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结构调整抑或财政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调整论文,中国论文,份额论文,效应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问题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成为近期热点，形成若干共识：首先，劳动收入份额偏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劳动份额最高为1996年66.8％，最低为2007年51.1％；而大多数国家的劳动份额在65％～80％之间(Gollin，2002)，差距显而易见。其次，近年来劳动份额显著下降。这一趋势经数据调整后也没有改变(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a)，与1980年代中后期年均上升约20％形成鲜明的对照(时文朝，1991)。再次，劳动份额变动可能遵循U型路径，目前处于谷底阶段，只要措施得当有力，可以很快扭转下降趋势(李稻葵等人，2009)。
尽管基本事实已有共识，但对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仍在讨论中。主流观点认为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变动，解决问题的途径在于以结构调整来调节分配格局(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b；李稻葵等人，2009；罗长远和张军，2009)。这个问题的答案直接影响对策措施设计，事关经济增长成果分享，与经济持续发展和增长模式转变关系重大，有必要继续深入分析讨论。
我们注意到，现有研究已经考虑了政府部门的参与和影响，也体现了内生增长对人力资本报酬的作用，然而倾向于将政府参与初次分配视为依附于资本报酬的外生因素，也较少考虑财政支出作为要素效率提高的内生增长源泉之一。本文的主要工作在于，通过对内生于经济增长、参与初次分配的政府收支行为分析，为探讨财政政策与要素分配关系提供经验依据，并证实影响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主要因素并非产业结构效应，而是财政收支及其结构效应。在我国目前的财政分权制度背景下，要素收入格局内生于经济增长方式，解决其失衡问题关键在于财政政策调整和增长模式转变，仅仅借鉴发达国家的现成经验和具体措施是不够的。
二、文献综述
在研究中国要素报酬份额的文献中，李扬(1992)最早系统地计算了1949-1990年间劳动收入份额，发现改革开放前的工资制度将劳动收入抑制在较低水平，其后劳动占比逐渐增加，并先升后降；1992年之后劳动报酬下降幅度有所加大，并导致居民储蓄率逐步下降(李扬和殷剑峰，2007)。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a)利用GDP收入法数据，计算发现劳动收入份额在1978-1995年间基本不变，1995年以来下降约10％，其中统计口径变化对个别年份影响较大，但整体的下滑趋势还是确定的。
进入21世纪以来，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趋势尤为明显，而企业和政府部门比重逐步上升，表面上存在“利润侵蚀”和“政府攫取”现象。如辛清泉等人(2007)认为，政府控制的企业集团存在利润侵蚀工资、恶化劳动要素分配的特性。但是探讨劳动份额变化需要超越统计数据的表面现象，寻找根本原因和内在机制。目前研究结论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的因素：技术进步及人力资本积累、要素市场缺陷和产业结构变动，其中产业结构效应最为显著、集中体现了其他因素的不利影响(杨俊和邵汉华，2009；李稻葵等人，2009；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b；罗长远和张军，2009；陈凌等人，2010)。
国内对要素分配格局的讨论，映照了要素分配理论前沿发展脉络。要素分配理论经历了新古典到内生增长理论的演化，经典生产要素分配理论认为，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创造价值，并按其贡献大小获得相应收入；因此要素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份额保持不变是经济增长过程的“卡尔多事实”(Kaldor，1956)。这一观点经过不断完善深化，成为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理论共识和基本分析框架。内生增长理论将劳动力要素分解为初级劳动力和人力资本(Mulligan和Sala-i-Martin，1995)，因此要素报酬的内涵及份额也需要重新审视，一般而言，两部门内生要素报酬模型都证明初级劳动收入份额趋于下降，人力资本报酬上升，而总的劳动份额可以保持不变(Zuleta和Young，2007)。
