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主权:经济分析的可行途径&中俄两国改革得失原因探析_国家主权论文

经济主权:可行的经济分析途径——兼探中、俄改革得、失之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权论文,失之论文,经济分析论文,途径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1698(1999)05—0034—07

自从本世纪60年代中期,国家主权扩展到经济领域,形成经济主权概念以后,这一概念便成为政治学科理论研究的常用语言。遗憾的是,这个与经济紧密相联的问题,其价值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并未得到深入挖掘。本人在感叹中、俄两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天壤之别、探求其深层原因时,认为经济主权对经济活动的成败影响至远、至深、至大,应予深入探析。

一、经济主权的基本含义

经济主权是个意思明晰的概念,最直接的认识是经济和主权的组合,指存在在经济活动中的国家主权,即一个国家从事本国经济活动的独立的、自主完整的权力。进一步理解它可分两层含义:其一、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每一个国家独立的、平等的经济活动主体,在处理自己国际国内事务时,不受别国的干预或限制,在经济上不从属于他国;其二、在国内经济体系中,国家享有组织、管理经济的最高权力,对其领土内的一切人和物等自然资源享有排他性的管辖权。经济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国家主权不仅包括政治主权,而且包括经济主权(注:杨逢春主编:《中外政治制度大辞典》,人民日报社出版社(北京),第6页。)。1966年联大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了“所有人民得为他们自己的目的自由处置他们的天然财富和资源”的经济主权原则(注:刘杰、黄仁伟等:“试论国际机制下国家主权的可变性与适应性”,《学术季刊》(沪),1999年第1期,第85页。)。1974年联大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使这一独立权利的内容更加丰富。说明经济主权在现实生活中,不只是一种抽象、虚拟的理论概念,而是客观存在、能起重要作用的主权实体,它从国家主权中分离出来,具有相对独立性,它的存在意义是保证各国的国家利益和其它主权形式共同协作,保证各国社会稳定发展。从这一角度来看,经济主权本质上是个政治概念,它对经济活动所起的作用,正是政治对经济具有反作用的结果。作为国家主权的一部分,经济主权既有一切主权的共同性,如客观性、可分性、可传递性、强制性、历史性等等,同时又有自身的特殊性。

1、权力作用的相对独立性,即主权的独立存在性。 经济主权是独立存在的,它有区别于其它主权内容的独特个性。经济主权不同于政治、文化等主权的特殊点是:它所运作的内容是社会的生产活动,这一活动的目标原则、方式、结果不同于其它方面,因而有其自身的活动规律,这种独立性一方面要求人们尊重经济活动、按照自身的规律、主要采用经济方式开展经济活动,力避经济问题简单化、单一化、模糊化,那种以行政手段替代一切,政企不分的现象是有悖于这一要求的;另一方面经济主权是相对独立但不是孤立存在的,经济主权独立其中的是一个由社会的政治、文化、心理等多种因素构成的复杂系统结构,经济领域以外的其它方面内容,随时都可能作为一个变量,影响经济活动的运行,因此要使经济良性运行,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其它方面的综合关系。

2、权力作用的有限性, 即经济主权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力是有条件的、可以制约的。一方面经济主权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一部分,其作用范围仅限在经济领域里,与国家主权相比它是局部的、部分的,因而是有限的。因此,在经济活动中,国家主权发挥作用的成败结果,只是局部的问题,切不可以偏代全,陷入经济一好遮百丑、经济一坏处处丑的思维定势和认识误区;另一方面,经济主权发挥作用的好坏,不完全取决于掌权阶级的意志,还要受经济规律的制约,受一国人民的实践制约。因此,违背规律,脱离实际的主权运作行为,必然达不到经济主权存在的真正目的。

3、权力作用的基础性,即经济主权对国家存亡、 社会发展起着基础性的重要作用。这种基础性表现之一是:经济权力是其它权力的发源地。因为最早的人类活动是生产劳动,社会的其它方面都是从这一基础中派生出来而相对独立的。经济权力是最早形成的权力。表现之二是: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经济是基础,这一基础的强弱,决定着政治、文化、意识等上层建筑的状况,经济繁荣,则可促进国家兴旺、人民幸福、社会安康,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而经济形势恶化,极易使国力衰减、人民困苦、社会动荡、国家主权受到威协,所谓“落后就要挨打”。因此,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

