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领导者地位交替的历史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导者论文,地位论文,历史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冷战后世界进入以“一超多强”为特征的又一多极化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使中国的未来定位成为影响未来世界格局走向的一个重大变数。中国能否崛起为美国的挑战者、最终取得世界领导者地位，以及如何面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已成为困扰世界特别是大国和中国周边国家的一个热门话题。面对当今世界的现实和自身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应当做出何种价值判断，如何为自身定位并选择相应的对外战略，也已成为困扰国人的一个重大课题。为此，为大国兴衰和世界领导地位的交替进行历史和哲学的反思，确有必要。
一
鸟瞰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史，不可忽视以下三个基本规律。
第一，新社会、大冲力。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和日本等近代强国的迅速发迹，绝大多数是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开始的。如西班牙从8 世纪开始反抗阿拉伯帝国的“收复失地”运动，在15世纪末实现国家统一，随之开始了其海外探险和殖民征服的过程；荷兰从16世纪后半期开始反抗西班牙的独立斗争，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获得独立的同时即着手向海外发展；英国强盛时期从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开始；美国则是在北美印第安人废墟上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国家并摆脱英国的统治后发展起来的。德国的真正崛起始于近代统一，日本则始于近代明治维新，俄国几度崛起先后源于彼得大帝改革、农奴制改革和十月革命。这种情况表明，一个全新的社会结构容易产生前所未有的活力、凝聚力，从而加大其对外部世界的影响。
但是，这些因社会变革而曾在历史上显赫一时而且至今仍不失为世界强国的国家中，却只有西班牙、荷兰、英国和美国分别在不同历史时期充当了世界领导者角色，这又说明，社会变革是一国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必要条件，却并非充要条件。
第二，海上强国主导世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和日本均曾在世界舞台上显赫一时，但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真正发挥过主导作用的则只有西班牙、荷兰、英国和美国，特别是西、英、美三国。如16世纪的西班牙以“日不落帝国”著称于世，17世纪的荷兰有“海上马车夫”称号，18—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则为辞海增添了“英国统治下的和平”和“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两大词条。
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个近代海上强国主导世界的时间又与其自然地理位置密切相关。英、美两国一为海上岛国，一为两洋国家，它们主导世界的时间最长；作为具有沿海和陆地双重自然地理特征的国家，西班牙和荷兰占据海上强国地位的时间较英美两国要短些。与此相对，法、德、俄、意等陆地强国都有一定长度的海岸线，因而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双重自然地理特征，却未能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发挥世界性主导作用。而日本具有与英国相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却未能像英美一样成为世界领导者。这种反差说明，自然地理环境也仅仅是成为世界领导者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样不构成充要条件。
第三，大国群体结构无时不在。这就是说，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内，总有几个大国同时活跃在世界舞台上。如：
16世纪有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瑞典、波兰、俄国、奥地利和土耳其，又以西班牙最为显赫。当时的大国关系突出表现为法国向西班牙的欧洲霸权挑战，英国对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上霸权挑战，奥地利与土耳其角逐东欧，俄国为取得波罗的海出海口与波兰、瑞典展开激战。结果，葡萄牙的“海洋主人”和“亚洲帝国”名存实亡，退出大国角逐；奥地利与土耳其难分难解；瑞典、波兰和俄罗斯也相争不下。
