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公文纸本古籍的流传和存佚——兼议公文纸本原始文献与次生文献的价值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献论文,公文论文,古籍论文,近代论文,原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5)03-0149-23 公文纸本古籍，包括公文纸印本和公文纸抄本两种，本指古人利用废弃官府公文档册和私人文书背面刷印的古籍，有“公牍纸”、“文牍纸”、“官册纸”、“册子纸”、“册籍纸”等不同称谓①。1987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一书使用“公文纸印本”一语著录此类古籍以后，公文纸本古籍遂有了统一称谓。1989年，瞿冕良《略论古籍善本的公文纸印、抄本》一文在公文纸印本之外又提出了公文纸抄本的概念，并列举了十余种公文纸抄本的古籍[1]。于是，涵盖公文纸印本和公文纸抄本两种古籍形式于一体的“公文纸本”概念的提出就成为一种必然，这也是笔者近年有时在使用“公文纸印本”之外，也不排除使用“公文纸本”一称的学术背景。不过，瞿文在追述公文纸印本起源时提到了敦煌文书中一纸两面书写的写本，认为是“我国版本史上最早的公文纸抄本”。从公文纸本古籍广义的内涵讲，将敦煌文书(包括吐鲁番文书)之类唐、五代、宋以前两面书写的抄本纳入公文纸本也未尝不可，但为避免杂糅混淆之嫌，本文使用的公文纸本古籍一语仅指以册叶线装形式传世的古籍，暂不包括像敦煌文书和黑水城文献等考古发现的卷轴装的公文纸印本和公文纸抄本。这是必须首先要说明的一点。 自从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宋代公文纸印本《王文公文集》(王安石文集)纸背文献拆装，原色原大影印出版成《宋人佚简》以来，国内学术界对这批南宋的公私档案文献形成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本世纪初以来，笔者在潜心于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研究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介入《宋人佚简》的整理研究，先后指导研究生完成了五篇有关《宋人佚简》的硕士学位论文，发表了一系列专题研究论文，并与魏琳等合作出版了《南宋舒州公牍佚简整理与研究》一书[2]。以此为基础，笔者还于2012年4月12日《光明日报·史学版》上发表《公文纸本：传世文献最后一座待开发的富矿》，在2013年6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现存古籍公文纸本数量概说》，呼吁学术界重视公文纸本古籍原始文献资源的开发和整理研究。近年，随着学术界关注度的提高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的连续立项，公文纸本古籍的整理研究正方兴未艾。同时，笔者在各地图书馆调研、查阅和抄录公文纸本古籍文献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公文纸本古籍资源底数不清、查阅障碍太多、整理难度太大等问题，因此草成此文，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人尤其是图书馆学界、古籍版本目录学界的学者朋友，殷望各位不吝赐教。 一、近代以来公文纸本古籍的流传和存佚 全国现存古籍数量庞大，据2007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在接受中国政府网采访时称：“现在据图书馆、博物馆和文献收藏单位不完全统计，数量在2700万册以上。大量存在于民间的古籍国家还没有进行统一的普查登记。数量至少在3500万到4000万册以上。”②这还不包括民间大量藏于个人和寺庙的古籍。由于中国的古籍普查登录系统目前没有采集公文纸本古籍的专门信息设置，也没有作过这方面的普查，因此，我们并不了解国内外目前古籍公文纸本存世数量的确切信息，只能借助以往学者的相关著录加以推测。 公文纸本古籍如果以写本而言，诚如瞿冕良上文所言应始于敦煌吐鲁番文书主体时代的唐代，但如果以印本而言，则应始自宋代。换言之，以一纸双面文献为特征的公文纸本古籍至迟在唐宋时期已开始存在和流传。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公文纸本古籍只是作为一种少见的特殊版本形式存续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并未引起世人太多地注意。传世文献中首见文人学者提及公文纸本古籍的似是元人吴师道，他在宋人姚宏《战国策注》序跋中称：“余所得本，背纸有宝庆字，已百余年物，时有碎烂处。”[1]吴师道的序跋作于元文宗“至顺四年(1333年)癸酉七月”，吴氏所称经历百余年时有碎烂的“所得本”应是刻于宋理宗宝庆年间的公文纸本。吴师道为南宋入元之人，这是笔者目前所知最早提及公文纸本古籍的中国古代学者。 