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邻为伴”的战略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国际形势和对外工作”部分指出，中国将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如何以与时俱进的精神贯彻落实这一地区外交方针，需要在现实的工作基础上，从国家发展全局和总体外交的战略和政策层面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思考。
一、以扩大地区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大国和区域集团为主要对象，以避免军事对抗和武力冲突为重点，推动政治互信合作。
（一）以宣传和实践新安全观和“中国机遇论”为切入点，排除“中国威胁论”造成的思想障碍和阻力。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上的一大障碍，是“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中国威胁论”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有三个：一个是冷战思维的历史惯性，视共产党政权为战争威胁，视实力差距为战争根源，对社会主义中国怀有恐惧心理。只要冷战思维仍影响我国周边国家的安全战略认识，“中国威胁论”就有市场。第二个是中国日益崛起引起的外部疑虑，一些国家以西方强权政治逻辑推导中国的发展进程，认为中国强大了必然会谋求世界权力的重新分配或对外扩张，另外一些小国、弱国则以劣势竞争心态看待中国。中国的国防现代化、社会主义制度、民族凝聚力、出口竞争力、对外资的吸引力、国内社会问题（如人口过多、非法移民、环境污染）等，都被视作威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种担心进一步扩大。结果是部分国家总想以单边或多边方式牵制中国的崛起。第三个是不同安全观和安全机制间的碰撞。地区各国在如何维护本国和国际安全方面远未达成共识。以意识形态和狭隘的单一国家利益划分敌友、以对抗性的“零和”关系考察国际安全局势、以军事威慑作为维护安全的主要手段、以军事安全涵盖各种安全问题的传统安全观念和安全机制，导致刻意树敌、穷兵黩武、军备竞赛、军事结盟等现象在相当程度上存在，严重破坏了国际关系的和谐气氛，使国际安全和国际秩序难以保障。
对此，中国自1997年就提出应共同培育一种新型的安全观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充实和完善。这种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针对冷战后的客观现实，提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安全的新思路，有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的影响，防止出现军事集团的对抗，有利于我国与邻国建立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我们应从战略高度认识并大力宣传和践行新的地区安全观，使之成为集体共识并取代冷战思维和“它国威胁论”。首先要指出冷战后国际安全问题的新变化：第一是安全问题国际化、地区化趋势增强，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安全需以它国及地区安全为条件，安全只能是各国和各地区的普遍安全，国家安全、地区安全和国际安全密不可分；第二是安全具有综合性和系统性，全球化的到来使个体安全发展为系统安全、集体安全，国家安全被赋予综合安全的丰富内涵，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第三，市场力量对安全的影响上升，随着全球经济的日益区域化、一体化，世界经济政治化和政治关系经济化趋势逐步发展，经济安全问题有时比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问题更突出、更具深远影响力。其次是强调基于上述变化，地区各国应增强共同安全和综合安全意识，认识到对地区安全的威胁不是国与国之间实力的差距，而是国家的内外政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才是最大的威胁；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是维护地区安全的现实基础，相互信任是实现地区安全的政治前提，共同发展是增进地区安全的重要条件。邻国之间应该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心态，顺应全球化和区域发展的客观趋势，强化相互依存、互益互损的共同体意识，以信任取代猜疑，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和谈取代冲突，以互谅取代争斗，以平等取代强权，以共同发展取代恶性竞争。
（二）以扩大共同利益为突破口，理顺和发展与大国和区域集团的新型伙伴关系。冷战后十多年来，中国与周边大国关系从最初的不确定和不稳定状态走向稳定和改善，先后提出了中俄、中日等大国伙伴关系新框架。但随着各大国战略的调整和形势的变化，原有的大国关系定位或受到质疑，或大打折扣，或停滞不前。特别是中美关系摆脱不了美对华遏制的阴影，中日关系出现某种不良倾向，中印关系调整尚不到位，使中国战略环境的改善显得脆弱。我们要减轻国家复兴中的外部战略压力，争取更有利的发展条件，就必须以理顺与周边大国关系为重点，营造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合作环境。而开发和扩大大国间的共同利益，是理顺、稳定和发展大国关系的战略通道。
