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阅读中的眼跳定位缺陷：基于新词学习的实验证据^*

梁菲菲 马 杰 李 馨 连坤予 谭 珂 白学军

(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院, 天津 300074)

摘 要 通过与生理年龄匹配儿童比较新词重复学习中眼跳定位模式变化的异同, 探讨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在新词学习中的眼跳定位是否存在缺陷。以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和生理年龄匹配儿童为被试, 采用重复学习新词范式, 结果发现：(1)与生理年龄匹配组相比, 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跳入新词的眼跳距离较短、首次注视落点位置更靠近词首; (2)生理年龄匹配组儿童利用学习次数调节新词眼跳定位模式的能力高于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 即随着新词学习次数的增加, 生理年龄匹配组儿童跳入和跳出新词的眼跳距离随之增长, 首次注视落点位置更靠近词中心; 相比之下, 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仅在跳出新词的眼跳距离上有所增长, 但增加幅度也显著小于生理年龄匹配组。结果表明, 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在新词学习中的眼跳定位, 及利用学习次数对眼跳定位的调节上均表现出一定缺陷。

关键词发展性阅读障碍; 新词学习; 眼跳定位; 中文阅读

1 问题提出

发展性阅读障碍(developmental dyslexia)儿童的典型表现是词汇量显著少于正常儿童(白学军, 张明哲, 孟红霞, 谭珂, 王雯, 2018; 郭志英, 谭珂, 宋星, 彭国慧, 白学军, 2018; 李馨等, 2019; Meng, Cheng-Lai, Zeng, Stein, & Zhou, 2011; Shu, McBride-Chang, Wu, & Liu, 2006; Zhang, Xie, Xu, & Meng, 2018)。在小学时期, 词汇学习的主要方式之一是从阅读中附带习得(梁菲菲, 章鹏, 张琪涵, 王永胜, 白学军, 2017; Nagy & Scott, 2000), 因此, 考察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阅读中的新词学习效率成为该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早期研究主要采用个体自我报告等主观测量法作为衡量阅读中新词学习效率的主要手段(Kuhn & Stahl, 1998)。眼动追踪技术(eye tracking technology)在该领域的运用使得研究者可以同时从“when” (何时移动眼睛)和“where” (将眼睛移至何处)两个方面揭示新词学习的内在认知加工过程(梁菲菲, 王永胜, 张慢慢, 闫国利, 白学军, 2016;王永胜, 陈茗静, 赵冰洁, 李馨, 白宇鸽, 2017; Blythe et al., 2012; Chaffin, Morris, & Seely, 2001; Joseph & Nation, 2018; Joseph, Wonnacott, Forbes, & Nation, 2014; Liang et al., 2017; Liang et al., 2015; Lowell & Morris, 2014; Weighall, Henderson, Barr, Cairney, & Gaskell, 2017)。

研究者已从“when”的视角发现, 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在新词学习时的眼动注视模式变化异于正常儿童, 即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在新词的首次注视时间和凝视时间上需要更多的语境才出现显著下降, 且在总注视时间上表现出更缓慢地下降, 表现出阅读中新词学习能力的低下(白学军等, 2019)。鉴于“when” (反映加工时间的长短)和“where” (反映落点位置的有效程度)是阅读眼动控制两个相互独立的子系统(Rayner, 2009), 在发展与成熟上表现出差异(Blythe & Joseph, 2011; Reichle et al., 2013)：“when”主要受高水平语言特征的影响, 随着年龄的增长, 儿童各项语言操作技能随之提高, 词汇加工速度逐渐提高, 并在11岁左右达到成人水平(Reichle et al., 2013); “where”主要受低水平文本特征的影响, 在7岁左右发展到成人水平(Blythe & Joseph, 2011)。那么, 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在阅读中的新词学习效率低下, 仅源于他们在“when”方面的缺陷, 还是同时源于“where”方面的缺陷有待于研究。明确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在新词学习中的眼跳定位是构建新词学习眼动控制模型的基础, 也是寻找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新词学习效率改善途径的重要理论基础。

