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城市早期工业化散论——以苏州为典型个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州论文,个案论文,中国传统论文,典型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传统城市近代工业的诞生
美国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学者罗兹曼（Gilbert Rozman）注意到前现代中国的生产和交换方式中已经孕育着许多“现代因素”（Modernelements），诸如钱币的广泛运用、商业合同行为的普及化、市场自由进出引起的商业竞争、职业可变性与社会流动性、土地、劳动力及商品无限制交换等等。（注：Gilbert Rozma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The Free Press,1981,p.108.） 明清时期中国苏南繁荣的工商业经济中确实包含着这些“现代因素”。换言之，明清时期中国城市工商业经济中蕴藏着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潜能或必然性。
但历史的复杂性在于，必然性大多要通过偶然性的点击才能实现。中国城市既然偶然丧失了那个点化经济转型升级的法宝——蒸汽机发明，也就丧失了一次跨入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契机。17世纪以后，当英国及其他欧洲各国城市因机器工业发展而崛起之际，曾经领先世界的中国城市却依然在中世纪的阴影里安之若素。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打碎了中国统治阶级的自闭与自大，也打乱了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固有蹒跚。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朝不少地方大吏纷纷提出“师夷长技”的口号，走上了学习西方工业文明的洋务运动道路。中国城市的近代机器工业在这种背景下也终于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苏州是中国传统城市中工商业比较发达的一个城市。它最早投足近代工业的时间也在60年代。1863年，江苏巡抚李鸿章抢先买下阿思本舰队修理船上的机器，在苏州胥门外创办了苏城第一个近代工业“苏州洋炮局”。
苏州洋炮局的主要生产设备都是英国制造的，有蒸汽机、锅炉、车床、铣床、磨床及熔炼浇铸用的化铁炉、铁水包等，以蒸汽为动力，并通过皮带传动使工作机运转。这些设备及其运作程序在当时的中国是比较先进的。洋炮局所生产的枪炮弹的质量与数量也达到一定水平，《北华捷报》曾发表有关苏州洋炮局的评论说：“现在李抚台所统率的军队，绝大部分的军火是由苏州兵工厂供给的……现在每星期可以出产1500发到2000发的枪弹和炮弹。除此之外，还造了几种迫击炮弹，不久的将来就要有毛瑟枪和钢帽加在产品的单子上了。这种工厂对于本省的贡献是难以估计的。”（注：1864年4月22日《北华捷报》。）
苏州近代工业并未因为产生之早而获得超越它地的发展速度或其他任何优势。洋炮局成立不久，李鸿章因署理两江总督调南京，洋炮局也作为他的私人政治资本随之迁宁。另一方面，由于枪炮生产与以丝绸、棉布生产为基础的苏州传统手工业太缺少有机联系和传承关系，洋炮局迁走后留下的机器制造工业的真空也居然长期无人去填补。于是，此后的30多年苏州一直不存在近代工业。直到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近代工业才又在苏州羞羞答答地撩开它的面纱。这一次出场的主角是与苏州传统手工业有密切关系的棉纺织业与丝织业，开其端者为苏纶纱厂与苏经丝厂。
苏经丝厂与苏纶纱厂的开办与当时中国所处的危险时局密切相关，得到清朝地方政府的扶持。中日马关条约签字之后，苏州被强行开放为通商口岸，外人亦从此取得了在中国设厂制造的特权。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有感于日本的经济侵略和中国的国力衰弱，竭力主张发展实业。在他支持下，当即由江苏藩司出面，向苏松等地绅商“息借”商款54.8万两作为开办资本，并由地方积谷等项下先行借垫纹银23.5万两以济急需。（注：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7页。 ）随后在盘门外青阳地附近租地建厂，并委派当时丁忧在籍的国子监祭酒陆润庠担任总理。经过一年的筹建，苏经丝厂于1896年建成开工，苏纶纱厂也在1897年建成投产。
