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钰[1]2000年在《1895—1936年华北农民与市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随着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的趋势，有关方面的论著不断问世，其中关于华北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尤其令人关注，短短几年，即有数部专著公开发表，中外学者从不同的侧百推动着这一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入。 综观已有的近代华北农村研究成果，涉及到农村市场有影响的著作有美国学者马若孟(RamanMvers)、黄宗智(Philip Huang)和中国学者丛翰香、乔志强及其合作者对华北农村的研究。上述研究中，马若孟(The Chinese Peasant Econmy，Agricullural development in Ⅱepei and Shan Tung，18701949)主要以满铁、卜凯的调查资料的依据，对河北、山东农村经济状况作了考察，认为农民能够对市场作出灵活反应，农民生活水下井非下降；丛翰乔(《近代冀鲁豫乡村》)倾向于认为华北农村经济在20世纪前半期有很大发展，并深入研究了各类集镇的状况，但无专章论述农民与市场；乔志强(《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对近代以来华北农村社会作了深入的研究，侧重于进行社会发展史的考察，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得出的结论是：商品化导致中国小农经济的进一步强化，其著作实际上很多与农村市场问题有关，但未作进一步的研究。可见，这些著作对华北农村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作了综合性的考察，但由于研究课题的差开，均未专门着墨于1895—1936年这一时段华北农民与市场关系演变方面。 已故美国农民学家丹尼尔·托尼认为，即使在当代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农民与农民的子孙”仍构成人门的多数。而在近代中国，农民几乎就是人门的全部。我国学者秦晖教授认为，我国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结蒂是个农民社会改造过程。因此，在汲取前人丰硕研究成果基础上，把研究视角放在1895—1936年这一历史空间中华北农民与市场互动关系方面，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华北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的根本力量所在，尤其是在当今以农民为先锋，由农村面发起的改革大潮中，对于华北这一特定区域的历史再现，也有助于推动农民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另外，考虑到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性原则和区域叫社会发展水平高低有别的情况，确定华北农村区域大致包括山西、河北(包括北京、天津)，山东、南及内蒙古部分相邻地区。 通常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始于鸦片战争之后。华北农村社会的转型起步于甲午战争之后，农民与市场的互动关系演变成为其中的推动因素之一。那么，华北农民在整体历史发展进程中是怎样纳入近代市场体系的?市场推动下的华北农民生产、生活是如何实现由自给自足向市场商品交换多样化转变的?农民参与下的市场功能尤其是产地市场一集市功能增添了哪些新的内容?这个研究课题用计量统计、实证及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华北农民生产生活受市场左右，市场推动下的农业生产逐步实现了与国内外市场的接轨，而市场影响下的消费领域则在进一步体现着近代中国特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征，即农民离不开市场，但又在封建剥削和外国掠夺面前无法领略到自己劳动成果的滋味，集市功舶的发展搭起了华北农民通往国内外市场的桥梁，但市场级差型结构的长期存在又在制约着其对农民社会的影响力度。这一切致使华北农民与市场关系互动演变过程中具备了不同于东南沿海及长江流域的一些历史特征，即迟滞性与被动性。同时，自然灾害和战争的破坏又使本来起步晚的华北农民与市场关系发展呈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使转型期的华北农业持续发展障碍重重．但没有挑战就没有发展，正象当初出身于农家子弟创业打天下而成功的晋商一样，华北农民在急剧变革的社会环境中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这一时期农民社会流动的频繁性即是突出表现，他们闯关东、走西门、进城市，适应着市场多样化发展的同时，也在缓解着狭小泥上地面前的人口压力状况。 当然，1895一1936年华北农民与市场互动关系的发展，仅仅是华北农民实现山传妆向U门M＋变的小小开端，要突破封建遥篱还有着漫长的历程，要想实现真正的转变，关键在于制度的变革、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建立制度化的管理体系，农民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有序、稳定的发展。