然而，各国要素报酬的经验事实却与理论模型的结论相差甚远。Gollin(2002)在把自我雇佣个体劳动者的自营收入纳入劳动收入计算之后，发现劳动收入份额在长期是保持不变的，但个体情况差异极大，大部分国家的劳动收入比重在65％～80％之间。Harrison(2002)的大样本研究证实，包含了自营收入的劳动收入份额并不是常数，总体变化趋势是在穷国下降、在富国上升。经验事实的复杂多变促使学术界进一步研究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因素，发现资本—产出比、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经济发展水平、二元结构、劳动者保护与谈判能力、经济全球化和财政收支等因素都对劳动要素报酬份额产生影响，其中资本—产出比和技术进步的影响最为关键(Bentolila和Saint-Paul，1998)；近年来发达国家的产业迁移和结构高级化对劳动份额的不利影响也被验证凸显出来(Arpaia等人，2009)。
简要回顾研究成果得到一个重要启示：政府部门作为独立的初次分配主体，其生产税率内生于政府的经济目标而作用于要素报酬份额；功能性财政支出行为是促进经济内生增长的重要力量，那么财政支出行为也具有初次分配效应。在这方面，Barro(1990)关于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具有开创性贡献，Alesina和Rodrik(1994)据此构建的三部门内生增长—税收模型隐含地证明，如果政府的财政收入完全来自于间接税且预算平衡，全部支出用于生产性支出，那么为了保证优化经济增长率，维持均衡税率，则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都将提高。在劳动要素的投入和产出弹性不变的情况下，劳动收入份额将保持不变，资本收入份额随着其产出贡献率上升而增加。可以推论政府扩张性支出构成负面冲击，间接地降低劳动份额①。
按照这样的分析思路，有关财政政策经验研究揭示的财政收支结构因素也需要考虑和处理。如Diwan(2001)的研究结果显示，贫穷国家财政支出主要用于补偿劳动者的收入，扩大财政支出有利于提劳动收入占比；而富裕国家的财政支出倾向于对利益集团等特殊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因而不利于劳动份额的提高。Roine等人(2007)则发现累进税对劳动收入份额有负效应，但财政支出无助于降低高收入者的分配份额和收入差距。
总之，将政府收支行为作为影响劳动收入份额重要因素纳入研究视野，有助于破解中国经济的消费-投资结构困境，探索下一阶段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路径，指明对策设计方向。我们将围绕政府财政收支这一关键因素进行实证检验。
三、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与数据
计量模型与变量。根据上述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我们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历史资料1952-2004》及后续的《中国统计年鉴》，为经济普查后国家统计局重新修订的省际GDP核算数据。其他变量利用中宏数据库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经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面板数据模型。在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中，重庆与四川合并计算，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不包括在内，这样得到了包含29个省市区的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方面，考虑到数据的统计口径一致性和可得性，选取经过普查调整的1993-2006年为样本期；这样构成面板数据。为了比较不同地区的情况，我们还将逐步分组检验中、东和西部地区的数据。
尽管面板GMM模型可以处理变量内生性问题，但考虑到需要面对各地区差异巨大的问题，因此本文通过检验确定采用面板数据的截面固定效应方法进行估计。同时，尽管本文的面板一阶差分数据通过了单位根检验，计量结果也显示变量之间存在显著关系，但是一阶差分数据丧失了过多有价值信息，模型拟合程度不高。因此我们采用面板水平数据带滞后项的工具变量法，这种方法实际上是GMM的一种特例，计量结果是等价的。
(二)实证结果分析
表1结果显示，财政收入和赤字指标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且绝对值明显大于其他变量，并均在较高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可见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行为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重要的双重负面影响。
产业结构指标中，第一产业变动对劳动份额有显著正面效应(这里没有给出结果)；第二产业作用显著为负，第三产业有正向作用，两者合并结果则对劳动份额没有显著影响。
