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与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贡献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哲学思考与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与贡献。研究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诠释，又是对建国六十周年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理论梳理。然而，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十分丰富，研究成果也很多，一般的论述显然是不行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在这里，笔者主要从对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发生深刻影响的三个方面来揭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与贡献，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的中国化概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标准的中国化阐释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体系的中国化构建，也许这样有利于从根本上认识和把握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理论价值，有利于从根本上认识和把握邓小平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里程碑。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的中国化概括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是什么？如何用一个简短的概念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一直是一个人们感兴趣的话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例如早先就有人把唯物史观概括为“阶级斗争理论”或“经济决定论”或“历史决定论”等等，尽管这种概括并不是很科学，但说明对一个科学理论的精神实质进行概括确实是很有必要的，只要概括得科学合理，就对该理论的研究、宣传、灌输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究竟是什么？能不能用一个概念加以概括？回答是肯定的。邓小平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虽然博大精深，但仍然可以用一个成语概括，这就是“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一词，源于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朝颜师古注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务得事实”是指务必得到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每求真是”的“是”不是指规律的“是”而是是非的“是”，是指要不断追求各种根据的是非真假。这是因为河间献王刘德是汉代的一个古文经学家，他之所以要“实事求是”，就是要弄清古代文献典籍的是非、真假、对错，代表的是“汉学”主张通过对儒学字义的充分考证，明了经义的本意，反对用微言大义牵强地附会现实政治。所以，实事求是的本意是一个考据学的命题，指严谨好学、务求真谛的一种认真的治学态度和作风，并没有真正的哲学意义。后来曾国藩为了调解汉学与宋学的矛盾，特将汉学的“实事求是”与宋学的“即物穷理”这两个当时势同水火的命题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在《书学案小识》一文中说：“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① 据现有资料，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将实事求是与即物穷理加以统一理解的思想家，也是第一个将实事求是从考据学命题改造成为哲学命题的人。毛泽东青年时代对曾国藩十分推崇，曾经熟读过曾国藩的著作，受到曾国藩的影响应该是不言而喻的。②
毛泽东的哲学创新在于他没有停留在传统的哲学命题之上，而是对“实事求是”作出了全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③ 显然，这样理解的“实事求是”与河间献王刘德的“实事求是”本意已有很大的差异：其一，“实事求是”不是局限于“本本”（经义），更重要的是强调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核心是实践第一的观点，以后又发展为“群众路线”的认识方法；其二，“求是”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的意义，因为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为了装点门面，更不是为了耍嘴巴皮子，而是为了“有的放矢”，即用马克思主义这个“矢”来射中国革命这个“的”，来研究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切实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所以毛泽东有时也把“实事求是”和“不尚空谈”放在一起使用；其三，“是”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是客观规律，这决不是“汉学”的烦琐考证，在一定意义上更接近于“宋学”的“义理”，但它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客观真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其四，“求”就是研究客观事物规律的辩证方法。经毛泽东这一番改造之后，“实事求是”就从传统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和范畴，这是对“实事求是”认识的质的飞跃，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质的飞跃。
邓小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①“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④ 并强调：“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⑤ 在邓小平看来，“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⑥
为什么能够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概括为“实事求是”呢？这是因为“实事求是”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首先，“实事求是”体现了唯物论的观点。唯物论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人在认识和把握世界时，就要按照世界本身所呈现的样子来理解世界，从事实本身的联系来把握事实。决不能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理解现实世界，必须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实事求是”强调对整个世界的看法都坚持从客观事物和现实实际出发，而不是从马列书本出发，从外国模式出发，更不是从主观臆断出发，是对就是对，是错就是错，是先进就承认先进，是落后就承认落后，只肯定应该肯定东西，只否定应该否定东西，不走极端，不搞绝对化，可以说充满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其次，“实事求是”体现了认识论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是主体在实践过程中对客体的反映，这一反映过程随着人们的实践发展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并且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一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使认识不断深化。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就违反了主观符合客观的原则。经验主义把认识停留于感性阶段，停留于某一局部范围内，忘记了理论的一般指导意义；而教条主义只从书本和教条出发，忘记了认识、理论也应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而不断改变自己的形式。“实事求是”强调从社会实践出发去认识客观事物，强调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纠正不科学甚至扭曲的认识，纠正教条式理解和超越现实发展阶段的不正确思想，因而从根本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反对主观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产物，它反映了对待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关系的一种根本立场和态度。再次，“实事求是”体现了辩证法的观点。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⑦“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现存事物。”⑧ 这就把辩证法的革命的、批判的本质和目的揭示得相当清楚了。“实事求是”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因为“实事求是”的首要任务是研究客观存在的“实事”，而“实事”是一个包含着诸多矛盾并且处于不断变化过程的复杂统一体，这在客观上就要求主体的“求是”活动必须是全面的、发展的，必须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否则就很难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⑨