当前我国与周边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在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共同性问题方面有共同利益。大国在全球层面的共同利益和合作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二是在谋求地区和平稳定方面有共同利益。各国为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争得一席之地，都希望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以利于实现自身的发展战略。三是在相互依存、联手发展上有共同利益。本地区各国相互依存已达到一定程度，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竞争的加剧，使邻近国家间的集体利益扩大，加速区域合作的愿望更加迫切。四是在稳定和改善相互关系方面有共同利益。历史表明，只要本地区主要国家间不发生军事对峙和武装冲突，周边安全环境就能得到基本保障。我们需要通过区域集团化、合作机制化、利益整体化努力，注意挖掘和培育大国间全球性、地区性和集体性的共同利益，在新的战略高度上，着眼于长远利益和综合安全，建立和发展以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为基础的新型伙伴关系。
（三）以开展多样化的政治协作为着力点，促进形成地区政治安全的保障机制。一个相对均衡、相互制衡的多极化格局无疑是平衡本地区国家间关系和综合安全利益的可靠保证。但当前，地区主要力量处于失衡和重组状态，全球和地区霸权主义是干扰地区安全稳定和合作发展的主要因素。必须从地区政治安全格局的现实出发，通过开展广泛的政治协作，谋求政治安全利益和地缘战略力量的相对均衡。
中国周边地区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有着政治基础上的同一性、根本利益上的共同性和对外政策上的相近性，这是推进地区政治协作最有利的条件。因此，首先要超越各国间在社会制度、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种族文化等方面的历史性差异和障碍，突出和平、发展、平等、互利、合作的共同政治利益，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睦邻友好政策的基础上，巩固和发展同周边国家之间的新型政治关系。第二，国家不统一、国家间的领土领海争端、民族宗教矛盾冲突，是制约地区政治安全的最敏感因素。要开展国家间经常性和机制化的政治对话与磋商，以增进了解和信任，消除疑虑和戒心。尤其是要遵循互信、互谅、互让、互惠的精神，处理和解决存在的历史和现实争端与问题，将地区不稳定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第三，在涉及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等重大原则问题上，要坚持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给予声援和支持。在关乎地区共同利益的问题上，要采取相宜的政治联合和合作。第四，促进形成以对话合作为前提、以大国和区域集团为重点的多渠道、多层次、多样化的地区安全机制，其中包括各国首脑会晤机制、高层官员磋商机制、首脑热线联系机制、民间管道研讨机制等安全对话机制。政治安全机制的形成和发展既不能按一国意志去塑造，也不能移植欧洲模式，而要循序渐进，在实际中逐步完善。
二、以区域一体化为引擎，以营造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和于我有利的地区合作平台为目标，争取和维护国家发展利益及经济安全。
（一）充分认识国家外向发展中的经济安全问题，有针对性地确定地缘经济战略。中国当前经济安全和发展中的威胁来源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国内因素，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风险和问题，突出的有体制改革的风险、国有企业的困境、就业压力的增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薄弱；二是在全面对外开放的历史环境中凸显的国民经济竞争力不足的问题，包括科学技术水平较低、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禀赋率不足、经济增长方式落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较优势日渐削弱等等。第二是国际经济因素。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背景下，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风险，资源尤其是能源、粮食、重要矿产物等战略性资源的稳定供给，各国综合国力激烈竞争中产生的贸易摩擦与经济冲突等领域的问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上升。第三是国际政治和军事等因素。诸如西方发达国家出于政治目的实行的经济制裁和技术封锁，台湾问题对国防与发展战略的牵制等。经济领域的周边外交战略要在现有的对外经济关系和经济外交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综合考虑应对上述风险和挑战的长远之策和根本大汗。为扩大和确保长期稳定的国际市场和资金来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国内经济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大量输出国内剩余劳动力、获取安全稳定的域外资源供给运输通道、约束和防范各种外部经济危机和风险、增强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竞争中的实力基础，构建地缘经济平台和经济安全网络。
