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民党主要派别对孙中山建国思想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派别论文,国民党论文,思想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62(2002)04-0009-08
1927年国民党反共后，尤其是张学良在东北宣布“易帜”后，在形式上实现了对全国的统治。国民党内部理应团结一致地从事建国工作，使国家面貌、人民生活有明显的改善。可是，自1927年至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国民党各派除了在反共方面是一致的外，在其他方面都互相攻击、谩骂，乃至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从而给国家带来严重内伤，经济建设无从谈起。对这段历史的研究，过去的有关论著，大多属于回忆性文章（注：有关回忆这段历史的文章、著作有很多，举其荦荦大者有：赵政民主编的《中原大战内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68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58辑，1988年版，第22-28页；汪瑞炯、李锷、赵令扬编注：《苦笑录：陈公博回忆(1925-1935)》，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0年版，第226-257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内部发行），1980年版，第518-632页，等。），或偏重于强调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1]，比较缺乏客观而深入的讨论。最近，台湾学者欲摆脱国民党正统观的束缚，透过“争党统”、“争正统”、“争千秋”三个阶段来阐释此时国民党各派斗争，尤其是1930年的扩大会议[2]，使有关研究有所进展。不过，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他们凭什么去“争”？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该时期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如何阐释孙中山建国思想这一特定角度参与讨论，就教于方家。
需要指出的是国民党自同盟会时期起就是一个派系林立的政党，到此时仍有许多派别，且1927年后各派别都对孙中山建国思想进行解释，本文从此时各派在中国政坛的影响考虑，选择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对孙中山建国思想的解释来论述，不仅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等派别对孙中山建国思想的解释不在论列，就是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内部的争论也不在讨论范围内。
一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中国历史的主题是“建国”。恰逢其时的孙中山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在40余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构筑了内容丰富、与时俱进的建国思想。1924年1月孙中山在其《三民主义》一书自序中谈到“自《建国方略》之《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三书出版之后，予乃从事于草作《国家建设》，以完成此帙。《国家建设》一书，较前三书为独大，内涵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五权宪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国防计划》八册”。[3]这实际上指出，孙中山建国思想所包括的诸方面内容。由于身患绝症，孙中山在他有生之年没有完全实现他的宏伟抱负。到1925年3月病逝前只得留下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4]