如果说吴师道还只是顺便提及公文纸本的个案和特例的话，那么到了明人张萱《疑耀》一书，则专门设置了谈论公文纸本古籍这一版本现象的条目。该书卷三《宋纸背面皆可书》载：“颜文忠每于公牒背作文稿，黄长睿得鸡林小纸一卷，已为人书郑卫《国风》，复反其背以索靖体书章草《急就》二千一百五十字。余尝疑之，自有侧理以来，未闻有背面皆书者，颜乃惜纸，黄或好奇耳。余幸获校秘阁书籍，每见宋板书，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者，如《治平类篇》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宁五年公私文牒笺启之故纸也。其纸极坚厚，背面光泽如一，故可两用，若今之纸不能尔也。”张萱是明代后期人，万历年间曾任殿阁中书、户部郎中、平越知府等。引文中说他“获校秘阁书籍”，应是在京师做官所为。他原来还怀疑宋人的公文纸张印书之事，但及至亲自入校皇家秘阁书籍，才知道宋板书“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疑耀》卷三《宋纸背面皆可书》的条目和张萱对公文纸本用纸的议论，是古代学者有关宋代公文纸本古籍最早的评论和研究，很值得重视。 进入清朝和以后的民国，公文纸本古籍已经成为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时常记载及议论的话题，可以说已经成为相关领域学者们关注的一个学术话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下面引述的瞿冕良一文和列表中看出。这一时期，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清末民初的版本目录学家叶德辉及其所著《书林清话》。在《书林清话》卷八《宋元明印书用公牍纸背及各项旧纸》一节是专门研究公文纸本古籍的成果，卷六《宋人钞书印书之纸》也涉及了不少公文纸本古籍的内容。叶德辉堪称清末民初记录、研究公文纸本古籍最有成就之人。 新中国建立后直至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公文纸本古籍整理方面最大的成就是《宋人佚简》的出版。这种拆装原色原大彩色影印出版的形式，也是目前公文纸本古籍最理想最高水平的整理方法。在公文纸本古籍研究方面最有成就的学者应首推瞿冕良，其《略论古籍善本的公文纸印、抄本》一文(以下简称“瞿文”)集录了作者所见所知清代民国时期各私家藏书目录题跋有关公文纸本古籍的所有资料和公立图书馆收藏的情况，堪称近代以来对清代民国时期公文纸本古籍目录系统梳理和进行综合研究的第一人。因此，本文有关近代以来公文纸本古籍的流传和存佚就主要围绕瞿文内容的再整理再分析展开。 (一)清代民国时期著录的公文纸本古籍已有相当部分不见踪影 瞿文是目前摘录公文纸本古籍最多最丰富的文献，列出公文纸本古籍总计有101种。这101种公文纸本古籍是瞿氏根据所见各种善本书目、题跋而摘出，著录的内容一般包括作者(编者、辑者)、书名、卷数、版本、年代等。对于现今藏地明确的书目，往往直接标明诸如“现藏北京图书馆”或“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等中外图书馆的名称，而对于历史上有著录但现今不知藏地或下落不明的书目，则只揭示该书的著录来源根据，不涉及现今藏地的信息。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这两类信息，将藏地明确和下落不明的两类书目分别列表(参见文末附表1、附表2)。 附表1《公文纸本古籍藏地明确的书目》系笔者根据瞿文列表而来，其中收藏单位一栏所列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旅大市图书馆、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宁波天一阁、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文库等均为瞿文明确著录的“现藏”图书馆。笔者曾核查过《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和《中国古籍总目》等，瞿文上表所著录的公文纸本古籍的国内收藏单位绝大多数与上述书目一致。有关境外与国外的收藏单位，笔者也查对了日本学者竺沙雅章1973年发表的《汉籍纸背文书の研究》一文。该文附表中的李贺《歌诗编》四卷集外诗一卷确实收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南宋绍兴间刻本《白氏六帖事类集》确实藏于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竺沙雅章作“二十卷”)，南宋绍兴间刻本《欧公本末》四卷本确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由此可见，瞿文著录的收藏单位应是其亲见或依据相应的图书馆藏目录，可以信从。 上揭瞿文不著现今藏地的公文纸本古籍书目，文中并未解释不著现今藏地的原因和内涵。笔者推测，可能是该作者成文时尚不知上述书目的下落，因此笔者将瞿文该部分古籍概称为“公文纸本古籍现今藏地不明的书目”。