袁钰[2]2001年在《论1895～1936年华北农业近代化中的家庭养殖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市场的扩大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1895～ 1936年 ,在市场的推动下 ,华北商业性农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其中 ,家庭养殖业的商品化程度在华北农业近代化过程中也得到了提高
徐丙奇, 王志军[3]2008年在《论民国时期华北小麦生产的发展》文中研究说明华北小麦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小麦生产是华北农业突出的区域特征,华北也是我国小麦生产的重心地区。民国时期为中国近代史上重要转折阶段,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变化,农业生产也在其中。此期,华北小麦生产正处"由手工或畜力农具向机械化农具,由直接经验向近代科学技术,由自给自足生产向商品化生产转化"的重大转折期。本文试图对这一时期华北小麦生产的正反两方面因素进行分析总结,认为这一时期促进华北小麦生产的主要因素为井灌的推广、麦作改进和小麦的商品性生产,其制约因素则主要为水资源缺乏、生产技术落后以及农业灾害和战争的频发。
佳宏伟[4]2007年在《区域分析与口岸贸易》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选取天津贸易为个案,希冀打破过去研究的时空界限,避免范式建构的误导,着眼于未曾表达的实践逻辑,通过考察开埠前后贸易发展的内在连贯性和区域社会在塑造口岸贸易演变中的重要性,反思诸如“冲击—回应”、“帝国主义”、“传统与现代”、“中国中心观”等分析范式在外来影响与中国经济发展这一问题上的基本观点。除了第一章导论和第七章结语之外,主要有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主要考察开埠之前腹地商业的发展情况。文章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华北各地商品经济的产生及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资源环境的驱动,其发展繁荣更多表现的并不是由于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结果,而是资源压力之下自身生产力不足所致,维持生计的意义又十分明显。正是这一商业发展特点,一方面,为天津的出口贸易提供大宗土特商品;另一方面,又为进口商品提供契机,大量商品通过天津输往各地成为内在需求。第二部分主要是打破时间界限,考察开埠之前的贸易商品、范围、规模及收支等基本问题。文章认为开埠之前,天津贸易发展已有相当规模,贸易商品颇为丰富,贸易范围也十分广阔。因此,忽视开埠之前的贸易发展,一味割断与开埠之后的贸易发展联系,不仅不符合事实,亦有失公允。第三部分主要是通过量化统计分析,考察开埠之后贸易结构和趋势的区域特质,验证开埠前后贸易发展的传承关系和区域结构在塑造口岸贸易演变中的重要性。文章认为,开埠之后天津的贸易商品、市场、规模都有长足进步。但是,开埠通商并未隔断开埠前后的内在连贯性。如贸易商品,虽然进出口商品较之前明显增加,但是开埠之前的一些大宗进出口货物一直保持着主要商品地位;贸易市场,虽然直接进出口国外市场的比重不断提高,但是开埠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仍延续着过去的发展格局;贸易收支的不平衡状况同样在开埠之前已经存在。即便进出口贸易以国际贸易的发展逻辑形式表现得如何显著,其推动力也不是没有限度,区域特点明显。以贸易增长率分析,与上海比较,进出口贸易都为增长,但各自所展示的意义却颇有不同。天津出口贸易增长率大于进口,因此,出口比重逐渐增强;天津土货净进口增长率大于洋货净进口,故而,土货进口一直保有较稳定比重;天津出口国外贸易增长率快于出口国内,故此,出口市场由国内市场为主转向以国外市场为主。具体到贸易结构,天津出口品主要是一些来自于内地的土特产品;进口品则以销往内地为主的消费品为大宗,其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到区域结构诸因素的制约。第四部分主要通过考察灾荒这一区域结构变动中的重要因素与贸易演变的内在联系,进一步验证区域结构在塑造口岸贸易演变中的重要性。文章认为,灾害作为区域结构变动中的主要因素之一,直接影响贸易结构和趋势的演变。长期以来,关于口岸贸易与区域社会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大多强调口岸贸易在塑造区域社会中的重要性,然而通过分析区域灾害与贸易的内在关系,可知这种内在联系并非仅为单向。第五部分是以商会为中心,分析在西方力量介入之后,区域组织这一行为主体的具体应对策略,进一步考察区域社会在塑造口岸贸易演变中的自主性。文章认为,基于贸易扩展诉求,针对贸易不平衡发展的现实,以商会为代表的区域社会组织围绕着生产和流通开展了一系列旨在振兴商务、发展贸易的自救措施,有力地提高土货产品的竞争力。