其他变量中，资本—产出比有显著但不大的正面影响。根据本文采用的资本存量数据，各地区的资本—产出比偏高，大于通常认为的为3甚至更低的水平；大部分地区先升后降，进入21世纪前后都明显下降。资本—产出比降低说明资本配置效率提高，经济增长高度依赖资本投入的模式正在发生可喜变化，这对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有值得期待的积极意义，但相应的技术进步性质分解和要素替代率测度等问题，还有待继续深入考察。而人力资本积累和全球化指标，对劳动收入份额多数不具有显著的作用，这是符合预期的④。
各地区财政收支对劳动份额的影响有一些不甚明显的差异。表1的结果显示，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从回归系数看，财政的负面作用都比较大；而在西部地区，财政收入的影响变得不明确，支出指标的系数明显下降且显著性有所减弱。我们认为这种情形与财政分权制度下地区增长竞争有关。东部地区为了保持增长领先地位、中部为了实现追赶型发展，倾向于推动高投入高产出的资本密集型项目，呈现出财政对劳动所得的排斥；而西部地区财政收入中本地税收不足、依赖转移支付和其他收入来源提供公共品服务，但其跨越式发展追求仍然表现出财政支出中明显的资本友好偏向。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检验说明。
表2列示财政收支滞后3期指标的回归结果，滞后3期指标的回归系数绝对值是最大和显著性高的，经检验之前和之后都逐渐减弱。这符合理论逻辑地说明，财政收支行为确实并非直接分割占有劳动份额，而是通过对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间接地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时滞传递机制曲折而持续。
(三)稳健性检验
前面的分析采用政府收支的总量指标，为确保结论的稳健性，我们从收入和支出两个方向检验财政收支结构因素的作用。首先，本文前面所使用的收入和支出指标数据均为政府决算数据，不包含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因此我们在表2滞后指标检验的基础上控制住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CTL)的影响。由于准确计算分税制背景下中央财政收入地区来源的详细数据存在难度，在此我们简化地以地方财政收支中的“中央补助收入”减去“上解中央支出”为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净额数据。这样可能高估中央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转移支付，导致结果有偏，我们主要检验全国和西部地区，东中部地区可能有偏暂时存疑，等待继续深入的研究予以纠正。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成为了各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财政支出的重要甚至主要来源，因此这一因素在方程中呈现为显著的负相关性，并对收入指标的系数和显著性产生减弱效果。这说明前面我们对各地区收支效应差异的解释是有依据的。另外，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与分税制有关，因此我们需要检验财政分权指标的效应，以常用的地方与中央财政收入比重(DIS)替代CTL控制住财政分权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分权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不存在系统性的关联(见表3)。
其次，地方财政收入包括工商税收、行政性收费和其他来源，我们逐步剔除收入结构中非生产性税收因素，重点考察窄、中、宽三个口径的地方财政收入指标：地方财政税收中扣除个人收入和企业所得税的生产税收入；税收收入；预算收入加上预算外收入的总收入。
再次，在支出结构上，我们重点验证财政生产性支出的作用。目前理论界对生产性支出界定尚无统一意见，为避免争议和减少工作量，我们检验三个口径的财政生产性支出。窄口径为政府支出中的基建投资支出；中口径包括财政基本建设支出、文教卫生支出和科研支出；宽口径为政府总支出减去行政管理费用和转移支出的余额，其中转移支出包含“抚恤”、“社保补助”、“价格(政策性)补贴”和“支援不发达地区”等支出。
根据本文的样本数据计算，中国财政收入中生产税收入比重保持在60％以上，个人和企业所得税收入合计平均约为20％。中国生产税比重比美国同期高出近10个百分点，比OECD国家长期平均水平高出近3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财政收入高度依赖资本，政府部门以间接税形式过深地参与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在财政支出结构上，基建投资平均比重为12.6％；科教文卫23.7％，合计狭义生产性支出比重为36.3％，占GDP比重呈上升趋势；社保补助和补贴等转移支出仅占13.2％，与行政管理费相当。与发达国家按可比口径相比，我国财政支出集中在经济事务。生产性支出比重居高不下有利于经济增长，但限制了财政调节收入差异的功能。