目前, 关于汉语阅读障碍儿童在阅读中的眼跳定位是否存在缺陷还无定论。白学军等人(2011)比较了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及其生理年龄匹配和阅读能力匹配儿童在阅读中的眼跳定位。他们采用Yan, Kliegl, Richter, Nuthmann和Shu (2010)的数据处理方法, 将首次注视位置数据分成单一注视(即在第一遍注视中有且只有一个注视点, single fixation cases)和多次注视(即在第一遍注视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注视点, multiple fixation cases)。结果发现, 三组儿童在阅读中存在相同的眼跳定位模式：在单一注视中, 三组儿童均倾向于注视双字词的词中心; 在多次注视中, 所有儿童均倾向于将首次注视落在词首。鉴于后来研究对这种分离统计方法的质疑(Li, Liu, & Rayner, 2011), 即不论读者按照什么方式控制眼动, 即使采用恒定的眼跳长度策略控制眼动(Li et al., 2011), 如果首次落点位于词中心, 下一次落点跳出该词的概率显然大于首次落点位于词首的概率。因此, 汉语阅读障碍儿童在阅读中的眼跳定位是否存在缺陷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与阅读熟悉词相比, 阅读中新词学习的眼跳定位具有如下特殊性：一方面, 结合已有研究发现(Liu, Reichle, & Li, 2015, 2016; Liu, Huang, Li, & Gao, 2017), 词频是影响读者眼跳定位的重要因素之一, 即与高频词相比, 读者跳入低频词的眼跳距离更短, 首次注视落点位置更靠近词首, 且跳出低频词的眼跳距离也更短。新词类似于极端低频词加工(Blythe et al, 2012; Chu & Leung, 2005), 由此推测, 读者在新词学习上的眼跳定位会更加困难; 另一方面, 在阅读中学习新词时, 由于读者头脑里缺乏自上而下的词汇表征, 只能依赖于自下而上的加工进行新词识别。在该加工过程中, 读者首先会通过副中央凹预视获取新词的部分信息, 如正字法、语音等(Pollatsek, Tan, & Rayner, 2000; Yan, Richter, Shu, & Kliegl, 2009), 之后在中央凹视野完成词汇通达。研究发现, 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阅读知觉广度较小(熊建萍, 2014), 且在词素的正字法、语音、语素加工上均存在缺陷(Ho, Chan, Tsang, & Lee, 2002; Ho, Law, & Ng, 2000; Shu et al., 2006)。由此推断, 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在对新词进行副中央凹预视时较为困难, 可能影响其眼跳定位。因此, 本研究的第一个目的是探讨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在新词学习时的眼跳定位是否与正常儿童存在差异。

读者在阅读中的眼跳定位受诸多因素的调节, 如, 词间空格(在无词间空格时, 读者在词上的偏向注视位置由词中心移向词首, 见Paterson & Jordan, 2010; Perea & Acha, 2009; Rayner, Fischer, & Pollatsek, 1998; Sheridan, Rayner, & Reingold, 2013)、词长(随着词长的增加, 读者在单词上的首次注视位置离词首越远, 且再注视概率增高, 见Joseph, Liversedge, Blythe, White, & Rayner, 2009; Paterson, Almabruk, McGowan, White, & Jordan, 2015)、词素结构(语素结构较为复杂时, 首次注视位置从词中心移向词尾, 见Hyönä, Yan, & Vainio, 2018; Yan et al., 2014)等。探讨眼跳定位如何受低水平视觉信息及高水平语言学信息的调节, 是阅读眼动控制的重要内容, 也是阅读眼动认知控制模型(如E-Z阅读者模型, 见Reichle, Pollatsek, & Rayner, 2006, 以及SWIFT模型, 见Engbert, Nuthmann, Richter, & Kliegl, 2005)修正的依据。

国际移动通信卫星系统(Inmarsat)的第4代卫星(I-4)可提供FBB(FleetBroadband)业务，其中速度最快的FBB 500船站带宽可达432 Kbit/s。根据最新有关Inmarsat FBB加入GMDSS系统的评估报告NCSR 5-14-1显示，经过国际海事卫星组织(International Maritime Sateline Organization,IMSO)的技术与运行评估，Inmarsat FBB已经完全满足A.1001(25)的要求，这预示着2020年FBB船站加入GMDSS服务中的原计划将可能实现。

采用SCL-90症状自评量表测量中小学特级教师和普通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该量表在国内外已得到广泛应用，SCL-90症状问卷的a系数和折半信度分别为0.98和0.95，都在0.9以上，说明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甚佳。该问卷由Dergoatis编制，共有90个项目，包含精神病性、偏执、恐怖、敌对、焦虑、抑郁、人际关系敏感、强迫症状、躯体化等9项因子。