孙中山的遗嘱，更浓缩了他的建国思想，给国民党指明了奋斗方向。但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遗嘱里并没有指出在他去世后由谁来接替他去领导国民党完成革命建国的任务。这就给国民党众多重要人物在如何解释孙中山建国思想，谁最终成功国民党最高领袖，留下广阔的争论、争斗的空间。
自1927年国民党反共至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国民党各派不断分化组合，从整体上大致可分为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本来在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期间，蒋、汪先后受到桂系等势力排挤。蒋介石被迫于1927年8月13日下野，汪精卫、陈公博等人到广东。蒋介石为了重新上台，便对汪百般讨好，实现了蒋、汪合作。1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预备会议，经汪提议，蒋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重新上台后，却利用“张（发奎），黄（琪翔）事变”及“广州暴动”事件，猛烈攻击汪精卫、陈公博，于是，汪被迫出国，汪派粤方中央委员陈公博、顾孟余、甘乃光等人被通缉。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改组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重新推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委员。蒋被推上中央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会后，陈公博、顾孟余等人痛恨蒋氏排除异己，实行独裁，在上海秘密集会，拥汪为领袖，以改组国民党为号召，进行反蒋活动。他们创办《革命评论》等报刊和大学，组织改组派，联合被蒋排挤的各种势力共同反蒋，到1930年，西山会议派、桂系、阎系、冯系共同推汪为党的领袖，在北平召开国民党扩大会议，成立国民政府。汪精卫集团在政治上、军事上反蒋时，一直高举孙中山这个牌子，批评蒋介石集团所作所为违反了孙中山的建国思想。而蒋介石集团把持南京国民党中央大权，在回击汪精卫集团的批评时，也高举孙中山这面旗帜，认为自己忠实执行了孙中山的建国思想。
那么，对同一个孙中山建国思想，双方又是如何来解释？在此笔者把双方对孙中山建国思想的解释以及指责对方违背孙中山遗教之处，简要梳理如下：
早在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争正统时，双方就都打出孙中山三民主义旗号。武汉政府中的唐生智于1927年8月9日发一讨蒋通电，指出北伐军攻克长沙后，“党权军权政权，操于中正一人之手。以军治党，以党窃政。”“武汉克复，中央迁鄂。本经政治会议公决，中正亦曾赞成。因其跋扈专横，中央稍加裁抑，乃以反共为名，叛党抗命。中央不得已而削其党籍，免其官职。复于南京自立政府，擅开会议，屠杀异己，猥曰反共。投降帝国主义及最后军阀，恬不知耻。三民主义，早成得鱼之筌；民主集权，惟见独裁之制。个人势力以外，中正何知有党。武汉中央，由全国两次代表大会产出，正统所在，中外共瞻。”“蒋中正叛变于宁，……海内忠实同志，请共起而平乱。凡能奉行三民主义拥护国民政府者，生智皆与为友。凡违背三民主义，反抗国民政府者，亦即生智之仇。”[5]对此，蒋介石则在告国人书中指出：“中正椎鲁无文，自熏沐总理之教训，即以二义自矢：（一）认党高于一切。在党的利益之下，党员个人，绝无逞主观用感情计利害之余地。（二）认捍卫党基为党员最大之天职。”设立中央政府于南京乃“总理指定”。今后“所蕲求者，唯在吾党统一，吾军团结，完成北伐与建国之二大使命”。“中正以总理死后之信徒，负党国重大之付托。”[6]蒋介石把在南京设立中央政府的行为，说成是完成了孙中山生前的愿望。
蒋介石重新上台后，更是高举孙中山旗帜。他于1928年1月16日在中央党务学校演讲中，提出中国“一切政治制度必须以建国大纲为基础，遇到实际上困难莫决的问题，也要以建国大纲为最高原则，拿来作解决一切的准绳”。号召“大家不但要研究建国大纲，而且要时时刻刻不忘却了建国大纲；不但要口诵心维，反复研究，简直要随时携带，随时记取，作为行坐不离的侣伴，因为这是总理对实际政治研究的结晶，也就是我们目前建设政治的方针。如果我们自己觉得担负了实现这个救国方针的责任，那末我们日常目所见的、耳所闻的、口所讲的自然都是促进我们革命的心了。譬如我们在街上看见一般警察服装的不整齐，精神的不振作，一定想到非实现我们总理的建国大纲，是不能有良好的市政成绩的，……此外如教育、实业及一切政治制度、政纲、政策的基础，总不能离开这原则。”