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荀子怎样评说孔夫子
◎文/福建·宋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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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其人，在“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中，是堂而皇之地被作为法家代表人物推出的。手头有一本那时出版的《荀子简注》，其《出版说明》中就明明白白地写着：“荀子，名况，又叫孙卿，战国后期赵国人，是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法家的优秀代表。”其实，此前此后，也曾有人或明或暗地将他当做“具有专制主义观念”或“生活于专制制度下”的“法家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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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位“法家的优秀代表”，是怎样评说孔子及其儒家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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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的这些话，泛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者”，至于他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时，则分明以孔子为例了。他说，“仲尼将为司寇”之时，原先行为不端的人，都闻风而收敛，例如：常在早晨让羊喝饱了水再去卖羊以欺骗买主的沈犹氏，不敢在早晨让自己的羊喝水了；放纵妻子淫乱的公慎氏赶紧休了妻子；平时荒淫无度的慎溃氏搬走了；鲁国卖牛马的也不再漫天要价，因为他们知道孔子会奉行正道，主持正义。孔子住在阙党这个地方讲学授徒，阙党的人们分配网获的鱼兽，有父母的人都会多得一些，因为孔子的孝悌之道影响并感染了他们。（参见《荀子·儒效》）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与闻国政三月”之后，卖羊羔猪豚的不随意抬价，男女行路分道而走，遗留在路上的东西没人捡拾，从四方来到城邑的客人不必向官吏请求，全都给予接待，如同回到了家。这段话，可与荀子说的互相印证。
秦昭王曾问荀子：“儒无益于人之国？”荀子回答说：“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这是他给“儒者”所下的一个定义，其要点是“法先王”与“隆礼义”。至于“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是包括在“礼义”之中的，无非是当臣子的要谨守臣子的本分，忠心耿耿地对待“人主”。如果说这还只是荀子对“儒者”的客观界定，那么，此后所说则是对“儒者”的主观认同了。荀子认为，“儒者”在不同处境之下，都不会失去自己的道德情操：人主用之，在朝当官，他们会妥然处理政事，而使朝政完美；人主不用，当普通百姓，他们也会谨慎老实地做人，而使风俗完美。他们即使只是处在一个大夫的职位上，也不是一个诸侯国的国君所能单独任用或一个诸侯国所能单独容纳的；他们即使隐居在偏僻的里巷与狭小简陋的房子里，贫穷得无立锥之地，其声誉名望也并非天子诸侯可及。（参见《荀子·儒效》）
荀子将治国之道分为三等。以“义立而王”，即以礼义治国的王道为上；以“信立而霸”，即“刑赏已诺信乎天下”而治国的霸道为中；以不遵循礼义而专搞权术阴谋的如齐闵王、孟尝君者为下。荀子特别强调“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而仁者不为”，将此做为礼义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是以“儒者”效法的“先王”为标本的。凡此种种，都能说明荀子充分肯定孔子的“礼义治国”的政治主张。（参见《荀子·王霸》）至于“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霸）”，荀子认为不足为奇，因为在他看来，春秋“五霸”确实不值得称道，并以“五霸”之首齐桓公为例，认为此公杀兄争国，放纵奢侈，欺诈邻国，如此等等，怎么能够在孔子门下得到称颂？当然，他没有因为指陈齐桓公的种种弊病时贬低管仲，恰恰相反，他肯定齐桓公之所以能称霸诸侯，乃是因为齐桓公能放手任用管仲，因而掌握了治理天下的重要关键。（参见《荀子·仲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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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不仅赞赏孔子的政治主张、道德情操，而且也肯定孔子的思想以及学术上的建树。他在《儒效》篇中说：“圣人，是思想原则的枢纽。天下的思想原则都集中在他这里了，历代圣王的思想原则也统一在他这里了，所以《诗》《书》《礼》《乐》也都归属到他这里了。”众所周知，孔子是全然打消了做官的念头之后，沉下心来做学问的，并因此而编成了《礼》《乐》《书》《诗》《易》《春秋》六经。这段话中所说的“他”无疑是孔子。可见，荀子是把孔子当做圣人的。
我很奇怪，这些内容都在那本《荀子简注》之中，其《出版说明》怎么会说荀子是“法家的优秀代表”呢？
话说回来，荀子的思想，也并非只是孔子思想的重复。荀子赞成孔子的礼义治国，同时又提出“礼法”这个命题，在他那边，“礼义”是与“法度”结合在一起的，“礼”是通过“法”而得到保障的；荀子赞成儒家“效法古代的圣明帝王”，同时又提出：“诸侯问政，不及安存，则不告也；匹夫问学，不及为士，则不教也；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夫是之谓君子言有坛宇、行有防表也。”（《荀子·儒效》）这个“三不”主义，第一条指的是卫灵公问战，第二条指的是樊迟问稼，说的“不告”与“不教”，都是孔子的事，第三条即“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就是荀子自己的主张了。他的所谓“法后王”，大概就有要与时俱进，顾及当代帝王所处时代之实际的意思。从这个角度看，有人说他是“法家”，原也事出有因，就像王充也被人说为“法家”一样。
若非如此，那连续两千余年的所谓的“儒法斗争”，又从何谈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