已有研究发现, 在汉语阅读中, 读者会根据目标词的加工难度动态调节基本的眼跳定位, 即目标词的加工难度通过影响副中央凹和中央凹的加工难度, 影响读者的眼跳定位, 具体表现为目标词加工难度越大, 跳入目标词的眼跳距离越短, 首次注视落点位置更靠近词首, 且跳出目标词的眼跳距离也更短(Liu, Guo, Yu, & Reichle, 2018; Liu, Yu, & Reichle, 2019; Ma & Li, 2015; Perea & Acha, 2009; Rayner, Ashby, Pollatsek, & Reichle, 2004; Rayner, Binder, Ashby, & Pollatsek, 2001; Wei, Li, & Pollatsek, 2013; Yan & Kliegl, 2016)。由于新词学习是一个重复的过程, 即读者要对每个新词进行多个语境的重复学习, 才能在头脑中建立并逐步巩固新词的词汇表征。随着学习次数的增加, 读者头脑中关于新词词素在形、音、义上的联结逐步增强, 新词的词汇表征逐步完善(白学军等, 2019; Blythe et al., 2012; Joseph et al., 2014; Liang et al., 2015, 2017)。这也意味着随着学习次数的增加, 随着对新词形、音、义越来越熟悉, 新词的加工难度其实在逐步降低(Joseph et al., 2014), 那么, 读者在新词上的眼跳定位是否会随着学习的深入而进行调整？

已有研究从“when”角度发现, 随着学习次数的增加, 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和正常儿童在新词上的注视时间均出现下降的趋势。不同的是, 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呈连续下降模式, 而正常儿童呈阶梯式下降模式。该研究结果表明, 学习次数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读者对新词的熟悉程度, 进而降低了新词的加工难度, 促进了新词学习(Blythe et al., 2012; Liang et al., 2015, 2017)。可能由于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在字词识别过程中的认知加工缺陷(如语素意识缺陷, 语音意识缺陷等, 见Ho et al., 2000; Ho et al., 2002; Shu et al., 2006), 随着学习次数的增加, 他们在新词上的注视时间下降较为缓慢, 表现出新词学习效率的低下。那么, 学习次数的增加对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新词学习时眼跳定位的影响是否异于正常儿童？本研究的第二个目的是探讨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利用新词学习次数调节眼跳定位的能力是否存在缺陷。

采用重复学习新词范式, 通过比较发展性阅读障碍(Developmental Dyslexia, 以下简称DD)和生理年龄匹配(Chronological age-matched, 以下简称CA)儿童重复学习新词时眼动行为的变化, 首先探讨两组儿童在新词学习中眼跳定位的差异; 在此基础上, 探讨学习次数对DD儿童眼跳定位的影响。基于前期有关汉语阅读眼跳定位的研究成果(白学军等, 2011; Liu et al., 2015, 2016, 2018; Ma & Li, 2015; Wei et al., 2013; Yan & Kliegl, 2016), 以及新词学习眼跳定位的特殊性, 本研究预期：(1)由于新词的加工难度较大(Blythe et al., 2012), DD儿童在阅读中进行新词学习时的眼跳定位存在缺陷, 表现为与正常儿童相比, 注视新词的首次落点位置更偏向词首, 且跳入新词的眼跳距离较短; (2) DD儿童利用学习次数调节新词学习眼跳定位的能力差于正常儿童。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对天津市三所小学以及福建省一所小学881名五年级小学生进行测试, 筛选出22名DD儿童(包括男生17人, 女生5人)和22名CA组(包括男生12人, 女生10人)儿童参与实验。

筛选标准如下。首先, 要求881名五年级小学生进行《小学生汉字识字量测验》(王孝玲, 陶保平, 1996)和《联合瑞文推理测验》(李丹, 胡克定, 陈国鹏, 金瑜, 李眉, 1988)。根据测验成绩对被试分组：(1) DD组, 智力处于中等或良好水平, 识字量低于同年级平均成绩1.5个标准差以上; (2) CA组, 与DD组同年龄且智力水平相当, 且识字量处于同年级平均成绩上下0.5个标准差以内。其次, 要求筛选出来的小学生进行阅读流畅性测验(包括一分钟快速读词、三分钟句子阅读) (王晓辰, 2010; Li & Wu, 2015)和个体认知能力测验(包括正字法意识测验、语音意识测验、言语短时记忆测验、快速自动命名测验) (林传鼎, 张厚粲, 1986; 凌文辁, 滨治世, 1988; 邹艳春, 2003; Cheng, Li, & Wu, 2015; Denckla & Rudel, 1974; Shu, Meng, Chen, Luan, & Cao, 2005)。根据测验成绩保留DD组中阅读流畅性测验成绩低于CA组平均成绩1个标准差以上, 且至少有一项个体测验成绩低于CA组1个标准差以上的被试。

在跳入新词的眼跳距离上, DD组显著短于CA组(b = −0.12, SE = 0.06, t = −2.14, p = 0.039)。学习阶段1和2的差异不显著(b = 0.02, SE = 0.02, t = 1.13, p = 0.258)。组别和学习阶段的交互作用显著(b = −0.10, SE = 0.03, t = −2.93, p = 0.003)。进一步分析发现, 两组儿童在两个学习阶段中跳入新词的眼跳距离均无差异(DD组：b = 0.04, SE = 0.04, t = 1.00, p = 0.319; CA组：b = −0.04, SE = 0.04, t = −1.10, p = 0.272)。

