但一旦以人民权力为本位，就要以人民的参与，形成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向运转。这种运转就叫做治理而不是管理。”[17] 这就是现在世界上最流行的“良善治理”治理模式。也是我们在“场论”中所称的“果结构”治理模式。但在我国，目前要实行这种“果结构”，条件还不成熟，因在树结构统治长达二千多年的时间里，一下子就变成果结构来治理，人们还不适应(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混乱)。我们认为：中国的体制结构改革，还是以渐变形式为好。而我们将要提到的大众股份制的确立，就是建立在一种稳定、持续性很好的树—果结构之上的。这是中国稳定、持续发展的根基。“场论”已经证明：这种分阶段搬入果结构的做法——即在我们社会中，先建立起树—果结构为体制结构的做法是相当和谐的(即它不与树结构相互排斥)，且这种树—果结构比单纯的树结构好得多(有质的差异)。树—果结构还是从树结构变成果结构的过程中，唯一可以用的结构类型(当然，它的建立还是不能同发达国家的完全的果结构相比美)。
为解决社会的公平和效率问题，有人倡导伦理精神，认为：“伦理精神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根本保证”，“伦理精神是追求效率的最终动力”、“伦理精神是实现公平与效率率均衡的支点”[18]。诚然，倡导伦理精神无可厚非，但在树结构的统治之下，遵守这种精神的人只是“权力单项运行”中的被管理者，而管理者是否遵守这种精神，完全取决于他的自觉性。而当被管理者从实践中发现这一“权力漏洞”的时候，便拼命地“腐蚀”管理者，以便获取各种额外利益。于是，较广泛的“腐败”便产生了。在树结构条件下，这些法规细则(第三层次)放得越开，这种“腐败”就越厉害，对树结构的稳定性破坏也就越大。“在这25年间……，社会秩序指数年均递减2.0％”(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冷溶主编的前书)[16] 便是实证。伦理精神的作用，只有在“权力双向运行”的果结构中才会产生巨大的积极作用。
二、农村大众股份制的基本框架
1、新土改政策：①把全村的土地分成部分：一部分属国家所有，一部分属村民所有。属国家所有的这部分土地究竟有多少，怎样管理等等，均由国家确定。我们只在这里只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如下：国家所有的土地占全村土地的比例，一般应控制在20％～40％之间，且土地的具体位置一般不要具体指定，只相当于在农村土地中占20％～40％的股份。平时，这部分土地仍由农民耕作，10年以内也不要分红(作为对农民的支持)，土地转让时，这20％～40％的转让金可以收取，也可以投入到农村(如卫生等)其他事业。总之，在10年内，国家应尽量对农村给以支持，并可以根据东、中、西部的不平衡发展而加以择重考虑。这也是中央对农村“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的体现。②属于村民所有的土地，既不考虑土地的位置，也不考虑土地的价值及以后的升值，等等，以股权(不是实地)的形式，均分给农户，一户一股或一户十股(单位不同而已)。每户可推荐在乡村中实际发挥作用的人为股权代表，负责办理股权登记及相关事宜。
2、规定：凡在当地农村连续工作五年(或更长，但一般不超过十年)的股权代表，其股权可以转让，继承，抵押，也可以人去股不消等等(在规定期间，若老一辈的股权代表逝世了，其家里人可以另推股权代表提前继承，但在规定期间内仍不可以转让，抵押及人去股不消，继承人还需在规定时间内继续留在当地农村工作，等等)。家庭股权代表亦是村级董事会的当然股东。
3、董事会成员(包括董事长)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候选人的推荐必须经过一定数量的股东推荐才算数。其中，若某股东推荐的人数，超过董事会应该选举的人数，则这个股东的推荐票便一律作废。规定实行一户一票制(即股权代表的一人一票制)进行民主选举。至于如何罢免、何种大事要经股东大会通过等等，本文不细谈了。
4、董事长是否兼任村长、村支书记，如何兼？如何不兼？怎样保持董事长有相对独立决策权，以及职务津贴如何处理？费用怎样分配？村属企业如何处理？等等，可以供大家讨论。本文只是给出这种模式的一个框架，这些部分都不在此进行了。