于是,借助对经济主权的这些基本特征的认识,我们便可进一步剖析它对经济活动影响的内在机制。

二、经济主权的经济意义分析

经济主权对经济活动的意义是深远的,从本质上看,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国配置资源、组织生产、构建稳定有效的生产方式的唯一途径。这一点在多数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往往被人们隐含在经济主体与经济活动相连的中间层次中视而不见。事实则是,经济主体当然是任何经济活动都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但是在国家制度存在的社会里,没有权力的经济主体对经济活动的运作毫无现实意义:或开展不了经济活动、或提高不了经济和计划体制下企业单位要求放权的呼声。于是计划配置资源也好、市场配置资源也好,不同的体制形式背后是谁构建并保证它的存在呢?只能是经济主权。

现实生活中,经济主权这一主宰经济活动的无形力量是借助于各国独特的经济主权动态结构体系来运作经济活动的。其一、根据主权的可分性,经济主权在横向上可依靠掌权阶级的意志被分为诸如:所有权、经营权、财政权、金融权、外贸权等若干块,不同块的权力制约、管辖、调节整个经济活动中的一块具体内容;在纵向上经济主权可依掌权阶级的意志分成诸如:直属部门、省、市等不同层级。不同层级拥有的主权能力大小不一,同一层级里的主权作用范围、作用对象不尽一致。这样层层、块块之间交错相连,共同运作,构成了经济主权的存在结构,铸就了经济主权借以配置资源、运作经济活动的硬件。其二、根据主权的可传递性,经济主权在已构建成的经济体制硬件上,通过政策、法规、制度等不同的软件形式,把组织经济活动的无形力量逐层、逐块地传递起来,遍及全国各地,各行各业,赋予经济生活的动态的生命力。

可见,经济主权结构体系既是经济主权运作的结果,又是经济活动展开的框架,成为各国实现从生产要素到生产结果的中间环节,这是各国经济活动的无差别共性。依据这一分析,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经济权力是经济活动(生产活动)中,除了资本、劳动、科技之外的又一要素,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是更为重要的要素之一,有些经济理论所说的“制度”因素,我们认为只是这一要素最直接的表现形式。由此我们才更容易理解权力也是财富和权力能交易的道理。

经济主权对经济生活的作用可归纳为如下两类:

(一)对既定经济体制的作用。一国既定的经济体制是依掌权阶级的意志构建成的经济运行体制。它往往带有满足掌权阶级意志和利益要求的典型特征(如前苏联典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美国典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主权对既定经济体制发挥的作用是:随时借助不同的“软件”形式解决经济体制运行中新出现的问题,调整不合理的关系、消化各类矛盾之完好运行、为国家和社会增进利益。

现实生活中经济主权的这种守护、调整作用必不可少。因为,正常的经济运行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来自主观因素(如政策失误等)和客观因素(如自然灾害、伤病侵袭、人口增长、迁移等)的影响,造成既定活动方式的改变,背离掌权阶级的要求和利益,一旦背离幅度影响可能导致既定经济体制失败、损益时,经济活动中各种信号(主要如GDP、 通贷膨胀率、失业率、物价指数等)将提示经济主权以政府调控、干预的直接形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修正经济活动行为。而在经济体制合理、经济关系顺当、经济环境良好、经济效益可观时,经济主权通常只表现为以既定的“恒力”维护着它的运行,免受国内外权力的干涉,在国内经济活动中不表现出它的强制性,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国家政府有时可以不管经济,而不管经济时,经济也会增长的缘故。只不过这样美好的时光不管在那个国家都难能永恒,若干时间后自然、社会的互动结果必然造成新的问题出现,呼唤政策出面,显示主权调节作用之神威。西方社会历次危机、滞胀的怪病发作集中说明:那种以为不要国家干预的超越经济主权制约的经济运行是毫无道理的。在国家制度存在的社会里,各国的利益是独立的,经济利益与统治阶级的生死存亡与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紧密相连,特别是在冷战后的所谓和平时期里,经济发展是各国生存的头等大事,谁不珍惜经济主权的作用、认真待之,将自食苦果,后悔莫及。

(二)、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当掌权阶级意识到既定的经济体制存在很大弊端,继续存在下去对其利益增进不利、不符其意时,便会对原有体制作出改革或变革的处理。在这样的改革中,经济主权对经济活动的作用是重构新的体制,并保证其在旧的基础上完成新体制的转换。其中,经济体制目标的选择和转换方式的选择是经济主权担负的两项极具风险的重要任务。