苏经、苏纶两厂开办时的规模在当时中国新开的工业企业中居于前列。其中苏纶纱厂拥有纱锭18000枚。 （注：“中国工业中各个主要行业的概况”，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上卷，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97页。）从资本货币额方面说，1896年至1898年，全国新设立的资本10万元以上的大企业有63家，平均资本额为23万元。经、纶两厂（一个董事局管理，实则为一个企业）的创办资本为54.8万两，远远超过这个平均值。在纱厂系列中比较，甲午之后10年间创立的纱厂除湖北织布官局资本（包括织布）特别巨大外，其余纱厂差不多均在三四十万两左右。苏纶纱厂的资本额即使除去苏经丝厂所占资本也不会少于45万两。在丝厂系列比较中，据对上海各家丝厂的调查统计，其平均资本每家只有31400两。 （注：周开庆：《五十年来中国之经济》，台湾书局，1967年版，第167页。）如果苏经丝厂资本以10 万两计，则是上海丝厂资本平均值的3倍有余，如果以5万两计，依然超过59%。从固定资产的数量看，苏纶、苏经两厂的规模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的。苏纶、苏经两厂开办时拥有锅炉、引擎、抽水机、轧花车、直流式发电机、车床、切割机、刨床、钻床、清花车、打纱头机、钢丝车、棉条车、粗纱车、细纱车、打包车、灭火机、抽水机、丝盆丝车、水管成包车、摇丝车、绕丝车等各类机器900余台（部），且大多为1896 年英国或意大利制造；拥有大厂楼房、引擎间楼房、炉子间平房、吃饭间、打包间、木工间、机修间、清花厂、东西栈、拣花间、轧花厂、打铁间、门房楼屋、巡丁住房、堆丝栈楼房、小栈房、缫丝大厂、物料所楼房、公司营业厅楼房、秤茧间楼房、工账房楼房、机匠宿舍楼、总办洋楼等数十幢房产，固定资产的市场总价格在60万两以上。（注：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9页。）
以苏纶、苏经两厂为主轴的苏州近代工业在诞生阶段虽然颇具规模，但降生之后，它就像一个患有软骨病的孩童，老是站不起来正常地走路。苏经、苏纶两厂自开张至1911年辛亥革命停产封料，十多年间几乎事事困顿，年年亏损，尽管投资人尝试了从“官督商办”到“商人租办”再到“股东自办”等多种管理方式。
二、工业化失败的原因
城市工业化需要外部环境的支持，但从苏州早期工业化的发展过程看，中国传统城市在工业化启动阶段所面临的环境却是十分恶劣的。
1.官民交困
统计资料表明，担负着现代化事业倡导之责的江苏地方政府首先处在山穷水尽的境地。1908年《申报》曾将各省岁入报部情形造表公布。根据此表，江苏地方当局每年报部财政收入合计白银2305万两，列各省岁入排行榜第一，占全国总财政收入的23.11%， 是列第二的广东的 2.34倍，是列最末的新疆的643倍。（注：《东方杂志》1908年第10期。）这组数据意味着江苏是一个税赋严重超负荷的省份，而历来为天下赋税最重之区的苏州，其赋税又无疑是“重中之重”。
为了完成国家额征和筹措地方经费，苏州省城从巡抚到县令都绞尽脑汁向民间立项收税。辛亥前10年，江苏税捐之繁多令人叹为观止。有所谓地丁、漕粮、常关税、海关税、盐茶税、矿税、芦税、鱼税、土药税、契税、牲畜税、印花税、落地税、牙帖税、货厘、船钞、粮捐、房捐、签捐、膏捐、烟酒糖屠及各项新政税捐。档册报刊中，巡抚与藩司衙门公布的有关征钱征粮征税的章程告示不胜枚举，有时一月之中就有多起。如1904年7月，苏藩司就先后公布了《江苏整顿钱粮章程》、 《核提年外加增漕价钱文章程》、《清查沙洲章程》等。（注：《东方杂志》1904年第7期。 ）苏抚陈夔龙在任期间“以财政支绌”于省城专设清理赋税局，按府委派候补知府一员总理其事，规定“清查契据，未税白契一律补税”，“凡田房买卖已交易者均须购写官契，每契缴钱 280文”，另“契价银一两收税三分”。（注：《东方杂志》1906年第10期《各省财政汇志》。）后又下令加收牙税，“各行户常年额征税银按照原数十倍抽收”。（注：《东方杂志》1907年第6 期《各省财政汇志》。）连酱园不从事生产的“副缸”也被他注意到，勒令“照产地行销正半两税”就园完捐。（注：《东方杂志》1907年第12期《各省财政汇志》。）
一般说来，单从地方政府征税的苛刻还不能完全断定工业化运动环境恶劣，问题的关键是这些税收的走向如何。江苏税收收入的总体分配比例是：行政3.0%，交涉0.5%，民政1.1%，财政10.3%，海关7.6%，常关0.4%，典礼0.1%，教育0.4%，军事28.2%，实业0.1%，交通0.05%，工程0.9%，官业6.3%，赔款欠款41.1%。（注：《宣统三年年鉴》，东亚同文会，日本大正元年，第158—162页。）用在赔款偿债、支付军费与行政经费方面的竟超过98%，而用于与工业化直接相关的实业、工程、交通等项的支出一共还不到2%。 地方政府显然已经没有经济实力投入工业建设事业了。