虽然此举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整个贸易发展的不平衡状况,然而却在推动贸易正常发展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罗晓春[5]2001年在《对外贸易与江苏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1895—1936）》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1895—1936年期间江苏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为主要研究对象。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论述为理论指导，以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据，分析研究了江苏省近代农村产业结构变动的原因、过程、结果、特征及变动的趋势。 论文从贸易结构、贸易数量、贸易条件和海关征税四个方面分析研究了江苏省近代对外贸易的性质、变动趋势及对农业经济的影响。认为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变动，诱致农业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推移，使农业最重要的投入，亦是最重要的农业资源——农业劳动力，在深度和广度上同其他物质资源结合起来，在农业领域，发展土地节约型的经济作物；在非农业领域，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加工业。同时，机制品进口也促进了江苏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进口替代工业产生与发展。 江苏近代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主要包括种植结构的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序列结构的形成等三个方面。种植业结构调整内容主要表现为：减少土地密集型的粮食生产，增加劳动密集型的经济作物的生产；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为：主要农村副业发展成为独立和专业生产部门，而不再是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附属产业，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生产过程的分工和专业化。副业生产的专业化及新型的农村产业的兴起，构成了农村产业的有机序列结构：农业——第一产业；农副产品加工和制造业——第二产业：农村金融、商业、交通运输等——第三产业。作者认为20世纪30年代初，江苏己形成农工商结合型的农村产业结构形态和农村经济发展形态。 中国正加快加入WTO组织的步伐。中国农业必将以世界市场为背景，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实现农业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全面提升。研究江苏近代农村产业结构，将对政府制定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提供积极有益的借鉴。
李玉林[6]2017年在《民国时期大同城市发展研究（1914-1945）》文中研究说明山西地处内陆地区,自古以来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到了近代,其城市发展整体落后于东部沿海城市以及开埠通商城市。民国初年,山西大多城市还保持着明清时期的城市格局——外有城墙,城内建筑风貌和街道分区也还是传统古代城市的形制,城市经济也发展较为落后。特别是在1917年后的阎锡山治晋期间,阎锡山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维护其统治利益,不断扩军;经常与其他军阀混战。所以民国时期,山西城市难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去进行城市建设,而且城市大多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只有太原、临汾、大同近代工业化程度相对较高。铁路通到大同后,煤矿陆续在大同兴办起来,煤炭源源不断向外输出,大同迅速发展成为山西第二大城市。大同就是在这种破坏与重建的环境下展开城市建设。本文从城市史的角度对民国时期大同城市发展进行研究。为了更好地对民国时期大同城市发展进行阐述,本文还结合应用了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理论。本文通过文献查阅、实地调查等方法对民国时期大同城市发展进行研究。首章对大同城市发展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作了简单说明,分析大同城市发展的自然条件;古代早期大同城市发展历史沿革及传统封建城市的形成;明清以来大同传统城市格局的形成与城市建设;不同时期大同的行政区划变迁。虽然近代大同同山西大多城市一样,依然沿袭传统城市发展模式,但1914年京绥铁路通车到大同,开启了大同城市近代化之风,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本退出大同之前。