如果说邓小平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的中国化概括，真正确立“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是其重要的哲学创新的话，那么，他对“实事求是”本身所作的新的拓展，并提出“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的命题，才是其最突出的哲学创新。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是它的批判性与实践性。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实践性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批判性和实践性的有机统一，而“解放思想”体现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实事求是”体现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所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性和实践性的统一，因此，两者具有密切的联系。其一，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基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号召人们解放思想，反对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强调“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⑩ 一个党，一个国家，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要亡党亡国。其二，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基础和目的。解放思想不是脱离实际的空想，而是从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事物内在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依据。正如批判性和实践性的关系一样，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内涵是完全一致的。所以，邓小平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11)
邓小平用实事求是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就是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立足现实，开拓进取，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冲破旧的思想束缚，不断使主观符合客观实际。“文革”结束后，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非凡胆略和科学态度，号召人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又说：“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12) 显然，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这个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原则而提出来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原则。邓小平坚决支持并且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13) 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14) 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全党才认识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是为了解决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说到底就是实事求是。可以这样说，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的正确把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标志性成果，也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前提，而正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发展，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提供了巨大的理论支撑。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标准的中国化阐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与否靠什么来判断？这就涉及一个判断标准问题。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真理标准十分重视，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把实践标准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提出了生产力标准，进而转化为判断社会综合发展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又落脚到实现人民的利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转化为人民利益标准。通过对真理标准的逻辑展开，进而构建了一个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功与否的真理标准体系，正是通过这样一个真理标准体系使实践标准从较为抽象的理论形态转变为较为具体的实践形态，从认识标准转化为价值标准，从而使实践标准更具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标准的深化创新，同时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标准的中国化。
1.实践标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如何检验和判断主观认识与认识的客观对象是否符合以及符合程度（可靠性）？简言之，就是如何判断认识的真理性或者说检验真理的标准（the standard of truth）是什么？一直是历史上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在哲学史上，各派哲学的真理标准各不相同，如柏拉图认为，理念是万物的尺度，是决定真理的标准；古希腊的智者派代表普罗塔戈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贝克莱认为，人的感觉、人的意识本身就是断定真理的尺度；斯宾诺莎则认为，理论的清晰明白、自我体验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应该以“圣经”、“圣人”言论为标准；实用主义者则以自己的观点、多数人的意见或对我是否“有用”为尺度；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猜测到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但他讲的实践是一种精神性的活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两个凡是”的提出实际上是以领袖的言论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显然，这些所谓的标准都具有明显的理论内伤，难以从根本上服人。
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认为，实践，也只有实践才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判定认识是否是真理，不是以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以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问题。”“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5) 列宁则明确提出：“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16) 这就告诉我们，人的一切思想、观念和理论，包括体现它们的方针政策等在内是否符合实际，是否正确有效，都必须由其所面对的实践来回答。
实践之所以能够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因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17)，也就是说，实践是联系主体—客体的纽带和桥梁，只有通过人类实践活动的影响和作用，本原地独立于意识之外的客观世界，才能进入人的认识领域，获得作为认识对象的那种属性，才成为认识对象——客体，只有进入实践领域的对象，才构成人的认识对象，人只有在实践中即在改造对象的活动中才能证实自己的认识是否与客观对象相一致。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标准，邓小平给予了高度认同，一再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检验一切思想、理论包括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18) 并针对“两个凡是”发动和支持了轰轰烈烈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通过讨论最终废除了“两个凡是”的标准，重新确立了实践标准。实践标准的重新确立是对“文革”的批判总结，打破了一直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条主义的僵化理解，为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以后提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但如果就此打止，应该说邓小平对实践标准的创新是很有限的，因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众所周知的观点和原理。邓小平对实践标准的深化创新，在于他重新确立实践标准后又着重探讨了实践标准的现实表现形式，提出了生产力标准，从而增强了实践标准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2.生产力标准是实践标准的具体形式