在官方的多重搜刮下，城市市民急剧贫困化，社会上的大富商日渐稀少，社会游资日趋短绌。这种情形可从苏州近代公司招不到相应的股份而得到印证，苏州的几家近代企业除苏纶、苏经两厂外资本都非常小。瑞丰轮船公司的开办资本为银洋8000元。（注：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页。）颐和罐食有限公司的开办资本为银洋1 万元（注：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 313页。）振兴电灯公司的最初资本只有3万元。 （注：《东方杂志》1907年第4期《各省商务汇志》。）苏经、 苏纶两厂的开办资本虽然达到了50余万两，但是其最初开办资本并非由苏州商人“认缴”，而是由江苏督抚和藩司衙门强行向苏、松、常、镇、太等地钱庄典当商人摊派的，名之为“息借”。就是这部分“息借”也是由藩库先行垫付的。1908年，经理人王同愈、张履谦等曾试图扩招商股55万两，但认购者寥寥，最终只获新股14万两。（注：参阅浦亮元等：“苏纶纱厂的回顾”，《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第1—17页。）资本过小， 使企业有机构成和技术构成都无从提高，生产经营也无法正常周转。
苏州周边乡村也日益贫困化。苏州自明代以后一直是赋税最重之区，同治年间曾国藩、李鸿章《请减苏松太田赋疏》说：“今天下之不平不均者，莫如苏松太浮赋。上溯之，则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征之，则比毗连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不等。”（注：曹允源：《吴县志》卷四十四，田赋一。）同治初长洲等县粮额高者已至每亩三斗七升。苏州府全部粮额已至一百六十万石。同治四年以后，虽经减额，但“减余之数仍通省莫重之数，尚非宋元旧额。”（注：曹允源：《吴县志》卷四十四，田赋一。）沉重的负担使农民在上缴租税后基本上已无剩余财富可言。乡村农业不仅不能为城镇工商业的扩大再生产提供资本积累和成品销售的支持，反而不时从城市工商业“抽血”维持。季节性进城打工的农民不但吸走了城市的部分财富，而且使城市工业承担着采用机器的巨大成本压力。
工业化运动是一个创造运动，它可以为一个城市带来巨大的财富，但在它启动时期，工业化意味着资金投入，而不是产出。工业化也有它的成本消耗，当一个城市连最初的“工业本钱”也没有或难以为继的时候，它的工业化运动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
2.外力的掠夺与竞争
中国城市的工业化运动首先面临着外国资本主义强权国家超经济的掠夺。鸦片的走私与合法化进口是外国强权掠夺中国的一种形式，它使中国城市财富如决堤之水流进了外商腰包。据统计，仅1905年至1907年三年中，中国各省公开行销的鸦片总数便达到535577担，江苏境内行销总数为86611担。剔除其中国产土鸦片的行销数， 洋鸦片在中国各省行销总数为160621担，在江苏行销总数为57455担。 （注：《东方杂志》1908年第11期《光绪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年各省行销土药洋药数目》。）如以每担洋鸦片平均售价528两白银计算，全国三年至少有8480 余万两白银流进了外人的口袋，而仅江苏一省就占3033余万两。单这一数据就是苏州同一时期工业企业总资本的三四十倍。而这里洋鸦片行销的数据仅仅是各地上报清廷度支部的账面数字，其真实数字远要大得多。
勒索赔款是外国强权掠夺中国的又一种形式。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外国列强凭其武力不断地向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勒索赔款，而且数量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据粗略统计，从1842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为止，中国对外国列强的各项赔款总数本息合计在13 亿两以上， 而1895年以后的赔款占绝大部分，单1901年《辛丑条约》规定的赔款本息及地方赔款合计就达10亿两。有外人估计，中国政府从1895年至1911年用于对外赔款的实际支出为47600万两，这一数字是1895年到1913 年间所有外国独资、中外合资和中国独资企业开办总资本的两倍有余。（注：Albert Feuerwerker,The Chinese Economy 1870—1911,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69,pp.70—72.）巨额的对外赔款已经剥夺了中国政府的财政金融力量或资源， 使政府无法为新生的中国企业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也无力去管理和控制外商在中国通商口岸的金融和商业活动，以致力量弱小而又孤立无援的中国企业在外商的金融与价格操纵中每每处于倒闭与半倒闭的境地。