为了理清大同城市发展的脉络,本文第二章将这一时段分为两个时期——阎锡山统治时期和日本统治时期进行研究。为了便于分析大同城市发展的特点和特征,本文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与表格数据为依据对商业、工业、金融业这三方面进行阐述。此段时间的基本特征为:前期大同的工商业齐头并进,商业最先兴起、最为繁华,进而带动工业发展,工商业共同发展催生了近代金融业的诞生。后期受日本殖民统治,大同经济结构发生很大转变,商业凋敝,重工业畸形发展,轻重工业比例失调。此外,本文还分别论述了这两个时期的城市公用事业,如通信方式、城市交通、城市供排水、电灯、新式公共建筑物等。通过分析可以得知:大同城市近代化起步较晚,整体上有所进步,但城市发展不协调。最后一章论述了影响大同城市发展的诸多因素。这些因素,有促进其城市发展的铁路和煤矿事业的发展等积极因素,也有阻碍其城市建设发展的战争因素等。
李洪梅[7]2015年在《近代中国汇率制度的变迁及其影响研究（1840-1938）》文中认为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重大改革,采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回顾汇改十年来的人民币汇率变动,总体呈单边上涨态势,汇率的变动引发学术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有关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相关研究。然而,无论是经济史还是金融史,以近代中国汇率问题为对象的研究却相当匮乏,更没有学者专门探讨近代中国汇率制度变迁的相关内容。实际上,近代中国不仅有汇率问题,更有因汇率问题出现的浮动汇率制和固定汇率制。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却有惊人的相像。研究近代中国本土出现过的汇率制度,从其运行、变迁及影响方面总结经验与教训,对完善当代人民币汇率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尝试系统梳理近代中国汇率制度变迁的过程及不同汇率制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时间范围为1840-1938年(以1935年11月为界,此前为浮动汇率制时期,此后为固定汇率制时期)。旨在通过这一研究,一方面还原近代中国汇率制度发展历史的本来面貌,填补学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不足,并搜集整理近代中国汇率史料与数据,进行数据单位的校对与统一,为以后学者的相关研究贡献力量。另一方面期望以史为鉴,总结近代中国汇率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值人民币汇改十年之际,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对当代人民币汇率制度建设提供些许启示。本文主要沿时间脉络,结合中国本币对外汇率阶段变化特点及汇率制度的不同进行章节划分并展开分析,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分析了近代中国汇率制度产生的国内外背景。首先,分析了国内背景。从社会背景看,1840年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受西方冲击发生转变,从奉行“闭关政策”、自给自足、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国家,转变为被迫开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同时,内部矛盾导致近代中国政权交替、社会不稳。从财政与控制中国国际汇兑的金融机构背景看,1840年后中国被迫签订一系列条约从而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这种压力在1894年后集中爆发,财政入不敷出使中国被迫大举外债;外商银行随强国向中国资本输入而大量涌入中国,中国自己的中央银行直到1928年才出现,这使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外资银行继洋行之后,成为中国1935年固定汇率制出现之前的外汇控制者。从国内货币背景看,近代中国的币制成为同期国际币制中最紊乱的一个,紊乱币制出现的直接原因是因中国没有统一货币铸造权,根源则是历任政权面临内部矛盾与外部侵略时,难以实现政治上的独立统一而在经济领域的反映。其次,分析了国际背景。国际主要经济背景有:1840年以前英国、比利时等国已完成工业革命,1840年以后欧美其他强国也正经历着工业革命带来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工业化促使列强为获取利润,正急于寻找世界商品输出地;世界分工出现“垂直化”格局;世界贸易体系经历了从自由向保护的演变。国际货币制度背景是:工业化转变带动各国货币制度历经了从金银复本位到金本位,再到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的转变,金本位时期各国表现出自发的固定汇率制,这种固定汇率制在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后陆续放松。第二,分析了近代中国浮动汇率制的开端及中国本币对外汇率下跌期的浮动汇率制运行及其影响(1840-1931年)。