还有几点说明：(1)董事长候选人为什么不能由上级机关提出：这样做，就不是树—果结构了。这种做法的局限性在于：缺乏真正的民主，老百姓会认为：选不选都一样，选举是走形式，玩花样，仍然难以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来。(2)只有把所有权给了村民，村民才有真正的积极性，村民说：承包制好像租房子住，总没有自己的房子住起来好。但中国最好不走私有化的道路，这样把股权分给农民，是很高明的做法。(3)这种选举，执行起来，有不少问题，如特别在初期阶段，由于农民还不习惯，以为还是老一套，可能出现选民不认真，看重感情、随便选的现象，但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大多数，相信时间与实践，经过一段时间后，当选民看清：这种选举与自己切身利益紧密相关时，就会十分认真对待的。(4)为让选民尽快懂得这些，认真对待选举，政府要加强指导工作，如加强村民学习；又如第一次选举前可以介绍一批可以作为候选人的人选供参考(不是指定一人或二人为董事长候选人)等等。(5)在这种体制建立起来之后，土地家庭承包制或我们倡导的“大众承包制”[15]，等等，不但仍然可以应用，而是真正发挥其极大作用的时候了(既有共性，又承认差别嘛)。与原先承包制或股份合作制不同的是，他不直接与政府发生税费关系，与政府发生税费关系的只有大众股份制企业。(6)既然，人们可以把“人民公社”彻底否认掉，为什么不把它同时带来的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虚”化也一起否定掉呢？是的，中国的土地不宜私有化(我也同意)，但大众股份制没有私有化土地呀！相反的，大众股份制的道路是一条“既能体现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实质，又没有私有化土地”，还是解决农村一系列问题(如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集体化、经营规模化等问题)的唯一正确的途径。(7)这种制度，就是小平同志希望建立的“保证坏人变好，好人更好”[15] 的(组织)制度。潘德冰《中国改革的优化及经济的选择》一文所列“大众买断制”的特性，大众股份制都具有，如“消除腐败、遏制两极分化、政企分开”等等。
三、大众股份制是农村综合改革的基础
因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在树结构的基础上，在“场论”看来，它只不过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模式。它的运行、控制、稳定性及有序性功能及民主与法制、社会成员的利益分配等方面都比现实的发达国家实际存在差距，如树结构条件下，“法制”易被扭曲为“人治”或“权治”、“人民民主”易被扭曲为“为民做主”、“按劳分配”易被扭曲为“按权分配”等等。农民处于树结构的底层，改革了树结构，就从根本上改革了农村。也就改变了吴敬琏先生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指导下的改革”[20]。
在树结构之下，政府提出的许多事情都到不了位[20]。下面来分别谈谈：
1.村长的选举，由乡(镇)政府提出候选人。村民开始时还有热情，以后发现：选不选反正都是他，除非这个人实在不地道或引起了公愤，村民才把他选掉，一般情况都能当选。又如公开村务，需要公开哪些内容？公开到何种程度？还是由村委会单方面说了算(农民没有任何办法)。时间一长，农民对这套“改革”早已没了兴趣，对村长的选择，村务的监督也就更是开玩笑了(农民说：“免得把人也得罪了，事还是办不成。还可能给小鞋穿，更是犯不着了”)。
在树—果结构下(即建立大众股份制后，下同)，“官员”(指董事长)等开始眼睛朝下看(因由村民真正直接选举、监督)，村务公开哪些内容、公开到何种程度等，都主要由村股东大会决定，显然只有在这种体制(指树—果结构体制)下，选举及村务公开，等等，才有实际意义。
2.在树结构之下，农民受到两种制约：(1)官员的制约：几千年来，农民养成了“怕官”的天性(因在树结构条件下，直接上级都管得住他，农民害怕；不是直接上级的，则通过“官官相护”也可以治他，农民也害怕)；(2)法律的制约。在树结构下的人们“打官司”，便是拼后台(即看谁的后台硬，谁就是胜利者)，法制就这样变成“权治”，“人民作主”变为“为民做主”，等等[21]。当然，我们是从最坏处讲的。但我们看到，在真正的法制(社会)环境里，是不存在这样的“官员”层层对“村民”的制约的。人们所受到的制约，只有法律的制约。我们建立起来的树—果结构，正是把村民从几千年以来的有“官员制约”的树结构之下解放出来，使他们从此摆脱了“官员的制约”。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才能真正做到“依法行政”。而在树结构条件下是没有这样的环境的。