实际上，根据笔者的考察和分析，瞿文这部分古籍存在三种情况：一是有少部分古籍现已归藏于中外公私图书馆；二是有相当部分可能已经失传或灭失；三是有一部分目前可能仍然存世，但暂时不知其下落或尚未识别。 关于少部分公文纸本古籍现已归藏于中外公私图书馆的情况，至少有《洪氏集验方》、《尔雅疏》③、《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欧阳先生文粹》、《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元)郑元佑《侨吴集》、方逢辰(方逢振)《蛟峰集》《蛟峰外集》《山房先生遗文》、《城游录》、《文章轨范》、《史记题评》、《乐府诗集》等书属于这种情况。例如，宋人洪遵五卷本《洪氏集验方》一书，瞿文称：“南宋姑孰郡斋本。《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称用淳熙七、八年官册纸背印、中钤官印，惜不可识。”瞿文未著此书今藏地，但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等，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此书。又据200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所刊《宋刻孤本〈洪氏集验方〉》一文介绍，此书即“宋乾道六年姑孰郡斋刻公文纸印本”，称其“用公文纸刷印，纸背文字清晰可见，为宋淳熙七、八年(1180-1181)档册内容。”二者版本和年代均相同，可证瞿文著录的《洪氏集验方》一书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无疑。再如，宋人毛晃五卷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一书，瞿文称：“元湖州刻本，用元初户口册子纸背印，载有‘湖州路某县某人，云宋民户，至元某年归顺’字样，见《滂喜斋藏书记》。”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书，上海图书馆藏有《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一书，称其为宋刻元公文纸印本。由南开大学王晓欣主持的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元公文纸印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纸背所存元代户籍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就是对上海图书馆所藏《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一书的整理研究课题。据王晓欣介绍，上海图书馆所藏该书即源自滂喜斋，五卷本，内容为元初湖州路各县户口册。可见，瞿文著录的该书即今上海图书馆所藏。又如，宋人邢昺《尔雅琉》十卷本，瞿文称：“元复印北宋本。据陆心源、傅增湘记载，纸背系元致和、至顺中公牍、有蒙古文官印，曾藏苏州袁氏五砚楼。”而竺沙雅章《汉籍纸背文书の研究》一文附表中即有日本静嘉堂文库的“致和至顺间公牍”本《尔雅琉》十卷。瞿文所称的“纸背系元致和、到顺中公牍”与静嘉堂文库的“致和至顺间公牍”高度契合，二者显系一书。此外，瞿文所著录的南宋刻巾箱本宋代文牍纸印《欧阳先生文粹》、明天顺间刻弘治嘉靖递修官文书纸印本《蛟峰集》《蛟峰外集》《山房先生遗文》、明嘉靖刻公文纸蓝印本《城游录》、明嘉靖刻官纸背印《文章轨范》、明刻公文纸印本《史记题评》，今藏于南京图书馆；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刻昆山钱粮册纸背印《通鉴续编》、明弘治九年(1496年)刻明人笺翰简帖背纸印本《侨吴集》，今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元刻国子监生功课薄背纸印《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今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明末汲古阁刻明公牍纸印《乐府诗集》，今藏于上海图书馆。 关于有相当部分可能已经失传或灭失的情况，应即上表中标注为“现藏地不明”中的书目。不过，这应该区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现藏地不明”的宋元公文纸印本古籍应该已经失传或灭失。如宋刻元符二年(1099年)、崇宁五年(1106年)公私文牍纸背印本《治平类编》，北宋仁宗时刻南宋初修补宋官文书纸印本《尔雅疏》④，南宋刻乾道六年(1170年)官司簿册纸背印《北山小集》，淳熙十四年(1187年)邵州公使库刻印的十卷本《花间集》⑤，南宋刻收粮案牍废纸印《芦川词》，南宋刻册子纸印本《皇朝文鉴》，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刻册子纸背印《战国策注》，南宋刻宋枢府诸公交承启札纸背印《扬子方言》，“纸背亦宋人公移文牍”印本《陶诗》，南宋刻宋人诗稿背印《放翁先生剑南诗稿》，宋蜀刻元公牍纸背印《汉书注》，元刻册子纸印《皮子文薮》，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平江路刻印本《战国策校注》等，都应该是已经损毁或灭失的公文纸本古籍。