固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社会实践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是什么样的实践活动起决定和支配作用？人们关于社会历史的认识和关于社会发展的思想观念要用什么样的实践来检验？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历史的秘密，认为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在于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9) 列宁强调：“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20) 毛泽东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21) 后来又说：“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22) 由于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最终决定力量，衡量社会发展是否进步，关键要看它是否促进了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找不到社会进步的客观标准，而且也无从揭示社会进步的实质。正因为如此，列宁明确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23)。由此可见，生产力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根本标准，换言之，最终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实践，是检验人们关于社会的认识和思想之真理性和价值的最根本、最权威的标准，也是衡量人类社会进步的最根本、最权威的标准。
一般来说，生产力标准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在本体论上，它集中反映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直接体现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最一般规律。坚持生产力标准，就是坚持社会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只有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价值论上，它是衡量社会主体、社会历史现象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尺度，是在社会领域内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衡量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先进还是落后的根本尺度，是检验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及一切工作得失的最主要标准。从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中可知，生产力的发展和发展生产力，一直或隐或现地主导着并最终制约着社会主义实践的成败，只有紧紧抓住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事业才能真正取得胜利。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生产力的发展长期停滞不前，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
生产力标准之所以能够成为检验社会发展的标准，这是由生产力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首先，生产力标准具有客观物质性。因为生产力构成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量。其次，生产力标准具有决定性。因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所以生产力标准对其他所有价值标准都具有决定意义。再次，生产力标准具有科学性。唯物史观以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来说明社会历史的演变和观念的变迁，因此，对社会发展的评价标准，只有建立在客观物质性的基础上，即生产力的基础上，才具有科学性。最后，生产力的标准具有永恒的历史进步性。生产力始终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始终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主要力量。
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明确提出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检验社会发展的标准。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24)“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25)“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26)“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我们都采用。”邓小平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也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又必须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体制，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生产力标准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依据并经受实践检验的理论总结，它是实践标准的具体化。生产力标准的提出和强调，意味着实践标准在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中得到了继承和升华，实现了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在本质上的统一。实践标准是生产力标准的前提和基础，生产力标准本身就决定了它的实践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生动的实践过程，坚持生产力标准，也就从根本上坚持了实践标准。
3.“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生产力标准的全面展开
生产力标准作为衡量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准，主要是对社会发展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行为等作出检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由“实践标准”向生产力标准发展，是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但究竟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我国各方面工作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是非得失？来判断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感到困惑的问题，也是一个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1978年以后，由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创造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恢复和发展了适合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农业生产关系，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邓小平先后指出：“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27)“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28) 邓小平在这一时期谈到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开放成功与否时，多次提出要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两条为主要标准，这实际上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的雏形，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正式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
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9) 显然，“三个有利于”是对生产力标准的全面展开，是对生产力标准的丰富和深化。
“三个有利于”标准在继续坚持并包含了生产力标准的同时，增加了“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实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两项目的性内容。这两项增加的内容并不是毫不相关的，恰恰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展开和深化。这种展开和深化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三个有利于”标准中，发展生产力是基础，是根本途径，增强综合国力是直接目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归宿。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发展在国家和人民两个方面的必然体现。我们是在社会主义的大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强调生产力标准的目的是为了从根本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从而正确解决了坚持生产力标准和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它又把生产力标准同人民利益统一起来，也就是说我们是在符合人民利益的前提下发展生产力的，是在给人民更多的物质利益基础上来坚持生产力标准的，这就解决了坚持生产力标准与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的关系问题。