[7]在2月初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在致开会词中提出“我们革命的理论和方法，总要认定总理的建国大纲为最高原则。”[8]四中全会发表宣言说：“总理中山先生所创造之三民主义，实为综合中国民族之历史的文化精神与现在世界之科学的学术经验而成之革命的最高指导原则。此一原则，不特足以指示中国之国民革命之理论与行动；全世界一切人类欲求得普遍而永久之和平进展，其政治的、社会的组织，国家与人民之行动，绝不能背此原则。”目前在中国，依照《建国大纲》的要求，制订内政、教育、国民经济生活、外交、军事、党务诸方面建设方针，以尽快实现总理遗嘱。[9]由此可见，蒋氏集团是何等推崇孙中山的建国思想。
既然孙中山建国思想是这么伟大，那由谁来领导国民党去实现呢？这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尽管二届四中全会选举蒋为最高领袖，但他心里清楚，许多人心里是不服的。当国民党军队举行第二次北伐，打到北平后，蒋介石率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去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祭告典礼。由商震代读的祭文为：
维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六日，国民革命既奠北平，弟子蒋中正谨诣香山碧云寺，致祭我总理孙先生之灵曰：溯自我总理之溘逝，于今已三年余矣！中正昔侍总理，亲承提命之殷殷，寄此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乃荏苒岁时，迄于今日，始得克服旧都，展谒遗体，府首灵堂，不自知百感之纷集也。
三年之间，本党基础濒于危亡者，先后五次；革命势力几于覆败者，凡十五次；而军事危机，尚不与焉。每当艰危困厄之来，中正唯一秉遗教，追随先进，勉图靖猷，盘根错节，更历已多。泊乎本年（二月）中央第四次全会，方克安渡艰难，重视团结。“蒋本人则”读毕祭文，为之俯伏恸哭者久之。[10]
在战功赫赫且在党内资历很老的阎锡山等人面前宣读如此突出蒋氏的祭文，且蒋在众将领面前如此表演，其意在表明：他个人是孙中山嫡传弟子，尽管在国民党内“是一个后辈”[11]，但凭借对党国的功劳，成为国民党党政军领袖，也就当之无愧了。
此时国民党元老如胡汉民则已放弃与蒋争最高领导权，甘心辅佐蒋氏，提出在北伐完成后，“当依总理建国精神，期主义之实现；审察内外形势，深信今后党国发展，不外如下之原则：（一）以党统一，以党训政，培植宪政深厚之基。（二）本党重心，必求完固，应有发动训政之全权，政府应负实行训政之全责。（三）以五权制度，作训政之规模，期五权宪政最后之完成”。并草拟《训政大纲》。[12]“民国大老”吴稚晖更直接地提出“把党也交给武装同志，权也交给武装同志”[13]，来迎合蒋介石。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挟“北伐”成功的雄威和部分元老的支持，宣布按照孙中山制定的建国程序，中国已由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提出“我们要继续总理的精神，实行总理的主义，贯彻总理的主张。要以最诚恳、最忠实的态度来在总理的面前接受总理的遗训，继续努力，共同奋斗。”[14]具体说来：
其一，“思想统一”、“革命理论统一”，在全国应用三民主义来统一思想。蒋介石1928年7月18日在北京大学对北平各团体发表演说，强调“要拿三民主义统一全国的思想，中国的制度才能确定。”“思想统一，比什么事情都紧要。各位诸君要国家能够健全，能够独立自由，第一步工作要中国人思想统一，要确定总理的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15]
其二，“根据总理建国大纲，设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逐渐实施，并决定迅速起草约法，预植五权宪法之基础。”[16]在年内取消各地政治分会。
其三，“整理军事实为今日之急务。揆其首要，厥有数点：第一，须先从事军队收缩，以图财政之充裕，而后庶政之建设。第二，须编练党化军队，如厘订系统，统一军权，规定编制，改良教育等。一以党国为中心，俾成组织，健全严守党纪之国军。第三，须筹备裁遣方法，即根据总理之兵工政策，化兵为工，化兵为农，化兵为警。”[17]
其四，“以党治国、治政”。[18]为此，“党中首领一致，政府与党部一致，党部与民众一致。有权力首领之间决不用军队以助争政见，党员与行政间，党员决不直接干涉或处理行政，行政人员与党员对于民众即处处应为民众谋利益，而绝对禁止示威游行、群众大会与政治罢工。”[19]