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推断，一是因为我们从现在大型古籍目录书《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和《中国古籍总目》以及各大图书馆目录中都查不到上述古籍的信息和踪迹；二是宋元刻本属于古籍善本中的精品，相当于“超级善本”，历来为古籍版本、目录学家和收藏家所珍视熟知。如果这些古籍存世，一般来说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多少会有所著录。既然不见各家书目和图书馆著录，那只能依理推断已经失传或灭失。第二种情况是“现藏地不明”的明清公文纸本古籍应该大部已经失传或灭失，但不排除还有一部分尚未识别出来。我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推测，主要是基于明清古籍历来不为古籍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和收藏家所重视。明代和清代前期古籍受到重视并被国家列为善本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流风所及，人们对明清公文纸本古籍重视的程度远不及宋元公文纸印本古籍，因此古籍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和收藏家对明清公文纸本古籍的著录极少。加之一般市、县级图书馆工作人员缺乏对公文纸本古籍的了解和相关知识，未给予必要的关注，因此一般图书馆目录卡片未对有关的信息予以著录，这就造成了有相当数量的明清公文纸本古籍未得到识别，长期湮没于一般古籍之中。《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虽然著录了不少的公文纸本古籍，但明清公文纸本古籍由于时代稍晚或刻印装帧稍欠，也未能入选其中。例如，2010年6月公布的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江西布政司刻本(公文纸印本)《苏文忠公全集》(111卷)和明隆庆六年(1572年)施笃臣、曹科刻公文纸印本，罗振玉跋《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30卷)就没有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善本总目》中得到著录。2014年4月公布的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明正德九年(1514年)张缙刻公文纸印本《宋学士文集》(75卷，存49卷)一书也没有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善本总目》中著录。这就是我们推测瞿文中“现藏地不明”明清公文纸本古籍中有一部分尚未得到识别的基本依据。事实上，瞿文中“现藏地不明”的明清公文纸本古籍中也的确有一部长期未得到识别、未被《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著录而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这就是瞿文所列的“明刻本，用公文纸背印。据赵鸿谦记背有朱丝栏，并官印”的《史记题评》一书。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公布的古籍中有一部藏于今南京图书馆的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胡有恒、胡瑞刻公文纸印本《史记题评》，该书显然与瞿文所记应是一书。所以，笔者推测瞿文中“现藏地不明”的明清公文纸本古籍今后还会有一部分会陆续得到识别和公布。所谓“现藏地不明”的明清公文纸本古籍不太可能全部失传或灭失。 以上我们在列表和分析瞿文所述宋元明清公文纸本古籍存佚情况的基础上，可以对近代以来公文纸本古籍的流传和保存情况作出一个基本估计和判断。根据附录表1、表2统计，瞿文所列公文纸本古籍藏地明确的古籍包括印本45种，抄本1种，总共46种；现藏地不明确的印本41种，抄本14种，总共55种，二者相加为101种⑥。在这101种版本的公文纸本古籍中，现今藏地明确的46种毫无疑问是现存的古籍，而在瞿文当时不明藏地的55种中，我们判断至少应有13种已经归藏中外公私图书馆之中，在其余现藏地不明的古籍版本中，我们分析12种宋元公文纸印本古籍可能已经失传或灭失。这样，在剩余的现藏地不明的明清古籍版本还有30种。对这30种古籍版本的具体下落，我们目前还无法作出准确判断，只是推测应该大部已经失传或灭失，但不排除还有一部分尚未识别出来。如果以2/3失传或灭失、1/3尚未识别出来计算，则30种古籍版本中失传或灭失的应在20种左右，尚未识别的应有10种左右。