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转进黔北前军事行动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军事行动论文,红军长征论文,中央论文,转进黔北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3；E29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16)04-0029-09 对于遵义会议召开前的中央红军长征史，学界最初多持否定态度，认为中央红军在长征前缺乏准备，长征中只顾向西转移以尽快会合红2、6军团，放弃可以转变形势的有利战机。近年来，随着档案逐渐开放与研究的进展，这种结论已逐渐得到部分修正。①尽管如此，这一阶段的中央红军长征史仍有继续探索的空间。其一，军事行动成败，不仅同己方的规划与准备有关，而且受制于对手的判断与处置，更何况战场态势呈现明显的敌强我弱。但学界已有研究多着重于中共方面资料运用与讨论，对国民党方面资料运用不足。其二，学界侧重运用中共方面资料讨论一些涉及国共双方的重要党史、军史问题时，由于资料应用不足，对部分重要问题的研究，缺少历史过程的呈现而显得模糊不清。有鉴于此，本文尽可能充分结合国共双方的军事档案、当事者日记以及回忆材料，对中央红军转进黔北前的若干重要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考辨。 一、关于彭德怀的建议是否可行的问题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从赣南突围西进。因粤、湘地方实力派并未全力堵截，中央红军越过湘赣边境，进入湘南地区。截至11月11日，中央红军前锋红3军团已控制郴州以南的良田和宜章，突破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中央红军主力正从延寿圩一带向郴、宜突破口前进。此时，国民党军各部的大致位置是：湘军第15师布防郴州，第16师及部分保安团设防湘江，第19师第56、57旅作为湘军总预备队位于长(沙)、醴(陵)铁路线，第50师布防赣西袁水一线，第62师尾追中央红军主力，省城警备旅守备长沙，第23、53、63师正从湘、赣边境地区赶赴郴州—耒阳一线途中，湘军将领李觉所率“追剿”红6军团入黔之补充总队与第19师第55旅正回援湘江防线途中。中央军薛岳部准备经茶陵赴永州，但因行动迟缓，仍未入湘；周浑元部正从湘、赣边境开赴郴州途中。② 接下来，中央红军须解决的难题是如何突破国民党军湘江防线。对此，彭德怀提出红3军团北进威胁长沙的方案。其回忆道：“十一月到达宜章、郴州间。我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但中央既未回信，也未采纳。”③据此，学界有一种观点，即彭德怀的建议是一可行方案，可惜中革军委没有采纳，进而导致湘江之战的惨重损失。④不过，已出版的长征军事电报中尚未发现这封电报，只有彭德怀11月10日20时发给中革军委的另一封建议红3军团迅速西进的电报。该电说：“天雨两日，如继雨，湘、潇两水必涨。潇水，宁远原有亭桥，湘水之黄沙河原有固定浮桥，可通汽车，但恐零陵之敌破坏及集中渡河材料于零陵监视之，使我渡河困难。因此，建议以三军团为先遣军团，以一个师控置道县主渡点，主力进占全、零间控制黄沙河主渡点，以争取我野战军全部由永南出武冈为有利，否则经西延、城步出会同，山势苛大、险多峡道，大军团运动较困难，给养亦差。”⑤当然，红3军团北进长沙电文未见于公开出版物并不意味着该电报不存在，只是从当时的战场态势分析，无论北进威胁长沙或西进抢占黄沙河，成功可能性都不大。 红3军团北进威胁长沙成功机率低，在于湘军已做充分准备。中央红军突围西进后，湖南地方实力派何键时刻提防中央红军由湘南北进。10月23日，何电令湘军第15师与部分保安团部署于耒阳一线筑碉防守。⑥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北进可能性不大，11月6日发电催促何键把第15师向南推进部署于郴州，并保证从茶陵向永州前进的薛岳部足以堵截北进的中央红军。⑦何键也按蒋之部署，于11月8日下令第15师推进郴州。但是，耒阳一带并未因此而变空虚。早在11月6日，何键已调部署于桂东的第63师集中耒阳。11月13日，第63师到达耒阳。此外，第23、53师最初集中地亦是耒阳高亭司之线。后第53师改趋郴州，第23师先头部队于11月13日到达高亭司。⑧湘军在中央红军北进必经之地耒阳一带始终保持两三个师，计12—18个团的兵力。 反观中央红军，11月11日拂晓，红3军团才完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此时，红3军团主力控制北面良田一带，第6师位于南面宜章，掩护打开的缺口。红3军团北进，须有部队接防良田与宜章。