我们对收支指标逐一进行不同口径的对称和交叉检验。结果显示，主要解释变量系数及显著性没有重大变化，即考虑了地区差异，政府生产税收入口径越宽，对劳动收入的负面作用越明显；生产性支出口径越大，对劳动份额的负面影响也越显著；这说明我们前面的分析结论是稳健的。限于篇幅，这里没有给出全部检验结果。
(四)进一步的解释
财政行为对劳动份额的影响是通过作用于资本回报份额而发挥间接效应的。为说明这一内在机制，我们以前面所用的样本数据和计量方法来回归检验资本份额与资本税的关系，得到表4的结果。其中资本回报份额(CIS)数据为收入法GDP核算的资产折旧与营业盈余之和占GDP的比值；资本税率(TXK)为生产税余额与现值资本存量的比值。
表4的结果显示，资本税率与资本回报份额的回归系数为-0.386⑤，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调整后可决系数为0.84；总体上方程的设定结果是可以接受的。这说明，在中国省级地区中，资本份额确实受到以生产税表征的政府收入支出行为的直接反向影响，符合理论逻辑：高度依赖资本税的财政收入通过逐步降低间接税率“让利”于指数增长的存量资本，而将总量稳定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生产性支出，提高资本要素产出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可见，劳动收入份额内生于经济增长模式，政府“攫取”和资本“侵蚀”的说法未能揭示其内在机制。
四、简要结论
通过以上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首先，产业结构变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总体上并不显著。其中，第一产业有正面效应；第二产业显著负面影响最大，第三产业有显著正面作用，两者叠加效应相互抵消，产业结构变动对要素报酬的作用并不显著。但这并不意味着产业结构无关紧要，在产业结构升级、制造业重度资本化阶段，第二产业的影响尤其不利，此时发展第三产业，能够吸收大量劳动力，提高劳动收入。
其次，政府收入和支出具有双重的负面影响，其作用效应是间接和时滞持续的。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财政政策呈现恶化要素分配格局的特性，财政收入的资本依赖使劳动者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财政支出的GDP增长动机和资本化偏向加剧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下滑趋势。
最后，财政政策对劳动收入份额有着内在的负面作用，政府部门对此要有清醒认识和紧迫责任感，必须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采取更具针对性的综合措施，发挥有形之手的补救作用，扭转劳动份额不断下降的趋势。
感谢匿名审稿人中肯的建设性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注释：
①我们扩展了Alesina和Rodrik(1994)的三部门模型，放松其推导过程中要素报酬规模不变的条件，模型推导结果证明，投入不变和产出弹性不变的劳动要素的收入份额独立于政府收入，但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随着资本产出弹性提高、资本份额增加和总产出递增而下降，并且其趋向均衡的调整速度异于资本收入份额的调整速度，即卡尔多事实有了新的形式。
②我们还检验了以金融相关比率即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与GDP比值代表的金融发展指标、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代表的城市化指标和人均GDP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由于其内生性影响了模型设定，故均不纳入方程估计。
③Wu(2009)的估算基期为1900年，资本折旧率为分类加权平均的4.2％；罗长远和张军等(2009)的估算以1952年为基期，折旧率为9.6％；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b)估算中的年折旧率均超过10％。由此估算的资本存量差异将导致资本—产出比存在较大差异。
④经检验，人力资本积累与以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的正相关，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劳动份额变动的U型过程也许是此处不显著的原因；人力资本与要素份额的关系值得更深入探讨。对于发展中经济，全球化导致要素收入及其份额变化的机制和效应非常复杂，出现明显的正或负效应才是不可理解的。
⑤回归系数检验结果显示，其数值符合理论地线性接近我们估计的资本产出弹性α值。在包含间接税的内生AK模型中，我们估计的α=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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