如此，则瞿文涉及的101种历代公文纸本古籍中，现藏地明确的46种加上瞿文当时不明藏地而我们判明已经归藏中外公私图书馆的13种，再加上现藏地不明中约有1/3左右可能尚未识别出来的10种，瞿文所知公文纸本古籍版本流传下来的应是69种左右，已经失传或灭失的应是32种左右，两者比例应是流传率约占68%，失传率约占32%。 以上瞿文所涉公文纸本古籍版本流传率与失传率，对于我们判断近代以来整个公文纸本古籍的存佚状况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和参考价值。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瞿文所知公文纸本古籍的数量远非现存的全部，但却是近代以来直至目前古籍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和收藏家著录最多的一种，因此，该文对揭示近代以来公文纸本古籍的存佚状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再者，从瞿文引文内容可见，所依据资料除了极少数为元代和明代之外，绝大多数出自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古籍版本学家、目录学家、收藏家之手，因此，这一书目反映的应主要是清代和民国时期公文纸本古籍的存世情况。而将这清末民初存世情况与目前的佚失状况进行对照，则百年来公文纸本古籍的存佚状况便显而易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瞿文所列公文纸本古籍版本流传率与失传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近代以来公文纸本古籍的存佚状况，即流传至今的公文纸本古籍应占清末民初时期全部公文纸本古籍的近70%，失传或灭失的应占30%多。换言之，近代以来整个公文纸本古籍的流传率与失传率之比是5.4︰4.6。这应是近代以来公文纸本古籍整个存佚状况的近似写照。 总而言之，明清时期著录的公文纸本古籍截至目前大约已有1/3不见踪影，这既是近代以来公文纸本古籍流传的一个基本状况，也是不得不正视的一个严峻的现实。 (二)公文纸本古籍保存现状亦有隐忧 笔者近年来致力于公文纸本古籍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先后到多家图书馆、博物馆查阅、抄录公文纸背的原始文献。在这一过程中，笔者发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刊载的公文纸本古籍至少有几种有目无书，在相关图书馆查不到现存的实物。这几种公文纸本古籍，一是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宋刻宋元递修公文纸印本《魏书》；二是北京市文物局收藏的明人张溥刻《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公文纸印本《廋度支集》；三和四是苏州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明代苏州顾氏刻《顾氏明朝四十家小说》公文纸印本《寓意编》和《国宝新编》。 有关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刻宋元递修公文纸印本《魏书》的情况，见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第68、69页。据该书所载，公文纸印本《魏书》共有五种：1.配宋元明递修本，编号为717号，藏北京图书馆(0101，北京图书馆)。2.存十二卷本，编号为718号，藏上海图书馆(0201，上海图书馆)。3.存47、81卷的两卷本，编号为719号，藏四川图书馆(2701，四川图书馆)。4.存41卷的一卷本，编号是720号，藏南京大学图书馆(1641，南京大学图书馆)。5.存1—17卷的十七卷本，编号是723号，藏北京图书馆(0101，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刻宋元递修公文纸印本《魏书》的情况，也见于《中国古籍善本总目》2册第229—230页史部纪传部分。据该书所载，公文纸印本《魏书》共有六种，均不记行款：1.配宋元明递修本的是845号(0101，北京图书馆)。2.存41卷一卷本的是846号(1641，南京大学图书馆)。3.存42卷一卷本的是847号(0201，上海图书馆)。4.存十二卷的是848号(0201，上海图书馆)。5.存47、81卷的两卷本是849号(2701，四川图书馆)。6.存1—17卷的十七卷本的是854号(0101，北京图书馆)。从以上所列可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虽然有关公文纸印本《魏书》藏书的总数有异，一记五种，一记六种，但所记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一卷本的宋刻宋元递修公文纸印本《魏书》则完全相同。然而不可思议的是，笔者曾于2012年11月通过南京大学的两位学者查阅该校图书馆所藏的公文纸印本《魏书》，但得到的回答均称没有此书，后来该校图书馆采访部荣方超亦通过电子邮件向笔者确认南京大学图书馆并无此书。