首先,考证了浮动汇率制在中国的开端。1840年鸦片战争后近四十年里,汇率问题在中国都没有受到关注。尽管1865年中国出现第一笔以外币计价的外债(新疆伊犁借款),但真正使汇率问题开始受到关注的外币借款应该始于1877年的第四次西征借款。随着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外币借款激增和1888年后中国开始出现接连入超,使得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开始成为中国进入浮动汇率制的典型开端。其次,分析了1931年以前中国浮动汇率制的表现。1843年开埠后的上海逐渐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外汇市场,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外资银行继洋行之后控制着上海乃至中国的外汇挂牌。近代中国使用的白银货币种类多样,出现多样白银折合的对外汇率,其中尤以上海规元的对外汇价和海关两的对外汇价最重要,1931年以前规元与海关两的对外汇价走势基本一致。此时,中国白银货币对外汇率的决定基础是伦敦、纽约市场的金银比价。受金银比价决定的、以汇丰银行挂牌的上海规元、中国海关使用的海关两对英美国家为主的汇率,在1931年以前具有阶段变化特点,总体呈下跌趋势。再次,分析出1931年以前中国对外汇率波动的原因。包括:世界金银产量变化的影响;世界货币制度演变的影响;各国对金银进出口的限制、世界商业衰落、汇丰银行对中国对外汇率的把控等。这些分析表明,无论是中国对外汇率的决定基础、还是汇率波动的影响因素,都在国外强国。最后,探讨了1931年以前中国浮动汇率制的影响。一是分析财政方面,浮动汇率制冲击了国家财政,使“镑亏”加剧,但也促使了中国的改革,于1930年改征关金,实现关税自主。二是分析对外贸易方面,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突出特征是:贸易总体入超,仅个别年份是出超,人均贸易值很低;在国际垂直化分工体系下,中国进口以直接消费资料为主,出口主要以原材料为主;贸易伙伴以强国美、日、英、德等为主。文中以数量分析为主的方法梳理了汇率在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从中国白银货币对外名义汇率和剔除物价影响的实际银价两方面的数量分析显示:中国白银货币对外汇率变动没有改变中国贸易入超的局面,但的确促进了中国的出口。近代中国白银货币对外汇率下跌与贸易入超同时存在的异常现象,原因在于影响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最重要因素是外国商业兴衰,汇率则处于次要位置。1931年以前中国白银货币对外汇率变动对中国贸易的有利影响有:促进了新商品的海外出口;部分抵消了关税对贸易的不利作用;在近代中国价格贸易条件不利的情况下,白银货币对外汇率变动改善了中国的收入贸易条件;促使企业提高了规避外汇风险的能力。但也存在着以外币计价进出口值下降,提高了进口设备的成本、从而不利于民族工业发展等不利影响。三是分析白银流动方面,1931年以前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理论上汇率是国际银价影响中国白银流动的一个比较指标,实际中中外白银购买力的差异引起白银的现实流动。四是分析物价方面,1931年以前中国物价总体呈上涨趋势,汇率成为国际银价影响中国物价的一个比较指标,这对微观领域的居民生活带来不利影响。五是分析经济稳定性方面,近代中国浮动汇率制引发了1920-1921年上海爆发的“九先令风潮”。第三,分析了中国本币对外汇率上涨期的浮动汇率制运行及其影响(1931年-1935年11月)。这一时期,中国仍然属于浮动汇率制阶段,但因国际上其他国家货币制度出现重大变化,引发中国浮动汇率制的表现与1931年以前不同,故单独探讨。首先,通过对中国标金、世界银价、中国白银货币对外汇率等问题的分析,归结出中国浮动汇率制出现变化的表现,即:中国白银货币相对于金本位国家的货币汇率还呈下跌趋势,但相对于大多数放弃了金本位的国家,中国白银货币对外汇率开始上涨;中国白银货币对日元汇率上涨速度高于对美元与英镑的上涨;中国白银货币对外汇率受国外银价的影响越来越小;出现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且二者不一致。其次,分两个阶段梳理了引起中国汇率波动的原因。第一阶段(1931年9月-1933年7月),中国白银货币对外汇率虽因各国放弃金本位后的货币贬值而上涨,却因世界银价下跌把这种上涨的趋势减没了一部分,使得中国白银货币对外汇率上涨程度与各国货币贬值程度不一致;第二阶段(1933年7月-1935年11月),美国购银政策使世界银价加速上升,连同各国货币贬值的影响,促使中国白银货币对外汇率有急速上涨的动力,但中国1934年实行了外汇管制,最终使白银货币对外汇率的上涨速度慢于国外银价的上涨速度。虽然中国外汇管制的实行有一定作用,但此期间中国对外汇率的决定与影响因素仍主要是国外强国。最后,探讨了此期间中国浮动汇率制的影响。一是分析财政方面,此阶段中国享受到本币对外汇率上涨带来的外债本息减少的利处,但额度有限,因为:中国以往借款、尚需1932-1935年间偿还的以外币计价的外债,有一部分因为用关税担保而享受不到本息减少的好处;1931-1935年间新产生的外债,与以前借款相比数额较少。二是分析贸易方面,此阶段中国对外贸易有两个突出的新变化:对外贸易缩减,逆差有所减少,人均贸易值进一步下降;中国不仅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本期收入贸易条件也出现恶化。