中革军委11月10日20时已电令红8军团次日开往良田协助红3军团堵截湘军，红3军团主力自然可获行动自由。但接防宜章却不会如此顺利。红1军团因粤军封锁而无法通过九峰、乐昌一线，不得不绕道前进，故该军团第1师主力11月12日才到达宜章附近的白石渡。⑨若中革军委选择宜章接防后北进，在没有战斗的情况下，红3军团可能要在11月14日左右才能到达耒阳一带。⑩加之湘军于耒阳至郴州一线已修筑碉堡联络线，(11)第15师已于11月12日晚全部集中郴州布防，耒阳一带有保安团布防，(12)红3军团北进必会于郴州至耒阳一线遭到湘军阻击。因此，即使红3军团突破第15师的阻击进至耒阳时，第23、63师应该早已到达耒阳或撞个正着。 纵然红3军团能够成功突破耒阳一线，仍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彭德怀建议红3军团北进的根本意图是为中央红军创造不经老山界而直出湘西的条件，所以，红3军团的行动必须要调动湘军的湘江防军主力才可达到目的，但这基本不可能成功。蒋介石与何键清楚中央红军缺乏攻坚能力，且此时长沙驻有一专门担任省城防务的警备旅。所以，红3军团北进很难对蒋介石与何键产生大的威慑。更何况蒋介石早已判断中央红军纵然分兵一部北进亦为掩护主力西进，(13)大量调动10月23日已布置于湘江一线的守军防堵红3军团的可能性极低。国民党军“追剿”各部于11月13日前后已进至或接近郴州、耒阳一线，何键可以迅速抽出部队尾追红3军团。而且，第19师第56、57旅作为湘军总预备队已控制长醴铁路线，第50师布防赣西袁水，何键亦能利用铁路、公路迅速调动这些部队展开堵截。(14)即便退一步，何键不得不抽调湘江防军一部防堵红3军团，也不会对整条防线产生大的影响。湘江一线原有第16师及部分保安团设防，加之李觉部迅速由黔返回，截止11月13日，湘江防军总兵力已增至15个团。(15)随着薛岳部入湘赴永，更会进一步增强实力。反倒是中央红军主力或可能因人数多、正规战训练程度最好的红3军团北进而大大削弱突破国民党军湘江防线的能力。(16) 至于红3军团西进抢占黄沙河，成功机率也不大。究其原因，仍在于湘军准备充分。从良田至道州再转至湘桂边境的黄沙河之直线距离约250公里。在没有战斗的情况下，若红3军团以每天40公里的速度行军，则要6天多才可赶到黄沙河。而湘江一线早在10月23日已有第16师与部分保安团防守，李觉亦率部从黔迅速回援。至11月13日，湘江一线的湘军主力已集中于黄沙河附近的东安至零陵间，并向黄沙河移动。(17)一旦发现红3军团有逼近黄沙河迹象，湘军可迅速控制黄沙河。为防止中央红军进入湖南腹地，湘军亦必须控制黄沙河。此外，中央红军主力在延寿圩一带因道路状况糟糕、天气恶劣、部队人员及辎重多而行进速度缓慢，士兵相当疲劳。如果红3军团此时再迅速西进，很可能前后脱节，自顾不暇。 二、关于中革军委在湘南期间的作战指挥问题 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博古、李德在湘南拒绝趁“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部尚未靠拢而歼敌一部的建议，消极避战，丧失了一次较好的战机。(18)但是，若仔细梳理中央红军这一时期的进军历程与相关决策，可以发现这一说法有值得探讨的余地。 中央红军主力通过郴(州)、宜(章)间封锁线之际，蒋介石亦电令何键统一指挥入湘的中央军与湘军各部展开“追剿”。11月13日，何键调整部署，以刘建绪指挥第16、62、63师及第19师第55旅、补充总队4个团及3个保安团为第1路，防守湘江一线，主力向黄沙河集中；薛岳部为第2路，限11月24日前集中零陵，堵截中央红军北进或西进；周浑元部为第3路，限11月22日到达道县，截击中央红军；李云杰指挥第15、23师为第4路，经嘉禾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跟踪追击；李韫珩指挥第53师为第5路，与粤军联络经临武、蓝山、江华、永明跟踪追击。(19)11月16日，何键改第53师任务为进驻郴、桂线，防中央红军北进与回转，(20)仅粤军李汉魂部继续进至临武、蓝山。 当何键部署追堵中央红军时，中革军委实际上有消灭部分追兵的打算。红9军团供给部长赵镕11月14日日记记道：“中央决定红军在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拟在群众与党的基础较好的湖南南部广大地区消灭前来追击的薛岳之中央军5个师12个旅，我全军即准备在此进行战斗动员。”(21)但中央军行动缓慢，反而是湘军第15、23师冲在了最前面。因此，分为左、右两纵队向江华、道州前进的中央红军将作战目标首先锁定于较孤立的第15、23师。(22)红5军团第13师师长陈伯钧在11月20日日记记道：“今日我军准备在嘉禾、宁远、兰山间与敌作战。我师为预备队位置在岩口铺、岩口洞，准备随时策应各方。”(23)11月21日1时，中革军委电令红1、3、5、8军团：“今二十一日晨与敌二十三师、十五师当其由嘉禾向宁远及甘露田(正义圩)方向前进时进行决战，目的为在其他敌军未到达之前消灭之。”