他解释道，《中国古籍善本目录》编纂年代较早，编者也是通过各种目录所编，有时恐怕不能亲见原书。所以，或许会跟实际情况有些出入。另外，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期间，南京大学的古籍在院系资料室与图书馆之间出现了一些馆藏地的变化。目前有些院系(历史系与文学院)的古籍存藏情况他们不是很清楚。总而言之，一卷本的宋刻宋元递修公文纸印本《魏书》，南京大学图书馆查无此书。 有关北京市文物局藏明人张溥刻《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公文纸印本《廋度支集》(一卷)的情况，见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上册第37页，编号为467号，称：“梁肩吾撰。明张溥刻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公文纸印本。”据该书下册第2238页，与书名编号467号对应的的藏书单位代号为0198号。再查集部下册第2196页，与藏书单位代号0198号对应的单位为北京市文物局。《中国古籍善本总目》有关公文纸印本《廋度支集》的信息见于该书第4册第1 171页汉魏六朝别集部分，著录信息为：“《庾度支集》一卷，梁肩吾撰。明张溥刻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公文纸印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书名编号为259。据第4册第1147页汉魏六朝别集部分259号的收藏单位代号为0198，据第1册《藏书单位代号表》第3页，收藏单位代号0198号即北京市文物局。由此可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均记公文纸印本《瘦度支集》收藏在北京市文物局。但同样奇怪的是，2014年7月24日上午，笔者前往北京市文物局资料室查阅该书，工作人员查找后，坚称并无此书，并称根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该书应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收藏。最近，笔者为写本文，又一次仔细查对了一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善本总目》两书，收藏单位确凿无疑写的是北京市文物局。 有关苏州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明代苏州顾氏刻《顾氏明朝四十家小说》公文纸印本《寓意编》和《国宝新编》的情况，据瞿文称：“明都穆《寓意编》一卷，明代苏州顾氏刻《明朝四十家小说》本，用万历间公文纸背印。据莫棠记‘纸背皆明万历初公牍，涉及人名有邝彭龄、敖选、黄尚明、陈汉、夏时等人。似系会计案牍刷印纸张之卷，但不知属江南何县耳’。现藏苏州大学图书馆。”又称：“明顾璘《国宝新编》一卷，同上书。”也就是说，《国宝新编》也藏于苏州大学图书馆，且同在《明朝四十家小说》公文纸印本一书之中。我们知道，瞿冕良长期供职于苏州大学图书馆，熟悉古籍版本目录学，他称两书现藏苏州大学图书馆，一定是亲眼所见。而且，苏州古籍保护网刊载的2009年江苏省政府公布的《第一批江苏省珍贵古籍名录》，共1588部，其中苏州市共364部，说苏州大学图书馆“顾氏明朝四十家小说四十种四十三卷，(明)顾元庆编，明嘉靖十八年至二十年(1539-1541)顾氏大石山房刻本，苏州大学图书馆存二种二卷(国宝新编一卷，寓意编一卷)。”以上各种信息都非常明确地将公文纸本《寓意编》和《国宝新编》的现存地指向了苏州大学图书馆。然而，笔者2014年10月22日前往苏州查阅公文纸本古籍并专派课题组成员宋坤前往苏州大学图书馆查阅上述两书时，该馆工作人员却无论在电脑目录还是纸质目录卡片上，均查不到以上两书，只好失望而归。 以上四种公文纸本古籍，分明著录在公私图书馆的相关目录中，相关古籍也是收藏在公立图书馆中，但就是在现场查检不到，笔者实在百思不得其解。苦思冥想的结果，笔者推测应该不外乎以下原因：第一，有的可能是目录书在著录、编校和印刷中存在失误，导致著录的现藏情况不准确。例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善本总目》都是大型联合目录，涉及单位上千家，包括国家图书馆和省、市、县级图书馆等不同层次，各个图书信息从最初填报到层层上报、汇总，再到编排、印刷、校对和出版，涉及的环节和人员之多难以想象，任何一个环节都难免出现一些意想不到或预料之中的疏失。这一点，学术界已就两书中存在的问题发表过不少意见和具体的指摘，此处不赘。第二，或许是出于保护善本减少磨损的本能，以找不到书，作为婉拒之借口。第三，也许是相关人员不熟悉业务，不了解善本的收藏所致。总而言之，笔者不敢说以上四种公文纸本古籍已经灭失或丢失，但至少是目前不能为读者利用，有灭失或丢失之虞。这一点希望引起图书馆学界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二、公文纸本原始文献与次生文献的价值比较 笔者近年前往不少图书馆查阅公文纸本古籍文献，感受最大的一点就是一个字“难”！