到1928年底，东北易帜，中国达成形式上的统一。而要想走向实质的政局统一，就得突出统一党权、军权。所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讲《北伐成功后最紧要的工作》时强调：“如果中国内部，尤其是我们本党的党员个人能够明瞭主义，共同一致的来拥护中央，服从中央的命令；个个武装同志能牺牲个人的地位权力，奉还中央，完全由中央来统一一切财政、军政”，那对内就实现了总理“要求中国统一”的任务，对外就可以取消不平等条约。[20]实现统一的具体办法就是实施国军编遣和举行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蒋介石在1929年元旦，对参加国军编遣委员会的各派军事首领说：要注意“十七年来内乱无已，大小军阀亦先后灭亡的龟鉴。我们现在就应参考各国兴邦的先例，确定进行步骤。军政权外交权集中统一是现代国家成立的要件。看美德两联邦军制更可证明军权统一的必要。总理建国大纲主张的均权制绝不是把军权分割，同为三民主义忠实信徒不应用军权来互相牵制。现在的中央是国民党的中央，非任何个人的中央，国军编委员会同时要负整理全国财政的使命，勿再蹈军阀擅委私人把持财政自私灭亡的恶习。我们要一致团结表现革命军人有公无私的精神。”[21]
1929年3月15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寄望统合国民党。“此次大会，不但集中本党力量，而且要团结本党同志的精神，……融合本党同志的意见，消弭本党派别的纠纷。”[22]但在出席会议的406名代表中，蒋介石指定者211人，圈定者122人，选出者仅73人，西山会议派、改组派几皆被摈斥于外，使国民党的整合遥遥无期。会议“确定总理所著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23]在此，蒋介石集团以《五权宪法》和《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代替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显然是违背了孙中山的遗嘱。大会决定永远开除陈公博、甘乃光党籍，开除顾孟余党籍三年，给汪精卫以书面警告。开除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党籍。几乎与此同时，蒋氏集团取消改组派所办刊物，暗杀改组派重要领导者王乐平等。所以，国民党不但没有整合，反而更分裂了。
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在1928年5月至1929年3月这段时期内，对孙中山的建国思想的解释有以下之处：
第一，提出用孙中山1924年改组国民党的精神来改组目前正腐化的国民党。在改组派看来，“在清党以后，中央慢慢开倒车，政府为稳定政局起见，一面和帝国主义妥协，一面更和军阀妥协，……国民革命已中坠了，国民党快腐化了。”[24]尽管“北伐”胜利，全国已“统一”，“国民政府”已经得到了“列强”承认，但实际上“中国革命不但没有成功，而且的的确确已经失败了。这可以举出许多的事实。例如反抗帝国主义变成了投降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变成了承认不平等条约（说‘修改’还是好听的话）。打倒军阀变成收罗并制造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变成了保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唤起民众’变成压迫民众，‘扶助农工’变成摧残农工，‘平均地权’变成垄断地权，‘节制资本’变成拥护资本，‘以党治国’变成了以枪治党，‘民主集权’变成个人独裁，‘国民会议’变成‘善后会议’，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不自由甚于以前，苛捐杂税的剥削也甚于以前，多数民众的痛苦更甚于以前，至于革命团结和革命团体所受的摧残与压迫，其残酷野蛮的程度，尤为古今中外一切历史所未曾见。”[25]目前中国国民党“已被军阀、官僚、政客、买办、劣绅、土豪所侵蚀盘据、盗窃、把持，孙总理之三民主义，已被他们所篡改，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的纲领，已被他们所唾弃，本党的革命分子更为他们视为仇敌，所以今日南京的中央，已成为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对帝国主义是投降，对一切封建势力是屈服。”[26]