各组被试的平均年龄及各项测验成绩见表1。

表1 各年龄组被试的平均年龄及各项测验成绩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以下同。

经检验发现：在年龄、智力、声母/韵母/声调辨别、汉字广度上, DD组和CA组差异不显著(ts < 1.63, ps > 0.05); 在识字量、正字法、音节判断、音位删除、数字广度、数字/字母/颜色快速命名、一分钟读词和三分钟阅读测验上, DD组的表现均显著差于CA组(ts > 2.87, ps < 0.008, ds > 1.17)。由此可知, 本研究选取的DD儿童主要存在正字法意识缺陷、语音意识缺陷、言语工作记忆缺陷、快速命名缺陷和阅读流畅性缺陷。

2.2 实验材料

采用白学军等人(2019)的实验材料。共包含30个新词。将新词放在句子中间, 句子长度为13~14个汉字。句子难度的平均值为4.47 (SD = 0.35), 句子通顺性的平均值为4.31 (SD = 0.29), 表明句子容易理解且通顺。通过8个句子, 将每个新词描述成某个常见语义类别的新成员。共设有10个语义类别：文具、职业、花类、建筑物、交通工具、衣服、药类、动物、家具、水果。每个语义类别包含3个假词。为每个新词随机设置1~3个阅读理解题目以及1个语义类别选择题目, 考察被试是否真正理解句子的含义以及对新词语义类别的掌握程度。材料举例见表2。

表2 实验材料举例

为降低被试的疲劳效应, 将30个新词分为2组, 每组包含15个新词, 120个句子。每个被试阅读其中一组材料。两组材料在字频、笔画数、词素位置概率(包括首字和尾字)、新词的平均联想值以及包含新词的句子的通顺性和难度上(如表3所示), 均无显著差异(ts < 1.64, ps > 0.05), 表明两组材料同质。

2.3 实验仪器

采用加拿大SR Research公司Eyelink1000眼动仪, 采样率为1000 Hz, 屏幕分辨率为1024×768像素, 刷新率为120 Hz。被试眼睛与屏幕之间的距离为65 cm。字体为宋体18号, 每个汉字大小为25×25像素, 水平视角为0.74°。

表3 两组新词的材料特性

2.4 施测程序

每个被试单独施测。首先进行眼校准(五点模式), 平均误差小于0.5°。随后进入正式实验, 要求被试认真阅读实验语句, 按鼠标左键完成一个句子阅读, 并通过鼠标按键在屏幕上选择阅读理解题目和语义类别选择题目的正确答案。每名被试分两次学习15个新词, 中间休息10分钟。整个实验大约持续45分钟。

2.5 兴趣区划分

将新词作为兴趣区。基于前人研究(白学军等, 2011; Zang, Liang, Bai, Yan, & Liversedge, 2013), 将新词划分为4个区域, 对于分别落在区域1、2、3、4中的注视, 注视位置编码分别为0-0.5、0.5-1、1-1.5、1.5-2, 如图1所示。

图1 新词兴趣区的划分

3 结果

DD组和CA组的阅读理解正确率均在80%以上(DD组：M = 80%; CA组：M = 87%), 语义类别选择正确率均在95%以上(DD组：M = 95%; CA组：M = 99%), 表明两组被试均认真阅读了句子, 且经过八个语境的学习, 均能正确掌握新词的语义类别。经检验, DD组的阅读理解正确率和语义类别选择正确率均显著低于CA组(t(32) = 2.32, p = 0.027, d = 0.82; t(26) = 2.06, p = 0.049, d = 0.81), 表明DD组的阅读理解能力和语义推断能力均差于CA组。

根据如下标准删除数据(Blythe et al., 2012; Joseph et al., 2014; Liang et al., 2015, 2017)：(1)注视点少于3个的句子(0.88%); (2)眼动数据追踪丢失(0.05%); (3) 3个标准差以外(0.4%)。共删除总数据的1.33%。

将新词作为兴趣区, 选取如下眼动指标作为因变量：平均首次注视落点位置(mean landing positions for initial fixations); 再注视比率(refixation probability); 跳入新词的眼跳距离(incoming saccade length)和跳出新词的眼跳距离(outgoing saccade length)。