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难，而是难上加难。这些“难”至少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借阅难。古籍尤其是善本古籍管理部门的门难进，脸难看，书难借，有的管理部门和工作人员任凭你好说歹说，借口善本是文物，就是不肯查阅。二是阅读难。公文纸本原始文献主要在背面，也就是说是在线装书古籍的折叶之内，阅读只能是从书叶夹缝向里看，如果线装书叶有足够的宽度和合适的高度多少还好些，能够阅读的空间相对大些，内容也相对多些。如果宽度不够高度狭长，则纸缝掀开的空间极其有限，纸背文献往往只能看到上下两端，中间文字很难看到。如果装订线再宽些，则被缝合掩盖其下的文字更多，整叶纸能够阅读抄写的内容更少。当然，这是由公文纸背文献的性质和装帧形式决定的。三是抄写难。国内图书馆学界古籍抄录文献的清规戒律太多，不能拍照，不能用水笔和签字笔抄录，只能用铅笔，必须戴手套等等。由于阅读的空间受限，抄录的范围大受限制，往往文字零散，缺行缺字，纵不成行，横不成页，形不成系统连贯的内容。还有，能够抄录的有效时间偏少。有的图书馆善本部提书的速度太慢，还书的时间太早，有时提书需要等一个多小时甚至两个小时才能拿到书，而往往下班时间偏早，收书速度很快，所以一天之内有效的抄录时间屈指可数。如果加上交通、食宿等费用，整理公文纸本文献的经济成本之高和人力投入之大，实不难想见。 纸背文献的整理，虽有以上三难，其实最难的是借阅难。阅读难和抄录难虽难，但操之于我，属于整理者主观可控的范畴，是自甘于难，可以设法自我克服，唯有借阅难是整理者自身无法逾越的障碍。借阅难固然有管理体制、借阅制度、工作人员业务素质、职业精神等方方面面的原因，但最大的问题却是管理者思想意识深处的认识误区，认为公文纸本是善本，善本是文物，不能轻易借阅，不能拆装整理，借阅、拆装会有损于古籍文物价值，不能因整理背面文献损害古籍文物。 造成上述认识误区的主观原因，确实含有保护古籍、保护文物的良苦用心和高度责任感，这一点应该肯定，但是其中客观原因也确实存在不了解公文纸本古籍正面文献与背面文献的关系，不了解纸背文献的特点和价值的不足之处。大家都知道，公文纸本古籍是废纸利用的结果，是用废弃的旧纸来刷印新编新著的书籍，因此纸背文献在形成时间上早于正面文献，纸背文献是一次利用文献，正面文献是二次利用文献；纸背文献是原始文献，正面文献是次生文献。大家还知道，纸背文献通常是官府档案和私人文书，一般为写本文献，正面文献为新编新著新印各种内容的刻本印本文献(这里暂不包括公文纸抄本)。这样一来，作为原始文献的写本文献，因为是现实生活中的实用文献，往往只有一份，而作为次生文献的印本文献化身千百，往往流传存世的不只一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始文献的写本文献往往是孤本文献，次生文献的印本文献往往是重本文献。二者的逻辑顺序和逻辑关系既明，其价值顺序和价值关系便不言自明，即一次文献早于二次文献，原始文献优于次生文献，孤本文献珍于重本文献，写本文献高于印本文献。一言以蔽之，每一公文纸本古籍虽是同一版本同一纸文献，但背面文献和正面文献却有着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内涵、不同的价值，公文纸本古籍纸背原始文献的价值总体上高于次生文献。正因为公文纸本具有正面为古籍刻本内容，背面为原始文献写本内容的双料价值，故相对于一般古籍版本更加珍贵。所以，著名版本学家顾廷龙曾感叹：“自宋以来公文纸所印宋刻之书，今所存者，殆仅十余种，其稀珍为何如哉！”[3]。《宋人佚简·编后记》亦言由公文纸印本《王文公文集》整理而成的《宋人佚简》，正面是“宋代文献”，背面是“珍本古籍”，“两者均系稀世之品，可誉为‘国宝’”，一语道出了《王文公文集》和《宋人佚简》作为公文纸印本一体双面、一本双宝的珍贵价值，也阐明了公文纸印本作为一种特殊古籍版本形态所具有的双料文献文物的价值所在。对于后一点，李伟国的认识更深刻，他曾称公文纸本所承载的公文档案，“从文献角度说，如公牍之类的实物，未经任何删汰概括加工，比方志、会要、法典、编年史、杂史、正史等原始得多”，“即使片纸只字，亦被珍同珠璧”[4](P123)。以上各位先生所论，也完全适用于元、明、清各个时期的公文纸本的情况。再者，因为纸背文献属于孤本文献，如果不加以整理，让孤本内容化身千百，一旦有闪失，就将造成纸背文献作为唯一存世文献永远灭失而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们应该汲取近代以来已有近三分之一公文纸本古籍灭失的深刻教训。所以说，公文纸本古籍纸背文献的整理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整理的问题，还具有抢救濒临灭失危险文献文物的性质。总之，对公文纸本古籍纸背文献的整理，应该引起图书馆学界、古籍学界的高度重视，应该将公文纸本古籍纸背文献的整理放在比限制阅读和简单“保护”更优先更突出更重视的地位。何况公文纸本原始文献的整理不仅不会损害正面文献的价值，反而可以极大地提高原本文献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