数量分析发现,1931-1935年中国白银货币的对外汇率与进出口物量没有表现出本币对外汇率提高,促进进口、减少出口的理论效果,但汇率仍然在进出口方面有一定作用,在多因素的作用下,最终使中国的出口贸易增速处于停滞状态,进口也没有增加。三是分析白银流动方面,此阶段中国白银流动总体出超,与1931年以前的白银流动方向相反。除了公开的白银流动外,还出现了以日本为主的在华北和香港的白银走私,白银外流主要去向就是美国。此阶段,银价变动带来的中外白银购买力的差异是导致白银外流的主要原因,汇率成为中外白银购买力的比较标准,此外外资银行对白银外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四是分析经济稳定性方面,中国白银货币对外汇率的上涨引发中国出现通货紧缩及经济危机,对工农业造成重大影响。对工商业:使得1931-1935中国工商业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白银货币对外表现的高汇率摧毁工商业竞争力,带来大量工商业倒闭。对当时中国的农业造成致命打击,表现在:白银货币对外汇率上涨导致外国农产品进口增多,打击国内农业;国际银价提高导致农村白银流向上海后再流出中国,使得广大农村出现经济萧条。第四,对近代中国固定汇率制的出现、运行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1935年11月-1938年)。首先,梳理了中国固定汇率制的出现和运行阶段。国民政府为解决1933-1935年的经济危机,先后寻求美英救助失败,最终在危急时刻选择在1935年11月4日推出法币,标志近代中国固定汇率制正式开端。法币名义上保持独立地位,实际上与美元、英镑都有联系,成为事实上的盯住英镑、美元的固定汇率制。这一固定汇率制维持到1938年3月12日国民政府采取的法币无限制买卖外汇结束为止,以中日战争为节点,又可分为两个具体阶段,国民政府在这两个阶段维持固定汇率制的手段不尽相同:第一阶段(1935年11月4日-1937年7月7日),即法币改革后至抗战爆发前,这段时间国民政府主要通过与美国的交涉中扩大外汇储备、控制法币的发行及灵活变动技术手段的方式保证法币对外汇率稳定;第二阶段(1937年7月7日-1938年3月),即抗战爆发至法币无限制买卖外汇结束,这段时间的固定汇率制主要是通过《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应对存款挤提、国民政府耗费巨额外汇储备坚持无限制买卖外汇保证了法币的汇率稳定。最终,在为维持财政经济增发大量法币及日伪套汇的压力下,1938年3月国民政府开始的外汇管制宣告无限制买卖外汇最终被放弃,从此,中国短暂的固定汇率制进入到名义存在,实际消亡的新阶段。其次,梳理了中央银行对中国外汇控制权的收回手段和此阶段的汇率水平。数量分析显示,这一时期的法币对外汇率呈现两个突出特点,即:法币对外汇率与白银彻底脱钩,对外汇率非常稳定;法币对外汇率属于汇率低估。最后,分析了固定汇率制运行阶段的影响。一是经济稳定性方面,从中国固定汇率对物价和工业产生的影响分析,固定汇率制时期有助于促进中国走出此前的经济危机。二是贸易方面,法币的对外固定汇率利于进出口商规避汇率风险,促进中国固定汇率制时期的对外贸易额得到提高、贸易入超减少,这种促进出现于中日战争的反向作用下,1937年7月后中国对外贸易仍能有所提高,应该归功于法币对外汇率低估的固定汇率制的出现。通过对以上问题的研究,综合全文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一是中国在1938年以前汇率制度的变迁过程与其他国家不同。当各国在金本位制时期表现出固定汇率制时,中国表现为浮动汇率制;当各国在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后陆续放弃金本位制后表现出固定汇率制放松时,中国开始固定汇率制。中国与别国汇率制度变迁过程之所以不同,直接原因是落后的币制建设导致的中外货币本位不同,根源则是近代中国“闭关政策”导致的经济落后与被迫开放后导致的政治不独立;二是近代中国浮动汇率制下的汇率基础决定权及影响因素都在国外强国,固定汇率制的运行也依赖英、美强国的支持,近代中国汇率制度的变迁过程总体是受外来因素主导冲击下的一种被动适应结果;三是以中央银行为首的金融机构的建设落后于汇率制度的发展要求;四是近代中国本币对外汇率下跌期及本币对外低估期的经济表现好于本币对外汇率上涨期的经济表现;五是近代中国无论是浮动汇率制还是固定汇率制时期,危机出现时进行外汇管制都取得一定的效果。本文主要采用了三个结合、一个比较的研究方法,即:一是将历史学叙述与经济学分析相结合。对于一些必须按时间顺序才能说明事件原委经过的内容,用到了历史学叙述的方法,如阐明国际金本位制的崩溃过程,从而力图还原历史本来的面貌。对于一些必须用经济学原理才能说明的内容,则用到了经济学分析的方法,如分析中国白银货币对外汇率变动对近代中国贸易条件的影响。二是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用于说明经济现象的性质及其内在规定与规律,如文中用于分析近代中国浮动汇率制的存在根源。定量分析用于说明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如文中对伦敦、纽约银价与中国对外汇率的关系研究。三是将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对于一些分散、零星的史料所能反映的问题,本文用到了归纳法,如用于对近代上海对外贸易的结算方式分析。