3.1 同质性检验

通过考察两组被试阅读两组材料时的眼跳目标定位是否一致, 检验两组材料是否同质。基于R语言(R Core Team, 2014)环境下的线性混合模型(Linear Mixed Model, LMM)对数据进行分析, 采用lme4数据处理包(Bates, Maechler, & Bolker, 2012), 指定被试和项目作为交叉随机效应。使用马尔可夫链蒙特卡罗(Markov-Chain Monte Carlo)算法得出的事后分布模型参数来作为显著性的估计值(Baayen, Davidson, & Bates, 2008)。将材料组别作为固定因素, 分别检验DD组和CA组在两组实验材料条件下的结果是否一致(结果见表4所示, 固定效应分析结果见表5)。首先采用最大化随机效应结构, 当模型无法拟合时, 再逐级递减。由于最后结果与最简随机效应模型结果一致, 因此报告最简随机效应模型的统计结果。

经检验发现：在平均首次注视位置、跳入和跳出新词的眼跳距离三个反映眼跳定位的主要眼动指标上, DD组和CA组阅读两组材料的眼动结果均无差异(ts < 1.86, ps > 0.05), 表明两组被试阅读两组材料的实验数据结果是同质的。因此, 在随后分析中, 将两组材料合并分析。

3.2 学习次数对DD儿童眼跳定位的调节作用

通过比较不同学习阶段条件下, DD儿童和CA儿童在学习新词时的眼跳定位特点, 探讨学习阶段对DD儿童眼跳定位的影响。将学习次数1~4作为新词学习的第1学习阶段, 学习次数5~8作为新词学习的第2学习阶段。采用线性混合模型, 将组别、学习阶段以及两因素的交互作用作为固定因素, 由于起跳位置(launch site)会影响眼跳定位(见Cutter, Drieghe, & Liversedge, 2017; Hyönä et al., 2018), 在分析时, 将起跳位置作为协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分析。

三人站在崖顶，向下望，但见陡直的岩壁直直切下，深不见底。崖间云雾翻腾，偶有岩鹰壮硕的翅膀从云中穿过，发出一声尖利的鸣叫，回音久久在山间传响。

两组被试在两个学习阶段中的新词眼跳目标定位结果见表6, 固定效应分析结果见表7。

表4 DD组和CA组在两组实验材料上的眼跳定位

表5 材料类别在眼跳目标分析指标上的固定效应估计值

表6 新词的眼跳目标和注视位置分析

表7 组别和学习阶段在眼跳目标分析指标上的固定效应估计值

注：比较1是DD在两个学习阶段上的眼跳注视位置差异; 比较2是CA在两个学习阶段上的眼跳注视位置差异。

3.2.1 平均首次注视位置及其分布

在平均首次注视位置上, 与CA组相比, DD组在新词上的平均首次注视位置更靠近词首(b = −0.12, SE = 0.06, t = −2.14, p = 0.039)。学习阶段1和2的差异不显著(b = 0.02, SE = 0.02, t = 1.13, p = 0.258); 组别和学习阶段的交互作用显著(b = −0.10, SE = 0.03, t = −2.93, p = 0.003)。进一步分析发现, DD组在两个学习阶段中的平均首次注视位置无显著差异(b = 0.03, SE = 0.02, t = 1.10, p = 0.273); 与学习阶段1相比, CA组在学习阶段2中的平均首次注视位置更靠近词中心(b = −0.07, SE = 0.02, t = −2.95, p = 0.003)。

3.2.2 跳入和跳出新词的眼跳距离

Renzulli提出天才行为的6大“认知合作性特质（co-cognitive traits）”[29]：乐观（认知、情绪、动机上的乐观和对未来成功的信念）、勇气（精神和信仰上的正直和勇敢）、对主题或学科的迷恋（热情和喜爱）、对人类关注的敏感性（利他主义和共鸣）、身体/精神的活力（领袖气质和好奇心）和对命运的感知（内控倾向、动机、意志力和自我效能）．

为了充分了解大学生的综合素质状况，我们从某“211工程”高校所属的5个学院中抽了20名学生进行综合素质测评。各个指标值按照关键控制点的要求计算，获得的评价矩阵见表1。

在跳出新词眼跳距离上, DD组与CA组差异不显著(b = −0.15, SE = 0.16, t = −0.94, p = 0.352)。学习阶段1跳出新词的眼跳距离比学习阶段2更短(b = 0.17, SE = 0.03, t = 5.18, p < 0.001)。组别和学习阶段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b = −0.13, SE = 0.07, t = −1.94, p = 0.052)。进一步分析发现, DD组和CA组在学习阶段1的跳出新词的眼跳距离均显著短于学习阶段2 (DD组：b = −0.13, SE = 0.05, t = −2.72, p = 0.006; CA组：b = −0.28, SE = 0.05, t = −5.85, p < 0.001), 但CA组在两个学习阶段中的差异更大(CA：平均差值 = 0.27; DD：平均差值 = 0.11)。