17世纪有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俄国、瑞典、波兰、奥地利和土耳其，由荷兰称霸海上。其中，荷兰、英国和西班牙在海上角逐，荷兰、法国和西班牙在欧洲大陆争夺。俄国、波兰和瑞典之间以及奥地利和土耳其之间的争夺继续发展。结果是英国、法国崛起，西班牙与荷兰走向衰落，荷兰的海上强权地位昙花一现，土耳其势力下滑。
18世纪有法国、英国、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土耳其和瑞典。当时的主要矛盾是英法两国在欧洲大陆和海外同时展开争夺，奥地利与普鲁士争夺德意志地区的领导权，俄国在北方与瑞典和波兰继续斗争，在东南欧与土耳其争夺。结果是，英国和普鲁士的地位上升，为两国分别称霸海上和德意志奠定了基础，俄国成为东方大国和影响欧洲政治的重要力量；法国海上强国地位被削弱，奥地利在德意志的地位开始下降，波兰遭到第一次瓜分，瑞典丧失强国地位，土耳其遭到严重削弱。
19世纪有英、法、俄、普（1871年后为德国）、奥、美、意大利、日本和美国。其中，法国、俄国和德国先后称霸欧洲大陆，英法、英俄和英德相争先后构成大国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但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却得以维持一个世纪之久。
20世纪有英、美、德、苏、日和意大利。英、法、苏、美同德、意、日相争，酿成两次世界大战。经过战争，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转移到美国手中；战后长达半个世纪的美苏两雄相争以苏联败北、日本和德国两次崛起告终，美国得以保持其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和世界领导者的地位。
二
从上述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规律出发，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又可以初步得出如下五个富有启发性的结论：
第一，任何一个国家崛起为世界强国乃至世界领导者，均需要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国力发展到某一阶段后，则很难避免对现存世界领导者进行挑战的历史命运。其原因有三：
一是没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不足以对现存领导者提出挑战，更无力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如，从16世纪开始英国先后对西班牙、荷兰提出挑战，但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才荣登世界领导者地位。美国从19世纪末叶即已成为英国的挑战者，但直到20世纪中叶才成为真正的世界霸主。
二是一旦该国开始拥有取代现存领导者地位的足够实力，该国的国家利益膨胀，就会与现存领导者的国家利益发生矛盾，使摩擦难以避免。如，葡萄牙从15世纪初就已开始海外探险和殖民活动，这使西班牙从16世纪开始殖民扩张时不得不面对葡萄牙的海上优势。荷兰独立后走的是一条商业兴国的道路，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上霸权使其不得不做向后者挑战的选择。英国工业革命前后海外贸易需求急增，但荷兰“海上马车夫”对海上贸易的垄断、西班牙对美洲金银的垄断，使其不得不对后者的特权提出挑战，先是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后又发布航海条例并三次与荷兰在战场上决一雌雄。美国崛起后面对的是大英帝国的排他性殖民体系，因而不得不在中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在一战结束之际提出针对英国殖民体系的“威尔逊十四点”。
三是现存的世界领导者为维护其特权地位，处心积虑地阻止新的强国出现以免对其自身构成挑战，难免使后起者身临困境而奋起抗争。如，由于荷兰与西班牙闹僵以及葡萄牙和西班牙控制直布罗陀海峡，使荷兰难以经营里斯本沿海港口的贸易，迫使英荷联合一致反对萄西两国。而荷兰于17世纪初将英国势力逐出东印度群岛，也是英国决意与荷兰交恶的重要因素。〔1〕所以， 一个国家在成为世界领导者之前将不可避免地要充当向现存领导者挑战的角色。将能否成为世界领导者归诸于是否与现存领导者合作的观点，是无视历史和逻辑混乱的表现。
第二，由于存在大国群体结构，某一特定时期都会出现多个挑战者，每一个挑战者国家都可能是新的世界领导者的候选者，但只有最晚并且避免直接对现存领导者发起挑战的国家，才能较为顺利地继承世界领导者地位，摆脱挑战失利的命运。中国古代政治谋略家们所云“大国之计莫过于后起而重伐不义”、“强而避之”，讲的也是这个道理。〔2〕