1、经济体制目标的选择。 选择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是个非常复杂的判断过程,这与掌权阶级的生存目标和战略有关;与国家的性质、历史、文化传统有关;还与国内各阶层的压力水平有关,是一个需要综合运筹的决策。不同国情的国家可能会选择相似的目标模式;国情相同的国家也可能选择不同的目标模式。各国究竟作何选择是各国自己的“私事”,他人无权干涉。值得弄清的问题是:(1 )选择什么样的目标模式将会把本国经济水平引进不同的境地,在这一点上,不等于别人成功有效的模式自己也一定成立,因此要防止生搬硬套、跟着别人后面爬行而迷失自己。(2)自认为理想的模式选定后,它是否一定会如其所愿? 这是一个谁也无法肯定的、带有风险的博弈,它的实现过程是一个包含众多不确定因素环节的过程,需要社会实践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并为此而努力。选择什么样的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后果影响重大。我国依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在改革中初步显示出积极效应,而俄罗斯政府则把改革的目标模式定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战车上,引致出其初期经济生活的混乱局面,成为我们值得总结的经验之一。

2、经济体制转换方式的选择。 经济体制转换方式也即经济体制的转换途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转换方式也是实现其经济目标的重要问题,改革实践显示,可供人们选择的经济体制转换方式大致可归纳为二类共四种不同形式。

第一类,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上看,可分为政治革命型和经济改革型。前者是通过政治革命使国家主权易主,导致经济主权易主,在新的掌权人意志下构建新的经济体制,完成转换(如东欧各国)。由于在这一情况下的统治阶级性质发生了变化,使经济主权的意志、利益代表的性质随之而变,因而经济活动的结构关系、方式方法和追求的目标均较以前出现较大差别,甚至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后者是在统治阶级地位未变的情况下,自身变革、自身完善。这时的经济体制构建可以保持既定经济体制的主要方面或一部分,改进其它方面,使之更接近原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或者也可以完全改变既定的经济体制,赋予其全新的结构和内容,以完全符合掌权阶级的意志和利益。

第二类,从经济结构转换的速度看,可分为“激进式”和“渐进式”两种。前者是通过出台“一揽子”实施的措施,在短期内切换运行机制,实现运行方式的快速转换。他们的信条是“不能想象深渊用两次跨越”。后者是通过改革的逐步推进,用市场机制代替计划体制,从而实现运行方式的逐步转换。其遵循的原则是“摸着石头过河”。两种方式孰优孰劣因国而异,理论上人们可以争论,但绩效不同是肯定的。

在以上两类转换方式的基础上经过不同组合,人们又可以获得四种不同的具体形式:

(1)、易主的激进式, 即在政权性质改变的基础上进行的突变式经济体制改革。如波兰、俄罗斯改革。

(2)、易主的渐进式, 即在政权性质改变的基础上进行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如匈牙利改革。

(3)、原主的渐进式, 即在政权性质不变的基础上进行的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如中国改革。

(4)、原主的激进式, 即在政权性质不变的基础上进行的突变式经济体制改革。如前苏联改革。

实际生活中存在的这四种转换模式的不同选择均依靠掌权人的意志和利益而定。因为不同的转换方式绩效不同,所以施行结果大相径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俄两国的路径选择了。不少经济文章在分析中、俄改革的方式时,大都默认了他们渐进和激进的差别,如果从大的方面看这是可以的,若要从细致角度分析就嫌不够。依我们的分析可见,中、俄改革的路径差别实质是原主渐进与易主激进的差别,不是简单的渐进和激进。他们的政治依托反差太强,必然结果反差太大。

那么,为什么同样是经济转型,不同的目标、方式会引出不同的结果,或者即使是相同的目标和方式也会引出不同的结果呢?我们以为对这一问题所作的“方式论”、“制度论”的解释仍嫌表面,根源是经济主权运作效率的差别使然。于是我们将这一问题单独分析。

三、经济主权的使用效率分析

众所周知,各国的统治阶级是经济主权的拥有者,经济主权体系的构建和运行无不体现着他们的独特意志和利益。因此,一国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又从相反的角度上折射出统治阶级运作经济活动的能力和艺术——效率。可见,研究一国的经济活动不能不联系该国经济主权,不能不考察这一权力的使用效率。

经济主权的使用效率是指运用经济主权作用经济活动产生的经济发展效益。一国的经济发展效益好(表现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经济关系协调、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等),则国家经济主权的运作效率高;反之则反。由于国家经济结构是经济主权发挥作用、达到效率目的的中介,因而,有效率的国家经济主权结构是保证国家主权效率的前提,它应起码具有如下特点:

(1)、主权结构的合理性。这是对主权结构硬件的要求。 这一硬件结构的构建要符合事物的联系,体现科学性,便于调动积极性。

(2)、主权结构的增益性。这是对主权结构存在意义的要求, 即经济主权对经济活动的作用应能推动经济发展。

(3)、主权结构的持续性。这是对主权结构可靠性的要求, 即从长期看,这样的结构能使经济活动稳定、长久地增益。

(4)、主权结构的兼容性。这是对主权结构灵活性的要求, 即在这种主权结构下的经济活动应能较好地与政治、文化、历史等国家主权的其它方面相适应,不致产生国家主权内部的相互抵触、干涉,不致形成内耗。

显然,这样有效的结构不是天生的,而是靠掌权阶级的主观能动性,创造且不断完善它,当其缺乏效率时,可以借助机构改革、人事变动、政策修改调整之。故,掌权阶级始终存在一个怎样用好主权的问题。从理论上看,妨碍掌权阶级用好经济主权、使之失效的因素主要来自内、外两个因素。就内因而言,在诸多因素中,掌权阶级能否科学和艺术地运作经济活动:一方面尊重科学,按社会规律、按经济规律办事,力避盲目蛮干;另一方面尊重实际,从本国国情出发,真正做到把科学理论与本国实际结合起来、把本国人民的当前利益和国家发展的长期利益结合起来,合理地分配、制衡权力,在复杂的国际社会环境下,探寻切实可行的方式、方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的。

就外因而言,由于经济主权是一国经济利益的集中表现,因而容易受到侵袭,特别是自90年代以来,国际相互依存的态势空前深化,国际经济合作全方位发展,使国家的“自由处置它们的天然财富和资源”的主权受到侵蚀和制约比政治和安全领域更加深刻。在这样的国际机制中,保持经济主权的独立完整具有重要意义。这种独立、完整有二层含义:其一是指掌权阶级不屈服强权、不受制于他人(如当年的铁托),以免不良信息、无效信息的干扰,集中精力研究本国的经济问题,开发出推动经济的“软件(政策、制度、反腐措施等)”,独立自主地从事经济活动;其二是指在国家主权弱化趋势存在的国际背景下,应确立经济主权是有益、有偿的共享物的意识和原则,不得已的主权损失应以主权的真实收益为前提。那种受制于人而损益的经济主权肯定是无效益可言的虚化主权。如果掌权阶级做不到科学、艺术地运用主权,显然会产生经济权力的漏出、浪费,提高不了效率。而被人利用、受制于人的主权能否增强主权效率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这是一种存有异己的不完整的主权,整合这一主权的各个部分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都是以自己的最大利益为前提的“经济人”,不可避免地产生异议、磨擦、制约经济活动能力、艺术的发挥,降低主权效率。

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经济主权的绩效损失、进而对经济活动的不良影响是可以想见的,我们将借助下面的简单模型具体分析之。

假设选择(或既定)的目标模式为M(见图一), 那么由该国特定社会条件决定的、能使经济体制顺利转型(或调整)的过程总是客观存在且是唯一的,我们称之为理想的转型状态,其意思是说:在一定的时间(T)范围内,经济体制在经济主权的作用力下, 顺利完成了转变过程(S),于是图一中OM一条连线可描述这一状态。这时OM 的斜率变大(相对而言),说明转型所需时间较短,进程较快,我们可借此说明激进式改革方式。(既定体制的调整同理)。

在实际生活中,有效率的主权作用,能较好地接近这一理想状态、且有可能提高理想状态完成的速度(即图二OM'一定与OM 重合且小于OM),这当然是各国都希望做到的。但,理想状态能否被你获得,这是一种博弈,实际生活必然存在着主权使用效率不高的主权主体,而无效率的主权作用,将有害于理想状态的经济体制转变(或调整),这种害处等于掌权阶级偏离了理想状态,从另一路径上力求实现理想的经济体制转换目标,客观上如同南辕北辙,会造成经济体制转型的时间损失和进程耽搁(具体物化表现是;经济关系错乱、资源配置失当、权益结构不合理等等),形不成理想(或健康)的经济活动秩序,因而,相对于理想状态而言是有害、低效的,图二将说明这一点。在图二中OM' 为低效或失效的经济主权作用,是主权主体偏离了理想状态又自以为是在理想状态(OM)下进行的现实过程,在OM'下,有两种情况可以讨论:

(1)、如果OM'在OM上方,这时虽然转型进程形式上是已达到了转型目的(见图三,S[,0]〈S[,1]),但,由于时间仓促,经济转型的内在机制(如人们的心理承受力、综合国力的支撑力、制度设施的保障力等)尚未成熟,导致整体的经济活动状态不能理想,相比于理想状态,它只处于A点,其有效进程只为OS[,A],S[,A]S[,0]的进程为虚假进程,花在这一进程上的时间,因为其进程的无效而变成无效时间,是低效率下主权运作的时间损失(或为过高的时间成本),这样的国家要最终实现经济体制转变,非要经过T[,A]T[,0]时间才行(如图三)。

(2)、如果OM’在OM下方(如图四),虽然它实现了经济体制转换,但,当它成功时,它所花的时间为Ot’,长出理想状态(Ot[,0])t[,0]t’,这t[,0]t’一段时间是转型过程中的时间损失,显然,这是渐进式改革方式最容易出现的问题。

图三、四还显示:OM'越接近OM, 经济体制转换过程所付出的时间或进程损失越小,反之越大。说明经经济转换方式虽然有本质差别,但对经济体制转换而言,并非天生有孰优孰劣之别。激进式改革方式不见得就一定坏,渐进式改革方式不见得就一定好,如果他们都符合本国改革的实际需要(使OM'=OM)就好,反之不好。 而是否能使改革接近理想状态(使OM'=OM)、争取好的绩效, 实质取决于其背后运作的经济主权效率。中、俄两国目前改革方式的结果同样表明这一点。俄国的激进式改革,因为脱离本国国情,结果失灵、失控,反映出俄政府运作经济活动的失策、低效;相反,中国渐进式改革比较切合中国实际,结果较好,反映出中国政府运作经济活动的高明、有效。

结合改革实践,我们感觉到,要使经济转型达到理想状态是非常困难的。在这样的前提下选择渐进式改革方式应该优于激进式改革方式,因为它最坏不过是损失一些时间,在空间上它更有利于接近理想状态,不至产生经济、社会的激烈动荡、不安甚至瘫痪。就同过河一样,虽然过河速度慢,但不会掉入水中溺死。相反,激进式改革方式虽然节约了时间,但,虚假的时程掩盖着经济、社会的剧烈矛盾,造成的空间(进程)损失更大。就同跨深渊一样,准备活动不充分,体质又不强,掉入深渊就不奇怪了。

四、结束语

随着经济理论的繁荣发展,人们对经济问题深入研究的溯源目标较多地集中于“制度变迁或创新”的内容上,这无疑是正确的。只是问题并不止于此,接下去的问题是:好的制度是什么,它从那里来?它又怎样推行?我们以为,要解决这些问题仅停留在经济层面是勉为其难的。事实上,换个角度看,制度是由人们建构的,这种体现人们意志的制度,实质是一组既不同又有联系的对权、责、利进行配置的稳定结构。这一结构有优、劣之分;有适应时间、范围之差别,要研究和解决好这些问题,则要跳出纯经济逻辑之外,从政治、哲学、文化、社会等方面加以观照,才能真正给制度定性、最终作出取舍选择。人类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已使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动相溶着社会其它方面的内容,必然要我们研究经济问题,不能总是囿于经济范围;解决经济问题,也不能总在经济一条道上走到天亮。于是,我们试图立足实际、多角度探索问题,才引发出我们从经济主权的角度出发,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去认识复杂的经济现象和问题。

但本文揭示经济主权的经济意义,并非要夸大政治权力的作用和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程度,以至引出退回到计划体制去的推论。而是想揭示:经济主权的存在和作用是客观的、独立的,它的运行效率是制约经济活动的关键原因,不同的权力配置:是集中还是合理分配、是独断专行还是接受有效监督,会产生不同效率的经济运行形式,收获不同的经济果实,提高经济主权的运作效率是一门很深的科学和艺术,解决好这一问题,所谓制度创新、进而所谓“过渡”,便成为相对容易之事了。

俄罗斯由于政权基础波动不定、社会主体思想剧变不息、相当大的经济主权受制于他人、政府改革脱离实际的国家,注定其改革无效、陷入深渊。相反,我国的改革由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把改革理论与我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走向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必然少犯错误、少走弯路、少受损失损害,取得初步成效。

当然,各国改革远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改革的路途还长、还很复杂。扩大一点说,先进与落后国家的差别不是永恒不变的,一时的成败尚难论定英雄,究竟谁能面对挑战、抓住机遇、“笑到最后”,还要继续看各国经济主权的作用如何发挥、效率如何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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