江苏是所谓天下富庶之区，苏州更是传统的所谓富人天堂。在清朝中央政府无力承受巨额赔款之时，对外赔款的重担自然就落到了这片所谓全国富庶之最的地区。从时间最早的鸦片战争赔款到数量最大的庚子赔款，江苏及苏州都是最大的负担者。鸦片战争的第一期赔款是426 万两，其中41%为江苏所出，苏州商人报捐就达35万两，而苏州藩库也摊赔40万两。（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1，第43—50页。）《辛丑条约》签订后，江苏每年担负的赔款、欠款差不多都在赔欠款总数的20%以上，赔欠款支出占据了江苏财政支出的最大部分，达40%以上，苏属赔欠款支出又占江苏赔欠款支出的60%左右。（注：《宣统三年年鉴》，东亚同文会，日本大正元年，第158—162页。）对外赔款已经严重削弱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实力，限制了他们投资与扶持近代工业的活动。
列强在暴力掠夺的同时，还凭借其资本实力和条约特权对中国企业展开不平等的经济竞争。中国城市传统中已经存在的准现代因素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感应下原是可以为城市工业化运动所自然承继的，外国资本主义也确实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城市工业化的催生作用在近代呈现一种递减状态，而摧残作用则呈现一种递增状态。1895年以后，摧残作用几乎成了外国资本在中国的唯一作用。中国城市的工业现代化运动面临着外国超强资本的恶性竞争。（注：Stephen C.Thomas, "Foreign
Intervention
Drains
ChineseCapital and Erodes Political Legitimacy,1897—1911", StephenC.Thomas, Foreign
Intervention
and
China's IndustrialDevelopment,1870—1911,1984,Press Westview,p.109.） 如果说外国资本主义早期在中国刺破了中国自然经济坚硬的外壳，把中国传统城市内部的一些现代因子释放了出来，那么，它在1895年以后就只做再修外壳的工作，它力图限制中国城市工业的发展空间。
1895年以后，外国机器商品更加大量地涌入中国。据严中平先生统计，棉布在甲午战争以后每年的平均进口值为104738497元， 比战前增长了133%；棉纱在战后每年的平均进口量为1411981公担，比战前长了100%；染料油漆等项战后每年的平均进口货值为11121975元， 比战前增长了276%；煤油战后每年的平均进口量为535675863公升，几乎是从零开始的绝对增长；钢铁战后每年的平均进口量为1611543公担， 比战前增长了82%。（注：参阅严中平等编：《各年十二项主要进口货物统计》，《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74—75页。）1895年以后，外国资本还获得了在中国开设工厂并享受进口商品低关税和免除内地税的特权，这一特权进而诱发了外资投资中国的高潮。据统计，甲午战争前50年间，外资在华工厂共191家， 其中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有23家，设立时资本共763万元。甲午战争后19 年间，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外资在华厂矿企业增加了136家， 设立时资本共达1.03亿元。（注：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 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8页。 ）中国各城市的民族工业遇到了更加激烈的外部竞争。