“三个有利于”标准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标准：一是判断改革开放各项具体政策和措施姓“社”姓“资”的标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一般可以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去考察：在经济方面，主要看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分配制度；在政治方面，主要看与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等，特别是要看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我们进行的改革，不管如何“改”如何“革”，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形式不会变，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不会变，党的基本路线不会变；改革的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旧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要坚持了这些，也就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二是判断改革开放和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改革开放和各方面的工作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经济，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一切符合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政策、措施和行动，都应当给予肯定和支持；相反，离开了这个标准，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切做法，都是错误的，都必须予以坚决地纠正和制止。“三个有利于”标准，既能判断改革开放和各项工作是否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又能判断我们工作的成效如何，较之于生产力标准更明确、更具体、更易操作。
“三个有利于”为什么能够作为判断我们党各方面工作的根本标准呢？这是因为：一是“三个有利于”标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具体地说，就是坚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将理论上的实践标准具体运用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各项工作之中，用实践的结果即是否发展了生产力、是否增强了综合国力、是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来检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标准。二是“三个有利于”标准本身反映了我们党的根本性质和政权的根本性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以人民的富裕幸福为奋斗目标，以人民赞成不赞成、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根本追求。三是“三个有利于”标准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三个有利于”中，“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的生活水平”等几个要素是相互联系的，彼此不可分离的。
“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使生产力标准进一步变成具体的实践形态，这不仅反映了邓小平在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一贯性和理论上的坚定性、彻底性，而且体现了生产力标准是判断改革开放实践的核心和基石。可以这样说，“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对生产力标准的补充和发展，是判断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
4.人民利益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最终体现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一再强调：“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自觉的独立的运动。”这就意味着，共产党只能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自己的利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民的事业，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切身利益，共产党一定要将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真正做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让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
在邓小平看来，离开生产力来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不行，离开人民利益来孤立地谈生产力也不行。因为这里存在一个生产力成果如何处置的问题。自资本主义以来，发展生产力有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以牺牲绝大多数人利益为代价，由极少数人占有生产力成果的资本主义方式；一种是由绝大多数人共同占有生产力成果的社会主义方式。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是统一的，而“三个有利于”标准就是这个统一体。讲“三个有利于”标准，就必须把这两个标准讲全，少了哪一个都不行，但最终落脚点还是人民利益标准。在“三个有利于”标准中，“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确实占有首要的和核心的地位，然而发展生产力干什么呢？我们当然不是为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就是要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那么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又是干什么呢？应该说也是为了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所以，无论是发展生产力本身，还是增强综合国力，最终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人民利益的实现既是激励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力的动力，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三个有利于”标准是以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所获得的实际利益为标准，特别是以主体的需要为准绳，即以价值为标准。人民利益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最终体现，也是我们党之所以把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败得失最高标准的理论依据所在。
邓小平关于人民利益标准的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强调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在于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我们为什么要把发展生产力当作压倒一切的根本任务？因为它代表了人民的最高利益。邓小平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二是人民利益不仅是我们想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且也是衡量我们一切工作得失成败的最高、最大的是非标准。邓小平总是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压倒一切”的根本标准；三是共同富裕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根本原则。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根本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共同富裕还是两极分化，这是是否真正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之一，也是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败的首要标准；四是以人民利益为最高标准推进改革和建设，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真正统一起来。