(24)21日4时，中革军委下达作战命令，以“三军团集结永乐圩以南、甘露圩以东及洪观圩西北的山地，当敌由嘉禾向洪观圩或永乐圩西进时，予以猛扑而消灭之；五军团在楠木圩，当敌第二十三师由洪观圩向楠木圩西进时，进行突击而消灭之；八军团之第二十三师应占领黄泥铺一带阵地，进行突击而消灭之；一军团集结天堂圩、梧溪桐及柑子园地域，准备当周浑元部左翼队向道州前进时，坚决进攻之”。(25)但第23师并不真正愿与中央红军作战。陈伯钧11月21日日记中写道：“敌廿三师分数路由甘露田、洪观圩、黄泥铺等地节节前进。主要是想抑止我军，以便于周纵队之截击，该敌并未与我真正作战。所以，最后我们亦撤退楠木圩，未参加任何战斗。”(26)实际上，第23师不仅不愿与中央红军作战，而且停修防御工事。11月21日20时中革军委通报各军团：“敌二十三师于二十日、二十一日与我军作战后，已在嘉禾之西面及南面停止作工事。”(27) 第23师逡巡不进，中革军委本着消灭追敌一部的计划，把目标转向正朝宁远前进的周浑元部。中革军委估计“周纵队于二十二日可全部到达宁远，其主力有向道州前进可能”，“决定于宁远、道州之间坚决突击和消灭周纵队之左翼队，对敌二十三师则以后卫部队箝制之”；部署红1军团第2师于22日佯攻道州，军团主力于22日午前留宁远天堂圩一带抗击周浑元部，晚间向鸡公神、大坝头、石马神移动；红3军团于23日晨进至宁远梅山冈、欧家及大欧地域；红5军团于23日晨进至紧邻红3军团的宁远百草坪、杨梅洞地域；红8军团于22日晚到达下灌地域占领阵地，以掩护红5军团通过并阻扼第23师；红9军团准备侦察通江华的道路。(28)11月22日2时半，中革军委部分调整部署，即“如估计道县易取”，红1军团第2师应于当日占之。(29) 11月22日，红1军团第2师进占道州，周浑元部亦抵宁远。但周部并没有立刻向道州进军，中革军委既定突击计划落空。红1军团第15师师长彭绍辉日记记道：“晨由柑子园过河，进到天堂圩，准备突击由宁远方向出动之敌……宁远之敌今日未动。晚上，我师回到柑子园，并在天堂圩留警戒。”(30) 对周浑元部接下来的进军方向，中革军委估计“在第二师已占道州条件下，周(浑元)敌由宁远前进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宁远河北岸向道州迂回，一种是从宁远之南向我尾追”，于22日17时电令各军团“变更集中地域：至23日晨止，红一军团西移至柑子园、广文铺、野鸡铺地域；红三军团留在杨门洞、岭牌、田家地域；红五军团在南坪、下灌、江岭地域，向宁远及来路尾追之敌警戒，并部署消灭尾追之敌；红八军团停止在蓝圩东北；红九军团及中革军委一、二纵队明晨位置不变”。(31)就此部署而言，中革军委并无立刻西进打算，似乎仍在寻机歼敌。11月23日3时半，中革军委明确周浑元部的前进方向为宁远以南，下达与周部作战部署：“一、三军团今日应协同突击周浑元敌向天堂圩方向进攻的部队。五军团之第十三师，在周敌猛烈向我进攻时，应由南向北参加消灭周敌的战斗，第三十四师则应钳制和打击向我尾追之敌二十三师的部队。红八军团为预备队，必要时，得使用参加突击敌二十三师的尾追部队”，“本日战斗结束后，我野战军全部应即准备迅速渡过潇水，与湘、桂之敌进行新的战斗”。(32)陈伯钧亦于日记中记道：“是晚由下灌到百草坪，约十里。晨五时许，军团李政委、陈云同志等来我处谈关于新的任务(准备坚决消灭周纵队)，及部队中的有关问题”。(33)中革军委手中好牌尽已打出，准备与周浑元部一搏。 11月23日晨，周浑元以第96、99师为攻击部队，第13师为预备队，第5师担任掩护，向天堂圩进攻。(34)但实质上周浑元并无与中央红军真正大打的想法。其第13师师长万耀煌日记中写道：“因天堂圩匪不甚抵抗，故轻易攻略，藉此半日时间略事整理。”(35)因此，中革军委的计划再一次落空。彭绍辉日记中记下：“今日上午，在柑子园集结待机。敌机数次来骚扰，部队疏散隐蔽，未被发现。”(36) 纵观11月20日至23日中革军委的部署，可以发现，中革军委具有较强烈的寻机歼敌一部的企图。只是由于国民党军各路追兵都没有真正与红军作战的打算，加之周浑元部总兵力达4个师16个团且没有过于突出、孤立部分，中央红军难以形成绝对优势兵力展开攻击。若强行突击，可能的结果则是两败俱伤。 三、关于通道会议是否决定战略转兵的问题 1934年12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翻越西延山脉。按照中革军委既定计划，翻越西延山脉后，中央红军应从城步一带北上到达转移的既定目的地湘西会同。(37)但是，此时的战场态势已不允许中央红军从城步入湘西会同。早在12月1日前，何键已令湘军第19师第55旅、第63师以及薛岳部向新宁、城步、绥宁一带移动，堵截中央红军北进。(38)中央红军主力翻越西延山脉时，何键又迅速调整“追剿”军序列，除以一部尾追外，主力迅速赶赴新宁、城步、绥宁、靖县、会同堵截湘桂边境之中央红军北进湘西。(39)与此同时，桂军又从南面向中央红军压过来。