既然国民党腐化了，那首先就得排除腐化反动的分子，不能妥协、改良、哀求，唯一的出路是“复兴中国革命运动”，重新改组国民党，“恢复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精神”，并从6个方面着手进行：“复活革命的国民党”、“恢复民众的基础”、“恢复农工政策”、“恢复党的严密组织”、“恢复党的民主精神”、“恢复不妥协的精神”。[27]改组后的国民党要成为“农工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实行党的专政”，“要以总理的全部遗教作为思想行动的标准，相信三民主义是指导革命的最高原则，相信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必须与经济革命相辅而行，相信实现民生主义是国民革命的最高目的”。[28]
第二，坚持科学派（或历史派）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反对玄学派（或理想派）的解释。改组派认为：
“这两派人对于三民主义的解释，有许多是完全相反的。科学派解释，站在唯物的观点上，以事实为依据，目光注视着大多数被压迫民众（主要是农工）底力量和利益，始终遵守着革命的原则和革命的精神。玄学家底解释，站在唯心的观点上，以理想做出发，迷信或利用‘全民’的美名而忘记了大多数被压迫民众力量与利益，实际拥护少数上层阶级的特权与利益，时时准备妥协、投降而放弃革命的原则和精神。
而玄学家以为三民主义是一个‘万古不变’的真理，无时间性，无空间性，只有抽象性和玄虚性。而且他们的解释，几乎是十人十样，百人百样，甚至于自己也不能前后自圆其说。譬如有些人以为三民主义是承继这一个道统，有些人以为承继那一个道统，又有些人以为三民主义底基础在于什么哲学，还有些以为三民主义底基础在于什么伦理或道德，更有些人这样连环那样连环，将来还不知道有些什么新的花样。由此，可知唯物论和唯心派对于三民主义的解释，绝对不能一致。唯物派认定三民主义是一个具体的实践的真理，即相对的真理。”[29]
改组派在这里所说的玄学派，实际上是指蒋介石集团中的戴季陶、胡汉民、吴稚晖等人。戴季陶在1925年6月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文中，以孔子来比附孙中山，认为孙中山思想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继承了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的道统。[30]胡汉民在1928年发表了《三民主义连环性》一文，阐述“世界反革命势力之连环性”，“帝国主义是反革命势力连环的结晶”，“世界主义是民族主义的理想，民族主义是世界主义的实行”，“无政府主义是民权主义的理想，民权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实行”，“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三民主义的世界。”[31]吴稚晖提出了“全民革命”的口号。（注：改组派认为国民革命与“吴先生的全民革命”有许多不同，主要三点：（一）国民革命绝对不能与全国革命相混。（二）四万万民众不是都有参加革命之可能，国民革命之主要成分，只是农工和小资产阶级。（三）农工群众必亲自参加国民革命和国民革命，以获得其本身应得利益。——萧淑宇：《我们的国民革命与吴稚晖先生的全民革命》，载《革命评论》，1928年第9期，第18-23页。）这些在改组派看来只有抽象性和玄虚性，不符合孙中山思想的本意。
对于改组派在思想上的挑战，蒋介石集团给改组派扣上“宣传共产党阶级理论”的帽子，挥舞大棒予以封杀。在理论上，蒋介石针对改组派提出改组党的原则，指出“有许多人大倡农工小资产阶级为本党应代表的民众，而自命为革命的分子”。“这些思想，我们只要研究总理的三民主义，合总理的遗著，始终找不出这些理论。”[32]胡汉民宣布“总理给我们的遗教，关于党的，关于政的，已非常完全，而且事实上都已条理毕具。我们只要去奉行，只要摸着纲领，遵循着做，不要在总理所给的遗教之外，自己再有什么创作。”[33]由此可知，蒋介石集团的反驳显得无力。
二
从南京国民党中央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集团同汪精卫集团围绕如何解释孙中山建国思想，进入更深层次：
第一，民主政治问题。针对蒋介石集团指派出席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严厉镇压改组派等独裁行为，汪精卫集团提出应建立民主势力、树立民主政治、护党救国等口号来否定南京国民党的合法性。而蒋介石集团认为自己那一套的做法是从孙中山那里学来的。