人民利益标准是对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发展，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最终体现，也是衡量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标准，只有始终坚持人民利益标准，改革开放才不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在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中，实践标准属认识论范畴，是思想前提和科学基础，其任务是为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确定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生产力标准属历史观范畴，是核心和主旋律，其任务是寻求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的突破创新；“三个有利于”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则主要属价值论范畴，是落脚点和归宿，其任务是寻求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外化和具体化，为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确立一个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是非标准。邓小平在思想路线上坚持实践标准，在社会发展实践中突出生产力标准，全面贯彻“三个有利于”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实现了真理标准的领域跨越，形成了从认识论到历史观再到价值观这样一个逐步深化、不断展开的完整的真理标准体系。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之间，在理论上有一种层层深入的必然联系，在实践上更充分地体现着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据、性质、目标、前途的深刻理解和自觉把握。三十多年来，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始终坚持四者的辩证统一，极大地推动了思想解放的深入，极大地推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更是从本质上体现了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四者的有机统一，反映了我们党在理论与实践上的进一步成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一步深入。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体系的中国化构建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最有价值、也是最值得珍视的东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称唯物史观为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唯一科学的方法”。他说：“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30) 列宁甚至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说明历史的方法。”(31) 恩格斯更是明确地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出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2) 同样地，邓小平的哲学也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是指出研究和参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方法，也就是说，邓小平不仅要告诉我们客观世界“是怎样”的，而且更侧重于给我们指出了“怎样做”的方法。当邓小平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分析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问题时，就将深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转化为行之有效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方法，并通过自己新的理解、新的创造、新的语言赋予符合中国民族形式的通俗表达，从而在继毛泽东哲学方法论体系后再次全面构建了一个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相一致，并具有中国特色和魅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不断推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顺利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
邓小平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表现在实际工作中，就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尊重客观事实，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反映世界，不附加任何外来成分，思想呈最大的开放状态。因此，邓小平要求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按客观规律办事”；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更新观念换脑筋；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邓小平看来，“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33)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也是邓小平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作出的每一重大决策，都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革命胆略和科学精神相统一的思想路线和根本方法。
2.具体分析、全面运筹的辩证方法
邓小平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毛泽东曾多次称赞邓小平善于照辩证法办事。在邓小平看来，老老实实地照辩证法办事，就要“用脑筋来对待新事物”，具体地、全面地分析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内外矛盾；就要“恰如其分”地指导和开展工作；就要“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就要通过运用中介方法，“使得过渡比较顺利”。其中矛盾分析方法是其辩证方法的核心。邓小平在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上，更注重矛盾同一性的作用，强调让对立面相互结合，创造一种“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的办法：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上，更注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强调“走自己的路”，要求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上，要求“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开展工作；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上，倡导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方法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法。同时，邓小平还注意吸收现代系统论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强调用系统分析方法把事物置于更大的宏观背景和复杂矛盾关系中，从事物整体出发来分析和把握事物，从而统观全局，整体运筹，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协调发展；指出“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要从一元思维走向多元思维；要善于优化，“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突出优化方法的作用。
3.抓住时机、大胆试验的实践方法
邓小平特别重视实践的方法和视角，一贯主张“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同时“胆子要大，步子要稳”，从而不断地在开创社会主义新事业中进行实践探索；强调“坚决试验”，坚持用实践来检验是非得失，“不搞争论”，反对坐而论道，认为“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34)；要求“走一步，看一步”，重视实践反馈，依据实践本身的结果及时对实践活动进行调控。邓小平的实践方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实践过程中“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冒点风险不怕”，以获得最大的成果与创造。邓小平这种崇尚实干，尊重实践，行动果断，处事快捷的实践方法，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特别强调在实践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并对毛泽东创造的群众路线作了创造性发挥。他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高度重视和热情支持改革开放中群众的创造，认真总结和积极推广群众的经验，善于从群众的发明中提出方针政策作为全国的指导；主张党要为群众“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一切工作都必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阐明了教育、引导群众的方法；强调无论到了什么时候，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变，为人民办实事的原则不能变，虚心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小学生的态度不能变，依靠人民的力量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能变。
4.尊重群众、走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