3.“要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真正让农民当家作主”。[19] 显然，要真完成这些工作，只有在我们的树—果结构之下，建立起大众股份制才得以实现。在这种体制之下，农民有了钱(指有了股份)、有了权(指股份制中的各种直接权力)，才可以成为真正的主人(这种体制下，村民说话也会硬气起来的)。像现在，农民“既无钱，又无权”，说他“当家作主”只不过是一句空话，这就是周恩来总理不理解(他老人家当时确实不理解，当时我也不理解)的：新社会(指树结构之下)的农民，为什么走路时总是低着头、弯着腰的根源。现在，我们可以告诉他老人家的是，在树—果结构之下的新一代农民，扬眉吐气，意气风发，再也不在人前“弯腰驼背”了。
……，等等。[24]
四、大众股份制，是农村和谐社会的样板
我们在树—果结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众股份制，把农民从树结构(实质是现实的生产关系)[5] 的约束下解放出来。这种解放，是真正的解放，它大到可以同1949年的农民解放相比美(可能还要强一些)。我们将看到：九亿农民可喜的面孔，哭笑的脸蛋(他们激动得流出了热泪)，他们振臂高呼：“共产党岁！改革万岁！×××万岁！万万岁！”(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社会学者孙立平的“改革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20] 的断言可能要过时了(我想：这种画面也是孙先生希望看到的)。
1、生活在树—果结构中的农民，去掉了身上几千年来的“官员制约”，人，好像长高了几倍(与官员一样高了)，成了真实的自我。建立起大众股份制的农村，在世界上第一次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
2、树—果结构体制的建立，安稳了中国九亿农民；只要农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就稳定了！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用“皇权不下县”的办法，都可以稳定200～300年，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只要在县以下建立起大众股份制来，不至少也要稳定(且更加有序)200～300年吗！况且，与之相关的“三角鼎立”(指土地买卖过程须经“政府、大众股份制企业，土地购买者”三方确定)的征购土地机制的形成，是“二龙戏珠”式(指以前的土地买卖过程只需“政府与土地购买者”两方确定)的乱征土地的杀手锏。我们相信：随着大众股份制的建立，由“乱征土地”而引发的社会风险因素，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诱因已经排除，中国将走向“更加注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更加注重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22]。
3、树—果结构体制的建立，农村大众股份制的确立，很好解决了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冲突与对立，这本身就是一种重大的“体制改革与创新”[23]。只有在这种体制之下，我们才能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建立健全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23]。
4、①关于“民主与法制”的问题，上部分第2小节已讲得很清楚；②至于“改革发展与稳定发展的统一性”问题，从以上的讨论中知道：这一问题都包含在比树结构稳定性更好、更有序的树—果结构的建立之中；③大众股份制的建立，更是体现了党的高瞻远瞩及社会主义社会属性内容的优越性。如果没有这样的基本条件的保证，就没有大众股份制的成立条件：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想把至少占60％的土地无偿地分给农民——大众股份制中所给的股权，就相当于把土地分给农民了，这可能吗？更为重要的，没有中央领导同志的无私与勇气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真诚与执著，这种连想都不敢想的事，还能做吗？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农民，才会发至内心世界的三呼“万岁”了！
构建和谐社会决定[23] 中的原则，我们设计的“农村和谐社会”都大大超标了。