汪精卫集团指出：“现在无论什么地方都看不出一点民权主义的影子。辛亥革命以后，大家还晓得有一个‘民国’招牌，还晓得什么‘主权在民’，还有国会省议会等假民主机关装装门面，还要假意由民众选举以表示尊重‘民意’，还有一个‘约法’作以人民说话底根据。现在呢？索性揭开面皮蛮干，连这一套假把戏都不要了。少数军阀官僚，借着‘党国’（‘民国’非他们所知）的招牌，利用自己清一色的走卒喽啰，组织或把持各种党部，以枪杆子威逼多数人做他们个人底工具，实行昏天暗地的反动工作。以前空口答应民众的种种利益，不但一律取消，而且悉反其道而行之。所谓‘党国大事’完全由少数军阀官僚根据个人利益来决定，不知有民众，也不知有党员。卖官鬻爵，收受贿赂，分脏割据，争夺地位，成为公开的秘密。”“曹锟要做大总统，还要化一笔大钱贿买议员；现在要做什么，竟可以硬干了！以前还要顾忌一点‘民意’，现在只要‘民血’了！在封建社会是‘朕即国家’，在现在的‘党国’是‘我就是党，党就是民’了！我们实在看不出两者的区别在哪里。”[34]所以，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一切革命的势力来完成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革命。
对蒋介石指派、圈定出席三全大会代表的做法，汪精卫等人指出“第三次代表大会虽然召集有期，而现中央所规定之代表产生法，又完全违反本党民主之原则。同人等对此违法之代表产生法，虽屡次提出异议，而主持中央者，竟充耳不闻。同人等深恐此种大会一旦开成，其结果适与巩固本党及中国和平之期望相反。同人等为遵守总理遗教，努力革命，对此种大会誓不承认！”[35]目前南京的党部和政府的“最大罪恶莫过于摧残民主势力”，而种种摧残民主势力方法中，“最大莫过于将党与民众切开，他们借着以党治国的名义，将一切公民权力私人权利都由全国人民手里剥夺无余，以之掌握于党部与官厅手里”。“他们将党员变成了一个特殊阶级，立于全国人民的头上，而口里还说什么训政，将党治和训政的名词如此用法，提起来真令人怒发冲冠。”[36]所以，依据《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党的活动和党与民众关系的规定来评判南京党部和政府，可以称他们为“总理之贼”。[37]既然是“贼”，当然应讨伐。“因为蒋中正破坏本党，摧残民主势力，勾结残余的封建势力和新兴的资本势力以厉行专制独裁的政治，所以要讨蒋。”[38]从王乐平被暗杀来看，更证明蒋介石集团对近代民主政治毫无了解。“在常理，一个手握了军权财权的政府，决不应对手无寸柄的反对派使用那种卑怯不光明的手段。但是蒋系军阀官僚没有那种观念，他们心目中只有袁世凯为其榜样。”“蒋系这次的野蛮卑怯的行为，完全把他们的封建军阀的真面目暴露给全国民众和世界，极简单地证明他们是冒用国民党的招牌，而没有实现民主政治的意志和能力。”[39]所以，汪精卫集团提出“更加努力奋斗，以期早日打破反动的独裁政治，建立革命民众的民主政权。”[40]
面临汪精卫集团的指责，蒋介石集团的对策是：
利用孙中山指派出席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做法，为自己辩护。蒋介石指出：“现在有些人提出空洞的民主的口号，而诬蔑中央为不民主，这由其是不知事实的经过和理论的基础，他们以为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的指定，是中央反民主的行动，殊不知第一第二两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事实上没有不指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除指定代表外，还有大部分是选举的，这都是事实，为什么抹煞这种事实，独指第三次代表大会为不民主？”“至改组派诬中央为不民主，尤不足齿，第三次的代表大会，指定的代表，是由中央常会通过的，决不是一二人私派，所能成事的。”[41]吴稚晖也说：“指派者，承之第一届总理之成法，继于第二届犹沿之旧例，……选举太完备，党必破碎；欲党之完全，选举且可因袭。”[42]
至于实行民主问题，蒋介石指出：“中国人民和本党下层同志，事实上大都是幼稚的，而且情形与思想是复杂不纯的，无论在党内或党外要实行民主非经长期训练不行……如果不经这个训练，徒鹜民主之名，使破坏纪律破坏秩序者，有所藉口，不独真正的民主不能实现，而且社会将引起莫大的纠纷。”[43]同时，民主与集权是连在一起的，“本党的根本组织及一切政制都采民主集权的原则，国有大政，不容任何个人独裁，必须付诸会议，不会议不足以发挥民主的精神；在会议期中，准可各抒所见，互为辩难，可是一经议决之后，即成为国是，无论何人，均须牺牲成见，绝对服从的。执行决议的机关，对于阻挠议决之实施，或阳奉阴违的人，必须加以严厉的制裁，更不容有所迁就的，盖不如是不足以发挥集权的精神。故民主与集权是连缀一贯的，是缺一不可的。”[44]