1519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后，起而挑战的有法国、英国和土耳其。法国联合土耳其在欧洲大陆两面夹击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与英国联合反对萄、西的海上霸权。尽管有教皇为西、萄两国划定的海外势力范围，但法国却提出“法国不应满足于被剥夺享有海洋和天空的权利”，英国提出“不实际拥有的规定无效”即最早的有效占领原则，并于1588年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英法两国在海外殖民地问题上提出上述主张，明摆着是要改变当时的国际惯例。但英法两国并未在17世纪取代萄、西两国的海上强国地位，独立后的荷兰避开劲敌西班牙而瞄准葡萄牙的“东方帝国”，稳步地扩张海上贸易，从而轻而易举地取代葡萄牙和西班牙而成为17世纪的海上强国。〔3 〕当英国和法国分别从海上和陆地对17世纪的荷兰和西班牙进行挑战时，由于法国追求的欧洲大陆霸权更直接地威胁到荷兰的独立与生存，荷兰被迫两害相权取其轻，容忍英国的竞争并与之联手抗法。面对法国在大陆和海上的双重挑战，西班牙也不得不在海上多方迁就英国。英国趁机集中力量在海上扩张，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手中夺得大量殖民地，一跃成为海上强国。〔4〕在英国霸权极盛时期，先后有法国、 俄国以及德国和美国对英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发起挑战，但最先向英国挑战的法国、俄国以及德国都未能登上世界霸主的宝座，只有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
避免充当最直接挑战者的国家之所以较易于取代现存领导者，是因为当现存领导者面临两害相权或多害相权的局面时，往往对危害较轻的挑战者做出让步以削弱敌对营垒力量或谋求结与国以改善自身处境，从而容忍该国的挑战。避免急于进行挑战的国家之所以成功，乃是因为在最初一、二个回合发生时，挑战者多半羽毛未丰，而它所面对的却是一个势力处于上升过程或仍处巅峰状态的领导者，结果难免是出师未捷便饮恨沙场。相反，经历过一系列重大挑战后的现存领导者多半雄风已去，难以有效地应付新一轮挑战。
第三，在挑战者行列中，任一特定国家往往面临向现存领导者挑战和与之合作的双重选择，只有那些能适时转换挑战者与合作者双重身份的国家，才有可能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国家利益，英国的这一外交传统部分包含了这一道理。
17世纪，英国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是当时海上霸主荷兰的主要挑战者。从1651年12月英国颁布《航海条例》开始，在短短的20年间，英国三次与荷兰作战，其中有两次与法国联合对荷。在1672—1674年第三次英荷战争中，虽然英国海军大败，但英王查理二世在国会推动下单独与荷兰议和并保证此后不帮助荷兰的敌人，荷兰则承认英国在欧洲以外夺取的荷兰领地为英国所有并支付英国80万克仑。1688年英国国会邀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即英国王位，此后便完全转入英荷结盟共同抗法的轨道，使法国这一英国的海上劲敌在奥格斯堡同盟战争中遭到严重削弱。〔5〕美国从19世纪末开始对英国及其代表的殖民体系提出挑战，但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站在英国等协约国一边，对德、奥等同盟国作战。一战结束后，美国继续向英国的霸权挑战，特别是扶德抑法、制英。但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又适时站到英法等反法西斯国家一边，对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作战，并在战后一跃成为新的世界霸主。
从现存领导者的挑战者转变为其合作者，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其可能性在于，当现存领导者面临生死攸关的决定性挑战时，将不惜一切代价谋求支持。而作为潜在的合作者，B 挑战者可趁机从现存领导者索取高额报偿，从而为日后取得领导者地位铺平道路。其必要性在于，假如B挑战者放弃与现存领导者的合作，听任后者在业已出现的A挑战者面前一败涂地，或充任A挑战者的协从，只能导致两种结局。一是A挑战者将取代现存领导者的地位，而B 挑战者将失去从潜在领导者转变为实际领导者的机会，并且将不得不充当新领导者的挑战者，从而招致第一轮的挑战失利。二是B挑战者即使取得新领导者的地位， 此后也将不得不立即面对A挑战者这一劲敌。
第四，在国际政治斗争中，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命运实际上是由大量必然和偶然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实际上并没有多少自主选择的余地，预先提出一个目标或设计一个方案的作法往往是徒劳的。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一世的法国、20世纪威廉二世和纳粹德国以及亚历山大一世俄国的欧洲霸权计划，均未能逃脱这一结局。
但是，指出一个国家自主选择命运的余地有限，这并不排除政治领袖和理论大师主观能动的巨大作用。实践证明，从清醒地认识本国所处自然、经济和政治环境出发，准确地把握国际政治斗争的规律，进而提出与本国发展进程相适应的对外战略与策略方针，往往能极大地影响国际政治的发展进程和本民族的命运。