苏州的优势工业是棉纺织业，而这个行业恰恰是外资侵入最厉害的工业行业。 在苏纶纱厂建成投产的年代， 外资纱厂的纱锭每厂平均为32000枚，而苏纶纱厂却只有纱锭18000枚，外资纱厂在规模上就压倒了苏纶厂。另外，在机器设备、生产技术、融资渠道及市场占领等方面外资工厂也处于明显的优越地位，这些均构成了对苏州纺织业发展的巨大威胁。苏纶纱厂开办后十几年在这一巨大威胁下总是一波三折，停机封料的局面经常发生，时间有时竟长达数月以至整年。
丝是苏州主要的出口产品，但在外国银行及其支持的洋行商人的价格操纵下，苏州出口的丝数量虽有所增多，而利润则日益短绌。商部在1904年就曾指出：“丝茶两项向为出口之大宗，华商不知合力并营，联为公司，以致近数年间价值高下几无不受制于洋商……光绪初年出口之丝在十万担上下，而商利较厚，近则出口之数倍于从前，而商利未能起色，盖一由于镑价之前后悬殊，一由于进口之绸绒繁重，故似盈而实见短绌，似旺而实难抵制也。”（注：《东方杂志》1904年第5 期《商务》。）
外国资本在1895年以后还加强了对中国金融业的渗透。甲午之前，外国资本在华设立的银行有8家，16个支行。1895年至1913年， 外国资本在华又新设立银行13家，分支机构扩张到85个，其资金实力已远非中国的钱庄与银行所能匹敌，单汇丰银行1895年存放款就达到9700万元，证券投资达到1000万元。（注：1895年汇丰营业报告见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164页。）外国金融巨头一方面毫不掩饰他们的“民族性”，优先优惠向外国在华企业贷款，增强后者在中国的竞争力量；另一方面又通过大力吸储与控制银根对中国民族工商业与金融业两面夹击。在外资银行大资本的操纵与竞争下，苏州的钱庄在19与20世纪之交因经不住金融市场的动荡不宁而多次出现倒闭风潮。当苏州钱庄业试图联合起来开办自己的银行时，又因外资银行大行所谓“华人附股”与“华款存洋”而功亏一篑。苏纶纱厂在苏州招不到股份，外国银行却能够将招来的苏州人资本投入到洋人的企业。
3.国家权威衰落与政治环境动荡
虽然中国近代粗看上去一直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但仔细分析，其中还是存在着相对安定的历史时段。比如，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十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二三十年都是相对平静的历史时段。在这两个时段里，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刺激与示范作用已经显现，而外国列强的侵略胃口也还不像后来那样穷凶极恶。中国政府的权威与合法性在此时更没有遭到人们普遍的怀疑。中国传统城市此时若能利用本城市的工商优势，避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之害，取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之利，主动地打开城门，有计划地推进工业化运动的进程，那么城市工业发展的历史结局或许要好得多。但中国大多数城市并没有这样做，以苏州为例，它的工业化运动是19世纪末在外人的逼迫下才仓促踏上征途的。此时，不仅城市工业化运动的经济条件变得十分恶劣，而且政治环境也变得十分糟糕。
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家权威与现代化运动是相克的，中国工业化运动的停滞不前或失败是由于清朝政府的过多干预，其实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认识。中国城市工业化运动的停滞不是由于国家干预过多，而是由于权威丧失的国家对工业化运动的关注和投入严重不足。
对原生的西方工业化运动来讲，或许王权或国家权力的衰落有助于现代因素的成长，有助于社会多元化的追求，有助于工业资产阶级的自由发展及对权利的分享。但是，作为一个后西方走向工业化道路的国家，中国的工业化运动则特别需要政府权威的介入。因为，此时作为外部刺激的西方资本主义已不是游兵散勇式的自由商人，而是凭借资本优势并在国家保护下的强权集团。对弱小的分散的中国民族资本来讲，西方资本主义的掠夺与竞争具有毁灭性的意义，只有国家或政府才能组织起对外国资本主义的有效抵抗。