3.2.3 再注视比率

DD组的再注视比率与CA组差异不显著(b = 0.41, SE = 0.24, t = 1.74, p = 0.083)。学习阶段1的再注视比率高于学习阶段2 (b = −0.56, SE = 0.07, z = −7.52, p < 0.001)。学习阶段和组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b = 0.22, SE = 0.15, z = 1.50, p = 0.133)。

综合上述结果, DD儿童在阅读中进行新词学习的眼跳定位存在一定缺陷, 具体表现为：与正常儿童相比, DD儿童跳入新词的眼跳距离更短。此外, DD和CA两组儿童在新词学习中的眼跳定位均受学习阶段的调节, 但在调节程度和方式上有所不同：首先, 对于CA组, 学习次数的增加使得他们跳出新词的眼跳距离均增长, 首次注视落点位置更靠近词中心, 再注视比率更低; 对于DD组, 学习次数的增加使他们跳出新词的眼跳距离增长, 但调节幅度小于CA组, 再注视比率更低, 但对跳入新词的眼跳距离无影响。

4 讨论

在汉语阅读中, 目标词的加工难度会影响读者的眼跳定位：目标词的加工难度越大(如, 词频较低、预测性较低、视觉复杂性较高等), 跳入目标词的眼跳距离越短, 在目标词上的首次注视落点位置越靠近词首, 这是由于副中央凹的加工难度增大导致的; 同时还会使跳出目标词的眼跳距离更短, 这是由于中央凹加工难度增大导致的(Liu et al., 2015, 2016, 2018; Ma & Li, 2015; Wei et al., 2013; Yan et al., 2010, 2016)。本研究结果发现, 随着新词学习次数的增加, CA儿童在新词上的首次注视位置更靠近词中心、跳出新词的眼跳距离增长。表明随着学习次数的增多, CA儿童对新词的熟悉性增加, 在新词形−音−义之间建立了更为巩固的联结, 进而减小了新词在副中央凹的预视难度和在中央凹的加工难度, 促进了他们在新词上的眼跳定位。

4.1 DD儿童在新词学习中的眼跳定位缺陷

在汉语阅读中, 读者的眼跳定位同时受目标词的副中央凹和中央凹加工所决定(Liu et al., 2015, 2016, 2018; Wei et al., 2013; Yan et al., 2009, 2010, 2016)。其中, 平均首次注视位置和跳入新词的眼跳距离主要和新词的副中央凹加工效率有关, 跳出新词的眼跳距离主要和新词的中央凹加工效率有关(Liu et al., 2015, 2016; Yan et al., 2010, 2016)。本研究结果发现, 与正常儿童相比, DD儿童再注视比率较高, 跳入新词的眼跳距离较短, 表明DD儿童在新词学习上的眼跳定位效率低下, 可能是由于副中央凹预视效率较低所致。这可能是由于：

第一, DD儿童的阅读知觉广度较小, 在副中央凹中无法预视到新词的全部信息(熊建萍, 2014; Yan, Kliegl, Shu, Pan, & Zhou, 2010)。熊建萍(2014)发现, 汉语DD儿童的阅读知觉广度仅限于注视点右侧1~2个汉字, 远远小于同年龄正常儿童(知觉广度为注视点右侧3个汉字)。Pan, Yan, Laubrock, Shu和Kliegl (2014)也发现, DD儿童在加工双字词和三字词时, 单次注视的落点位置比正常儿童更偏向词首, 表现出注视位置缺陷。由于本研究中的新词均是双字词, DD儿童在对新词进行副中央凹加工时, 可能只能预视到新词的首字信息, 因此无法向正常儿童一样根据词长有效调节眼跳定位。

第二, 由于本研究中的DD儿童在正字法、语音、形−音转换自动化加工及反映多种低水平认知加工的阅读流畅性上均存在缺陷(Ho et al., 2000; Ho et al., 2002; Meng et al., 2011; Yan, Pan, Laubrock, Kliegl, & Shu, 2013), 即在汉字加工模式上存在缺陷, 导致他们：(1)在中央凹加工中需要耗费更多的认知资源, 分配到副中央凹预视新词的认知资源较少(Yan et al., 2013); (2)在对新词进行副中央凹加工时, 获取新词正字法、语音等信息的有效性降低。因此, 他们只能采取较为保守的眼跳策略, 即缩短眼跳距离、将首次注视落点靠近词首, 以便对新词进行再注视, 通过多次加工获取新词信息, 保证阅读效率。