同时指出改组派不可能树立民主之势力。“改组派平日动辄以封建思想丑诋他人，而自己则以个人之支配欲，分收徒党，外用残败之军阀，图谋割据。凡所言行，无一不为封建思想所支配。若辈昔尝倡打倒冯氏、桂系之口号，今则不惜勾结此等军阀，以为之造谣宣传……若辈亦且言谈如何树立民主之势力，而不知总核若辈种种实行行动所得之结论，则其所欲钩心斗角以树立者，乃此种残余之新旧军阀，与腐化恶化分子，褫土纷争之封建势力而已。”[45]“改组派，完全是一部分失意的官僚政客的集团，他们以夺取为目的，以卖空买空为手段，勾结一切反革命势力”，“作种种背叛的行为”，“这种自私自利的反革命组织，必然趋于消灭。”[46]
第二，“真正实行”孙中山建国思想的标准为“整个之党，还之同志；统一之国，还之国民。”
改组派已经否认蒋氏集团召开的国民党三全大会的合法性，也就否认了南京政权。他们认为只有真正按照孙中山建国思想去做，才能获得全党的拥护。1930年2月，已经反蒋的阎锡山等人提出：“以党治国必有整个的党，始能成整个的国。党若破碎，国必不能不破碎。今欲求统一之国，必须先求整个之党。”[47]反蒋各派经过反复磋商后，最后放弃各自坚持的党统观念，在7月13日于北平召开扩大会议，发表联名宣言，主张要“以整个的党，还之同志；统一的国，还之国民。”[48]也就是“在党恢复党之民主制，在国恢复国之民主制。”[49]表现在七个方面：“一、筹备国民会议，以各种职业团体为构成分子。二、按照《建国大纲》，制定一种基本大法（其名称用约法或宪法再定），确定政府机关之组织及人民公私权利之保障。此基本大法应由国民会议公决。三、民众运动、民众组织，应按照建国大纲，由地方自治做起，严防共产党激起阶级混斗之祸端。四、各级党部，对于政府及政治立于指导监督之地位，不直接干涉政务。五、不以党部代替民意机关。六、总理遗教所谓以党治国，乃以党义治国，集中人材，收群策群力之效。七、关于中央与地方之关系，按照建国大纲采均权制度，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50]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汪精卫集团在对上述七个方面的内容做进一步解释、阐发时，把孙中山的建国思想同蒋介石集团几年来违反孙中山建国思想的做法对照起来讲，也就是对蒋氏集团违反孙中山建国思想的行为进行总清算。[51]汪氏集团不厌其烦地阐述，其用意就是：“总理所指示者如此，蒋中正所违反者如彼，昭然在人耳目。蒋中正实总理之叛徒，本党之罪人，全国人民之公敌。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既勖勉军事同志同心戮力去此元凶，尤愿全体同志荡涤党务上、政治上之瑕秽，不留余孽。使党的真精神得以实现，以竟总理之志，而慰全国人民之望。”[52]汪氏集团的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是国民党的正统之意，也就跃然纸上了。
1930年9月1日，北平扩大会议成立国民政府，并加速起草约法和筹开国民会议等方案，开始执行上述七个方面的政治建设蓝图，以求国家长治久安。经过近两个月的努力，到10月27日，已迁移至太原办公的扩大会议完成并公布了《中华民国约法草案》8章211条[53]，世称《太原约法》。
南京蒋氏集团对北平扩大会议在政治上的指责，没有进行有力的反驳。此时的胡汉民虽然对汪精卫等进行个人人格的讽刺，但对扩大会议发表的宣言，没有反驳，对扩大会议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和约法问题，认为是“胡闹”。[54]吴稚晖则赞成开国民会议。[55]蒋介石为了不让反对派再利用国民会议和约法问题来反对自己，就赞同扩大会议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和制订约法的主张。1930年10月3日，蒋介石自开封通电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议在最短期内召集四中全会，商决提前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确定召集国民会议之议案、颁布宪法之日期及制定在宪法颁布以前训政时期适用之约法。[56]随后在第二年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12月通过约法。对于这种局面的出现，有学者认为汪氏集团在中原大战中因张学良站在蒋介石一边等原因而失败，但其政治主张却为南京所延续，真可谓“军事北伐，政治南伐”。[57]笔者认为这个看法虽有公正性，但需指出，蒋介石的独裁在后来并没有多少改变。
三