19世纪末期以后的中国政府，其权威和合法性已经变得破损不堪。它已经丧失了对工业化运动进行干预的组织力与号召力。以中央政府而言，在列强的不断打击下，经过无数次的投降、逃亡、签约、赔款、割地、道歉赔罪，其权威性和实际力量都一落千丈。它不敢强有力地回应外人的挑衅，也无力去控制租界活动和外人在通商口岸的金融操纵。它财力空虚，财政平衡需要看地方督抚的脸色。1909年，清廷原打算清理各省税捐，停铸地方货币，实行统一的中央财政预算与结算制度。但在地方督抚的消极抵制下最后不了了之。（注：《东方杂志》1909 年第4期对此曾有“各省奉旨清理财政，官样文章，此不足纪”一语，可谓一语中的。）这样一个权威丧失殆尽而又虚弱不堪的中央政府根本不可能为城市工业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它除了不断地做出一些带有良好愿望的计划和许诺，再也没有能力为工业发展贡献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了。以地方政府而言，在西方外交领事、传教士及商人的不断恐吓讹诈下，其对外态度日益软弱，外交魄力越来越小。每年一度的旨在筹措赔款的搜刮更降低了他们在民众心目中的威望。由于中央权力监督功能的式微，地方官员中普遍存在一种拚命捞钱的世纪末情结。贪污腐败成了覆盖全部官场的流行病，这又更增加了民间对官的鄙夷不屑。由地方官出面组织的活动人们越来越懒得理会。1904年上海某洋商迭次向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禀请前往湖南投资开采煤矿。江督苏抚一面严词拒绝，一面深恐外人日久垂涎，在江苏各城市广泛动员华人“集款往办”。苏州各界对此无动于衷，结果是“讵料无人前往”。（注：《东方杂志》1904年第8期《实业》。）1907年， 江苏巡抚陈夔龙出面为苏州电灯公司招股，又是饬令，又是登报，好不用力，原拟招股10万元，可应者寥寥，最后只招得3万元。（注：《东方杂志》1907年第4期《各省商务汇志》。）官方，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其权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了，不再具备有效领导城市工业化运动的法权与资格。
政府权威的沦落引发了城市中的反满抗官活动。章太炎在1901年至1902年在苏州东吴大学任教，常常借题发表反满演说。（注：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第14章。）在他的言论影响下，苏州出现了所谓“三大痴子”：“第一是冯痴子，冯君号守之，他是一个田主人家账房，读过三年书，而好谈时政，他的政治知识，全是从报纸上得来的。他一到吴苑（苏州观前茶馆），便是谩骂，骂政府、骂官僚、骂绅士，无所不用其骂”，其他两个所谓“痴子”也都有类似的激烈言行。（注：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中），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306页。 ）青年学生普遍受到这批反满知识分子的影响。在苏州吴中公学社讲学的朱梁任、苏曼殊就常常借机对青年宣传反满思想。如苏曼殊经常为师生们作反清画，“画一个小孩子在敲破他的储钱瓦罐，题之曰：‘扑满图’”。（注：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中），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0 年版， 第310页。 ）朱梁任则不时组织青年到苏州郊区去举行“招我国魂”的反满仪式。（注：转见王西野：《辛亥革命前后的朱梁任先生》，《苏州文史资料》第7辑，第121页。）
原本温和的城市工商阶层也走上了抗拒政府的不合作道路。笔者仅据章开沅先生所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目录进行统计，从1905年至1911年，单苏州商务总会所属地区发生的商人大规模抗税事件就至少有10起。商人们通过集会演说、联名请愿、发布通电和登报控诉等等手段，与官方展开了集团性的大搏斗。商人中的激进分子则直接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苏州营造厂商人蒯左基、蒯左同、木梳店主程宏、皮箱店主徐国华等加入同盟会，积极在苏州新军中从事革命的宣传与组织工作。下层民众更与官方保持着一种对立状态，其抗官活动日趋频繁与激烈。罢工、请愿、抢钱铺当铺、抢米，以至啸聚山林湖泊戕官扰吏的事件几乎到处发生。地方官绅对这种官民对立局面胆颤心惊。江苏巡抚向皇帝奏报苏州地方不靖的情形说：“去冬今春，劫案有二三百起，畏事未报者不计。当铺被劫者，多至五十余家。省城十余里外之阳澄湖、金鸡湖等处，匪艇盘据，白昼劫略，非大帮商船不敢过。乡民鸣钲示警，夜不安枕。”（注：端方：《整顿苏省积弊折》，《端忠敏公奏稿》，民国铅印本，卷四。）