3.3 轮滑教学创新组织形式无疑对于轮滑教学开拓了一个体系化的技能学习模式，是否可以在其他体育项目教学中兼容并蓄，有待于教师结合项目特点有的放矢。

本研究结果还发现, DD儿童跳出新词的眼跳距离与正常儿童没有差异, 表明两组儿童在中央凹中对新词的加工效率相当。结合白学军等人(2019)研究结果, 即与正常儿童相比, DD儿童在中央凹对新词加工时需要更长时间, 表明DD儿童新词加工效率低下似乎仅表现在眼动行为的“when”方面, 而并未表现在“where”方面。这可能与新词学习的特殊性有关：由于新词类似于极端低频词, 不论是正常儿童, 还是DD儿童, 在中央凹中加工新词耗费的认知资源都达到了天花板效应, 意味着他们只将少量认知资源用于在副中央凹加工下一词, 因此两组儿童并未在跳出新词的眼跳距离上表现出应有的差异。

4.2 学习阶段在DD儿童新词学习眼跳定位中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探讨了DD与CA两组儿童在新词学习上的眼跳定位差异, 以及学习阶段对两组儿童眼跳定位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 DD儿童在新词学习上的眼跳定位存在缺陷, 表现为相比于正常儿童, DD儿童跳入新词的眼跳距离较短; (2)两组儿童在新词学习中的眼跳定位均受学习次数的调节, 其中对DD儿童的调节作用主要表现在跳出新词的眼跳距离上, 对CA儿童的调节作用既表现在跳出新词的眼跳距离, 也表现在平均首次注视位置上。基于DD儿童的认知缺陷以及眼跳定位的加工机制, 对上述结果作如下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 考虑到本研究中的DD儿童在识字量上显著低于匹配组儿童, 可能导致他们在阅读中遇到更多的生词, 进而降低阅读中的新词学习效率。因此在材料编制时, 我们选取适合三年级儿童(与DD儿童阅读能力匹配)阅读的句子作为实验材料, 保证小学五年级的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在阅读句子过程中, 可以识别每个汉字, 避免他们由于识字量较少影响其新词学习效率。

本研究结果还发现, 与正常儿童相比：(1)学习次数的增加使DD儿童跳出新词的眼跳距离有所增长, 但增加幅度仍然小于正常儿童。表明学习次数的增加虽然通过促进新词在中央凹处的加工, 加长了DD儿童跳出新词的眼跳距离, 但促进效率小于正常儿童。根据E-Z读者模型(Reichle et al., 2006), 阅读过程中的眼跳定位包括两个加工阶段, 第一是词汇通达的早期阶段, 即熟悉性检验阶段。第二是眼跳计划阶段。结合本研究结果发现, 虽然学习次数的增加能够增加新词的熟悉性, 有助于DD儿童完成词汇的熟悉性检验, 进入眼跳计划阶段。但由于DD儿童对眼跳误差的调整及眼跳适应能力均差于正常儿童(Freedman, Molholm, Gray, Belyusar, & Foxe, 2017), 在对新词进行眼跳计划实施的过程中, 不能像正常儿童一样迅速有效地将眼跳调整到预期的落点位置, 因此表现出较小的学习次数促进作用。(2)学习次数的增加并没有影响DD儿童跳入新词的眼跳距离和平均首次注视位置。表明DD儿童不能像正常儿童一样利用学习次数的增加, 促进新词在副中央凹处的加工, 对跳入新词的眼跳距离产生影响。这可能是由于相比于正常儿童, DD儿童的词汇识别的效率较低(白学军等, 2019), 将大量的认知资源集中到中央凹, 分配给副中央凹的认知资源较少, 导致他们在学习加工难度较大的新词时, 尽管经过多次重复学习, 可依然无法利用学习次数改善对新词在副中央凹处的预视效率, 因此没有表现出促进作用。