中央红军的北面、东面、南面皆有强敌。中革军委为了避免与优势之敌被动作战，只得命令越过西延山脉的中央红军沿湘桂边境地区西进。 可是，中央红军沿湘桂边境西进，最终将进入贵州，而非到达既定目的地湘西会同，中革军委实有必要开会讨论下一步的进军方向。12月12日，中革军委在通道县城召开紧急会议解决进军方向问题。在会议讨论中，李德不赞同中央红军入黔，提出：为了进入湘西，“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它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40)这一方案幻想成分太多，被毛泽东、朱德及周恩来等绝大多数人否定。讨论结果，决定采纳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继续入黔。黔军战斗力薄弱，面对中央红军的进攻很快溃退。12月15日，红1军团占领贵州黎平。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黎平举行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宣布放弃落脚湘西，转于川黔边开辟新苏区。(41) 通道会议决定中央红军继续入黔，是否意味着“转兵”，即中革军委已放弃落脚湘西，转于川黔边开辟新苏区，学界一直存在争论。部分学者认为通道会议已决定不在湘西落脚，转于黔北开辟新苏区。黎平会议只不过正式宣布这一决定而已，力持“通道转兵”说。(42)但多数学者认定通道会议并未否决湘西落脚，放弃湘西、转进黔北是黎平会议的决定，否定“通道转兵”说。(43)至于争论何以持续如此之久，恐怕在于论者仅摘引对自己论点有利之材料，而忽视不利证据。也就是说，必须解决不同材料之间的矛盾，才能作出更有说服力的论证。 坚持“通道转兵”说者的核心论据是林彪、聂荣臻12月16日18时向中革军委提出的建议，即“我军主力应利用目前机会在黎平西北一带略事休息、整顿与集结，并以一部阻滞追击敌，一部(九军团)向锦平[屏]以北威胁，与掩护我军基本企图，并诱湘敌向锦屏方向前进(使我[他们]将来不能侧击他们[我]，只能向我尾追)。我主力略事休息整顿后，重新布置经施秉以南向镇南[雄]关、绥□阳、綦江、纳溪、毕节，而以桐梓、遵义、仁怀为中心之地域前进”。(44)就这项建议而言，可以说中革军委在黎平会议前已改变转移的战略方向。但是，因这项建议是在通道会议结束4天之后才提出的，就逻辑而言，无法百分之百证明通道会议决定北进黔北。可是，若认定通道会议并未作出放弃湘西落脚、转入黔北的战略决策，林彪、聂荣臻提出的“我军基本企图”，即进军黔北又是何时决定的呢？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参考其它资料。 首先分析当事人关于通道会议前后情况的回忆。通道会议参加者周恩来于1943年回忆：“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45)依据周恩来的回忆，黎平会议才最终放弃落脚湘西的计划。而李德因战略方向的改变大发脾气，并很可能与其发生争吵。 可是，同为通道会议参加者的李德却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李德回忆：在飞行会议(46)上，“毛泽东……继续向西……进入贵州内地……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我很费劲地听了这个谈话，好象过早地走开了……当我看到所发布的命令时，我才知道了最后决定的全部内容。我请周恩来给我讲一讲详细情况，他显得有些激动，虽然他往常总是很镇定自若”，“占领黎平之后，我们又举行了一次会议……周恩来事先来问我的意见，我提议改变行军方向转向西北……解放……以遵义城为中心的地区”。(47)也就是说，李德在黎平会议前已赞同转进黔北。周恩来所忆李德发脾气一事，很可能发生在通道会议结束后。至于李德发脾气的原因，则是通道会议已经接受毛泽东放弃与红2军团会合的建议，改变了中央红军转移的战略方向。李德回忆：周恩来解释，“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博古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48)显而易见，博古所言从贵州内地北进且不会遇见大的抵抗，肯定不是指进入国民党军队云集的湘西，而是川黔边境地区。 另据未参加通道会议的陈云回忆：“当时，五军团担任长征红军的后卫。中央决定不在会同建立革命根据地并向贵州进军后，我和刘伯承同志应博古同志的约，在洪州司与他见面。他告诉我们，红军改向贵州进军。”(49)因洪州位于通道至黎平道路上，且博古见陈云的时间至迟在12月16日，(50)所以，陈云的回忆指向黎平会议前中革军委已改变转移的战略方向。 