（二）妥善处理影响周边经济安全和国际合作的诸多问题，创造有利于共同发展的地缘经济环境。地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深化了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扩大了共同利益的基础，促进了地区经济安全，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经济竞争和利益冲突，引发了大国对地区经济主导权的争夺，由此产生了许多影响地区经济安全与合作的问题。例如；贸易不平衡和“非公平竞争手段”引起的贸易摩擦甚至贸易战，国际金融资本的趋利本质和金融市场的自由放任带来的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美、日等国争夺地区经济主导权与它国经济主权产生的矛盾冲突，经济快速发展中对资金的大量需求引发的投资摩擦，一些国家恶性竞争和生产过剩引发的地区经济危机，领土领海争端、民族宗教矛盾、热点问题和冲突导致的经济制裁、贸易禁运和技术封锁等。
对待这些问题，要在地区各国间增进相互信赖，加强沟通对话，培育共同利益，深化建设性合作，特别是地区大国和组织间的协作。在此方面，东亚金融危机之后曾有过地区合作的范例。应将这些有效做法和形式进一步机制化、制度化。中国应按照双边和多边并重的原则，更积极、更有创造性地参与地区经济安全对话和合作，促进在贸易、投资、金融、货币等领域建立和健全磋商对话和安全合作机制及组织。
（三）抓住时机有重点地加快推进小区域合作，在促动周边经济融合中争取形成有利于我国发展战略的利益格局。要构筑地缘经济合作和外向发展战略平台，第一要明确区域一体化的重点方向和优先目标。迄今为止，中国周边乃至亚洲地区合作仍处于初始、探索和分片整合阶段。我们需在认清多元化、多样性、多层次合作机制的各自性质和实际功能的前提下，确定区域合作的目标、重点、形式、进度和步骤，其中最重要的是确定核心经济圈的基本方向和范围，把握住区域合作的主动权。宜本着先易后难、边谈判边出效益的原则，循序渐进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服务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跨境基础设施，扩大域外资源供给，活跃边境贸易投资，为更深层次的区域经济融合和一体化打基础。
第二是在未来地区经济格局中的角色定位。东亚金融危机后，本地区各大力量实力对比出现新的消长变化。日本引领的东亚经济“雁行结构”解体，主导地位在经济持续低迷中不断削弱。东盟经济实力有所下降，“东盟模式”发生动摇。俄罗斯受金融危机后续影响的困扰，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颓势。中国赢得国际信誉，在地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上升，但经济分量仍远远小于日本。地区产业分工结构也面临新一轮优化重组，地区分工正在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演变。日本东京大学渡边利夫教授认为，东亚经济的新格局将是由若干“主导国群”带动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将在“主导国群”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此形势下，中国应根据国际和地区产业分工和转移的新动向，结合加入世贸组织后在对外经贸合作和国内发展战略调整上的需要，深入研究和确定在国内和地区层面上的产业结构布局和战略实施方案。力争作为“主导国群”，在新格局的形成中发挥更积极和有成效的作用。
三、以中华文明为基础，以文化交流互相融合为纽带，以文化区域主义为动力，创造有利于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地区社会文化氛围。
文化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文化因素的影响既可以表现为和平主义、合作精神和秩序原则，也可以成为诱发冲突制造紧张和导致战争的动因之一。在文化板块与地理面貌同样纷繁复杂的中国周边地区，文化因素是中国周边外交战略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培育文化“软力量”。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渗透力和辐射力，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和外交资源。但受“文化虚无主义”十年浩劫的影响，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评估落到谷底，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精华遭到贬损或遗弃。而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发展过程中，世界各国对本国文化安全和文化战略都给予高度关注，纷纷制定并实施各自的文化战略，开发利用本国的文化资源，扩大本国文化的辐射范围，确保本国文化空间的安全，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效能。中国应该高度重视文化遗产和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实施积极进取的文化战略。正如罗荣渠教授所言：“当前，中国面临一次改革开放和外来思想大量涌入的新时期。为了吸取‘五四’运动以来70多年思想运动的经验教训，对这次新的现代化思想浪潮的冲击，不应该再次听任自发的回应，经过一次狂热的新西化运动之后再慢慢来探索自己的文化重建之路。现在我们已有新的条件做出规划，从世界发展新趋势着眼，对外来新思潮进行比较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和批判的选择，同样清理我们原有文化传统（包括几十年来形成的新传统）的有价值的要素，使之与现代化需要和外来新要素整合，以重建精神文明。”