5 结论

在本研究条件下得出如下结论：(1) DD儿童在新词学习中的眼跳定位存在缺陷, 即跳入新词的眼跳距离较短, 首次注视的落点位置更靠近词首; (2) DD儿童通过学习次数调整新词学习中眼跳定位的能力存在缺陷, 即DD儿童不能随着学习次数的增多, 有效调节跳入新词的眼跳距离和落在新词上的平均首次注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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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四年，青辰都是滑翔大赛的冠军。也即是说，自从他十二岁生日那天第一次参加滑翔大赛，便再没有人能从他手中夺走冠军的勋章。他似乎对天空有着超过常人的敏锐感知，无论是对风向和风速的判断利用，还是悬空时出色的平衡掌控能力，都让他能够远远领先对手。而这一次，他更是对滑翔翼进行了改良，使它的结构更加接近翅膀的流线型，以便在滑翔时获得更大的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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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喉癌癌组织与声带息肉中Survivin、bcl-2、p53、caspase-3表达量比较 喉癌癌组织Survivin、bcl-2、p53表达量显著高于声带息肉(P<0.05)，caspase-3表达量显著低于声带息肉(P<0.05)，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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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各脑叶CT值比较 观察组患者左额叶CT值、左、右颞叶CT值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右额叶CT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且观察组与对照组右颞叶明显高于其他脑叶（P＜0.05）。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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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香板就是不砍树。用秸秆取代木材，一方面可以实现资源循环利用，生产1立方米禾香板，可少砍伐木材2立方米，仅凯利板业的生产线，每年就可消耗秸秆18万吨，可以解决50万亩农田秸秆的综合利用问题；另一方面，促进农民增收。每亩农田产秸秆800斤，按每斤秸秆0.11元计算，每亩农田通过秸秆即可增收80元左右，50万亩可增收4000万元。对于企业来说，也不是赔本的买卖。企业每收一吨秸秆，政府补贴30元。同时，企业还可以获得数百万元的碳排放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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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注浆压力，其和很多因素有关，如扩散半径、地层岩性、地层结构、地层构造、浆液黏性、孔径等，并且还会受到区域地下水的直接影响。在理论角度进行推导有很大的难度，通常要根据工程经验来确定，再于施工中不断调整。

在使用TDR系统进行滑坡的长期监测过程中，首先根据滑坡的实际情况，在滑坡的某个位置钻孔，打穿潜在滑动面后直至稳定的地层，将TDR同轴电缆安放在监测钻孔中。而后，将同轴电缆与电缆测试仪相连，回填钻孔，将同轴电缆与周围地层紧密结合(图6)。接着，把电缆测试仪作为信号源，发出脉冲电磁波，通过同轴电缆进行传输，同时接收从电缆中反射回来的脉冲信号。数据记录仪接到电缆测试仪的上部，记录、存储从同轴电缆中反射的脉冲信号，为后续分析做准备。通过TDR系统确定滑动面位置，对不同深度的滑坡体位移动态进行记录分析，定位监测对滑坡深部位移，在工程中具很好的应用前景[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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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cadic targeting deficits of Chinese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yslexia: Evidence from novel word learning in reading

LIANG Feifei; MA Jie; LI Xin; LIAN Kunyu; TAN Ke; BAI Xuejun

(Academy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4, China)

Abstract

It is reported that, the primary approach for school children to acquire vocabularies is by deriving word meanings from contexts. The typical deficit of developmental dyslexia is that they have smaller vocabulary size than their chronological age-matched children. One recent study has examined the cognitive processes underlying dyslexic children’s novel word learning during reading by using eye tracking. This is a method that is well established as a means of investigating reading behaviour by measuring when and where the eye fixates on text as written language is processed naturally.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all the studies investigating novel word learning measured fixation durations on novel words fixated by dyslexic children with a view to quantifying the time required for those novel words to be successfully identified within the context of a sentence.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investigated saccadic targeting in relation to novel word learning in dyslexia children.

Each novel word was embedded into eight sentences, each of which provided a context for readers to form a new lexical representation. Two groups of dyslexic children and age-matched control children’s eye movements were recorded when they read sentences. Given the ongoing lexical processing difficulty influences the basic decision of “where to target” in Chinese reading, the novel word poses substantial processing difficulty, particular for dyslexic children with inefficient lexical processing, we predict that dyslexic children would be less efficient to target the eyes than control children did in novel word learning.

Consistent with our prediction, the mean initial landing positions on novel words were further away from the word center for dyslexic than control children, showing that the basic decision of saccadic targeting on novel words was less efficient for dyslexic than control children. Additionally, we categorized 8 exposures to novel words as being two learning stages: Learning stage 1 including exposures 1 to 4; and learning stage 2 including the exposures from 5 to 8. We aimed to examine whether they were able to modulate their saccadic targeting as the accumulated learning of novel wor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ntrol children targeted the initial saccades closer to the word centers with increased exposures, while such effect did not occur for dyslexic children.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control children adjusted the initial saccadic targeting based on lexical familiarity information, while dyslexic children did not.

On the basis of the findings above, we argue that, dyslexic children may adopt more careful strategy of saccade-target selection given their lower efficiency in word processing, such that they had lower efficiencies in the basic decision of saccadic targeting, as well as the usage of “lexical familiarity information” to modulate the saccadic targeting to novel words. This might account for their low word acquisition efficiency in reading.

Key words developmental dyslexia; novel word learning; saccade targeting; Chinese reading

收稿日期:2018-11-28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600902, 81471629, 31571122)和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TJJX16-013)。

分类号B844; G44

通信作者: 白学军, E-mail: baixuejun@tjnu.edu.cn; 梁菲菲, E-mail: feifeiliang_32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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