通过清理1927-1930年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对孙中山建国思想解释的基本线索，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第一，从蒋氏集团来看，对孙中山建国思想的解释有“守旧”或“守成”的特点，而汪氏集团的解释略有“创新”特色。此前，戴季陶对孙中山思想的解释，把孙中山说成是承继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的道统，以孔子来比附孙中山，把孙中山思想中传统思想成份向右发展到极端；这段时期，蒋氏集团说孙中山思想为综合中国民族之历史的文化精神与当时世界的科学的学术经验而成之革命的最高指导原则，不仅可以指导中国，而且可以指示世界，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胡汉民更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已经十分完备，孙中山的主要遗教就是中国根本大法所在，既不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也不须另制约法。由此可见他们的解释有“守旧”或“守成”特点。
汪精卫集团此时虽也高捧孙中山，但在解释孙中山建国思想中运用了当时最新的阶级分析理论来分析南京政权的阶级成分，提出要复兴中国革命运动，主张应把国民党改组为农工小资产阶级联盟，发表要召开国民会议和制订约法的宣言，并决定先起草约法，公布约法，然后再召开国民会议通过约法。尽管有点“哗众取宠”，但不失略有“创新”特色。
第二，蒋氏集团在解释孙中山建国思想中，偏重于强调孙中山建国思想中有关“集中”、“统一”、“集权”的思想，为其种种独裁行为寻求理论依据和保护伞。而汪氏集团侧重孙中山建国思想中的“民权”、“民主”、“均权”思想来抨击蒋氏集团。所以两大集团在舆论交锋中前者处于防守地位，后者则处于进攻态势。最后的结果虽然在军事较量中蒋氏集团获胜，但在政治上蒋氏集团却接受了汪氏集团的一些主张。不过，以后蒋汪再次合流时，并没有把他们在此时揭露出的国民党弊端去掉，反而使已有的弊端更加严重，从而决定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不可能长久。
第三，蒋介石集团在对孙中山建国思想的解释，以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召开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在三大之前，蒋氏本人因在国民党内是个“后辈”，尽管在事实上他已成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但他高举孙中山这面旗帜，且着重突出自己是孙中山的嫡传弟子，忠实执行孙中山的遗嘱，且对党国功劳极大，所以，他成为最高领袖是理所当然的事，以致在国民党三大召开前学习孙中山指定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的做法来指定、圈定出席三大的代表。三大以后，蒋氏集团完全以“正统”自居，着重打击在他们看来是违背孙中山建国思想的各种“叛逆”行为，从理论上去阐述孙中山建国思想则明显不强。
汪氏集团的解释也可以南京国民党召开三全大会为界，分前后两个阶段。在这以前，改组派着重是以阶级分析法来分析国民党的现状，提出要以孙中山“十三年改组国民党的精神”来重新改组目前国民党。到三全大会召开时，他们抓住蒋介石指派、圈定出席会议代表，排除异己的独裁行为，认为目前国民党已经统一了全国，进入训政时期，蒋介石不能以孙中山在1924年那种非常时期的做法为借口来独裁，进而提出不承认南京三全大会，蒋介石要为国民党分裂负全责。此后他们不着重用阶级分析法去解释孙中山建国思想，而是要“护党救国”，“整个之党，还之同志；统一之国，还之国民”了。
第四，通观该阶段两大集团对孙中山建国思想的解释，可以看到，两大集团都集中于政治思想上去解释、阐发，而对孙中山建国思想中的文化、经济、外交、国防等方面思想则很少涉及。所以，他们各自的解释都是为保持或争夺国民党最高领导权服务的。不过从后人研究孙中山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蒋氏、汪氏两大集团对孙中山建国思想的解释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收稿日期：2001-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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