工业化建设需要一个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这是因为现代工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有效的市场资源的支撑，而且需要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合作。城市工业化运动既然在一个权威丧失与社会对抗斗争十分激烈的政治环境下展开，它就既不能从市场获得有效资源，也不能从社会各阶层得到有效支持。在社会对抗的残酷现实面前，官方最关注的是如何维持统治，苏州地方政府的军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28%就是明证。而民间也以推翻现存政府为最大事业，暴力革命思想在本世纪初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同是另一明证。社会成员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社会对抗的解决方面去了，城市工业化运动不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政治环境里，城市工业化运动的命运就如同一只被人们行之中流而又遭到人们抛弃的无动力之船，最终结局不是触礁搁浅，就是翻船沉没。
三、传统城市早期工业化运动的意义
尽管中国传统城市在19与20世纪之交进行的工业化建设是一场不成功的现代化运动，但它对中国城市发展来说却具有划时代意义。
首先，近代工业是以蒸汽动力机器为基础的一种全新生产手段。如苏纶纱厂和苏经丝厂拥有锅炉蒸汽机、发电机以及车床、切割机、刨车、钻床、割羊皮机、抽水机、钢丝车、纺纱车等数十种型号数百台机器；苏州振兴电灯公司拥有德制蓝格舍厂罐筒式汽炉两部，英制给水唧筒卧式两部、立式一部，德制爱耳平直复动凝式蒸汽机两部，英制索理姆蒸汽机一部，德制西门子三相交流机一部，英制通用三相交流机一部。这些机器带给工厂的劳动生产率是手工劳动无法比拟的。据严中平先生统计，此时机器纺纱工人的日生产能力是手纺工人的80倍。（注：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07页。 ）至于发电，实现大规模的能量转化更是传统手工劳动无法实现的。如果说以手工、家庭和作坊劳动为基础的城市传统手工业经济在明清时代已经发展到它的极限的话，那么城市近代工业的诞生无疑打破了传统手工业为经济发展所设置的极限，截断了城市经济长期蹒跚徘徊的趋势，为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阶梯和突破口。
其次，近代工业是建立在股份制公司基石之上的一种管理方式。它的管理水平和民主成分都大大超过了传统手工业的家长制和行会制。苏州的近代企业大都设有董事会，实行董事会监督下的受股东大会制约的经理负责制。如苏纶、苏经两厂发行股票时规定每100两为一股， 每股为一权，公司董事局及总经理、协理、股东查账人等由股东凭股权投票选举产生。公司重大决策“均由董事局公议”。总、副经理与董事局为合同契约关系，“总经理有管理全厂之权，副经理二人有协助总经理分任各项事务之责”；“厂中各友由总经理人量材委用，须报明董事局认可”；总、副经理如有工作不力或“违背章程合同”，董事局有权“照公司律办理”，停止其职权。（注：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2—274页。）股份制公司的股东来自整个社会，不论身份、职业、地域如何，只要缴足了规定的股金，就取得了对公司的“股权”。这种股东股权的社会开放性所带来的决策能力、管理水平和民主氛围是旧作坊、旧行会不能企及的。
再次，城市近代工业是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大生产。苏州的苏纶、苏经两厂有工人2700人。吴兴丝厂与延昌永丝厂各有工人300余人。 这么多的来自城乡各地的工人集中在工厂里进行协作性劳动，有助于克服农民小生产者的涣散性，有助于克服家庭和作坊劳动者的狭隘性和封闭性。劳动者已经在生产过程中结成了一个非血缘但却关系密切的整体团队。这种团队关系进则可以研讨技术、切磋工艺、公助社会，退则可以互相保护，以集体的力量有效对抗雇用者的压迫与剥削。1903年4月， 延昌永丝厂的工人就曾实行集体罢工示威，要求厂方退回在每个工人头上所扣的旨在防止工人跳槽的20天工资。厂方和官方最后不得不认真谋求解决。
总而言之，近代工业的诞生改变了中国传统城市的固有模式，扭转了传统经济发展的方向，原先那种以官绅享乐消费为基调的城市舒缓之乐被嵌进了资本主义机器工业铿锵粗犷的进行曲。中国传统城市不再是古典意义上的政治之城、地主官僚消费之城和手工业之城，它开始了向现代工商城市的艰难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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