综合比较周恩来、李德及陈云的回忆材料，则是李德的回忆指向通道会议改变转移的战略方向，陈云的回忆指向黎平会议前中革军委改变战略方向，周恩来的回忆支持黎平会议改变转移的战略方向。因单靠对比回忆材料无法断定哪一人的回忆更接近当时情形，故确定中央红军于何处决定转兵仍然需要其它材料的进一步支撑。 再分析12月14日16时半中革军委致红2、6军团发展湘西北苏区电报(下文简称12月14日电)。在否定“通道转兵”说者眼中，12月14日电所提中央红军“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51)一语指中革军委准备北进湘西，因此，这份电报也就证明了中革军委尚未放弃落脚湘西的计划。但是，若联系12月14日电对红2、6军团的行动部署而作一整体考察，则会发现真实情况远非如此简单。 在12月14日电中，中革军委命令“二、六军团以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西方军行动之目的，主力仍应继续向沅江上流行动，以便相当调动或箝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如辰州附近不便渡河，可改于保靖附近南渡至泸溪、乾城、凤凰地域活动，对桃源方面只须派一支队去行动，以箝制与迷惑湘中之敌”。(52)也就是说，中革军委试图抑留相当一部分国民党军于湘西。若按否定“通道转兵”说者的理解，中革军委根本意图是落脚湘西，那么，整个行动部署可以概括为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转入湘西的同时，主动抑留国民党军于湘西。恶战势不可免。考虑到中革军委本就是为了避免与抢占湘西的国民党军作战而被迫西入贵州，甚至李德在通道会议上所提让过追兵再北上的方案也是力图避免硬碰，故中革军委即便意在转入湘西，也不应该主动抑留国民党军于湘西，这显然有悖常理。因此，12月14日电中“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一语应不是指北进湘西，而是指北进黔北。 事实上，长征亲历者的日记明确记载通道会议改变了中央红军转移的战略方向。赵镕在12月13日日记中写道：“昨天下午我到军团司令部、政治部汇报有关调查黔省情况的具体执行办法时，听说中央同志对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军事策略可能有改变。”(53)红1军团第1师第3团总支书记肖锋12月13日日记则证实赵镕所得消息准确：“周副主席高兴地告诉我们，插向滇东(54)的行动计划，是毛主席在通道会议上提出的。毛主席认为，在现在的条件下，要放弃在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北前进，力争在运动中打几个胜仗，创建黔滇川边苏区，扭转红军出征来的被动局面。”(55) 总而言之，上述所列各种参考材料中，仅有周恩来1943年的回忆不支持“通道转兵”说，而回忆材料本就容易出现漏忆、误忆与混淆等问题。因此，可以判定中革军委在通道会议上已经决定中央红军不在湘西落脚，转于川黔边开辟新苏区。黎平会议则正式宣布这一决定。 长征初期，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在与对手的较量中，处于弱势，红军的动向也常常要受制于对手，这是了解这段历史时时要注意到的背景。从这样的角度看，彭德怀北进威胁长沙或西进抢占黄沙河的建议成功实施可能性极低，李德在湘南的若干决策处于被动地位，毛泽东则在通道会议上坚持中央红军转兵西进。面对实力强大的国民党军，此时的红军没有过多的选择余地。历史，是在历史上多方力量的相互运动中写就的。 ①学界关于长征前的准备问题，较为详实的讨论有顾大全：《试论中央红军长征前的准备工作及其失误》，《贵州社会科学》1989年第10期；徐占权、周继强：《准备·密电·落脚点——〈红军长征·文献〉编纂札记》，《党的文献》1995年第5期；孙堂厚：《论长征的准备工作》，《军事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黄道炫：《中共、粤系、蒋介石：1934年秋的博弈》，《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又可见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中的相关章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②《何键关于扼守赣江上游西岸及湘东南各碉线的命令》(1934年10月23日)、《何键关于消灭中央红军于湘、漓水以东地区的追剿计划》(1934年11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参考资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82—83、103页；《陆军第十五师湘南追堵红一方面军战斗详报》(1934年11月8日—12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湖南部分)，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第238—239页；《赣粤闽湘鄂剿匪军西路军第二纵队二十三年十月份剿匪工作概况报告书(节录)》(1934年10月)、《陆军第十六军第五十三师剿匪纪实(节录)》(1934年11月6日-1936年6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中央部分 