5、黄苇町先生等人认为：构建和谐社会，中国亟须破解的难题[22] 至少有七个。下面就来看看，大众股份制是如何破解这些难题的。
①如何建立合理、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体系的问题。“人们对分配不公的最大愤懑，是那些利用职权，进行权钱交易，官商勾结，一夜暴富的人”，[13] 从大众股份制的建立就知道：这种制度刚好可以从体制上根本消除“官商勾结、两极分化”的可能性，也能最大限度的做到公平与公正，详细论证见文章[15]。②解决就业难的问题。首先，企业一私有化，它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不再解决农村就业(因改制前的乡镇企业，是“就业最大化”为目标的，而改制后的私有企业的目标却变成了“利润最大化”)。原来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就要回家，就要外出打工(一般涌向城市)。在乡镇企业就业的近2亿农村过剩劳动力，就算一半被赶出来，也是一个十分可怕的包袱。[11] 面临这个棘手的问题，社会主义的大众股份制企业就不一样了：股东们会妥善解决这些农民(也包括股东自己)的去留问题的。其次，若干年之后，当人们发现：在大众股份制里，凭借自身的才能、德性等就可以得到很好的升迁或重用，不像其他地方，除开自身条件之外还要依靠别人的势能作用的推动才能提升。并且，这里的人际关系显得自然、清新与单纯，这就是人们自然向往的地方的。那时候，许多大学生、研究生都会向“大众股份制”靠拢的。若是这样，农村大众股份制企业，还成了解决城市人员就业的一个重要途径。而现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的。③至于增长方式及可持续发展问题，可见本节上述论述2。在这里还想多说两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即只有先建立起性能(如可控性、稳定性、有序性等等)较好的“容器”(指体制结构)，才谈得上发展生产力、积累生产力。但在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时候(如“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时候)，不变革结构类型，在原有的树结构体制条件直接生产，也是可以的。但当生产力的积累已达到某一程度，前述的种种“社会矛盾”难以解决时，就非得变革结构类型了。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科学增长、稳定、持续发展了。④大众股份制给每户的股份就是一种“托底”，在这个之外，国家等还有什么帮助(如发放最低生活保障等)，那当然更好了。⑤许多事都可以在“股份制”内解决；内部难以解决的事，可以由“股份制”企业负责人出面解决(这就是组织出面了，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利益诉求渠道”)。而像现在，分散的农民“求诉利益”无门，只能自己或“组织”起来，到上级政府或上上级政府门前去上访、静坐甚至围攻(因村官大多数其实是支持农民的，甚至上访就是村官的意见，但在树结构体制下，村官的“乌纱帽”被上面的官员托着，不好出面呀)。⑥关于发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的问题。首先，当人们穷得“连饭都吃不起的时候，肯定认为这属于奢谈”；其次，即使农村的这部分经费(如教育)全部由国家、省(市)政府投入，也要投入到一个真能为村民办事的“机构”之中。现在这种树结构下的“机构”，像一个漏水的壶(普遍都漏水，它们只有漏多漏少的区别)，而我们的资金投入，就好像给这种壶灌水。这样做的效果不是很显然吗？温铁军、刘薰词先生是了解农村实情的，他们(分别)一再强调对“农民的直接投入”，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我们认为：要做好这个工作，仍然需对树结构条件下的农村先进行结构类型变换，才会有理想的效果(这么多年了，在树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玩尽了“改革”措施，有何作用！)。而我们的树—果结构之下的大众股份制，就是这样一把(功能与质等)各方面都很好的不漏水的“新壶”。⑦大众股份制是一个天生的防止“权力寻租”的自然“工具”[15]。
由此可见，大众股份制，是农村和谐社会的样板，是我国稳定、持续发展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