（二）发挥“中国文化圈”的影响和作用，在更深层面上扩大周边安全的稳定力量。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谈到，“‘大中华’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文化和经济的现实，并开始变为一个政治的现实”；“中国正在发挥的作用可以从以下方面看出：首先，中国描述它在世界事务中的立场的方式；其次，海外华人在经济上介入中国的程度；第三，其他三个主要的华人实体香港、台湾、新加坡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联系的不断发展，以及华人有着重要政治影响的东南亚国家更加倾向于中国。”无论亨廷顿勾勒得是否准确，在中国周边地区确实存在着有共同祖先血统、共同文化属性的“华人世界”，以及在中华文化几千年熏陶和濡染下形成的更大范围的“中华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内，中国是天然的中华文明核心国，中华文化是精神凝聚的纽带，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进一步为增强和扩大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提供了物质和心理上的动力。中国对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缘文化优势和人文资源，一定要十分珍惜，善加利用。
首先，要在加强自身文化建设的基础上，加大文化传播力度。站在全球化时代综合国力竞争和综合安全防卫的文化战略高度，以“中华文化圈”和周边地区为重点，展开文化宣传活动。其次，要根据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程度，有针对性地寻求和宣传文化共性。不同地域的华人居民、华人社会和受中华文化影响较深的非华人国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程度有很大的不同。多数只认同儒家文化，排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也有价值层面、观念层面、行为层面、形式层面之区别。在文化宣传中，要根据不同对象，确定宣传内容，以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外界喜闻乐见的形式，取代生硬的意识形态灌输。应注意弘扬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共性文化内核，包括中国维护统一和亲仁善邻的地缘观，如“华夏亲昵”、“中华一体”的地缘政治观念，“以德服人”、“防御为本”的地缘军事观念，“礼让为国”、“以和为贵”、“和平共处”的地缘外交观念以及注重社会集体、崇尚自尊自强、讲求和谐秩序的文化传统。发挥各种华人文化群体、实体和载体的传播和影响作用，将文化作为一种外交资源和手段加以利用，扩大对华友好、鼎力相助的基本力量，为周边安全稳定与合作发展奠定更坚实的人文基础。
（三）促进文化交流与相互融合，推动区域文化与区域合作共同发展。中国周边是多民族、多宗教和多种价值观并存的多元文化环境，这在客观上造成区内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复杂性以及地区交流与合作的困难。但是，这种文化差异性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差异性带来的互补性以及异质文化的融汇，有可能成为促进各国友好、合作的有利条件和精神动力。
历史表明，本地区不同文化之间既经历过矛盾冲突，也经历过交流融合。中国的儒家文化、印度的佛教和印度教以及来自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都是以和平的方式得到传播。在漫长的文明演进过程中，这几种异质文化在共同的地缘环境和历史遭遇中，既保留了其文化特质，也在交流中形成许多相近之处，构成以整体一元观念为核心的东方文化，甚至形成亚洲价值观，比如服从权威、社会纪律、政府领导、精英治国、重视教育、家庭观念、协商重于竞争、集体重于个人等等，并使之适应早期工业化与后全球化时代的要求。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学者们使用亚洲文化、亚洲价值观的概念，以强调地域文化的特色，抵制和回应西方的文化优越感和文化霸权。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与区域经济集团化相对应，呈现文化区域主义的新趋势。亚洲地区也有人提出要推动形成一种具有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的新文化。这一前景既符合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运动统一性的发展规律和地缘关系规律，也是区域合作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地区安全稳定的客观需要。中国的周边文化外交要顾及三个方面；第一，深入开发和利用自身的地缘文化优势和资源，服务于中国的发展和安全。第二，维护本地区文化共性与个体的和谐统一，大力倡导多元化的各子系统一律平等，和平共处，相互学习，共同发展，促进地区文化的繁荣。第三，促进形成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合作、发展的新区域文化。这种文化应以悠久的地区文明传统和深厚的东方文化底蕴为基础，广泛吸收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体现科学与人文、个体与集体、竞争与和谐、传统与时代精神的结合，以新的安全观和新的发展观，适应地区一体化发展的需要，并为地区安全与区域合作创造和谐、宽松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