上)，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年，第58、138—140页。李觉：《何键部阻截红军纪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编审组：《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20页；《万耀煌将军日记》(上)，台北：湖北文献社，1978年，第186页。 ③《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3页。 ④石仲泉：《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和红军长征史研究的若干问题》，《毛泽东思想研究》2012年第5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39页。 ⑤《彭德怀、杨尚昆关于以红三军团为先遣军团抢占潇、湘两水主渡点的建议》(1934年11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第123页。 ⑥《何键关于扼守赣江上游西岸及湘东南各碉线的命令》(1934年10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82页。 ⑦《蒋介石关于消灭中央红军于湘、漓水以东地区给何键电》(1934年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93页。 ⑧《陆军第十六军第五十三师剿匪纪实(节录)》(1934年11月6日-1936年6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中央部分 上)，第138—140页。《何键关于消灭中央红军于湘、漓水以东地区的追剿计划》(1934年11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104页。 ⑨周均伦：《聂荣臻年谱》(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6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20页。 ⑩二战时期，步兵大部队徒步行军速度能达一天30—40公里，良田至耒阳约110公里，至少需要两天多时间。关于步兵行军速度，参见尉元贵：《现代科学技术对军队编制装备的影响》，政治学院训练部科研部：《论新技术革命对军事的影响》，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38—39页。 (11)《赣粤闽湘鄂剿匪军西路第一纵队二十三年度九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1934年9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湖南部分)，第84页。 (12)《陆军第十五师湘南追堵红一方面军战斗详报》(1934年11月8日—12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湖南部分)，第239—242页。 (13)《蒋介石关于消灭中央红军于湘、漓水以东地区给何键电》(1934年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93页。 (14)除了第15师布防郴州时用车运外，湘军追堵红6军团时亦用车运部队抢占要点。见《赣粤闽湘鄂剿匪西路军清剿概要报告书(节录)》(1934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中央部分 上)，第36—37页。 (15)湘军第16师辖6个团，李觉所率入黔部队为8个团(第19师第55旅2个团、省城警备旅2个团、补充总队4个团)，其中警备旅由贵州直开省城，故进至湘江一线部队应为6个团，再加上3个保安团，总计15个团。