对于有一些无法从现有文献梳理中启发的内容用到了演绎法进行推理,如推断近代中国典型浮动汇率制的开端。此外,本文还用到了比较法,如中外同期物价的对比。本文的创新主要有:一是在研究领域上的创新。迄今为止,学界对近代中国从1840年后到1938年中日战争初期近百年的时间内,不同阶段表现出的实际“汇率制度”是什么样的还没有学者进行过探讨,在金融史的著作中也没有记载,本文的研究领域该是金融史领域关于“近代中国汇率制度”的首创探讨,因此,文中给出的各个阶段的近代中国汇率制度归属及变迁过程属于目前学界的创新性提法。二是在汇率史料挖掘与规整上的创新。过去几乎无法查阅近代中国完整且单位统一的汇率数据,现有文献记载了不同片段的汇率史料,也有学者进行了部分时段的中国对外汇率史料挖掘工作,但还没有进行史料挖掘之后汇率单位的统一、规整工作,在史料应用上基本是呈现不同单位的原始汇率记载数据,由于近代中国币制复杂,这些史料记载还无法用于对近代中国对外汇率进行纵向比较,本文最终能够较完整整理出近代中国纵向单位统一的对外汇率数据该是本文的一大创新。三是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本文试图将经济史研究的第一种范式(从历史本身探讨经济发展),以及第二种范式(从经济理论阐释经济发展过程)结合起来,从而在写作方法上尝试综合运用多种方法的结合来分析本课题。四是在研究时限上的创新。本文选取1840-1938年近百年为时间范围,这中间经历清朝、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时期,不同时期涉及的社会背景、尤其是货币背景有很大差异,这种长时段的范围选取是现有关于近代中国汇率问题研究成果中最长的一个。
孙轶[8]2014年在《近代鄂东南煤炭的开发与运销（1875-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企业是市场活动的主体,而中小型企业构成了这一主体的大多数,它们具有活跃市场的作用。中小型企业普遍具有投资少、规模小的特点,它们如何应对市场竞争,如何生存,近代的中小企业同样要面对这些问题。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以鄂东南区域的煤矿企业为例,展现近代中小型企业的生产、管理和运销状况,为现代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近代鄂东南区域,以大冶为中心,形成了规模化的柴煤生产企业。本文围绕下面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1.煤炭开发的背景。鄂东南区域煤炭储量少、煤质一般,但滨临长江的区位优势、汉口较早开埠的机遇,弥补了煤矿企业可能遇到的运输和销售方面的问题,加之洋务运动的鼓舞和“湖北新政”的刺激,鄂东南区域较早地出现了近代化的煤矿。2.煤矿企业的生产。笔者首先从煤矿区域、煤炭储量、开采资金三个方面分析了该区域煤矿普遍规模小的特点。之后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依次叙述了煤矿的工人管理、生产技术的两重性等问题。总结了该区域煤矿的产量和在全国的地位,以指明众煤矿企业虽小,但依然在近代有不俗的发展成就。3.煤矿企业的经营形态。笔者从矿主的身份背景入手,分析了各煤矿的资本来源问题,并重点探讨了利华煤矿与裕大华资本集团的关系。此外,又以广济煤矿用人问题为例,指出官办煤矿的衙门作风和制度失范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4.煤矿企业的运销。此章内容是本文的重点。笔者指出与煤号联营是此类中小型煤矿的独特销售方式。同时又分析了各煤矿参与市场竞争的情况,本帮煤以低价将湖南煤赶出了武汉市场,而各煤矿之间由低价竞争走向分产合销,避免了同业间的严重倾轧。此外,外煤倾销又是各煤矿需要应对的棘手问题,然而在中法越南专约的影响下,各煤矿始终竞争不过鸿基煤。5.煤矿企业发展的不利因素。矿税偏高和各类苛捐杂税,是煤矿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近代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加剧了煤炭生产的难度。各煤矿规模小,无力购买自己的船只,运输上出现过一定的困难。此外,近代煤矿企业虽然在技术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遭遇了影响生产的矿难。在分析了以上各方面后,笔者以为中小企业的发展,一要靠自身的生产进步,二要政府提供优越的发展环境,并合理引导,避免同业间的无谓竞争。
郝平[9]2012年在《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煤矿业发展》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着重论述战争时期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各级政府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如何恢复和发展煤矿业生产,积极发挥煤炭资源优势、保障供给,有力地支援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战争需要;同时进行社会改革、改善民生,改善煤矿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提高劳动待遇,并且形成了多种经营模式并存的新的工业经营体制。煤炭生产的扩大基本满足了军需民用,增加了矿工家庭收入,加强了对敌经济斗争的力量。