美国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知名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教授认为，毛泽东贯穿于领导者与群众的各种关系的核心概念是群众路线，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把中国的共产主义同苏联区分开来”，甚至“毛的领导方式与列宁的领导方式，以及他们所领导的革命之间仍存在极大的不同”。(35) 确实毛泽东非常尊重群众，一再强调要走群众路线，他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36) 这一基本的领导方法，对于任何领导机关和领导者来说，在实际工作中都是适用的。邓小平继承并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方法，特别是在时刻关注群众利益、通过改革政治体制保证党密切联系群众方面，丰富发展了这一方法。他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高度重视和热情支持改革开放中群众的创造，认真总结和积极推广群众的经验，善于从群众的发明中提出方针政策作为全国的指导；主张党要为群众“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一切工作都必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善于教育和引导群众；强调无论到了什么时候，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变，为人民办实事的原则不能变，虚心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小学生的态度不能变，依靠人民的力量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能变，并把群众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作为决策的出发点及落脚点。
5.注重实际、讲求实效的价值方法
邓小平认为，办事一定要“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37)，反对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关注价值问题对人们活动的影响，注重实效，注重人民的功利，是邓小平价值方法的最大特点。早在60年代，邓小平曾就如何评价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的经济形式，提出了著名的“猫论”——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他说：“在农业生产中，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38) 一句话，“这个办法，那个办法，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就是好办法”，这就是邓小平用效益判断价值的哲学，也是邓小平著名的价值方法。这种价值方法运用在对待经典理论问题上，就强调“学马列要精要管用”；运用在价值目标的设置上，提出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要“分三步走”，分层设立具体目标，逐步实现大目标；运用在价值选择上，强调要讲究实际，注重实效和结果，反对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运用在价值评价上，坚持以人民为主体的评价思路，特别是创造性地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是非得失的评价准绳；运用在价值实现问题上，则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一定要振兴、富强起来。
不难看出，邓小平哲学方法体系的内在结构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结构基本一致。其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是唯物主义原理的具体运用；具体分析、全面运筹的辩证方法是辩证法原理的具体运用；抓住时机、大胆试验的实践方法是认识论原理的具体运用；尊重群众、走群众路线的群众方法是唯物史观原理的具体运用；注意实际、讲求实效的评价方法则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具体运用。邓小平的其他一系列具体方法都能从这五个方法中逻辑地引申出来。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39) 邓小平的哲学方法体系，就是如何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方法要求，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成功的“桥和船”，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正是严格按照邓小平的方法论要求办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才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才得以不断推进。
收稿日期：2009－11－13
注释：
①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第166页。
② 王兴国研究员在学术界首次提出，毛泽东把实事求是这样一个考据学命题改造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命题，并不是直接的改造，而是经过了一个中间环节，这就是曾国藩的环节。他认为，曾国藩是第一个把实事求是从考据学命题改造成哲学命题的人。毛泽东青年时代对曾国藩十分推崇，曾说“近人吾独服曾文正”，可见，此说是能够成立的。参见禹舜主编：《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湖南出版社1994年，第43～4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59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8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8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3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2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页。
⑩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3～334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1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4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39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4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3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16页。
(17)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9页。
(18)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4页。
(1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2页。
(21)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页。
(2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79页。
(23)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377页。
(24) 《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9页。
(25)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4页。
(26)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6页。
(2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页。
(28)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0页。
(29)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9页。
(30)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页。
(3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2页。
(3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5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10页。
(35)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6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2～743页。
(37)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3～114页。
(38)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页。
(39)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62页。
(40)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00页。
(4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34年，第100页。
(42)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3页。
(43)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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