16世纪中叶英王亨利八世及其首席大臣沃尔西提出均势理念，乃鉴于当时欧洲大陆强国林立，教皇和西班牙代表的世俗和宗教势力严重威胁到英国的发展和新教生存，其直接目标在于加强君主专制制度，并未提出建立英国的世界霸权这一目标。但这一理论成为此后英国外交的基本指导方针，却使英国获益匪浅。其原因在于均势理论最适合英国所处的自然地理和政治环境。在此后几百年时间里，英国按照均势原则，以相对超然的姿态制衡欧洲政治，只有在非常必要时才直接涉足其中，以防止任何一个大国称霸欧洲从而危及英国自身安全。同时，针对自身所处的岛国这一自然地理环境和均势外交战略的需要，坚持以海军为主陆军为辅的国防战略方针，保持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重点发展海外殖民，成为迄今为止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世界霸主。当七年战争初期英国处于极为不利处境时，威廉·庇特进入内阁，力主实施“在德意志平原上赢得一个帝国”的战略，即大力资助普鲁士在欧洲大陆与法国作战，同时将主要财力用于加强海军力量，从法国手中夺得北美和印度，取得与法国争夺海外殖民地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在美国建国之初提出远离旧大陆政治的不结盟思想，乃是出于美国新建，需要警惕欧洲列强再次染指以及美州大陆发展余地广阔等方面的考虑，也未预计到美国有朝一日会称霸世界，更谈不上预先设计出这一目标。然而，出于现实国家利益考虑的这一孤立主义的思想理念却反映了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一个本质性的规律。它使成长中的美国得以避免被过早地拖入大国政治的旋涡，得以避免仓促成为英国的首批挑战者，得以避免挑战失利的命运。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美国开始放弃孤立主义理念。也由于其外交传统浓厚，加之战胜国分脏不均，促使美国于战后再次奉行其不结盟路线，从而得以坐观英、法、德、意、日和苏联等强国互相厮杀，并在最有利的时机和以最有利于美国的方式参战，保证了美国战后一跃成为世界头号霸主。
第五，对置身于沿海和陆地这双重自然地理环境的国家来说，确定国家未来发展目标时须审时度势、量力而行，盲目地参与、重视发展海外事业并谋求世界性大国地位，乃该类国家对外战略之大忌。因为一个国家的财力是有限的，军队和国防建设应重点考虑本国安全的最薄弱环节，有所侧重。否则，不仅将导致有限财力的分散使用，影响经济发展后劲和综合国力的增强；而且由于在陆地和海上两方面同时加强军事力量，难免四面树敌，特别是招致周边强国与世界霸主或海上强国联手。迄今许多具有双重自然地理身份的国家历经诸多战乱，却始终与世界领导者地位无缘，概源于此。
法国自16世纪以后开始形成的欧洲乃至世界霸主抱负终成泡影，归根到底源于法国的对外战略重点一直在欧洲大陆和海外这两个方向之间摇摆，以致顾此失彼。如17世纪路易十四统治的前半期，首席大臣柯尔柏执掌大权，此人热衷于发展经济，极力鼓励工商业和拓展海外殖民。柯尔柏的竞争对手是陆军部长卢瓦，此人代表渴望战功的法国封建贵族利益，极力策动对外领土扩张。卢瓦取代柯尔柏执掌决策大权为法国确立起卷入欧洲大陆政治的对外战略传统，其直接后果是招致海上强国英国、荷兰以及陆上强国奥地利、西班牙组成反法“大同盟”，法国则在此次战争中一败涂地。正是由于法国始终不能确定其对外战略重点，以致当普鲁士统一德国进程加快特别是普法战争前后法国面临危局时，英国因顾及法国的海外竞争，迟迟不愿出面相助。〔6〕
在19世纪绝大多数时间里，由于面临法、俄两国的强有力海外竞争，英国的大陆政策具有明显的亲德色彩。德国统一后，“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外交重点在欧洲，致全力防止法俄反德同盟的出现，因而采取与英国修好的政策。但俾斯麦之后的德国统治集团醉心于扩展海外殖民地，并大力发展海军以与英国抗衡。德国对外战略失重，为德意志民族铸成历史性大错。因为，尽管此前英国在非洲和中东地区早已感受到德国的挑战，但英国更忌讳的是法国在非洲和俄国在远东及印度对大英帝国的威胁，因而多次在殖民地上对德国让步。但德国大力发展海军，却使英国本土乃至整个大英帝国的生存面临严重威胁。德国在保持其欧陆霸权的同时对英国的海上霸权挑战，英、法、俄因之在陆地和海上面临德国的威胁，三国不得不彼此冰释前嫌，联手抗德，从而上演了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空前残酷的一幕，德意志民族也因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漫漫长夜。〔7〕
注释：
〔1〕L.S.STAYRIANOS,The World Since 1500,A Global History.1970,p126.132。
〔2〕《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3〕L.S.STAVRIANOS,ibid,p112.127。
〔4〕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5〕李永来等编著《外国史大事纪年》，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7年，第337、340、342、346页。
〔6〕L.S.STAVRIANOS,ibid,p133.[苏]波将金等编《外交史》第一卷，上册，第350—354页。A.J.P.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 y In Europe,Oxford,1954,p206。
〔7〕A.J.P.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Oxford,1954,p328—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