见《赣粤闽湘鄂剿匪西路军清剿概要报告书(节录)》(1934年10月)、《剿匪军追剿军第一兵团二十三年度十二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1934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中央部分 上)，第38、257、259页；李觉：《何键部阻截红军纪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编审组：《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120页；《何键关于消灭中央红军于湘、漓水以东地区的追剿计划》(1934年11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105—106页。 (16)李德回忆彭德怀时，说：“唯独他的军团由3个师组成，人数上是最强大的军团，正规战训练方面也是最好的军团。”而红一军团只有2个师，直至1934年5月才编入第15师而成为3个师的军团。([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李逵六、郑伊倩等译，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5年，第81页；《彭绍辉日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7页。) (17)《何键关于消灭中央红军于湘、漓水以东地区的追剿计划》(1934年11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104—105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一)，第339页。 (19)《何键关于消灭中央红军于湘、漓水以东地区的追剿计划》(1934年11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104—107页。 (20)《何键关于更定部署给薛岳、周浑元、刘建绪等的命令》(1934年11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114页。 (21)赵镕：《长征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8页。 (22)即以红1、3、8军团、红5军团第13师以及军委1纵队为右翼队，向道州及其以南地区前进；以红9军团、红5军团(欠第13师)及军委2纵队为左翼队，向江华前进。 (23)《陈伯钧日记·文选》(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161页。 (24)《朱德关于准备与敌第二十三师等部进行决战致各军团电》(1934年11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第136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上)，第424页。 (26)《陈伯钧日记·文选》(上)，第161页。 (27)《朱德关于我军在宁远、道州之间突击消灭周浑元左翼队的行动部署》(1934年11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第137页。 (28)《朱德关于我军在宁远、道州之间突击消灭周浑元左翼队的行动部署》(1934年11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第137—138页。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上)，第425页。 (30)《彭绍辉日记》，第47页。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上)，第425页。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上)，第425页。 (33)《陈伯钧日记·文选》(上)，第162页。 (34)《万耀煌将军日记》(上)，第189页；《陆军第九十六师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十四日于宁远天堂圩附近之役战斗详报》(1934年11月23日—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中央部分 上)，第207页。 (35)《万耀煌将军日记》(上)，第189页。据现有材料，无法计算11月23日天堂圩之战周浑元部的伤亡总数，只知第99师“伤连附一员、士兵十余”。