马金华[10]2004年在《外债与晚清政局》文中研究表明政局是影响决策的各种政治势力的关系构成的政治格局,尤其是指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结构及其演变态势。外债作为政府调剂财政的一种工具,本是一种客观的经济辅助措施,但在晚清,外债一开始就介入了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各政治集团之间的权力消长过程,并内化为权力斗争的一种工具,对晚清权力格局的冲突与变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图从政治学的视角出发,借助实证分析的方法,将外债置于晚清政治控制的坐标系内,重点分析外债对晚清权力冲突和变革的影响,探究导致晚清政局失控的原因。本文认为,晚清以来,以太平天国为契机,地方势力迅速增长,由初期的与中央分庭抗礼发展到过度分权,最终导致中央政府监管的失控和中央集权财政管理体制的逐渐崩溃。这期间,外债作为晚清财政的产物,成为中央与地方财权斗争的工具。一方面,外债作为财政收入,它的举借推动了地方权力的增长,另一方面,外债作为财政支出,它的摊还又成为中央与地方权力争夺的焦点。由于外债的介入,使得中央与地方间的矛盾、冲突表现得更为复杂和特殊。具体来讲,咸丰年间,为依靠地方督抚镇压太平军,清政府下令就地筹饷,在赋予地方督抚军权的基础上又让与了财权,沿海省份首创以关税为担保向外商举借外债,地方督抚通过举借大量外债,开始拥有支配财政的独立权,开地方权力渐大之萌,清政府对地方私自的借债行为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地方督抚开始截留税款,拖欠京饷,这不仅使得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原以“起运”、“存留”方式加以分配的“春秋拨”体制逐渐被打破,而且仅仅依靠中央权威来调整省区之间资金调拨的协饷制度也变得苍白无力。西征借款又使受协省份运用外债的国债性质迫使协拨省份从协饷中如期偿还外债本息,中央在协饷资金运转中被逐渐架空,地方与中央的经济矛盾发展到新的阶段。这时中央开始着手管理外债,采取了专项经费的办法以变通解协饷制度的运行方式,但枝节的修补对于改变僵化衰微的清朝财政体制无济于事。甲午战后,巨额的赔款压力直接把清政府推向了借债活动的前台,筹款“委员会”的成立、三大外债的举借表明清政府走上了借债度日的道路。沉重的外债负担,开源节流的不济使得甲午外债的偿还采取了向各省硬性摊派的办法,但因担保外债而挪移的地方财源必须另行解决,而中央对此一筹莫展,这无疑更使各省有理由拒绝筹解京饷,加速了解协饷制度的瓦解。外债摊还,使地方向中央的解款制由拨改为摊,这就赋予地方以开征新捐税的权限,地方财权具有了合法性。9.82亿两的庚子赔款转变为一笔长达39年的外债,全国除东三省外,其余省份都加入了外债摊还的队伍,地方财政收支独立成为现实,最终导致中央财权的下移和财力的外倾。20世纪初,财政的半殖民化使得清廷着手对财政管理体制及预决算方式进行调整与改革,试图从管理体制上改变传统的国家与地方财权不明的弊端,解决征收权与管理权矛盾的症结,结果却是地方的加收摊派反成“合法”,而中央预算徒具形式,财权仍然涣散。武昌起义前夕,一息尚存的清政府为维持苟延残喘,在借贷无门的困境逼迫下,只得承认财政崩溃,要求各省接济中央,但各省督抚或自顾不暇,或另怀它图,或干脆将地方外债的负担推给了中央政府。当财政危机爆发时,财政体制的变革就与整个社会的变革结合在一起,以挽回利权的革命方式推进清王朝的崩溃。政治斗争是社会各种政治力量或政治集团,为夺取更多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而进行的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外债,在影响晚清中央与地方权
参考文献：
[1]. 1895—1936年华北农民与市场研究[D]. 袁钰. 广西师范大学. 2000
[2]. 论1895～1936年华北农业近代化中的家庭养殖业[J]. 袁钰.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3]. 论民国时期华北小麦生产的发展[J]. 徐丙奇, 王志军. 古今农业. 2008
[4]. 区域分析与口岸贸易[D]. 佳宏伟. 厦门大学. 2007
[5]. 对外贸易与江苏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1895—1936）[D]. 罗晓春. 南京农业大学. 2001
[6]. 民国时期大同城市发展研究（1914-1945）[D]. 李玉林. 江西师范大学. 2017
[7]. 近代中国汇率制度的变迁及其影响研究（1840-1938）[D]. 李洪梅. 中央财经大学. 2015
[8]. 近代鄂东南煤炭的开发与运销（1875-1937）[D]. 孙轶.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9]. 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煤矿业发展[J]. 郝平. 抗日战争研究. 2012
[10]. 外债与晚清政局[D]. 马金华. 中国人民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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