见《陆军第九十九师剿匪实纪(节录)》(1934年10月27日-1935年1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中央部分 上)，第3页。 (36)《彭绍辉日记》，第47页。 (37)《彭德怀、杨尚昆关于以红三军团为先遣军团抢占潇、湘两水主渡点的建议》(1934年11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第123页。 (38)《何键关于向渡湘江红军攻击给刘建绪电》(1934年11月29日)、《何键关于主力速移新宁、城步堵截中央红军给薛岳电》(1934年11月30日)、《刘建绪关于到咸水、城步、绥宁堵击红军给李觉、陶广、陈光中电》(1934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135—137页。 (39)《何键关于速向湘桂边区转移给刘建绪、薛岳的命令》(1934年12月1日)、《何键关于消灭中央红军于湘、黔边境给刘建绪、薛岳的命令》(1934年1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147、149页。 (40)[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李逵六、郑伊倩等译，第124页。 (41)《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1934年12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第181页。 (42)怀化地委党史办、通道侗族自治县委党史办：《关于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几个问题的探讨》，《湖南党史通讯》1986年第11期；李伯雍、李万青：《通道转兵的重要佐证——剖析一军团十六日电报》，《湖南党史月刊》1987年第11期。 (43)桂林地委党史办、灌阳、全州、兴安、资源、龙胜县委党史办：《不宜提“通道转兵”》，《学术论坛》1985年第10期；曾长秋：《长征初期湘桂黔边“转兵”问题之我见》，《贵州文史丛刊》1995年第5期；曾景忠：《通道会议研究》，《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5期；王新生：《红军长征研究若干争议问题》，《百年潮》2006年第9期。此外，《朱德年谱》中关于通道会议写道：“由于李德等仍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会议没有达成实行战略转兵的一致意见”。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上)，第438页。 (44)《林彪、聂荣臻关于目前我军应在黎平西北略事休整等战略行动建议致朱德电》(1934年12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第178页。 (45)《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节录)》(1943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4页。 (46)指通道会议。 (47)[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李逵六、郑伊倩等译，第124—125页。 (48)[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李逵六、郑伊倩等译，第125页。 (49)《陈云同志关于中央红军改向贵州进军等问题的复信》，《红军长征过通道》，中共通道侗族自治县委党史办编印，1986年，第67页。 (50)据担任后卫的红5军团师长陈伯钧12月16日日记记载，其所部当日行进15里到达洪州休息，所以，陈云遇见博古的日期很可能是当天或者更早。见《陈伯钧日记·文选》(上)，第168页。 (51)《朱德关于红二、六军团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西方军行动致贺龙等电》(1934年12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第177页。 (52)《朱德关于红二、六军团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西方军行动致贺龙等电》(1934年12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第177页。 (53)赵镕：《长征日记》，第184页。 (54)“滇东”可能为“黔东”之误。 (55)肖锋：《长征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